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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來臨,可欣在準備換季衣服時發現,不知從何時開始,衣櫃裡的「男款」數量開始多於女款——這些她精心淘來的襯衣、短袖、短褲並非為她男友所購,也不是買給她爸爸,而是自己在穿。
回憶起來,可欣說這些衣服從2023年末開始佔據衣櫃,隨著時間推移,這類衣服數量越來越多,就像買了「入侵物種,逐漸擠佔原住民的位置」。
可欣還記得,2023年中,自己的抖音首頁上出現很多賣男士短袖的直播間,她當時覺得很奇怪:自己從來沒有主動給爸爸或男友買過衣服,怎麼會有這樣的算法推流。起初,可欣以為是算法推流機制出現bug,直到有天她在衛生間刷手機,拿東西的間隙讓屏幕停留在一個偶然經過的賣衣服直播間。
「女生來拍這個鏈接自己穿的話,買小一碼就可以」;「是的女生可以穿,這個不分男女款」;「妹妹你自己穿的話,這個涼感襯衫真的要買來愛自己,你真的可以穿,你看主播妹子也在穿,也很出效果」。
短短幾分鐘內,這幾句話反復出現,可欣被吸引來仔細觀察這個直播間賣的衣服——和以前面向女性的直播間比,這家店更強調服裝的質感和用料,前者往往更強調「顯瘦」、「遮肉」、「仙女」、「純欲」。
「這樣的廣告詞一下就吸引了我,因為我其實一直都覺得一件衣服怎麼老在那邊強調審美要主流、即便那個設計很多時候都不舒服。」可欣說。
一件襯衫還不到100元(人民幣,下同),即便不好穿退掉也只是程序上麻煩一點。抱著這樣的想法,可欣下單了第一件「男款」短袖,結果出乎意料地好穿,布料明顯比她此前三倍價格購買的女款更厚、還更透氣。
從這一件衣服起,可欣開始更多購買男款服裝。她此前所想象的性別對換所帶來的「尷尬」並未出現。她發現身邊甚至在更廣的社交網路上,更多女性開始「覺醒」式大量購入男裝,理由和可欣相似,因為男裝質量好、便宜、性價比高、好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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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紅書上,「男裝女穿」這個標簽下有21.4萬條評論,和8203萬次瀏覽,「無差別穿搭」吸引了9079萬瀏覽。
相關視頻、分享帖文大多出現在2025年夏天之後,且逐漸增多。它們以一種驚嘆的語氣分析男裝到底好在哪裡:棉、麻的含量顯著高於同價位女裝,版型板正、口袋巨大、邊縫處理更為平整、拉鏈區塊上的布料被車工精心壓下,褲子細節更好……
還有更便宜的價格。
另一位身在上海的律師李女士也給BBC中文發來樣圖,她說哪怕是海外連鎖品牌,同系列的男裝和女裝擺在一起都能肉眼觀察到布料上的薄厚區別。
「女裝簡直薄如蟬翼,太性感啦。」李女士這樣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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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女士還說,自己在逛一些服裝線下門店時,店員有時會主動提醒她「買男款性價比更高」。
「第一次聽到的時候我還覺得很新奇,現在的話一個門店沒有男裝放在那邊對比,我都不想進去看,覺得很虧。」李女士這樣說。
實際上,自2022年底結束新冠疫情管制以來,中國消費形勢一直低迷,這個現象落在可欣這樣常居上海的「996」打工人身上,是一個有更具復雜意味的狀態。它意味著可欣不敢拒絕加班、對於辭職或者跳槽有更低的抗性,她也不太願意在衣食住行這樣的基本開銷上花太多錢。
這樣的消費背景下,一些中國消費者自2023年來一直在嘗試「反向購買」潮流,比如女穿男裝,洗腳桶用釣魚桶代替,自己買材料做基礎家具等。
「尺碼不合身退貨也方便,我覺得沒什麼必要再在衣服這樣的品類上花大錢,我總覺得一件衣服穿不過一個季度。」可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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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裝被中國消費者詬病最多的問題之一是尺碼。在社交媒體上,網友大量調侃稱「削足適履」在古代是個笑話,在當代中國買衣市場就是現實。
BBC中文記者在抖音、小紅書、Bilibili等中國行社交媒體上輸入「女裝尺碼」,即能看到很多身材瘦削的博主在測評女裝,一些標記為XL碼的裙子卻只能套在本來就已經很瘦的博主的一條大腿上。一些品牌方直接告知博主,一個身高168釐米的女生體重在45公斤以下才能穿進S碼衣服,身高一米七以上的女性超過55公斤就被歸進L碼以上。
在小紅書上,「女裝尺碼」這個標簽下有1.2億瀏覽,獲得最多關注的一條視頻裡,博主把自己買來的L碼女裝上衣套在自己家的泰迪犬身上,結果顯得很緊身。
有女裝店鋪把40到45公斤的女性列為S碼,60公斤以上就是2XL。2022年媒體公布的中國居民身高體重健康數據報告顯示,女性平均體重在59.8公斤。
有中國媒體走訪門店後發現,在一些童裝品牌的女裝肩寬能做到43釐米的情況下,一些知名女裝品牌L碼肩寬僅有30釐米。
李女士告訴BBC中文,身高一米七的她很早就因為中國女裝不好穿而主動購買男裝,直到去歐洲念書時才發現女裝M碼的衣服原來是可以合身的,在中國,她一進女裝店就直奔XL和2XL買衣服。「因為我肩寬,中國女裝好像都不給我們肩寬的人做衣服一樣。」
李女士還給BBC中文發來照片展示她買男裝的原因:一條標為M碼的褲子可以在口袋裡放下一個11寸的平板、再放下一本漫畫書,全部放好之後她依然顯得挺拔瘦削。
「哪一個女裝現在能做到這個程度?放個口紅我就顯得肥得不行,」李女士還將在同一家門店購買的同系列兩件衣服放在一起做對比發給BBC中文,「女裝就是明顯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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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等規模時裝品牌的設計師王女士解釋稱,不管是尺碼還是質量問題,都和服裝市場這兩年所經歷的寒冬緊密相關。
中國的服裝行業一般以三個地區為中心,分別是生產全系列產品、尤其是內衣褲和襪子的珠三角,擅長且專精於生產「淑女裝」的長三角,以及王女士所在的青島及附近城市。山東的服裝產業不僅要服務中國市場,更多還要承擔海外訂單,比如面向韓國和日本。
王女士認為,不管是尺碼縮水還是面料上的「欠缺」,都是經濟重壓下迫不得已的選擇。
「疫情以來,整個中國的服裝產業縮水了三分之一,」王女士解釋,哪怕是他們這種男女裝都做的品牌公司,受到的沖擊依然不小。「以前一個季度我們要開發80多件新品,現在只需要開發60多件,今年夏裝開發50多件就可以了。」
「都說衣食住行是人的基礎需求,它意味著每個人都需要在衣食住行上花錢,但也意味著每個人其實衣櫃裡都已經有一件衣服了,他們其實不太需要每一個季度都多買,尤其是這種經濟形勢差的時候,消費者最先想到縮減的就是衣服上的開支。」王女士說,以現在的中國市場為例,對於一個新城市中產來說,一件短袖的預期價格在200元以下,一件成衣價格最好在200到500之間,超過500就比較難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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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規模的急劇縮小倒逼行業壓縮成本,最先被縮減的就是設計——這也帶來了尺碼上的問題。
王女士解釋,對於一些中國品牌來說,自己養活設計師每個季度出新品、走車間試品的成本還是算太高了,於是他們會選擇去東南亞,也就是緬甸、泰國等地直接買版。但是和東南亞人的骨骼體型相比,中國人骨架更大、體格更大,但服裝版型的碼數並非在XS碼上每一個數據調大2釐米就能標注S碼,碼數選擇的多樣意味著開發成本,意味著根據人體骨骼結構去調整,可能是腰線上增加1釐米但是衣領要增加2釐米甚至更多才有同樣的效果。這對於已經在買版的品牌來說,他們根本無暇顧及,只能買版直接上貨。
「這些直接從東南亞買版、甚至抄版的品牌就是大家詬病的『童裝』尺碼的由來,因為這個版其實根本不是給中國人設計的,這個品牌買來之後自己又懶得調整,那就去調整消費者了。」王女士這樣說。
而且從版型上來說,可欣所抱怨的中國的女裝設計強調顯瘦、遮肉,也是一種經濟考量。
「瘦的人的身材是沒有什麼變化空間的,她就是一個板,她就是一個架子,她沒有長肉的余地,等於基礎骨架上面貼皮,那麼S、XS、M碼就很好做、非常好設計,但是L往上就不好做了,人的身材就要千變萬化了,最基礎就有我們知道的梨形、蘋果型、H型,肉一點的人肉的位置是不一樣的,你沒辦法一件衣服一個尺碼能覆蓋所有身材的L碼以上,凸顯身材是一個技術活,但是每個人要凸顯的位置都不一樣,」王女士說,「那麼這就意味著一個衣服的開發成本要高,而且因為身材不一樣,你讓蘋果型的人穿上好看,那梨形的看起來就要不好看了。」
「對商家來說,開發銷售20件L碼以上的成本能讓我批量銷售200件M,那我就直接放棄L碼,」王女士說,尺碼的縮水完全是經濟考量,而非社交媒體上所宣傳的惡意規訓。
王女士解釋,服裝市場不能壓貨,也就是當年當季的貨必須盡量全部賣出去,一旦壓貨「就賣不出去,越壓越不好賣」,那麼L碼以上就會變成一個高危位置,因為購買人群不恆定,銷售額波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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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解釋,中國的女裝消費者思路和男裝消費者並不一樣。大部分女裝消費者會先選款式,比如如今流行的辣妹裝、低腰褲、skims一類的緊身衣品牌,這些衣服的成本主要在款式開發上。那麼到消費端,消費者會覺得在款式合適的情況下,如果面料可以接受,那麼這一單就能成交。這樣的邏輯反饋到設計和生產車間,在同樣成本的情況下,就會導致犧牲面料和裁剪技術去彌補設計、開發上的費用來讓商家做到收支平衡。
「男裝的思路不是這樣的,男裝不鼓勵做花樣,就基礎款,」王女士說,「你不做大褲子兜、不做拉鏈藏縫、不做雙股,消費者直接退款……設計上剩下來的錢就可以用在面料上了。」
王女士還提到,今年伊朗戰爭以來,整個中國服裝市場都在靜待布料漲價,這個通知終於在兩周前傳遍各個廠家,樣品布源頭工廠全線漲價。
「這意味著一件衣服的成本要上漲三十、甚至五十塊,在拼多多上,這個價格可以買入一件成衣,在淘寶等電商平台,這個數字是一個能直接撬動消費者下單的大額優惠券。」王女士說,這意味著每一件衣服的其它成本都要控制,今年的衣服會比以前更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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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57年以来,印度首次不再有任何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邦政府。
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共(马)”、CPI(M))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LDF)本月在喀拉拉邦(Kerala)败选,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执政。这也意味着——至少暂时而言——全球其中一场最持久的民主共产主义实验已告一段落。
在鼎盛时期,印度共产党曾统治从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到喀拉拉邦、特里普拉邦(Tripura)等多个邦,透过工会、农民组织、学生组织及纪律严明的干部网络,影响超过1亿人的生活。
在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自1977年至2011年持续执政,是全球历时最长的民选共产主义政府之一。在特里普拉邦,左翼总共执政35年,包括在2018年被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度人民党(BJP)击败前,连续25年执政。
喀拉拉邦则走上不同道路。自1957年,当地选出由E·M·S·南布迪里帕德(EMS Namboodiripad)领导、其中一个全球最早的民选共产政府以来,政权一直在左翼与国大党(Congress)之间轮替,使共产党成为一股持久力量,但从未成为永久的主导力量。
1996年,“印共(马)”创党成员、时任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的乔蒂・巴苏(Jyoti Basu),差点以联合政府领导人的身份成为印度总理。但其政党拒绝了这项提议——巴苏后来特别形容这是一次“历史性错误”。
共产党深刻塑造了德里的联合政治。2008年,他们因反对与美国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民用核能协议,而撤回对前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的支持。当时左翼政党在国会下议院拥有62席,足以迫使辛格面对信任投票,最终才成功通过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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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越国会。
即使西孟加拉邦在左翼执政期间经济停滞、以及因教育质素下滑引发忧虑,共产党在经济思维、知识界与文化生活上的影响力,仍远超其选举版图。
许多人认为,这种影响力如今大部分已经消退。
如今,左翼势力呈现不均衡生存状态。
在喀拉拉邦,尽管近期受挫,左翼仍具重要政治影响力;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左翼主要依靠联盟维持存在;在比哈尔邦(Bihar),印度共产党(马列)在部分地区成为充满活力的基层力量。由左翼支持的学生组织,在顶尖大学中仍表现不俗。
但在曾经是左翼权力堡垒的西孟加拉邦与特里普拉邦,共产党已沦为昔日自己的影子。全国层面上,“印共(马)”的得票率已从1980年代高峰时超过6%,跌至近年大选不足2%。
这种衰落反映出一种旧有政治语言的消退:阶级斗争与集体动员,逐渐被身份政治、民族主义、民粹领袖与福利分配所取代。
“印共(马)”西孟加拉邦书记穆罕默德・萨利姆(Mohammed Salim)认为,背后存在更大的历史潮流。
他指出,自1990年代起,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市场自由化崛起,形成一场“宗教、政治与经济的全面冲击”,从各方面挤压左翼空间。
“中产阶级被展示了一片绿色牧场,”他说。“发展、现代化、基建——你也能分一杯羹。人们开始产生对未来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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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共产党难以对抗一种越来越围绕种姓与宗教,而非阶级组织起来的政治。“分化政治削弱了阶级团结,”萨利姆说。
然而有专家认为,左翼不能仅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种姓政治与“渴望政治”的兴起来解释自身衰落。
多伦多都会大学(Toront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桑杰・鲁帕雷利亚(Sanjay Ruparelia)指出,与中国或越南不同,印度的共产党只是在“联邦政治经济体制”下治理部分邦。
这使他们越来越需要吸引私人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
在西孟加拉邦,这种矛盾曾激烈爆发:一个靠土地改革崛起的政党,后来却被指控以工业化名义剥夺农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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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里普拉邦,左翼政党执政长达25年,直到2018年被印度人民党击败。
喀拉拉邦则显得与众不同。当地因去中心化规划、高社会发展指标、高识字率、减贫成果以及强大的公共医疗系统,而获得国际关注。
但这种模式本身也存在问题。“喀拉拉仍高度依赖海外汇款,而这些收入开始波动,造成财政压力不断增加,也无法充分创造就业,尤其是青年就业,”鲁帕雷利亚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喀拉拉的共产党本身也逐渐走向过去曾反对的经济模式。
2022年,“印共(马)”一份政策文件表示接受私人投资、公私营合作、私立大学及全球化科技服务。
对鲁帕雷利亚等政治学者而言,这种转变揭示了一个更大的现实:印度共产党“更适合被理解为社会民主派,而非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他们并未追求革命,而主要作为议会政党运作,重点放在福利、劳工权益与财富再分配。
“印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具有共产主义传统的政党竟然能在民主选举中成功,”他说。
但“印共(马)”总书记马里安·亚历山大·巴比(MA Baby)则认为,邦政府本来就受到严格限制。
“他们在财政与行政上权力有限。真正的权力在德里,”他说。
“我们利用邦政府证明: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之下,在有限权力中,仍然可能推行亲人民政策与替代方案。”
然而,支撑这种模式的社会基础正逐渐瓦解。在印度庞大的非正式经济中,有组织劳工一直只占少数。福利政治也逐渐从阶级动员,转向直接现金补助与基于认同的联盟。
2020年,农民爆发抗议活动,反对莫迪总理的农业法案,这场抗议暴露了农村政治的巨大变化。
左翼仍然参与其中——正如分析人士希卡・穆克吉(Shikha Mukherjee)所说,是“良知的声音”——但已不再是运动领导者。地方政党与独立农民工会已取代他们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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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已失去作为权利与社会保障主要代言人的地位。他们难以适应现代经济,而意识形态混乱如今正是这场运动的核心问题,”穆克吉说。
如今的印度面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青年长期失业与经济不安全感加深——按理说,这本应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容易壮大的环境。
正如鲁帕雷利亚所说:“按照左派常说的话,客观条件应该有利于他们。”
但穆克吉反问:共产党人在哪里?“左翼本应走上街头。他们人呢?”
这种矛盾并非印度独有。
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也出现新左翼政党。但鲁帕雷利亚指出,许多左翼政党都面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的挑战,后者透过“移民政治和民族主义而非阶级团结”来动员工人。
穆克吉认为,印度左翼也面临与印度人民党类似的挑战。
不过,现在为政治运动撰写悼词,仍言之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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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共产主义曾历经分裂、国家打压与选举崩溃,依然存活下来。其组织网络虽已削弱,但仍遍布部分地区。
问题在于,左翼能否把这种残余力量转化为政治复兴。
“‘印共(马)’需要重新发明自己——要学会在自由化创造出的经济体制中运作,而不只是反对它,”穆克吉说。
在西孟加拉邦,萨利姆坚称,政党正在“重新集结、重新定位与重新振作”。
为摆脱老化、抗拒改变的形象,政党正积极把年轻一代领导人推向前线。
“共产主义者必须不断更新自己。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本身,”巴比说。
然而,左翼衰落的规模依然惊人。在西孟加拉邦选举中,“印共(马)”在294席议会中仅取得1席,得票率略高于4%。
但喀拉拉邦则呈现另一种情况:即使败选,左翼民主阵线仍取得约三分之一选票,显示共产党在当地仍是一股重要政治力量。至于特里普拉邦,左翼重返执政仍显遥远。
尽管如此,党领袖坚称,左翼的选举衰退,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社会与政治重要性。
“我们有希望吗?当然有,”巴比说。
“事实上,我们会问:如果没有我们,未来还剩下什么?议席很重要,但我们在人民心中的位置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