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集：欧洲遭遇极端高温，酷热颠覆日常生活

 

巴黎圣马丁运河两岸成了临时海滩，市民纷纷来此纳凉。 Dimitar Dilkoff/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周三，在闷热不堪的伦敦地铁站里，手里抓着便携风扇艰难前行的通勤者们几乎没有感到任何凉意。巴黎人把双腿泡在公共喷泉里，不顾一切地寻找降温的方法。在梵蒂冈城，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教宗接见活动的人们额头上渗出了密集的汗珠。

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夏季的新常态，甚至在英国等曾经罕见高温的地区也是如此。由于基础设施老化和空调匮乏，那些对气温飙升准备不足的国家难以应对。在整个欧洲大陆，高温正在彻底颠覆人们的日常生活。

本周多地气温打破纪录。随着周三水银柱持续攀升，列车取消给一些人的出行带来了混乱，学校提前放学，英格兰的一些医院也取消了非紧急手术。

巴黎，预报最高气温40摄氏度（104华氏度）

Michel Euler/Associated Press

周三，巴黎的建筑工人冒着酷暑工作，预计该市的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Dimitar Dilkoff/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巴黎的狗试图在喷雾喷泉中降温。

Abdul Saboor/Reuters

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在没有地方躲避太阳的情况下，极端高温可能会显得尤为危险。

Abdul Saboor/Reuters

随着居民纷纷寻找降温方法，欧洲各首都的风扇需求量极大。

伦敦，预报最高气温36摄氏度（96华氏度）

Kevin Coombs/Reuters

伦敦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在淋水降温。本周有许多学校停课或缩短了上课时间。周三，英国气象局在一份临时评估中表示，伦敦外围某郡的气温达到了35.7摄氏度，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的6月最高气温。

Jack Taylor/Reuters

伦敦市中心的一些人打伞遮阳。作为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一部分，原定于周三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适应极端高温的会议被取消。

Toby Shepheard/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对于伦敦地铁的通勤者来说，由于大部分地铁没有空调，手持风扇几乎无法缓解炎热。

Toby Shepheard/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垃圾清运工人在周三冒着酷暑继续工作。

Justin Tall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周二，在伦敦的芬斯伯里马戏团花园，遮阴处非常珍贵。

Guglielmo Mangiapane/Reuters

在牛津街，购物者躲避着正午烈日的暴晒，一些人重新利用起了那些在伦敦更常用来遮雨的雨伞。

梵蒂冈城，预报最高气温33摄氏度（91.4华氏度）

Alessandra Tarantino/Associated Press

在圣伯多禄广场聚集参加教宗良十四世每周公开接见活动的新婚夫妇热得大汗淋漓。

Filippo Montefor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周三，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一位神父用围巾遮阳。

马德里，预报最高气温37摄氏度（98华氏度）

Oscar Del Pozo/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即使在西班牙这样相对习惯炎热的国家，在夏天这么早出现这样高的气温也让人感到震惊。马德里的孩子们在喷泉里降温的同时踢着足球。

波尔多，预报最高气温43摄氏度（109华氏度）

Philippe Lopez/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许多城市设立了降温中心，以容纳那些需要寻找避暑场所的人。法国波尔多开设了一家高温应急救济中心。

Philippe Lopez/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波尔多坎孔斯广场的吉伦特派纪念碑喷泉池中降温。

Philippe Lopez/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游泳者涌向波尔多的湖泊。在过去五天里，法国至少有40人在试图进入公开水域降温时溺水身亡。

Philippe Lopez/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一些公寓居民发挥了创意，把花园遮阳伞暂作遮阳棚用。

图卢兹，预报最高气温40摄氏度（104华氏度）

Ed Jone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极端高温对老年人和幼儿可能特别危险。一名因高温引发不适的患者在图卢兹的皮尔庞医院接受了治疗。

南特，预报最高气温42摄氏度（107.6华氏度）

Sebastien Salom-Gomis/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法国南特，一些居民用床单遮挡窗户，试图以此抵御热浪侵袭。

瑞士拉里普，预报最高气温27摄氏度（80.6华氏度）

 Fabrice Coffrini/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喷雾系统为瑞士一座牛棚里的牛提供了一些凉意。

AI热潮下的“K型分化”警钟：韩国台湾经济鸿沟扩大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韩国与台湾正因全球对人工智能的渴求迎来多年未见的繁荣。这两个经济体聚集了全球少数几家人工智能芯片生产商，这些芯片是支撑人工智能运转的关键所在。

随着出口创下历史新高、股市持续飙升，抢搭这趟财富列车的热潮已经达到白热化。老年人纷纷开设证券账户，把积蓄投入半导体股票。有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质疑工作的意义，声称炒股赚到的钱与工资不相上下，甚至更多。

然而，这场财富盛宴掩盖了经济其他领域更为黯淡的现实。芯片制造以外的行业正在艰难应对因能源价格上涨和关税冲击剧烈动荡的市场环境。家庭债务和房地产价格持续攀升。尽管政府多次出手干预，韩元和新台币依然疲软。

对它们而言，这种惊人的增长来自一个规模狭小、高度专业化的产业，而这个产业只雇用了极少数人口。其他所有人都在拼命寻找寻找入场机会。

随着投资者将资金投入芯片股，试图分得人工智能红利的一杯羹，市场的剧烈波动也被进一步放大。韩国股市周二暴跌10%，引发全球科技股抛售潮，但一天后又反弹逾3%。

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K型分化”，即部分行业和社会群体蓬勃发展，另一些行业和群体则停滞不前甚至掉队。自新冠疫情以来，这种分化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美国也不例外。如今，人工智能热潮可能会让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

台湾央行本月也发文警告称，人工智能热潮可能造成一种“不同族群、产业或所得阶级所经历的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

“富裕阶级蓬勃发展，”文中写道，“低所得阶级则在困境中挣扎。”

台湾曾是木工机械等机床产品的主要出口地，但该行业如今因能源和关税冲击变得面目全非。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几乎没有哪个地方能比全球半导体巨头的大本营更清楚地说明这种分化。在这两个地方，三星、SK海力士和台积电等公司的利润屡创新高，其他大多数行业却步履维艰。

韩国的基准股指——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是今年以来全球表现最好的主要股指。三星和SK海力士的市值均已突破1万亿美元。三星股价今年上涨超过一倍，SK海力士上涨了两倍。随着出口激增，韩国央行还上调了经济增长预期。今年5月，韩国出口同比增长53%，创下单月历史新高。

三星和SK海力士主导了人工智能系统所需存储芯片的生产。这类系统需要大量高带宽内存，使这两家企业集团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存在，也几乎确保了其产品需求源源不断。

韩国政府智库——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尹相夏（音）表示：“由于半导体目前占韩国出口的比重如此之大，因此整体数据看起来非常强劲。”

然而，这些数字掩盖了日益扩大的分化。石化、钢铁、电池和汽车零部件等非半导体出口产业受到需求疲软以及来自中国激烈竞争的双重打击。

“一则题为‘韩国经济表现良好’的新闻其实也意味着：韩国只是以一种非常狭窄的方式表现良好。”尹相夏说。

三星和SK海力士主导了全球高带宽存储芯片市场，这类芯片是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Ahn Young-Joon/Associated Press

台积电今年迄今营收已超过600亿美元，同比增长30%，其产品需求随着全球人工智能的普及而急剧攀升。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继续指出，对于人工智能行业之外的劳动者而言，“切身感受可能是生活成本不断升高，实际工资却停滞不前”。

随着繁荣的果实越来越集中，许多韩国人开始将目光投向股市，以期分享收益。

上个月，多家券商报告称，许多韩国老年人正在兑现人寿保单、动用退休储蓄购买芯片股。Toss证券的分析师李永坤（音）表示，今年散户投资者在KOSPI的净买入中，近83%流向了三星或SK海力士。

李永坤表示：“我们看到，原本停留在较安全资产中的资金正在流向风险较高的资产，以追求更高的预期回报。”

这种热情同样蔓延到了台湾。上个月，台湾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股票市场。生产全球最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台积电市值已接近2万亿美元，占台湾基准股指的40%以上。

芯片狂潮推动台湾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25年第四季度，台湾经济增长接近13%；今年一季度增速更是接近15%。

但这并没有转化为更广泛的薪资增长，位于桃园的国立中央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他表示，台湾的大多数劳动力受雇于科技行业之外，月收入不到1500美元。只有少数高收入群体有能力储蓄和投资，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条件。

吴大任说，台湾的经济增长成果主要流向富人，比如台积电股东。“但是一般人，他们的薪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成长。”

新加坡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马铁英表示，半导体及其他科技产品占台湾出口的绝大部分。与此同时，其他依赖出口的产业却受到关税和需求疲软的沉重打击。

生产木工机械的龙德机械总经理张银恭表示，关税已迫使许多台湾企业调整经营方式。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台中曾是机床产业重镇，拥有数百家欣欣向荣的小企业。但关税已使这一行业面目全非，生产木工机械的龙德机械第二代总经理张银恭说。

许多公司已相继倒闭，还有一些让临时工无薪休假——这进一步拉大了传统制造业工人与科技行业稳定就业者之间的收入鸿沟。

在台中附近的彰化，柯汉哲经营家族纺织制造企业富胜纺织已近50年。该公司率先使用塑料瓶和其他可回收物品来生产面临，为包括英国零售商玛莎百货在内的国际品牌供货，并为2014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用球生产材料。

然而，在那之后，纺织业面临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竞争者越来越激烈的挑战。柯汉哲表示，政府没有扶持这个行业，而是选择通过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大力支持芯片企业。

“政府的支援度方向不对、大不对，基本上以AI那个产业（为主），”他说。纺织产品被边缘化。

谁从科技的财富盛宴中受益的问题已逐渐成为韩国政治和劳资紧张的根源。

柯汉哲是富胜纺织的总经理，该公司利用塑料瓶和渔网等回收材料生产纺织品。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n Rong Xu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个月，三星员工曾威胁举行罢工，这场罢工一旦发生，不仅会冲击韩国经济，还可能扰乱全球科技供应链。他们要求公司将营业利润的15%用于员工奖金，最终三星同意给出10.5%。

三星发言人表示，若三星今年的营业利润达到部分金融分析师预测的约2000亿美元，其半导体部门的员工可能获得最高可达43万美元的奖金。根据韩国政府数据，去年韩国的平均月工资约为2800美元。

在本月股东大会上，当被问及台积电是否会采取类似做法时，董事长魏哲家表示，公司过去三年已经持续提高员工奖金。

三星的劳资纠纷或许预示着未来更广泛的辩论：人工智能创造的财富究竟应该如何分配。

在三星与员工达成协议之前，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政策室长金容范曾提出一种构想：利用受益于人工智能热潮企业所缴纳的税收发放所谓“国民红利”。

4月，三星电子的工会成员在韩国平泽举行抗议活动。 Kim Hong-Ji/Reuters

金容范在一篇现已删除的Facebook帖子中写道：“关键的担忧在于，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超额利润可能会在结构上加剧社会内部的‘K型’经济分化。”

他表示，将这些利润的一部分分配给劳动者不应被单纯视为一种再分配行为，而是“维护整个体系稳定的必要成本”。

中国“灵晟”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榜单 DON CLARK

 

2020年，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位于深圳的“灵晟”已被宣布为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Xu Congjun/VCG, via Getty Images

周二，中国从美国手中夺回了令人垂涎的计算桂冠，令这场对科学、国家安全及地缘政治均具深远影响的技术竞赛愈演愈烈。

一个对超级计算机进行标准测试的研究团队宣布，位于中国深圳的大型计算系统“灵晟”(LineShine)是全球最快计算机。除了绝对速度外，该系统的一大亮点是仅使用了标准微处理器，而没有依赖大多数高端超级计算机用于繁重数值计算的专用芯片——图形处理器。

田纳西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电气工程教授、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榜单”组织者之一杰克·唐加拉表示，这一底层设计可能指出了一条将人工智能与传统科学任务更好地融合的新路径。

唐加拉近期查验了位于深圳云计算中心的新机器。灵晟的测试结果比美国加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El Capitan)快了20%以上；自2024年11月以来，“酋长岩”一直占据着这份每半年更新一次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榜首。自2017年以来，中国尚无系统登顶该榜单。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酋长岩”超级计算机。“灵晟”的测试结果比此前位居榜首的“酋长岩”快20%以上。 Spencer Lowell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系统，”唐加拉在谈及灵晟时说。“他们通过开发不依赖GPU的系统超越了我们。”

这台新的超级计算机加剧了中美之间争夺技术霸权的竞赛。美国的科技巨头如OpenAI、Anthropic和谷歌已开发出领先的AI模型，而另一家美国公司英伟达则已成为全球AI芯片的主导供应商。中国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创新，例如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去年仅使用了极小部分的专用AI芯片，便发布了尖端AI模型。

为防止中国赶上，特朗普总统已加征关税，并不时对AI芯片出口设限。但中国使用被称为CPU的标准微处理器（而非GPU）打造超快超级计算机，表明了一种绕过这些壁垒的潜在途径。

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吉米·古德里奇表示：“美国政府应该对面向中国市场的CPU出口和制造实施更严格的管控，这是现行法规中的一个漏洞。”

超级计算机——用于科学研究的巨型机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被用于创建气候模型、破译密码和设计核武器等任务。它们通常使用高精度数学运算，即用64位数据来表示数字。

相比之下，谷歌和OpenAI等公司的商用AI系统甚至可以更快。它们可以使用近似值来完成识别图像或选择句子中下一个单词等任务，依靠所谓的四位和八位数字使系统能够同时进行更多更简单的计算。

古德里奇说：“中国在此方面的成就值得注意且令人印象深刻，但他们无法与美国AI实验室及其他机构建造的这些大规模AI超级计算机相提并论。”

作为部分最大超级计算机主要买家的美国国家实验室迫切希望利用AI加速其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因此它们正在采用更多这种精度较低的运算方式，同时也保留64位运算。

尽管美国公司历来在最大的超级计算机的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外国系统有时也会跃居榜首。例如，日本的一个系统在2020年至2022年间曾排名第一。

追踪该行业的Intersect360 Research分析师艾迪森·斯内尔表示：“很多人都说只有美国才有能力建造这些系统，但你会发现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能力。”

中国和日本的强大系统经常刺激能源部和其他美国机构争取更多超级计算机资金。今年11月，特朗普政府启动了“创世纪计划”，旨在利用美国国家实验室及私营公司的超级计算机来强力助推AI与科学研究。

主要由英伟达和AMD开发的GPU是近期超级计算机竞赛中的关键武器。这些芯片擅长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包括科学中使用的所谓向量计算，以及作为许多AI任务核心的矩阵乘法运算。

唐加拉说，当美国官员限制中国获取GPU及其他高性能芯片，并限制出口用于制造最先进半导体的部分机器时，中国转而“投资开发架构和技术，以有效打造出与美国最高性能系统处于同一水平的超级计算机”。

中国的灵晟系统不像大多数高端系统那样有微处理器和GPU的传统分工。相反，它通过专用电路将GPU式的任务集成在内，加速了矩阵和向量计算。这种能力嵌入在总计拥有近1400万个计算核心（即微型电子大脑）的芯片中，这些芯片安装在90个硬件机柜里。

这些芯片是基于软银集团旗下的英国公司Arm Holdings授权的指令集进行的原创设计。Arm的技术以驱动智能手机而闻名，但近来已被英伟达、亚马逊、高通等公司改造用于数据中心。

Arm在中国运营已久。该公司一位发言人表示：“Arm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开展业务，均遵守适用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规。”

“灵晟”系统使用的芯片基于英国公司Arm授权的一套指令集。 Max A. Cherney/Reuters

唐加拉表示，灵晟的设计者是中国超算资深人士，他们尚未披露芯片由哪家公司制造，也未披露所使用的芯片生产工艺水平。

他和其他专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中国拥有具备夺冠实力的系统，但那里的实验室近期并未提交测试结果。

斯内尔说：“中国有实力夺冠的系统并不让我惊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想要这份认可。”

唐加拉撰写了一份关于该新系统的详细报告。他表示，访华期间有人告诉他，该系统是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建造的，因此设计者认为可以用测试结果申请TOP500排名。

唐加拉说，深圳的科学家们还通过提交14份申请角逐旨在促进解决复杂科学问题的“戈登·贝尔奖”，以寻求对新机器的认可。目前有三个系统入围该奖项，另有三个系统入围相关的气候科学奖项。

根据唐加拉的报告，灵晟已被用于诸如地球（包括大气、海洋、陆地和冰层组成部分）的精密模拟，以及人脑的复杂模拟等项目。

中美共同的人工智能焦虑：被未来收割

 

Chris W. Kim

落地上海不到一小时，我坐在一辆滴滴的后排，司机正恳求我帮他钻公司算法的空子。滴滴是“中国版优步”，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每天要派出数千万单行程。他问我能不能取消订单，然后直接通过微信转账给他。

他解释说，现在司机太多，而活儿太少。把我送到目的地之后，系统会立刻把他派回机场，而他又得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接到下一单。如果我取消订单，他就可以排到队伍的前面。“希望你能理解，”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

这位司机的困境让我想起了美国的DoorDash送餐员——他们的收入受到优化调度系统的控制；还有亚马逊Flex的司机，他们争抢有限的配送时段，永远不确定下一份工作何时到来。

多年来，我在美中两国生活、做报道，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互联网历史与演变的书。往返两国间，我惊讶地发现，它们竟已变得如此相似、如出一辙。在羡慕与猜忌之下，隐藏着一种共同的不安全感：技术的未来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成形，而它所许诺的红利，并非人人有份。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直被描绘成两种根本不同体制之间的较量。美国掌握着资本和芯片；而中国则调动工程人才和制造实力。美国在构建软件（企业工具和云平台）方面占据优势；而中国则在硬件领域领先（人形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美国在前沿模型上发力，其人工智能实验室豪赌超级智能的打造；中国则专注于规模和普及，其科技公司尽可能迅速地将人工智能嵌入社会的各个领域。

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理论上讲，谁搞定了AGI，谁就能通过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双重飞跃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在播客和政治演讲中——由硅谷高管和华盛顿的政策专家塑造的叙事里——美中几乎总是在这场竞赛中“较量”、“竞争”或“胶着”。中国落后数年——不对，是落后数月；它正迎头赶上；它要赢了；它输了；它正朝着AGI全力冲刺——不对，它并没有冲向AGI；又或者，它其实是在另一条赛道上奔跑。

去年，DeepSeek R1横空出世后彻底引爆这场竞赛的叙事——据称，中国的这款开源模型以极低的成本达到了美国顶尖模型的水平。一股“羡慕中国”的情绪随即席卷美国科技界，他们惊叹于中国建造桥梁、高铁和先进原型机的速度。马克·安德森警告说，美国必须再工业化，否则就会在“中国机器人”主导的世界里落败。

左翼网红哈桑·派克在2025年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前往中国，想看看美国可以“借鉴与效仿”之处。知名YouTube博主IShowSpeed（本名达伦·沃特金斯）直播了他的深圳之行，他在那里与人形机器人共舞，还体验了无人机送来的肯德基。正如中国人曾经对美国消费主义的丰盛景象心驰神往——那些购物中心和庞大的郊区——如今，美国人却开始痴迷中国机器人与制造业实力。

但抛开头条新闻和精剪短视频，你会发现人工智能在两国都造成了深刻的分裂。那些创造并资助技术的人把未来视为一种可以获利的承诺、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机会。在硅谷，辍学创业的年轻人大谈人工智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攻克疾病。研究人员像NBA球星一样，被九位数的酬劳争抢，路边的广告牌呼吁民众“为你的AI加足马力”和“停止雇用人类”。科技从业者甚至认真采纳了中国臭名昭著的“996”工作制：早九晚九，每周六天。他们拼命工作、“锁定状态”，只为确保自己能在这场人工智能淘金热中笑到最后，成为富贵赢家。

中国的科技中心同样被紧迫感驱动。在北京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写字楼灯火通明直至深夜，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员工正在奋力击败马路对面的对手。企业互相挖角明星工程师，而自由职业的码农们消耗着数以万计的Claude代币来进行氛围编程，快速搞出产品。创业公司创始人寻找他们口中的“风口”——一个如果在正确的时机抓住，就能让企业家一夜致富的机会。他们研读彼得·蒂尔的《从0到1》(Zero to One)的中译本，并把埃隆·马斯克奉为偶像，正如一位科技工作者告诉我的，“他行动迅速，执行力疯狂，而且真的能把东西做出来。”

中国最近的一个风口是“养龙虾”——这是对训练免费开源人工智能代理OpenClaw的戏称。从业余程序员到家庭主妇，近千人在科技巨头腾讯总部外排队，给自己的设备安装该软件。用户声称，OpenClaw能帮忙搞副业、让股票回报翻倍；家长们甚至为自己上小学的孩子购买“龙虾安装服务”，生怕孩子落后于同龄人。科技公司竞相利用这种焦虑变现，向用户收取云服务器和软件使用费。“这不是‘拥抱未来’，”小红书上一个感到失望的用户这样形容OpenClaw，“这是‘被未来收割’。”

再往南，在中国硬件之都深圳，创业公司自豪地宣称自己以“深圳速度”运转，竞相将人工智能植入从咖啡机到工程吊车的一切设备之中。在这座城市举办的一个高科技博览会上（展厅多达20个，每个都像飞机库那么大），我走过一个个展位，看到了AI钢琴、AI牛肉面机、AI全息导游和AI英语家教。我在一台AI中医前坐下，它扫描了我的舌头，然后给出了诊断。一群人围着一个拳击台，为宇树科技制造的一对正在对擂的人形机器人欢呼喝彩。

 “现在的环境竞争非常激烈，”一位深圳的软件工程师告诉我。“我觉得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抛在后面。”他的焦虑并不新鲜。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早在当前的人工智能热潮之前就已存在。但人工智能加剧了这些焦虑，也使得人们更难与之抗衡。

一系列平行的网络迷因应运而生，捕捉到这种无力感。在美国，硅谷科技精英自诩拥有“高自主性”，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是注定沦为“永久底层”的“机器人”。在中国，普通打工人将自己描绘成“社畜”和“加班狗”。同样是这些工人，长期以来一直用“内卷”这个爆红词汇来表达那种被困在无意义竞争循环中的感觉。在这两个国家，对人工智能感到不满的人都把自己比作游戏中的“NPC”（也就是“非玩家角色”）。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别人电子游戏里的背景角色，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填充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塑造它。

2025年，一群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创造了“渐进式失权”一词，用来描述未来能力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将如何悄无声息地侵蚀人类的能动性。这项技术将主导我们的核心机构，却几乎不顾及人类的价值观。尽管这被描绘成一种未来的风险，但对于一直密切观察中美两国的人来说，这感觉已经像是对当下的诊断。

两国的知识工作者都感受到了这种技术带来的监控压力。如今，人工智能被用于员工雇佣和解雇的决策。它追踪工作出勤率，预测员工的成长潜力，标记“闲散时间”，并执行纪律管理。

在办公室之外，中美两国民众都开始迷恋人工智能，将其视为提供无摩擦陪伴和情感认同的源泉，而企业现在正大规模地将情感亲密关系变现。超过70%的美国青少年报告说他们使用聊天机器人作为陪伴者，近八分之一的人将其作为心理健康支持。

同样，在中国，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中国年轻人曾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讨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一个独居正迅速成为常态的国家——预计到2030年，单身家庭数量可能达到2亿——面对日益严重的孤独流行病，人工智能伴侣已成为一种速效解药。

今年，一款名为“死了么”的应用程序非常受欢迎——如果用户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打卡，它就会向联系人发出警报——这个中文名字是对流行外卖应用“饿了么”的一种略带病态的戏仿。但是，“死了么”解决了一个严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远离家人，缺乏社会支持，他们害怕自己悄然离世却无人察觉。

在一个正在加速失控的世界里，两国民众都在转向精神层面寻求慰藉和掌控感。20多岁的美国人热衷查看Co-Star这样的占星应用，这已成为一个价值30亿美元的产业。一些Z世代正在重新发现基督教，宗教保守主义重新进入了公共生活。在中国，占卜酒吧在各大城市涌现，像“测测”这样的占星应用正在走红，年轻人们甚至向DeepSeek请教，预测自己的未来。

去年秋天在北京，我参加了一场晚宴，同席的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女性，她们的谈话围绕着熟悉的焦虑：日益萎缩的就业前景（以及招聘中的恐怖故事），对约会的幻想破灭（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想结婚生子），以及对八字、塔罗牌和玄学日益增长的痴迷。我问一位客人，为什么塔罗牌越来越受欢迎，她简单地回答说：“时运好的时候，没人会去算塔罗牌。”

当未来失去承诺时，过去就成了避难所。两个社会都出现了怀旧热潮，人们渴望回到记忆中那个更简单、更稳定的时代。许多中国人崇拜乡村视频博主，比如著名YouTuber李子柒，她在疫情期间因为分享自己在四川乡下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视频而爆红。在Instagram上以Ballerina Farm为名大受欢迎的一位传统主妇博主身上，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她记录了自己在犹他州的农场生活，挤牛奶，亲手为她的八个孩子制作甜甜圈。这两位女性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体现了一种想象中的田园诗篇——在那里，聊天机器人和企业都不复存在。

怀旧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它助长了曾经处于边缘的非自由主义思想步入主流。这在中国已经发生多年，网红和理论家们拒绝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走向保守的中央集权体制。在美国，我们看到像柯蒂斯·雅文这样的评论人士影响力日益增长，他主张应该废除自由民主制，代之以由首席执行官领导的君主制，而他的思想在美国的科技和政治精英中都找到了受众，从彼得·蒂尔到 JD·万斯。

面对这样一个系统，最简单的反应就是投降：接受命运，陷入对不可避免的衰退所带来的麻木之感，用中国网民的话来说，就是“摆烂”。人们很容易逃避现实世界的摩擦，躲进信息流的舒适区，向聊天机器人而不是朋友倾诉。这样一来，我们就助长了领导者利用我们的恐惧，将我们的焦虑转移到一个被网络迷因塑造的外国形象上。

与其孤立地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为什么不将社会各界人士聚集起来，重新夺回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能动性呢？我们可以寻求合作，就像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做的那样。在去年夏天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场外，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聚在一起探讨了人工智能的关键风险，呼吁国际合作，以确保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始终与人类的价值观保持一致。

科技巨头为了利润和竞争而牺牲人类尊严，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抵制这种有毒的企业文化。就在2019年，中国程序员在GitHub上发起了996.ICU运动，抗议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时间。他们得到了美国科技工作者以及从西班牙到新加坡的全球数百名科技员工的支持，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科技工作者在线动员之一。

退后一步看，我们不难发现美中竞争带来的扭曲效应。打着击败对方的旗号，这种叙事成了不要护栏、全力冲刺的借口。因为专注竞争，我们对自身的脆弱变得盲目。我们不应执迷于谁先冲过终点线，而是必须携手合作，去扶持那些被这两个国家抛在后面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