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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为何此刻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連坐法更加有效嗎?

  图像来源, 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 近年台湾几起重大刑事案件推动了相关民意。其中,保母虐童致死的“剀剀案”因犯罪手段残忍,引发社会强烈愤怒,民众多次上街抗议。 Article Information Author, 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公投提案,询问民众是否同...

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

台湾为何此刻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連坐法更加有效嗎?

 

保母虐童致死的“剀剀案”,因犯罪手段残忍,引发台湾社会强烈愤怒,民众多次上街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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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近年台湾几起重大刑事案件推动了相关民意。其中,保母虐童致死的“剀剀案”因犯罪手段残忍,引发社会强烈愤怒,民众多次上街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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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立法院日前通过公投提案,询问民众是否同意在《刑法》中增“鞭刑”制度,适用于性侵害、虐童及重大诈欺案件。

台湾刑罚此前从未设有“身体刑”,该公投案在立法院内高度分歧,以52票赞成、51票反对的些微差距通过,引发高度社会关注。

事实上,关于鞭刑的讨论已在台湾酝酿了近十年,尤其在重大刑案发生后,民众不满刑罚不足,主张仿效新加坡制度。

最新民调显示约八成民众赞同政府评估鞭刑,支持者认为此举可伸张正义并警示社会。人权团体与法律界则批评,此举违反国际人权标准,且缺乏有效吓阻犯罪的实证支持。

这次公投案经中选会审议通过后,或与年底地方选举合并举行。外界认为,此案不仅涉及刑罚政策,也可能成为选战动员的一部分。

2021年3月21日于印度尼西亚亚齐省洛克苏马威,一名女子因违反沙里亚教法(伊斯兰教法)正接受鞭刑。据报导,该名女子因涉通奸罪违反沙里亚法,被判处 100 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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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台湾通过“鞭刑入法”的公投提案,图为印尼亚齐省一名女子因涉通奸罪违反沙里亚教法(伊斯兰教法)正接受鞭刑。

鞭刑入法公投

这次公投提案是由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提出。

今年5月下旬,国民党籍立委洪孟楷等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案。8月14日,立法院会进行表决,在国民党全数赞成,民进党全数反对,台湾民众党8名委员致弃权下,以52票对51票险胜通过。

依规划,该公投案将于11月28日台湾地方选举时合并投票。公投主文询问民众:“是否同意政府制定法律,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涉及高额或复合型态的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鞭刑制度,以吓阻犯罪”。

提案立委洪孟楷表示,推动“鞭刑入法”是因应诈骗、虐童及重大性侵等恶性案件频繁发生。现行刑罚制度不足以吓阻犯罪、保护人民。他强调,透过公投机制,可促使社会展开充分辩论并形成民意共识。

该公投案经中选会审议通过后,有可能与年底地方选举合并举行。有评论质疑,在野党国民党在立法院掌握优势席次,相关刑罚政策可直接透过立法完成,诉诸公投或变成年底选战动员。

洪孟楷回应,若仅依靠立法,仍可能面临行政体系不配合;透过公投则能形成压力,呈现台湾社会对“是否接受更高强度吓阻机制”的集体选择。

2025年6月4日于班达亚齐的公开鞭刑现场,一名伊斯兰教法警察手持藤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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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全球九成以上国家未采用鞭刑,仅有少数国家仍实施类似刑罚。这些国家可分为源自英美法系的前英国殖民地,和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司法制度。图为印尼班达亚齐的公开鞭刑现场,一名伊斯兰教法警察手持藤鞭。

八成民众支持?

过去十年,台湾社会曾多次出现“鞭刑入法”的讨论。

早在2017年,有民众透过网路公共政策参与平台提案,主张对酒驾累犯、性侵犯及虐童罪犯增设鞭刑。2020年,一起外籍女学生遭害案件后,舆论再度升温,时任民进党政府国策顾问亦呼吁政府与立委思考引入鞭刑。

去年,民众再度在网路公共政策平台提案,认为台湾应效仿新加坡,将鞭刑纳入刑法。在提案讨论中,支持者认为鞭刑能伸张正义,并以严惩方式警示社会。有人主张“性侵犯不需要人权,就让鞭刑来惩罚他们”,也有人认为“有些人不怕罚款,只能靠打才会记住”。

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近期公布民调,显示84.7%民众支持政府评估鞭刑,另有89.6%认为若因人权或合宪疑虑无法引进,也应提出具吓阻效果的替代方案。

台湾现行刑事司法制度最高刑罚为死刑,其次是无期徒刑及其他监禁刑。目前台湾定谳但尚未被枪决的死刑犯有36人。根据规定,在法院判定死刑后,须经法务部长签署执行令方能实施,近十年执行的死刑共4起,频率较以往低,最近一次为2025年。

去年12月的记者会中,立委洪孟楷与多名重大刑案受害者家属,共同表达反对废除死刑的立场。家属们强调,台湾法律必须严惩犯罪者,才能维护社会安全与正义。洪孟楷则在记者会上提出,除了维持死刑制度外,也应考虑引入“鞭刑”作为刑罚选项。

台南杀警案的遗属当时指出,家属所期待是“罪刑相当”,犯罪者必须为自己犯下的过错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多项观察指出,近年几起重大刑事案件推动了相关民意。其中,保母虐童致死的“剀剀案”因犯罪手段残忍,男童生前长期营养不良,全身遭施虐严重外伤,引发社会强烈愤怒。施虐保母姊妹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与18年有期徒刑,许多民众认为,相较于加害者对幼童施加的痛苦,刑罚显得过轻,呼吁应实现“对等惩罚”的手段,包括能直接造成身体疼痛与羞辱感的鞭刑。

近年新型犯罪频繁出现,也让民众普遍感受到政府在打击与吓阻犯罪上的不足。简讯诈骗、机房投资诈欺,以及结合洗钱与人口贩运的复合型诈欺集团案件持续增加,不乏受害者因积蓄全失、羞愧绝望而自杀。

在台湾,诈欺犯在法院多以普通或加重诈欺罪起诉,过去车手与机房成员往往获得缓刑或得以罚金代替入监服刑。民众认为诈欺犯刑期过短、金流难以追回,因此呼吁引进新加坡对诈欺犯施以鞭刑的做法。

2024年,台湾修正《诈欺犯罪危害防制条例》,高额诈欺罪的刑度已提高3年以上、最高12年重刑。

这张拍摄于2025年12月9日的照片显示,人们在新加坡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金融商业区走过一张警告诈骗威胁的海报。随着授权此项惩罚的法律生效,自12月30日起,新加坡的诈骗犯若涉严重案情,将面临强制性最高 24 鞭的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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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2025年12月30日起,新加坡的诈骗犯若涉严重案情,将面临强制性最高24鞭的鞭刑。图为当地金融区一张警告诈骗威胁的海报。

仿效新加坡

新加坡长期以来被台湾支持鞭刑者视为参考对象。

根据当地法律,约有65种犯罪会面临强制性鞭刑,涵盖性侵犯、抢劫、非法移民、非法持有枪械或武器、贩毒、涂鸦等。去年,新加坡修改刑法,将诈骗犯、车手,甚至诈骗集团的招募者与成员,全数纳入鞭刑的惩罚范围。

在新加坡,司法鞭刑的适用条件与对象有明确限制,并须经过医疗评估。仅限50岁以下、经医生检查确认身体状况适合受刑的男性。女性、50岁以上男性、死刑犯以及医疗评估不合格者则属豁免对象。

新加坡司法鞭刑以非公开方式在监狱内执行,使用使用1.27公分、长度约1.2公尺的藤条,打击位置限定在受刑人的臀部。单次判决最多可判处24鞭,多罪并罚亦不得超过此数;未成年犯上限为10鞭。

司法鞭刑在现代多数国家被视为酷刑或残忍惩罚而遭废除,全球九成以上国家未采用鞭刑,仅有约17国仍实施类似刑罚。这些国家可分为源自英美法系的前英国殖民地,和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司法制度。

距离台湾较近的东南亚地区,仅马来西亚、新加坡、汶莱和印尼亚齐省仍保留相关制度。

在新加坡,鞭刑在主流社会获得高度支持,但仍存在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在地非政府组织、人权律师与反对党人士。当地知名人权律师M. Ravi曾代表受刑人在法庭提出挑战,主张鞭刑违反宪法中保障个人自由与尊严。

2021年3月8日于班达亚齐,一名女子因与男朋友行为亲密(犯下近亲罪)而被捕,在亚齐省沙里亚教法下接受公开鞭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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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2021年于班达亚齐,一名女子因与男朋友行为亲密(犯下近亲罪)而被捕,在亚齐省沙里亚教法下接受公开鞭刑。

治安解方?

“鞭刑”是否真能化解民众对治安的疑虑,至今仍备受讨论。台湾国家人权委员会日前表示,目前没有充分实证显示鞭刑比现行自由刑更能有效预防犯罪。

台湾被视为全球治安最佳地区之一。根据全球资料库网站Numbeo 2025年公布的全球最安全国家排名,在近150个国家与地区中,台湾位居第4。

台湾内政部数据显示,整体刑案发生数与犯罪率近年显著下降,传统暴力犯罪逐年减少。近来让民众最有感的治安问题,主要来自诈欺案件,其数量与财损金额快速攀升。

精神科医师李俊宏撰文指出,倡议者常以新加坡鞭刑作为降低台湾性犯罪的手段,但数据显示难以证实。此次提案纳入鞭刑适用的性犯罪,台湾相关犯罪率远低于新加坡。统计显示,台湾每十万人口的强制性交犯罪率为0.27,新加坡则是6.6,相当于台湾的二十倍。

他解释,新加坡以政府效率著称,经常被视为台湾的“标竿”,民众往往将正面印象延伸至其他面向。即使有施行鞭刑,2025年新加坡强制性交犯罪率仍增加20%,社会内部也出现检讨呼声,相关领域专家也强调,鞭刑对儿少性犯罪或合并病态人格的暴力性犯罪无效。

至于诈骗案件,新加坡在2025年下降27.6%。分析指出,相关降幅在鞭刑纳入刑罚前就已出现,新加坡警方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整体反诈策略与公共教育措施发挥作用。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学系助理教授潘怡宏投书媒体,指讨论鞭刑时,必须考量其效果是否稳定、是否能针对特定犯罪成因发挥作用,以及是否值得付出如此严重的基本权代价,仅以“刑罚是否足够痛苦”作为回应,属于过度简化。

2022年3月30日于印度尼西亚亚齐省洛克苏马威,一名男子因违反伊斯兰沙里亚教法接受鞭刑后,正在接受医护人员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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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鞭刑被认为违反人权,并有施行失当的疑虑。图为印尼一名男子鞭刑后接受医护人员的治疗。

人权疑虑

台湾法务部近年多次表示,鞭刑在社会上分歧严重,且可能抵触《中华民国宪法》以及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因此现阶段并无引入可行性。

台湾人权促进会、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团体日前发表声明,指出司法鞭刑并非单纯的“加重刑罚”,而是国家以公权力故意施加肉体痛苦与羞辱,已跨越国际人权法禁止酷刑及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处罚的界线。

人权团体指出,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定任何人不得遭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亦已明确禁止将体罚作为刑罚。

台湾自2009年施行《两公约施行法》,使该公约保障的权利具备国内法律效力

该公投提案也面临合宪性质疑。台湾司法院大法官解释认定,“免于身心伤害之身体权”虽非宪法明文列举,但基于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发展,仍受宪法保障。人权团体认为,相关立法难以获得宪法正当化,若付诸实施,可能在违宪审查中遭到否决。

台湾《公民投票法》规定,立法院可就重大政策提出创制或复决公投案。经院会表决通过后,须在十日内交由中央选举委员会办理,不需经过一般民众提案与连署程序。

相关公投案经中选会审议通过,有可能于11月28日与地方选举合并举行。鞭刑入法公投外,另有废除非核家园,以及交通罚锾专用改善道安等另外两案。

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

乌克兰无人机何以精准打击俄罗斯本土


上月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一名乌克兰士兵正在为一架无人机打击俄军目标做准备。
上月在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一名乌克兰士兵正在为一架无人机打击俄军目标做准备。
俄方无人机操作员已经躺下睡觉了。他们那辆白色汽车停在乌克兰南部俄占区一栋小房子的车道上。
约50公里外,两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将他们的卡车停在一片田地边缘的林带里,组装了一架中型无人机,上面挂载了两枚炸弹。
他们的目标?正在睡觉的俄方无人机操作员。
那天晚上,乌方的行动小组拥有一项强大的战场新工具:高科技卫星影像,可以近乎实时地提供俄军的移动和位置情报。
一年前,卫星图像可能需要数天才能传到前线部队手中,因为当时的技术不够先进,而且指挥层级过多。这使得远程无人机打击难以命中那些可能会移动位置的目标——比如藏身于房屋中的部队。而现在,一个负责监视该房屋的后援团队向无人机操作员提供了一张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车道上停着那辆车,这意味着俄方人员就在里面。
“目标已确认。”其中一名操作员低声说道。按照乌克兰军方规定,他只透露自己的呼号为“季基”。
将高质量卫星图像快速送达前线部队是过去一年战场上的关键技术进步之一。这使得乌克兰能够迅速打击俄占区的纵深腹地乃至俄罗斯本土的武器库、后勤枢纽和部队营地。
季基和他代号“捷普洛”的搭档使用的卡车实际上是一个移动指挥中心,配备多台连接商用卫星的电脑设备。
荷兰公司Bravo1Alpha开发的一项新工具将图像传送到一个看起来像掌上游戏机的设备上,操作人员可以通过它搜索目标、规划飞行路线,甚至控制无人机发射武器。
在某些情况下,前线部队甚至可以自行操控卫星,迅速分析卫星图像寻找目标,然后发动攻击。快速获取卫星影像还可以帮助他们确认哪些目标已被击中,并在需要时再次发动攻击。
不过,部队仍然需要得到更高级别指挥官的批准才能打击目标,从而降低经验不足的操作员出错的风险。但整个流程如今已经大为简化。
这些进步为乌克兰孤立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的努力提供了支撑。近期,乌军借助卫星的打击摧毁了俄罗斯为该半岛提供补给所需的渡轮码头,以及维持俄军在乌克兰南部作战部队的武器和给养后勤路线。
一名无人机操作员正在查看卫星图像,以锁定30公里外的俄军目标。
一名无人机操作员正在查看卫星图像,以锁定30公里外的俄军目标。
6月,乌克兰第422独立无人系统团的士兵利用卫星影像,锁定并摧毁了俄罗斯在被占领的扎波罗热地区部署的数个用于干扰星链信号的设施。许多乌克兰无人机依靠星链进行导航。该部队最近还参与了一项行动,在克里米亚摧毁了多套造价高昂的俄罗斯防空系统,以及其他一些目标。
“这是极为宝贵的支援,”该团指挥官尼古拉·科列斯尼克少校说。
由于乌克兰战争基本上陷入血腥的僵持状态,战场上的进展越来越取决于谁能率先掌握新技术以获得优势。无人机——无论是空中、陆地还是海上——已成为杀死或重创敌人的最有效手段。
但在发现敌人方面,这项技术的效率却没那么高。侦察无人机可能被击落或信号遭到干扰。它们的航程和覆盖范围也有限。
太空是下一个前沿阵地。
早在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乌克兰就已经利用盟国政府和商业企业提供的卫星影像来对抗俄罗斯。但直到最近,卫星影像仍然是一种稀缺资源。只有高级指挥官才能获得这类信息,用于高层战略规划。
即使是这种访问权限也受到限制,而且容易受到干扰。。例如,2025年3月,特朗普总统下令五角大楼停止与乌克兰共享卫星图像,后来才恢复。
过去一年左右,乌克兰获得卫星影像的渠道大为扩展,提供方包括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商业公司Vantor多年来一直与乌克兰合作,最近又发射了六颗新卫星,使其卫星总数达到10颗。公司首席转型官威尔·科科斯表示,这些卫星如今每天最多可以覆盖全球70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足以对乌克兰战场进行多次扫描。
这些卫星每天最多可以对同一地区拍摄15次,帮助士兵发现地形中细微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意味着那里可能出现了俄军目标。
一名士兵为无人机起飞做准备。
一名士兵为无人机起飞做准备。
科科斯说,对乌克兰前线战事帮助更大的是,前线部队获取图像的门槛大大降低了。
最快只需15分钟就能获得影像,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需要几个小时。即便如此,与不久前有时需要数天相比,这仍然是巨大的进步。
“基本上,我们是把卫星直接交给他们使用,”科科斯说。“他们告诉卫星要拍什么。”
自战争爆发以来,无人机作战的出现已改变了战场的面貌。过去那种容易被发现和攻击的大规模装甲部队、后勤枢纽和士兵集群已经不复存在。
“我们团已经六个月没见过坦克了,”科列斯尼克少校说。“他们的坦克都藏在掩体里。”
科列斯尼克少校坚持在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市外的一片林带见面,而不是在指挥所或市区,因为他担心头顶上盘旋的无人机。
商业卫星公司长期保存着大量卫星影像档案,因此前线指挥官可以研究环境中细微的变化——比如田地里的车辙、倒下的树木、新近清理过的土地,这些都可能意味着有目标隐藏其中。
“总体而言,这感觉就像是一场军事技术革命,”伦敦智库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军事专家罗伯特·托拉斯特说。
一年前,卫星图像可能需要数天才能送到前线部队手中,使得远程无人机打击难以命中目标。如今,支持团队能以更快的速度向无人机操作员提供最新的卫星图像。
一年前,卫星图像可能需要数天才能送到前线部队手中,使得远程无人机打击难以命中目标。如今,支持团队能以更快的速度向无人机操作员提供最新的卫星图像。
在那片林带里,两名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一边监视着那栋藏有俄方人员的房子,一边等待目标得到确认。代号捷普洛的士兵在手机上播放了一段近期借助卫星支援实施打击的视频。画面中是赫尔松地区一片茂密的树林,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军事目标。但经过数周对卫星图像的研究,士兵们发现了一些通往树林深处的车辙,而它们在更早的影像中并不存在。在另一段视频中,同一片树林已化作车辆燃烧的地狱景象。
“这是一次理想的行动,”捷普洛说。“其实,这很可怕。没有什么能帮得了你。”
田地边缘一场安静,只有蟋蟀的叫声偶尔被远处传来的爆炸声打断。但两名操作员始终高度紧张,警惕着敌方无人机。任何异常的声响都会让他们神经一紧。季基手上还缠着绷带,那是他最近一次遭遇俄罗斯的一架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时留下的伤。
第一次试图摧毁那栋藏有俄方无人机操作员的房子的行动被俄军的炮击打断了。沙赫德无人机和威力强大的滑翔炸弹划过天空。乌克兰方面使用电子战设备干扰俄军武器的GPS信号,但这些设备同时也干扰了乌方自己的武器系统,使他们无法发射无人机。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情况终于平静了一些,行动小组终于能够发动攻击了。
袭击后生成的一张卫星图像显示了破坏情况:那栋房子的屋顶被炸出了两个大洞。

2026年8月19日星期三

中美“AI 军备竞赛”究竟在比什么?专家预测三种结局

 

两个机器人掰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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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不到一个月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世界机器人大会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凸显中国在最具战略意义的新科技领域的野心。

两场大会虽名为“世界”大会,实际都是中国以自己为主场进行的“1+N”式外交平台。这一模式可追溯到2014年在浙江乌镇创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如今已从互联网扩展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在美国,人工智慧同样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就在两场大会之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将“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国家安全受管制名单。中国企业受到的影响尤其受到关注。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80%以上,宇树科技一家遍占比32%。

从AI模型、先进晶片到机器人,中美竞争正从科技公司的产品较量延伸至产业和国家安全,也被形容为一场新的“AI军备竞赛”。那么,中美两国究竟在比什么?

AI真的正在成为“军备竞赛”吗?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警告,AI可能成为“通向灾难的疯狂竞赛”;马斯克也曾表示,AI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更建议启动“AI版曼哈顿计划”。

曼哈顿计划正是美国在二战期间研发核武器的秘密计划。

此后,越来越多声音将今天的AI竞争类比为20世纪的核竞赛。

在这个赛场上,呈现出“你追我赶”的的激烈场景。2022年11月OpenAI发布ChatGPT,一鸣惊人,当时业界认为中美AI差距在两年;2025年1月DeepSeek发布R1,让美国资本市场受到震动,差距改为一年;今年7月Kimi K3发布后,有分析师认为差距已缩至四到九个月。

美苏在核技术上也曾上演类似的追赶。

1945年7月,美国率先试爆原子弹;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自己的第一枚原子弹。1952年11月,美国试爆首枚氢弹,不到十个月后,1953年8月,苏联也成功试验氢弹。到民用核能领域,苏联甚至一度反超:1954年6月,世界第一座核电站在苏联奥布宁斯克建成并网。

中国和美国国旗,玩具小兵和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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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类比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AI和核武器一样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地缘政治部门主管鲁晓萌对BBC中文指出。

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

鲁晓萌说,AI拥有广泛的商业应用,核能则不然。很难想像普通人日常使用某种“民用版核系统”,但AI已出现在每个人的个人设备上,被广泛使用。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陈凯欣(Kyle Chan)则认为两者的不同之处更多。核武器只有一种用途,即大规模毁灭。而人工智能是一项多元化技术,形态、能力和用途各异;它确实可被用于不良目的,如增强网络攻击能力或制造生物武器,但同时也是数百万个人和企业日常使用的普通工具。

“所以,把人工智能等同于核武器是一种误判,可能导致错误的政策应对方案。”陈凯欣表示。

但中美似乎都在越来越严肃地对待这场竞争:当两国都认为AI将决定未来的国家竞争力时,它们究竟想用这项技术实现什么?

成人带着多位儿童抗议修建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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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美国密歇根州的居民反对在当地修建数据中

美国要突破极限,中国要扩大应用

“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上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子。”陈凯欣说。

美国的人工智能由少数几家提供专有模型的私营企业主导,政府基本不介入,主要靠行业自我监管。

这种模式催生了极其强大的模型、巨额投资和收入,但也让人们越来越担忧:该如何应对风险,以及政府监管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美国几家大型AI公司都表现出对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追求。

OpenAI在其章程里写明,公司使命是确保实现AGI并使其造福全人类,并将AGI定义为“在大多数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的高度自主系统”。

Google DeepMind称,最终的AGI有望带来历史性变革,并将其定义为“至少在大多数认知任务上与人类同等能力的AI”。

这条路线的核心打法是Scaling Law(规模定律),即不断扩大模型参数、堆叠算力,使大模型持续进化,最终突破关键节点实现AGI。

在这种模式下,AI公司的模型多为闭源,用户按词元(token)量付费,现金流稳定,企业对模型控制力强。

简单来说,美国押注的是下一个技术突破。

中国则采取了根本不同的路径。

陈凯欣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受中央政府强力引导和监管,产业更侧重推广普及和融入实体经济。政策制定者希望AI提升各行各业生产力,而不是执着于打造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超级智能。

半导体评论者、新加坡科技咨询网TechTechChina主编卓薇安(Vivian Toh)认为,中国AI的独特路径不是要打破西方生态或颠覆现有体系,而是开辟一条“低成本、高协作”的新赛道。

鲁晓萌也指出两国的不同:中国公司采取“快速跟随者”策略,以低成本推出“足够好用”的模型,推动全球快速采用;美国同行则更关注前沿技术,力求引领行业。

换言之,中国的策略是“扩散”,或AI能不能快速进入更多行业。

继去年提出“人工智能+”后,今年“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这一路径,逻辑与11年前的“互联网+”一脉相承:把技术能力嵌入各行各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这种扩散不只是在国内应用。

今年更进一步与“一带一路”结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9国签署协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多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该组织设秘书处,并提供5000个赴华AI培训名额。

“当然这也是中国在先进芯片获取受限现实下的一种务实产业策略。”卓薇安称。

谁的路线最终更有优势,还是一个问号。

鲁晓萌认为,在全球AI竞赛中,政府干预的作用相对企业战略而言是次要的,最终AI实验室才是技术竞争的最前线。

如果美国公司能拿出“下一个大事件”(比如AGI),就能在中国同行面前建立实质性领先;否则,中国模型将在应用比率上超越美国领先者,占据更大全球市场份额。

两条路线能否走下去,还取决于另一个问题:谁有足够的资源,把AI真正做大?

中美国旗在芯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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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芯片,美国缺电力

AI的底层基础设施是芯片和电力。芯片结合电力产生算力,算力就是AI时代的石油。

中美各自的短板,恰好是对方的长板:中国受芯片和资本的双重制约,美国则面临电力供给和地方社区民意的双重限制。

就中国而言,陈凯欣进一步阐释,美国对英伟达顶级芯片的出口管制,让中国的AI实验室更难获得训练和部署大型模型所需的算力。中国科技公司的规模也远小于美国同行,算力基础设施投入无法与之相比。

近期热门AI产品一度出现拥堵和限流,背后反映出的,正是供给侧的算力紧张。

DeepSeek最近宣布可能涨价,以减缓伺服器压力;Kimi则暂停开放注册并引入候选名单,也是因用户太多,超出伺服器承载能力。

除了高端芯片,陈凯欣认为中国的另一制约是资本。

中美在AI领域的投入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和900多亿美元的差距,这影响了算力堆叠、人才薪资、模型训练等各方面投入。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

陈凯欣认为,中国将能随时间推移逐步解决算力难题:虽可能无法追平美国,但国产AI芯片和硬件系统正提供“够用”的替代方案,足以让中国AI产业继续向前推进。

美国面临的问题则有所不同。

鲁晓萌指出,美国正面临能源约束,部分原因是各州电力系统相对老旧。中国发电量约为美国的2.5倍。

陈凯欣称,美国虽在继续扩建电力供给,但社区对新建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反对声浪,也可能拖累其未来算力扩张,比如近期德克萨斯州州长便暂停了新数据中心并网请求的审批。

“相比之下,美国面临的问题更棘手,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而非技术问题。”陈凯欣说

“许多美国人并不认可人工智能的价值,甚至认为它是一股净负面的力量,因此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支持度参差不齐。”

在伊斯坦布尔SAHA 2026国际防务与航空航天展览会开幕前,该公司展示了其新一代防务系统,其中包括SAR"无人机杀手"(Drone Killer)系列,以及专为高风险侦察与作战任务设计的机器人单位。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由萨西尔马兹公司(Sarsilmaz)与LA2 Dynamics联合研发的土耳其首款武装机器人SARBOT新版本,2026年4月29日在杜兹杰的萨西尔马兹工厂进行了演示。

三种可能的未来

中美在AI上的竞争会像美苏在核技术上的竞争一样,直到一方崩溃解体为止吗?

多位专家都提出了光明与黑暗两个版本的未来。

一种可能是,中美保持激烈竞争,但全球并不完全分裂。

“相互威慑是新权力格局的一部分。”鲁晓萌提醒,中美之间的商业竞争和相互连通性,是威慑之外的另一要素,这在美苏关系中并不存在。

“几周前,数百家美国初创公司和大平台签署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这揭示了一种在冷战时期不曾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我把这种连通性视为共同生产力提升的来源。”

陈凯欣也表示,如果现状长期维持,全球会采取一种“混搭”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根据成本等参数综合采用中美两国模型。

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可能就共同的AI安全与治理标准达成一致,这未必需要具约束力的条约,但至少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另一种可能是,全球AI生态进一步分裂。

陈凯欣认为,如果中国模型真的缩小差距甚至超越美国模型,美国可能采取更强硬措施延缓中国AI发展,其中或包括更全面的技术管制。

而最糟糕的情景,则可能是AI竞争直接与国家安全危机交织。

鲁晓萌认为,最糟糕的情景,是两国间发生某种意外战争,可想像为“AI版古巴导弹危机”失控。这正是为何需要建立战略沟通渠道,保持两国信息流动,避免由AI引发或助推的全球性危机。

此外,真正改变竞赛规则的,也可能不是中美任何一方,而是AI本身的能力突破。

牛津大学哲学家威廉·麦卡斯基尔(William MacAskill)在今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若AI一旦能自主研发更强AI,就会以更大规模、更快效率研发更强AI,进入指数级“智能爆炸”,几年内压缩人类一个世纪的进展。

他最担忧的,是权力借此高度集中于某个国家、公司甚至个人:AI没有选票、财产或组织忠诚,其行为完全取决于训练目标,传统政治制衡可能因此失效。

麦卡斯基尔据此预测:“民主制度在AGI面前存续的概率低于50%。即便没有任何政治人物威胁民主,这项技术本身也构成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