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木兹海峡动荡，如何在巴拿马运河引发中美角力？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巴拿马运河约占全球海运贸易量5%，但美国近40%的集装箱运输都经过这里。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干扰全球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航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数千公里以外另一个战略咽喉也成为新的角力焦点，那就是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巴拿马运河。

最新一轮交锋上周在联合国上演。美国警告，中国在巴拿马运河周边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可能威胁全球贸易和安全。

北京驳斥这项说法，指责华盛顿以此为藉口，企图扩大对运河的控制。

夹在两国之间的巴拿马则重申对运河拥有主权，并强调运河将永久保持中立。

巴拿马运河是甚么？它如何运作？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巴拿马运河利用一套船闸系统，把船只提升至高于海平面的加通湖，再在另一边海岸逐步降低至海平面。

巴拿马运河是一条全长80公里的人工水道，横跨巴拿马地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

船只毋须再绕道南美洲最南端的合恩角，大幅缩短航程和降低运输成本。

船只使用运河时，需要按照大小、船舶种类和货物等因素缴付通行费。埃及的苏彝士运河也采用类似的收费制度。

巴拿马运河利用一套船闸系统，把船只提升至高于海平面的加通湖，再在另一边海岸逐步降低至海平面。每艘船通过运河，都需要使用数以百万加仑计、来自加通湖和附近水库的淡水。

Skip 热读 and continue reading

热读

• 

  “我就是个普通人”：中国出入境新规上路前，那些早已受困的民众
• 

  恒大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 集团罚款近160亿元人民币
• 

  霍尔木兹海峡动荡，如何在巴拿马运河引发中美角力？
• 

  她辞掉了8万英镑年薪工作去做冰淇淋，然后造出了爆款

End of 热读

这种对淡水的依赖，令运河容易受到干旱影响。当水位下降，当局可以限制船只的最大吃水深度，迫使船舶减少载货量，也令整条航道的运输能力下降。

为何通过运河的船只增加？

全球最大国际航运协会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公会（Bimco）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总数按年增加8%，平均每天有38艘，已接近运河的最大通行能力。

Bimco又指，伊朗战争爆发后五个星期内，通过巴拿马运河的船只数量按年急增16%。

霍尔木兹海峡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贸易。随着战事令船只通过这条航道变得更加困难，亚洲买家愈来愈多转向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供应商，采购原油和成品油。

这些货物有不少经巴拿马运河往返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大海域，令运河通行时段的需求增加。

船流激增也导致等候时间延长，预约通行时段的竞争更加激烈，优先通行的溢价更创下纪录。据报有营运商为了更快通过运河，在拍卖中支付数以百万美元计的费用。

北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政治学教授奥兰多·佩雷斯（Orlando J Pérez）说：“巴拿马不像霍尔木兹那样，是一个关乎运输量的咽喉。它所承载的东西性质不同，约占全球海运贸易5%，但美国接近40%的集装箱运输都经过这里。”

“霍尔木兹是能源咽喉，巴拿马则是一个主要经济体的供应链咽喉。两者都很重要。”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直至1977年之前，美国一直控制着巴拿马运河。

巴拿马运河还面对愈来愈大的环境限制。

加通湖水位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因此对船只实施吃水限制。官员把这种情况与更广泛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降雨减少联系起来，当中包括厄尔尼诺现象。

这些限制令人再次想起2023年的严重干旱。当时船舶通行数量受限，导致大量船只长时间轮候，供应链也受到干扰。

分析人士警告，如果水位进一步下降，运河通行量可能再次受限，对全球贸易造成更大压力。

巴拿马运河有甚么历史？

美国在20世纪初兴建巴拿马运河，其后一直控制运河及周边的巴拿马运河区，直至1977年在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任内谈判达成《托里霍斯-卡特条约》，订下把运河控制权移交巴拿马的时间表。

移交工作在1999年12月31日完成。

如今，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按照保障运河中立地位及国际航运通行权的条约，营运这条水道。

美国对中国有甚么忧虑？

这场争议的重点与其说是谁拥有运河，不如说是谁对它具有影响力。

数十年来，总部设于香港的长江和记实业透过旗下的巴拿马港口公司，按照与巴拿马政府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营运位于运河太平洋和大西洋入口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

虽然长江和记和中国都没有参与巴拿马运河本身的营运，但美国官员愈来愈关注与中国有联系的企业在运河周边的存在，尤其是在港口、物流和交通基建方面。

今年较早时，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长江和记港口特许经营权所依据的法律框架违宪，令紧张局势进一步升温。

佩雷斯说：“华盛顿把与中国有联系的港口营运商，视为在这项美国曾经控制的战略资产附近建立的据点；北京的看法是，巴拿马身为一个小国正受到施压，被迫推翻一份合法合约。”

他补充说，运河的中立地位如今正受到考验。

不过，智利大学国际研究所荣誉教授豪尔赫·海涅（Jorge Heine）形容，这场争议“完全没有必要”，并指出长江和记参与巴拿马运河周边港口业务可追溯至1997年，也就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前数个月。

“他们所做的只是管理集装箱及相关港口业务，”他说。“他们并不营运运河本身。”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多次表示，中国在巴拿马的影响力已经过大，并提出美国可以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但巴拿马强烈拒绝这项主张。

特朗普政府也指责北京采取报复行动，增加对悬挂巴拿马国旗船只在中国港口的检查。

中国如何回应？

今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形容有关指控“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责华盛顿将港口问题“泛政治化、泛安全化”。

他反问：“谁长期霸占巴拿马运河、武装入侵巴拿马、肆意践踏巴拿马主权和尊严？谁在觊觎巴拿马运河、妄图将本应永久中立的国际航道变成自家水渠、蔑视地区国家主权？答案不言自明。”

北京表示，尊重巴拿马的主权和运河的中立地位。

去年8月，在联合国一场公开辩论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批评美国：“美国炮制谎言、无端攻击中国，无非是为其控制运河寻找借口。”

与此同时，巴拿马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José Raúl Mulino）强调，巴拿马对运河拥有主权，并形容运河的中立地位是应对个别和全球威胁“唯一且最佳的防御”。

甚么令争议升温？

中美两国围绕巴拿马运河的分歧，早在今次中东危机之前已经存在。外界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投资、战略基建和地区影响力，而且这些忧虑不只涉及巴拿马，也遍及拉丁美洲。

分析人士把目前的争议形容为一种地缘政治“外溢效应”，也就是一个地区的冲突，加剧另一个地区的大国竞争。

海涅说：“由于中东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巴拿马承受的压力有所增加，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也随之升温。”

佩雷斯也有相同看法。“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红海，我们都一再看到类似的剧情上演，”他说。“围绕战略水道的争端，会变成更大规模地缘政治角力的舞台。”

而负责管理这些咽喉要道的中小型国家和地区，例如巴拿马、也门和海湾国家，往往要承受“大国争端所造成的代价，却几乎没有能力置身事外”。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我们使用了人工智能协助翻译，并由BBC记者在发布前进行审核。了解更多关于我们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资讯。

中国人为何热情拥抱人工智能？

 

The New York Times

本周我的社交媒体信息流——至少在它们被缅怀多莉·帕顿的内容占据之前——满是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场面。机器人飞奔然后撞上墙壁。机器人举重过头顶。机器人踢足球，踢得非常糟糕。这一切在哪里上演？当然是在中国。

中国与人工智能的关系与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我的一些同事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人工智能渗透在北京日常生活中的程度，对我来说确实大开眼界。下文会有更多相关介绍。

但首先，我的同事王月眉(Vivian Wang)——这篇文章的记者之一——会谈谈为什么一项在西方备受争议的技术在中国如此轻易地被接受。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的人工智能末日论者在哪？

撰文：王月眉

人工智能视频生成工具Seedance 2.0今年早些时候发布时，在地球两端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在美国，电影行业的许多人对此感到恐惧。在Seedance生成的一段逼真程度令人惊讶的布拉德·皮特和汤姆·克鲁斯打斗场面在网上热传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人和编剧们表示，他们的工作要过时了。

但在中国——Seedance的母公司所在的地方——许多人的反应是兴奋。短视频公司的股票大涨。中国最著名的导演之一贾樟柯分享了他使用Seedance制作的短片，片中真实的自己与一个人工智能版本的自己讨论电影创作。

“我并不担心技术会不会‘取代’电影，”贾樟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电影从诞生之初，就一直在和新技术共处，真正重要的，还是人如何使用技术。”

这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揭示了中国与西方大部分国家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更广泛的分歧：中国人似乎对人工智能更加乐观。

毕马威咨询去年对47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是对人工智能最乐观的人群之一。在中国，69%的受访者认为该技术的好处大于风险，而持同样看法的美国人只有35%。其他民调也显示出类似的差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答案可能与这项技术在各国的应用方式有关。

 The New York Times

AI瞬息全宇宙

无人驾驶出租车在中国十多个城市穿行，服务机器人在酒店和餐馆里缓缓驶过。中国科技公司推出了医疗聊天机器人，帮助用户避免在医院排长队。他们还把人工智能助手嵌入各种热门应用中，用户可以让地图应用帮助他们决定去哪里吃饭，或让购物应用帮他们在几双鞋之间做出选择。

这种技术的普及程度若非亲眼所见很难想象。我们最近发布了一篇互动式报道，让读者仿佛亲身走在AI遍布的北京街头；从读者评论来看，许多中国以外的人都对AI的数量以及人们对它的态度感到惊讶。

AI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部署一直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科技公司明确的重点。

习近平曾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应“全面推进赋能应用”。官员们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解决中国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如医疗资源不均衡，或劳动力老龄化。

相比之下，许多领先的美国科技公司一直专注于更抽象的目标，比如开发最前沿的模型，或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中国消费者比西方消费者更能感受到AI带来的好处。

“很多事情已经可以得到AI的帮助，人们觉得这很有趣，”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白果说。“所以对它抱有相当多积极、主动的情绪。”

 The New York Times

一些谨慎信号

然而近几个月来，即便在中国，对AI的担忧也有所增加。

数名工人在声称被AI取代后将雇主告上中国法庭。法官支持了工人的诉求，表示引入AI不能成为大规模裁员的正当理由。

政府不希望出现大规模失业，因为这可能导致抗议。它也不希望AI生成挑战审查制度的内容，或为黑客所用。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警告说需要采取措施避免“失控”。

中国的AI批评者可能也比我们看到的要多。例如，中国官员已审查了有关自动驾驶事故的信息。此外，中国也不允许独立的工会存在，而在西方，工会一直是人工智能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但主流情绪依然是热情。也许是因为AI已经如此深入地融入了日常生活。但我采访的一些学者、投资者和企业家也提到了一个更抽象的原因，我认为值得深思。

简而言之，中国近几十年来现代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划时代的变革。技术是这种变革的关键，至今仍是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的证明。

中国科技作者阿芙拉·王（音）最近在一篇通讯中写到了她的祖母。当年祖母曾经为了买闹钟走了五个小时路，就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按时上学。

“而今天，她的小米手机让她沉迷于网购，送货无人机在她的公寓上空飞行，”王女士写道。“人工智能看起来不过是那只一直向前滚动的车轮的下一次转动。”

伊朗战争凸显中国能源战略奏效了嗎

 

Arne Bellstorf

当伊朗战争于2月下旬爆发时，中国看上去处境不妙。

作为全球最大进口国，中国近年来超过70%的原油消耗依赖进口，其中约一半来自中东。在美国此前已扰乱来自委内瑞拉的全球石油流通之后，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似乎给中国领导人带来了其最大的战略恐惧之一：一场无法控制的严重石油休克。

然而，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战争对中国而言却成了一次可喜的揭示。中国经受住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之一，证明多年的准备已改善了一个重大薄弱环节——以及在地缘政治对抗中美国可能对北京施压的潜在筹码。

中国在1993年之前石油自给自足，此后蓬勃发展的经济需求使其转为净进口国。随后几年石油进口飙升，促使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警告敌对势力可能寻求控制马六甲海峡——这条东南亚海上通道是中国相当一部分进口石油的必经之地。

北京以一项广泛战略应对，以降低该风险。对供应来源进行多元化，限制中东石油所占份额，并开始建立目前估计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储备，大约相当于美国和日本储备的总和。中国大力推动乘用车从化石燃料转向电力，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并将这一努力延伸至卡车。发电几乎完全依赖国内能源，如煤炭、核能、水能，以及日益增长的风能和太阳能。

这项长期战略接受了伊朗战争的实际压力测试——且到目前为止是合格的。

霍尔木兹航运中断推高了油价。但与2021年中国煤炭短缺时政府指示进口商紧急确保能源供应不同，这次中国并未按下恐慌按钮。中国的石油进口量骤降，进口商大幅削减采购。中国动用储备，同时限制运输燃料出口以将更多能源留在国内。更高的燃料价格似乎也促使许多中国驾驶者转向公共交通、出租车或网约车服务，其中很大部分使用电力。

结果，当亚洲一些政府被迫采取痛苦的紧急措施（如燃料配给、涨价和减少公共服务）时，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实质性干扰。其在全球石油市场的采购克制也缓解了价格压力，使世界免于一场更严重的石油冲击，且讽刺的是，通过减轻美国国内加油站的痛苦，也缓解了特朗普在国内政治上的负面后果。

中国承受伊朗战争石油中断的能力令许多人感到意外。但他们不应该这么觉得——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准备的事情。

中国领导人将能源视为与工业、技术和军事实力同等的国家和地缘政治力量来源。2021年，他们呼吁中国成为“能源强国”——在减少化石燃料依赖的同时，仍能为经济提供充足可靠的电力。甚至在2月战争爆发之前，共产党控制的媒体就表示，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中国“在大国竞争中赢得主动”至关重要——这明确指向了与美国在先进制造、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等高耗能产业中的竞争。

中国今年通过的最新能源规划反映了这一雄心。它要求发展更多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和水电，同时保留煤炭——长期作为中国电力系统的支柱——作为关键后备。中国还大力投资新的输电线路，将电力从资源丰富地区输送到需要的城市和工厂，投资电池和其他储能设施，以及升级电网以保持供电稳定。

美国自身拥有巨大的能源优势。它仍是全球无可匹敌的石油和天然气大国，拥有丰富的国内供应、大规模加工和出口的能力以及大型战略储备。但其电力系统正艰难应对新一波高耗能行业带来的迅速增长的需求。

几十年来，石油杠杆似乎掌握在控制供应的国家手中——欧佩克、俄罗斯和其他主要出口国，以及美国页岩油生产商——它们可以通过收紧或放松供应来影响价格。霍尔木兹危机表明，中国正在成为一种新型能源大国：一个体量如此庞大的石油进口国，以至于能够影响全球油价并抵御外部冲击。

中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仍然很大，但能源地缘政治正从控制石油流通转向控制电气化工业体系。中国在这场转型中拥有明显的先发优势，这增强了其在与美国的工业和战略竞争中的地位。

豪赌“人工智能大跃进”，经济却陷入大麻烦

 

Dongyan Xu

“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几乎荡然无存。”

“中国正在全力押注人工智能。”

“中国刚刚抹去了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优势。”

这些关于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判断最近出现在美国媒体上。中国领导人本周抵达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会乐见这样的说法甚嚣尘上。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在发展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较少被谈及的是，他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也正处于几十年来最糟糕的状态。

这两个事实相互关联。

中国的经济学家——即便是那些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经济学家——也公开警告说，政府正在把过多资源投入一种创造就业岗位相对有限的技术，在提振整体经济上的投入力度却远远不够。

而这是一个正陷入危机的经济体：8月，不包括在校学生的青年失业率达到18.9%。消费者不愿花钱。今年上半年，国内汽车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20%，住房销售再降14%，延续了多年来的下滑势头。中国正陷入通缩螺旋。

今年夏天，经济学家的警告开始此起彼伏。曾任中国央行顾问、现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李稻葵7月表示，中国经济“运行偏冷”。他说，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无法带动更庞大的经济基本盘。

另一位前央行顾问刘世锦在6月的一次论坛上提议将农民基本养老金从每月200多元提高到1000元，从而直接释放消费活力。

在同一论坛上，央行顾问黄海洲表示，北京必须推动温和通胀并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才能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一个深陷通缩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技术创新的，”他说。

彭博新闻社和中国媒体此前报道了这些经济学家的说法。

今年上半年，汽车销量下降20%，住房销售下滑14%，凸显出中国不断加深的通缩螺旋。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政府究竟为人工智能提供了多少支持，很难确切知道。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从2000年到2023年，由政府发起的投资基金估计向人工智能企业投入了1840亿美元。去年，习近平要求政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财政税收、政府采购、融资和设施开放，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中国正准备在未来五年投入约2950亿美元，在全国建设数据中心，并由国有企业负责运营。

中国经济学家的直言本身就耐人寻味，而时机也很能说明问题——正好在中国执政的政治局举行例行年中会议之前。他们此前已被警告不要显得过于悲观，一些人还因此遭到审查或被迫噤声。这些体制内人士在领导层即将调整经济政策之前如此直白地发声，说明他们的忧虑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综合起来，他们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中国经济陷入了麻烦，而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资源分配可能会让普通人的生计和国家的经济未来付出高昂代价。

领导层几乎没有理会他们的警告。7月30日政治局会议结束时，中共承认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提振经济，但仍坚持渐进式刺激政策，并承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官方媒体的报道一反以往惯例，没有公布国内经济增长目标。

今年前五个月，包括基础设施、房地产和设备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1%。前央行顾问李稻葵表示，建国以来只出现过两次类似的萎缩：一次是1961年（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另一次是1967年（那是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也出现过下降，不过在北京的会议上提起这件事恐怕并不明智。）

习近平曾经解释过他如何衡量经济进步，这番话颇能说明问题。

“不能光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他在3月的一次讲话中说。他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中国“硬实力”的增长，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习近平看来，只要技术进步能够“一步一步往上走”，经济增速放缓并不一定意味着失败。

许多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发放现金、购物券或扩大社会保障网来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但习近平对此并不认同，而是相信国家主导的技术推广将推动传统产业现代化，并释放未来经济价值。但这些收益可能需要多年之后才能实现。

7月，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在开发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技术方面突飞猛进。但代价呢？ Pool photo by Ng Han Guan

中国不能承受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缺席。2026年上半年，信息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了19.2%。国家统计局称，这一行业正受到人工智能推动。这项技术可能改变中国经济，并增强其在与美国竞争中的地位。

但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

斯坦福大学的中国经济学家许成钢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北京的同行们只能暗示的事情。由于北京控制着银行体系，中国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腾挪空间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大。投入国家支持的科技产业的每一元钱都意味着少了一元钱用于就业和消费。

“钱就这么多，你要把它花在哪里？”他说。

许成钢说，在类似中国当前面临的危机中，许多政府会通过刺激措施创造就业。人们有了工作就会增加消费，从而形成经济上的良性循环。但北京却把投资集中在人工智能上，而这种技术由于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可能加剧高失业率。

一些中国网民已经把这场投资热潮称为“人工智能大跃进”，这里借用了毛泽东那场由政治驱动、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工业化运动。

许成钢说，人工智能企业最终需要的不只是政府支持。它们需要愿意并且有能力为其产品付费的企业和消费者。北京削弱家庭需求和商业活力，可能反而使人工智能产业失去实现商业成功所需要的市场。

中国已多次表明，一个威权国家可以让一种不可持续的模式维持得比外界预想的更久。但历史同样表明，“更久”并不意味着永远。

北京知名社会学家孙立平提到了苏联。在鼎盛时期，苏联的经济规模约为美国的70%，并且在一些科学技术领域超过了美国。

然而，其中央管理的经济最终陷入停滞。

孙立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可以生产数量庞大、技术日益先进的商品。但卖给谁？谁来买？卖不出去，没人买，经济就无法循环，企业就没有利润，居民收入就无法增加，就业的情况就不可能改善。

他写道：“这就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基本症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