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恐怖电影一样”：曾现踪台湾的“食脑”微生物或会蔓延全球

 

图像来源，Bruno da Rocha-Azevedo, Herbert B. Tanowitz and Francine Marciano-Cabral /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nfectious Diseases

图像加注文字，俗称“食脑变形虫”的福氏耐格里原虫（Naegleria fowleri）会袭击大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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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原本应该是一趟充满欢乐的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合家欢假期，但短短几天后，史蒂夫·斯梅尔斯基（Steve Smelski）守在儿子病床旁，在深切治疗部哀悼独子的离世。

当时11岁的乔丹（Jordan）死于由福氏耐格里原虫（Naegleria fowleri；福氏内格里阿米巴原虫）引起的脑部感染。这种原虫更常被称为“食脑变形虫”。

这种变形虫通常存在于温暖的湖泊、温泉及废弃泳池中。当人们跳入水中时，它会经由鼻孔进入人体，并迅速开始攻击脑组织。

67岁的史蒂夫向BBC国际部（BBC World Service）表示：“乔丹只游了一天泳，就那么一次，而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去年，印度确认逾200宗福氏耐格里原虫感染病例，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爆发，而近月来当地仍持续出现新病例。此前，全球累计确认的病例还不到500宗。

这次疫情再度引发研究人员关注。他们指出，这种生物正开始在过去鲜少发现其踪迹的地方被检测出来。

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分子寄生虫学家阿纳斯塔西奥斯·察乌西斯博士（Dr Anastasios Tsaousis）表示：“我认为未来病例将会增加。我们将在全球各地看到它。”

视频加注文字，父亲史蒂夫：“乔丹就游了天泳，就一次，人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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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夺走你的思想”

图像来源，Steve Smelski

图像加注文字，2014年，乔丹·斯梅尔斯基（Jordan Smelski）在渡假游玩时感染“食脑变形虫”，最终不治。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Florida）的史蒂夫回忆说，在哥斯达黎加一家酒店附近的天然温泉里，他和儿子花了几个小时玩水上滑梯。之后，乔丹开始出现头痛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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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美后，疼痛愈发严重，乔丹开始呕吐。他的父母决定送他到当地医院求诊，但他随后开始出现幻觉，并告诉父母自己看见昆虫在天花板上爬行。

史蒂夫回忆道：“他看着我们，但已经不知道我们是谁。我甚至不认为他知道自己是谁。”

当医生急忙查找病因时，乔丹突然抽搐，被送入深切治疗部，其后不幸离世。

史蒂夫说：“从游泳那天算起，七天半后他就走了。他之前完全没有任何健康问题，非常健康。”

乔丹死于“原发性阿米巴脑膜脑炎”（Primary Amoebic Meningoencephalitis, PAM），这是一种由福氏耐格里原虫引发的脑部感染。

与许多PAM患者一样，乔丹最初被认为患上脑膜炎，因为两种疾病在早期阶段的症状十分相似。

等到医生弄清楚病因时，为时已晚。感染已引发严重脑水肿，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史蒂夫说：“它会夺走你的思想，夺走你的思考能力，也夺走你之所以成为你的那些东西。”

图像来源，Steve Smeski

图像加注文字，史蒂夫（左）与乔丹（右）最后几张合照之一，摄于哥斯达黎加那座水上滑梯。乔丹正是在那里感染了致命的病原体。

“食脑变形虫”为何开始出现在新的地方？

根据2025年发表于《感染与公共卫生期刊》（Journal of Infection and Public Health）的一篇综述，1962年至2023年间，全球共通报488宗病例，其中大部分发生在美国南部各州、巴基斯坦及澳洲。约97%的患者死亡。

然而在过去20年间，越来越多病例是在北半球国家被发现，包括意大利及比利时。

过去15年来，美国较寒冷的北部州份，包括明尼苏达州（Minnesota），也出现新感染个案。去年，斯洛伐克则记录了首宗确诊的福氏耐格里原虫感染病例。

此外，病例亦开始与传统上较少联想到这种变形虫的场所相关。

在台湾，一名男子于2023年在室内冲浪设施接触福氏耐格里原虫后死亡。同年在美国，一名幼童因接触受污染的戏水设施而感染致死。

随着气候变化令湖泊和池塘水温持续升高，这种变形虫正开始扩展至过去因过于寒冷而不利其生存的地区。

察乌西斯博士说：“当水温变高时，它会变得更加活跃。与此同时，人们进行休闲水上活动时受到感染的机率也会增加。”

他表示，目前毋须恐慌，但民众应对不断增加的风险保持警觉。

此外，他认为科学家如今已更擅长检测这种变形虫，这或许也是病例纪录增加的原因之一。

察乌西斯表示：“我的假设是，病例数字过去可能一直很高，只是现在我们懂得如何检测，因此才意识到这些数字正在增加。”

为何儿童风险更高？

专家指出，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感染福氏耐格里原虫。

澳洲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水科学专家伊恩·赖特教授（Prof Ian Wright）表示：“感染这种疾病的人，最常见的年龄是12岁，因为孩子们喜欢在温暖的水中嬉戏。这实在太残酷了。”

一些科学家亦认为，儿童鼻腔与大脑之间的屏障可能较容易被这种变形虫穿越，因此感染风险更高。

赖特说：“这就像一场噩梦、一部恐怖电影，或者一部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小说。”

“感染的机率非常低，但如果真的感染了，你可能会死亡。”

若能及早发现，医生会尝试使用多种药物联合治疗，并采取措施减少脑部肿胀。然而，成功存活的情况仍极为罕见。

不过，印度南部、热门旅游地喀拉拉邦（Kerala）最近一次疫情，却挑战了人们对这种疾病致命性的既有认知。

根据发表于《通讯医学》期刊（Communications Medicine）的最新研究，在超过200名已知治疗结果的患者中，逾半数最终存活——远高于历史上约3%的存活率。

研究结果显示，由食脑变形虫引起的感染或许不像过去想像的那样无法治疗。

研究团队指出，更早诊断、医护人员认知提高，以及更一致的治疗流程，可能都是治疗成效改善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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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自己

除了戏水之外，福氏耐格里原虫亦可透过鼻腔冲洗装置进入人体。这类长嘴瓶通常用于缓解感冒、鼻窦感染或过敏症状。

去年，美国德克萨斯州（Texas）一名原本健康的71岁女子，在使用房车（露营车）中的自来水填充此类装置后，于两周内死亡。

宗教仪式中的鼻腔清洗也可能带来风险，例如伊斯兰教，以及源自印度的整体医学体系阿育吠陀（Ayurveda）中的相关做法。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鼻腔冲洗装置可能成为福氏耐格里原虫进入大脑的便捷途径。

不过，民众可透过一些简单措施，进一步降低本来已十分微小的感染风险。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建议，进行鼻腔冲洗时应使用无菌水、蒸馏水，或曾煮沸后冷却的水，因为受污染的自来水曾与罕见感染个案有关。

在温暖淡水中游泳时，该机构建议尽量避免水被强行冲入鼻腔。方法包括潜水或跳入水中时捏住鼻子，或使用鼻夹。

赖特说：“如果有疑虑，那就不要把头浸到水里。”

中国机器人技术热潮下，被抛弃的蓝领工人

 

在中国制造业中心昆山，许多人正在寻找零工。随着中国向自动化转型，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越来越难找到稳定的工作机会。 Vivian Wang/The New York Times

这座公园位于中国最富裕县的中心地带。精心打理的池塘周围环绕着垂柳。身着运动装的慢跑者绕着崭新闪亮的游乐场奔跑，游乐场上挤满了孩子。

但在公园较为安静的角落，胡新兵（音）正在休息，他试图从本地繁荣中分得一份好处，却一无所获，这样的日子又过去了一天。31岁的胡新兵那天早上没能找到工作，他躺在灌木丛后，把风衣当作枕头，等待着第二天再次尝试。

在他周围还有十几个失业的男人在这个公园里各自占据一角，在长椅上或帐篷里打盹，这里是昆山，距离上海约50公里。

不久前，他们还很难有这种空闲时间。昆山曾是2010年代初期全球三分之一笔记本电脑的产地，是中国庞大电子制造业的中心。几十年来，包括胡新兵在内，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者涌入这里，为苹果和戴尔组装设备，谋求稳定的工作。20多年来，昆山一直位列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县。

但现在，中国正从低端制造业向先进技术转型，胡先生成了数千万可能被时代抛下的劳动者之一。昆山政府为专注于人工智能或飞行汽车等技术的公司提供了慷慨的支持。与此同时，由于贸易摩擦而面临不确定需求的传统电子产品制造商纷纷采用自动化生产，削减了人类劳动者的岗位和工资。

“全都是机器人在拧螺丝。他们不再需要人来做了，”来自较贫穷的内陆省份河南的胡新兵说。

他说，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与和硕和英业达等制造商签订了较长期的合同，这两家公司都是苹果的主要供应商。在旺季，他每个月能赚到6000元人民币。但他表示，他以前的雇主在引入机器人后削减了工作岗位。他说，在5月份，他只做日结工，主要是保安工作，每天的报酬在60到120元人民币之间。

“照这样下去，感觉将来就没有工作给我们了，”他还说。

31岁的胡新兵在上海的一场宝可梦嘉年华上担任保安。由于失去了稳定的工厂工作，胡新兵现在只能依靠每天打零工谋生。 Vivian Wang/The New York Times

胡新兵与和他一样的劳动者们的困境凸显了中国在努力转型为高科技强国时所面临的挑战。中国在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技术领域领先世界，并在人工智能领域与美国争夺主导权。但这些行业创造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大多面向熟练工人。这些岗位无法弥补低技能工人的失业，而低技能工人仍然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许多人因此被迫转向日常零工，要么在他们以前曾签订过合同的同一批工厂里，要么从事其他工作，比如做保安。

研究昆山务工人员情况的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称，仅在中国制造业领域，零工劳动者已达约4000万人。在一些大型工厂，零工甚至占到了劳动力的80%。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学习新技能或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

“未来，随着智能制造的深化和产业升级的推进，‘零工’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张丹丹在中国媒体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她指出，一些工人，尤其是年轻工人，实际上更喜欢打零工，因为他们认为在薪酬仍然很低的情况下，合同工的限制性太强。）

她呼吁对劳动者进行再培训，并加强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这也是政策制定者不可忽视的问题，”她写道。

最近，中国一些法院裁定，雇主不能仅因员工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就解雇他们。但这些裁决的焦点是白领工人，而不是像胡新兵这样的蓝领工人。

困境中的工人的聚集地

昆山的这个公园名叫震川好人公园，如今已成为全国闻名的陷入困境者或身心俱疲者的聚集地。它靠近几家大工厂和一个劳动力市场，每天早上4点开始，招聘人员就会聚集在那里，直到招满当天的名额。这个公园吸引了提供廉价理发服务和出售不到七元盒饭的摊贩，而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家庭也纷纷涌来，享受这里一尘不染的设施。

到了晚上，工人们睡在附近的宿舍里，一晚大约只需花费20元。有些人则直接露宿在公园里。

近年来，在深圳和其他制造业中心的劳动力市场周围也涌现出类似的劳工聚集区，像胡新兵这样寻找日结零工的人经常来到这些地方。

去年在北京寻找零工的工人。据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介绍，仅在中国制造业领域，零工就约有4000万人。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出身农民家庭的胡新兵在初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在昆山周围的工厂里组装电路板和智能手机。

这些工作既枯燥又伤害身体——由于腿部发炎，他曾整整一年无法工作，医生说这可能与工厂的化学物质有关——但这些工作很稳定。他说，他当时每年都能攒下几万元。

但新冠疫情之后，工作机会变得越来越少。随着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许多制造商都缩减了规模或将业务转移到海外，昆山的制造商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中国正致力于成为技术超级大国。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要在机器人领域进行投资。

2024年，胡新兵回到了前一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生产游戏笔记本电脑的工厂。他说，以前车间里全是忙着手工拧螺丝的人。

“再去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哇，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他说。“全是机器人。”

他说，工厂仍然需要人工把电池和电线装到托盘里，然后由机械臂把它们放到位。经理们将这些工作称为机器人的“辅助岗位”。胡新兵估计，每个车间里的人数只有以前的一半。

这份工作同样令人筋疲力尽，甚至可能更甚，特别是如果他动作太慢，警报就会响起。他怀念与其他工人交流的时光。

“现在全都是冷冰冰的机器，你还得拼命干活，”他说。

2023年，一名技术人员在昆山的一家工厂检查自动化设备。胡新兵说，他曾经在那些工厂找过工作，当时工厂里全是人。如今，“全是机器人在拧螺丝了。” CFOTO/Sipa USA, via Reuters

对于中国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实力，胡新兵也非常钦佩。他路过由机器人担任咖啡师的售货亭，也喜欢在抖音上观看跳舞的人形机器人。他回忆说，在疫情期间被隔离时，无人机为他配送了食物。

但他的钦佩总是夹杂着焦虑。他担心自己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学习能保护他不被取代的新技能。

“如果没受过教育，学习这些可不容易，”他说。

没能找到工作后的第二天早晨，胡新兵像往常一样早早醒来。这一次，他成功应聘到上海一场宝可梦嘉年华的保安工作。早上6点左右，他和其他几十名工人一起登上巴士，前往活动现场。在那里，他架设隔离栏，防止过度热情的孩子们冲进皮卡丘游行队伍。他那天赚了大约120元。

晚上8点，他登上返回昆山的公共汽车。如果天气好，他可能还会待在公园里。

第二天早上，他会起床，一切从头再来。

中国开启可回收火箭时代，加速追赶SpaceX

 

周五，一枚长征十号乙火箭从中国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升空。 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中国的航天计划在周五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距离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与埃隆·马斯克的SpaceX争夺卫星产业主导权——又近了一步。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家政府实体）发射了一枚“长征十号乙”火箭（下称“长十乙”），并在几分钟后回收了被称为一子级的底部。这是未来在任务中重复使用火箭部件的一个关键步骤，可能意味着中国卫星公司将迎来期待已久的突破。

SpaceX凭借其部分可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火箭彻底改变了该行业，该火箭一子级在发射后会垂直返回发射台。“猎鹰9号”能够在短时间内接连将卫星送入轨道，这为SpaceX赢得了巨大的优势。中国可复用火箭一天不成，就一天无法追上日渐拉开距离的SpaceX。SpaceX在轨道上拥有超过10000颗卫星，是卫星互联网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中国公司此前一直使用一次性火箭发射卫星，每次发射后都任由其部件跌落回地球或成为太空垃圾。两个希望与SpaceX抗衡的中国卫星星座总共仅发射了400多颗卫星。

这种情况可能即将发生改变。

周五中午刚过，“长十乙”火箭从位于中国南部沿海岛屿海南的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在与火箭上部分离六分钟后，火箭底部垂直返回到海上的一个平台上。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它缓缓降落在一个安装了网具以捕捉火箭部件的平台上。事实证明，这些网具是中国回收火箭助推器的一种高明解决方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表示，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中国于去年建造了这一海上平台，并在2月对其进行了测试。之前的火箭的一子级最终坠入了大海，而周五的任务正是建立在那次测试结果的基础之上。

“长十乙”火箭由隶属于前述政府实体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它是“长征十号”系列火箭的一部分，该系列中的部分火箭设计用于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执行的首次载人登月任务。

火箭高约63米，旨在向近地轨道运送最重可达16吨的航天器（如卫星）。政府表示，在周五的测试中，火箭的上级成功发射了未具体说明数量的卫星。

该公司表示，下一次飞行测试将在今年年底前进行，但未回应相关提问。

该火箭一子级的发动机使用液氧和煤油，上级发动机则使用液氧和甲烷。

此前的两次试图打造中国版“猎鹰9号”的尝试宣告失败。去年12月，私营公司蓝箭航天在中国率先测试部分可重复使用火箭。名为“朱雀三号”的火箭成功发射，但一子级在降落回发射台时失去了控制。

长征系列中的另一枚火箭——长征十二号，也在12月的回收测试中失败。该火箭的上级抵达了预定轨道，但其底部无法回收。

尽管周五的测试代表了一项突破，但中国政府必须进行多次测试发射，以发现并解决火箭存在的任何问题。只有这样，它才有望与SpaceX展开竞争，而后者在过去七年里已经把全球每一个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中俄等国试图激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争论

 

OpenAI发布了这幅漫画，作为中国相关人员利用ChatGPT生成内容的案例。该公司认为这些人与地方政府有关。目前尚不清楚标题中哪个词被模糊处理了。

中国的一家国有报纸最近发表了一张位于弗吉尼亚州盖恩斯维尔的数据中心卫星图像，并用英文写道，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美国人的身体和财务健康构成了威胁。

一幅伪装成马里兰州新闻媒体发布的漫画今年在X上流传开来。科技公司OpenAI表示，这幅漫画是有人在中国使用该公司旗下的的ChatGPT创作的。漫画将电费飙升归咎于数据中心，画面中一位大亨叼着雪茄，拎着几袋现金。

某知名俄罗斯秘密影响行动在X上分享了一段视频，对美国公司Firebird正在亚美尼亚建造的数据中心的可行性提出质疑，这个高加索小国一直是克里姆林宫施压的焦点。“该国电网的不稳定性可能会让它变得毫无用处，”视频的旁白说道。

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美国和其他地方人工智能所需数据中心的扩张存在深刻的矛盾心理（有时甚至接近敌意）。上述种种正是外国敌对势力企图利用这种心理的例子。

威胁情报公司Alethea的一份新分析报告显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程度稍逊）都试图利用官方媒体机构将美国围绕数据中心的争议转变成一个“国内撕裂点”，该公司在今年发现了数十篇相关文章和社交媒体帖子。

这些行动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究竟如何尚待观察，但它们已经在华盛顿敲响了警钟，随着今年中期选举临近，人工智能已被视为首要议题。

这些外国行动似乎旨在挑起有关数据中心的辩论，而这场辩论已经让不同政治光谱的政治人物联合在了一起——从进步派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到特朗普总统的前顾问斯蒂芬·K·班农。

“外国行为体并不是在凭空制造美国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辩论，他们是在利用这些辩论，”在拜登政府时期追踪外国影响活动的前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官员杰西卡·勃兰特表示。

她补充道，其目的是“加深我们的分歧，以此削弱我们的吸引力并从内部弱化我们”。

共和党人和商业游说团体尤其强调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声称中国共产党想要削弱美国在这一中国自身也希望主导的领域中的领跑地位。他们辩称，中国的宣传是为了拖慢美国发展的步伐。

“我们决不能允许外国敌对势力利用这些恐惧来削弱我们的技术发展，”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在致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的信中写道，其中的“恐惧”指的是公众的真实担忧。

特朗普上任后解散了政府内许多负责追踪外国影响行动的团队，但现在也已开始意识到反对人工智能情绪高涨所带来的政治威胁。

盖洛普在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发现，71%的美国人对在自家附近兴建数据中心持不同程度的反对意见，这一比例比反对在附近建造核电站的人高出近20个百分点。许多人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和气候的影响持有广泛的担忧，生活在数据中心附近的人则抱怨它们既有碍观瞻又发出令人烦躁的噪音。一些县市已经发出临时或永久性停建令。

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最近在福克斯商业频道接受采访时表示，外部的舆论引导行动已成功煽动了对数据中心的反对情绪。“我认为其中一些宣传正在产生效果，”他说。

这些外国政治行动遵循了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年前的熟悉套路。它们经常试图利用官方新闻机构和社交媒体，围绕枪支、种族和疫苗等热门焦点问题来煽动国内不和，甚至还会利用诸自然灾害，如去年洛杉矶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山火。

根据Alethea的分析，今年1月至6月，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官方媒体大约700次提及数据中心。这相当于平均每天近四次，尽管这在所有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已发表内容中依然只占一小部分。

这些平台推出了针对美国受众的文章和帖子，并重点突出了美国名人对数据中心的批评，例如保守派评论员塔克·卡尔森。在伊朗，官方媒体还强调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与以色列之间的联系，并批评开发该技术的竞争是轻率盲目的。

Alethea指出，此前被政府官员和研究人员识破的俄罗斯秘密信息行动最近已开始将数据中心作为社交媒体上的一个分裂性议题来重点关注，但到目前为止，他们的中国同行还没有以同样的方式这样做。

不过，OpenAI在上个月透露，少数在中国境内工作的人员曾利用该公司的ChatGPT平台在X上发起秘密的社交媒体运动，其中包括前述漫画。

这些人员发布的其他帖子宣称数据中心正在推高电费，并批评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是用于赢得技术竞争的粗暴工具。

但OpenAI，发现这些行动“几乎没有引起真实的互动”，相关账号最终已被X平台移除。OpenAI未回应关于中国或其他外国此类行动的置评请求。

（《纽约时报》已对OpenAI及其合作伙伴微软提起诉讼，指控它们在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新闻内容上存在版权侵权行为。它们均否认了这些指控。）

游说者也加入进来，暗示美国国内的反对声浪是在国外的支持下煽动起来的。

能源行业团体“推动未来”(Power the Future)最近辩称，国内对数据中心的反对是由某些环保组织精心制造出来的，而这些组织的部分资金源于国外捐赠者，例如瑞士慈善家兼环保人士汉斯约格·维斯(Hansjörg Wyss)，他的基金会因支持环保议题而广为人知。

维斯基金会在声明中表示，它并未提供资金去反对数据中心。“这些报告是虚假的、具有误导性的，是特定利益集团试图操纵公众去接受数据中心的一种企图，”声明说。

华盛顿加密货币倡导组织比特币政策研究所(Bitcoin Policy Institute)也发布了另外两份报告，详细阐述了其研究人员所称的由中国发起的“广泛且耗时数年的影响行动”，旨在左右人工智能竞争。

作为证据，报告引用了桑德斯在4月邀请两名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学者参加国会山会议一事。他们还批评了常驻上海的美国科技企业家罗一(Neville Roy Singham)向自由派组织的政治捐款，罗一长期以来因支持中国的宣传活动而遭受批评。

“对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是自发产生的，”报告的作者萨姆·莱曼说。“我们所呼吁的仅仅是透明度，因为我们已经能够证实，有一种非自发的因素正与这场特定的反对运动平行并存。”

桑德斯和罗一未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政府通过其驻华盛顿大使馆对关于其试图在美国煽动抗议的指控提出了异议——中方此前曾指责美国在中国境内从事此类活动。

发言人刘畅在回应提问时表示：“这些指控完全毫无根据，构成了抹黑和诽谤，”并指出美中两国需要“共同努力促进AI的发展并改善其治理，以确保其能更好地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网络上的反人工智能内容并非全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其他行为体似乎仅仅是利用这一议题来赚取流量。

Alethea追踪到了Facebook上的一个虚假账号网络，该网络一直在发布似乎旨在凸显美国人反对数据中心的图像。其中包括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例如一片农田被雕刻成一个巨大的不雅手势，每张图片都针对美国不同州的用户的口味进行了定制。“这就是俄克拉何马州对数据中心的看法，”其中一张写道。

 

 

Alethea发现，该网络留下的数字痕迹在地域上指向了孟加拉国。它包括Facebook和Instagram上数十个带有“德克萨斯生活”或“我爱明尼苏达”等名称的群组或账号。在源源不断的人工智能垃圾内容中夹杂着反对数据中心的帖子。

Alethea的首席分析师麦肯齐·萨德吉将这些帖子称为“乡村愤怒诱饵”。

“对于那些追求互动最大化的运营者来说，数据中心可能是最理想的话题，”她说。“它在全美所有50个州都具有地方敏感性、具有新鲜度，而且它能够与现有的反华、反税收以及对‘出卖美国’的怨恨无缝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