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压力下，巴拉圭和台湾的友情还能维持多久？

 

世上有不少奇特的组合。但台湾和巴拉圭这一对，尤为特别。

这个高科技岛国与其位于南美内陆、以农业为主的盟友分处地球两端。

1957年，双方在蒋介石和阿尔弗雷多·斯特罗斯纳两位军事统治者的反共热情驱动下结成同盟，这对看似不可能的组合从此便形影不离。

然而如今，巴拉圭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日益缩小的全球俱乐部的成员。

中国凭借经济实力迫使包括巴拉圭在内的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中国将台湾视为领土的一部分。

巴拉圭是当今南美洲唯一一个与台湾保持邦交的国家，并已成为拉丁美洲最为反华的国家之一。

这一立场为巴拉圭赢得了美国的好感，使其成为特朗普政府在该地区抗衡中国时颇受青睐的伙伴。

巴拉圭亚松森市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雕像。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称赞巴拉圭总统、保守派人士圣地亚哥·培尼亚是“美国的坚定盟友”，而特朗普总统则表示他“干得非常出色”。

而培尼亚则将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形容为“梦想成真”。

培尼亚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巴拉圭与台湾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处于弱势的一方。

他解释说，巴拉圭曾与邻国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巨人”抗争——包括19世纪那场导致其人口损失一半的战争——这种经历让它本能地认同台湾试图维持与中国分离而进行的努力。

“与强敌抗争是我们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培尼亚说。

然而，这场博弈的胜算正越来越小。

过去十年里，已有包括巴拿马、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在内的10个国家转而与中国建交。如今仍承认台湾的国家只剩下12个。

巴拉圭商业重镇埃斯特城有着庞大的台湾人社区，他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台湾人口2300万，而巴拉圭人口610万，双方关系的维持基本上是通过各种馈赠：总统专机、淘汰下来的直升机、电动巴士，以及资助巴拉圭政界人士前往台湾首府台北的观光之旅。

台湾还将本土的电视剧配上西班牙语，并出资建造了巴拉圭的国会大厦。

但中国正加大对巴拉圭的施压，要求其与台湾断交。

在过去18个月里，中国被指多次发动针对巴拉圭政府机构的网络攻击，贿赂该国高层政界人士，并以奢华的北京之旅来拉拢议员。中国外交官还警告巴拉圭，应尽快在中国与台湾之间“作出正确选择”。

巴拉圭明加瓜苏市，一个旨在促进台湾与巴拉圭双边合作、产业创新和技术交流的工业园区。

不过，台湾也在加码：向巴拉圭提供2亿美元贷款用于为贫困人口建造住房，并捐赠2000万美元用于建设一家新医院。

台湾还为800多名巴拉圭人提供赴台学习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奖学金，并资助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建设一所价值1800万美元的科技大学。

台湾的专家们还正在帮助巴拉圭启动本土的水产养殖业，此举旨在使巴拉圭经济多元化——该国经济目前主要依赖牛肉和大豆。

在距离首都亚松森以东约60公里的农业小城尤西比奥·阿亚拉市，台湾的海外发展机构正在对不同品种的鲶鱼进行杂交，以培育在鱼塘中生长更快、烧烤口感更佳的新品种。

“我热爱我的工作，”40岁的项目负责人王赞平（音）说。他解释说，他带领的台湾技术团队正站在一场全球人心争夺战的前线。

“我们所做的事情让中国感到不安，”他补充道。“但我们并不害怕。”

巴拉圭在中台之间的微妙处境恰逢特朗普将削减中国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影响力列为其地区政策的基石之际。

近几十年来，中国在拉美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用于提供援助、发放贷款以及建设港口、公路等项目。

研究中国在拉美影响力的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埃文·埃利斯表示，尽管巴拉圭体量很小，但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和“战略价值”的目标。

美国和巴拉圭最近签署了关于关键矿产和军事合作的协议。

上周，巴拉圭还接收了16名被美国遣返的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这是根据与特朗普政府签署的协议抵达的首批人员。

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在对华出口方面往往面临障碍，包括农产品、牛肉及其他大宗商品的贸易壁垒。

因此，越来越多的巴拉圭人呼吁政府改变立场。

埃斯特城的台湾学校，正在一起玩游戏的孩子们。该城位于巴拉圭东部边境，是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商业重镇，拥有庞大的台湾人社区。

牧场主们抱怨称，与台湾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使得他们无法将产品卖到中国。

亚松森巴中商会的商务主管杰西卡·切谢努表示，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加入该商会。

她说，巴拉圭的农企正在寻求绕过官僚障碍与北京做生意的途径，在他们看来，中国是一个更大、更具利润空间的市场。

巴拉圭政府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执政党红党的七名国会议员原定于去年10月参加赴北京的访问，但最终退出，其中一名议员暗示美国官员威胁要取消他的美国签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就该议员的说法置评，但表示如果当事人的“拟议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不利后果”，美国可以拒绝发放签证。

在埃斯特城的台湾佛寺，孩子们表演传统击鼓。

部分批评巴拉圭亲台外交的人士也对培尼亚的一个核心论点提出了质疑：即巴拉圭应当回避中国，因为它是一个威权的一党制国家。

反对党参议员埃斯佩兰萨·马丁内斯指出，在过去79年里，有74年是由现在的执政党掌权。

“如果我们要谈论民主，”马丁内斯说，“我们自己又做得如何呢？”

马丁内斯曾在上一届政府中担任卫生部长，她回忆说，台湾外交官每年都会在她生日时送来兰花。

“他们在利用我们，”她补充道。“而我们把自己卖得太便宜了。”

参议员埃斯佩兰萨·马丁内斯在参议院议事厅。她对巴拉圭的亲台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

台湾和中国都一再被指采取不光彩的手段。

台湾官员称，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曾向巴拉圭提供数百万剂疫苗，以换取其转向承认中国——这一说法遭到北京否认。

台湾指控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监视其驻亚松森的外交官。美国当局则将近期针对巴拉圭政府机构的网络攻击归咎于中国黑客。

中国外交部及驻华盛顿大使馆未回应本文的置评请求。

去年9月，红党一名国会议员因涉嫌以权谋私被驱逐出参议院，此前有录音显示她谈到台湾一笔800万美元捐款将如何在官员间分配。她本人称自己的话遭到了断章取义。

在2月结束其为期六年的任期之前，台湾驻亚松森大使韩志正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外界有时误解了台湾向巴拉圭政府提供捐助的目的。

“那并非贿赂，”韩志正说。“我们不会把钱塞进任何政客的口袋里。”

韩大使认为，台湾是一个“可靠的伙伴”，远比与某个“巨人”结盟要好。

"就算投向中国，也不见得能带来发展，"他补充道。

台湾驻亚松森大使韩志正。他表示，批评者有时会误解台湾对巴拉圭政府捐款的目的。

培尼亚今年3月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参加由特朗普主办的拉美保守派领导人峰会期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许多拉美国家转向北京是为了追求“短期利益”。

但培尼亚表示，随着中国吸走他们的原材料，又以廉价制成品冲击其本土产业，这些国家已经追悔莫及。

去年，巴拉圭经济增长6.6%，位居该地区前列。

“巴拉圭即便没有与中国建立关系，表现也优于南美其他国家，”培尼亚说。“那么，他们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额外的东西？”

中台之间的拉锯战也在巴拉圭东部多元文化商业重镇埃斯特城的侨民社区中引发分裂。

塞丽娅·周在她家开的亚洲超市里。“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没有什么天经地义的忠诚。”

40岁的塞丽娅·周经营着一家家族企业，从亚洲进口海藻和罐装珍珠奶茶。她说，她的母亲1980年从台湾移居巴拉圭，如果两国关系破裂，老人家会深感痛惜。

“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岁的塞丽娅·周表示，没有什么天经地义的忠诚。

38岁的索尼娅·卡尔纳尼是当地一座佛教寺庙的秘书，她说她的一些中国朋友和台湾朋友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争论而闹翻了。

不过，拥有印度和台湾血统的卡尔纳尼对巴台关系的未来持超然态度。

“痛苦源于执念，”她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邪教對邪教：法轮功诉思科协助中共实施酷刑，美国最高法院审议此案

 

2024年，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进行静坐抗议。中国政府已将该组织列为非法组织。 Jonah Markowitz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周二，最高法院多数法官似乎对一起由法轮功成员发起的诉讼持怀疑态度。这些成员声称，一家美国科技公司曾协助中国政府针对他们实施酷刑。

该诉讼指控思科系统公司帮助中国政府创建了一个名为“金盾工程”的网络审查项目，使政府能够监视并伤害该精神运动的成员——该运动在中国被禁止。

最高法院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美国法院是否有权审判此类纠纷。在周二的口头辩论中，几位保守派法官对允许该诉讼继续进行表示担忧，认为处理其他国家侵犯人权指控的最佳主体应是行政部门和国会，而非法院。

“我担心这涉及权力分立层面的问题，”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表示。他还说，他担心允许此类诉讼可能会降低国会采取行动的动力。

目前尚不清楚保守派法官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上是否达成完全一致，但几位法官表示，下级法院此前允许了太多类似旨在追究企业和个人在海外侵犯人权责任的案件。

这起名为“思科系统公司诉匿名人士案”的诉讼最初于2011年提起。此前，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联邦法官小组于2023年7月裁定该诉讼可以继续，认为法轮功成员已达到提起诉讼的法律门槛，随后该案上诉至最高法院。

否认诉讼指控的思科公司请求大法官对此案作出裁决。特朗普政府也介入了该案，支持思科公司。

法轮功是一个大约30年前起源于中国的宗教运动。自那时起，它获得了全球追随者，倡导非暴力理念，以及通过冥想练习带来健康益处。

1999年4月，法轮功追随者在北京中南海领导层总部外举行和平集会后，中国政府取缔了该组织。该组织在动员和组织追随者方面的效率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其修习者声称遭到了政府的迫害、监禁和酷刑。

法轮功成员根据《外国人侵权法》起诉了思科公司。这是一项1789年的联邦法律，允许外国公民在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违反国际法或美国条约的侵权行为。

他们称，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的公司帮助中国政府设计和开发了一套审查和监控系统，其中包括一个收录法轮功学员位置、联系方式和其他个人信息的数据库。原告声称，思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位于美国的办公室内完成这些工作的。

提起诉讼的法轮功学员声称，思科的技术被中国政府用于识别他们的身份，并使他们遭受强制洗脑和酷刑。

最高法院此前曾审议过该法案的适用范围。2004年，大法官们审理了“索萨诉阿尔瓦雷斯-马查因案”，该案涉及对墨西哥国民温贝托·阿尔瓦雷斯-马查因的逮捕和审判，他被控于1985年绑架并杀害了一名美国缉毒局特工。阿尔瓦雷斯-马查因声称，美国缉毒局雇佣了几名墨西哥公民抓捕他，并辩称这种绑架违反了法律。

在该案中，大法官们认定，该法律最初很可能被理解为仅允许针对三种特定的违反国际准则行为提起诉讼：违反在他国安全通行规则、侵犯外交官权利以及海盗行为。

尽管最高法院从未承认过该法案下的其他诉讼理由，但下级法院已经认定存在许多此类事由。

周二听证的纠纷还涉及《酷刑受害者保护法》。这是一项1991年的法律，允许在美国法院对在外国权力机构授权下参与酷刑或法外处决的个人提起诉讼。

周二，法轮功成员的律师保罗·霍夫曼敦促大法官为该诉讼扫清障碍，声称思科帮助创建了“一套定制的监控系统”，使中国政府能够针对一个宗教少数群体实施“野蛮对待”。

思科公司的律师坎农·沙努穆甘辩称，允许诉讼继续将是对现行法律的“重大扩张”，并将引发“重大的外交政策担忧”。

特朗普政府的律师、副司法部长柯蒂斯·甘农告诉大法官，允许此类诉讼进行是“下级法院过于纵容”。

最高法院的两名自由派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凯坦吉·布朗·杰克逊似乎对思科和特朗普政府的论点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该案预计将于6月底或7月初做出裁决。

习近平和普京们真的能实现“永生”吗？

 

Illustration by Tim Enthoven

一天，两位皇帝——中国皇帝和俄罗斯皇帝——并肩走在紫禁城内。他们踩着红金两色的刺绣地毯，步履平稳，随从们在身后欢快而恭敬地跟随。两位皇帝都已72岁，这大约是他们统治下的人民通常会离世的年纪。尽管语言不通，他们通过翻译，心满意足地交谈着战胜死亡的可能性。

交谈间，中国皇帝感慨道，在过去，一个人活过70岁很罕见，但如今人们常说，70岁依然是个孩子。听闻此言，俄罗斯皇帝显得更加兴奋。他表示，现在已经可以取出老人的心脏或肝脏，并更换为新的器官，这样即便年事已高，人也能变得越来越年轻，甚至可能彻底逃脱死亡。

随后，这段对话戛然而止，就像铭刻着苏美尔古史诗《吉尔伽美什》的粘土板残片一样，叙述中断了。这种碎片化的形式反而增添了一种奇异的紧张感，让人感觉自己好像闯入了一个本不该窥见的场景，其中暗示了某种关于权力本质的秘密。

也许你去年9月看过这段在网上疯传的视频：习近平和弗拉基米尔·普京之间的对话通过翻译员的麦克风被意外捕捉到，他们谈论着显然共同渴望的永生。世界上最有权势的这两位专治统治者担任国家元首的时间都已远超十年，且都没有任何打算放弃权力的迹象。

这一刻虽然短暂，却感觉存在严重的过度渲染，充满了某种神话般的政治象征意义。习和普京当时正走向天安门广场，那是世界新兴超级大国的仪式中心，也是与政府残酷镇压异见紧密相连的地方。1989年曾有过短暂的狂喜时刻，当时似乎中国共产主义可能会成为历史，为诞生某种新的民主可能性留出空间。但随后坦克开了进来，宣告了国家权力永恒且不可分割，而其臣民的生命完全是可以牺牲的。

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在非自由主义和财阀政治的浪潮中不断退缩。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权力正日益集中在少数威权领导人和极少数野心勃勃的科技亿万富翁手中。随着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贫富差距——在收入和医疗资源获取方面——也在扩大。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产生了一种执着的希望，甚至制造出了一丝可能，即死亡或许可以被彻底根除，或者被推迟，以至于让生死之事不再那么重要。

众所周知，死亡的事实既是恐惧和忧郁的根源，也是一种慰藉。无论你如何评价历史上的王朝，即使是最糟糕的世袭君主也无法从坟墓中统治。亨利八世死时才五十多岁；切萨雷·博尔贾勉强活过三十岁。病态肥胖和梅毒虽然简单粗暴，却曾是推动历史变革的因素。如果连最伟大的暴君最终都难逃一死，我们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者至少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总还能抱有一线希望。

但是，如果暴君成功实现了自己永生，或者极大地延长了寿命、以至于等同于永生呢？如果像习或普京这样的专治统治者将其统治延长几十年，甚至无限期统治，永远不放弃对各自国家和国民生活的控制呢？这种前景至少在科学上还很遥远。但这两位领导人竟然会产生这种愿望，并且似乎相信科学可以促成它，这揭示了我们这个政治时代的一些重要信息，并暗示了未来时代的轮廓。

 Illustration by Tim Enthoven

我们生活在一个吸血鬼的时代。我们时代最强大的原型之一就是那些追求永恒青春的精英，他们的力量源自底层凡人的血液。而当今最显赫的精英就是那小撮处于顶层的资本家，他们的技术——社交媒体、在线零售、人工智能、数据监控——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塑造了我们的未来，并且他们正行使着日益不成比例的政治权力。而且我们知道，这些人痴迷于拓展人类寿命的极限。

与这种欲望联系最紧密的人或许是彼得·蒂尔，他曾概述过自己对获取年轻人血浆输送以延长寿命的兴趣。但从更实际、且不那么“吸血鬼”的角度来看，他还投入了数千万美元的风险投资，资助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硅谷长寿生态系统。正如他在2012年对《商业内幕》所言：“有太多人说死亡是自然的，是生命的一部分，但我认为没有比这更离谱的谬论了。”

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已向位于湾区的生物技术公司Retro Biosciences投入了1.8亿美元的个人财富，旨在阻滞甚至逆转人类衰老。据报道，杰夫·贝佐斯是Altos Labs的主要资助者之一，这家公司希望通过干细胞疗法延长人类寿命。他们所探寻的疗法尚在合乎情理的范畴；你甚至可以设想某些疗法最终能普及普通人的场景。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科技巨头对长寿的痴迷最直接地是针对他们自己。蒂尔已经签署了人体冷冻协议。奥特曼则表示，尽管关于其功效的证据尚存疑，他还是将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作为抗衰老疗法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布莱恩·约翰逊，他投入了自己通过在线支付业务赚到的财富，执着地追求着永生，手段令人眼花缭乱：大量服用补剂、基因治疗、免疫抑制剂、接受儿子的血浆输送，并对其夜间勃起的质量和持久度进行详细测量。约翰逊的很多尝试往好了说是孤注一掷，往坏了说则是某种深层病理的症状。但他那种赤裸裸地想要逃离人类境况本身的渴望，揭示了那些相对比较有科学依据的生命延长项目的核心，也有着半遮半掩的欲望。

这一事业——约翰逊在“自我一神论”中的圣餐仪式——的目标是减缓并最终逆转衰老过程，从而在生物学上变得（并保持）与18岁的人无法区分。约翰逊的座右铭，也就是他的长寿疗法方案“蓝图计划”(Project Blueprint)的口号是：“不要死。”它将制药业、基督教信仰、美国个人主义等多种迥异的诉求简化为单一命令，不得不承认，这种表述具有一种经典广告口号般的纯粹天才。“不要死”是你心脏每一次有限跳动中可以听到的精确信息，已经深嵌于你的噩梦和徒劳的焦虑之中。

除了“不要死”的欲望，这些人——那些独裁国家元首和拥有滔天财富的技术专家——还有什么共同点？首先，通过冷酷和机敏、通过对权力和个人财富的痴迷追求，他们与为他们提供利润和权力的凡人拉开了难以企及的距离。

不妨设想这样一位科技亿万富翁，他通过颠覆经济与社会关系积累了难以想象的财富。他彻底重塑了我们的购物方式和支付方式。他改变了我们与他人互动的方式。他重构了我们的思维方式，重组了全球经济，现在又在打造一种终极技术——这项技术承诺将一劳永逸地消除对人类智力劳动的需求。这样的人，难道不该用金钱买断死亡，斩断这最后一条将他与同类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吗？

 Illustration by Tim Enthoven

的确，正如人工智能代表了资本对劳动的最终胜利，它还被指向一场更为重大、更具决定性的胜利——技术对人类境况本身的胜利。未来学家、企业家彼得·戴曼迪斯坚信，人工智能可以大幅延长人类寿命。2023年，他发起了“XPrize健康寿命”竞赛，这是一个为期七年的长寿研究竞赛，“成功开发出一种主动、可及的疗法，在一年或更短时间内，使65-80岁人群的肌肉、认知和免疫功能至少恢复10年，目标是20年”的团队将获得1.01亿美元的奖金。

该奖项得到了Hevolution基金会的支持。这是一个专注于长寿的非营利组织，年预算达10亿美元，主要由沙特阿拉伯王国资助，作为该国打造全球长寿研究与创新中心计划的一部分。与Altos Labs和Retro Biosciences类似，Hevolution在公共宣传中使用了平等的语言。该公司称，衰老是“影响地球上每一个人的一种状态”，因此“每个人都有权活得更长、更健康”。然而，很难想象，那些占沙特劳动力主体的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移民工人能够像他们的雇主（或雇主的雇主）那样平等地获得那些延长寿命的新技术，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本质上是契约劳工。

新加坡也已成为实验性延寿研究的中心，不朽真龙等专注于长寿的风险基金正向前沿生物科技初创公司投资数百万美元。该基金创始人王博阳（音）最近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透露，他投资的一家公司正在研究“无脑克隆体”。他表示，其目标是人为诱发积水性无脑畸形——一种婴儿出生时没有大脑半球、但身体基本功能正常的疾病。“如果我们将来能人工触发这种状态，它或许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备用身体。想像一下，如果我们能做大脑移植，那么这个新身体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

作为一种现实的科学可能性，这一设想仍然遥远，甚至可以说近乎幻想，但即便仅就这种幻想逻辑而言，它也值得我们深思。这种独特的未来图景，这种将完全没有心智、仅作为备用零件库来延长富人们寿命的人类躯体的幻想，究竟揭示了什么？

 Illustration by Tim Enthoven

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永生工程：在世界上留下印记的权力——铸造印有自己头像的硬币、重新划定地图——在象征层面上，就是否定死亡的权力。过去四年来，普京已让数十万俄罗斯年轻人在乌克兰战争中丧生，这场战争还导致了超过10万乌克兰人死亡。他曾表示，入侵的决定主要源于地缘政治考量——首先是对北约东扩威胁的回应。但更深层的动机似乎是帝国式的：普京想重绘东欧地图，重建一个失落的、被背叛的俄罗斯帝国，并以此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权力。

他那无意中公开的关于科学实现永生的随想与帝国复兴的计划似乎都源于同一种宏大的自恋幻想。像许多未来主义梦想一样，激进的生命延长项目揭示了我们当下的重要真相。它吸引着超级富豪以及像普京这样的威权领导人，不仅因为它能让他们否认自己必死的命运，还因为它所调动的那种反动能量。

相比之下，习近平似乎不像普京那样关注个人永生。看到那段被意外收音的视频片段，很容易让人觉得他不过是在迎合这位俄罗斯领导人有些古怪的执念，毕竟两人在走向城楼的途中得聊点什么。但在2018年，习近平废除了已经实行数十年的国家主席两届任期限制，消除了他终身担任领导人的法律障碍。

而且和普京一样，他也有一种恢复国家昔日帝国辉煌的渴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洗刷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屈辱，一直是他执政以来的首要目标。在他领导下，中国看似势不可挡地崛起为全球霸权，这也赋予了他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不朽”。这还称不上真正的永生，但也并非毫无意义。

对肉体永生的执着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士相信，他们可以通过砷、铅和汞的化合物合成黄金，而饮用液态形式的此类化合物可能将金属的不朽本质赋予人体。（《二十四史》这部中国历代王朝的官方史书汇编记载，仅唐朝就有不少于六位皇帝因服用金丹而死亡。）

黄金与永生之间的象征性联系跨越了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对古埃及人来说，黄金与永恒太阳赐予生命的力量有关；而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欧洲的炼金术士而言，它既是永生的象征，也可能成为永生的来源。由于相对稀有，而且不会随时间氧化或腐蚀，黄金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财富载体，是可以传给后代的东西，正如国王将权力移交给继承人一样。一个人可以在自己的财富中延续存在，也可以在财富所建造的事物中延续存在：寺庙、大教堂、图书馆与美术馆、歌剧院、各种技术以及社会秩序。

这些魔幻思维的脉络如今已以一种更具技术复杂性的形式重新交织在一起。亿万富翁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2023年在《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中写道：“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就是我们的炼丹术，我们的点金石——我们正在让沙子真正地具备思考能力。”对“点金石”的提及颇具意味：那是一种神话中的物质，古代和中世纪的炼金术士相信它可以将贱金属转化为黄金，并能用来制作一种让饮用者永葆青春的药水。这就是技术所承诺的：它能够在我们与死亡之间插上一手。这也是金钱本身的承诺。

但就目前而言，无论因财富、权力和声望而变得如何显赫，一个人都无法逃避死亡的必然性。布莱恩·约翰逊会死，彼得·蒂尔会死，萨姆·奥尔特曼会死，习近平会死，唐纳德·特朗普会死，弗拉基米尔·普京也会死。你会死，我会死，现在活着的人、尚未出生的人，终将无一幸免。没有人能够幸免——无论是通过3D打印器官、人工超级智能，还是通过从备受宠爱、顺从听话的青春期儿子身上抽取的血浆输注。这些东西都无法干预我们中那些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与我们共同的动物结局。死亡这种伟大又可怕的民主，谁也没能改变。

AI冲击教育：中国家长怕孩子成了“科举被废后的秀才”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我最近总是忍不住想，我们现在，会不会跟晚清废除科举时，差不多？”

庄鸿雁（化名）在中国一个二线城市，开一家课外教育机构，她有一子一女，过去一年 AI（人工智慧）成为她生活中的“超高频词”。

频繁出现在她脑海的一幕是：1905年，清朝正式废除了实行逾1300年的科举制度。彼时，全国数以百万的读书人，十年寒窗，却发现在这一道谕旨之后，整个仕途体系轰然瓦解。

庄鸿雁看着自己的小女儿，今年刚上小学一年级，到高考还有11年。这意味着未来11年，她将全部投入到这套以题海磨砺、以考分评人的体系之中。她清楚这套体系有多沉重，因为她也是从其中走出来的。

只是现在，她开始想：当年“西学东渐”，科举所依附的价值和功用逐渐失效，整个制度体系随之瓦解。不是因为读书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时代已经不再需要那种努力。

AI，会不会是又一次历史重演？那她让女儿倾尽11年去准备的那场考试，是否和晚清时父母督促孩子死读四书五经一样，到最后，换来的不是出路，而是整个体系的倾塌。

面对这样的冲击感，教育界也在寻求解法。上个月，腾讯WeTech Academy在香港城市大学开了一场校长AI公开课，连续两天，超过百位香港中小学校长，坐在电脑前，像学生一样，学习如何用AI制作程式、体验AI教育工具，举手提问，交头接耳，惊叹于这些工具所能实现的效果。这场公开课的目的很简单——让一线教育者感受AI的冲击力，把AI融入他们的教育体系，让学生们更好地为那个AI时代做好准备。

庄鸿雁说，对于孩子还小的家长，大家可能陷入一种集体的自我怀疑：是否还该送孩子去补习班？是否还应该督促孩子完成学校作业，甚至准备那些竞争激烈的考试？那套运行已久的教育、考试和人才选拔体系，如果就这样崩在眼前，那么不早做准备，受伤的可能恰恰是那些已经在体系中投入了十多年精力的孩子。这是当代家长们不得不集体思考的问题。

Skip 热读 and continue reading

热读

• 

  分析：新一場的金融危機或正在醞釀——但不會重演2008年的景象
• 

  2026高雄「亞洲同志運動會」：中國大陸選手為何全數被拒入境
• 

  《穿Prada的惡魔2》陷種族歧視爭議：亞洲首映受關注，有專家稱這是能影響一代人的「嚴肅問題」
• 

  這11種癌症在年輕人中增加，科學家首次找到原因線索

End of 热读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AI教育：从家庭生活到政策文件

对于AI带来的震颤时刻，庄鸿雁记忆清晰：2025年的春节后。

她让自己机构里的老师用DeepSeek（深度求索）试写英语对话练习，发现几秒钟的时间，AI能根据不同学生的水平，编写难度适配的对话内容，还能结合孩子的兴趣点，让练习变得有趣。她当即意识到，这个工具已经强大到足以对她的行业产生实质性的改变。

对于家住广州的谢筠而言，她注意到这场变化比DeepSeek爆火还要早一点，“因为‘月之暗面’（Moonshot AI）智能助手Kimi的创始人是潮汕人，和我是同乡，在潮汕人的圈子里，早就有人开始讲这个年轻人如何领风气之先，那时候已小有名气。”

就在此时，中国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明确构建系统化课程体系，覆盖小学低年级至高中全阶段：小学低年级侧重感知和体验人工智能技术，高年级和初中阶段侧重理解和应用，高中阶段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

紧接着，北京市教委印发工作方案，从去年秋季学期起，北京中小学已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目标实现中小学生全面普及。

这让谢筠意识到，这已经不是一阵风潮，而是未来的方向。“世界好像真的要变了，特别是孩子的教育，真的要重新捋一捋了。”

在很多中国家长的意识里，这份官方文件带来的不只是信息，更是一种心态上的转变：AI教育已经不在讨论阶段了，已经成为制度性安排的一环。

焦虑：还需要“学好数理化”吗？

过去一年，庄鸿雁的焦虑感尤其强烈。她说，自己的处境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感觉置身于一片不断拍打的巨浪之中，有些喘不过气来。

她从事少儿英语教育，2021年前后，疫情封控措施与“双减”政策接连而来，在现实与政策的双重打击下，她关闭了一个校区，把师资资源都集中到另一个校区，降低成本，同时也加入了高考报名咨询业务，才缓了过来。

疫情结束后刚缓了一年多，她以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去，没想到，AI又来了。

庄鸿雁说，冲击不是抽象的，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她的机构有辅导、有陪练、有口语课，而这些，AI现在都能做，还做得不差。口语陪练这块儿，AI已经可以用自然流利的英语跟学生聊上很久，真正地一来一往。家长就开始问她：我干嘛要花钱找你们？你们比AI好在哪里？

她说，说实话，这个问题她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焦虑的另一层，来自她的两个孩子。

大儿子今年高一，想学自动化。庄鸿雁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她从小被这句话灌大，也这么教儿子。但她现在越来越没把握。AI冲击下，社会结构和分工都在变，那套大家在高考志愿填报里摸索了十几年的经验，地基已经开始松动了。

小女儿刚上一年级，进入社会还有十几年。等她长大，AI对世界的改变只会更深。庄鸿雁在想，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让她学会跟AI相处。但一想到这里，她又迟疑了。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会成为人类第一批与AI共同成长的人，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的？

她注意到，女儿跟AI聊天会越聊越深，把心里话都说给它听，AI也会顺着往更深处引。那些她看不见的地方，让她有点不安。

这份担忧不是多余的。据统计，程式员岗位的AI暴露度高达75%，居所有职业之首。2023年至2025年间，美国程式员就业率已下降27.5%；2025年全球因AI引发的裁员人数达117万，是疫情以来最高。

谢筠对AI与教育的感受则更为直接。她有三个孩子：老大和老二是双胞胎女儿，老三是儿子，三人均在中学阶段。AI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日常学习。在辅导孩子这件事上，家长渐渐力不从心，而孩子们现在已经在使用腾讯的WorkBuddy（“龙虾”类的 AI 智能体）帮自己收集错题、进行复习。

谢筠认为，这是“教育+AI”的阶段：AI辅助传统教育，让教育这件事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帮助孩子更好地推进学校课业。但再下一波，可能就是“AI+教育”，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了。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图像加注文字，腾讯WeTech Academy的公开课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一连四天，超过100位香港中小学校长亲手用AI编写小程式。

未来已来：尽量保持在浪头之上

这些探讨并不遥远，就在眼前同步发生。

今年3月，腾讯WeTech Academy的公开课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一连四天，超过100位香港中小学校长亲手用AI编写小程式。

同一个月，中国“两会”上，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宣布，学校一口气砍掉了翻译、摄影等16个本科专业和方向。他说：“未来是人机分工的时代，教育变革迫在眉睫。”

香港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张泽松向BBC中文表示，社会对毕业生的需求确实变了，但如果只是跟着变快速改，反而抓不到重心。他推行的方向是“以慢打快”，把改革的核心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课堂形式也随之改变：以前两三百人的大课，现在拆成几十人的小组，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碰撞，同时把AI作为小组协作的一员融入进来。

面对这一切，庄鸿雁用她自己的话，做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切分。大儿子快上大学了，她选择放手，让他自己去摸索怎么跟AI相处，因为她清楚，在这件事上她已经给不了什么有效的指引。小女儿刚一年级，她暂时决定减少孩子与AI的接触。在早期教育这个阶段，她觉得风险还是大于收益，不想让女儿在问题还没被研究清楚的时候，成为第一批“实验品”。

有意思的是，庄鸿雁对儿子的担忧反而更多。她觉得女儿是跟着AI一起长大的一代，会自然地适应；但儿子再过几年就要进入社会，那时AI冲击下的就业市场会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准。所以她悄悄开始为儿子多攒一些钱，让他将来在需要转型的时候，有余地自己做选择，而不是被迫的。

谢筠是另一种状态。她和丈夫都做医疗。她说，医疗领域早在AI之前就有人说互联网会颠覆看诊，后来又说AI会替代医生读片、诊断，但在她看来，这件事始终做不到。生病对人的心理打击很大，患者需要医生面对面的判断，需要那种人和人之间才有的安慰，而从问诊到制定治疗方案，中间有太多灰色地带，需要经验，也需要有人来负责。这些，AI还替代不了。

所以AI的出现，反而让谢筠更确定了方向。“以前大家盲目地在学习，不知道下一个浪潮、下一个风口在哪里。反而有了AI之后，不焦虑、不纠结了，因为AI展现出一个比上一时代更有确定性的时代。那些填鸭式的内容，很多都已经可以快速从AI获得答案，没必要再花大量时间去背，而是要学会利用AI工具，学会整合资源，学会与人进行深切交流。以前的‘无用之学’，突然变成了有用的学问。”谢筠说。

两位家长的感受，和一些数据相互印证。复旦大学2026年4月的报告显示，80%的家长担忧孩子的未来，这种担忧已不只是升学焦虑，更是对职业路径和人生确定性的迷茫。

与此同时，一份针对8000多名未成年人的调查显示，中国约67.9%的家庭没有制定任何AI使用规则。一份毕马威的全球调查显示，超过90%的中国受访者对AI整体持乐观态度，而美国的同类比例仅略超50%。

焦虑与乐观在中国家长身上同时存在，焦虑于看不清方向，乐观于相信只要抓住这个工具，就能抓住机会。

这种矛盾，张泽松用冲浪作为比喻：AI这股浪潮袭来，如果一直站在浪头上跟着它走，就会很享受；如果一不小心被卷进浪里，就会非常累。

“所以，要尽量一直保持在浪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