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黃仁勛的倒臺證明,沒有任何科技執行長是「大到不能倒」的

  黃恩森於2026年10月14日在倫敦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被看到。 © 何塞·薩門托·馬托斯 / 彭博社,來自蓋蒂圖片社 Nvidia執行長黃仁森(Jensen Huang)曾與至少一名員工及一名 涉嫌中國間諜 的妻子不忠,現已從他創立的數兆美元企業辭職。對非科技大亨來說,這或許...

2026年11月18日星期三

黃仁勛的倒臺證明,沒有任何科技執行長是「大到不能倒」的

 

黃恩森於2026年10月14日在倫敦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被看到。
黃恩森於2026年10月14日在倫敦接受彭博電視採訪時被看到。© 何塞·薩門托·馬托斯 / 彭博社,來自蓋蒂圖片社

Nvidia執行長黃仁森(Jensen Huang)曾與至少一名員工及一名涉嫌中國間諜的妻子不忠,現已從他創立的數兆美元企業辭職。對非科技大亨來說,這或許只是最低限度的問責。然而,對矽谷菁英而言,這是一場全國性的危機。

「我相信詹森是美國人工智慧領導力不可取代的,」風險投資家肖恩·麥奎爾在黃文辭職前一天,在一篇由伊隆·馬斯克正面轉發的X貼文中寫道。「中國希望詹森下台,所以我也希望他加入,」國防科技執行長帕默·拉基寫道。

顯然,美國在人工智慧競賽中擊敗中國的唯一方法,就是當我們的科技執行長被懷疑魯莽地向與中國間諜密切合作,向中國間諜提供先進美國技術時,選擇視而不見。

也許我暴露了超智慧的不足,但我忍不住想,AI 的主導地位是否應該用其他方式來達成。此外,雖然我不是科技專家,但像大多數從事政治工作的人一樣,我是了解已舉行選舉結果的專家。埃隆·馬斯克在中期選舉上花費了大約五億美元,卻輸掉了他投入的所有重要選戰。全國有45項限制資料中心的公投提案通過,只有一項未獲通過。根據出口民調,56%的選民表示AI與資料中心在他們的投票中扮演了關鍵或主要角色。


美國人未必反對企業,也未必反對億萬富翁。甚至連加州選民都曾否決對億萬富翁財富徵稅的提案。

但他們似乎確實反感某些企業,以及某些特定的億萬富翁。

雖然上週的選票上並沒有這些科技巨頭的名字,但他們其實就在議題的邊緣徘徊。很難不把黃仁勳的職業挫敗,以及特斯拉取消 Cybertruck 生產計畫,看成是一股更大規模「藍色浪潮」(blue tsunami)效應的一部分。

我們不希望白宮裡出現一位潛在的獨裁者。

同樣地,我們也不希望美國最大企業的掌舵者成為獨裁者。

企業本來就不是按照民主制度運作的。但英偉達(Nvidia)的治理模式,與其說像一家典型上市公司,不如說更像一個私人封地。

哈佛商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財富》500 強企業的執行長平均有 10 名直接下屬。而黃仁勳卻將職責分散給 60 名下屬,且從不與其中任何人進行單獨會談。

這使得他與團隊的關係,不像是「平等者中的第一人」,更像是「眾人之上的神」。

理論上,黃仁勳的權力受到董事會制衡;但實際上,董事會成員大多是他親自挑選的朋友和盟友。

在俄羅斯,普京曾表示,討論接班人問題會造成國家不穩定。

在英偉達,黃仁勳也採取了類似做法。

60歲時的黃仁勳談到自己還要再領導公司三、四十年,這和習近平曾談及自己可能在150歲時仍領導中國的語氣頗為相似。

大多數執行長,即便自我感覺良好,也遠遠沒有黃仁勳所擁有的權力。

但在科技巨頭的世界裡,英偉達其實並非例外,而更像是一種常態。

許多支撐美國股市、推動人工智慧革命的超大型企業,不僅僅是公司而已。

它們更像是人格崇拜的宗教:

馬斯克與 SpaceX,

貝佐斯與亞馬遜,

祖克伯與 Meta,

以及 Anthropic 的達里奧·阿莫代(Dario Amodei)和 OpenAI 的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

有時候,人與企業之間的界線已經模糊得難以分辨。

在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執政的前兩年,許多科技公司執行長似乎都認為自己大到不能倒,或者至少大到無法被追究責任。

而政府也樂於接受這種說法。

但選民並不接受。

美國人似乎比以往更加意識到:

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權力使人絕對腐化。

他們未必高喊「讓公司治理再次偉大」(Make Corporate Governance Great Again)。

但他們已經厭倦了一套受少數自戀狂支配的經濟體系。

這些人幾乎全是男性,其中不少人還正在公開上演中年危機。

未來兩年,矽谷對自己「不可替代性」的堅持,很可能會被徹底顛覆。

特朗普政府曾主張:

既然人工智慧公司及其執行長關乎國家安全,那就應該讓他們自我監管。

但即將上任的新國會中,許多人顯然不會同意。

如果美國人民真的離不開這些公司,

那不正是政府更應該監管它們的理由嗎?

目前已經有不少法案提議,希望限制 AI 巨頭的權力,讓公眾在下一場科技革命中擁有更多發言權。

但正如黃仁勳失勢所顯示的那樣,問題不只是企業失控。

更是許多企業領導人本身的行為失控。

如果科技產業希望修復自身形象,並避免進一步激怒民眾與國會,

那麼它的領導者們或許必須考慮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對自己的言行負責。

雖然作者承認自己沒有親身經驗,但他推測:

被當作不可侵犯的半神一般的執行長,大概是件非常享受的事情。

然而,公司之所以不應該像香蕉共和國那樣運作,是有原因的。

從長遠來看,

當最高領導者犯錯而無人能夠糾正時,

企業的表現終究會受到損害。

我們也需要真正的市場競爭。

如此一來,即使某位執行長的個人失誤影響到自己的企業,

也不至於拖垮整個產業,甚至整個經濟。

黃仁勳作為「寡頭集團成員」的時代,似乎已經結束。

但對於孕育出這種商業與政治文化的反彈,

其實才剛剛開始。

從反 ICE 抗議活動、

到「不要國王」(No Kings)集會;

從紅州到藍州;

從地方說明會到最終的投票箱;

美國人都在要求回歸美國最根本的理念之一:

任何人都不應凌駕於制度之上。

如果我們的未來必須依賴那些「大到不能倒」的人,

那麼我們其實已經失敗了。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篇文章屬於強烈觀點性評論(opinion piece),而非新聞報導。作者刻意把黃仁勳、馬斯克、祖克伯等科技企業領袖與普京、習近平等政治強人進行類比,其核心論點是:

「科技巨頭的個人權力過度集中,已開始威脅民主社會的權力平衡,因此需要更強的監管與公司治理改革。」

這是一種政治與社會評論立場,而不是對事實的中立敘述。文章中的許多表述,例如「黃仁勳失勢」「神一般的人物」「寡頭集團」等,都帶有明顯的修辭與價值判斷。

2026年11月17日星期二

俄罗斯超级富豪们已经在设想一个“后普京时代”

2022年2月24日,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对乌克兰发动全面入侵仅数小时后,他就在克里姆林宫(Kremlin)宽敞的叶卡捷琳娜大厅(Yekaterininsky Hall)召集了俄罗斯最富有的一批人。

三十多人沿着墙边挤坐在一起,因新冠疫情戴着口罩。一名俄罗斯报社记者形容他们“面色苍白、睡眠不足”。普京进场后在大厅的另一端坐下,与这些商人之间留出了一大片空间。和往常一样,他没有戴口罩。

他用一贯的隐晦措辞表示,期望他们支持这场战争。

“我希望呼吁你们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说,“并与政府共同努力,找到支持生产、经济和就业的工具。”

在克里姆林宫公布的会议影片中,受邀的亿万富豪无人发言。

这种沉默已成为俄罗斯超级富豪的标志。在普京执政的数十年间,他们学会了一个道理:出头发声可能代价高昂。2003年,当时的俄罗斯首富、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他曾资助多个反对派团体——指控普京纵容猖獗的腐败。此后十年他在牢狱中度过,被判逃税、欺诈和侵吞罪名成立——这是对其他潜在批评者的警告。他否认了这些指控。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大型企业会议。
图像加注文字,2022年,俄罗斯商人在克里姆林宫与普京的峰会上的沉默,或许正显示出他们对这位总统的恐惧

即使有大亨反对这场战争,他们也往往把想法藏在心底。

但即使在这片沉默之中,也有窃窃私语:俄罗斯一度权势显赫的商业精英中,一些人似乎正在想像一个“后普京”的俄罗斯。他们在想,一旦总统卸任或去世,这个国家是否会更像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样——那时寡头们享受着权力的果实——又或者,一种更健康的政治是否可能生根。

记者阿尔卡季·奥斯特罗夫斯基(Arkady Ostrovsky)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著名的克里姆林宫观察人士,他最近花了数小时采访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他说,他感觉到在超级富豪如何看待国家未来的问题上,“一场历史性的政治转变正在发生”。

躁动不安的大亨

1991年苏联解体,在国内舞台上催生了一股新的强大力量:一些人利用共产主义的终结变得异常富有,继而试图为自身利益操控政客。他们被称为“寡头”(oligarchs)——该词源自古希腊语,意为“少数统治者”。他们有钱,而在当时,钱就意味着权力。

“狂野的九十年代”正是所谓“新俄罗斯人”(new Russians)横空出世的年代。大型国有企业任人争夺,有门路的人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豪——甚至亿万富豪。腐败横行,任人唯亲泛滥,买凶杀人频发。

但在2000年普京首次当选总统后,他几乎立刻就制服了这些寡头。他对与任何人分享权力兴趣寥寥。他之所以有底气对这些亿万富豪强硬,是因为俄罗斯经济正在恢复元气,中央政府日益强大。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纪念碑在圣彼得堡落成。该纪念碑由一群圣彼得堡哥萨克人竖立。 2015年5月16日,俄罗斯艺术家斯塔斯·巴列茨基在圣彼得堡的普京纪碑旁。
图像加注文字,九十年代,一些寡头形成了独特的穿衣风格,正如这位圣彼得堡艺术家后来所讽刺的那样,他背后是圣彼得堡的普京纪念雕像。

金融家比尔·布劳德(Bill Browder)曾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2005年因发起反腐败运动而被禁止入境俄罗斯。他说,俄罗斯大亨在普京面前畏缩萎靡——比如在战前年代的达沃斯(Davos)经济论坛上,那时他们在那里仍受欢迎。

“我记得见过那些寡头四处走动,一副主人的派头,是最傲慢、最自信的傢伙。然后普京一出现,看到这些所谓‘打了类固醇的阿尔法男’如何变成绝对服从、近乎绝望的小学生,实在令人惊叹,”他对BBC说。

自2022年战争爆发以来,克里姆林宫以无情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约束俄罗斯的富商。批评战争的人眼睁睁看着资产被没收,而忠诚者则获得丰厚的政府战争合同作为回报:如今俄罗斯的亿万富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据《福布斯》(Forbes)杂志统计,共155人)。他们的财富总额已达到近7000亿美元(5250亿英镑)的历史新高。

但即使是那些保持忠诚并获得回报的大亨,这些钱似乎也没有让他们快乐。一些人正变得躁动不安。

专制、寡头政治还是民主?

他们的亿万身家不如从前好使了:在国内,他们买不到多少政治影响力。

“他们手里没牌,也没局可打,”流亡政治家、分析人士德米特里·涅克拉索夫(Dmitry Nekrasov)说。“他们富有是因为和普京沾边,而不是反过来。”

而在俄罗斯之外,由于西方在俄罗斯全面入侵后实施的制裁,他们备受排斥。

“他们被当作低级罪犯对待。他们的私人飞机不能飞。他们的游艇无法停靠在欧洲所有最好的港口。这对他们来说一定非常糟糕、非常屈辱,”公开批评普京的布劳德说。

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悄悄地思考普京离场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些深谙这些大亨世界的资深分析人士告诉我的。

总统短期内没有离任的迹象,也没有理由认为他健康不佳。但普京上月已满74岁,在克里姆林宫掌权已达25年;莫斯科的人们知道,他的退出终有一天会到来。去年路透社(Reuters)问他是否打算任职到2036年——即其宪法任期在技术上结束之时,普京回答说:“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健康还够不够用。”

2010 年 2 月 8 日,俄罗斯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中)在安保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伦敦市中心的高等法院,开始与弗拉基米尔·捷尔卢克进行诽谤诉讼。捷尔卢克声称别列佐夫斯基参与了杀害前俄罗斯间谍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的行动。
图像加注文字,90年代著名的寡头之一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他与克里姆林宫决裂,晚年在英国度过

如果普京辞职或在任上去世,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Mikhail Mishustin)将接任。但米舒斯京没有表现出任何总统野心(这大概是他获任命的关键原因)。这将造成某种权力真空。

在这种情况下,与我交谈过的俄罗斯观察人士设想了几种可能的情景。

西方的一些人——俄罗斯国内无疑也有人——希望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能开出民主之花,政府由人民领导,而不是由新一批寡头或另一位独裁者领导。但分析人士说,这似乎是最不可能的路径。在普京的统治下,关键的民主制度已被侵蚀或摧毁。“俄罗斯太习惯暴力了,它已经不习惯标准的民主程序了,”流亡的俄罗斯记者、分析人士亚历山德拉·普罗科彭科(Alexandra Prokopenko)说。

另一条路是更多的专制。另一位人物可能取代普京,延续他的镇压文化。但普罗科彭科认为,这不会是又一场强人独裁——至少不会立刻如此。她说,这些事情需要时间:起初,普京的继任者会比他弱,掌握的资源也更少。

还有第三种可能:大亨们重新确立权力,俄罗斯回到类似90年代寡头政治的体系。前克里姆林宫顾问、反对派政治家、现流亡海外的涅克拉索夫说,在这种情景下,国家将由少数几个强大的精英家族与商业利益集团结盟治理。

这最后一个选项,自然是许多大亨想要的。“他们想回到那个有人听他们说话、资产不会被剥夺、也懂得游戏规则的时代,”普罗科彭科说。她花了大量时间与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交谈。

尽管自90年代以来他们的权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这些大亨的声音仍值得倾听:鉴于其庞大的财富,他们迟早会试图重新确立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流亡政治家涅克拉索夫说,已经有一些人“试图与合适的安全官员或部长交朋友”。但他说,任何更进一步的行动都“太危险,不敢采取”。

2026年10月8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什国际机场,走下飞机。普京此次对土库曼斯坦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图像加注文字,自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普京一直以无情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约束着大亨们

他说,大亨们未来几年的行为将部分取决于其财务状况。手头握有大量流动现金的人会更有信心“玩政治游戏”、争夺位置,为后普京时代的国家做准备。但那些财富依赖国家合同或政府善意的人会感到太害怕,生怕失去一切,他说。

普罗科彭科说,商人们谈论普京的方式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过去给他起绰号叫“纳查利尼克”(Nachalnik,意为“老板”),还有“别尔维”(Perviy,意为“第一”),或直呼其姓名首字母“VV”——这些绰号都传递出一定程度的敬意。现在他们叫他“杰德”(Ded),用普罗科彭科的话说,带着“一丝轻蔑”。“Ded”译为“老头”或“爷爷”——是一个远不那么恭敬的称呼。

她说,一些富有的俄罗斯人渴望“政治重回人们的生活”,减少镇压,言论更开放,政党和政治家之间有更健康的竞争。

但她说,眼下由于俄罗斯令人窒息的氛围,他们太害怕了,无法促成这一切。普罗科彭科采访过一位大亨,他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把手机坐在身下,因为他认为这样能让秘密警察的电子窃听更困难。“我觉得那是一种绝对斯大林式的恐惧。这完全是非理性的,”她说。

一次爆炸性采访

关于大亨们可能想从后普京的未来中得到什么,一条有趣的线索来自安德烈·梅利尼琴科(Andrey Melnichenko)。他被称为“世界化肥大王”,目前是俄罗斯第8大富豪。

今年早些时候,他接受《经济学人》采访,令观察人士感到意外——对一名富有的俄罗斯人来说这是罕见之举,尤其受访对象是一家来自克里姆林宫眼中不友好国家的出版物。该刊还发表了一篇由他撰写的文章。

在采访的部分内容中,梅利尼琴科重复了克里姆林宫的说辞。他说,乌克兰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战场,他认为西方忽视了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并威胁其主权。

但接下来就更有趣了。梅利尼琴科没有呼吁普京下台,但——这是个很大的“但是”——他主张做出改变,以终结俄罗斯的一人统治。他说,俄罗斯需要更多地与世界接触。

普罗科彭科认为,这位大亨试图搅动一场公共讨论。这是“呼吁像他一样的富人开始发声”,她说。

采访他的记者阿尔卡季·奥斯特罗夫斯基告诉我,两人进行了“紧张而激烈的讨论”,地点在“酒店和咖啡馆,大多是喝咖啡,喝了很多咖啡,有时抽烟”。他说,这位大亨似乎在“认真思考”自己的回答,而不是给出政客式的公关辞令。

在俄罗斯,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多数观察人士认为,这次采访很可能得到了克里姆林宫某种形式的批准——无论是默许还是明示。我们不知道当局为何愿意批准这一不同寻常的变革呼吁;有可能他们试图表明,该国仍存在某种程度的多元主义。

没有大亨站出来支持他。不过,这位记者觉得,梅利尼琴科并非只代表自己发言,也代表了他的商界同行。

2023 年 10 月 21 日星期六,在法国圣让卡普费拉,一艘帆船后方是住宅公寓大楼和山坡别墅。圣让卡普费拉位于摩纳哥和尼斯之间,伸入地中海,因吸引了皇室成员、好莱坞明星、科技亿万富豪和俄罗斯寡头,而被誉为“亿万富豪半岛”。
图像加注文字,一些大亨因西方制裁感到被排斥,无法乘坐私人飞机,也无法前往法国南部圣让卡普费拉(Saint-Jean-Cap-Ferrat)等西方度假胜地,那里曾深受俄罗斯富人喜爱

记者奥斯特罗夫斯基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在普京离开之后,这个国家能成为一个“寡头共和国”——就像90年代那样,由商业精英掌权。

根据多年报道俄罗斯的经验,奥斯特罗夫斯基说,该国许多超级富豪目前感到“一种彻底的走投无路感,这场战争已把俄罗斯带入……(一种)没有未来的境地”。

但即使大亨们在思考未来,他们短期内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似乎也很渺茫。

批评普京的布劳德说,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心怀不满,但在普京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密谋反对他。“他们明白,如果做出任何挑战普京的事,他会杀了他们。而普京是个非常多疑的小人物。”

曾在俄罗斯担任重要投资者的美国金融家迈克·卡尔维(Mike Calvey)同意这一观点。“他们除了直接进监狱、失去资产,还能做什么?坐在伦敦的人很容易说,‘你们为什么不都站起来,直接去坐牢?’那才是真正会发生的事。”

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曾经能够在最高权力层牵线操纵。普京离开后,他们无疑会试图夺回昔日的影响力。问题是:现政权的残余势力会允许他们这么做吗?

2026年11月16日星期一

间谍、线人与秘密警察:匈牙利公开共产统治时期档案

 

身穿浅灰色衬衫、深色外套的档案管理员兼研究员盖佐·沃罗什(Géza Vörös)于2026年9月29日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国家安全历史档案馆向记者展示一份特工档案,这份棕色档案,封面以匈牙利文写着“调查档案”。背景可见摆放更多档案的架子,以及一名正在拍照的摄影记者。
图像加注文字,公开匈牙利共产统治时期国安档案的立法于9月获得通过。
    • Author,

匈牙利正将其完整的国家安全纪录档案库上载至互联网,这些档案可能揭示在1989年前长达40年的共产主义统治期间,谁曾监视邻居、同事、朋友和亲属。

匈牙利政府表示,这是该国民主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对一些人而言,这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机会,去追寻有关在共产主义政权及其庞大间谍网络手中遭逮捕、盘问和失踪事件的解释。

对另一些人而言,这可能揭开埋藏数十年的痛苦秘密。

留着白发、戴着眼镜,身穿米色外套、黑色上衣和长裤的巴林特·马扎尔(Bálint Magyar)坐在办公室内摆有电脑萤幕的桌前,手持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年轻时期的他身穿外套、围着围巾,正从一栋建筑物走出。这张照片由波兰秘密警察在他1981年前往当地与工会成员会面期间拍摄。
图像加注文字,巴林特·马扎尔展示一张由波兰秘密警察拍摄的照片,照片摄于他1981年前往当地与工会成员会面期间。

作为1980年代共产主义统治下匈牙利的反对派活动人士,巴林特·马扎尔(Bálint Magyar)知道自己一直受到严密监视。

此后,他设法取得国家秘密蒐集的部分个人资料,其中包括一份警方线人的报告,记录了他在1987年向一群教师发表的演讲。报告称,他“表明我国很快将会发生政权更迭”。

如今,马扎尔已能以幽默的角度看待此事。他对BBC国际部(BBC World Service)说:“我不记得自己那么早就已经在谈论政权更迭的可能性了。”

他仍不知道那名线人是谁,也不清楚监视其活动行动的任何细节,但这些答案可能很快就会揭晓。

他说:“整套机器本身以及其运作方式,从未向公众公开。也许,让所有文件都能完全公开查阅,将有助于让所有人更清楚地了解整个制度。”

视频加注文字,匈牙利人准备好面对共产主义过去的痛苦秘密了吗?
一份以匈牙利文打字的秘密警察纪录,标题为:“MAGYAR BALINT”(巴林特·马扎尔)。
图像加注文字,巴林特·马扎尔(Bálint Magyar)设法取得一份警方线人的报告,内容记录了他于1987年发表的一次演讲。报告称,他“表明我国很快将会发生政权更迭”。

首批档案从11月4日起公开,当天正值苏联武力镇压匈牙利1956年民主运动起义70周年。

在随后数年里,数百名运动领袖遭监禁和处决。

匈牙利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监控体系。合作者从公众中招募而来,通常透过勒索或贿赂方式,负责监视其所在社群。匈牙利国家安全历史档案馆负责人格尔戈·本代古兹·切赫(Gergő Bendegúz Cseh)表示,档案中记录了5万至6万名这类人士的姓名。

切赫说:“我们正在扫描并公开所有前特工的档案,因此,人们将能够从现存的文件中了解,不仅某人曾被招募,而且还能了解招募依据是甚么、招募过程如何进行、他们受到何种勒索,以及他们如何执行任务。”

一张黑白照片显示,1956年11月12日,在布达佩斯一条林荫街道上,多辆红军坦克排成长列,在匈牙利国会大厦周围形成包围圈。坦克上标有白色数字。队列后方可见乘坐装甲运兵车的士兵。
图像加注文字,1956年11月12日,在布达佩斯,红军坦克在匈牙利国会大厦周围形成充满威胁的包围圈。

彼得尔·“西亚米”·米勒(Péter "Sziámi" Müller)曾是1980年代匈牙利地下摇滚圈的一员,该圈子具有颠覆体制色彩。警方线人总是混在人群中监视。

他说:“你会被举报,然后被带到警察局,所以,是的,这种事一再发生。”

米勒多年来一直与共产主义体制抗争,但对于辨认那些合作者感到不安。

他说:“我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想法,即是经过这么多年后,社会仍需要透过这种清算或宣泄来达成和解,必须把人挑出来、羞辱他们、让他们蒙羞并加以惩罚;毕竟他们不是已经去世,就是已经进入人生另一个阶段。”

彼得尔·“西亚米”·米勒——一名年长男子——留着中长白发,身穿黄色外套,围着绿蓝相间条纹围巾,戴着黑色耳机和太阳眼镜,一边阅读书籍,一边对着录音室麦克风说话。地点为匈牙利布达佩斯(29/9/2026)
图像加注文字,彼得尔·“西亚米”·米勒(Péter "Sziámi" Müller)经常遭秘密警察拘留。

公开档案的立法于9月获得通过。

在4月以压倒性优势击败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án)赢得大选后,总理彼得·马扎尔(Péter Magyar)表示,其政府将“兑现民主转型最重要的承诺之一,我们将把现有纪录向公众公开,并提供搜寻功能”。

在共产主义垮台后,包括波兰和德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更早便开放了档案。然而,并非所有纪录都已数码化,而且查阅范围有时仅限于个人或家族纪录。

匈牙利表示,其网上档案库将允许任何人进行公开且不受限制的查询。

2026年10月23日,在纪念匈牙利起义70周年的仪式上,身穿浅色衬衫、深色西装和领带的总理彼得·马扎尔(Peter Magyar)挥舞着一面中央被挖空的匈牙利国旗。他身后是铺有红地毯的楼梯、红白相间的花卉以及一根大型大理石柱。站在他前方的人群也正在挥舞匈牙利国旗。
图像加注文字,今年上台的匈牙利总理彼得·马扎尔(Peter Magyar)主张推动解密共产国安档案等“民主转型”政策。

但在巴林特·马扎尔看来,档案公开得太迟,已无法追究责任。

他说:“问题已不再主要是谁应被追究责任,或谁仍可被追究责任,因为那一代人大多已不在人世,而其他人也早已离开活跃的工作岗位。”

在共产主义垮台后成为国会议员及政府部长的巴林特·马扎尔,现为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民主研究所(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Democracy Institute, Budapest)高级研究员。

对他而言,公开档案的价值不仅在于追究个人责任。

他说:“一个国家不可能一直活在谎言之中,而不以某种方式正视自身的过去。(解密档案)肯定有助于匈牙利做到这一点。”

匈牙利即将更深入了解那段笼罩阴影的历史。

支持这项措施的人认为,这是迈向历史和解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但对一些人而言,面对这些秘密将会十分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