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家庭、希望与困境的怀旧故事，今夏在中国票房横扫而过，却也在数千公里外的新加坡，意外掀起了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
这部“黑马”几乎全片使用潮汕地区的潮州话拍摄，而潮州话至今仍在东南亚部分华人长辈之间流通。
但当电影本月登上新加坡院线时，许多人震惊地发现，大部分场次都将以华语配音放映——华语贴近中国的通用语（普通话），也是新加坡包括英语在内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作为潮州人，用潮州话看这部片子会格外特别。”教会工作者吴思琳说。上周，她和母亲抢到仅有的八场潮州话特别场其中一场，进影院观赏这部电影。据报导，这批场次的票在不到两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
许多本地观众不解：既然这部片在中国是以原声语言上映，那为何在潮州话仍有大量老一辈华人使用的新加坡，却要改成华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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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无心插柳，点燃了对新加坡政府长期推动华人改讲华语、而非使用各种“方言”的争议。
当年的政策本意，是希望促进新加坡华人社群内部的语言统一，然而这项工程实在太过成功，以至于有人认为，它已经让潮州话、福建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走上了一条几乎无法逆转的衰落之路。
在舆论激烈发酵之际，有关部门也做出回应。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MCI）本周一（6月22日）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听到了大家希望方言电影能在电影院更自由放映的呼声”，并承诺未来将“采取更灵活的做法”。
随着网上共鸣四起，有人甚至分享打算到邻国马来西亚观影，只为在大银幕上听一场潮州话版《给阿嬷的情书》。据当地媒体报导，本周一再加开的八场潮州话放映，近5000张票同样在两小时内售罄。周四（25日），当局又批准了额外50场潮州话场次。
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给阿嬷的情书》是一段通向自身往事的苦乐交织旅程——用一种曾跨越重洋、如今进入新时代的语言讲述出来。
但即便是不懂潮州话的观众，也在主动寻找原声版来看。
“有时候，就是一种氛围。”来自北京、为工作移居新加坡的35岁安娜·张（Anna Zhang，音译）说。
她表示，自己选择看带字幕的潮州话原声版，就像平常看任何外语片一样。
“我不是说配音版不好，但确实觉得有一点差别⋯⋯那种感觉就不太像是从角色本身发出来的。”
《给阿嬷的情书》投资不大，演员多半是新人，讲的是一个来自中国南方村庄的年轻人，启程前往泰国寻找祖父的故事。
他祖父在1948年为躲避国共内战征兵而逃离家乡，最终在1950年代成为泰国的一名三轮车夫，与其他华人移民一起住在旅馆里，不断给远在家乡的妻儿写下充满思念的家书。
这部电影，尤其是用潮州话演绎时，之所以触及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因为它把故事放在那股历史性的移民潮之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冒着风险，乘船南下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地区。
“方言一直是新加坡华人的根。相比之下，我会说，华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叠加上去’的语言，是我们在学校学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子玲（Lee Cher Leng）说。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么一部小成本电影，居然能引出这么有份量的议题。”
曾经，在新加坡占人口70%以上的华人社群中，各种华语方言极为普遍。
但在198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发起鼓励华人说华语、而非使用各自方言的运动，这些语言逐渐从公共频道淡出。
在电影院里，方言电影被配上华语，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方言内容也被清除殆尽。
这一切是1960年代更广泛的双语政策的一部分：政策规定所有新加坡人要会说英语，以及一种所谓“母语”，而这种“母语”是按照个人族裔来界定的。
在“讲华语运动”刚启动时，近70% 的新加坡人在家使用某种中文方言。
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骤降至8.7%。
尽管如今已经有近一半的新加坡人表示英语是自己最顺手的语言，许多对方言的限制措施至今仍然存在。
自1990年代起，“讲华语运动”将重点从说方言的人，转向受英语教育的华人，鼓励他们改用华语。
两位导演上周在官方《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刊发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这场运动已经达成它当初的目标——在新加坡华人之间建立起华语作为共同语言，同时拆解了原有的方言版图。”“如今要放映一部方言电影，已经和放映一部法语片或马来语片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进一步发问：“如果要证明‘讲华语运动’的成功，有什么比彻底放宽这条规定更好的方式呢？”这样做也可以“展现新加坡华人在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已经成熟到某种程度”。
这番说法在过去一周于社交媒体和评论文章中广泛回响，连政界人物也被卷入讨论。在野工人党议员陈立峰（Dennis Tan）在脸书发文，称方言是“我们祖辈旅程、习俗与身份的有机、鲜活载体”。
讨论看来仍将持续下去——已有两名国会议员表示，他们已向当局询问能否让电影以原方言版本放映。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会讲方言了。”吴思琳说。“我觉得是时候重新检视这项政策。如果政府真心想保留我们的一些文化，那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正在消失的不只是语言本身，还有随之而来的那些传统。
吴思琳在《给阿嬷的情书》中最受触动的一幕，就是片中出现了一项她自己也曾亲身经历的潮州仪式。
在她15岁那年——对这个社群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岁数——父母按照传统，为她准备了一份成年礼物，潮州话称之为“出花园”。
但当她的外甥女去年满15岁时，吴思琳说，已经没有任何类似的庆祝仪式了。
尽管如此，新加坡年轻人对自身传承的兴趣正逐渐上升：从学习祖父母那一代日渐式微的方言，到参加课程、组团回中国寻根，探访祖籍地。
不过，研究方言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颖芸（Tan Ying Ying）并不乐观，她认为这些努力很难逆转整体趋势。
“现在开始学方言的年轻人⋯⋯你可以像学一门外语那样，为兴趣而学。”她说，“但如果身边没有人在真正使用，你是不可能真正把它延续下去的。”
陈颖芸说，围绕《给阿嬷的情书》掀起的这场风波，也许更像是“在哀悼一种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