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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不到一个月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世界机器人大会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凸显中国在最具战略意义的新科技领域的野心。
两场大会虽名为“世界”大会,实际都是中国以自己为主场进行的“1+N”式外交平台。这一模式可追溯到2014年在浙江乌镇创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如今已从互联网扩展到人工智能与机器人。
在美国,人工智慧同样被提升到战略高度。就在两场大会之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将“外国制造的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国家安全受管制名单。中国企业受到的影响尤其受到关注。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80%以上,宇树科技一家遍占比32%。
从AI模型、先进晶片到机器人,中美竞争正从科技公司的产品较量延伸至产业和国家安全,也被形容为一场新的“AI军备竞赛”。那么,中美两国究竟在比什么?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警告,AI可能成为“通向灾难的疯狂竞赛”;马斯克也曾表示,AI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更建议启动“AI版曼哈顿计划”。
曼哈顿计划正是美国在二战期间研发核武器的秘密计划。
此后,越来越多声音将今天的AI竞争类比为20世纪的核竞赛。
在这个赛场上,呈现出“你追我赶”的的激烈场景。2022年11月OpenAI发布ChatGPT,一鸣惊人,当时业界认为中美AI差距在两年;2025年1月DeepSeek发布R1,让美国资本市场受到震动,差距改为一年;今年7月Kimi K3发布后,有分析师认为差距已缩至四到九个月。
美苏在核技术上也曾上演类似的追赶。
1945年7月,美国率先试爆原子弹;1949年8月,苏联成功试爆自己的第一枚原子弹。1952年11月,美国试爆首枚氢弹,不到十个月后,1953年8月,苏联也成功试验氢弹。到民用核能领域,苏联甚至一度反超:1954年6月,世界第一座核电站在苏联奥布宁斯克建成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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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类比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因为AI和核武器一样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地缘政治部门主管鲁晓萌对BBC中文指出。
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
鲁晓萌说,AI拥有广泛的商业应用,核能则不然。很难想像普通人日常使用某种“民用版核系统”,但AI已出现在每个人的个人设备上,被广泛使用。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陈凯欣(Kyle Chan)则认为两者的不同之处更多。核武器只有一种用途,即大规模毁灭。而人工智能是一项多元化技术,形态、能力和用途各异;它确实可被用于不良目的,如增强网络攻击能力或制造生物武器,但同时也是数百万个人和企业日常使用的普通工具。
“所以,把人工智能等同于核武器是一种误判,可能导致错误的政策应对方案。”陈凯欣表示。
但中美似乎都在越来越严肃地对待这场竞争:当两国都认为AI将决定未来的国家竞争力时,它们究竟想用这项技术实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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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上走的是截然不同的路子。”陈凯欣说。
美国的人工智能由少数几家提供专有模型的私营企业主导,政府基本不介入,主要靠行业自我监管。
这种模式催生了极其强大的模型、巨额投资和收入,但也让人们越来越担忧:该如何应对风险,以及政府监管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美国几家大型AI公司都表现出对通用人工智能(AGI)的追求。
OpenAI在其章程里写明,公司使命是确保实现AGI并使其造福全人类,并将AGI定义为“在大多数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的高度自主系统”。
Google DeepMind称,最终的AGI有望带来历史性变革,并将其定义为“至少在大多数认知任务上与人类同等能力的AI”。
这条路线的核心打法是Scaling Law(规模定律),即不断扩大模型参数、堆叠算力,使大模型持续进化,最终突破关键节点实现AGI。
在这种模式下,AI公司的模型多为闭源,用户按词元(token)量付费,现金流稳定,企业对模型控制力强。
简单来说,美国押注的是下一个技术突破。
中国则采取了根本不同的路径。
陈凯欣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受中央政府强力引导和监管,产业更侧重推广普及和融入实体经济。政策制定者希望AI提升各行各业生产力,而不是执着于打造可能导致大规模失业的超级智能。
半导体评论者、新加坡科技咨询网TechTechChina主编卓薇安(Vivian Toh)认为,中国AI的独特路径不是要打破西方生态或颠覆现有体系,而是开辟一条“低成本、高协作”的新赛道。
鲁晓萌也指出两国的不同:中国公司采取“快速跟随者”策略,以低成本推出“足够好用”的模型,推动全球快速采用;美国同行则更关注前沿技术,力求引领行业。
换言之,中国的策略是“扩散”,或AI能不能快速进入更多行业。
继去年提出“人工智能+”后,今年“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这一路径,逻辑与11年前的“互联网+”一脉相承:把技术能力嵌入各行各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这种扩散不只是在国内应用。
今年更进一步与“一带一路”结合: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9国签署协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员多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该组织设秘书处,并提供5000个赴华AI培训名额。
“当然这也是中国在先进芯片获取受限现实下的一种务实产业策略。”卓薇安称。
谁的路线最终更有优势,还是一个问号。
鲁晓萌认为,在全球AI竞赛中,政府干预的作用相对企业战略而言是次要的,最终AI实验室才是技术竞争的最前线。
如果美国公司能拿出“下一个大事件”(比如AGI),就能在中国同行面前建立实质性领先;否则,中国模型将在应用比率上超越美国领先者,占据更大全球市场份额。
两条路线能否走下去,还取决于另一个问题:谁有足够的资源,把AI真正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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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的底层基础设施是芯片和电力。芯片结合电力产生算力,算力就是AI时代的石油。
中美各自的短板,恰好是对方的长板:中国受芯片和资本的双重制约,美国则面临电力供给和地方社区民意的双重限制。
就中国而言,陈凯欣进一步阐释,美国对英伟达顶级芯片的出口管制,让中国的AI实验室更难获得训练和部署大型模型所需的算力。中国科技公司的规模也远小于美国同行,算力基础设施投入无法与之相比。
近期热门AI产品一度出现拥堵和限流,背后反映出的,正是供给侧的算力紧张。
DeepSeek最近宣布可能涨价,以减缓伺服器压力;Kimi则暂停开放注册并引入候选名单,也是因用户太多,超出伺服器承载能力。
除了高端芯片,陈凯欣认为中国的另一制约是资本。
中美在AI领域的投入大概是5000多亿美元和900多亿美元的差距,这影响了算力堆叠、人才薪资、模型训练等各方面投入。
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
陈凯欣认为,中国将能随时间推移逐步解决算力难题:虽可能无法追平美国,但国产AI芯片和硬件系统正提供“够用”的替代方案,足以让中国AI产业继续向前推进。
美国面临的问题则有所不同。
鲁晓萌指出,美国正面临能源约束,部分原因是各州电力系统相对老旧。中国发电量约为美国的2.5倍。
陈凯欣称,美国虽在继续扩建电力供给,但社区对新建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反对声浪,也可能拖累其未来算力扩张,比如近期德克萨斯州州长便暂停了新数据中心并网请求的审批。
“相比之下,美国面临的问题更棘手,因为归根结底这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而非技术问题。”陈凯欣说
“许多美国人并不认可人工智能的价值,甚至认为它是一股净负面的力量,因此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支持度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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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在AI上的竞争会像美苏在核技术上的竞争一样,直到一方崩溃解体为止吗?
多位专家都提出了光明与黑暗两个版本的未来。
一种可能是,中美保持激烈竞争,但全球并不完全分裂。
“相互威慑是新权力格局的一部分。”鲁晓萌提醒,中美之间的商业竞争和相互连通性,是威慑之外的另一要素,这在美苏关系中并不存在。
“几周前,数百家美国初创公司和大平台签署公开信支持开源模型,这揭示了一种在冷战时期不曾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我把这种连通性视为共同生产力提升的来源。”
陈凯欣也表示,如果现状长期维持,全球会采取一种“混搭”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根据成本等参数综合采用中美两国模型。
激烈竞争的同时,也可能就共同的AI安全与治理标准达成一致,这未必需要具约束力的条约,但至少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
另一种可能是,全球AI生态进一步分裂。
陈凯欣认为,如果中国模型真的缩小差距甚至超越美国模型,美国可能采取更强硬措施延缓中国AI发展,其中或包括更全面的技术管制。
而最糟糕的情景,则可能是AI竞争直接与国家安全危机交织。
鲁晓萌认为,最糟糕的情景,是两国间发生某种意外战争,可想像为“AI版古巴导弹危机”失控。这正是为何需要建立战略沟通渠道,保持两国信息流动,避免由AI引发或助推的全球性危机。
此外,真正改变竞赛规则的,也可能不是中美任何一方,而是AI本身的能力突破。
牛津大学哲学家威廉·麦卡斯基尔(William MacAskill)在今年5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若AI一旦能自主研发更强AI,就会以更大规模、更快效率研发更强AI,进入指数级“智能爆炸”,几年内压缩人类一个世纪的进展。
他最担忧的,是权力借此高度集中于某个国家、公司甚至个人:AI没有选票、财产或组织忠诚,其行为完全取决于训练目标,传统政治制衡可能因此失效。
麦卡斯基尔据此预测:“民主制度在AGI面前存续的概率低于50%。即便没有任何政治人物威胁民主,这项技术本身也构成重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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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达国际物流”近日发布的“审书”公告,震撼了香港独立书店。
该公司表示,为配合《香港国安法》,要求书店或出版社事前提供书单,确认没有违法才会安排运输。
嘉达在两岸三地都有业务,是台湾、香港之间最主要的书籍物流公司,也是香港独立书店最常用的物流公司。
香港独立书店店主John(化名)向BBC中文表示,自己书店贩卖的书籍种类,有七成从台湾进口,如果物流公司拒运,会严重影响营运。
“做不到生意啦,你只靠香港(出版)的书,怎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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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达”从运书到审书,源于香港警方国安处一场拘捕行动。7月15日香港田园书屋和留下书舍合共5人被捕,警方称一批由“境外寄港”的货物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
不到一周,嘉达就公开表态。
资料显示,嘉达在1997年成立,总部设在香港,同时在深圳、东莞及台湾地设有分公司,提供海、陆、空货运、商务代理、报关、仓储等服务,并自备中港车队及仓库。
香港独立书店店主John表示,书店一般向台湾两大发行商订书,发行商向不同出版社集齐书籍后,交嘉达以海运方式运输。现时嘉达要求审查书单,再运送图书,变相把握“审书”权力。
更严重的是,嘉达表明香港政府调查中的书店,会拒绝安排运输,意味早前被查的一拳书店、猎人书店、田园书屋和留下书舍在“拒运名单”中。有关书店除非另觅物流公司,否则面临台湾书籍“断供”的问题。
有熟悉业界运作人士表示,香港书店出售的翻译小说和文学,约九成半是台湾出版。虽然书店可以尝试找其他物流公司合作,有人承接之后,亦要观察海关会否再扣查,直言部分书店处境严峻,距离最坏情况只差一步,只要物流公司拒运或海关拒放行,便无台湾书可卖。
嘉达的表态亦带来连锁效应。
在香港做独立出版逾10年的Tom(化名)因为安全考虑,不愿意具名受访。他向BBC中文表示,嘉达表态后,另一间物流公司亦通知客户,暂时不接受从香港运送书籍到外国的委托,“(海关)未必有审查他们,只是他们害怕而已。”
他估计,物流公司不希望因为书籍被扣查,导致整箱货柜被扣押,影响日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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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八旗文化副总编辑邱建智向BBC中文表示,这次嘉达明明白白表明立场,估计可能是该公司接比较多香港独立书店的案子,当下急于撇清关系。
至于港台间的书籍物流链,他不确定嘉达的占比,但肯定市场不只嘉达一间公司做相关业务。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7月23日表示,香港国安单位查“禁书”,但一直没有公布清单。他指,台湾图书业者心知肚明,把书运到香港时,心中会有一个“小警总”自我审查。
“小警总”是指台湾戒严时期,警备总部对社会无所不在的监控,在人民心中造成的恐惧与自我审查心态。
梁文杰提醒:“台湾作为华文出版唯一自由的地方,我们台湾出版社出版的书,毫无疑问会触犯到那边的禁忌。”
陆委会回覆BBC中文表示,据媒体报导,从今年3、4月开始,从台湾订购的书几乎都会被香港海关抽查,相较于以往数月才会遇到一次,现在检查更为频繁,显示香港已容不下多元的思潮与文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持续紧缩。
陆委会表示,香港各领域的国安红线持续扩张,各行各业的交流往来都面临国安风险,这也是全世界跟香港互动都会遇到的问题。陆委会提醒,如确有赴陆港澳需求,应避免携带政治、历史、宗教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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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捕行动发生前,香港海关已加强审查几个月。
香港政府对进口书籍的审查机制源于今年3月修订《港版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赋权海关抽查、查扣及充公涉嫌具煽动意图的物品。
到今年6月和7月,多间台、港书商发现不寻常状况:从台湾运书到香港,普遍遇上香港海关抽查。
香港作家邓小桦2025年起担任在台湾成立的“应该出版”总编辑,主力做文化、历史书籍出版。她向BBC中文表示,出版社6、7月两次运送非政治类,内容是香港主题或香港作者的文史哲图书返港都遇到抽查,出版社向物流公司通报书单,检查后获放行。
出版商Tom表示,应该出版的遭遇不是独例,几间独立书店和书商均反映,6、7月几乎每次从台湾运送书籍到香港,都遇到海关抽查。
“大家有时聊天会问,你的书有没有被海关查?有没有扣押?原来每个人都有。”
有熟悉业界运作人士向BBC中文表示,海关每次扣查,令物流时间延误约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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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海关抽查,只是风暴前兆。
7月15日,香港一年一度书展开幕当天,香港警察国安处先后搜查独立书店田园书屋及留下书舍,并以“煽动罪”罪拘捕五人。
田园书屋是香港老牌独立书店之一,在1976年创立,已经有半世纪历史。留下书舍则是由一群前记者在2022年成立。
警方表示,国安处接获海关转介,在一批由“境外寄港”的货物发现具煽动意图的书。根据多间香港媒体报导,涉及书籍包括台湾出版的《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
书店店主John表示,事发后他审视一次书店出售的书籍,为安全起见,主动下架一本封面有习近平的政治书。
“最大问题是,我不知道哪些书不能卖......你不说,我怎知那本可以卖,那本不能卖?这个寒蝉效应让你觉得可能有风险的书,你都不敢卖。”
拘捕行动后不足一周,嘉达国际物流台湾分部在7月21日发公告,指为配合《香港国安法》,即日起公司“拒绝运输违反法规之书籍”,对于要运往香港的书籍,要求书店或出版社事前提供书单,确认没有违法才会安排运输。

嘉达的“审书”尺度亦引起书店和出版社关注。
书店店主John坦言,没有可能逐一阅读新书内容才订货,相信物流公司亦难以分辨哪些书是违法,“那本《为唯红花绽放》,之前谁会想到这本书变成禁书?”
邓小桦表示,以往物流公司不知道具体付运的书籍清单,只掌握ISBN(国际标准书号)。当面对数以百计书籍,物流公司要审书亦很徬徨,“你可以想像一本书几万字,几十、几百种书,要如何检查有没有违禁?连违禁的定义都不清楚。”
根据《明报》7月报道,台湾嘉达职员解释,自《港区国安法》后,特区政府“动作很大”,提醒客户不要订购及运送“标题耸动”、“批评中国政府”及“让香港政府敏感”的书籍,又指公司内部不存在禁书名单,香港当局亦无提供。
BBC中文致电嘉达查询,公司职员婉拒受访。
BBC中文向香港海关查询,若运送涉违法的书籍,相关物流公司是否需负上法律责任。海关回覆称,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员,一直严格把关,全力维护国家安全,若发现具煽动意图的物品,将会依法扣查有关物品并按情况转交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跟进。
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回覆BBC中文,指警方没有其他补充,并建议参阅7月16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立法会的新闻公报。
邓炳强当日表示,若书籍的内容是煽动他人憎恨政府或司法机构,便是违法。政府无意设禁书名单,强调书店与书商“有责任确保所售卖的书籍不会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商业电台》8月1日报导,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若书店负责人对书籍内容有顾虑,最简单的做法是不发售,或在出售前自行阅读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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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拘捕行动过后,涉案的田园书屋在7月29日宣布,将在租约期满后结业,未有解释原因,仅表示“感谢各位开业至今,50年来风雨同路,谢谢,保重。”
有熟悉业界运作人士形容,对业界而言,田园书屋在业内是“乖”的形象,而留下书舍早前亦已宣布将在8月底结业,结果仍然被捕,形容拘捕行动是不合常理和粗暴。当发生众多事件,业界一定会更考虑风险问题。
据BBC中文了解,有个别书店停止订购政治类书籍。
出版商Tom表示,港人喜欢看台湾出版中文书,不同独立书店都按自己风格选书,是传统连锁书店无法取代。他忧虑事件令书店选书更保守,“独立书店那边,台湾书的选择种类一定会减少,有一些以前觉得稍微敏感但还能买到的,现在都买不到了,因为没人敢进货。”
台湾八旗文化副总编辑邱建智透露,过去遇过几次书店决定不订某本书,理由是书腰上有“敏感”的关键字,他们不方便进货,其中一本书涉及流亡港人。
香港书店店主John在拘捕行动后,再审视一次订购的书单,目前新一批订购台湾书籍经嘉达顺利运抵香港。他坦言,如果嘉达日后拒运部分书籍,书店不会“夹硬嚟”(硬来),只能接受。
对于未来,他坦言每个小书店都会思考法律风险,“是有条红线,我不越过它,但亦尽量不退后太多,在合理位置做......你问我可以留,就留下继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