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中共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组织的一次令人愉快的寺庙与工厂探访之旅，结尾却令人颇感不适。
与我一同前往北方省份山西的这群人主要是渴望粉丝和免费福利的外国网红，他们被要求在一条长横幅后排开，并对着镜头合唱：“Amazing China, Amazing Shanxi”（大美中国，大美山西）。
我拒绝配合，面带不悦地冷眼旁观。不过，回到省会太原的酒店房间后，我又觉得自己的态度或许过于生硬了：让一群外国人对着镜头按指令合唱对中国奇迹的赞歌，不过是个显而易见却也无害的宣传把戏而已。
况且说实话，我们参观的11世纪古刹——以及把我们送到那里的新建高速公路——确实相当惊人。
随后，我的微信收到了一条来自北京一位老朋友的信息。他是一名律师，为人真诚得体，长相如明星般英俊，总让我想起宣传电影里那些“优秀党员干部”形象。我已有30多年没见过他，本计划第二天去拜访他。
遗憾的是，他在信息中说自己无法赴约了，因为国家安全官员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获悉了我们的行程，直接找上了他的家门，命令他取消见面的计划。
一瞬间，中国带给我的不再是惊艳，而是惊恐。
我曾于1980至1981年间在中国学习古汉语，后于1987年至1991年担任驻华记者。在离开这个国家数十年后，我于去年9月返回中国执行为期六个月的报道任务。我惊叹于这里的巨变，和那些初次踏足这片土地的游客一样，我被中国的高铁网络、耀眼的现代都市以及对未来的热切拥抱所震撼。
然而，我这位老友发来的消息打碎了这份美好：
“草木皆兵，”他用这句中国成语提醒我，道出了如今安全机器的极度疑神疑鬼——这套机构自身同样经历了剧烈变化。它现在规模更大、侵入性更强；借助微信及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等高科技手段，它具备了对几乎所有人实施全天候监控的能力。
过去40年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卓越的，而西方媒体展现出的所谓“反华偏见“令中国官员极为恼火。所谓“反华偏见“，指的是那些着重渲染中国经济焦虑的报道——尽管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放缓——以及任何与中国无可否认的成就和魅力相悖的内容。
在华停留期间，我一直在试图调和这种撕裂感：一方面，这个国家从未如此富裕，似乎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它又存在着一种脆弱的安全感缺失，仿佛每一株草木背后都潜伏着未知的敌人。
在上海期间，我和妻子经常在周末前往该市北部的虹口公园。那里聚集着许多中老年人，他们自发凑在一起演唱年轻时代的歌曲。他们最爱唱的是爱国歌曲——经常能看到其中有一位装扮成查理·卓别林的维吾尔族男子——但完全是出于自愿参与其中。
他们欢聚的热烈氛围与国家自豪感看起来完全出自真心。
然而，附近挂着的一块官方告示牌却为这种无忧无虑的氛围蒙上了阴影，牌子上警告道：“反间防谍，从我做起，”并附上了“举报间谍行为”的电话号码。
自习近平于2012年执政并开始收紧跨境信息流动、修筑防火长城以阻断国内民众访问众多外国网站以来，针对间谍行为的打击急剧升级。
国家的监控范围似乎辽阔无边，普通民众也相应地作出了调适——最明显的莫过于对待最高领导人本人的态度。
习近平的身影无处不在，电视上、广告牌上、报纸和网站的头版上都有他。然而，在我停留中国期间私下接触的数百名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念出他的名字。甚至连外国人也往往避开提及，当想指代中国国家主席时，他们只是用手指指天花板。
我在行程中接触到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地避谈政治，只有一次例外：在访问山西偏远山区一处毛泽东时代示范公社大寨时，我遇到了一位狂热的爱国者。“到底是中国好还是美国好？说实话！”他在赞美中国领导层、嘲弄美欧之余，对我大声嚷嚷道。
没有人公开发表政治异见，但对经济的不满却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海南岛这样狂热的房地产热潮猝然停滞的地方。一位来自山东的退休老人倾尽毕生积蓄并举债在海南买了一套房子，随后该房产贬值了三分之一以上。他告诉我，他那年轻得多的第二任妻子正以他背负重债为由威胁要与他离婚。
在上海一座纪念早期革命者的博物馆门外，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外地的党员和他的女儿。当时发生的大概是我遇到的最接近公开挑战当局的情况了。
当这位党员试图拍摄博物馆入口时，警察称该行为是被禁止的，并对他进行了推搡和斥责。他气得口吐飞沫，咒骂警察是“穿制服的流氓”。当我问他发生了什么时，他借用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回答道，党和官员“本该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往往忘了这点”。
他的女儿注意到了狭窄街道上密布的监控摄像头，急忙喝止他不要再说了。
从我在苏州河畔闪亮的新建高楼里的公寓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短短一百多米的距离内，我数出了30多个正对着行人的摄像头。地铁站内还设有安检，态度极其礼貌的安检员要求所有乘客将包袋放进扫描仪。在他们身后，摆放着一个塞满黑色警棍、头盔和其他防暴装备的器材柜。一则高端狗粮广告的旁边贴着一张宣传海报，要求警惕未指明的安全威胁。
对所谓间谍的高度警惕几十年来一直像咒语一样困扰着试图获取信息的外国记者，哪怕这些信息极其寻常。
1980年代我担任驻华记者时，邻国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正走向崩溃，对腐败和一党统治的不满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抗议。在流血镇压发生后，官方对事件的报道例行公事地指责外国记者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并煽动“反革命暴乱”。两名美国记者因“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国家秘密”而被驱逐出境。
今年3月去世的《纽约时报》资深战地记者约翰·伯恩斯曾于1986年在骑行穿越中国腹地时被捕，并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这些指控后来被撤销，他随后被驱逐出境。
我本人则因获取了标记为绝密的中共内部文件于1991年被驱逐出中国。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针对被控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中煽动“分裂主义”情绪——官方对文化自我意识的隐语——的团体进行的镇压。
在那个时代，跟踪记者的是一些神秘人员，手上拿着内藏相机的挎包。如今，监视者依然存在，只是换上了智能手机摄像头和智能眼镜。
在那座毛泽东时代的公社大寨，我和一名摄影师全程被步行和乘车的一些面无表情的男子跟踪。在海南，一名男子从街头一直跟踪我们到阳光明媚的沙滩。在我们活动时，他假装在打电话，却始终将摄像头对准我们的方向。不过如今，绝大部分监控工作已交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完成，该系统会自动对涉及外国记者等潜在“麻烦制造者”的通讯发出预警。
微信及在中国使用的其他应用软件承诺保护隐私，大多数中国人也十分青睐其带来的便利。然而，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定，这些应用必须与中国当局共享用户数据。这使得针对个人的监控变得极为便利，在许多外国记者眼中，这种体验充满了数字反乌托邦色彩。
在迅速意识到通过微信进行的任何联络都可能将老朋友置于安全机构的监视之下后，我选择避免与他们联系。但有一位朋友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她是一名前高级官员的女儿，在海外生活多年后因公回国。
当我们在上海共进午餐时，我们叙旧回忆起了1980年代和共同的朋友，他们中几乎所有人如今都生活在海外。她对电视剧《繁花》赞不绝口。这部30集的精致剧集充满了对中国蓬勃发展的90年代的怀旧情绪，那是一个经济飞速增长、社会相对开放的时期，当时中共放松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严酷管制。
我们完全避开了过去谈话中常出现的政治小道消息。午餐的菜肴非常美味。
当我以学生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住在东部重工业中心济南，那是一座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味的城市。当时，这座城市仍处于从1976年结束的十年政治动荡——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复苏的阶段。
当时的经济一片凋敝。大米、布匹甚至火柴都极度短缺，只有凭票才能购买。我就读的山东大学食堂只供应油乎乎的粥和馒头，稀饭里漂着几块不知是什么的肉。
《时代》周刊刚刚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盛赞他对“一个新中国的构想”。
邓小平明确表示党将牢牢掌握控制权，但他为中国未来设计的道路刻意保持着试探性。这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坦承，让我的大学校园里充满了关于如何实现“富强”中国这一终极目标的热烈讨论。
习近平继承了这一终极目标，却用教条式的确定性取代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倡议。全国上下被要求对习近平思想——他为“新时代”制定的蓝图——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忠诚“，不容置疑。
在我求学时代，山东大学校园是向社会开放的，如今这里跟中国的其他高校一样，校园被保安严密把守，四处都是监控摄像头。
校园附近有几座从我学生时代保留至今的建筑，其中包括一座由德国人建造的宏伟天主教堂，当年曾被改作仓库和厂房。后来，这座教堂经过大规模翻修，如今重新用于宗教活动，但只有愿意登记并出示护照或身份证的基督徒才能参加。
我第一次从北京坐火车去济南时，花了整整一夜。现在只需要不到两小时。济南曾经的主要火车站是20世纪初德国人在市中心建造的一座宏伟的新艺术风格建筑，现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位于郊区的一座超现代建筑。
我偶遇了一位老同学。记忆中，他曾是个颇为特立独行的人。如今，他在上海经商，销售私人飞机。他怀念那个除了共产党的权威之外一切都还可以公开讨论的年代。
他说，不得不时时管住自己的嘴，虽然令人遗憾，但与中国在其他许多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相比，代价不算大。
在济南，我去拜谒了一个熟人的墓。学生时代，我经常去找他，因为他对中国那段如今已被压抑的历史有着切身的了解。我称他为“老温”，但他的真名是詹姆斯·温纳瑞斯。他曾是一名美国士兵，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被中国军队俘虏后，选择留在俘虏他的人身边，后来被安排在济南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美国间谍，失去了工厂的工作，被派去拉板车。他当时的中国妻子——他三任妻子中的第二任——迫于压力与他离了婚。
当我在1980年认识他时，他刚刚获得平反。他有了新妻子，并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新工作。为了避免再卷入麻烦，他在校园的公寓里贴满了毛泽东和华国锋的画像。华国锋是毛泽东去世后接任的中共中央主席。
当我告诉他，华国锋像突然从我的教室里消失时，他大为惊恐——这是华国锋也已被清洗的明确信号。
“这一切真他妈的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叹道。老温于2001年在济南去世。
他的儿子移居美国后，出资为他修建了一块大理石墓碑，墓地位于济南郊外一处宁静的新公墓。墓碑上的金色英文铭文写道，他并未离去，“只是消失了”。背面的中文铭文则称他是一位“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热爱中国人民的美国人”。
至于他生前遭遇的种种磨难，只字未提。
笼罩着中国诸多过去的沉默在天安门广场达到了令人胆寒的高潮。我上一次来到这里，是在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清晨，当时军队大肆开枪，从抗议学生手中强行夺回了广场。
到1991年我离开北京时，天安门周围的道路都已重新铺设，抹去了坦克履带留下的痕迹。广场重新变回了公共空间，满是放风筝和带着孩子玩耍的民众。
如今，这座中国首都的核心公共广场不再是像莫斯科红场或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那样令人放松的去处，而变成了一个仅限预约的死寂之地。未经许可严禁放风筝。所有访客——主要是来自外省的国内游客——都必须接受严格审查。
在今年1月前往游览之前，我和妻子必须提前通过微信提交申请。获得批准后，我们在三个配备了机场级安检设施的检查站排队等待了两个小时，出示护照和电子预约通知。
在最后一道检查关口，一名安检员盯上了我妻子携带的一支笔，坚称笔芯装有红墨水，而红墨水是被禁止带入的。她没有解释原因，但在1989年学生抗议期间，曾有人向面向广场的那幅著名的毛泽东画像泼洒红色油漆。安检主管最终拿这支笔在纸上试写，确认墨水是褐色而非红色后，才放我们通行。
如今离开中国后，我常常感到困惑：一个自豪且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大国，究竟为何会害怕一支装有红墨水的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