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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70年前作出了一个决定,用两种树木重新造林,覆盖大片土地,但正是这个决定如今困扰着整个国家。
今年2月,一些影片在日本广泛传播,画面看似烟雾在常绿森林上方翻涌,但那其实不是烟,而是花粉。这些影片对数以千万计的居民发出警告:准备好口罩和过敏药物吧。
每年春天(由于气候变化,日本春天已提前到来),你会看到各个年龄层的人在城市街头戴上口罩,原因正是花粉引起的花粉症。
花粉症也被称为过敏性鼻炎,已在日本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危机,估计约有43%的人口出现中至重度症状。相比之下,英国约为26%,美国约为12%至18%。
除了不适之外,这类过敏还会导致失眠和注意力下降,患者亦较容易出现哮喘和食物过敏等其他问题。在花粉季高峰期,因病假和消费减少带来的经济损失,估计每天高达16亿美元。
那么,日本为何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过敏问题?原因并不在于健康状况、污染或自然环境,而是源自70多年前二战后的日本领导人做出的一些决策。
二战期间,由于石油和天然气短缺,日本不得不转向国内最丰富的自然资源——森林,作为家庭和工业的主要能源。结果是天然森林遭到大规模砍伐,东京、大阪和神户等主要城市周边的山区,几乎被完全剷平,变得光秃一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许多山区变得荒芜,导致各地灾害频发,”日本九州大学林业研究者佐藤宣子说,裸露的山地会增加山泥倾泻与水浸风险,“为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动用公共财政,推动大规模植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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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这类杉树和桧木人工林仍覆盖约1000万公顷,约占日本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
然而,问题在于这两种树会产生大量轻盈的花粉,容易随风飘散至城市之中。这些来自单一树种人工林、往往同时大量释放的花粉,正是日本大部分季节性过敏的主要原因。更麻烦的是,当这些树木约在30年后成熟,花粉产量会大幅增加——而如今几乎所有林木都已进入这一阶段。
“花粉过敏已成为日本的国家级健康问题,”佐藤说,“迫切需要解决。”
2023年,日本正式将过敏列为一项全国性社会问题,并提出一项具雄心的计划:在30年内将花粉量减少一半。第一步是将种植杉树的森林面积减少20%。
然而,在10年内替换覆盖超过日本国土2%的森林,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而且,仅仅砍伐这些树木并不够——还必须种植新的森林,否则不但可能引发水土流失,也可能削弱日本在气候方面的既定目标。
走进杉树或桧木的人工林,气氛往往带着一种诡异的寂静——所有树木几乎等高排列,鸟类和昆虫稀少,地面铺满了干枯的针叶,踩上去柔软却毫无生气,林间光线昏暗、声音寥寥。
这与日本的天然森林形成鲜明对比。天然森林物种多样、生命活跃,红松、落叶松和枫树等不同的树种共存,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栖息空间。日本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但栖地流失与外来物种入侵,亦令许多特有生物面临日益严峻的生存威胁。
既然单一树种人工林带来诸多问题,日本试图加以取代,其实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原因很简单:日本的森林实在太多了。作为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全日本有68%的土地为森林,其中约三分之一为杉树和桧木人工林。相比之下,美国的森林覆盖率为34%,英国则仅为13%。
在日本,森林往往就在城市周边,甚至和都市紧密相连。日语中亦有专门词汇“里山”(satoyama),用来描述城市与森林之间的过渡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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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政府于2023年将过敏问题列为全国性议题之前,部分地方和非营利组织已开始尝试将这些人工林转型为更具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而且部分成果已逐渐显现。例如,冈山县西仓町就围绕着减少其84%的森林(这些森林全部由桧木和杉木组成)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经济体系,将木材转化为鳗鱼养殖场的燃料,以及筷子和木材。
2020年,日本中部的港口城市神户亦展开一项为期15年的计划,目标是将逾180公顷的人工林逐步复原为天然阔叶林。
该计划每年进行选择性砍伐,移除杉树、桧木以及竹子等外来物种,同时保留阔叶树木。随着更多阳光照射到地面,森林得以自然恢复,新的幼苗也会由人工种植,或由鸟类与其他动物带来。
目前计划已进行过半,地方政府表示,生物多样性恢复的速度令他们感到惊喜。
神户市环境局长冈田和笃司(Atsushi Okada,音)表示:“我们的野生动物监测显示,动物与昆虫正在回流,包括獾、水龟、多种青蛙以及一些珍稀昆虫,这令人鼓舞。”
除了改善花粉问题外,该计划亦有助神户实现到2030年将30%土地划为保护区的承诺。林业人员栃本大介(音)指出,更具多样性的森林亦能增强城市抵御山泥倾泻及其他因气候变化而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的能力。
至于被砍伐的树木,则会用于供暖、家具制造以及“备长炭”——一种无烟烧烤燃料,亦可应用于工业用途。冈田表示,长远而言,期望该计划能达致财务自给,而不再依赖公共资金支持。
类似的转型项目其实已在日本各地陆续展开。例如大阪穂谷地区的一项计划,正着手恢复湿地与草原生态;而规模最大的项目,则计划将群马县约1万公顷的人工林转变为草原与混合落叶林。
东京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服务教授森章(Akira Mori)指出,小规模的转型计划在全国各地亦相当普遍,相关行动已达数十项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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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政府提出削减20%人工林的目标后,日本已将约98万公顷的杉树人工林列为重点砍伐与再植区域。不过,这些土地并非全部改种阔叶林,其中部分仍为新的人工林,多以低花粉甚至无花粉的杉树品种为主。
至于这些区域目前实际完成了多少砍伐与重植,农林水产省并未作出回应。
即便如此,这些努力是否足以显著减少花粉,仍然令人质疑。
而且即使目标达成,仍有多达八成的人工林将继续存在,因此日本亦同步采取其他方法应对花粉症问题。
例如,透过花粉数据与预报系统,掌握花粉可能扩散的区域,让当局能针对“最严重”的林区进行选择性砍伐。此外,研究人员亦在探索透过喷洒特定溶液抑制树木释放花粉。在2023年,一家预报公司更在全国部署了数千个花粉侦测机器人,其“眼睛”会随花粉浓度改变颜色。
另一方面,医疗手段亦是重要对策之一,研究人员正开发新疗法,以减轻花粉带来的症状。例如,日本一项临床研究显示,一种长效舌下免疫治疗药物,即使在疗程结束两年后,仍可持续缓解症状。亦有科学家尝试利用基因改造水稻,来降低过敏反应。
当杉树与桧木在1950及1960年代被大规模种植时,原本并非打算让它们长期存在。当时普遍认为,这些人工林会随时间逐步被砍伐并重新栽种,如同战前的做法一样。然而,随着日本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经济迅速发展,东京与神户等大城市快速扩张,结果从马来西亚、印尼等地进口木材反而更为廉价,国内木材需求因而下降。
到了2011年,日本开始调整政策,提出减少对海外木材依赖的目标,国内木材使用比例亦由2010年的26%,提升至2020年接近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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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日本要重新利用自身森林资源,就必须避免重蹈东南亚因廉价木材而大量清伐热带森林的覆辙。非营利组织日本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 Japan)森林项目统筹三柴淳一(Junichi Mishiba)指出,鼓励砍伐的政策可能反而助长不良的环境做法。“受采伐政策推动,全面皆伐的面积正持续增加,”他说。
为了推动人工林转型,日本政府于2024年开始向全体居民征收每年1000日圆的新税,用以支持可持续林业发展,包括减少人工林面积,以及在都市周边以低花粉的新杉树苗取代老旧林木。
不过,目前仍缺乏相关成效数据。东京大学教授森章认为,这些资源投入仍然不足,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规划与监测森林转型的能力与专业。2023年一份报告亦指出,近年日本新砍伐的林地中,只有约三至四成完成重新造林。
神户大学经济学副教授明坂弥香亦认同,良好的森林管理至关重要。例如,如果砍伐后的林地未妥善管理,不仅会增加山泥倾泻风险,也会降低土地的蓄水能力。
然而,三柴淳一担心,如果政策只集中在解决花粉过敏,而忽略更广泛的生态指标,日本可能再次倾向追求短期解方。他指出,相关规划应放眼50年,甚至100年以后,综合考虑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以及未来居民与森林共存的方式。
日本农林水产省则未就上述忧虑作出回应。
推动改革的急迫性,也正因另一个未预期的因素而不断增加——气候变化。随着全球气温与天气型态改变,花粉的扩散亦受到影响,而日本在2025年更出现有纪录以来最早的花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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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气象协会发言人佐藤舞(音)表示:“花粉的扩散极大程度取决于气温与风力等气象条件。”该机构定期向公众发布花粉预测。
另一方面,日本广阔的森林本身也储存了大量碳,而杉树人工林每年吸收的碳量几乎占全国森林的一半。日本高度依赖这些碳汇来达成净零排放目标,并透过碳权制度加以支持。
然而,自2004年以来,日本森林每年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呈下降趋势,官方将原因归于森林老化。研究指出,随着树木年龄增长,其吸碳能力会减弱,因此透过疏伐老林并种植更年轻、更多样的树种,将成为维持森林碳汇功能的关键。
对于重新种植杉树与桧木是否会影响气候目标,日本农林水产省未作出回应。
在1960年代之前,日本甚至没有“花粉症”这个词。由日本杉树引发的花粉过敏,在1963年才首次被确认,当时被视为一种新出现的现象。如今,人们寄望随着更自然、多样化森林的回归,日本终有一天能重新享受春天,而不再被花粉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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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话声有些沙哑。但迈赫拉布・阿卜杜拉扎德(Mehrab Abdollahzadeh)的声音清晰,而且虽然在当前的情况下,仍出乎意料地平稳。
他身在伊朗西部的一处死囚牢房,说话很快,仿佛时间所剩无几。他传达的讯息充满了绝望。
“你现在是从乌尔米耶中央监狱听到我的声音,而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听到。”他在库德斯坦人权网络(Kurdistan Human Rights Network)取得的一段语音中这样说。
“从我被捕第一天起,他们就透过酷刑和威胁强迫我作出供词,而那些供词完全是虚假的。对我的所有指控都不是真的。他们知道,上帝也知道。我是无辜的。”
迈赫拉布2022年被捕,当时伊朗全国爆发抗议活动,此前一名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未正确佩戴头巾而被拘留,并在警方羁押期间死亡。他被指控参与杀害伊朗巴斯基(Basij)民兵的一名成员。
在经历跨越42个月的恐惧和不眠之夜后,他于本月较早前被处决——近期伊朗政治及安全罪名处决人数激增,这是其中一个。
自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攻击伊朗以来,联合国已确认至少32名政治犯被处决。
这与去年相比大幅增加,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指出,2025年全年共有45宗出于政治动机的处决。ntinue reading
今年被处决的一些人被指控为以色列或美国中情局从事间谍活动,另一些则被指与流亡反对派组织有关。其中14人是在今年1月抗议浪潮中被捕,该运动最终被武力镇压,造成数千人死亡。
国际特赦组织的纳西姆・帕帕亚尼(Nassim Papayianni)表示:“在伊朗,当局以绞刑方式执行死刑,通常在黎明时分进行。人们几乎每天醒来都会看到新的处决消息。”
“他们将死刑武器化,作为政治压迫的工具,用来在民众中制造恐惧,本质上是要压制并扼杀任何可能存在的异见声音。”
部分处决会公开宣布,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告诉BBC,他们担心还有其他处决是秘密进行的。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数据,伊朗去年共处决了2159人,为1989年以来的最高。该组织表示,其中绝大多数与毒品犯罪或谋杀有关。
联合国担心,今年的数字可能更高。
库尔德人权网络(Kurdistan Human Rights Network)的卡维・克尔曼沙希(Kaveh Kermanshahi)表示,当局加大使用死刑,是为了在今年1月抗议运动及战争损害其形象后重建权威。
他说:“当面临多重内外危机时,当局试图透过加强镇压与增加处决,展示力量并传达讯息:‘我仍然在这里,仍然掌控局势。’”
上个月下旬,国营电视台播放了一则21岁空手道冠军萨桑・阿扎德瓦尔(Sasan Azadvar)被处决的报导。他来自中部城市伊斯法罕,被裁定犯有“moharabeh”(“与神作战”)以及“有效协助敌人”,因为他在1月抗议中袭击警察。
画面中,他承认曾用棍子打破警车玻璃,并寻找汽油试图纵火。
但他并未被控犯下致命罪行,而根据国际法,这才是适用死刑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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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当局未回应BBC关于其增加使用死刑(包括对阿扎德瓦尔的案件)以及酷刑指控的置评请求。
然而在4月30日,伊朗司法总监戈拉姆侯赛因·莫赫塞尼—埃杰伊(Gholamhossein Mohseni-Ejei)驳斥了国际社会对与1月骚乱相关死刑判决的批评,表示法院不会受到影响。
每一位被判死刑者都有各自的故事。然而,人权活动人士指出一些令人不安的模式:死刑对国内少数族群的使用比例过高。
29岁的航天工程硕士生埃尔凡・沙库尔扎德(Erfan Shakourzadeh)于5月11日被绞刑处决。伊朗司法部门表示,他因向以色列和美国情报机构传递机密资讯而被定罪。
但设于挪威的人权组织“亨加”(Hengaw)公布了一段据称是他临终前写下的文字。
“我因捏造的间谍罪名被捕,在经历八个半月的酷刑与单独监禁后,被迫作出虚假供词。不要让另一条无辜的生命在沉默中被夺走。”
“亨加”表示,他们对审判、判决与处决进行的速度之快,以及司法程序“完全缺乏透明度”深感忧虑。
“伊斯兰共和国持续透过任意指控异见者和批评者为‘以色列间谍’来对民众进行系统性镇压,却未提供可信证据或保障公平审判标准,”该组织的艾瓦尔・谢赫(Aywar Shekhi)向BBC表示,“许多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
在被处决前的监狱语音中,迈赫拉布・阿卜杜拉扎德描述了死囚生活的折磨。
“被判死刑的人每天每夜都在想,任何时刻都可能被叫走,带去执行死刑。只有在凌晨1点之后,或许才能稍微平静下来,暂时放下纷乱的思绪,睡上两三个小时。”他说。
根据库尔德人权网络的说法,这名29岁的库尔德族店主在没有事先通知其家人或律师的情况下被处决,其遗体也没有归还给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