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国民党清明節祭祖共产党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中)日前在負責兩岸事務的副主席張榮恭(左)、蕭旭岑(右)陪同下舉行記者會,宣布接受中共中央及習近平總書記邀請訪問中國大陸。(本報資料照片) 國民黨主席 鄭麗文 7日啟程訪中國大陸,國共領導人暌違十年再度會面,距2005年「連胡會」逾20年。當年隨團的兩位發言...

2026年4月7日星期二

国民党清明節祭祖共产党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中)日前在負責兩岸事務的副主席張榮恭(左)、蕭旭岑(右)陪同下舉行記者會,宣布接受中共中央及習近平總書記邀請訪問中國大陸。(本報資料照片)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中)日前在負責兩岸事務的副主席張榮恭(左)、蕭旭岑(右)陪同下舉行記者會,宣布接受中共中央及習近平總書記邀請訪問中國大陸。(本報資料照片)

國民黨主席鄭麗文7日啟程訪中國大陸,國共領導人暌違十年再度會面,距2005年「連胡會」逾20年。當年隨團的兩位發言人鄭麗文與張榮恭,如今分任國民黨正副主席,再次同行登陸,被視為「連胡破冰」的歷史翻版。

2005年,年僅36歲的鄭麗文首度登陸,亮麗外型與流利口條,成為鎂光燈焦點,被媒體稱為「靚女發言人」,連戰當年為兩岸開啟和平契機的理想,也影響她決定投身國民黨。

鄭麗文表示,當時受連戰邀請加入國民黨,為的就是能協助推動破冰、歷史性的和平之旅,那是她第一次踏上大陸;如今,面對兩岸再陷緊張,她期待此行訪陸重啟對話窗口,重建和平橋梁。

鄭麗文早年返回雲南普洱祭祖的歷史相片近日也重新曝光,其雲南彝族背景在大陸網上成為話題。大陸微信公眾號「滇商會」去年10月在鄭麗文當選國民黨主席後曾發文指,鄭祖籍雲南普洱鎮沅,其父鄭清輝是中國遠征軍,曾在緬甸與日軍作戰。

同行的張榮恭,因招牌油亮飛機頭酷似搖滾巨星「貓王」而聞名兩岸。他長年深耕兩岸事務,曾陪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見過江澤民,見過胡錦濤12次、習近平六次,會見中共三代領導人的次數之多,堪稱國民黨內第一人。

回顧2005年「連胡會」,張榮恭宣讀五項願景,並負責關鍵溝通協調。該次會面距1945年國共重慶會談60年,被視為國共和解重要里程碑;如今,張榮恭也是「鄭習會」重要推手之一。

除了「靚女+貓王」再合體登陸,連家人也不缺席。連胡會當年,連戰率家人赴西安祭拜祖母,長子連勝文、長女連惠心、次子連勝武同行,這次連勝武以國民黨青年事務發展委員會主委身分陪同鄭麗文赴陸,象徵世代接棒。

連勝武近年積極推動兩岸青年交流,他回憶,2005年首訪大陸,台灣社會高度對立,甚至出現抗議衝突,但他相信,兩岸需要的是對話而非對抗,「用嘴巴講,總比用砲彈打好」。

2026年4月6日星期一

他赢得了出生公民权卻溜回老窩,所以他的后代在美麻木不仁

 

桑德拉·黄和诺曼·黄是黄金德的孙辈,黄金德在1898年最高法院案件中的胜诉,确立了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均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原则。

桑德拉·黄和诺曼·黄是黄金德的孙辈,黄金德在1898年最高法院案件中的胜诉,确立了几乎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均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原则。 Minh Connor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桑德拉·黄在父亲的葬礼上看着陈列的家族纪念品时,一张剪报让她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她是黄金德的直系后代。黄金德曾是旧金山的一名华人厨师,正是他促成了1898年那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裁决,该裁决赋予几乎所有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人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在2011年的那一天之前,她从未听过黄金德这个名字,也从不知道出生公民权曾是争议话题——如今,这一议题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本周三,美国最高法院将开庭听证,就特朗普总统去年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的合宪性展开辩论。该命令取消了无证移民、临时访客(包括国际留学生)在美国所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
“我一直以为,只要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她说。
桑德拉此前对自己的家族渊源一无所知,这一方面印证了出生地公民权早已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集体认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黄金德案在美国校园教育中极少被提及。
黄氏兄妹得知,黄金德于1870年出生在旧金山唐人街,那里距离他们长大的地方仅几公里之遥。
黄氏兄妹得知,黄金德于1870年出生在旧金山唐人街,那里距离他们长大的地方仅几公里之遥。 Minh Connor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随着桑德拉深入挖掘家族历史,一段厚重而复杂的家族遗产在她面前展开——这段历史表明,出生公民权为她的家族成员在美国立足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却没能为他们换来完全的接纳,而这份接纳是他们一直都在奋力争取的东西。
歧视与偏见依然存在,家族成员被迫远隔重洋、天各一方。在同化压力与维系自身传统纽带的愿望之间,黄金德的后代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哪些故事与传统该传给下一代,哪些又该隐去。
“我们总在宣扬一种观念,把美国公民身份塑造成移民故事的顶峰,仿佛它标志着你被这个社会彻底接纳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哈迪普·迪隆说。“但现实是,即便你是美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依然存在显著差异。”
桑德拉和三个兄弟在旧金山长大,父母双方的家族往事他们都知之甚少。
他们的母亲竹内喜美子(音)是日裔美国人,二战期间曾和家人一同被关押在犹他州的日裔拘留营,却极少向孩子们提起这段经历。
他们的父亲黄沃沾也几乎从不谈及过往。他是一艘船上的乘务员,常常一出海就是数月之久。孩子们只知道他是华人,除此之外,对他的过去知之甚少。
黄沃沾和竹内喜美子。
黄沃沾和竹内喜美子。 Norman Wong
























后来他们才知道,父亲其实知道最高法院的这起案件,却从未对孩子们提起过。
“你能感觉到,那段往事里藏着太多的痛苦,”他的儿子、如今76岁的诺曼·黄说。
此后,黄家兄妹才慢慢了解到,他们的祖父黄金德1870年出生于旧金山唐人街,距离他们长大的地方只有几公里。19世纪中期开始,大批中国劳工涌入美国,他的父母是这股移民潮中的一员。
但这些劳工很快就遭遇了恶毒的种族歧视与暴力袭击,联邦法律也对他们施加了越来越严苛的限制,例如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禁止大多数中国人入境。
大约就在那段时期,黄金德随家人回到了中国。但不久后,他被更高薪资的诱惑所吸引,试图重返美国。
1895年,他再次入境美国时遭到拒绝,随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起诉美国政府。那一年,他只有24岁,只是唐人街的一个厨师,还留着辫子。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贝丝·廖-威廉姆斯介绍,即便赢下了这场官司,黄金德的困境也未结束。和当时绝大多数美籍华人一样,他屡屡遭到边境官员的盘问,还必须拿到白人证人的书面证词,来证明自己确实出生在美国。
黄金德还试图把自己在中国出生的儿子们带到有更多经济机遇的美国。
按照法律规定,黄金德是美国公民,他的子女理应也被认定为美国公民。但他的一个儿子在经过连日盘问后,依然被拒绝入境。另外三个儿子也经历了严苛的审讯,最终才获准进入美国
最小的那个孩子就是桑德拉和诺曼的父亲黄沃沾。1926年,年仅11岁左右的他获准入境美国。(如今,黄家后人与部分专家根据时间线推断,黄沃沾可能并非黄金德的儿子,而是他的孙子。)
诺曼说,尽管黄金德最终定居中国,黄沃沾却留在美国。诺曼·黄说,当时还是个孩子的他在美国中西部的远亲家安顿下来。和当时很多华人男孩一样,他注定要去打工,把钱寄回给家乡的亲人。
后来他搬到旧金山,与竹内喜美子结婚,两人育有四个孩子,其中就包括诺曼和桑德拉。
1945年,他以詹姆斯·元·黄(James Yuen Wong)这个名字加入美国海军。桑德拉·黄回忆,几十年后,他仍会自豪地谈起自己的服役经历。。
但他也始终守着自己的华人根脉。桑德拉·黄记得,在加州里奥林达的家中,他曾在屋外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后来,他在香港娶了第二任妻子,又生了一个孩子。
如今,距离黄金德成功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已经过去了近130年,他的部分后代与祖籍国的联结早已变得十分淡薄。
诺曼和桑德拉在旧金山长大,在家只说英语,在电视上看迪士尼电影和西部片。
他们不过任何中国传统节日,对当年的排华法案也只有模糊的认知。
两人都读完了大学。诺曼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从事过多种工作,其中包括木匠。桑德拉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从事市场营销相关工作。
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他们也知道,这应该归功于谁。
“如果当年他没有为这份权利而抗争,”诺曼·黄说。“我可能根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可是他本人卻溜回了老窩。

2026年4月5日星期日

艺术家高兟因讽刺毛泽东接受黑暗庭审

 

高兟(左)、弟弟高强与他们创作的作品《忏悔》合影,摄于2009年,

高兟(左)、弟弟高强与他们创作的作品《忏悔》合影,摄于2009年,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一位中国艺术家因创作带有挑衅性和戏谑意味的毛泽东雕塑而面临审判,他被指控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这一案件凸显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治下的批评空间何其有限。
据其妻透露,现年69岁的高兟于周一在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受审。高兟已被羁押超过一年半,如被定罪,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此案将不公开审理——根据中国法律,这种措施主要适用于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
“不公开审理通常不是好兆头,”他的弟弟高强说,“当局很可能已经为法院决定了结果,审判不过是场政治化的法律程序,毫无公正可言。”
高氏兄弟属于21世纪初崛起的一代中国先锋艺术家群体,彼时中国社会相对开放。两人曾触及诸多禁忌题材,如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言论空间不断收紧,高兟于2022年移居美国。
去年8月,高兟携家人回国探亲期间,警方在北京郊外的工作室将其带走,并查扣了存放在那里的几乎所有艺术作品。高兟遭羁押期间,他的妻子和7岁的儿子(他是美国公民)被禁止离境,而且也无法探视或通话,尽管他们最初还能通过书信联系。据他的妻子赵雅良透露,高兟拒不供述,也不认罪。
赵雅良在北京家中展示丈夫高兟为她创作的作品,摄于去年10月。
赵雅良在北京家中展示丈夫高兟为她创作的作品,摄于去年10月。 Andrea Verdell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她表示,希望当局能看在他已经被关了这么久的份上,把他放了。“毕竟这是在中国,就是我们期待最好的结果,但是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她说。
作为维护中共官方历史叙事的行动之一,中国已将侵害历史人物声誉或质疑官方历史叙事定为违法行为。根据2018年通过的英烈保护法,已有记者、脱口秀演员以及在网上发表评论的普通民众因此受到惩处。
该法律在2021年的一个修订版本允许检察机关寻求刑事处罚,最高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政府甚至公布了一份包含10条“谣言”的清单,禁止公众讨论。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长征”实际里程是否比宣称的要短,以及他的儿子是否是在朝鲜战争中因点火炒饭暴露位置而被炸死,而非因无线电通信被截获所致。
现在,这项法律被适用于高兟在至少15年前的创作,也就是该法律生效之前的作品。
据赵雅良称,检方点名了高兟与其弟共同创作的三件雕塑作品。其中一件描绘了长着乳房和匹诺曹鼻子的毛泽东形象;另一件描绘了一群手持枪支的毛主席准备处决耶稣;第三件则刻画这位曾导致多年饥荒与动荡的前领导人跪地忏悔的场景。
知情人士称,高兟被指控直至2024年仍在网上传播这些毛泽东雕塑的图像,包括用于一位上世纪80年代移居美国的中国记者所撰写的毛泽东传记封面。
高氏兄弟的《处决基督》,作品中耶稣面对一支以毛泽东形象塑造的行刑队,2009年摄于中国北京。
高氏兄弟的《处决基督》,作品中耶稣面对一支以毛泽东形象塑造的行刑队,2009年摄于中国北京。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赵雅良表示,丈夫在羁押期间受到惩罚,包括被剥夺饮食、禁止阅读书籍及接收家属信件。高兟患有腰椎疾病、慢性荨麻疹等病症。尽管如此,他在狱中仍继续创作艺术,用信纸撕制家人肖像
非营利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的研究员肖恩·易(音)表示,在不公开审判中动用“牵强附会、具追溯效力的法律”,足以证明“存在严重违反正当程序的行为”。
还有人权活动人士称,中国当局可能希望借高兟案以儆效尤,震慑那些已经移居海外的人士,使其噤声。
高强表示,他希望当局能释放他的哥哥,让一家人回到纽约的家中,“让艺术回到艺术”。
2024年,高兟在纽约出席一个颁奖典礼时谈到,自他与弟弟创作那些雕塑以来,中国的状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都希望越来越开放,但事实上,在中国很多方面的开放都是有目共睹的,甚至某些方面的开放可能超过了西方,但唯有在政治体制这方面,我认为不仅没有开放,从文革之后又,每十年大倒退一步。”

2026年4月4日星期六

社交麻痹大脑,让人感觉更好

 四位朋友靠在一起向下看着镜头,镜头从地面向上拍摄。他们都面带笑容。两名男子穿着短裤,一人搭配背心与颈巾,另一人穿着印花衬衫。一名女子穿牛仔连身短裤,另一名则穿绿色印花长裙与白色交叉上衣。他们在户外,头顶是蓝天与零散白云。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当我们与他人相处时,大脑会透过释放化学物质来奖励我们。
    • Author,莎拉·贝尔(Sarah Bell)
    • Role,全球健康记者

你知道吗?和他人相处的时间,对健康的重要性可能和运动、健康饮食一样关键。

社交往往让人觉得像是一种享受,但它其实能提升心理与生理健康,美国神经科学家班·雷恩(Ben Rein)表示。

他告诉 BBC:“当我们与他人连结时,通常会感觉更好。那是因为我们的大脑里有一些系统——社交奖赏系统——会让我们感到愉悦。”

当我们社交时,催产素、多巴胺和血清素这三种神经传导物质会被触发。这个机制源自演化,因为在早期,人类群居对生存至关重要。

“我们其实应该认真把握这些机会,透过与他人连结来‘破解’我们的生物机制,”雷恩(Rein)说。他在自己的著作《为什么大脑需要朋友:社交连结的神经科学》(Why Brains Need Friends:The Neuroscience of Social Connection)中提出了这些论点。

催产素的角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被称为“爱的荷尔蒙”,也被形容为“大自然的药物”。

雷恩解释说:“有证据显示,催产素能减少发炎、具有神经保护作用、支持免疫功能、促进骨骼生长,并能降低社交压力。”

这一切也具有演化上的目的:确保人类物种得以延续。催产素在两种类型的关系中会达到高峰——浪漫关系,使我们爱上伴侣并愿意繁衍后代;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连结。

这位来自纽约州水牛城的美国科学家说:“它保护你的身体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在那里照顾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缺乏社交接触对我们有害?

大量科学证据显示,孤立对心理造成的冲击极为剧烈——使人更容易罹患焦虑、忧郁,甚至提高自杀风险,也让人更容易受到压力影响。

极端的孤立——与他人接触极少甚至完全没有接触——也会提高死亡风险。有些研究指出,孤立与“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风险增加 32%”相关。

雷恩表示,孤立不会突然夺走你的生命,但它会引发压力反应,进而提高罹患心脏病、糖尿病和失智症等其他疾病的风险。

原因在于,孤立会让身体释放更多皮质醇,使身体更容易陷入慢性发炎,而慢性发炎会损害健康组织,并与上述疾病相关。

雷恩说:“长期处于压力反应中,对大脑和身体组织而言既耗损又疲惫,而且还会引发这些导致慢性发炎的生物效应。”

为什么我们变得不那么常社交了?

那么,如果社交能让我们感觉良好,为什么大多数人却没有那么常社交呢?雷恩(Rein)说,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互动时代”。

他指出,一个关键原因是“一切的自动化”,把那些原本会让你与他人面对面接触的情境都移除了。

他以超市自助结帐的普及为例:“现在你不需要和店员互动——或者你干脆在线上订购所有杂货。”

雷恩表示,新冠疫情期间被迫的极端孤立也造成巨大影响,使我们在疫情结束后仍习惯于期待更少的互动。

他说:“事实上,我们的需求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和以前一样需要与他人连结。”

班·雷恩的头像。他有浅棕色短发和棕色胡子,身处室内,身穿白色实验袍与蓝白格纹衬衫。

图像来源,Elena Zhukova

图像加注文字,雷恩将线上沟通形容为“社交大脑的垃圾食物”。

疫情加速了我们使用线上沟通的方式,但仅仅使用社群媒体,其带来的忧郁与焦虑风险与孤立同样高——因为你并没有真正与他人同处一地。

尽管方便,虚拟沟通仍无法为大脑提供同等程度的满足感,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透过面对面互动而演化而来的。

他说:“这就像是社交大脑的垃圾食物。它容易、方便,但在‘营养’上无法取代真正的接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掉进孤立的深坑。”

雷恩的建议是尽可能“升级”你的互动方式。

他说:“如果你正在传讯息,就改成打电话;如果你在打电话,就看看能不能改成视讯;如果你已经在视讯,就看看能不能见面。”

“只要你能让互动恢复那种质地与深度,它就更可能为你的大脑带来更多好处。”

这对内向者意味着什么?

雷恩解释,我们每个人都位于从内向到外向的光谱某处,我们只需要找出适合自己的社交互动程度。

外向者——通常需要更频繁、更大量的社交——就像一株需要常常浇水的植物,否则就会枯萎,他说。

但内向者则像是偶尔浇水即可的植物——浇太多反而会害了它们,对健康也不好。但如果完全不浇水,植物也不可能健康。

“我们需要满足自己大脑的需求,而第一步就是了解这些需求。”

雷恩说,重要的是理解互动其实有不同层次,而每一层都有其好处。他把它想像成一座游泳池——既有浅水区,也有深水区。

即使只是把脚尖伸进浅水区——例如向邻居挥挥手——也能提升幸福感。你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在超市排队时和陌生人聊几句;或者直接跳进深水区,与亲密好友进行一场真正有意义的对话。

他说:“不是每次都要潜到最深处,重点是不要一直待在池子外面。”

雷恩相信,连结不仅能改善个人的幸福感,也能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从生物、心理到文化层面,彼此善待都能带来极大的益处。而令人震惊的是,我们竟然没有更刻意地善用这些益处。”

因爲他不懂社交麻痹大腦,让人感觉更好——但是危險也可能逼近了。

2026年4月3日星期五

美国如此富有,为何美国人却如此痛苦

George Douglas
美国经济举世称羡
但现实中的美国人却对他们的经济并不满意,而且这种不满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两种说法都没错。坦白说,直到最近,这都让我感到困惑。面对如此非凡的经济增长,为何会产生如此持久的悲观情绪,这怎么可能是理性的?
过去25年间,美国的GDP增长远超(除印度和中国外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欧洲日本差距大到欧洲许多最强大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仅相当于美国最贫困的州。例如,以可支配收入衡量,相比美国整体水平,英国和法国的生活水平更接近仍然是美国最贫困州的密西西比州。
我们常听说中产阶级在萎缩,但这种萎缩是因为富裕阶层和中上阶层在扩大。根据经济学家斯科特·温希普和斯蒂芬·罗斯的分析,核心中产阶级(定义为家庭收入在贫困线的250%至500%之间)占全国家庭的比例从1979年的35.5%下降到2024年的30.8%。乍一看变化不大,但这是13%的降幅。
这并非因为美国人变穷了。他们变富了——远比之前更富有。在此期间,处于贫困或接近贫困(低于贫困线150%)的美国人口比例从29.7%骤降至18.7%。中下阶层家庭(贫困线150%至250%之间)的比例也从24.1%下降到15.8%。
同期,美国中上阶层和富裕阶层的比例急剧膨胀。1979年,有10.4%的家庭属于中上阶层,其收入在贫困线500%至1500%之间。到2024年,这一比例几乎翻了三倍,达到31.1%,而富裕阶层(收入在贫困线1500%及以上)的比例则从微不足道的0.3%增长到3.7%,增长了十倍以上。
为了让你理解这些数字的含义,以三口之家为例,划分五个阶层的收入门槛在2024年的美元价值下分别是4万美元、6.7万美元、13.3万美元和40万美元。
结果是,与前几代人相比,很大一部分美国人过着看起来异常富足的生活。尽管对住房可负担性有正当的抱怨,但平均而言,美国人住的房子比前几代美国人更大、更豪华。
过去的奢侈品——如中央空调、大屏幕电视、家用电脑和多辆汽车——如今已成为美国大多数(当然不是全部)社会阶层生活的标配。
美国仍然是机遇之地。我们仍然能为数千万人创造巨大的财富。
我过去曾是那个烦人的人,面对主观认为的经济萎靡,我会抛出客观的经济统计数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论证,悲观情绪或许是真实的,但却是不理性的。毕竟,难道不是大多数人都满意自己的经济状况吗,即使他们担心整体的经济大局?
此外,这不也大多是党派之见吗?经济乐观与悲观情绪会根据谁执政而翻转,共和党在赢得白宫时立刻变得更乐观,而民主党在自己的政党主政时也表现出完全一样的行为。
一个分裂为两个均势阵营的国家永远不会表达广泛的经济乐观情绪。
但后来我读到一篇彻底改变我观点的文章,一旦我的观点改变,我就看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我们之所以痛苦,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我们富有。
这篇去年8月发表在《纽约时报》观点版的文章由管理顾问丹尼尔·柯瑞尔撰写,内容是关于迪士尼世界的经济学。文章描述了一个曾经对大多数美国人开放的公园如今变得极其昂贵,其收费足以压垮无数美国家庭的预算。
但暴涨的不仅仅是入园的基本费用。迪士尼还提供各种额外付费的特别福利,创造了一种多层次的体验。不妨把这个公园想象成航班的登机组。如果你在第一组,会舒服许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迪士尼的故事虽然可以理解且令人遗憾,但并不算触目惊心。在任何特定年份,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会去迪士尼世界,而且如果富裕的美国人大幅增加,那么从经济角度出发,迎合他们的品味(并掏空他们的钱包)来创造特别福利就顺理成章了。
但不仅仅是迪士尼。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本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讲述了青少年体育运动的爆炸性成本。例如,2019年至2024年间,美国家庭在棒球上的平均年支出从660美元增加到1113美元。
这部分是因为青少年体育的性质已经改变。在我小时候,我们都有球棒、手套和几个球。我们在最近的沃尔玛超市入口外设立的社区报名桌报名参加小联盟,加入那些名为“汤姆换油店老虎队”或“韦恩录像店野猫队”的球队。
现在呢?旅行体育已经占据主导,而旅行体育很昂贵。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随队外出比赛的青少年穿着价值几千美元的服装、装备和赠品涌入周末锦标赛。”忘记那些由本地企业赞助的本地队伍吧。现在,你常常发现自己要辗转于本地区甚至全美各地,为名为“A联盟”或“B联盟”的队伍打比赛,这些队伍代表着你选择的旅行体育公司的不同分支。
如果你是个体育迷,除非手头有大量闲钱,否则就别想去现场看职业队比赛了。正如我的同事亨利·布什内尔去年12月在The Athletic上报道的那样:
根据“球迷成本指数”,从1991年到2023年,观看一场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或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比赛的平均价格上涨了约300%。现在,一场NFL比赛的平均票价超过300美元。
根据The Athletic本赛季早些时候的一项分析,一场普通NFL比赛的最便宜门票约为169美元——这超过了英超联赛除阿森纳俱乐部最受关注比赛最高票价之外的所有标准门票价格。
那坐飞机呢?购买机票就像打开餐厅菜单。你面临着一个又一个的座位等级选择。不再是只有头等舱和经济舱——以从后向前的顺序登机。不,我们现在有头等舱、舒适经济舱、经济舱和基础经济舱。我们有贵宾钥匙登机、预登机和另外九个登机组。
结果可能是无尽的烦扰。我们不断被提醒,美国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高收入能为你带来极其明显的富裕享受,而一份体面的收入则什么特殊待遇也带不来。高收入的美国人如此之多,以至于整个经济都在扭曲,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以满足少数人。
换句话说,我们拥有的是一个为“第一组”设计的经济,但身处的是一个“第九组”的国家,难怪这么多美国人在经济上感到不利和不安全。
有一个统计数据支持这种看法。去年2月,《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收入最高的10%群体(家庭年收入约25万美元或以上)现在占据了总消费的49.7%。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一个能让整个经济向顶层倾斜的比例。
将分析范围扩大到收入最高的40%人群,这个比例上升到总消费的75%以上。这意味着,最贫穷的60%美国人只占了总消费的不到四分之一。把这些汇总起来,就意味着个体的理性经济选择正在推动整个经济迎合富裕阶层。而且,如果收入最高的10%群体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消费者,那将意味着即使是中上阶层的人也会感到维持体面生活的压力。
如果你是汽车制造商,你会想生产低利润的入门级汽车吗?还是通过销售高利润的SUV来获得大得多的回报?如果你是开发商,豪华住宅通常利润要高得多
是的,二手车仍然可以是很不错的车,而有证据表明,通过增加整体供应,建造更多高端住宅可以降低房价,但中产阶级的美国是二手车的美国。那闪闪发光的新玩意?那是给别人准备的。
结果可能就是,你不断感觉自己是个二等公民。你在酒店前台登记时,会瞄着那条更短的黄金会员队列。你乘坐租车公司班车经过贵宾服务亭,那里的常旅客拿了钥匙就可以走。
或者,更严重的是,你搬到一个新城市,发现要看新医生可能需要等上好几个月——除非你能支付高昂的月费享受“特约医疗”。那样你就能马上得到诊治,也许中年患者还能获得肉毒杆菌的优惠。
如果你住在一个高收入10%群体钟爱的城市呢?那么,即使是中上阶层也根本感觉不到富裕。六位数的薪水只能买得起“鞋盒”公寓,从食品杂货到汽油,一切都贵得离谱。很快,你就会在谷歌上搜索查塔努加或得梅因的房价——心想那里肯定更便宜——无论你是否真的打算离开。
在此背景下,“可负担性”不仅仅指特定商品的价格(甚至不一定指特定时期的通胀率),更是指获得那种本应感觉是正常美国生活所需支付的成本——这种生活包括与孩子一起看棒球赛、有随时可以看的医生、一个你喜欢的家,以及至少一种还没有被时代抛弃的整体感觉。
财富总是诱惑我们永不满足。我们被那永不餍足的欲望所诅咒。我们容易嫉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谈论“与邻居攀比”。
但如果“邻居”在无意中也让攀比变得困难呢?如果他们强大的经济实力改变了我们的社区,使我们无力支付医疗、住房、体育以及许多其他我们需求或想要的东西呢?
在这个故事里,问题也许不在于寡头统治。埃隆·马斯克的亿万财富并没有对我的生活造成直观的改变。但我所在城市的所有医生、律师、工程师和会计师有。他们买下了封闭式社区的房子。他们的孩子在打旅行体育比赛。因为他们手中的钱,新开的餐馆更可能是“从农场到餐桌”的小馆,而不是华夫饼屋。
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谁是明确的坏人,这也正是问题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我们无法找出并击溃一群特定的、正在使美国陷入困境的“坏人”。每个人都在按照理性的自利行事。如果可以,为什么不做律师或工程师呢?既然能向建筑师收取更高费用,为什么要向幼儿园老师卖食品赚更少的钱?如果贵宾服务能让你的生活更轻松,为什么不买呢?如果“特约医疗”医生待遇和生活方式更好,为什么不做呢?
正是这些被数百万美国人重复了数百万次的选择,既刺激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也——荒谬地——加剧了我们的痛苦。我们买不起我们得不到的,我们也买不起我们过去能负担的,这种组合甚至可以让一个按历史标准可能已相当富裕的美国中产阶级感到自己确实很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