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骑着自行车朝枪声传来的方向、向天安门广场赶去时，一路躲避着迎面逃散的人群，心里不停地想：这真是个疯狂的职业。
1989年春天的那几周，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问题：由学生领导、使中国陷入瘫痪的天安门示威究竟会以一场民主革命告终，还是以大屠杀收场？6月3日那天夜里，我和妻子、同为《纽约时报》记者的伍洁芳(Sheryl WuDunn)在北京的公寓里，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我们得到了答案：数万名军人正强行向北京市中心推进，向试图阻挡他们的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和旁观者开枪射击。
于是我跳上自行车，双腿拼命蹬着，绕过学生们设置的坦克障碍，赶去报道一支现代化军队如何向本国人民开战。
这也许是我记者生涯中报道过的最重要的新闻，而我至少犯了一个重大错误——这一点我稍后会谈到。不过，我确实赶在军队抵达之前进入了天安门广场。我把自行车停在那幅著名的毛主席画像附近，开始采访聚集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工人。
虽然天已经黑了，广场仍被高处的灯光和两辆被抗议者点燃的装甲运兵车发出的火光照亮。起初，乘坐一辆辆卡车抵达的军人朝我们头顶上方开枪。随后，他们压低枪口，直接向我们射击。
枪声时断时续，每隔几分钟便是一阵刺耳的密集枪声。有人倒下，我们后撤，枪声沉寂下来，我们也停下后撤的脚步。
我四处奔走，用中文采访，同时尽量借助人群掩护自己，躲避子弹。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比周围几乎所有人都高，这意味着，我仍有要命的一小截身体暴露在枪口之下。于是，我开始弯着腰与人交谈。
“大罢工！大罢工！”人群高喊着。有人朝军队投掷石块或燃烧瓶，但打不到他们。紧接着又是一轮枪响，更多人应声倒下。
有几群抗议者强占了两辆公共汽车，希望借此冲到军队跟前。每辆车上约有十几个年轻人，手里拿着铁棍或其他武器，打算攻击士兵。人群高声为他们鼓劲，但这份勇气用错了地方。当抗议者驾着公交车驶向军队时，士兵开火了。两辆车停了下来，其中一辆起了火，转眼之间，这些年轻人就从英雄变成了尸体。
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场屠杀之中。每一轮枪声响起，都迫使我们沿着血迹斑斑的长安街向后退。我的自行车此时已离军队太近，无法取回，于是我跑到附近一家医院清点尸体，随后又赶回家中。我忘了那天是星期六晚上，而对报社来说，这意味着截稿时间要提前。
我迟迟没有回来，已经发出自己那篇屠杀报道的伍洁芳越来越担心我中了枪。“担心也没用，”国际新闻编辑约瑟夫·莱利维尔德在电话里不断对她说，可他声音里的焦虑反而让她更加担忧。他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请她联系所有医院，统计死亡人数，这个要求丝毫没有缓解她的不安。
后来我终于冲进家门，拥抱伍洁芳，给纽约打电话，向编辑们报平安，然后用电传发出了我的稿子，写一段，发一段。看到我和伍洁芳的名字并列署在头版通栏大标题下，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悲伤。
那天夜里，愧疚一直折磨着我。这就涉及我报道这场危机时犯下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在流血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星期里，在报道示威活动时，我不时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写道，参加抗议的工人和农民虽然谈论民主，却说不清民主究竟是什么。我曾暗示，他们参加抗议是出于对通货膨胀和腐败的不满，却未必相信藏人也应享有民主权利，也未必完全认同他们热情赞颂的那种自由、多元的社会。
这种看法并非毫无道理。但6月的那个夜晚，我亲眼目睹了工人和农民非凡的勇气。那天晚上我害怕极了，笔记本被我因恐惧而流出的汗水浸得湿透，几乎在上面写不了字。而所有人中最勇敢的是那些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靠蹬三轮车谋生的劳动者。每当枪声稍歇，他们便蹬着三轮车冲进交火地带，把中弹身亡或受伤的学生抬上车，再掉头飞奔医院。他们或许说不清民主的定义，却愿意为民主献出生命。
进入医院并不容易。士兵在入口处阻拦我们，医生如果与记者交谈也会受到威胁。尽管如此，仍有中国公民愿意配合，甚至一些官员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希望真相能够公之于众。一家医院里，有几名心灰意冷的员工悄悄带我们从邻近建筑的地下通道进入医院。我们发现，就连走廊里也躺满了枪伤患者。
一位年轻妻子在昏迷不醒的丈夫身旁哭泣。她的丈夫是一名发明家，名下拥有七项专利。枪击开始后，尽管妻子曾劝阻，他还是出门声援学生。她爱他，也钦佩他的勇气。但她抽泣着补充说，她恨他可能就这样丢下自己和他们四岁的女儿。
记者总喜欢表现得坚强，但我当时已经彻底崩溃，身心俱疲。我们连续几天几乎没有合眼。有一次，我们好不容易小睡片刻，军队却用自动武器向我们居住的公寓区开火。我和伍洁芳在北京四处采访时，一直担心自己会中枪。但更令人痛苦的是，看着我们一直报道的那个充满希望、生机勃勃的中国正在变成一个令人窒息的独裁国家。我记得有一天，我瘫倒在床上，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
中国政府改写了历史，将抗议者称为参与“暴乱”的“暴徒”。官方媒体专门点名谴责我，说我散布谎言，“写的不是新闻报道，而是小说”。第二天，我在一家空荡荡的川菜馆点了午饭，服务员们聚在角落里，指着我窃窃私语。我担心他们认出了我，不禁怀疑他们会不会在饭菜里下毒。随后，几名女服务员走到我的餐桌前。“你就是昨天晚上电视里说的那个人吗？”其中一人问，“那个撒谎的记者？”
“是的，”我回答，正要解释，她却打断了我。“没关系，”她笑容满面地说，“不用付账了，我们请客。我们这里都是‘暴徒’。”
政府开始大规模逮捕，而我们的一名消息来源——一位中国学生——因我们的无心之失而陷入了麻烦。他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叫“Shawn”（肖恩），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曾帮助我们报道抗议活动。如今，他正因为与我们的关系而受到审问。尽管如此，他仍敢冒险与伍洁芳秘密见面，向她通报当局在大学校园里的镇压行动——伍洁芳是华裔美国人，能够像普通中国人一样融入人群，而我做不到。肖恩的勇气令人惊叹。当他突然失踪时，我们非常担心他的安危。
这件事让我想起另一个至今仍在脑海中反复思量的时刻。失踪一年多后，肖恩重新出现在北京，秘密与我见面，讲述了他的遭遇：他曾被监禁，但后来越狱逃了出来，如今正在逃亡。他请求我帮助他逃离中国。
作为外派记者，有一条基本准则就是遵守所在国法律。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帮助一名越狱的重罪犯逃离该国。然而，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年轻人，正是因为帮助我们报道这件事才遭受牢狱之灾。如果我们不帮他，他几乎肯定会再次被捕。
该怎么办？我想征询纽约编辑的意见，但这不可能，因为我的电话受到监听。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哪个编辑建议帮助一名越狱囚犯。
我还有另一个顾虑：我始终对肖恩的说法存有一丝疑虑。他说自己是在监狱农场干农活时逃出来的，但我们从未听说过有人能从中国的监狱越狱。我不禁怀疑：这会不会是个圈套？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不喜欢我的报道，他的办公室正在寻找借口将我驱逐出境。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是不是想诱我上钩，好让当局逮捕并监禁我，同时关闭《纽约时报》北京分社？
我犹豫不决，但伍洁芳的判断更加坚定。她不相信肖恩会同意设局陷害我，而且她坚持认为，鉴于他曾冒过那么大的风险，我们有义务帮助他。于是，我们确实出手相助，包括出钱资助他逃亡。
1990年圣诞节那天，肖恩成功潜入香港。他认为那天边境一带的英国警察可能会少一些。当天晚上，他给我打了电话。第二天，我飞往香港，在人权观察组织的协助下，通过交涉为他争取到了美国签证。如今，肖恩已成为美国公民。
等我离开中国、能在电话里自由交谈时，我就向报社高层编辑坦白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出乎意料的是，他们非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向我表示祝贺。已经退休的执行总编辑A·M·罗森塔尔私下告诉我，30年前，他曾帮助一名身在共产主义波兰的人秘密逃往西方。《纽约时报》记者悉尼·尚伯格也曾竭尽全力，试图为柬埔寨同事迪斯·普兰伪造护照，帮助他逃过红色高棉的屠杀，虽然最终没有成功。迪斯·普兰后来凭自己的努力逃了出来，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成为了一位深受爱戴的同事。这时刻提醒着我们：除了职业责任，我们还肩负着复杂的人道义务。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没有哪件事比帮助肖恩更不符合职业规范。但也很少有哪件事能让我如此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