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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开展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官员和普通百姓成为目标遭迫害,批斗、抄家、告密成为社会日常。
各界造反派亦在多地大规模夺权,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大批军队将领、中共干部被被迫害致死。
全中国陷入一片红色狂欢,暴力活动使经济及教育停滞;被打死、迫害致死、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正式统计数字。但综合学者研究,人数从两百万到两千万不等。
这场民间称之为“十年浩劫”的革命,后来官方给的定性结论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今年是文革发动60周年、结束50周年,BBC中文梳理过去历史,整理出关键几大点,回顾这场文化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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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开始。
中国因“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毛泽东退居经济决策二线。1962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恢复农业生产,提出“包产到户”责任制,将原先集体生产的方式,改以允许农民向国家承包农田。但这改变,被毛批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同一时期,中苏交恶,这让毛泽东深感不安。中共中央批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指其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指出党、政、军、文各界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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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指向的是反动的学术权威和黑帮,但随着运动发展,对象又包括“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还有走资派。
社论写道,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存在大量“牛鬼蛇神”,群众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
文章又提到,赫鲁雪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它号召群众彻底“破四旧”——“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封建和资产阶级一切遗产、风俗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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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不到两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干部子弟学生筹组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意思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他们响应社论,批评学校“没有阶级斗争”、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斗学校领导和教师。
最初的红卫兵只有100多人,但当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毛泽东亲笔回信表示热烈支持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国学校点燃起来,成为文革期间的主导组织。
到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已先后8次接见全国各地赴京的红卫兵,累积人数已经达至1100万人。
毛泽东的接见被认为赋予了红卫兵的合法性。红卫兵自此从北京席卷全国,甚至形成不同派系。中共中央也发动了“大串联”,让数百万青年搭乘免费火车穿省过户交流“革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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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演变成一场由上而下的超大规模暴力活动,很大程度上得到毛泽东默许发生。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批斗中被红卫兵打死,成为文革期间第一个被学生直接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两周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该校学生领袖宋彬彬。宋为毛配戴红袖章时,被毛泽东问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答:“要武嘛。”
这一对答令广场上的红卫兵受到鼓舞,暴力行为开始全面升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教师以及“黑五类”成为公开羞辱的对象。他们被红卫兵逐家逐户抄家,大力批斗,手法残忍。被批斗的人被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写上罪证的大字牌罚跪。红卫兵围着对他们谩骂,当中有人动手,凌辱迫害的形式包括被皮鞭打、用开水烫等等。
毛泽东曾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令红卫兵的暴力行径变本加厉。在抄家的过程中,无辜的市民被打死。不少被批斗的人不忍被折磨自杀,例如著名中国作家老舍因被批斗迫害投湖自尽。

在批斗“黑五类”外,红卫兵也响应了一场“破四旧”运动。
“四旧”分别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旧思想”指的是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上至孔子、庄子等先秦诸子,下至近代的学者王阳明、胡适。“旧文化”则指的是古籍书画、寺庙佛像、历史古迹,以及被视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艺术作品。而“旧风俗”、“旧习惯”则指向世代相传的礼节和习惯。
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给出指示。一开始,红卫兵只集中将商店、街道、学校改名,加入革命元素,例如把长安街改成“东方红大路”、北京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但随着暴力不断演变,“破四旧”运动变成一场大力破坏文物的活动。
红卫兵在抄家的过程中,扫荡一切古迹和宗教场所,砸文物、毁古迹寺庙,也将抄家掠夺回来的古籍、字画、书刊通通烧毁。当时甚至出现一股挖墓潮,孔子、蒲松龄、王羲之的坟墓均被挖掘。另外也有人被剃头、僧尼被迫还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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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卫兵大串联期间,造反运动逐渐蔓延至工厂和农村,工人和群众组成造反派冲击当地党政机关。
1967年1月,上海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工人运动,推翻市政府、批斗市委领导,开启“一月风暴”。
这次事件成为全国“夺权运动”的开始 ——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夺权,保守派与支持夺权的造反派爆发大规模武斗。各派系间甚至使用枪械和重型武器,造成大量伤亡。
文化大革命自此进入一个更暴力的阶段。根据文革史学者宋永毅的研究,广西更曾发生“相当规模的吃人风潮”。宋指毛泽东虽无提倡吃人,但其刻意制造阶级斗争、批判“人道主义”的指示被行凶者广泛引用。
宋永毅指出根据档案记录,当地死亡人数实际高达12至15万,为全国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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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混乱难以控制,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不再招工。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毛泽东指示,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城市的初中和高中生响应“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当农牧民。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共有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组织因而陆续解散。
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亦曾在1969年下乡。其父亲习仲勛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在1962年政治整肃期间被清洗,其后被下放到洛阳工厂。在文革期间,习仲勛被红卫兵带走批斗。年仅9岁的习近平被划为“黑五类”分子同受牵连,他被批斗羞辱,并被监禁两次。
到“上山下乡”指示出台时,习近平已经16岁,他报名下乡,到陕西农村度过了7年。
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访谈时回忆出发情景,说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他的亲属问,你怎么还笑啊?习近平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了,走不是好事吗?”
一直到70年代,中央才允许知青以招工、参军、考试、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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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展三年后,1969年,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宣布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文革中的“斗、批、改”成功粉碎了以刘为首的当权派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会上同时确定国防部长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群众运动彻底解散。
不过毛林二人在庐山会议后关系恶化。毛泽东于1971年到南方巡视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同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妻儿乘坐军用飞机匆忙出逃苏联之际,却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历史学者余汝信曾在《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中指出,林彪外逃主因深感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已经终结其政治生命,甚至严重威胁到身家性命;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儿的一致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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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中苏关系恶化,中共一直希望与美国恢复外交,以制衡苏联。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受邀抵达北京,举行友谊赛和参观访问。这次访问结束了中美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中美关系迅速解冻,被称为“乒乓外交”。
约一年后,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尼克松)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访华,这是美国总统史上首次访问中国。
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从北京、杭州去到上海,最终签署中美《上海公报》,美方宣布承认北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承诺逐渐从台湾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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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死后,毛泽东意识到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他于1974年1月,批准王洪文与江青的要求,发动批判林彪和孔夫子的政治运动,即“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认为,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重孔子的,但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认为是“开历史倒车”。他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目的防止“右倾回潮”。
当时中共政权核心再次分裂,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希望藉运动导向批判改革派周恩来。
中国各地的孔庙及相关文物古迹于是再迎来一次大破坏。当时拒绝批判儒家学说的学者会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迫害。1974年7月1日,由于运动影响社会生产力,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林批孔”运动方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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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地群众发起悼念活动。但“四人帮”指示宣传部门要求报章低调报导,做法引起民众不满。
3月25日,《文汇报》头版发文指“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被大众解读“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事件掀起全国学生、工人上街抗议《文汇报》和四人帮。
4月4日清明节,北京民众于天安门广场集合悼念周恩来。同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有人借纪念搞反革命活动,后在毛泽东的批准下,凌晨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暴力清场。
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认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事件总指挥,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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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权力真空。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党政军元老,调动中央警卫部队逮捕“四人帮”,华国锋成为新一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四人帮”,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根据历史学家陈永发在其1998年的书籍《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指,江青在审判时表示“自己只是毛泽东的走狗”。但法官无意追究毛泽东的政治责任。
1981年,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四人帮”被粉碎,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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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1977年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他提出“拨乱反正”,与胡耀邦等人积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
人们也在等当局对文革及毛泽东下评价。1980年,邓小平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时曾表示,要“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又表示“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
但中共的责任至今仍未有定论。文革发生至今,亲历者以及学者一直呼吁当局反思错误,以免重演,但一直被回避。
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在文革期间屡遭批斗。文革结束后他创作杂文集《随想录》,记下文革发生的事。他又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却不得当局理会。
至于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其强权统治的手法令人将其与毛泽东比较:要求对党绝对忠诚、政治口号充斥社会,一度引起人们对毛时代及文革“复燃”的担忧。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在北京接待美国总统时,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将被勾起对2017年上次访华的回忆——当年他受到高规格款待,甚至在紫禁城内享用了晚宴,这是此前任何美国总统都未曾获得的礼遇。
本周的接待预计同样盛大,包括进入中南海——中国最高领导层居住和办公的核心区域。议程也同样棘手,除了贸易、科技和台湾问题之外,伊朗议题成为新的紧张来源。
但随着特朗普重返中国,局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他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强势、更加自信的中国。如今,习近平已进入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期,雄心勃勃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大力投资于可再生能源、机器人与人工智能。
若美国总统及其政府想一窥北京过去十年所追求的未来,他们必须将目光从将长时间停留的首都核心地带转向其他地方。
在偏远且地势崎岖的北方,太阳能与风能如今主导大片景观;在工业发达的南方,自动化正重塑工厂与供应链,而重庆等大城市已成为社交媒体网红打卡地。
数十亿的国家资金已将重庆这个位于中国西南腹地、风格粗犷的制造业城市,转型为一座展现中国变革的经济重镇。这座城市正拥抱新科技、新贸易模式,甚至一个新的“潮流”形象,力图向世界展现更加友好的一面。
国际危机组织美中关系高级研究与倡议顾问艾利·韦恩(Ali Wyne)表示,早在2017年,中国就试图证明自己与美国平起平坐。
他说:“我认为,中方代表团当时投入了大量外交努力,试图传达习近平主席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对等地位的印象,这是可以理解的。如今,令人惊讶的是,中国方面已无需再作此类表述。”

反过来说,特朗普或许是中国迄今遇到的最反复无常的外国领导人。
他在中国甚至有一个绰号——“川建国”(“川”意指“川普”),意为“帮助建设中国的川普”。不少中国网民认为,他的分裂政策与贸易战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反而帮助了中国的崛起。
“他完全不在乎后果,”一名在重庆度假的中年男子说,“他应该明白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地球村。他不应总是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这名男子站在人群中,不愿透露姓名。人群正挤在各个观景点,只为一睹重庆霓虹闪烁、层叠交错的城市天际线。

“中国数十年来一直在制定前瞻性战略,”他补充说。此时夜幕降临,身后这座被称为全球“赛博朋克之都”(cyberpunk captial)的城市正灯火通明。
重庆是在群山之中开凿而成,建设者别无选择,只能向上发展。道路沿着陡峭山坡盘旋而上,地铁在地下穿行,继而穿越层层建筑。各种立体结构交错重叠,形成旅游记者所称的中国“8D”城市。
就像在高处俯瞰的游客一样,江面游船上的游客也试图捕捉最佳画面:长江两岸的垂直景观在电光蓝、洋红与红色灯光映照下巍然耸立。
这座城市从多方面展现了北京与美国争夺实力的努力。中国正加强软实力,并向海外游客提供免签入境。去年约有200万游客将重庆列为必访城市之一,与北京和上海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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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重庆的惊人发展亦付出代价。其建设过程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城市建设之一。而人口超过3000万的地方政府如今背负沉重债务,经济增长放缓与房地产市场低迷更使情况雪上加霜。
在这座城市未来感十足的天际线之外,仍有较为老旧的街区,工人们在那里分拣包裹或贩售水果蔬菜,只为每天赚取微薄收入。随着房价下跌、失业上升、消费疲弱,特朗普的关税措施以及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正进一步冲击中国经济的脆弱环节。
在这一切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威权统治依然稳固。许多中国民众对谈论政治持谨慎态度,尽管他们有话对特朗普说,却不愿透露姓名。
“我想对唐纳德·特朗普说,不要再挑起事端,”一名美甲师表示。她指出,中东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低迷,已使她的投资遭受损失。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年轻人将美国视为自由与机遇的灯塔。
“当我想到美国,我会想到自由,那里的人可以找到自我,发掘潜能,”一名与朋友一同度假的时装系学生说。
“这是一个充满创意与智慧的国家,许多中国年轻人希望到那里接受教育。”
然而,随着近年两大强国关系紧张,这一梦想变得更为不确定。同时,这也促使中国工程师在本土推动创新发展。
在重庆众多新兴商业中心之一的一座两层旗舰实验室里,一群幼儿园小朋友正兴高采烈地看着一条机器鱼在水箱里游来游去。
其他人形机器人也启动运作,展示功夫或节奏感十足的舞蹈动作。孩子们争相在BBC镜头前表现,老师则帮助他们练习英语,让他们齐声重复:“This robot can dance!”(这个机械人会跳舞!)
中国已拥有全球最多的工业机器人,政府计划仅在今年就向机器人产业投资约4000亿美元。
位于这波投资核心的重庆,目标是成为中国西部的“矽谷”。然而,在此地及全国范围内,中国机器人技术仍可能需要美国协助。
机器人需要高速运作的“大脑”,这正是中国希望从美国公司英伟达(Nvidia,辉达)购买更多高端人工智能晶片的原因之一。这可能成为本周会谈中的一大敏感议题。
2022年,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限制先进半导体出口,遏制中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发展。特朗普则放宽该政策。去年,他批准英伟达向中国出售部分先进晶片,但不包括最尖端产品。
随着中美在科技领域竞逐主导地位,分析人士认为,人工智慧崛起所带来的更深层忧虑正逐渐浮现。
有观点担忧,任何身处隐蔽地点、手持一台笔电的恶意行为者,都可能入侵医疗系统,甚至取得核武发射密码。因此,有人主张,这是一个需要两国领导人超越大国竞争、从更广泛公共利益出发进行思考的关键时刻。

竞争无疑将主导议程。中国已竭尽所能,确保自身不再依赖美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
过去几年,中国对美出口已下降约20%,而美国如今仅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落后于东南亚和欧盟。
特朗普上次访华时的盛大礼遇,并未阻止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北京亦从中汲取教训。
当特朗普在2024年成为总统选举领跑者时,中国官员已开始部署。他们出席华盛顿的智库会议,再次听到特朗普警告,他将整顿其认为不公平的中国贸易行为。
去年关税落地时,中国是唯一没有退让的国家。本周的关键问题在于,脆弱的贸易休战能否维持,抑或进一步达成更具实质性的协议。不过,过去一年无疑令北京更具信心。
“我们不依赖美国市场,”陈婉莹表示。她为位于重庆的企业“Sahiyoo”销售电动车,而重庆正是推动自主发展的重要城市之一。重庆在汽车制造方面领先全国,支撑中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国。
习近平曾提出建设从此地经中亚通往欧洲的直达铁路,造价约50亿美元。陈表示,这条铁路有助她向客户销售更多产品。
“我对重庆电动车产业的未来发展相当乐观,”她在工厂参观时说,“我的家人和朋友都已从燃油车转为电动车。由于伊朗战事,汽油价格大幅上升,很多买家首次考虑购买电动车。”
随着中东危机持续,特朗普此行访华部分亦为了推动结束战事。他希望中国协助促成与其盟友德黑兰的协议——这再次显示北京目前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这位美国总统喜欢强调他与习近平关系良好,亦可能认为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
他同样希望从峰会中取得具体成果;若他能从北京离开时声称自己成功说服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便可能视之为一场胜利。
对中国而言,胜利或许在于一次顺畅、精心编排的国事访问。
达成贸易协议固然令人欣慰,但即便没有协议,时隔近十年美国总统访华,也有助于强化习近平所传递的讯息——中国对世界开放,欢迎投资。
“我感觉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与国际社会更加融合,”一名在重庆的摄影师说。
“以前我很难看到像你这样金发的人,但现在我遇到很多外国人。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
他是众多迎合当地新兴奇特经济模式的其中一人。
在河边,就在当地火车驶入其中一栋住宅大楼之际,前方一排游客张开嘴站在那里。

一名女子在列车驶近时大声指挥丈夫取景,她咀嚼的表情仿佛刚享用完一顿美味佳肴。这看似荒谬的潮流,但这个“重庆吞火车”错位拍摄方式已在网上爆红。
一名年过七旬的男子打趣说,参与这场社交媒体奇观,让他“心境变年轻了”。
这正是习近平希望更多向世界展示的中国形象——在对比难以预测的特朗普之际,把自己塑造成稳定的象征。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约一年时间,世界秩序已出现显著变化,进一步强化了北京的地位。
他的“美国优先”路线,令盟友与对手在反复不定的关税措施下备受冲击;与此同时,北京则铺开红地毯,接待来自西方的一众政治领袖,包括英国、加拿大及德国。
当然,这并非全貌。中国同时存在无所不在的监控、国家对所有媒体的严格控制,任何对政府或国家领导人的异议与批评都不被容忍。
但在重庆,许多访客看到的,却像是一幕来自未来的电影场景。
这座城市的转变,既可被视为成功范例,也可被解读为警示信号。无论如何,它向世界——以及唐纳德·特朗普——展示了中国所期望的未来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