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关于行刺特朗普的枪手,我们目前所知的

执法人员查看前总统特朗普集会上的枪击现场。   ERIC LEE/THE NEW YORK TIMES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集会上企图刺杀前总统特朗普的20岁枪手住在匹兹堡南山地区一个相对富裕的郊区,距离集会地点大约一个小时车程。 周日,在县议会中代表该地区的丹·格兹贝克在接受采访...

2024年7月15日星期一

关于行刺特朗普的枪手,我们目前所知的

执法人员查看前总统特朗普集会上的枪击现场。

执法人员查看前总统特朗普集会上的枪击现场。 ERIC LEE/THE NEW YORK TIMES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集会上企图刺杀前总统特朗普的20岁枪手住在匹兹堡南山地区一个相对富裕的郊区,距离集会地点大约一个小时车程。
周日,在县议会中代表该地区的丹·格兹贝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被联邦调查局确认为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枪手在伯特利公园的社区长大,那里“绝对是中产阶级,也许是中上层阶级”。
去年,格兹贝克在为竞选拉票时短暂地见过枪手的父母。他不记得确切的谈话内容,但他记得他们似乎很愉快,愿意听取他的政纲。
枪手是注册共和党人,他的母亲是民主党人,父亲是自由党人,这是该地区相当典型的混合,格兹贝克说。
“这里有很多不同背景和理想的人,伯特利公园肯定有很多混合家庭,”他说。
克鲁克斯一直在伯特利公园技术护理和康复中心担任饮食助理。该机构的管理员玛西·格里姆表示,该机构得知他参与枪击事件后感到震惊,称他“毫无问题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的背景调查也没有问题”。她拒绝进一步讨论他受雇情况的细节,只说中心官员正在与执法调查人员合作。
据一名联邦执法官员称,来自多个部门的数十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分析师和证据技术人员已赴现场调查此案。联邦调查局正试图在获得法院批准的情况下破解枪手的手机,以进一步了解他的计划和动机。拜登总统周日表示,官方尚未确定袭击动机。
联邦调查局没有找到任何宣言,嫌疑人也从未受到过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这名官员证实,对于一名20岁的男子来说,克鲁克斯的上网记录并无异常。一份对他在线活动的回顾显示,他喜欢下棋、玩电子游戏,还在学习编程。
与枪手一起就读于伯特利公园高中的两名前同学说,他们没有注意到任何明显的警告信号。
其中一位同学扎克·布拉德福德说,他和克鲁克斯一起上过美国历史和政府课,克鲁克斯看起来“非常聪明”,他在高中时的观点似乎“有点右倾”。布拉德福德说,他记得有几次有同学们故意刁难克鲁克斯,但当他听说克鲁克斯被认定为枪手时,他感到非常震惊。
“我绝对想不到这种事,”他说。
根据当年毕业典礼的视频记录,枪手似乎于2022年毕业。学校官员没有立即回应周日的消息,一名教师说,学校的工作人员被指示不要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据特勤局称,这名枪手周六在特朗普演讲的户外集会场地外的“高处”开枪,随后被特勤局特工击毙。一名了解调查情况的官员说,在克鲁克斯尸体旁发现的一支AR-15型半自动步枪是一位家庭成员购买的,可能是他的父亲。
据一位了解调查情况的人士说,执法人员在克鲁克斯的车里发现了制造爆炸装置的材料,并认为他们可能在他的住所发现了第三个爆炸装置。
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表示,该局的行为分析部门将试图建立一份枪手的侧写,以了解他的动机。负责调查的联邦调查局将广泛撒网,走访他的朋友和家人,并在互联网上搜索他可能在网上或日记中留下的线索。
“这仍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积极调查,”联邦调查局在周日早间的一份声明中说。
宾夕法尼亚州的公共法庭记录显示,这名枪手没有犯罪记录。选民登记记录显示克鲁克斯是共和党人,但联邦竞选财务记录显示,他在2021年1月通过民主党捐款平台ActBlue向自由派选民投票组织Progressive Turnout Project捐赠了15美元。
执法人员封锁了通往嫌疑人位于伯特利公园的家的所有道路。许多亲属没有回复寻求置评的信息。
与枪手一家住在同一条街相隔约800米处的格兹贝克说,整个地区处于震惊之中。
“大多数人不敢相信这种事发生在我们的社区,”他说。“我一般每天早上遛狗,我看到很多人走过我们的街道,他们就这么开车过来,就这么停下来拍照和录像,我觉得太惊人了。”


2024年7月14日星期日

拜登家人敦促其抵抗退选压力,保持斗志继续竞选


拜登总统周六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他的孙女芬尼根和娜塔莉·拜登在一起。
拜登总统周六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和他的孙女芬尼根和娜塔莉·拜登在一起。 HAIYUN JIA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华盛顿——据知情人士周日透露,尽管拜登在上周辩论中的表现是一场灾难级的失败,他的家人仍敦促他不要放弃,即使一些家族成员私下对他的幕僚为辩论做的准备工作感到不满。
正试图缓解民主党焦虑的拜登与妻子与儿孙们在戴维营相聚。家人们很清楚拜登在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有多么糟糕,但他们认为,拜登仍然可以向全国人民表明,他有能力再任职四年。
拜登一直在向顾问们征求意见,讨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他的幕僚们在讨论是否应召开新闻发布会或接受采访为自己辩护并改变舆论,但尚未决定任何行动。竞选团队已安排周一与全国筹款委员会举行一次可能至关重要的电话会议,以安抚情绪并了解眼下的形势。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劝说拜登抵抗退选压力的最强声音之一来自他的儿子亨特·拜登,总统一直重视他的建议。与其他人一样,这名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亨特·拜登希望美国人看到他所了解的那个父亲——充满斗志,对事实知根知底——而不是周四晚上看到的那位说话磕磕绊绊、衰老的总统。
其他家庭成员也在思考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知情人士透露,至少有一位总统的孙辈表示有兴趣更多地参与竞选活动,可能会与社交媒体上有影响的人士进行更多交流。
周日,民主党内部的愤怒情绪显而易见。与拜登的兄弟弗兰克关系密切的顶级民主党捐助者约翰·摩根公开指责负责总统辩论准备工作的顾问,点名批评了罗恩·克莱恩、安妮塔·邓恩和鲍勃·鲍尔。
“拜登长久以来被安妮塔·邓恩和她丈夫的价值观所愚弄,”摩根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们需要走人……今天就走。令人发指的骗子。这是政治渎职。”
他在随后接受采访时进一步解释说,“这就好比你把一个要打冠军赛的拳击手放在桑拿房里蒸15个小时,然后说‘去战斗吧,’”他说。“我认为这场辩论完全是罗恩·克莱恩、鲍勃·鲍尔和安妮塔·邓恩的责任。”
克莱恩、邓恩和鲍尔对辩论准备工作没有置评,但克莱恩表示,拜登总统100%肯定会继续参选。“他是民主党选民的选择,”克莱恩说。“我们看到草根捐助者的支持率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的辩论之夜很糟糕。但赢得竞选的方法是面对逆境而战——而不是放弃。”
他回忆起2019年的一场初选辩论,虽然当时结果很糟糕,但并没有让拜登停下来。“这是一场艰难而势均力敌的竞选,他是能赢得胜利的人,”克莱恩说。“民主党的候选人不是由大额捐款人说了算的。”
自辩论以来的几天里,拜登私下和公开都承认过自己表现不佳,并一直在打电话给值得信赖的顾问,其中包括克莱恩、他的长期助手和朋友泰德·考夫曼和历史学家兼非正式顾问乔恩·米查姆,以及关键捐助者和党内人物。
但三位了解情况的人表示,这些通话更多的是了解外界的舆论,而不是寻求重新评估他的未来的建议。他们形容他的语气显得很慎重。其中一位与拜登通话的人表示,总统希望继续努力竞选,以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名被定罪的重罪犯,特朗普曾试图推翻上次选举,并在辩论期间发表了许多不实言论。
整个周末,竞选顾问一直在与对这种情况感到愤怒的主要捐助者通电话,希望阻止这股倒戈的浪潮。竞选团队计划于周一下午5时30分举行电话会议,让高级竞选顾问珍·奥马利·狄龙和鲁弗斯·吉福德对其全国筹款委员会发表讲话。许多内部人士表示,保住捐助者票仓将是总统继续竞选的关键。
拜登原定于周一晚上返回白宫,预计独立日长周末至少有一部分时间会与家人在特拉华州海滩度过,但白宫尚未宣布他本周的其余行程。
尽管竞选团队坚决拒绝了外界让拜登在“唱名表决”正式确定提名前几周让位给其他候选人的建议,但许多民主党人,包括一些为拜登总统工作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尚未完全消除。
但拜登是一个骄傲的人,他们说,他们相信他坚持到底的几率仍然是4比1或5比1。他们说,他们能想象到他改变路线的唯一方式是,如果他能有尊严地离开,他就可以宣称自己在2020年让特朗普下台,让美国恢复之前的状态,并成为向下一代过渡的功臣。
CBS新闻频道的新民调显示,民主党选民强烈希望81岁的拜登让位给更年轻的提名人。45%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希望由另一位候选人与特朗普展开竞争。在全体选民中,只有27%的人认为拜登的心理和认知健康状况适合担任总统,低于辩论前的35%。
民主党盟友在周日的脱口秀节目中为总统辩护。佐治亚州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在NBC的《会见媒体》(Meet the Press)节目上说,“如果他们没有焦虑不安,他们就不是民主党人。”但他还说,“乔·拜登展现了他的性格和勇气,不是在那90分钟的时间里,而是在过去四年当中。”
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承认,选民们担心拜登的年龄。“81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他在CBS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说。“但是处于历史低位的失业率也是很重要的数字。我认为人们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摩尔表示,如果拜登退出,他将不会参选。“拜登不会退出这场竞选,他也不应该退出,”他说。“他一直是一位出色的合作伙伴。”
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驳斥了拜登总统可能退出的说法。“我支持拜登-哈里斯组合,”她在MSNBC上对拜登的前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说。“目前我不会因为任何猜测而放弃乔·拜登。”
然而,这句话中的“目前”并没有被无视,民主党人仍在关注他们的资深民选领导人会怎么做,他们在想,尽管他们公开表示支持,但他们是否会私下与总统交涉。
马里兰州民主党众议员杰米·拉斯金承认,总统何去何从尚不明朗。“我们党内的各个层面都在进行非常诚实、严肃和严谨的对话,”他在MSNBC上说,他还说,“无论由他还是由别的什么人参选”,民主党都将团结一致。
拜登的两名亲信表示,就算拜登一家要就总统的未来展开郑重的讨论,也不会在戴维营进行,因为可能会被太多家人以外的人听到。
拜登一家辩论之前就已经计划在戴维营度周末,部分原因是为了让资深名人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给他们拍照。这是自亨特·拜登因联邦枪支指控被定罪后,全家人第一次聚集在一个地方;亨特·拜登目前仍面临判决,以及有关另一项税务指控的审判。
一名未被授权透露内部谈话细节的高级政府官员表示,关于总统如何推进的讨论正在进行中——不是关于退出,而是关于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证明他不应该退出。

2024年7月13日星期六

帝国大厦股权混战八十载见分晓?

 

2013年4月最后一周,帝国大厦现任所有者麦尔金父子决定,将帝国大厦和另外19处房产捆绑,成立一个市值52亿美元的机构,进行公开上市。
2013年4月最后一周,帝国大厦现任所有者麦尔金父子决定,将帝国大厦和另外19处房产捆绑,成立一个市值52亿美元的机构,进行公开上市。 TODD HEISLER/THE NEW YORK TIMES
帝国大厦(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是纽约永远的标志,也是纽约的房地产巨鳄们经常会陷入的混乱和法律冲突的象征。然而,最近发生的这场冲突,似乎将要指向一个解决之道。 
上周(2013年4月最后一周——译注),帝国大厦现任主人彼得·L·麦尔金(Peter L. Malkin)和他的儿子安东尼·E·麦尔金 (Anthony E. Malkin)离他们的宏伟目标更近了一步:将这座102层的大厦和另外19处房产捆绑在一起,成立一个市值5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19.08亿元)、定名为“帝国房地产信托公司”(Empire State Realty Trust)的机构,进而公开上市。
麦尔金父子在新公司内所占股权约合7.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4.79亿元)。他们去年花费整整一年时间,试图说服众股东们同意这一合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一些股东明确反对,他们说,这样做对于麦尔金父子来说当然是笔赚钱的买卖,但却会令其他投资人置于股票市场的上下振荡中。
但就在周二(4月30日——译注),位于曼哈顿的州最高法官O·彼得·舍伍德(O. Peter Sherwood)驳回了投资人团队对首次公开募股的质疑。两天后,他批准了麦尔金父子和一群持不同意见的股东之间一个规模5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7亿元)的和解方案。帝国大厦部分股东的律师斯蒂芬·迈斯特(Stephen Meister)坚决表示要对上述两个决议提出上诉。
到目前为止,在3000位股东中,超过75%的人向麦尔金父子的计划投了赞成票;而他们需要获得80%股东的支持。如果麦尔金父子最终获胜,就能挥别长久以来争端不断的历史,获得帝国大厦这个在电影中(即《金玉盟》[An Affair to Remember]——译注)被动人地形容为“全纽约最接近天堂的地方”的控制权。 
1930,大厦开工修建,共雇用3400位工人,用了一千万块砖,57000吨钢材,473英里(约合761.20千米)长的电线和20万立方英尺(约合177.5万立方米)的印第安纳石灰石。 
1931,耗资4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6亿元)的帝国大厦于5月1日正式落成,包括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前任州长、时任帝国大厦公司主席的阿尔弗莱德·E·史密斯(Alfred E. Smith)在内,共有2000多位宾客出席了开幕仪式。
1933,金刚(King Kong)爬上了这座102层大厦的顶端(至少在电影中是这样的)。
1945,7月28日,一架飞往纽瓦克(Newark)的B-25轰炸机撞进这座被浓雾笼罩着的摩天大楼北面,大厦第78层到80层受损,14人在事故中遇难。
1951年,帝国大厦控股股东约翰·J·拉斯科布(John J. Raskob)于1950年去世,罗杰·L·史蒂文(Roger I. Stevens)和亨利·J·克朗上校(Col. Henry J. Crown)领导的财团以34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9亿元)购得拉斯科布遗产基金会所持的大厦股份。财团以1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4亿元)将大厦的地皮——或说所有权——卖给了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1954,克朗上校买下了其他合伙人的全部股份,一举成为这座大厦唯一的主人。
1961,哈利·B·赫尔姆斯利(Harry B. Helmsley)、劳伦斯·A·维恩(Lawrence A. Wien)和他的女婿彼得·麦尔金(Peter Malkin)以6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99亿元)买下大厦的控股权。维恩从超过3000位中小投资人那里募得了33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2亿元)。这些投资人每人只需支付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1361元),即可获得一份帝国大厦联合公司(Empire State Building Associates)的股份;而后者又将整栋大楼转租给了由赫尔姆斯利和维恩控股的另一家公司。与此同时,集团又以29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78亿元)将大厦所有权再次卖给了保德信保险公司。
1991,保德信保险公司将大厦的所有权以4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8亿元)卖给了小奥利弗·格蕾丝(Oliver Grace Jr.),而他实际是秘密代表日本巨富横井英树(Hideki Yokoi)出面完成的这桩交易。当时,这位酒店业的大亨正因其拥有的一家酒店的致命失火事件而在狱中服刑。
1995,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联合横井英树的女儿中原喜子(Kiiko Nakahara)起诉帝国大厦联合公司,称赫尔姆斯利和彼得·麦尔金将这座地标级的大厦变成了一座“高层贫民窟”。这场法律战持续了7年。
1997,赫尔姆斯利于当年1月4日去世。一场为期9年的大厦控制权之争拉开序幕。彼得·麦尔金和他的儿子安东尼·麦尔金(Anthony Malkin)起诉了赫尔姆斯利的遗孀利昂娜(Leona),以及她丈夫在Helmsley-Spear房地产公司的前合伙人。
2002,由于未能解除租约,横井、中原和他们的经纪人川普将大厦所有权以57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3亿元)卖给了麦尔金的合伙机构——帝国大厦联合公司。
2006,麦尔金父子从Helmsley-Spear公司那里夺回了对大厦的控制权。
2008,大厦所有者斥资5.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3.75亿元)对大厦进行了升级改造,并开始淘汰数以百计的小租户,取而代之的是像瑞典斯堪雅建筑集团(Skanska)、德国汉莎航空公司(Lufthansa)和邻客音(LinkedIn)这样能支付更高房租的大公司。
2012,麦尔金父子提出计划,将帝国大厦作为核心资产,同另19处位于纽约地区的房产打包,组成一支高达5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19.08亿元)的公开交易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一小部分投资者反对这一合并计划。

2024年7月12日星期五

物价高企、债务失控:经济焦虑加剧全球政治动荡


玻利维亚6月爆发了抗议活动。燃料短缺导致居民排起长队,一名军队将领领导了一起未遂政变。
玻利维亚6月爆发了抗议活动。燃料短缺导致居民排起长队,一名军队将领领导了一起未遂政变。 JUAN KARITA/ASSOCIATED PRESS
深重的经济焦虑像不可预测的龙卷风横扫全球,在穷国和富国都留下了长串的政治动荡和暴力的痕迹。
遭受债务重压的肯尼亚上周爆发了针对增税提案的抗议活动,导致数十人死亡,示威者遭绑架,议会大楼的部分建筑遭纵火焚烧。
与此同时,在玻利维亚,燃料短缺导致居民排起长队,一名军队将领领导了一场未遂政变,他在一辆装甲车撞击总统府大门时说,有着经济学家背景的总统必须“停止让我们的国家更贫困”。
法国,对低工资和不断上涨的费用感到愤怒的农民封锁了道路。数月后,极右翼政党在六月底举行的提前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中获得的支持急增,把该国长期以来被视为忌讳的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治的政党带到了权力的门槛边上。
虽然这些混乱的根源、背景和状况因国而异,但贯穿其中的东西很明确: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老百姓的购买能力下降,人们越来越多地担心下一代的生活将比这一代更糟。
内罗毕的抗议活动。抗议增税提案的示威活动已在肯尼亚导致数十人死亡。
内罗毕的抗议活动。抗议增税提案的示威活动已在肯尼亚导致数十人死亡。 BRIAN OTIEN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结果是,在许多国家,面临严峻经济前景的老百姓对政府解决问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反击。
反击通常将矛头指向自由民主派和民主资本主义,左派和右派阵营都出现了民粹主义运动。“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相互助长,”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说。
近几个月来,经济担忧已在世界各地引发了抗议活动,有时甚至演变成暴力事件,包括在波兰比利时等经济稳定的高收入国家,以及在阿根廷巴基斯坦突尼斯安哥拉斯里兰卡等债务失控的国家。
上周五,斯里兰卡总统拉尼尔·维克拉马辛哈以肯尼亚为例警告称:“如果我们不能将斯里兰卡的经济稳定下来,我们会面临类似的动荡。”
即使在经济已被证明具有韧性的美国,经济焦虑也是让经常发表威权主义言论的特朗普有可能重新上台的部分原因。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选民当中,认为经济是大选重中之重问题的比例最大。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市场的购物者,摄于今年1月。与2023年相比,阿根廷今年的物价已几乎翻了两番。
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市场的购物者,摄于今年1月。与2023年相比,阿根廷今年的物价已几乎翻了两番。 SARAH PABS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今年有60多个国家举行全国大选,政治过程备受关注,选民纷纷通过投票来表达不满。
经济问题从来都有政治后果。不过,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的一连串事件在全球许多地方制造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目前各国正在爆发的骚乱奠定了基础。
大流行导致商业活动停滞、收入减少,制造了供应链混乱,引发了从半导体到运动鞋等各种商品的短缺。后来,随着生活恢复正常,工厂和零售商无法满足被压抑的需求,导致价格上涨。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了这些问题,导致石油、天然气、化肥和食品的价格飞涨。
各国央行试图通过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但这反过来给企业和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尽管通货膨胀已有所缓解,但损害已经造成。物价仍然居高不下,在一些地方,面包、鸡蛋、食用油和家庭取暖的费用是几年前的两倍、三倍甚至四倍。
斯里兰卡科伦坡上个月爆发了反政府示威活动,警方动用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驱散要求提高工资的教师和校长。
斯里兰卡科伦坡上个月爆发了反政府示威活动,警方动用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驱散要求提高工资的教师和校长。 ISHARA S. KODIKARA/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像往常一样,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受到的打击最严重。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被它们承担不起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随着利率上升,还债费用进一步膨胀。非洲有一半人口生活在债务利息支出超过医疗或教育支出的国家。
这让许多国家急于找到解决方案。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说,因债台高筑不能再借款的国家为了支付开销,本质上有两个办法:印钞或提高税收。“一个办法导致通货膨胀,”他说。“另一个办法导致骚乱。”
肯尼亚在今年6月偿还了20亿美元的债券后试图提高税收。那之后,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数千名抗议者涌入了位于内罗毕的议会。据人权组织的说法,抗议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导致至少39人死亡,300人受伤。总统威廉·鲁托在冲突发生后的第二天撤回了包括增加税收在内的法律提案。
斯里兰卡的债务高达370亿美元,“那里的人民已不名一文,”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家贾亚蒂·戈什说,她最近去过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她说,许多家庭每天吃不上三顿饭,父母无法负担学费或医疗保险,一百万人已在过去一年里由于电价和税收上涨失去了电力供应。警方动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驱散抗议者。
今年早些时候,对低工资和不断上涨的费用感到愤怒的农民在连接西班牙和法国的公路上举行抗议。
今年早些时候,对低工资和不断上涨的费用感到愤怒的农民在连接西班牙和法国的公路上举行抗议。 DAVID BORRAT/EPA, VIA SHUTTERSTOCK
在巴基斯坦,面粉和电费上涨引发了一波示威浪潮,这场始于克什米尔的抗议活动现在蔓延到了几乎所有大城市。商贩们上周一关门歇业,封锁道路,焚烧电费账单。
“我们无法承受飞涨的电费和税收增加的负担,”在拉合尔销售药品的艾哈迈德·乔汗说。“我们的生意正在受到影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抗议。”
巴基斯坦对一系列国际债权人欠有债务,它想把税收收入提高40%,以争取从其最后的贷款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获得最高80亿美元的紧急财政援助,以避免违约。
没有哪个国家比阿根廷获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规模更大:总计440亿美元。阿根廷的几代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对经济管理不善,为支付账单使用了包括印钞的做法,导致该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高居不下。与2023年相比,阿根廷今年的物价已几乎翻了两番。阿根廷人现在购买房屋等大宗商品时使用美元而不是阿根廷比索,他们把大叠的100美元钞票藏在夹克或胸罩里。
面粉和电价上涨引发了抗议浪潮,这场始于克什米尔的抗议活动已蔓延到巴基斯坦的几乎所有主要城市。
面粉和电价上涨引发了抗议浪潮,这场始于克什米尔的抗议活动已蔓延到巴基斯坦的几乎所有主要城市。 SAIYNA BASHI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经济动荡导致选民在去年11月将自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者”的哈维尔·米莱选为总统,他承诺削减政府开支。他已裁减了数千个工作岗位,削减了公务员的工资,冻结了基础设施项目,他实施的紧缩措施甚至超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帮助该国解决财政问题所要求的。在他执政的头六个月里,该国的贫困率飙升。
许多阿根廷人正在反击。全国性的罢工已导致企业关闭、航班取消,抗议活动堵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广场。上个月,在阿根廷国会外的一场示威活动中,一些抗议者投掷石块或焚烧汽车。警方用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作出回应。几名反对派议员在冲突中受伤。
阿根廷前经济部长马丁·古兹曼表示,国家领导人重组沉重的政府债务时,受重组协议影响最大的是养老金减少、税率增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他曾在2022年推动一项法律,要求阿根廷的民选国会批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署的任何未来交易。
“这里有一个代表和不满的问题,”古兹曼说。“这是个导致社会动荡的组合。”
即使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不满也在上升。欧洲的农民担心他们的前景,旨在抵御气候变化的新环境法规提高了生产成本,给他们的生计造成了威胁,对此他们感到愤怒。
阿根廷前经济部长马丁·古兹曼说,国家领导人重组沉重的政府债务时,受重组协议影响最大的是养老金减少、税率增高的人。
阿根廷前经济部长马丁·古兹曼说,国家领导人重组沉重的政府债务时,受重组协议影响最大的是养老金减少、税率增高的人。 NATHALIA ANGARIT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总体而言,欧洲人觉得工资的购买力没有以前那么高了。欧洲的通货膨胀率曾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近11%,削弱了人们的收入。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欧盟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将在未来五年下降。
希腊葡萄牙、比利时和德国今年都爆发了抗议活动。今年3月,农民将粪肥撒在柏林郊外的高速公路上,引发了几起车祸。法国的农民焚烧干草,在尼斯市政厅外倾倒粪肥,在阿让的一家劳动监察办公室外悬挂一头野猪尸体。
如法国的农民联盟主席对《纽约时报》所说:“这可能是世界末日与活到月底之间的对抗。”
经济焦虑加剧了农村和城市居民、非技术工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宗教传统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瑞典,极右翼政客利用这种不满情绪来推动民族主义、反移民议程。
而全球的经济增长都在放缓,让寻找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
“即使在没有抗议活动的国家,也在发生可怕的事情,”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家戈什说,“但抗议活动让每个人觉悟起来了。”

2024年7月11日星期四

美国选情为北约峰会蒙上阴影,成员国如何克服信心危机?


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其他领导人去年在立陶宛的北约年会上。北约成员国将于周二在华盛顿举行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其他领导人去年在立陶宛的北约年会上。北约成员国将于周二在华盛顿举行峰会。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总统拜登及其助手策划于周二晚在华盛顿举召开的北约成立75周年峰会时,为的是营造出一种充满信心的氛围。
他们想传递给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他潜在对手的信息是,在俄乌战争进行了两年多之后,一个更大、更强有力的西方盟友团体已经出现,这个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致力于反对侵略行径。
但随着38名世界领导人自周一起抵达华盛顿,这种信心似乎处于危险中。有关拜登是否继续竞选连任的不确定性,以及前总统特朗普再次上台的迫在眉睫的可能性,甚至在峰会正式开始之前就给其蒙上了阴影。
特朗普曾宣称北约“过时了”,威胁要让美国退出北约,他还在最近一度表示会放任俄罗斯对那些在他看来对北约贡献不足的成员国“随便干什么都行”。近日来,随着特朗普在大选辩论后的民意调查中领先,欧洲的主要盟友们已开始讨论特朗普再次当选对北约意味着什么,以及北约能否在没有以美国的武器、资金和情报收集为核心的情况下同俄罗斯较量的问题。
周二晚,拜登将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巨大的安德鲁·梅隆礼堂欢迎各国领导人。创建北约的条约就是1949年在这个礼堂签署的,主持签约仪式的是杜鲁门总统。拜登当时只有六岁,冷战才刚刚开始。
拜登现已81岁,他也许是美国政府中最为坚定的北约倡导者,随着超级大国冲突的时代回归,该组织已从1949年的12个成员国增加到今天的32个。但各国领导人将在周二晚密切观察拜登的每个举动,注意听他的每句话,寻找美国人同样在关注的信号——他能否在总统位置上再坚持四年。
拜登知道这点,并在上周五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采访时说,他乐意接受这种审视。“还有像我这样把北约团结在一起人吗?”总统反问道。他说,“我以为,评判我的好办法”是在峰会上观察他的举止,观察盟国的反应。“来听听。看看他们怎么说。”
美国总统杜鲁门(左二)1949年在华盛顿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签署仪式。
美国总统杜鲁门(左二)1949年在华盛顿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签署仪式。 ASSOCIATED PRESS
北约的领导人们抵达华盛顿时承认,北约正面临着他们没有预料到的考验:在北约对其最重要的成员国信心前所未有的脆弱之际,该组织是否能可靠地保持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形成的势头。
而且他们知道,普京以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观察。
“北约从来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是一个既定事实,”延斯·斯托尔滕贝格周日与记者进行广泛交流时说,他即将卸任北约秘书长的职务。“我们已成功地合作了75年。我相信,我们也将在未来继续合作。但这关乎政治领导力,关乎政治承诺。”
在峰会召开前的几个月里,北约已经开始为特朗普再次当选的可能性做两手准备。北约正在设立一个新的指挥部,以确保即使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退出北约,该组织也能向乌克兰提供长期的武器和军事援助。
但在与北约领导人的交谈中,能明确感受到他们计划将各国的军队现代化,为可能与俄罗斯对抗数十年的时代做准备,但他们的军事预算还没有相应地增加。
北约目前已有20多个成员国实现了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的目标,一些国家兑现了它们在特朗普提出要求后做出的承诺,另一些国家则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现实面前开始实现承诺。这个占比目标是十多年前制定的,当时的最大威胁似乎是恐怖主义,但拜登的许多助手说,该目标与手头的任务相比似乎远远不够。
在欧洲,德国已提出了升级军事能力、以遏制俄罗斯侵略行径的计划,这个改革是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几周后承诺的。但肖尔茨的宏伟计划尚未得到与之相匹配的预算支付,而让相关计划得到公众支持的政治问题已被证明如此之棘手,以至于德国官员们拒绝给这些计划贴上价格标签。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席主席、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最近写道,为了“有效地遏制来自越来越不惜冒险的俄罗斯政权的威胁”,欧洲国家“需要将其(军费)预算再增加一倍”。
尽管如此,白宫官员周一表示,拜登不会推动制定新军费开支目标。
但对拜登和肖尔茨的来说,更紧迫问题是,在描述乌克兰如何最终加入北约的问题上避免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公开发生冲突。
去年,泽连斯基在前往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参加北约年度会议时,曾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缺乏时间表表示不满。“在邀请以及批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上没有设定时间表,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荒谬的,”他当时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抵达后,他获得了暂时的安抚,北约承诺,乌克兰可以不必经受其他国家在加入北约前必须经受的一些磨难。
但北约的成员国已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措辞上进行了数月谈判,不让仍处于战争状态的乌克兰加入北约。
谈判人员已在最近几周开始采取一种新办法。参与谈判的外交官说,预计北约将把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宣布为“不可逆转”。
虽然“不可逆转”听起来是明确的,但这个说法并不能解决泽连斯基的核心要求,那就是何时可以将他的国家纳入北约保护伞。
虽然泽连斯基的情况显然是最紧迫的,但那远非唯一的情况。
冷战之初成立北约的目的是遏制苏联的威胁,75年后,尽管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但北约成员国中一些现任和潜在的未来领导人似乎对俄罗斯的外交乞求表示同情。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几天前访问了俄罗斯,他与普京一起发表公开讲话时,没有批评俄罗斯的入侵或继续攻击平民的行为。他暗示,他正在寻求在与俄罗斯的要求类似的条件下开始和平谈判。
白宫周一批评了这次访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说,欧尔班的访问“就试图解决乌克兰问题而言确实似乎没有成效”,并补充说,“访问令人担忧。”
但为了避免在北约峰会前夕出现任何公开的分歧,斯托尔滕贝格没有批评欧尔班,而是指出“北约盟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次与莫斯科沟通”。
尽管如此,他暗示,在普京的乌克兰战争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寻求和解不会带来最终的和平。“我们都想要和平,”斯托尔滕贝格说。“通过输掉战争来结束战争总是一种可能。但这不会带来和平,这将带来占领,而占领不是和平。”

2024年7月10日星期三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瞻:推迟原因、核心议题与深层困难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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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华社报道确认,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这次被视为脱离常规的全会已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

一方面,按照近四十多年来的惯例,本届三中全会原本预期在党代会次年召开,即2023年秋季。此次三中全会日期比惯例晚了将近一年,国际媒体猜测中共是否内部意见不一,抑或是疫情后经济不振使改革进程不得不延后。此外,前外长秦刚和前防长李尚福落马后一直未有官方定性,本届全会是否将撤销其中央委员身份并公布更多细节,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中国面临复杂而危险的外部环境,中美竞争加剧且美国大选在即,贸易摩擦、科技封堵、台海紧张,这些议题不仅限于经济,但都为中国发展前景划下问号,也使中国内外都瞩目此次三中全会能为上述挑战提供何种答案。

    “三中全会”在中共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的教科书中被描述为“开启了改革开放”,此后历届三中全会大都聚焦经济改革,往往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在习近平时代,各种惯例不断被打破,经济政策摇摆不定,而离上一次聚焦经济改革的三中全会已过去十年,那么7月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会像1978年的那次三中全会一样突破桎梏吗?从人口、科技到财政,它会聚焦哪些改革议题?在美国大选之年,这届三中全会如何平衡中美竞争与经济发展的潜在矛盾?更重要的是,这场会议,对未来五至十年的中国提供什么的愿景?BBC中文采访不同背景的专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三中全会:五年一次的“非常之会”

    在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中,三中全会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在中共语境中,“改革开放”即肇始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这场会议前后一系列纷繁而剧烈的变化快速展开——

    • 会前五天,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 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先全面否定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 紧接着,大船掉头,做出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此后,“改革开放”成为几十年快速发展的时代称谓。
    • 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在政治上有所突破,批评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的对领袖个人崇拜的问题,平反了文革导致的大批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

    这场会议次年,松下电器、可口可乐、IBM等企业进驻中国。

    自此之后,每五年一次的三中全会大部分都承载着制订出台重大经济改革政策的预期,同时也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当代中国成为主旋律。

    1977年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上,从左到右依次就坐的中共领导人:汪东兴、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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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加注文字,1977年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上,从左到右依次就坐的中共领导人:汪东兴、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一年之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失去权力,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

    当前的中国面临内外压力,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像46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迎来一场突破性的改革之会?

    “我们在各地调研时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中国现在需要一次类似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要有振聋发聩的重大改革来打破僵局,给全社会带来信心。”位于北京的安邦智库在发给BBC中文的分析报告中表示,疫情带来的财政和经济创伤2022年显现,2023年企业信心、老百姓信心都严重不足,中国经济恢复远不如预期,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于中国下一步如何改革的预期在上升。

    ING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宋林向BBC中文表示,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值关键时刻,公共部门(政府投资、国企等)的行动有助于稳定增长;但私企和家庭的情绪依然低迷,现在看到情绪有触底迹象,还有全球保护主义情绪高涨,因此明确而有力地传达支持性政策方向有助于巩固近期的积极势头,帮助经济走上更可持续的复苏之路。

    宋林所指的“情绪低迷”反映在中国的经济数据上,持续数月的物价走低、消费降级,以及股市和楼市的不断探底;“积极势头”则是,2023年疫后首年,中国经历经济反弹乏力,但2024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5.3%超过预期,此前多个机构对一季度增长的预测都在5%或以下。

    但有专家认为7月的会议更可能出台的是渐进式改革。

    “在当下这个时间点,我们应该避免预期过高(over-expactation)。”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近期香港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表示,目前的整体环境是“政策摆锤”(policy pendulum),政策总会从左边摆到右边,跟意识形态无关,因为面临的关键性挑战总是在不断改变,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中国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问题,不平等问题等等;外部则有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

    “所以这些都可能意味着国家安全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在此环境下,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非常大胆的、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改革。”黄益平称。

    徐天辰也认为突破性的改革可能性不大。他表示,“我们并不指望(今年的)三中全会会像 1978 年的那样具有开创性。因为领导人采取的是渐进而非激进的改革方式。不过,这次会议将为领导人提供一个平台,向市场传达他们对中国未来5—10年的愿景。”

    习时代的“三中全会”:打破惯例

    “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梳理19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全国党代会以来的历次会议,不难发现,“七次全会”的主题逐渐形成惯例:

    • 一中全会,一般在中共全国党代会闭幕后立即召开,主要进行人事安排,比如确认政治局常委人选,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
    • 二中全会,在全国党代会后第二年春季“全国两会”前召开,通常为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机构推荐领导人选。
    • 三中全会,一般在在第二年秋季,通常就经济改革发展作出重大决策。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性的决策,多出自三中全会,比如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 四中全会,一般在第三年秋季,通常会进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往届还有中央军委人事变动,如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五中全会,一般在第四年秋季,逐渐固定为对下个五年规划(比如,十四五)提出建议。
    • 六中全会,一般在第五年秋季,主要聚焦党建,比如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 七中全会,一般在第六年秋季,为下一届党代会做程序上的准备。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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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内(2012“十八大”后),大致遵循上述惯例,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在其第二个任期(2017“十九大”后),开始打破惯例,“三中全会”在时间上大大提前,首次于春季召开(2018年2月),与二中全会仅相隔一个月;内容上也打破惯例,主要聚焦机构改革,从党到国家机构都有所涉及,力度极大,也在这次三中全会前几天,中共中央提出修宪建议,包括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到了第三个任期(2022年“二十大”之后),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目前公布的议程框架看似乎并未打破惯例,会前已明确要“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而且有鉴于十九届三中全会与经济改革无关,使得今年7月的会议可能成为十年来第一个重点探讨经济改革的全会;但在时间上,这次会议又一次打破惯例,大大推迟,在党代会之后的第三年7月召开。

    文革结束至今中共最晚召开的三中全会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党代会后第三年10月召开,会期仅一天。这次会议前,中共内部对经济路线的分歧极大,经济增长目标上,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目标要高一些,以实现2000年翻两番,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认为目标过高,会导致混乱,分歧之大,以至于1981年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政治上也是动荡不安,1981年6月华国锋正式下台,随后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直到1983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上,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才从程序上完成对邓小平职务的确认。

    完成上述程序后,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内容时,邓小平当时表示,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成立由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开始组织文件起草,最终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本届七位常委出场后,从年龄来看没有较年轻的潜在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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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加注文字,中共二十大后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七位常委。

    推迟原因:党内之争还是经济动荡

    二十届三中全会,比惯例晚了将近一年,在确认召开日期前,国际舆论的揣测和分析纷纷扬扬。

    “我认为市场不应过度解读延迟。”经济学人智库(EIU)中国经济高级分析师徐天辰向BBC中文表示,首先,时间上仍然符合《党章》规定的在一年内至少召开一次全会的要求(二中全会在去年2月召开),所以并没有问题。其次,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领导人自然会慎重考虑召开一次重点讨论未来5-10年改革方向的会议。

    位于欧洲的墨卡托中国研究所(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分析师亚历山大·戴维(Alexander Davey)认为,对于习近平而言,今年比去年时机更好。他表示,去年习近平开始第三任期时,中国经济仍未走出疫情的阴影,而后习近平的权力得到巩固,这使他能够等待时机,只在经济环境好转时才选择召开会议,这或许能为决策者赢得时间,为中国经济制定新的指导原则。

    “很长时间以来,问题在于是否有必要,领导层的一些人可能认为,我们过得不错,没必要进行改革,只需要一些修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推测,直到最近,决策者们可能觉得需要开个三中全会了,因为已经过去10年了(上届三中全会无关经济)。

    “然后就是需要改什么的问题看,需求的问题、结构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这个过程应该发生了一些争论,然后当宣布全会的时间前,应该是形成了某种共识。”郝福满称。

    宋林也持相似意见。他表示,鉴于去年在选怎样的发展道路最佳的问题上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推迟召开有可能是因为决策者需要更多时间就未来的经济政策方向达成共识。而自去年以来,稳定增长和经济向新的生产要素转型似乎更受重视。

    Chinese security guards look at military delegates during the speech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Communist Party's 19th Congress in Beijing on October 18,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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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议题

    本次三中全会会提出什么核心议题?受访学者提及最多的词是“新质生产力”。

    “由‘新生产力’驱动的中国式现代化愿景必将占据重要位置。”亚历山大·戴维(Alexander Davey)表示,这也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呼应,当时邓小平提出了“解放生产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构筑了允许资本主义活动的框架。

    这个词汇在去年9月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官方语境中,今年3月“两会”期间开始热炒,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今年十大任务之首。

    Representativ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Intelligent Engineering Vocational College watch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20th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Chongqing, China, Oct 16,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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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加注文字,重庆一所学校组织师生收看二十大直播。

    新概念提出后,对它的解释则广泛而模糊——

    新华社发文阐释称,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高效能、高质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

    《人民日报》发文称,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但在三中全会前夕,学者更多把“新质生产力”放到国际竞争的框架中观察。

    徐天辰表示,(三中全会的)改革将围绕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展开,由此中国将加大力度发展“新优质生产力”,并将其作为首要议程。这将有助于中国巩固供应链,抵御外部冲击,并减轻西方收紧出口管制的影响。

    在香港一场公开活动上,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涵应该是,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后,能够提高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改革。

    此外,在中长期来看,中国也需要关键性的经济结构转型。

    亚历山大·戴维向BBC中文分析,中国经济正处于向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他估计,此次三中全会的意义在于习近平是否发出了继续坚持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的信号。如果成功,不仅能将中国转变为高收入经济体和全球科技领导者,还能提供资金解决目前导致中国经济停滞的许多问题(如地方政府债务、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制度改革)。

    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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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加注文字,养老金制度也是中国面临挑战的议题之一。

    可能触及的领域

    经济学人智库(EIU)在发给BBC中文的报告中,列举了八个可能在三中全会出现的具体议题:延迟退休、财政改革、保障民营经济、放松土地制度、新税制(房产税、财产税等)、取消户口限制、进一步开放经济(取消外资所有权限制等)、激进的促进生育政策。

    该机构按照这八个议题出现的可能性和影响力进行打分和排名。

    按可能性,财政改革、保障民营经济两项并列最高;延迟退休、放松土地制度、取消户口限制、进一步开放经济四项并列其次;新税制再次;激进的促进生育政策则排最后。

    按影响力,延迟退休排第一;财政改革、新税制、激进的促进政策并列其次;保障民营经济、放松土地制度,排名再次;取消户口限制、进一步开放经济排名最后。

    从该机构的分析来看,综合而言延迟退休和财政改革是两项关键,无论可能性和影响力都极高。

    EIU称,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主要表现为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劳动适龄人口减少以及快速老龄化。但由于财政拮据,不可能大幅增加对新生儿父母抚养子女的直接财政支持。

    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短缺将主要通过延迟退休来解决。EIU的基准假设是在10-15年内分阶段尝试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男性目前60岁退休,女性目前55岁)。

    财政改革也可能是一个重要议题,目的是加强地方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然而,由于政府在开征房产税等新税时小心谨慎,整体财政状况仍将吃紧。

    EIU认为,如果不增加税收或国债,不足以解决公共财政普遍紧张的问题。因此,此次三中全会上政府将有动力促进多年来一直落后于名义GDP增长的财政收入增长,但同时也会谨慎行事,以免进一步削弱本已脆弱的家庭和企业信心。

    缝制美国国旗的中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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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竞争重于一切?

    这些议题也显示出,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与1978年的三中全会时完全不同:

    在外部,当时中美基本完成建交谈判,很快进入第一个十年蜜月期;当前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时常面临新的制约。

    在内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40多年后,面临问题的复杂度和民众期待都已不同,BBC中文此前的报道中曾引用香港经济学家刘遵义的分析——当中国人把1978年的经济当做基准线,那么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变好了,没有人想回去。但过了几年,大家的基准线可能是2000年,或者2010年。那肯定会有人感觉被抛下,会不满。在美国选上特朗普的人,就是被抛下的,他们的收入在过去十几年几乎没有增长。在英国投票脱欧的人,也是经济全球化过程被抛下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亚历山大·戴维指出其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希望“增加公众从改革中的收益”;另一方面,中国举全国之力进行创新,以克服特定技术瓶颈,这是中国在中美竞争中不败的关键。这意味着社会发展改革(如户口改革、土地改革和房产税)的优先级被中美竞争所取代。

    宋林则持不同意见,“在我看来,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与美国的竞争并不正确。”

    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和经济转型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虽然可能会有一些摩擦,但不一定是竞争的输赢,也有合作的空间。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过去的许多增长动力正在减弱,必须看到支持提升附加值、推动突破性创新、释放消费潜力的政策。这些将是未来 5-10 年最重要的方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指出,结构性改革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实现结构性改革的唯一途径是,打包一大堆各种改革一起推出,三中全会就是这样一个好平台,那么你在这些地方得一些,在那些地方失一些,让它在政治上有吸引力,换言之,要“让每个人不开心的程度保持在合理范围(make everybody reasonably unhap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