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2020年报告披露了爱泼斯坦的部分运作细节。报告提到，他早期对哈佛的捐赠包括20万美元，用于支持心理学教授科斯林的研究。2005年，爱泼斯坦凭借这段关系在哈佛获得正式职位，成为访问研究员，研究科斯林的理论。
据报告中引述的科斯林博士为爱泼斯坦先生撰写的推荐信显示，科斯林常与爱泼斯坦讨论科学问题，并将其称为自己某一社会科学理论的“唯一合作者”。“真希望我哪怕有一个学生能提出这么好的问题，”科斯林写道。
科斯林后来在哈佛调查中承认，爱泼斯坦并不具备开展申请书中所列全部研究的资质，但爱泼斯坦还是拿到了研究员职位。
哈佛调查发现，爱泼斯坦在研究员任上几乎没做什么工作，却在2006年获批续任第二年。
他在哈佛还培植了许多其他关系。
在新公开的2014年一封邮件中，爱泼斯坦列出了他资助的其他哈佛人士，包括认知与教育学教授霍华德·加德纳、科学史教授安妮·哈林顿，以及物理学教授安德鲁·斯特罗明格。
哈林顿通过邮件中告诉时报，她于上世纪90年代末经人介绍认识爱泼斯坦，他为她的两个项目提供了资金。她援引自己2018年发表的声明称，“如果当时哪怕有一丝预感，知道后来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他的那些事，”她绝不会接受这笔钱。
加德纳在给时报的邮件中说，他于90年代中期在一场晚宴上认识爱泼斯坦。爱泼斯坦随后资助了他的部分研究，并为他引荐“思想领袖”。加德纳称，2006年爱泼斯坦被捕后，他告知对方自己无法再接受捐款，此后两人“仍保持数年的松散联系”。2019年爱泼斯坦被控贩卖未成年人从事性交易时，“我感到极度震惊，也常常问自己，为何没有早一点察觉到这类事情”。
斯特罗明格未回应置评请求。
爱泼斯坦的日程表显示，他到访校园期间，至少还有六位学者与他会面。
他与萨默斯及其妻子、英语荣誉教授纽一直保持联系。他为诺瓦克博士以及哈佛医学院遗传学教授乔治·丘奇牵线筹款。邮件显示，爱泼斯坦与丘奇（未回应置评）曾在2014年探讨共同成立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可能性。
哈佛还为爱泼斯坦提供了社交光环。他对哈佛学生社交与戏剧团体“哈斯蒂·普丁协会”的资助，在2020年报告中只是一笔带过。该团体独立运营，不受校方控制。但校方审查显示，在2008年底哈佛禁止他捐款后，该团体成为爱泼斯坦维系校内人脉的重要渠道。
新文件显示，爱泼斯坦的朋友兼商业伙伴、哈佛校友、哈斯蒂·普丁协会主席安德鲁·法卡斯持续代表该团体向爱泼斯坦募捐。2013至2019年，在法卡斯协助下，爱泼斯坦向该协会捐赠至少37.5万美元。
作为回报，他在哈斯蒂·普丁协会的年度晚宴上获得专属席位，有几年他还带了一众模特与摄影师出席。即便无法到场，他也会确保自己的慷慨被人知晓。2018年有人邮件询问他是否希望在晚宴节目单中被列为“匿名”捐赠时，爱泼斯坦立刻回复：
“署全名，”他写道。
直升机 与 潜水课
马丁·诺瓦克，摄于2007年。诺瓦克博士曾表示，他后悔接受并促成了爱泼斯坦的资助。他在一份声明中写道，爱泼斯坦被定罪后，他之所以仍与其保持联系，部分原因在于其他学者也这么做。 Erik Jacob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爱泼斯坦为科学家们提供的远不止科研经费。他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体验纸醉金迷的奢华生活。
爱泼斯坦最早吸引诺瓦克的注意是在后者2003年从普林斯顿转投哈佛之前。一切始于一通询问其研究的电话。诺瓦克在2011年出版的书中用大段文字描述了两人逐渐升温的关系。
通话之后，便是一笔给他的科研捐款，接着是受邀前往爱泼斯坦的纽约豪宅。“我受邀赴晚宴，受宠若惊的是，我是唯一的客人，”诺瓦克在书中写道。
随后是飞往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机票，再搭乘直升机前往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
“我感觉自己就像在007电影里跑龙套，”诺瓦克激动地写道。
“每天日出时分，我都和杰弗里一起吃早餐，”他继续写道，“我们会没完没了地聊科学，聊我的研究。”
诺瓦克在书中写道，2003年，爱泼斯坦与时任哈佛校长萨默斯洽谈，为诺瓦克在哈佛设立一个演化动力学项目，并捐赠650万美元作为支持——这是他对哈佛最大的一笔捐款。
诺瓦克在给时报的声明中称，萨默斯曾敦促他争取爱泼斯坦的资助。
2006年爱泼斯坦被起诉后，哈佛校方开始与其划清界线。但爱泼斯坦并未放弃拉拢。
应校方要求，他辞去了访问研究员职务。但哈佛仍在接受他的捐款。校方审查显示，2006年7月至2007年7月，爱泼斯坦又向学校捐赠四次，总计73.6万美元，使其对哈佛总捐款达到约920万美元。
时任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此后禁止校方接受其捐款。
但校方审查发现，哈佛在爱泼斯坦的问题上依然“态度暧昧”。校方筹款部门2013年曾邀请他参加一场筹款活动启动仪式。校方并未退还爱泼斯坦的捐款，尽管2020年最终将未使用的约20万美元捐款捐给了慈善机构。
尽管有禁令，个别教授仍继续与他接触、会面，并帮他一些小忙。据媒体报道与探视记录，科斯林曾前往监狱探望爱泼斯坦。
科斯林2010年转投斯坦福大学，在2013年出版新书时曾在邮件中承诺给爱泼斯坦一本签名本，并提到“已致谢”爱泼斯坦。他在作者鸣谢中，将当时已是在册性犯罪者的爱泼斯坦列入其中，称其阅读过书稿初稿并参与核心观点讨论。
科斯林未回应置评请求。
爱泼斯坦最核心的关系
哈佛大学于2020年完成的调查报告并未深入调查一些线索，它们表明爱泼斯坦在该校影响力远不止于此。 Rick Friedman/Corbis via Getty Images 爱泼斯坦与萨默斯关系的新细节是其拉拢哈佛相关权势人物最清晰的例证。
2009年出狱三周后，爱泼斯坦指示助手给当时在奥巴马政府身居要职的萨默斯发邮件。
“给拉里·萨默斯发封邮件，就说我回家了，自由了，”爱泼斯坦写道，“把家里电话和邮箱给他。”
这段此前未曝光的往来显示，尽管爱泼斯坦遭到起诉并入狱，两人关系依然牢固。
记录显示，萨默斯1998年曾搭乘爱泼斯坦的私人飞机。新公开邮件显示，萨默斯与妻子2005年蜜月期间曾到访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
邮件显示，萨默斯2018年曾邀请爱泼斯坦前往他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的家中，推心置腹地向其透露自己追求一名女性未果的进展，萨默斯称该女性为自己的门生。爱泼斯坦则自称是萨默斯的“绝佳僚机”。
萨默斯的发言人未回应置评请求。萨默斯去年11月发表声明，对“继续与爱泼斯坦往来这一错误决定”表示后悔。
萨默斯妻子纽的发言人援引其去年11月的声明称，她对“接受杰弗里·爱泼斯坦捐款深感懊悔”。
哈佛审查还认定，2010至2018年，爱泼斯坦造访诺瓦克的项目约40次。他拥有进门钥匙，还有一间专属房间，被称作“杰弗里的办公室”，里面铺着他自己的地毯，挂着他的照片。
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为他提供了高规格的公开平台。
出狱后，爱泼斯坦希望操控自己的网络搜索形象，并参与策划打造美化自己的内容。
“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了，”他2010年在给一名助手的邮件中写道。
2013年，诺瓦克的项目页面添加了爱泼斯坦旗下两个基金会的网站链接。次年，在爱泼斯坦的公关人员告知诺瓦克“将他的名字与哈佛edu域名关联，对谷歌搜索结果会非常有帮助”后，诺瓦克同意在项目网站上为爱泼斯坦增设专门页面。
诺瓦克曾表示，后悔接受并维系爱泼斯坦的资助。他在声明中写道，自己在爱泼斯坦定罪后仍与其保持联系，部分原因是其他学者也这么做。
“我对自己无视他虐待女性的本质、对他精于操纵的本性后知后觉感到毛骨悚然，”诺瓦克说。“我对自己曾艳羡他惊人的财富与人脉深感失望。”
2020年报告发布后，哈佛禁止诺瓦克在两年内担任新基金项目负责人及指导新生，并关停了他的演化动力学项目。
但爱泼斯坦与哈佛其他人士关系的全貌，在此后数年里仍未完全公开。
最后一次动用哈佛人脉
2018年11月，《迈阿密先驱报》刊发系列报道，揭露爱泼斯坦的罪行及其在佛罗里达州获得的宽大认罪协议。2019年2月，一名联邦法官裁定，检察官非法向爱泼斯坦的受害者隐瞒了认罪协议信息。
法官裁决两天后，爱泼斯坦发出求助信息。他向包括萨默斯在内的约六名联系人发送了内容相同、拼写错误一致的邮件：
“非常希望你能给我些建议，我该如何回应这新一轮恶毒报道，或者干脆不回应，”爱泼斯坦写道。“现在指控来自联邦法官，很难再把它们说成小报八卦。”他称少女贩卖的指控“荒唐至极”，但“如今已成故事的一部分”。
“我不认为你发声或露面会有什么好处，”萨默斯回复。
爱泼斯坦回道：“奇怪的是，我几乎从不涉足公共事务，却招来这么大的骂名。”
同年7月，大陪审团以人口贩卖罪名起诉爱泼斯坦。8月，他被发现在狱中死亡，裁定为自杀。
一个月后，时任哈佛校长劳伦斯·巴科宣布，校方将审查爱泼斯坦对哈佛的捐款及其访问研究员身份。调查人员约谈了约40人，审阅25万页文件，并设立了举报热线。
一名校方律师在给巴科的信中 写道，调查人员已知“哈佛 社区部分成员在爱泼斯坦定罪后仍与其保持往来”，但这些关系“本身并未违反哈佛政策”。
哈佛法学院的莱斯格认为，审查并未完整呈现爱泼斯坦与学校的关联，反而基本将责任推给诺瓦克，仿佛他只是个孤立的违规者。“有人决定保护拉里·萨默斯。这些人是谁？”他在采访中说。
但斯特森大学法学院教授彼得·莱克表示，内部审查后出现新线索并不罕见。
“事到如今，任何与魔鬼（指爱泼斯坦）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扪心自问，当初是不是该多问几句。”他说，“但第一次审查没查全与刻意隐瞒是两回事。”
新信息已带来新的处理结果：萨默斯从哈佛辞职，诺瓦克被停职。
但部分学生认为校方行动迟缓。已有呼声要求重新命名以法卡斯父亲命名的法卡斯礼堂，以及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一座以亿万富翁莱斯利·韦克斯纳（爱泼斯坦另一关联人）命名的建筑。
法卡斯与韦克斯纳的发言人拒绝置评。
哈佛大四学生罗茜·库图尔是两名因分享萨默斯在课堂谈及爱泼斯坦的视频遭校方纪律调查 的学生之一。她表示，过去几个月接连不断的爆料令人痛苦，希望校方能采取更多行动，追究与爱泼斯坦有关人员的责任。 “身处校园、走进课堂、接受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牵连的教授指导，对年轻女性而言尤其令人恐惧和难过，”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