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网络奴隶”:被困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的亲身经历

图像加注文字, 拉维称自己被虐待了16天。 “他们脱光了我的衣服,让我坐在椅子上,还电击我的腿。我以为这就是我生命的终结。” 拉维(Ravi,非真名)赴泰国希望从事一份IT工作,但这位24岁的斯里兰卡年轻人并没有坐在曼谷的摩天写字楼里工作,而是发现自己被困在缅甸一处荒凉的大院里。...

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

美国最高法院正在失去其正当性

 

ILLUSTRATION BY THE NEW YORK TIMES; IMAGES BY PIXOLOGICSTUDIO/SCIENCE PHOTO LIBRARY, AND GEORGEPETERS, VIA GETTY IMAGES
“正当性是为失败者准备的,”一位政治学家曾说。这是一个深刻的概念。在裁决中获胜的一方会很高兴地接受它,不会去问原因。但失败的一方——无论该裁决是由篮球裁判还是最高法院做出——只有在他们相信裁决公平且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会坦然接受失败。
正因如此,美国最高法院的政治化令人担忧。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失败一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这对最高法院和整个美国民主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局面。
“最高法院没有权力执行其决定,”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法学教授丹尼尔·埃普斯上周五告诉我。“它没有军队。它唯一有权力做的事情就是写PDF文件,并把它们放在自己的网站上。”
最高法院真正需要依靠的是让公众接受其裁决是正当的。“一旦失去了它,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埃普斯说。“我认为这是对社会的根本威胁。”
埃普斯是正确的。根据一种经济学理论,是否遵守法律的选择就像任何其他决定一样,是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但是通过个人经历,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很多时候,你可以撒谎、欺骗或偷窃而不受惩罚。但你还是做了正确的事,因为你或多或少接受了法律的正当性,接受了法律是如何制定,以及制定法律的人是如何被选出的。
我不打算深入探讨周五最高法院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裁决的实质部分——该裁决推翻了罗诉韦德案。我只想指出,失败者不仅仅是感到失望。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埃琳娜·卡根和索尼娅·索托马约尔的感受远不止于此,他们在反对意见中明确表示,多数大法官的裁决“损害了法院的正当性”。
索托马约尔在12月的口头辩论中更是直言不讳。“如果公众认为宪法及其解读只是政治行为,这个机构是否能够顶着这种恶臭生存下来?”然后她自己做出了回答:“我不认为这是可能的。”可悲的是,这样公开说出来,也是在损害法院的正当性。
对于失败的一方来说,导致该裁决的事件令其更加令人痛苦。2016年,时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阻止了就奥巴马总统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梅里克·加兰德的表决,他说这么做的理由是该提名距离当年的总统选举只有八个月。但在2020年,麦康奈尔加紧通过了特朗普总统对艾米·康尼·巴雷特的提名,最终确认投票就在当年选举的前一周进行。这让共和党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民主的建筑却被砸出一个窟窿。
2018年,在参议院就其最高法院提名进行投票之前,布雷特·卡瓦诺努力说服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他不会对罗诉韦德案构成威胁。“罗案的裁决已经有45年历史,它被多次重申,很多人非常关心它,我试图证明我理解现实世界的后果,”工作人员保存的笔记显示他在与柯林斯会面时说。他还说:“我是一个不破坏现状的法官。我相信稳定,相信‘九人团队’。”如今,柯林斯说,她觉得自己被误导了。
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美联储。它的决策者都是不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他们使用晦涩难懂的方法和词汇(最高法院使用“遵循先例”,美联储使用“零利率下限”)。他们所做的事情晦涩难懂,这使得公众更加需要相信,无论幕后发生了什么,都是光明正大的。然而,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多布斯案之前的几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只有25%的人表示,他们对最高法院有很大或相当大的信心。这创下了近50年来民意调查的新低。
埃普斯说,如今的最高法院中,没有人能像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那样,尽管他是由共和党任命的,但他是独立的,他的判例往往是不可预测的。肯尼迪于2018年退休。埃普斯说,与肯尼迪1988年加入最高法院时相比,现在“筛选要严格得多”,因此像他这样的自由思想者不可能坐上最高法院的法官席。
在共和党任命的大法官中,只有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似乎非常注重维护最高法院不涉政治的印象。在多布斯案中,他投票支持密西西比限制堕胎的法律,但表示他会采取“更慎重的做法”,而不是直接推翻罗案判决。
就在多布斯案裁决的前一天,最高法院推翻了纽约州对在家宅之外携带枪支的限制。在多布斯案中,最高法院支持各州限制公民行为的权利,而在纽约案中却恰恰相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玛雅·森说,这在堕胎权的支持者看来可能是前后不一致的,但这正是普通共和党选民所希望的。
森与亚当·博尼卡在2020年合著了《司法拉锯战——律师、政治家和意识形态激励如何塑造美国司法》(The Judicial Tug of War: How Lawyers, Politicians, and Ideological Incentives Shape the American Judiciary)一书。她说:“对许多共和党人来说,这是一个庆祝胜利的日子。”
“正当性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这句话是埃普斯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最高法院正当性问题专家詹姆斯·吉布森提出的。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他写道:“机构的政策令人满意时并不需要正当性。在令人们不满时,正当性才变得至关重要。”
实际上,正当性其实并非只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而是为了最高法院本身。

花旗右转:堕胎权和持枪权为何如此牵动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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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的外观。(图片来源:Anna Moneymaker/Getty Images)

这两天美国国内的舆情,完全可以用炸开了锅来形容。美国最高法院的两纸判决,点燃了美国人最为关心的持枪权和堕胎权的干柴,各种抗议此起彼伏,连拜登都忍不住发牢骚。川普为他埋下的炸弹,终于爆发了。这两个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是近几十年来,对美国社会可能造成最长远影响的判决,如果说美国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是处于左转的状态,那么从现在开始,可以说明确的在右转了。

美国最高法院这两纸判决分别是:

第一,以6:3的票决,在纽约州步枪和手枪协会诉Bruen一案中,重申了民众在公众场合有持枪权利。这个判决事实上推翻了一百多年前,1913年纽约州通过的限制隐蔽持枪法案。纽约州一直以来都在限制枪支方面走在前列,当年这个法律规定在公共场合携带隐藏式枪支,民众必须申请“隐蔽持枪”许可证,要说明“正当理由”,证明携带武器有实际需要。最高法院认为纽约州这个百年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规定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予以侵犯”,换而言之,美国高院认为纽约州限制了公民的持枪权利,违宪了;

第二,以5:4的票决,肯定了2018年密西西比州的一项法律合宪——这项法律禁止女性在怀孕15周后进行堕胎手术。这个判决事实推翻了1973年允许女性怀孕24周以前自行决定堕胎的“罗诉韦德案”,等于将裁决权还给了各州。当年得克萨斯州法律规定女性只有在生命有危险、或者被性侵的情况下,才能堕胎。该州一名21岁的女子在怀第三胎的时候起诉州政府,要求允许堕胎。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高院以7:2的票决,支持了该女子的诉求,允许女性在怀孕24周之前堕胎。当时高院的根据是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认为堕胎是属于女性的隐私权的范畴。

我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美国高院为什么用一个案子的判决,去推翻另一个案子的判决,而不是直接宣布作废。我们知道英美是“海洋法系”,跟德、法、中等大陆法系不一样,他们执行的是俗称的“判例法”——就是以重要的判例作为通行的法律标准,类似的案子的审理都以此为参考。判例法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因时而异,它往往体现的是一个时代的法律认知和道德标准,所以在某些类似的案件上,前后的判决可能不一致。以前的判决已经生效的,无法更改,但今后的判决,都必须以最新的判例作为标准。这两个最新判决出来后,就有几十个州的法律面临修改。

此外,美国最高法院作为美帝最高的司法机构,它并不是什么案子都审理(比如川普前年关于选举的上诉,它就没有受理)。事实上它是有选择的对申诉的案子进行审理判决,因为具有一锤定音的终极效力,所以它选择的往往都是涉及美国宪法根本权利的一些典型案件,用我们的观点来看,未必是大案要案,但一定是事关宏旨。

那么,为什么这两项判决,引发了美帝国内的滔天巨浪?持枪权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在美国是经久不衰的热点,特别是今年刚刚发生了多起恶劣的枪击案,控枪的呼声又一次响起。各州都在倾向于收紧枪支管控的时候,最高法院反其道而行之,公开推翻了纽约州的百年老法,这个不啻于一记响亮耳光,扭转控枪舆论的意图是明显的;堕胎权这个其实也是老话题了,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难于理解。事实上,近百年以来,堕胎权这个问题在全世界都是难题,一方面是妇女自主选择权,另一方面又是对胎儿作为一个“人”,是否应该具有的同等生命权利的终极拷问。所以不单单是在美国吵得厉害,在其他国家也一样。有些人觉得陌生,只是因为我们对于权利的认知和讨论还没有达到正常的水平罢了。

无论是控枪还是堕胎,在法律层面,一直以来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状态,所以短期内即便落锤,也很难平复,汹汹的舆情在美国还会持续很久。美国的国情和我们很不一样,因为是联邦制,所谓的“合众国”,各个州权力很大,有自己的立法权、司法权,只要大的原则上不违反宪法,那么各州都有权制定自己的法律。而你要想推翻这些法律,就必须上诉到最高法院。

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纽约1913年控枪法律都执行一个多世纪了,德克萨斯的堕胎案也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为什么这个时候被推翻?

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川普埋下的坑。美国最高法院由于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中有极为重要的终审权,为了避免法官受到政党和其他利益方的杯葛,美国规定大法官不得从属于任何党派或组织,其任职是终生的。他们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投票确认,一旦上任就可以干一辈子——也就是说只要他不是主动申请退休或者死于任上,谁也管不着,哪怕是提名他的总统,一旦提名完了就跟大法官没有任何关系。美国总统虽然权力最大,但是好歹只有四年,最多干八年。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权力也不小,却是终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法官对于美国的影响,并不亚于总统。

尽管总统管不了大法官,但是既然有提名权,那么在甄选法官上,就必然会考虑在法律立场上符合自己所在政党利益的人选。法官他也是人,虽然不会明说,但也会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特别是在美国判例法的框架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极大,所以在过往案件的判决上是可以看出法官的倾向性的。一般来说,美国法官分为三种,倾向于严格按照法律制定时候的原意来释法和判决的,称之为“保守派”,倾向与时俱进迎合时代变化的称之为“自由派”,兼顾两者的称之为“温和派”。在美国政坛上,共和党属于保守党,当然会选择保守派,民主党属于自由党,当然会选择“自由派”,两党相争不下的时候,就会选择温和派。

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保守派,自由派,温和派在西方都是相对的概念,是针对法官对于法律的理解和施行的特点来定义的,绝不是说,保守派就是天生贬义,自由派就是天生褒义。其实无论是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都必须在法律许可的框架下工作,双方的分歧可能只是在法律执行的方式或者力度上,并不是本质对立。举例来说,前面所说的持枪和堕胎案,保守派法官其实也是承认女性的堕胎权的,但认为这并不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因此必须要兼顾胎儿的权利;而自由派法官其实也是拥护民众的持枪权的,只是要求在宪法的框架下,由各州根据实际情况在限枪立法上有更多的裁量权。

那么,为什么说坑是川普挖的呢?由于大法官终身制,而总统只有四年任期,所以不是每一个总统都有机会提名自己喜欢的大法官。但是川普运气不错,他的任内,大法官名额居然出缺3个,当然川普也没有客气,连续提名了3个保守派,一下子就在总共9人的大法官中逆转了派别的形势,从而使得保守派6:3占据了绝对的优势。而且川普也毫不避讳,当时就说要把推翻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作为目标。

现在才过了两年,虽然川普已经下台而且也不会有重返的机会,但是他提的目标,还真的实现了。

我在2020年曾经在川普提名最后一个大法官巴雷特的时候专门写过两篇文章,说明自由派在短时间内都无法逆转在最高法院的劣势,美国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右转不可避免(参见今日二条文章)。这里的左右可能和我们在国内理解的左右不太一致,美国的左派通常指自由派,右派指保守派。右转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回归传统的某些理念——目前还很难说对美国的具体影响是什么。

其实我们作为旁观者不要过分的投入和担心——美国的体制下,这种左右理念的互博快两百年了,可以说是各领风骚数十年,短期来说,左右的施政理念和法律限制确实会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但并不是云泥之别。有人认为这两项判决都是时代的倒退,是纵容枪支暴力,是对女性权力的剥夺等等,我觉可能想得过于严重了。其实无论控枪问题还是堕胎问题,之前各个州的限制和反限制早就有了,在现实操作的层面,两个问题都不是黑与白的讨论,而是色彩深浅的讨论。以加州为例,目前在持枪和堕胎方面的加州法律就变化不大,这是在自主立法范围内的。旁观者入戏太深,当成什么“正邪对决”之类,就会成为笑话。

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就是美国的体制下,政党的博弈是如何法律框架下施行;美国对于权力的分立和制约,又是如何在精妙的规则设计中得以施行;最根本的,还是这个国家,无论立场左右,骨子里对于法治的认同和推崇——高院的判决反对声音很多,但是一旦做出,大家都会执行。

所以,如果哪一天我们也能在同样的场景下就某一个社会问题进行公开的博弈并尊重规则下产生的结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

特朗普“邪教”的崩塌时刻

 


邪教专家当中有这样一句话:没有人会以为自己加入的是邪教。
自然,他们加入的组织在外人看来显然属于邪教,譬如大卫教派、统一教、人民圣殿教等等。但这些组织从不会自称邪教,它们也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是邪教。
通常它们声称自己是宗教或精神运动、个人发展或领导能力培训组织之类的东西。NXIVM的创始人基斯·拉尼尔为成员提供“管理成功课程”。但全世界还是视其为性爱邪教。
也许有一天,美国人会明白,特朗普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成功的邪教领袖。问题在于,负责调查2021年1月6日国会暴乱事件众议院特别委员会能否让特朗普的一些忠实信徒开始进行他们急切需要的那种脱教。
我开始觉得这这是有可能的,就算他最狂热的拥护者无动于衷,至少会对投票给他的很大一部分关键选民产生影响。
周二,特朗普幕僚长马克·梅多斯的助手卡西迪·哈钦森向委员会作出了相当富有戏剧性的证词,彻底改变了局面。如果她的证词属实,那该委员会就无需在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一系列事实中去努力寻找新的细节了。
一些我们之前不知道的:证词指出,总统根本不在乎冲进国会的暴民是否武装,甚至还试图抢夺自己那辆装甲豪华轿车的方向盘,好去领导那些暴民。
“跟你说,我(脏话)不在乎他们有武器,”哈钦森作证时表示,她无意中听到总统曾在1月6日的集会上这样说。“让我的人进来。他们可以从这里去国会大厦。”
直到现在,特朗普支持者还把1月6日事件描述成一个可以开脱罪责的故事:总统真心相信他的大选胜利被抢走了。他想要扭转大选结果的努力是出于发自内心的愤慨。他发出“来现场,会疯狂!”的推文邀请人们参加1月6日的集会,这不过是他一贯的夸大其词,而非威胁。
这个故事还包括,他在集会上喊出“拼命战斗”的口号也是一样的性质,就是普通的言论自由,而不是在煽动暴乱。袭击国会大厦的既有充满热情的爱国者,也有一些失控的流氓,或许还有几个反法组织的煽动者。被保镖重重围住的迈克·彭斯压根没面临严重的人身危险。质疑拜登胜选正当性的共和党议员也没比四年前质疑特朗普胜选正当性的民主党议员坏到哪里去。
但委员会的调查让这种叙事难以成立。特朗普比谁都清楚,他不是因为拜登舞弊而败选:忠心耿耿的司法部长比尔·巴尔已经这样明确告诉了他。至于彭斯有权停止选举人团计票的说法,甚至连提出该理论的约翰·伊士曼都认为,这在任何法庭都是行不通的。我们听到鲁迪·朱利安尼承认,他拿不出能证明存在严重舞弊的证据。曾支持总统行动的共和党人都在争取赦免,而非洗脱罪责。根据哈钦森的说法,这些共和党人中也包括梅多斯自己。
或许哈钦森在撒谎,但她是宣过誓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觉得,打发亚当·希夫这种民主党人,甚至J·迈克尔·卢蒂格法官这种反特朗普的保守派并非难事。
但哈钦森是那个小圈子里的人。周二那天,她就是可信度的象征。如果梅多斯依然拒绝向委员会作证,她的可信度还会继续提高。
也许这就是特朗普邪教开始崩塌的时刻。
研究邪教的临床心理学家玛格丽特·辛格指出,邪教取得成功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封闭的逻辑”和信念系统。
这当然也是特朗普布道的关键。要么热爱特朗普,否则你就是人民之敌。要么你希望美国再次伟大,否则你就是恨美党。要么接受特朗普的永远正确,哪怕他与你最深刻的价值观——或者是与他自己——相矛盾,否则你就是对他不够忠诚,对他的敌人不够憎恨。要么坚决拥护特朗普,否则你就只是徒有其名的共和党人,也就是“RINO”,而我们都知道,像密苏里州前州长埃瑞克·格雷滕斯这样忠于特朗普的人打算如何对待那些“RINO”
这一切都是特朗普的核心战术。但在周二之后,法律诉讼的威胁很可能成为现实。特朗普大约真的要为他煽动阴谋负起责任,特别是如果他真的试图通过梅多斯与罗杰·斯通和迈克尔·弗林的通话来联系极端组织的话。
在特朗普支持者眼里,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美国的同义词。他们从他身上看到的是向那些对国家批评多于赞扬的进步派傲然竖起的中指。但现在,这个想法说不过去了。
我想,肖恩·汉尼蒂和萝拉·英格翰这类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告诉信徒:我们错了;我们造错了神。但低调的散场可能还是会有的。此时此刻,或许这就足矣。

2022年6月28日星期二

香港移交25年:令人难忘的十件大事


1997年,英国向中国移交香港,中方称之为“回归”。25年中,香港经历和见证了许多跌宕起伏。如今,中国《香港国安法》颁布已有两年,北京以“爱国者治港”作为“一国两制”的新标准,亲北京阵营高呼“二次回归”;与此同时,也有数以万计的港人选择移民他国。

在香港移交25周年之际,BBC中文选出以下十件事情,记忆香港走过的这四分之一个世纪。

1. 主权移交

插图:中国国旗升起,英国国旗降下

1997年7月1日零時,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内,在英属香港旗帜最后一次随“米字旗”落下后,中国解放军首次在香港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与紫荆花旗帜升起。在同一时间,解放军驻港部队接管驻港英军威尔斯亲王军营,成为中国解放军驻港部队中环军营。

约90分钟后,董建华在时任中国总理李鹏面前宣誓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主要官员与临时立法会议员相继宣读就职誓词,中共管治的香港特区正式成立。

高光时刻过后,是接踵而来的挑战。亚洲金融危机冲击香港股市与港元汇率,全球首例人类感染H5N1禽流感演变成疫情,启德机场搬迁至赤鱲角新机场发生混乱……特区时空如此展开。经历了移民潮之后,留下来的人,一同见证了接下来的事情。

2. 居港权争议

插图:母子分离

中国接管香港,香港永久居民定义随香港《基本法》实施而有所改变,引发一群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国大陆所生,但在香港签证逾期或无证居留的子女,向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声请确认居留权。

港府紧急修订移民法律,实施“居港权证明书”制度,要求这些“无证子女”返回大陆,一并申请大陆方面签发的“前往港澳通行证”(单程证)与香港特区签发的证明书,方可移民香港,并将修例追溯至1997年7月1日生效。一些家庭到特区高等法院提起司法复核诉讼,寻求直接留港,入境处则着手将没有提出诉讼的无证子女遣返大陆。

1999年1月29日,特区终审法院裁决吴嘉玲案,裁定港人在中国大陆所生子女,不论有否取得单程证,不论婚生或非婚生,不论出生时父或母是否已成为香港永久居民,均拥有香港居留权。特区政府警告,若执行此裁决,十年内将有约167万中国大陆居民循此途径移居香港。

特首董建华提请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基本法》相关条文。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释法案,规定只有获批单程证的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国大陆所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权,出生时父母仍未成为香港居民的则没有居港权。这便是俗称“人大第一次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实质上驳回了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的裁决。

中国政府强调全国人大对法律拥有解释权,包括解释香港《基本法》,香港民主派法律界人士则认为“释法”冲击香港司法独立。

居港权争议并未就此结束,之后更引申出造成两人死亡的入境处大楼纵火案,外籍家庭佣工及其子女居留权争议,与2001年庄丰源案终审裁决

其中,庄丰源案确立父母皆非香港居民的中国大陆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为日后大陆居民赴港产子引发“双非儿童”问题埋下伏线。

3. 萨斯来袭,“23条”与“七一”游行

插画:反对23条

2003年2月21日,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退休教授刘剑伦来港探亲,入住酒店不久后出现肺炎症状入院,最终不治。后来的流行病学调查认定这就是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在香港爆发的源头。

当年3月15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病毒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中文简称计有萨斯、沙士、非典等。直到6月23日世卫组织将香港从疫区名单中除名为止,香港共有1755人感染萨斯,其中299人死亡,包括八名殉职医疗人员。

萨斯疫情让刚从亚洲金融风暴恢复的香港经济再次遭受重挫,特区政府应对疫情速度受舆论质疑。而在应对疫情之际,特区政府还忙于推动另一项工作:《基本法》第23条国安立法

立法草案中的“叛国罪”、“颠覆罪”、“分裂国家罪”和“煽动叛乱罪”等,以及警察获得无须法庭搜查令即可执行搜查等权力,引起亲民主派政团与支持者担忧基本人权与自由遭到削弱。

在众多不安下,以民间人权阵线为首的泛民主派号召市民于7月1日上街抗议,最终香港岛北部闹市街道,从维多利亚公园起点,到中环政府总部,在那一个酷热的下午填满了身穿黑衣的抗议群众,叫喊着反对“23条立法”与董建华和多名官员的口号。

主办单位称有超过50万人上街,成为1989年声援北京学运之后,以及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游行。

董建华政府最终撤回《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主持立法工作的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与主持抗疫工作的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相继辞职,董建华也在2005年3月辞职,没能完成第二个五年任期。

自此,七一游行成为了香港民主派政治寒暑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跟“23条立法”一起,成为日后香港与北京关系的一道伏线。

另一边厢,受卫福食局领导的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在应付过禽流感与萨斯疫情之后,获邀到日内瓦担任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2007年获北京提名并当选总干事,成为首位出自香港的联合国高官。

4. 北京奥运

插图:奥运五环与北京鸟巢

2008年夏天,有媒体形容是香港“爱国之夏”。北京8月份主办夏季奥运会,香港也成为了协办城市,承办奥运马术赛事,而这与香港百年赛马传统不无关系。

当中国将取得奥运主办权视为国力的体现时,此刻的香港,“爱国情怀”也似乎达到高点——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今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身份认同追踪调查显示,2008年是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评分最高的一年。

奥运会举行前,四川汶川发生死伤异常惨重的“5.12”地震,当时香港民间捐款金额数以十亿港元计,刷新了1989年北京学运与1991年华东水灾的捐款纪录。

5月,奥运火炬传递来到香港,九龙尖沙咀交通要道弥敦道上,成千上万市民夹道欢呼。即使有民间团体抗议声援3月份西藏骚乱遭镇压的藏人,但仍对北京奥运表达支持。香港民主派元老李柱铭当时甚至评论说,在火炬传递现场同时出现支持者和抗议者,说明“一国两制”还是得到了落实。

一位参与抗议的大学生当时对BBC中文说:“我们其实也是支持中国搞奥运的,不过我们就是要它对人权还要改善。”

在此前一届2004年雅典奥运上,香港乒乓球选手李静、高礼泽夺得男双银牌,成为滑浪风帆选手李丽珊1996年以英属香港名义夺得亚特兰大奥运金牌以来的首面奥运奖牌,更是香港改以中国香港名义参赛以来首次夺牌。可惜两人在这次有主场之利的奥运会上未能再次冲击奖牌。

5. 马尼拉人质事件与“次主权”

插图:2010年马尼拉人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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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時事一周 Newsweek (Canto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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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國際台粵語節目,重溫一周國際大事,兩岸四地消息,英國境況。並備有專題環節:〈記者來鴻〉、〈英國生活點滴〉和〈華人談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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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3日,香港康泰旅行社一个旅行团搭乘的旅游大巴,在菲律宾马尼拉黎刹公园(Rizal Park)遭枪手拦截劫持,最终八名香港人与枪手被击毙,七名香港人受伤

香港舆论质疑马尼拉警方处理案件手法失当,造成伤亡。行政长官曾荫权罕见宣布全港哀悼,政府部门连续三天区旗降半旗致哀,紧接着,中国国务院批准香港特区政府与北京驻港机关同时将中国国旗降半旗。特区政府对菲律宾发出最高级别的黑色旅游警示,双方关系紧张。香港庞大的菲律宾家佣社群传出有人遭港人雇主解雇的传言

其后,中国大陆公安、武警至少有两场反恐演练重演了马尼拉劫持事件,展示如何迅速解救被劫持于巴士上的人质,确保他们丝毫无损,同时击杀或活捉劫持者。

案件发生之际,中国与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黄岩岛(菲律宾称斯卡伯勒浅滩,Scarborough Shoal)的主权争议正趋白热化,中菲关系紧张。马尼拉人质事件发生后不久,有报道披露曾荫权曾三度直接致电菲律宾总统阿基诺(Benigno Aquino III),但无人接听,而这引发了一场“次主权”争论。

亲北京的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批评曾荫权没资格致电阿基诺。他说:“香港特首不是国家元首,何况胡锦涛也不可能打,这小题大做……要菲律宾提出责任报告,谁有责任,关你香港什么事?”香港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公开反驳,称香港作为“次主权”地区,“曾荫权的电话、他将议题主动交给公众的策略,捍卫了一国两制的尊严,巩固了香港的国际空间,值得久违的掌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刘迺强一方面批评曾荫权致电阿基诺不果是“自取其辱”,另一方面批评沈旭晖“祭出不知所谓的‘次主权’假学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教授继而撰文批评沈旭晖“用词不当”,让人以为“有人有意将香港搞成为独立政治实体”。但刘兆佳同时称,曾荫权直接致电阿基诺,只是利用“亚太经合组织(APEC)香港代表所建立的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人际关系”,是特事特办的行动。

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在1997年移交后可继续使用“中国香港”名义参加某些国际组织,APEC便是其中之一。在APEC里,中国香港特首,中国国家主席,与菲律宾总统等成员政体首脑,平起平坐。沈旭晖后来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慨叹,西方讨论次国家、次主权时,根本不会把它与分裂主义、“港独”等课题相提并论,这次争议对香港的学术自由恐将有所影响。

2018年4月12日,新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访港,在会见菲律宾侨民时说:“作为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并代表菲律宾人民,请允许我向在场跟我们在一起的中国人由衷地说,让我现在向你们正式道歉。我们对发生的意外深表歉意,在力之所及下,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杜特尔特同时说:“中国一直对我们很好,除了各种各样价值几十亿的项目外,他们给了5亿元人民币贷款。”

人质事件中殉职港方导游(领队)谢廷骏兄长谢志坚当时告诉BBC中文,杜特尔特作为一个总统来道歉,他还是觉得是一件正面的事,“毕竟始终他(谢廷骏)是因为菲律宾政府连连的失误让他枉死”。

6. 侮辱陆客广告与陆港矛盾

插图:蝗虫

2012年2月1日,香港《苹果日报》上出现一页以黄色为主的广告,一只昆虫骑在狮子山头上,广告正文质问:“你愿意香港每18分钟花$1,000,000养育‘双非’儿童吗?”

在此之前,香港网上兴起以被认为歧视性的贬称——“蝗虫”来称呼来自中国大陆的居民与游客广告上这只骑着狮子山的昆虫,正是蝗虫。

香港媒体把来自中国内地的人称为“蝗虫”,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具有侮辱与歧视的行为。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歧视言论背后也折射出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多重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家麦高登教授(Prof Gordon Mathews)曾向BBC指出,“蝗虫”争议和背后更广泛的中港矛盾,离不开虚荣问题。

麦高登教授说:“30年前,大陆人……都被认为是乡下人。现在香港最有钱的人可是来自大陆的游客和投资者。”

“对于许多香港人来说,这既让人惊讶,也令人不安。”

也有悉情况的媒体人指出,2003年萨斯疫情之后,北京与香港和澳门签订《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继而实施中国大陆居民赴港澳“自由行”。官方媒体称此举旨在帮助香港复苏经济。然而,大量大陆民众访问香港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同时,也因“抢购”、“生育旅游”等现象而加深了民间矛盾。

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字,2003至2013年间,中国大陆女性在香港所生婴儿中,其配偶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或未有申报者,共超过21.14万人。

2012年,梁振英接替曾荫权出任行政长官,他在就任前发话,称不能保证在2013年于香港出生的“双非婴儿”可以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公、私营医院相继宣布停止接受2013年元旦或以后的“双非”分娩预约,被称为“双非截龙”。

香港政府此举未能平息民怨。香港“本土派”思潮兴起,反对“双非”的抗议活动告一段落,与“自由行”和水客有关的“爆买”问题仍然存在,成为了2015年多次“光复”示威的背景。

7. 从“占领中环”到“雨伞运动”

插图:黄色雨伞

香港《基本法》承诺,行政长官将“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定出所谓的普选“时间表”:香港可于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2020年立法会全部议员可由普选产生。

泛民主派一直对北京是否有诚意落实普选抱有怀疑,同时促请特区政府尽快公开咨询普选方案。法律学者戴耀廷认为民众必须采取更有力行动,以期实现普选目标。2013年3月,戴耀廷与社会学者陈健民、基督教牧师朱耀明正式成立“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强调将以和平、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模式,在适当时机占领中环要道抗议。

2014年6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高度自治权的限度在于中央授予多少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享有多少权力,不存在‘剩余权力’”,并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符合香港实际……特别是要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经普选产生的行政长官人选必须是爱国爱港人士”。

“白皮书”提出北京“全面管治权”,让亲民主派舆论质疑北京要收紧对港政策之际,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规定特首候选人必须取得提名委员会支持,而此提委会将沿用旧有的选举委员会模式。对于民主派来说,“8·31决议”等同于延续小圈子选举,是“假普选”。一些党派提出的“公民提名”建议也在此被否决。

反对“8·31决议”的行动在香港学界爆发,包括罢课抗议。2014年9月26日,罢课学生到金钟新政府总部集会抗议之际,学民思潮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突击闯入被政府围封的东翼广场,即示威方所称的“公民广场”。黃之鋒、周永康、岑敖晖等学生示威领袖与警察拉锯多时,政府总部围栏外到场声援的群众增多。

9月28日凌晨,戴耀庭宣布提前发动“占中”,结果金钟取代了数百米外的中环,成为这场堵路示威的中心,79天占领由此展开。同日傍晚,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散不果,示威民众以雨伞抵挡催泪弹,成为“雨伞运动”称呼的由来。旺角与铜锣湾有民众突发堵路,形成三个“占领区”。

10月11日,中国副总理汪洋在出访俄罗斯期间称,西方国家试图在香港发动所谓“颜色革命”10月21日,时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率领官员与学生代表对话,并未达成任何共识,示威气势日渐低落。12月15日,警察清场金钟占领区,拘捕多名示威领袖和到场声援的知名人士,“雨伞运动”落幕。

79天的占领,让香港社会进入亲民主派“黄丝”与亲建制派尤其是亲警察“蓝丝”的对立局面。民主派内有好些“伞后组织”兴起,例如香港众志,更有主张“本土主义”以至于“港独”的,例如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等。但同时,旧有泛民主派力量因无法在雨伞运动中取得成果,出现分裂,其中长期代表香港大专生的香港学联便爆发了“退联”潮。

亲北京阵营再次掀起推动香港“23条”国安立法,捍卫中共政权的呼声。2015年1月,香港媒体报道,中国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酝酿在3月份中国“两会”期间,呼吁人大修法,直接将中国《国安法》适用于香港。中国国务院港澳事物办公室支持的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公开声称香港年轻人遭“洗脑”,要求香港特区教育机关帮青少年“补脑”。

8. 牵扯上鱼蛋的旺角冲突

插图:鱼蛋

农历新年首三天,香港长期列为公众假期,多数食店休业,而这段期间,无照熟食小贩在夜间集体摆卖,形成圩集,乃常见现象,而这渐渐被一些民众视为香港过年文化的一部分,但也有人主张应加以取缔,以维护环境卫生与饮食安全。

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一晚上,相当于中国大陆城管人员的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小贩管理队,在旺角驱散并抓捕无照熟食小贩,本土民主前线等政治活动人士到场声援小贩,警察涌至,演变成警民对峙。进入大年初二凌晨,警察试图驱散群众,对峙演变成冲突,期间有交通警察向天开枪,示威群众在不同位置以杂物筑起路障,也有人点火。至早上,50多人被捕,冲突平息。香港警察与媒体将之称为旺角骚乱、旺角暴动等,示威一方则有人称之为“鱼蛋革命”,受到国际媒体引用。

至于为何是鱼蛋,大概就是因为那是香港最常见的街头小吃,曾经是不少熟食小贩赖以养家,甚至从草根无照走向小康开店的商品。

旺角冲突中,至少37人被警察落案起诉,其中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于2018年6月因暴动罪等,被判处六年监禁至2022年1月出狱。2019年11月“反送中”示威之际,他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下世代百大代表人物”。《时代》杂志认为示威者把他视作“精神领袖”。

9. 高铁“一地两检”与郑文杰事件

插图:铁路口岸

2009年,曾荫权政府拍板兴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以衔接中国大陆高铁网络,当时已经因为征地等问题引起莫大争议。2017年7月,林郑月娥政府公布高铁通关安排,引来民主派及其支持者更强烈的不满。

这安排便是“一地两检”。广深港高铁香港西九龙站内划出属于中国大陆法律管辖的区域,派驻入出境、海关与公安警察。虽然同样的边境查验安排早已在深圳湾口岸实施,但西九龙站是首个让中国大陆执法人员在香港境内执法的地方。

不过,特区政府强调“内地口岸区”被视为香港特区范围以外,所以不会违反《基本法》。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强调,“一地两检”与效益相关,当中没有任何意图,也没理由会破坏“一国两制”。

2018年9月23日,香港段高铁正式通车,“一地两检”正式实施。一年后,民主派担忧香港居民遭中国执法人员“送中”的想法再次被勾起。

2019年8月8日——香港“反送中”示威发生之际——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本地雇员郑文杰前往深圳出席商务会议后搭乘高铁返港,但并未按时返家,中国外交部后来公布,郑文杰涉嫌嫖娼,被深圳罗湖公安引用中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判处行政拘留15天。

郑文杰获释后接受BBC专访时表示,他是在抵达西九龙站之后被中方拦截,移交国安警察,并带返深圳审问,内容并非嫖娼,而是“英国在香港示威活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问我们向示威者提供了什么支持、资金和装备”。

郑文杰称被国保人员刑讯逼供,要他承认在代表英国掀动香港动乱。对于嫖娼的指控,他说:“不想把焦点放在我是否嫖娼的问题上……因为那正是他们想要的。”

“我只想明确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我所珍惜和爱的人的事情。”

11月20日BBC报道发表当天,英国外相拉布(Dominic Raab;蓝韬文)召见中国大使表达不满。翌日,中国官方媒体播出郑文杰嫖娼的“证据”,一些网民批评郑文杰被“打脸”,也有网民质疑片段真实性。郑文杰在此前一天发表声明,承认曾在深圳做按摩。

至于西九龙站,因2019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开业一年多的车站自2020年1月30日起停运至今

10. “反送中”,《香港国安法》与选举制度巨变

插图:戴上防毒面具的警察(左)与戴上外科口罩的示威者(右)

2018年2月17日,香港人陈同佳在台湾台北一家旅馆内杀害同为香港人的女友潘晓颖,弃尸后潜逃返回香港,继而因提取潘晓颖银行存款和取走其照相机和智能手机,被香港警方拘捕,起诉“处理犯罪得益”罪(洗钱罪)。

陈同佳认罪,2019年4月29日,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判处他监禁29个月。判决书中叙明,陈同佳承认在台北杀害女友并弃尸,但香港对台湾发生的案件无司法管辖权,无法起诉他杀人等罪。

台湾与香港之间并无引渡协定,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在2018年间三度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司法互助要求,包括将陈同佳送到台湾受审,但特区政府不予理会。2019年2月12日,死者潘晓颖母亲公开呼吁修法,引渡陈同佳到台湾。林郑月娥政府随即提出修改《逃犯条例》和《刑事互助条例》,包括删除引渡法例不适用于中国大陆、澳门和台湾的限制。

台湾、英国、美国、欧盟与加拿大先后对港府修例建议表达关注,中国要求各国不得干涉香港内政。民主派发起过至少两次游行,抗议《逃犯条例》修订案可将香港居民引渡至中国大陆受审。

6月9日第三次游行举行,主办单位称有103万人参加,创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新高。6月12日示威重演2014年“雨伞运动”情景,民众短暂占据金钟政府总部外公路,警察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驱散,持续多个月的“反送中”示威由此打响。

6月15日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法,但未能平息局势。翌日又一场游行再以200万人参加刷新纪录。示威者诉求逐渐凝聚成“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口号,包括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撤回“暴动”定性和立即实行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真正普选等。9月4日,特区政府正式撤回修订案

相比于五年前的“雨伞运动”,“反送中”示威既有上百万人和平游行的情景,也有许多示威者与防暴警察暴力交锋的冲突场面。彼时“本土派”谩骂中国大陆居民“蝗虫”,此时换成“蓝丝”甚至是警察工会代表公开谴责示威者“与曱甴(蟑螂)无异”。一些评论人士马上指出,1994年非洲卢旺达大屠杀中,煽动屠杀的胡图族领袖把他们的攻击对象图西族人称之为“蟑螂”。

游行与冲突一直持续到2020年1月,此前一个月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对冲突起缓和作用。然后首名新冠确诊病人出现,且迅速扩散,示威活动转趋小规模“快闪”式行动。

2020年6月3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国安法》,即时生效。示威活动瘫痪之余,一些民主派团体也即时宣布解散

民主派随后试图透过举行初选协调9月份立法会选举参选,但特区政府以疫情为由,取得北京同意,推迟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11月通过一份决定,作为撤销“危害国家安全”议员资格的基础2021年1月6日,香港国安警察以《香港国安法》抓捕47名初选参选人与组织者,诉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接下来的大半年内,多个与民主派关系密切的组织相继解散,其负责人被香港国安警察抓捕。香港民主派活动遭遇“急冻”。

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台湾相继出台便利港人定居政策,例如英国的“香港BNO签证”。数以万计港人迁离香港,包括一些知名民主派政治人物与学者。美国宣布制裁多名中国大陆与香港官员,但未能改变局面。

202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以“爱国者治港”原则整顿香港选举制度。同年12月,被推迟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举行,90席议会只有一名自称非建制派人士当选,传统泛民主派完全消失。2022年5月8日,在《逃犯条例》修订案提出时担任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以“唯一候选人”身份当选行政长官,7月1日上任,成为第一位出身警察系统的香港特首。

插画:Davies Sur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