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真能创造出“活”细胞嗎

SpudCell的研究人员称其表现与活细胞类似。 Orion Venero, Adamala Lab

什么是SpudCell？

SpudCell是由明尼苏达大学的科学家创造的一种人工合成细胞。它是在实验室中用无生命的化学物质制成的，但可以执行活细胞的大部分功能。它能进食、生长和繁殖，并将其遗传物质传递给后代。

尽管不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合成细胞，但SpudCell是首个食用实验室化学物质“自下而上“构建而成，并完成从诞生到分裂成下一代细胞的完整生命周期的合成细胞。它是活细胞结构的一个精简版本，揭示了生命功能所必需的基本遗传和结构组成部分。

那么，它是活的吗？

不是。或者说也许是！SpudCell背后的研究人员并未声称创造了生命，尽管他们指出生命“没有单一公认的定义”，并且他们这种类细胞系统运作方式与活细胞相似。

该项目的研究人员在一份声明中写道：“SpudCell表现出了通常用于区分生物与非生物的行为——它能进食、生长、复制其基因组、分裂并进行选择——然而它比任何天然细胞都要简单得多，并且是手工一步步组装而成的。”

与大多数天然细胞不同，SpudCell无法自给自足。由于无法构建自己的核糖体（细胞中负责构建新蛋白质的部分），科学家必须喂给它们关键的蛋白质和酶，而且每个谱系只能维持5到10代。

SpudCell的基因组也比大多数活细胞要小。它仅包含9万个碱基对，而人类有30亿个，并且这些遗传信息被分散在七个DNA分子中，而不是整合为一个。这种碎片化意味着重要的遗传物质并不总能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

科学家为什么要这样做？

尽管SpudCell是一项新进展，但它是建立在科学家对所谓“最小细胞”的数十年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些是仅包含执行生命功能所需的最基本遗传和结构体系的人造细胞。

人造细胞有助于研究人员充分了解活细胞的核心功能——即生命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深入了解生命的联系与机制反过来又可以助力医学研究、太空探索以及许多其他研究领域。

还有其他具有生命特征的人造细胞吗？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一直试图模拟生命的过程——从在实验室中尝试制造细胞内部部件以进行医学研究，到尝试创造完整的细胞。

世界上第一个人工“细胞”是由加拿大物理学家、发明家张明瑞(Thomas Ming Swi Chang)于1957年创造的。虽然这一初次尝试无法像生物细胞那样运作，但它为依赖在体内运输生物材料的医学进步铺平了道路——例如在治疗器官衰竭和药物中毒方面。

自那时起，合成生物学领域便蓬勃发展。2010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和马里兰州设有机构的J·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创造了“最小细胞”——由精简的天然细胞制成——它们拥有合成基因组并且可以自行分裂。如今，SpudCell展示了合成生物学向前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J·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人造细胞研究负责人约翰·格拉斯表示：“凯特·阿达马拉的团队设计并构建了一个无生命的人造细胞，它比自下而上的人造细胞领域生产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接近‘活’的状态。”

SpudCell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但SpudCell项目背后的研究人员表示，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接下来，研究人员希望创造出构建核糖体的遗传指令，这样未来版本的SpudCell就不必从活细胞中借用核糖体——这会将SpudCell的繁殖能力限制在5到10代。

研究人员还希望通过提高其向后代传递完整遗传信息的能力，并减少其对研究人员提供的富含酶的“食物”的依赖，使其功能更接近天然细胞。

存在风险吗？

这种创建人造细胞的新方法带来了关于具有生命特征的创造物的伦理和安全的古老担忧。生物安全专家表示，SpudCell及类似的人工细胞项目不会构成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

工程生物学研究联盟安全项目主任贝基·麦克尔普兰表示：“目前的SpudCell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概念验证，但要想付诸应用——无论是用在正途还是邪道，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美国能避免出现“马云时刻”吗

 

Kiersten Essenpreis

一位在全球享有知名度的科技高管因筹备公开上市而情绪高昂，发表了批评政府的不审慎言论。国家随即发起了超出所有人预期的强硬反击。一夜之间，一个国家经济中正在飞升的行业与政府之间的默契被彻底粉碎。

如果你认为这个故事可能是关于Anthropic的，那你只说对了一半。2020年，阿里巴巴联合创始人马云在公开指责中国监管机构后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官方以监管问题为由，取消了马云参与创办的另一家公司蚂蚁集团的上市，并随后掀起了一场监管风暴，几乎没有哪家中国科技公司能够幸免于难。

美国政府正滑向其自身的“马云时刻”，即政府似乎出于私怨而伤害一位科技领袖。在未来数年内，自我毁灭式的美国行动——而非中国的竞争——可能才是人工智能演进面临的最重大威胁，其影响在政府与Anthropic解决目前的纠纷后仍将长期存在。

6月9日，Anthropic推出Fable 5模型，这是其强大的Mythos模型的改编版本，具备寻找软件中漏洞的惊人能力。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甚至表示，使用过Mythos的公司曾将其称为“超级武器”。三天后，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出口控制指令，阻止外国人及非公民（包括Anthropic自身的一些员工）使用Fable 5，这促使Anthropic禁用了对该模型的所有访问权限。坊间对该指令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解释，包括存在“越狱”（即模型绕过内置安全防护栏）以及被外国敌对势力访问的风险。周五，官方允许Anthropic恢复部分用户对某一版本Mythos的访问，不过关于Fable 5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政府曾利用出口管制对中国科技领军企业施加了有时是致命的打击。针对Anthropic的行动颠覆了这一逻辑，将这一政策工具转而对准了美国公司，表面上的理由是加强美国政府对日益难以掌控的人工智能模型的控制。据报道，监管前沿人工智能所面临的挑战目前已促使官方要求Anthropic的主要竞争对手OpenAI限制其下一个模型的使用者。

我们经常将人工智能看作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一场竞赛。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甚至更加剧烈的竞争形式的浮现，即政府的公权力与有雄心的公司的私权力之间的竞争。两国都在艰难地权衡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究竟是国家领军企业还是国家安全威胁。两国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也开始意识到，他们的运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容忍。美国政府需要在雄心与控制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以免不可逆转地损害其与这些公司的关系，以及美国长期的技术优势。

第二届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政策上经历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剧烈摇摆。它在执政之初淡化了一些对人工智能安全的担忧，低估了对劳动者的伤害，并宣扬不干涉方法的优点。其立场在3月发生了转变：在Anthropic抗议将其人工智能模型用于自主武器和国内大规模监控之后，五角大楼将该公司指定为供应链风险。次月，关于Mythos能力的报告似乎让特朗普政府大受震动，从而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安全问题。一方是宣称渴望采取防护措施的公司，另一方是想要对这些模型进行全权控制的政府，围绕Fable 5的对抗是双方博弈的最新转折。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本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监管时间要长得多。它要求进行安全评估，并测试模型预测北京各种政治敏感性的能力。国家已阻止中国公司购买先进的英伟达芯片，以期扶持国内芯片产业，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批准将这些芯片销往中国。据报道，官方已限制了某些人工智能研究人员的因私出境，并通知Manus（一款作为数字助理使用的热门人工智能智能体）的两位创始人，在官方审查Meta对其公司的收购期间不要离开中国。此后不久，当局便下令取消了这笔交易。

与美国不同的是，在中国没有人质疑在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的斗争中最终谁会获胜。但北京在2020年引发的监管风暴的影响依然显而易见。自马云发表演讲以来，阿里巴巴的股票已经失去了大约三分之二的市值，而蚂蚁集团至今仍未能上市。中国的风险投资资金遭遇挫折，目前才刚刚开始回升。如今，与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交谈，几乎总是免不了听到对政府过度干预的抱怨。

拥有法律保护制度和向人工智能注入大笔资金的深厚资本市场的美国不太可能出现如此程度的问题。公司与政府官员很可能会达成某种谅解。但展望未来，华盛顿和美国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需要以更大的诚意和更严肃的态度对待彼此。

首先，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负责人需要停止他们的毁灭预言渲染。在没有与政府合作应对这些风险的计划的情况下，对人工智能的毁灭性潜力发出恐慌性的断言是毫无意义的。由于目前的政府表现出通过惩罚公司来确立主导地位或满足某一政治选民群体的意愿，此类合作变得格外困难。但实验室仍必须倾注更多心血来应对人工智能的变革性影响。

其次，美国政府需要意识到，人工智能干系重大，绝不能容许信任关系的破裂。尽管近期出台的一项行政令建立了一项针对高度先进模型的自愿审查计划，但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似乎非常乐于将Anthropic与政府之间的麻烦说成是好事。政府在未提供充分解释的情况下就对Anthropic施加了重大限制。即使政府对人工智能负责人们的态度感到恼火，轻蔑地对待他们也是不负责任的。美国的盟友正怀疑他们是否可以信赖美国的人工智能模型，而美国实验室里富有才华的外国研究人员也正重新考虑他们的职业规划——这两者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三，美国的政府及其人工智能实验室需要更新他们对中国人工智能的认知。北京方面对人工智能的声明显然远没有Anthropic那样具有末日色彩；中国企业投资数据中心的能力较弱（因为缺乏美国芯片），它们更感兴趣的是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实体的技术。从外表来看，中国很大程度上正在追求一种实质上不同的人工智能未来愿景。中国内部的摩擦可能让美国有机会进一步拉开中国企业家与专断的中国政府的距离——但这需要特朗普政府放弃那些似乎对外国人才（包括中国公民）怀有敌意的政策。

最近几周的人工智能乱局是在自我毁灭。为了让美国赢取人工智能的未来，华盛顿需要更好地避免重蹈北京的覆辙。

一场末日浩劫：被世界遗忘的缅甸内战

 

在一条被遗忘的前线上，反抗军在丛林深处作战。 Daniel Berehulak/The New York Times

在缅甸一座孤零零的山头上，一位看上去并不像军官的指挥官正凝视着毗邻山脊上的敌人。他透过沾满灰尘的眼镜眯起眼睛。随着风刮起干燥的泥土，有着五年资历的反抗军领袖能能医生压下了自己的咳嗽，发出一声轻微的喘息。

他的部下向他敬礼。他们的军姿无可挑剔，尽管他们的武器装备并非如此。

在缅甸腹地，一场激烈但不受关注的内战正在肆虐，反抗军组织在武器和人力上都处于劣势。支持他们的平民面临军方无休止的袭击，军方在2021年通过一场政变突然结束了短暂的民选政府治理。缅甸的将军们让国家重新回到了完全的军队独裁统治，使国家陷入分裂并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在伊朗、乌克兰、黎巴嫩和其他全球冲突的聚光灯之外，缅甸这个有约5000万人口的东南亚国家已在悄无声息中崩溃。

近期，《纽约时报》摄影记者丹尼尔·贝雷胡拉克(Daniel Berehulak)和我随同能能医生前往一个由反抗军控制的地区。它位于缅甸中部的阿尼亚，反抗军表示，自军方推翻文职政府、抹杀政治和经济改革以来，还没有外国记者去过那里。

一名反抗军士兵——实际上是个男孩——指向天空，有人告诉他一架武装无人机正在空中游弋。过去几天里，能能医生和他的几名部下躲过了无人机、战斗机、攻击直升机，甚至还有企图向他们投掷炸弹的动力滑翔伞飞行员。他们穿过了遭到榴弹炮打击或被缅甸军队纵火焚烧的村庄。远处某个地方的无人机并不是能能医生最担心的问题。

尽管如此，他还是督促我们撤退。

“我希望你们能来到一个没有炸弹的缅甸，”他说。“我爱我的国家。”

2021年政变后，反军事武装力量奋起反抗并控制了该国一半以上的领土。一些反抗军组织表示，他们正在为缅甸成为一个联邦制民主国家而战，从而让各个地区拥有更多权利。

反抗军组织与流亡政府合作，在他们称为“自由缅甸”的一系列零散领土上建立了学校和医院。他们希望这些解放区能够扩大并合并，直到迫使军方交出控制权。自1962年首次从民选政府手中夺权以来，军方一直高压统治缅甸，令民众陷入恐惧。

位于该国干旱中部地区的阿尼亚是反抗军事武装抵抗最强大的堡垒之一。政变发生后的几年里，丹尼尔和我曾在边境地区进行报道，那里的少数民族叛乱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虽然这些区域频繁遭受缅甸军队的袭击，但它们也有通往其他国家的供应线。武器和情报——以及偶尔的记者——可以进入。

阿尼亚的许多地方几乎与世隔绝——没有可靠的手机信号，也没有互联网。

能能医生和其他反抗军士兵在阿尼亚的一个渡河口。由于反抗军试图避开军方阵地，过去只需几个小时的行程现在需要几天时间。

抵抗力量与缅甸军方士兵的阵地之间相距仅半英里。

相比之下，阿尼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它正承受着军方最猛烈的怒火。该地区是缅甸主体民族缅族的家园，过去一直支持军方，军方也主要由缅族人构成。但将国家拖回黑暗时代的政变让阿尼亚的许多人转而反对军方。这种被视为不忠的代价是毁灭性的。

内战爆发五年后，在国际援助组织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片仿佛迷失在末世浩劫中的腹地。在尘土飞扬的村庄和瘦骨嶙峋的黄牛耕作的农田上空，缅甸军方的死亡机器在混乱中肆无忌惮地杀戮。由于孤立无援，阿尼亚也面临着武器、游击队员严重短缺的局面，人们日渐失去希望。

为了维持对权力的控制，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在3月辞去了军队总司令一职，以便担任总统这一文职。他监督了精心编排的选举，在这场选举中，军方的代理政党实际上是唯一的选择。（军方称，被他推翻的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季4月从被监禁转为被软禁。）

人民防卫军（一个反抗军组织的联盟）控制的村庄。

流离失所的农民在一个由反抗军控制的地区收割庄稼。

就在敏昂莱准备就任总统的同一个月，人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缅甸当月平民死亡人数创下政变以来的最高纪录。联合国表示，在全国范围内，过去五年中有超过9万名平民和战斗人员被杀，370万人流离失所。根据冲突监测机构ACLED的数据，除了巴勒斯坦地区外，缅甸是去年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尽管不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军方发言人佐敏吞少将在接受我采访时表示，下令进行空袭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凿的情报”，针对的是合法的军事目标。

“至于说有那么多平民在空袭中丧生，那完全是宣传抹黑，”他说。

危险道路上的死亡

在我们沿途停靠的各个站点中，炸弹要么在我们抵达前刚刚落下，要么在我们离开后随即开始轰炸——由此可见空袭在阿尼亚是多么司空见惯。旋翼机（一种类似于轻型直升机的飞行器）一度袭击了距离我们仅几英里远的一个村庄。无人机向我们过夜的一个社区投下了致命的炸弹。我们追踪战斗机划过天空的尾迹，凝视天空寻找武装滑翔伞的踪迹。

根据ACLED的数据，3月缅甸军方实施了约240次空袭，导致了400多人死亡，其中许多发生在阿尼亚。4月中旬，两架旋翼机袭击了阿尼亚蒙育瓦镇的一个村庄，造成至少17人死亡。在缅甸中部期间，我们证实了至少九起平民被杀事件，这些事件此前并未被人权组织记录在案。这种每日上演的死亡事件几乎不为外界所知。

“外国人知道我们的情况吗？”正在清理被缅军烧毁的家园废墟的阿尼亚居民桑纽问我。

为了到达阿尼亚的前线，我们夜间潜行并借助伪装行进，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完通常只需大约三小时的车程。我们乘坐汽车、摩托车、船，或是步行，穿过小道、山路、河流以及距离前线不到半英里的公路路段。由于军方的网络屏蔽，我们访问的阿尼亚许多地方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没有可靠的手机信号，也没有互联网。

在桑纽的村庄，近200栋房屋被付之一炬。与我们访问的大多数地方一样，出于安全原因，我们不公开该村庄的名字。随后炸弹从头顶落下。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佛教僧侣。军方还留下了最后一个“惊喜”：在房屋和佛教寺庙附近埋设了地雷，以确保士兵撤离后继续造成伤亡。

桑纽开始哭泣，大颗的眼泪夺眶而出，情真意切。

“我知道乌克兰和加沙的事情。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难过，”他说。“我们承受着同样的悲伤。”

听诊器换成钢枪

缅甸内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2年，当时一位将军夺取政权，声称需要军队来防止国家在少数民族武装的入侵中分裂。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少数民族叛乱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其中一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反抗之一。但在最近爆发的内战中，占人口多数的缅族人的反抗已令冲突蔓延到了全国范围。

“军队无法接受这一次缅族人也在反对他们，”能能医生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我们最残忍。”

现年41岁的能能医生从未想过要指挥一个由120名士兵组成的营。这不仅是因为近视、哮喘或慢性背痛让他看上去不太可能有一段武装反抗的戎马生涯。他出生于阿尼亚一个以大象劳作闻名的小镇，曾修读医学并经营着自己的诊所。

2021年，能能医生正准备开启他畅游欧洲的计划，这时政变发生了，军政府监禁了缅甸的民选领导人。能能医生加入了和平抗议。然而，军方镇压示威，数百名非武装抗议者——包括幼童——被子弹击中头部或心脏而亡。他逃往了一个边境地区，在那里，少数民族武装对像他这样的都市白领进行了基础训练。

“我以前擅长拿听诊器，而不是拿枪，”能能医生说。

尽管如此，能能医生依然赢得了尊重。在劝说家乡的志愿者组成人民防卫军的一个营之前，他曾领导过一支医疗队。人民防卫军是在缅甸流亡政府下松散组织起来的武装联盟。他的士兵们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所谓的BC时代——即政变前(Before Coup)的生活。其中一人当时正在读大学物理二年级。另一人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一些战士在拿起武器时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其中两人至今依然只有17岁。年龄大一些的士兵则中止了正常的生活——约会、结婚、生子、收割庄稼、海滩度假，投身于他们所说的“革命”。

尽管如此，一些政变前的习惯依然保留了下来。一名在泥泞道路上开着皮卡车的士兵仍一直使用转向灯，尽管在前线附近几乎没有必要讲究这种礼仪。

能能医生的士兵在一周前才来到这条前线。去年12月底在掸邦北部，一场持续了七个月的战斗以反抗军15个营（包括能能医生的营）撤退而告终。缅甸军方从俄罗斯和中国购买武器，而反抗军早就放弃了西方会像资助乌克兰那样资助他们的希望。由于是仓促撤退，能能医生的战士们不得不抛弃他们珍爱的战象，它们让人想起缅甸的尚武历史，那时这些厚皮巨兽也曾被征召入伍。

反抗军战士在阿尼亚收集军火弹药。

夜间推着油桶穿过一座小桥，向偏远村庄供应物资。

“我们缺子弹，”能能医生说。“在我们的革命中，我感到很沮丧，因为尽管我们在为联邦民主而战，但没有得到美国和欧洲的支持。”

缅甸的将军们则得到了中国、印度和泰国等邻国的支持，这些邻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动荡和混乱蔓延过边境。这些国家默许了近期的选举，而联合国斥其为一场“骗局”。

政变后，西方在该国的投资荡然无存，将军们依靠缅甸中部的一座铜矿等项目来赚取现金，该铜矿由中国国有武器制造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家子公司运营。为了保护这些利益，军方已对附近村庄进行清剿，烧毁和洗劫房屋，并轰炸难民的避难所。

阿尼亚游击队指挥官都雷曾在该铜矿工作。他说，流亡政府松散地协调着中部地区的各支武装力量，只给他麾下的80名士兵配发了五支步枪。（士兵们用自己的钱又勉强凑了10支。）他的士兵用废旧金属自制了迫击炮发射器，但并没有炮弹可以发射。

一架战斗机划破天空。我们紧张起来，等着看这架俄罗斯制造的飞机会不会折返回来发动攻击。

“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生活，”都雷说。

我无法判断，他说这话时是带着反抗的决绝，还是已经接受了命运。

“到处都在死人”

村民们说，上周发生了一次空袭，上上周有一次，再前一周还有一次。还有其他一些没有被提及。根本数不清。我们在一家餐馆遇到的一名女子说，眼泪已经流干了。

我们坐着吃面条。这个由反抗军控制的村庄是一个交通枢纽，燃料和其他物资从这里分发到各游击队。这也是军方持续摧毁这些村庄的原因之一。

不过，人总是要吃饭的。面条味道不错。食客们吸溜着汤汁，桌上的电台噼里啪啦地播报着一连串的情报。防空洞就在后面。看上去不够大，装不下所有用餐的人。

我问面馆老板瓦瓦，过去几天有没有发生过袭击。她摇了摇头。

然后她想起来了。三公里多外的地方发生过一次空袭。炸死了六个人。

我问，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她回答说。“我忘了，因为到处都在死人。”

在某一轮投票（选举共进行三轮）的前一天，两架战斗机在正午过后不久抵达了该村庄。三架旋翼机紧随其后。燃料站老板钦摩宁继续干活。随后炸弹如雨点般落下。她的加油站被烧焦了，一同被毁的还有一间诊所、一家招待所和一家人们通过星链卫星接入互联网的咖啡馆。有十人丧生，其中包括钦摩宁的姐夫。

右为玛钦摩宁，她经营的燃料站遭到军方轰炸。

在阿尼亚地区的一家餐馆里，桌上的电台正在播报情报，通报军方战斗机及其他空中攻击飞行器曾被目击到的位置。

阿尼亚地区一处为阵亡抵抗军士兵设立的纪念碑。

“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这种事，”她说。“炸弹总是会落下来的。”

一天傍晚，我们正准备乘船渡河——桥梁经常被炸，已无法通行，这时电台提醒我们，有武装动力滑翔伞在附近漂移。在政变前，能能医生在巴厘岛参加一次医学会议时，曾在海滩看到天上的滑翔伞，伞翼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显眼。如今，他想到的是士兵们手里拿着炸弹，在漆黑的夜空中翱翔。两名从军方叛逃的军官告诉我，在一支依赖征兵和冰毒等毒品来维持人数的军队里，伞兵被视为可以牺牲的消耗品。

我们等待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危险过去。

“军方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创意，”能能医生在黑暗中低声说道。“他们总能找到新的杀人方式。”

临界点

我们继续穿越这片饱受恐惧蹂躏的腹地。离开那家面馆两天后，我们骑着摩托车在乡间小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我的嘴里和耳朵眼里都满是尘土。我的摩托车司机肩上挎着一支步枪，腰带上别着一枚手榴弹，他加大了油门。突然，我们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上，车身异常干净。我们也停了下来。一个留着长胡子、灰色头发扎成马尾辫的男人从车里下来。他身穿军绿色T恤和纱笼，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那人咧嘴一笑，伸出了手。

“你们可以叫我零大哥，”他说。“我的部队是零游击队。”

零大哥又名泰吉，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附近的敏彦反抗军控制区活动。他是一名艺术家，政变后拿起武器。他的妻子在军政府控制区被捕，因为他的缘故而被判处25年监禁。他把她的脸文在了手臂上。

在营地里，哥泰吉指给我们看炸弹袭击留下的一个弹坑。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更大、更深的坑。哥泰吉说，那是关押逃兵的监狱。战争已持续五年，且看不到停歇的希望，这导致逃兵率居高不下。

反抗军控制区内，一座靠近寺庙的建筑被缅甸军方的空袭击中。

泰吉（又名“零大哥”）展示他的文身。

一名阿尼亚居民展开一张昂山素季的海报。在缅甸军方控制区，持有这位前文职领导人的画像可能招致牢狱之灾。

“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他说。“我们必须留住士兵。”

今年2月，一位与其他游击队领导人发生争执的阿尼亚反抗军指挥官向缅甸军方投降。此后不久，针对阿尼亚抵抗力量的精准袭击便开始激增，这大概是他提供的情报所致。

3月中旬，在我们结束阿尼亚之行后，反抗军失去了达贡，这是他们在2024年占领的战略重镇。能能医生的部下被迫从我们到访过的山头前线撤退。他的营现在只有我们见到他时的一半规模了。他的副手——当我给他几包他最喜欢的星巴克焦糖拿铁时几乎要拥抱我的那个人——已经当了逃兵。同样逃跑的还有一位前教师，他曾极其诚挚地告诉我，如果能铲除军方支持的政权，他甘愿面对死亡。

在我们的报道途中，一天晚上，我在一辆卡车的车厢里猛然惊醒，发现车停了下来，等待着又一次可能的空袭。能能医生对我咧嘴一笑。作为一名身处一场看似无望战争中的指挥官，他经常笑。然后，他收起了笑容。

“如果革命不能成功，那我就去做僧侣，”他告诉我。“我一直有尝试冥想，但有时候，在这尘世中，太难了。”

北京最高楼“中国尊”遭小型飞机撞击

 

周五，北京的中国尊大厦（又名中信大厦）外墙受损。 Maxim Shemetov/Reuters

周五，一架小型飞机撞击北京最高的建筑，巨大的碎片和飞机零件坠落到街道上，引发人群逃散。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经《纽约时报》核实的视频显示，碎片从这座摩天大楼上掉落，人们纷纷逃离。视频显示，破碎的窗户和碎片，包括一个疑似小型飞机尾翼的物体，从数十层高的地方坠落到下面的街道上。

这栋建筑位于中国首都繁忙的中央商务区，晚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或有多少人受伤。飞行员的身份和下落也尚不明确。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现场照片显示，飞机的部件似乎属于一架仅有几个座位的轻型飞机，该飞机注册在双悦通用航空名下，这是一家区域性飞行培训服务提供商。记者致电该公司，但无人接听。

航班追踪网站FlightRadar的数据显示，这架飞机从北京东部平谷区的一个机场起飞。飞机在该地区盘旋后，向西飞往市中心。

目前尚不清楚这次坠机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造成的。同样不清楚的是，飞行员是如何能够在似乎畅通无阻的情况下飞入市中心的。致电中国民航局和事发附近北京一个派出所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这架飞机通常在北京东部用于飞行员培训，”FlightRadar的发言人伊恩·佩切尼克表示。他称这次飞行与此类飞行通常的特征“不符”，并补充道：“我认为目前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周五晚上，该建筑附近有大量警察驻守。警方关闭了附近至少一条主要道路，设置了折叠式金属栅栏门，一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停在街上。大楼上方，随着维修工作的展开，大楼侧面的一个破洞周围不时闪烁着强光。

警察在靠近中信大厦的十字路口巡视，大厦外墙高层可见受损。 Maxim Shemetov/Reuters

这座大楼名为中信大厦，也被称为“中国尊”，是中国最大的国有金融集团之一中信集团的总部所在地。

附近一家健身房的一名自称姓张的员工表示，下午6点左右，他和朋友在附近散步时看到一架飞机撞上了大楼。他说，随后一名头部受伤的女子被救护车拉走。附近一家餐厅的员工也报告称，大约在同一时间听到了巨大的声响。

有关受伤人员的说法无法立即得到核实。但关于此次坠机以及该建筑本身的社交媒体帖子在中国网络上似乎遭到了审查，这是官方对此新闻高度敏感的一个迹象。

一位自称姓王的附近居民表示，下午将近6点，他听到街上传来巨大的声响，于是走向中信大厦。他在那里看到大楼侧面有一个破洞，并短暂起火。他还表示，在大楼底部看到了同样在起火的飞机残骸。他表示自己无法确定是否有人员伤亡，后来警察赶走了围观者。

一名只透露自己英文名叫理查德的公司职员告诉时报记者，当他意识到出事了的时候，他正在中信大厦对面一座写字楼的高层开会。“我看到一些白色的纸片飘在空中，”他说，尽管除此之外他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其他动静。他说，当他稍后走出办公楼时，很惊讶地发现外面聚集了很多人。

中信大厦外墙受损。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当晚晚些时候，约有200人聚集在中信大厦对面的街道上拍照。警方挥手示意人们不要进入东侧的街道。大楼南侧的街道仍然对行人、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开放。

这座标志性的大楼于2018年竣工，从北京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它。它与北京另一处著名的建筑地标——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隔街相望，周五晚上，那里停靠了近20辆警车。

鰐魚的眼淚《给阿嬷的情书》

 

图像来源，Golden Village

图像加注文字，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几乎全片都使用潮汕地区的潮州话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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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家庭、希望与困境的怀旧故事，今夏在中国票房横扫而过，却也在数千公里外的新加坡，意外掀起了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

这部“黑马”几乎全片使用潮汕地区的潮州话拍摄，而潮州话至今仍在东南亚部分华人长辈之间流通。

但当电影本月登上新加坡院线时，许多人震惊地发现，大部分场次都将以华语配音放映——华语贴近中国的通用语（普通话），也是新加坡包括英语在内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作为潮州人，用潮州话看这部片子会格外特别。”教会工作者吴思琳说。上周，她和母亲抢到仅有的八场潮州话特别场其中一场，进影院观赏这部电影。据报导，这批场次的票在不到两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

许多本地观众不解：既然这部片在中国是以原声语言上映，那为何在潮州话仍有大量老一辈华人使用的新加坡，却要改成华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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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无心插柳，点燃了对新加坡政府长期推动华人改讲华语、而非使用各种“方言”的争议。

当年的政策本意，是希望促进新加坡华人社群内部的语言统一，然而这项工程实在太过成功，以至于有人认为，它已经让潮州话、福建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走上了一条几乎无法逆转的衰落之路。

在舆论激烈发酵之际，有关部门也做出回应。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MCI）本周一（6月22日）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听到了大家希望方言电影能在电影院更自由放映的呼声”，并承诺未来将“采取更灵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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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上共鸣四起，有人甚至分享打算到邻国马来西亚观影，只为在大银幕上听一场潮州话版《给阿嬷的情书》。据当地媒体报导，本周一再加开的八场潮州话放映，近5000张票同样在两小时内售罄。周四（25日），当局又批准了额外50场潮州话场次。

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给阿嬷的情书》是一段通向自身往事的苦乐交织旅程——用一种曾跨越重洋、如今进入新时代的语言讲述出来。

图像来源，Golden Village

图像加注文字，《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华人大规模南迁东南亚的历史浪潮之中。

但即便是不懂潮州话的观众，也在主动寻找原声版来看。

“有时候，就是一种氛围。”来自北京、为工作移居新加坡的35岁安娜·张（Anna Zhang，音译）说。

她表示，自己选择看带字幕的潮州话原声版，就像平常看任何外语片一样。

“我不是说配音版不好，但确实觉得有一点差别⋯⋯那种感觉就不太像是从角色本身发出来的。”

《给阿嬷的情书》投资不大，演员多半是新人，讲的是一个来自中国南方村庄的年轻人，启程前往泰国寻找祖父的故事。

他祖父在1948年为躲避国共内战征兵而逃离家乡，最终在1950年代成为泰国的一名三轮车夫，与其他华人移民一起住在旅馆里，不断给远在家乡的妻儿写下充满思念的家书。

这部电影，尤其是用潮州话演绎时，之所以触及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因为它把故事放在那股历史性的移民潮之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冒着风险，乘船南下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地区。

“方言一直是新加坡华人的根。相比之下，我会说，华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叠加上去’的语言，是我们在学校学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子玲（Lee Cher Leng）说。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么一部小成本电影，居然能引出这么有份量的议题。”

曾经，在新加坡占人口70%以上的华人社群中，各种华语方言极为普遍。

但在198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发起鼓励华人说华语、而非使用各自方言的运动，这些语言逐渐从公共频道淡出。

在电影院里，方言电影被配上华语，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方言内容也被清除殆尽。

这一切是1960年代更广泛的双语政策的一部分：政策规定所有新加坡人要会说英语，以及一种所谓“母语”，而这种“母语”是按照个人族裔来界定的。

在“讲华语运动”刚启动时，近70% 的新加坡人在家使用某种中文方言。

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骤降至8.7%。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如今，华语方言主要只在那一代日渐凋零的新加坡老年人之间流传。

尽管如今已经有近一半的新加坡人表示英语是自己最顺手的语言，许多对方言的限制措施至今仍然存在。

自1990年代起，“讲华语运动”将重点从说方言的人，转向受英语教育的华人，鼓励他们改用华语。

两位导演上周在官方《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刊发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这场运动已经达成它当初的目标——在新加坡华人之间建立起华语作为共同语言，同时拆解了原有的方言版图。”“如今要放映一部方言电影，已经和放映一部法语片或马来语片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进一步发问：“如果要证明‘讲华语运动’的成功，有什么比彻底放宽这条规定更好的方式呢？”这样做也可以“展现新加坡华人在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已经成熟到某种程度”。

这番说法在过去一周于社交媒体和评论文章中广泛回响，连政界人物也被卷入讨论。在野工人党议员陈立峰（Dennis Tan）在脸书发文，称方言是“我们祖辈旅程、习俗与身份的有机、鲜活载体”。

讨论看来仍将持续下去——已有两名国会议员表示，他们已向当局询问能否让电影以原方言版本放映。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会讲方言了。”吴思琳说。“我觉得是时候重新检视这项政策。如果政府真心想保留我们的一些文化，那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正在消失的不只是语言本身，还有随之而来的那些传统。

吴思琳在《给阿嬷的情书》中最受触动的一幕，就是片中出现了一项她自己也曾亲身经历的潮州仪式。

在她15岁那年——对这个社群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岁数——父母按照传统，为她准备了一份成年礼物，潮州话称之为“出花园”。

但当她的外甥女去年满15岁时，吴思琳说，已经没有任何类似的庆祝仪式了。

尽管如此，新加坡年轻人对自身传承的兴趣正逐渐上升：从学习祖父母那一代日渐式微的方言，到参加课程、组团回中国寻根，探访祖籍地。

不过，研究方言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颖芸（Tan Ying Ying）并不乐观，她认为这些努力很难逆转整体趋势。

“现在开始学方言的年轻人⋯⋯你可以像学一门外语那样，为兴趣而学。”她说，“但如果身边没有人在真正使用，你是不可能真正把它延续下去的。”

陈颖芸说，围绕《给阿嬷的情书》掀起的这场风波，也许更像是“在哀悼一种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