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一场末日浩劫:被世界遗忘的缅甸内战

  在一条被遗忘的前线上,反抗军在丛林深处作战。 Daniel Berehulak/The New York Times 在缅甸一座孤零零的山头上,一位看上去并不像军官的指挥官正凝视着毗邻山脊上的敌人。他透过沾满灰尘的眼镜眯起眼睛。随着风刮起干燥的泥土,有着五年资历的反抗军领袖...

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

一场末日浩劫:被世界遗忘的缅甸内战

 


在一条被遗忘的前线上,反抗军在丛林深处作战。
在一条被遗忘的前线上,反抗军在丛林深处作战。 Daniel Berehulak/The New York Times
在缅甸一座孤零零的山头上,一位看上去并不像军官的指挥官正凝视着毗邻山脊上的敌人。他透过沾满灰尘的眼镜眯起眼睛。随着风刮起干燥的泥土,有着五年资历的反抗军领袖能能医生压下了自己的咳嗽,发出一声轻微的喘息。
他的部下向他敬礼。他们的军姿无可挑剔,尽管他们的武器装备并非如此。
在缅甸腹地,一场激烈但不受关注的内战正在肆虐,反抗军组织在武器和人力上都处于劣势。支持他们的平民面临军方无休止的袭击,军方在2021年通过一场政变突然结束了短暂的民选政府治理。缅甸的将军们让国家重新回到了完全的军队独裁统治,使国家陷入分裂并导致人道主义危机。
在伊朗、乌克兰、黎巴嫩和其他全球冲突的聚光灯之外,缅甸这个有约5000万人口的东南亚国家已在悄无声息中崩溃。
近期,《纽约时报》摄影记者丹尼尔·贝雷胡拉克(Daniel Berehulak)和我随同能能医生前往一个由反抗军控制的地区。它位于缅甸中部的阿尼亚,反抗军表示,自军方推翻文职政府、抹杀政治和经济改革以来,还没有外国记者去过那里。
一名反抗军士兵——实际上是个男孩——指向天空,有人告诉他一架武装无人机正在空中游弋。过去几天里,能能医生和他的几名部下躲过了无人机、战斗机、攻击直升机,甚至还有企图向他们投掷炸弹的动力滑翔伞飞行员。他们穿过了遭到榴弹炮打击或被缅甸军队纵火焚烧的村庄。远处某个地方的无人机并不是能能医生最担心的问题。
尽管如此,他还是督促我们撤退。
“我希望你们能来到一个没有炸弹的缅甸,”他说。“我爱我的国家。”
2021年政变后,反军事武装力量奋起反抗并控制了该国一半以上的领土。一些反抗军组织表示,他们正在为缅甸成为一个联邦制民主国家而战,从而让各个地区拥有更多权利。
反抗军组织与流亡政府合作,在他们称为“自由缅甸”的一系列零散领土上建立了学校和医院。他们希望这些解放区能够扩大并合并,直到迫使军方交出控制权。自1962年首次从民选政府手中夺权以来,军方一直高压统治缅甸,令民众陷入恐惧。
位于该国干旱中部地区的阿尼亚是反抗军事武装抵抗最强大的堡垒之一。政变发生后的几年里,丹尼尔和我曾在边境地区进行报道,那里的少数民族叛乱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虽然这些区域频繁遭受缅甸军队的袭击,但它们也有通往其他国家的供应线。武器和情报——以及偶尔的记者——可以进入。
阿尼亚的许多地方几乎与世隔绝——没有可靠的手机信号,也没有互联网。
阿尼亚的许多地方几乎与世隔绝——没有可靠的手机信号,也没有互联网。
能能医生和其他反抗军士兵在阿尼亚的一个渡河口。由于反抗军试图避开军方阵地,过去只需几个小时的行程现在需要几天时间。
能能医生和其他反抗军士兵在阿尼亚的一个渡河口。由于反抗军试图避开军方阵地,过去只需几个小时的行程现在需要几天时间。
抵抗力量与缅甸军方士兵的阵地之间相距仅半英里。
抵抗力量与缅甸军方士兵的阵地之间相距仅半英里。
相比之下,阿尼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它正承受着军方最猛烈的怒火。该地区是缅甸主体民族缅族的家园,过去一直支持军方,军方也主要由缅族人构成。但将国家拖回黑暗时代的政变让阿尼亚的许多人转而反对军方。这种被视为不忠的代价是毁灭性的。
内战爆发五年后,在国际援助组织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们发现了一片仿佛迷失在末世浩劫中的腹地。在尘土飞扬的村庄和瘦骨嶙峋的黄牛耕作的农田上空,缅甸军方的死亡机器在混乱中肆无忌惮地杀戮。由于孤立无援,阿尼亚也面临着武器、游击队员严重短缺的局面,人们日渐失去希望。
为了维持对权力的控制,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在3月辞去了军队总司令一职,以便担任总统这一文职。他监督了精心编排的选举,在这场选举中,军方的代理政党实际上是唯一的选择。(军方称,被他推翻的文职领导人昂山素季4月从被监禁转为被软禁。)
人民防卫军(一个反抗军组织的联盟)控制的村庄。
人民防卫军(一个反抗军组织的联盟)控制的村庄。
流离失所的农民在一个由反抗军控制的地区收割庄稼。
流离失所的农民在一个由反抗军控制的地区收割庄稼。
就在敏昂莱准备就任总统的同一个月,人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缅甸当月平民死亡人数创下政变以来的最高纪录。联合国表示,在全国范围内,过去五年中有超过9万名平民和战斗人员被杀,370万人流离失所。根据冲突监测机构ACLED的数据,除了巴勒斯坦地区外,缅甸是去年冲突最严重的地区(尽管不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军方发言人佐敏吞少将在接受我采访时表示,下令进行空袭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确凿的情报”,针对的是合法的军事目标。
“至于说有那么多平民在空袭中丧生,那完全是宣传抹黑,”他说。
危险道路上的死亡
在我们沿途停靠的各个站点中,炸弹要么在我们抵达前刚刚落下,要么在我们离开后随即开始轰炸——由此可见空袭在阿尼亚是多么司空见惯。旋翼机(一种类似于轻型直升机的飞行器)一度袭击了距离我们仅几英里远的一个村庄。无人机向我们过夜的一个社区投下了致命的炸弹。我们追踪战斗机划过天空的尾迹,凝视天空寻找武装滑翔伞的踪迹。
根据ACLED的数据,3月缅甸军方实施了约240次空袭,导致了400多人死亡,其中许多发生在阿尼亚。4月中旬,两架旋翼机袭击了阿尼亚蒙育瓦镇的一个村庄,造成至少17人死亡。在缅甸中部期间,我们证实了至少九起平民被杀事件,这些事件此前并未被人权组织记录在案。这种每日上演的死亡事件几乎不为外界所知。
“外国人知道我们的情况吗?”正在清理被缅军烧毁的家园废墟的阿尼亚居民桑纽问我。
为了到达阿尼亚的前线,我们夜间潜行并借助伪装行进,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完通常只需大约三小时的车程。我们乘坐汽车、摩托车、船,或是步行,穿过小道、山路、河流以及距离前线不到半英里的公路路段。由于军方的网络屏蔽,我们访问的阿尼亚许多地方几乎与外界断绝了联系——没有可靠的手机信号,也没有互联网。
在桑纽的村庄,近200栋房屋被付之一炬。与我们访问的大多数地方一样,出于安全原因,我们不公开该村庄的名字。随后炸弹从头顶落下。爆炸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佛教僧侣。军方还留下了最后一个“惊喜”:在房屋和佛教寺庙附近埋设了地雷,以确保士兵撤离后继续造成伤亡。
桑纽开始哭泣,大颗的眼泪夺眶而出,情真意切。
“我知道乌克兰和加沙的事情。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难过,”他说。“我们承受着同样的悲伤。”
听诊器换成钢枪
缅甸内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62年,当时一位将军夺取政权,声称需要军队来防止国家在少数民族武装的入侵中分裂。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少数民族叛乱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其中一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反抗之一。但在最近爆发的内战中,占人口多数的缅族人的反抗已令冲突蔓延到了全国范围。
“军队无法接受这一次缅族人也在反对他们,”能能医生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我们最残忍。”
现年41岁的能能医生从未想过要指挥一个由120名士兵组成的营。这不仅是因为近视、哮喘或慢性背痛让他看上去不太可能有一段武装反抗的戎马生涯。他出生于阿尼亚一个以大象劳作闻名的小镇,曾修读医学并经营着自己的诊所。
2021年,能能医生正准备开启他畅游欧洲的计划,这时政变发生了,军政府监禁了缅甸的民选领导人。能能医生加入了和平抗议。然而,军方镇压示威,数百名非武装抗议者——包括幼童——被子弹击中头部或心脏而亡。他逃往了一个边境地区,在那里,少数民族武装对像他这样的都市白领进行了基础训练。
“我以前擅长拿听诊器,而不是拿枪,”能能医生说。
尽管如此,能能医生依然赢得了尊重。在劝说家乡的志愿者组成人民防卫军的一个营之前,他曾领导过一支医疗队。人民防卫军是在缅甸流亡政府下松散组织起来的武装联盟。他的士兵们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所谓的BC时代——即政变前(Before Coup)的生活。其中一人当时正在读大学物理二年级。另一人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一些战士在拿起武器时还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其中两人至今依然只有17岁。年龄大一些的士兵则中止了正常的生活——约会、结婚、生子、收割庄稼、海滩度假,投身于他们所说的“革命”。
尽管如此,一些政变前的习惯依然保留了下来。一名在泥泞道路上开着皮卡车的士兵仍一直使用转向灯,尽管在前线附近几乎没有必要讲究这种礼仪。
能能医生的士兵在一周前才来到这条前线。去年12月底在掸邦北部,一场持续了七个月的战斗以反抗军15个营(包括能能医生的营)撤退而告终。缅甸军方从俄罗斯和中国购买武器,而反抗军早就放弃了西方会像资助乌克兰那样资助他们的希望。由于是仓促撤退,能能医生的战士们不得不抛弃他们珍爱的战象,它们让人想起缅甸的尚武历史,那时这些厚皮巨兽也曾被征召入伍。
反抗军战士在阿尼亚收集军火弹药。
反抗军战士在阿尼亚收集军火弹药。
夜间推着油桶穿过一座小桥,向偏远村庄供应物资。
夜间推着油桶穿过一座小桥,向偏远村庄供应物资。
“我们缺子弹,”能能医生说。“在我们的革命中,我感到很沮丧,因为尽管我们在为联邦民主而战,但没有得到美国和欧洲的支持。”
缅甸的将军们则得到了中国、印度和泰国等邻国的支持,这些邻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动荡和混乱蔓延过边境。这些国家默许了近期的选举,而联合国斥其为一场“骗局”。
政变后,西方在该国的投资荡然无存,将军们依靠缅甸中部的一座铜矿等项目来赚取现金,该铜矿由中国国有武器制造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一家子公司运营。为了保护这些利益,军方已对附近村庄进行清剿,烧毁和洗劫房屋,并轰炸难民的避难所。
阿尼亚游击队指挥官都雷曾在该铜矿工作。他说,流亡政府松散地协调着中部地区的各支武装力量,只给他麾下的80名士兵配发了五支步枪。(士兵们用自己的钱又勉强凑了10支。)他的士兵用废旧金属自制了迫击炮发射器,但并没有炮弹可以发射。
一架战斗机划破天空。我们紧张起来,等着看这架俄罗斯制造的飞机会不会折返回来发动攻击。
“这就是我一辈子的生活,”都雷说。
我无法判断,他说这话时是带着反抗的决绝,还是已经接受了命运。
“到处都在死人”
村民们说,上周发生了一次空袭,上上周有一次,再前一周还有一次。还有其他一些没有被提及。根本数不清。我们在一家餐馆遇到的一名女子说,眼泪已经流干了。
我们坐着吃面条。这个由反抗军控制的村庄是一个交通枢纽,燃料和其他物资从这里分发到各游击队。这也是军方持续摧毁这些村庄的原因之一。
不过,人总是要吃饭的。面条味道不错。食客们吸溜着汤汁,桌上的电台噼里啪啦地播报着一连串的情报。防空洞就在后面。看上去不够大,装不下所有用餐的人。
我问面馆老板瓦瓦,过去几天有没有发生过袭击。她摇了摇头。
然后她想起来了。三公里多外的地方发生过一次空袭。炸死了六个人。
我问,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她回答说。“我忘了,因为到处都在死人。”
在某一轮投票(选举共进行三轮)的前一天,两架战斗机在正午过后不久抵达了该村庄。三架旋翼机紧随其后。燃料站老板钦摩宁继续干活。随后炸弹如雨点般落下。她的加油站被烧焦了,一同被毁的还有一间诊所、一家招待所和一家人们通过星链卫星接入互联网的咖啡馆。有十人丧生,其中包括钦摩宁的姐夫。
右为玛钦摩宁,她经营的燃料站遭到军方轰炸。
右为玛钦摩宁,她经营的燃料站遭到军方轰炸。
在阿尼亚地区的一家餐馆里,桌上的电台正在播报情报,通报军方战斗机及其他空中攻击飞行器曾被目击到的位置。
在阿尼亚地区的一家餐馆里,桌上的电台正在播报情报,通报军方战斗机及其他空中攻击飞行器曾被目击到的位置。
阿尼亚地区一处为阵亡抵抗军士兵设立的纪念碑。
阿尼亚地区一处为阵亡抵抗军士兵设立的纪念碑。
“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这种事,”她说。“炸弹总是会落下来的。”
一天傍晚,我们正准备乘船渡河——桥梁经常被炸,已无法通行,这时电台提醒我们,有武装动力滑翔伞在附近漂移。在政变前,能能医生在巴厘岛参加一次医学会议时,曾在海滩看到天上的滑翔伞,伞翼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显眼。如今,他想到的是士兵们手里拿着炸弹,在漆黑的夜空中翱翔。两名从军方叛逃的军官告诉我,在一支依赖征兵和冰毒等毒品来维持人数的军队里,伞兵被视为可以牺牲的消耗品。
我们等待了两三个小时,直到危险过去。
“军方在某种程度上很有创意,”能能医生在黑暗中低声说道。“他们总能找到新的杀人方式。”
临界点
我们继续穿越这片饱受恐惧蹂躏的腹地。离开那家面馆两天后,我们骑着摩托车在乡间小路上颠簸了六个小时。我的嘴里和耳朵眼里都满是尘土。我的摩托车司机肩上挎着一支步枪,腰带上别着一枚手榴弹,他加大了油门。突然,我们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路上,车身异常干净。我们也停了下来。一个留着长胡子、灰色头发扎成马尾辫的男人从车里下来。他身穿军绿色T恤和纱笼,腰间别着一把左轮手枪。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那人咧嘴一笑,伸出了手。
“你们可以叫我零大哥,”他说。“我的部队是零游击队。”
零大哥又名泰吉,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附近的敏彦反抗军控制区活动。他是一名艺术家,政变后拿起武器。他的妻子在军政府控制区被捕,因为他的缘故而被判处25年监禁。他把她的脸文在了手臂上。
在营地里,哥泰吉指给我们看炸弹袭击留下的一个弹坑。后来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更大、更深的坑。哥泰吉说,那是关押逃兵的监狱。战争已持续五年,且看不到停歇的希望,这导致逃兵率居高不下。
反抗军控制区内,一座靠近寺庙的建筑被缅甸军方的空袭击中。
反抗军控制区内,一座靠近寺庙的建筑被缅甸军方的空袭击中。
泰吉(又名“零大哥”)展示他的文身。
泰吉(又名“零大哥”)展示他的文身。
一名阿尼亚居民展开一张昂山素季的海报。在缅甸军方控制区,持有这位前文职领导人的画像可能招致牢狱之灾。
一名阿尼亚居民展开一张昂山素季的海报。在缅甸军方控制区,持有这位前文职领导人的画像可能招致牢狱之灾。
“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他说。“我们必须留住士兵。”
今年2月,一位与其他游击队领导人发生争执的阿尼亚反抗军指挥官向缅甸军方投降。此后不久,针对阿尼亚抵抗力量的精准袭击便开始激增,这大概是他提供的情报所致。
3月中旬,在我们结束阿尼亚之行后,反抗军失去了达贡,这是他们在2024年占领的战略重镇。能能医生的部下被迫从我们到访过的山头前线撤退。他的营现在只有我们见到他时的一半规模了。他的副手——当我给他几包他最喜欢的星巴克焦糖拿铁时几乎要拥抱我的那个人——已经当了逃兵。同样逃跑的还有一位前教师,他曾极其诚挚地告诉我,如果能铲除军方支持的政权,他甘愿面对死亡。
在我们的报道途中,一天晚上,我在一辆卡车的车厢里猛然惊醒,发现车停了下来,等待着又一次可能的空袭。能能医生对我咧嘴一笑。作为一名身处一场看似无望战争中的指挥官,他经常笑。然后,他收起了笑容。
“如果革命不能成功,那我就去做僧侣,”他告诉我。“我一直有尝试冥想,但有时候,在这尘世中,太难了。”

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

北京最高楼“中国尊”遭小型飞机撞击

 

周五,北京的中国尊大厦(又名中信大厦)外墙受损。

周五,北京的中国尊大厦(又名中信大厦)外墙受损。 Maxim Shemetov/Reuters
周五,一架小型飞机撞击北京最高的建筑,巨大的碎片和飞机零件坠落到街道上,引发人群逃散。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并经《纽约时报》核实的视频显示,碎片从这座摩天大楼上掉落,人们纷纷逃离。视频显示,破碎的窗户和碎片,包括一个疑似小型飞机尾翼的物体,从数十层高的地方坠落到下面的街道上。
这栋建筑位于中国首都繁忙的中央商务区,晚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或有多少人受伤。飞行员的身份和下落也尚不明确。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现场照片显示,飞机的部件似乎属于一架仅有几个座位的轻型飞机,该飞机注册在双悦通用航空名下,这是一家区域性飞行培训服务提供商。记者致电该公司,但无人接听。
航班追踪网站FlightRadar的数据显示,这架飞机从北京东部平谷区的一个机场起飞。飞机在该地区盘旋后,向西飞往市中心。
目前尚不清楚这次坠机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造成的。同样不清楚的是,飞行员是如何能够在似乎畅通无阻的情况下飞入市中心的。致电中国民航局和事发附近北京一个派出所的电话均无人接听。
“这架飞机通常在北京东部用于飞行员培训,”FlightRadar的发言人伊恩·佩切尼克表示。他称这次飞行与此类飞行通常的特征“不符”,并补充道:“我认为目前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周五晚上,该建筑附近有大量警察驻守。警方关闭了附近至少一条主要道路,设置了折叠式金属栅栏门,一辆闪烁着警灯的警车停在街上。大楼上方,随着维修工作的展开,大楼侧面的一个破洞周围不时闪烁着强光。
警察在靠近中信大厦的十字路口巡视,大厦外墙高层可见受损。
警察在靠近中信大厦的十字路口巡视,大厦外墙高层可见受损。 Maxim Shemetov/Reuters
这座大楼名为中信大厦,也被称为“中国尊”,是中国最大的国有金融集团之一中信集团的总部所在地。
附近一家健身房的一名自称姓张的员工表示,下午6点左右,他和朋友在附近散步时看到一架飞机撞上了大楼。他说,随后一名头部受伤的女子被救护车拉走。附近一家餐厅的员工也报告称,大约在同一时间听到了巨大的声响。
有关受伤人员的说法无法立即得到核实。但关于此次坠机以及该建筑本身的社交媒体帖子在中国网络上似乎遭到了审查,这是官方对此新闻高度敏感的一个迹象。
一位自称姓王的附近居民表示,下午将近6点,他听到街上传来巨大的声响,于是走向中信大厦。他在那里看到大楼侧面有一个破洞,并短暂起火。他还表示,在大楼底部看到了同样在起火的飞机残骸。他表示自己无法确定是否有人员伤亡,后来警察赶走了围观者。
一名只透露自己英文名叫理查德的公司职员告诉时报记者,当他意识到出事了的时候,他正在中信大厦对面一座写字楼的高层开会。“我看到一些白色的纸片飘在空中,”他说,尽管除此之外他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其他动静。他说,当他稍后走出办公楼时,很惊讶地发现外面聚集了很多人。
中信大厦外墙受损。
中信大厦外墙受损。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当晚晚些时候,约有200人聚集在中信大厦对面的街道上拍照。警方挥手示意人们不要进入东侧的街道。大楼南侧的街道仍然对行人、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开放。
这座标志性的大楼于2018年竣工,从北京的各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它。它与北京另一处著名的建筑地标——中国中央电视台总部隔街相望,周五晚上,那里停靠了近20辆警车。

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

鰐魚的眼淚《给阿嬷的情书》

 

画面中两名女性站在田间,其中一人正向另一人念出一封信的内容。

图像来源,Golden Village

图像加注文字,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几乎全片都使用潮汕地区的潮州话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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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家庭、希望与困境的怀旧故事,今夏在中国票房横扫而过,却也在数千公里外的新加坡,意外掀起了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

这部“黑马”几乎全片使用潮汕地区的潮州话拍摄,而潮州话至今仍在东南亚部分华人长辈之间流通。

但当电影本月登上新加坡院线时,许多人震惊地发现,大部分场次都将以华语配音放映——华语贴近中国的通用语(普通话),也是新加坡包括英语在内四种官方语言之一。

“作为潮州人,用潮州话看这部片子会格外特别。”教会工作者吴思琳说。上周,她和母亲抢到仅有的八场潮州话特别场其中一场,进影院观赏这部电影。据报导,这批场次的票在不到两小时内就被抢购一空。

许多本地观众不解:既然这部片在中国是以原声语言上映,那为何在潮州话仍有大量老一辈华人使用的新加坡,却要改成华语版?

这部电影无心插柳,点燃了对新加坡政府长期推动华人改讲华语、而非使用各种“方言”的争议。

当年的政策本意,是希望促进新加坡华人社群内部的语言统一,然而这项工程实在太过成功,以至于有人认为,它已经让潮州话、福建话、粤语、客家话等方言走上了一条几乎无法逆转的衰落之路。

在舆论激烈发酵之际,有关部门也做出回应。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MCI)本周一(6月22日)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听到了大家希望方言电影能在电影院更自由放映的呼声”,并承诺未来将“采取更灵活的做法”。

随着网上共鸣四起,有人甚至分享打算到邻国马来西亚观影,只为在大银幕上听一场潮州话版《给阿嬷的情书》。据当地媒体报导,本周一再加开的八场潮州话放映,近5000张票同样在两小时内售罄。周四(25日),当局又批准了额外50场潮州话场次。

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给阿嬷的情书》是一段通向自身往事的苦乐交织旅程——用一种曾跨越重洋、如今进入新时代的语言讲述出来。

画面中,一名男子与另一名男子隔桌而坐,其中一人正伏案书写。

图像来源,Golden Village

图像加注文字,《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华人大规模南迁东南亚的历史浪潮之中。

但即便是不懂潮州话的观众,也在主动寻找原声版来看。

“有时候,就是一种氛围。”来自北京、为工作移居新加坡的35岁安娜·张(Anna Zhang,音译)说。

她表示,自己选择看带字幕的潮州话原声版,就像平常看任何外语片一样。

“我不是说配音版不好,但确实觉得有一点差别⋯⋯那种感觉就不太像是从角色本身发出来的。”

《给阿嬷的情书》投资不大,演员多半是新人,讲的是一个来自中国南方村庄的年轻人,启程前往泰国寻找祖父的故事。

他祖父在1948年为躲避国共内战征兵而逃离家乡,最终在1950年代成为泰国的一名三轮车夫,与其他华人移民一起住在旅馆里,不断给远在家乡的妻儿写下充满思念的家书。

这部电影,尤其是用潮州话演绎时,之所以触及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因为它把故事放在那股历史性的移民潮之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冒着风险,乘船南下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地区。

“方言一直是新加坡华人的根。相比之下,我会说,华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叠加上去’的语言,是我们在学校学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子玲(Lee Cher Leng)说。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么一部小成本电影,居然能引出这么有份量的议题。”

曾经,在新加坡占人口70%以上的华人社群中,各种华语方言极为普遍。

但在1980年代之后,随着政府发起鼓励华人说华语、而非使用各自方言的运动,这些语言逐渐从公共频道淡出。

在电影院里,方言电影被配上华语,在广播和电视节目中,方言内容也被清除殆尽。

这一切是1960年代更广泛的双语政策的一部分:政策规定所有新加坡人要会说英语,以及一种所谓“母语”,而这种“母语”是按照个人族裔来界定的。

在“讲华语运动”刚启动时,近70% 的新加坡人在家使用某种中文方言。

到了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骤降至8.7%。

画面中,几位长者坐在空旷场地的塑料椅上。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如今,华语方言主要只在那一代日渐凋零的新加坡老年人之间流传。

尽管如今已经有近一半的新加坡人表示英语是自己最顺手的语言,许多对方言的限制措施至今仍然存在。

自1990年代起,“讲华语运动”将重点从说方言的人,转向受英语教育的华人,鼓励他们改用华语。

两位导演上周在官方《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刊发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这场运动已经达成它当初的目标——在新加坡华人之间建立起华语作为共同语言,同时拆解了原有的方言版图。”“如今要放映一部方言电影,已经和放映一部法语片或马来语片没有什么不同。”

他们进一步发问:“如果要证明‘讲华语运动’的成功,有什么比彻底放宽这条规定更好的方式呢?”这样做也可以“展现新加坡华人在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上,已经成熟到某种程度”。

这番说法在过去一周于社交媒体和评论文章中广泛回响,连政界人物也被卷入讨论。在野工人党议员陈立峰(Dennis Tan)在脸书发文,称方言是“我们祖辈旅程、习俗与身份的有机、鲜活载体”。

讨论看来仍将持续下去——已有两名国会议员表示,他们已向当局询问能否让电影以原方言版本放映。

“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会讲方言了。”吴思琳说。“我觉得是时候重新检视这项政策。如果政府真心想保留我们的一些文化,那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正在消失的不只是语言本身,还有随之而来的那些传统。

吴思琳在《给阿嬷的情书》中最受触动的一幕,就是片中出现了一项她自己也曾亲身经历的潮州仪式。

在她15岁那年——对这个社群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岁数——父母按照传统,为她准备了一份成年礼物,潮州话称之为“出花园”。

但当她的外甥女去年满15岁时,吴思琳说,已经没有任何类似的庆祝仪式了。

尽管如此,新加坡年轻人对自身传承的兴趣正逐渐上升:从学习祖父母那一代日渐式微的方言,到参加课程、组团回中国寻根,探访祖籍地。

不过,研究方言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颖芸(Tan Ying Ying)并不乐观,她认为这些努力很难逆转整体趋势。

“现在开始学方言的年轻人⋯⋯你可以像学一门外语那样,为兴趣而学。”她说,“但如果身边没有人在真正使用,你是不可能真正把它延续下去的。”

陈颖芸说,围绕《给阿嬷的情书》掀起的这场风波,也许更像是“在哀悼一种失去”。

2026年6月27日星期六

图集:欧洲遭遇极端高温,酷热颠覆日常生活

 


巴黎圣马丁运河两岸成了临时海滩,市民纷纷来此纳凉。
巴黎圣马丁运河两岸成了临时海滩,市民纷纷来此纳凉。 Dimitar Dilkoff/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周三,在闷热不堪的伦敦地铁站里,手里抓着便携风扇艰难前行的通勤者们几乎没有感到任何凉意。巴黎人把双腿泡在公共喷泉里,不顾一切地寻找降温的方法。在梵蒂冈城,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教宗接见活动的人们额头上渗出了密集的汗珠。
极端高温正成为欧洲夏季的新常态,甚至在英国等曾经罕见高温的地区也是如此。由于基础设施老化和空调匮乏,那些对气温飙升准备不足的国家难以应对。在整个欧洲大陆,高温正在彻底颠覆人们的日常生活。
本周多地气温打破纪录。随着周三水银柱持续攀升,列车取消给一些人的出行带来了混乱,学校提前放学,英格兰的一些医院也取消了非紧急手术。
巴黎,预报最高气温40摄氏度(104华氏度)
Michel Euler/Associated Press
周三,巴黎的建筑工人冒着酷暑工作,预计该市的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Dimitar Dilkoff/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巴黎的狗试图在喷雾喷泉中降温。
Abdul Saboor/Reuters
对于无家可归的人来说,在没有地方躲避太阳的情况下,极端高温可能会显得尤为危险。
Abdul Saboor/Reuters
随着居民纷纷寻找降温方法,欧洲各首都的风扇需求量极大。
伦敦,预报最高气温36摄氏度(96华氏度)
Kevin Coombs/Reuters
伦敦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在淋水降温。本周有许多学校停课或缩短了上课时间。周三,英国气象局在一份临时评估中表示,伦敦外围某郡的气温达到了35.7摄氏度,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的6月最高气温。
Jack Taylor/Reuters
伦敦市中心的一些人打伞遮阳。作为伦敦气候行动周的一部分,原定于周三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适应极端高温的会议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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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伦敦地铁的通勤者来说,由于大部分地铁没有空调,手持风扇几乎无法缓解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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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清运工人在周三冒着酷暑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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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在伦敦的芬斯伯里马戏团花园,遮阴处非常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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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津街,购物者躲避着正午烈日的暴晒,一些人重新利用起了那些在伦敦更常用来遮雨的雨伞。
梵蒂冈城,预报最高气温33摄氏度(91.4华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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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伯多禄广场聚集参加教宗良十四世每周公开接见活动的新婚夫妇热得大汗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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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一位神父用围巾遮阳。
马德里,预报最高气温37摄氏度(98华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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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西班牙这样相对习惯炎热的国家,在夏天这么早出现这样高的气温也让人感到震惊。马德里的孩子们在喷泉里降温的同时踢着足球。
波尔多,预报最高气温43摄氏度(109华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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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城市设立了降温中心,以容纳那些需要寻找避暑场所的人。法国波尔多开设了一家高温应急救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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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尔多坎孔斯广场的吉伦特派纪念碑喷泉池中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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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者涌向波尔多的湖泊。在过去五天里,法国至少有40人在试图进入公开水域降温时溺水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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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寓居民发挥了创意,把花园遮阳伞暂作遮阳棚用。
图卢兹,预报最高气温40摄氏度(104华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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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高温对老年人和幼儿可能特别危险。一名因高温引发不适的患者在图卢兹的皮尔庞医院接受了治疗。
南特,预报最高气温42摄氏度(107.6华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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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南特,一些居民用床单遮挡窗户,试图以此抵御热浪侵袭。
瑞士拉里普,预报最高气温27摄氏度(80.6华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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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系统为瑞士一座牛棚里的牛提供了一些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