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十年间，成千上万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开展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官员和普通百姓成为目标遭迫害，批斗、抄家、告密成为社会日常。
各界造反派亦在多地大规模夺权，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大批军队将领、中共干部被被迫害致死。
全中国陷入一片红色狂欢，暴力活动使经济及教育停滞；被打死、迫害致死、自杀在内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今没有正式统计数字。但综合学者研究，人数从两百万到两千万不等。
这场民间称之为“十年浩劫”的革命，后来官方给的定性结论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今年是文革发动60周年、结束50周年，BBC中文梳理过去历史，整理出关键几大点，回顾这场文化浩劫。
《五一六通知》
十年浩势，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开始。
中国因“大跃进”造成三年大饥荒，毛泽东退居经济决策二线。1962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为恢复农业生产，提出“包产到户”责任制，将原先集体生产的方式，改以允许农民向国家承包农田。但这改变，被毛批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同一时期，中苏交恶，这让毛泽东深感不安。中共中央批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指其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指出党、政、军、文各界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指向的是反动的学术权威和黑帮，但随着运动发展，对象又包括“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还有走资派。
社论写道，在思想文化阵地上存在大量“牛鬼蛇神”，群众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
文章又提到，赫鲁雪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说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它号召群众彻底“破四旧”——“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封建和资产阶级一切遗产、风俗和习惯。
红卫兵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不到两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些干部子弟学生筹组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意思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他们响应社论，批评学校“没有阶级斗争”、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斗学校领导和教师。
最初的红卫兵只有100多人，但当清华附中红卫兵得到毛泽东亲笔回信表示热烈支持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在全国学校点燃起来，成为文革期间的主导组织。
到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已先后8次接见全国各地赴京的红卫兵，累积人数已经达至1100万人。
毛泽东的接见被认为赋予了红卫兵的合法性。红卫兵自此从北京席卷全国，甚至形成不同派系。中共中央也发动了“大串联”，让数百万青年搭乘免费火车穿省过户交流“革命经验”。
“要武嘛”
文革演变成一场由上而下的超大规模暴力活动，很大程度上得到毛泽东默许发生。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批斗中被红卫兵打死，成为文革期间第一个被学生直接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两周之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该校学生领袖宋彬彬。宋为毛配戴红袖章时，被毛泽东问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答：“要武嘛。”
这一对答令广场上的红卫兵受到鼓舞，暴力行为开始全面升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教师以及“黑五类”成为公开羞辱的对象。他们被红卫兵逐家逐户抄家，大力批斗，手法残忍。被批斗的人被戴上高帽、脖子上挂着写上罪证的大字牌罚跪。红卫兵围着对他们谩骂，当中有人动手，凌辱迫害的形式包括被皮鞭打、用开水烫等等。
毛泽东曾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令红卫兵的暴力行径变本加厉。在抄家的过程中，无辜的市民被打死。不少被批斗的人不忍被折磨自杀，例如著名中国作家老舍因被批斗迫害投湖自尽。
“破四旧”
在批斗“黑五类”外，红卫兵也响应了一场“破四旧”运动。
“四旧”分别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旧思想”指的是所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上至孔子、庄子等先秦诸子，下至近代的学者王阳明、胡适。“旧文化”则指的是古籍书画、寺庙佛像、历史古迹，以及被视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艺术作品。而“旧风俗”、“旧习惯”则指向世代相传的礼节和习惯。
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给出指示。一开始，红卫兵只集中将商店、街道、学校改名，加入革命元素，例如把长安街改成“东方红大路”、北京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但随着暴力不断演变，“破四旧”运动变成一场大力破坏文物的活动。
红卫兵在抄家的过程中，扫荡一切古迹和宗教场所，砸文物、毁古迹寺庙，也将抄家掠夺回来的古籍、字画、书刊通通烧毁。当时甚至出现一股挖墓潮，孔子、蒲松龄、王羲之的坟墓均被挖掘。另外也有人被剃头、僧尼被迫还俗等。
“一月风暴”
在红卫兵大串联期间，造反运动逐渐蔓延至工厂和农村，工人和群众组成造反派冲击当地党政机关。
1967年1月，上海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工人运动，推翻市政府、批斗市委领导，开启“一月风暴”。
这次事件成为全国“夺权运动”的开始 ——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夺权，保守派与支持夺权的造反派爆发大规模武斗。各派系间甚至使用枪械和重型武器，造成大量伤亡。
文化大革命自此进入一个更暴力的阶段。根据文革史学者宋永毅的研究，广西更曾发生“相当规模的吃人风潮”。宋指毛泽东虽无提倡吃人，但其刻意制造阶级斗争、批判“人道主义”的指示被行凶者广泛引用。
宋永毅指出根据档案记录，当地死亡人数实际高达12至15万，为全国之首。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混乱难以控制，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不再招工。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毛泽东指示，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城市的初中和高中生响应“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当农牧民。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共有16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红卫兵组织因而陆续解散。
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亦曾在1969年下乡。其父亲习仲勛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在1962年政治整肃期间被清洗，其后被下放到洛阳工厂。在文革期间，习仲勛被红卫兵带走批斗。年仅9岁的习近平被划为“黑五类”分子同受牵连，他被批斗羞辱，并被监禁两次。
到“上山下乡”指示出台时，习近平已经16岁，他报名下乡，到陕西农村度过了7年。
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电视台访谈时回忆出发情景，说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他的亲属问，你怎么还笑啊？习近平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都不知道了，走不是好事吗？”
一直到70年代，中央才允许知青以招工、参军、考试、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林彪“九一三事件”
文革开展三年后，1969年，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宣布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文革中的“斗、批、改”成功粉碎了以刘为首的当权派想要“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会上同时确定国防部长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群众运动彻底解散。
不过毛林二人在庐山会议后关系恶化。毛泽东于1971年到南方巡视时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同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妻儿乘坐军用飞机匆忙出逃苏联之际，却在蒙古境内坠机身亡，史称“九一三事件”。
历史学者余汝信曾在《风暴历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军》一书中指出，林彪外逃主因深感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已经终结其政治生命，甚至严重威胁到身家性命；外逃是林彪及其妻儿的一致选择。
尼克逊访华
文革期间，中苏关系恶化，中共一直希望与美国恢复外交，以制衡苏联。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受邀抵达北京，举行友谊赛和参观访问。这次访问结束了中美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中美关系迅速解冻，被称为“乒乓外交”。
约一年后，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Richard Nixon；尼克松）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访华，这是美国总统史上首次访问中国。
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从北京、杭州去到上海，最终签署中美《上海公报》，美方宣布承认北京主张的“一个中国”原则，承诺逐渐从台湾撤军。
“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死后，毛泽东意识到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他于1974年1月，批准王洪文与江青的要求，发动批判林彪和孔夫子的政治运动，即“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认为，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重孔子的，但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认为是“开历史倒车”。他将两者结合在一起，目的防止“右倾回潮”。
当时中共政权核心再次分裂，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希望藉运动导向批判改革派周恩来。
中国各地的孔庙及相关文物古迹于是再迎来一次大破坏。当时拒绝批判儒家学说的学者会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迫害。1974年7月1日，由于运动影响社会生产力，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林批孔”运动方休止。
四五运动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各地群众发起悼念活动。但“四人帮”指示宣传部门要求报章低调报导，做法引起民众不满。
3月25日，《文汇报》头版发文指“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被大众解读“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事件掀起全国学生、工人上街抗议《文汇报》和四人帮。
4月4日清明节，北京民众于天安门广场集合悼念周恩来。同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有人借纪念搞反革命活动，后在毛泽东的批准下，凌晨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暴力清场。
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并认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事件总指挥，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粉碎“四人帮”
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权力真空。10月6日，华国锋联合党政军元老，调动中央警卫部队逮捕“四人帮”，华国锋成为新一任中共中央主席。
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判“四人帮”，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根据历史学家陈永发在其1998年的书籍《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中指，江青在审判时表示“自己只是毛泽东的走狗”。但法官无意追究毛泽东的政治责任。
1981年，中共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江青（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四人帮”被粉碎，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标记。
文革反思与“复燃”
文革结束后，1977年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他提出“拨乱反正”，与胡耀邦等人积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
人们也在等当局对文革及毛泽东下评价。1980年，邓小平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时曾表示，要“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又表示“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
但中共的责任至今仍未有定论。文革发生至今，亲历者以及学者一直呼吁当局反思错误，以免重演，但一直被回避。
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在文革期间屡遭批斗。文革结束后他创作杂文集《随想录》，记下文革发生的事。他又多次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却不得当局理会。
至于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其强权统治的手法令人将其与毛泽东比较：要求对党绝对忠诚、政治口号充斥社会，一度引起人们对毛时代及文革“复燃”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