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网络奴隶”:被困缅甸电信诈骗园区的亲身经历

图像加注文字, 拉维称自己被虐待了16天。 “他们脱光了我的衣服,让我坐在椅子上,还电击我的腿。我以为这就是我生命的终结。” 拉维(Ravi,非真名)赴泰国希望从事一份IT工作,但这位24岁的斯里兰卡年轻人并没有坐在曼谷的摩天写字楼里工作,而是发现自己被困在缅甸一处荒凉的大院里。...

2023年9月30日星期六

“一带一路”下的“中国租界”:柬埔寨七星海特区幕后的中国企业

 

A drone shot of the Dara Sakor development project

图像来源,BBC/ BENJAMIN BEG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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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七星海特区还是大片荒地

柬埔寨七星海特区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之一,被一些人称为“中国式殖民地”,反映了洪森政权与中国政府及企业千丝万缕的利益交织。BBC记者深入当地,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和资金链断裂,该项目已经近乎停滞,但对当地居民和环境的影响难以逆转。

高速公路穿过森林,延伸到海边,通往全球最大的旅游项目之一。

位于柬埔寨南部的七星海(Dara Sakor)滨海旅游度假特区已签约15年,仍然进展甚微。

这是一家中国公司的宏伟规划,旨在建造自成一体的旅游城市。有人称之为“中国式殖民地”,开发企业称之为“盛宴和狂欢”的场所,配有国际机场、深海港口、发电站、医院、赌场和豪华别墅。

机场还在兴建,一座结合五星级酒店和公寓的赌场孤零零地坐落在海边,旁边是尚未完工的道路,周围是建筑工地。

作为旅游项目,这里才刚刚起步,但它已经破坏了自然环境,并影响成千上万的本地居民。

中国在柬埔寨的经济足迹令其他国家相形见绌,当地一半的直接投资和大部分的对外援助来自中国。

柬埔寨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该政策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旨在把中国建设和投资的基础设施扩展到世界各地。这当中很多是有效益的,也有很多投资显得投机、仓促和规划不当。

与七星海隔海相望的西哈努克(Sihanoukville,又称西港)以前是宁静的海边小镇,在短短几年转型成规模庞大的建筑工地,以满足中国人对赌场的需求。

这助长了犯罪浪潮,博彩业在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崩溃,镇上到处都是建了一半的空塔楼。七星海项目有充分理由会重蹈覆辙。

“这就像是没有面粉的烘焙。”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柬埔寨学者索法尔·亚尔(Sophal Ear)说。

“你不能依靠不可持续的做法去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怎麽办?中国打喷嚏,柬埔寨就会感冒。”

洪森式发展

The UDG construction site

图像来源,BBC/ JONATHAN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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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海项目进度非常缓慢

七星海是柬埔寨前首相洪森首肯的开发项目。

该项目规模庞大,但项目初期几乎完全保密。BBC发现,项目对居民或环境的影响评估极少。

参与项目的中国公司也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部分公司的记录令人生疑。该项目还让国际社会质疑中国在柬埔寨这个地区可能另有企图。

中国在援助和投资方面“无需解释”的态度吸引了洪森,洪森以强人自居,在上世纪90年代结束了柬埔寨长达30年的内战和革命后,他推动柬埔寨飞速发展,领导其赶上邻国。

但实现这种程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通过给予亲信和外国公司慷慨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大片租地。

“柬埔寨没有制度规章,”《洪森领导下的柬埔寨》作者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吉奥(Sebastian Strangio)说。“这个体制依靠的是保持让有权势的人满意。”

柬埔寨地图

七星海项目可追溯到2008年初,当时位于天津的民营企业优联集团(UDG)以100万美元押金获得99年租约,那是柬埔寨法律允许的最长租期。该公司取得最初36000公顷的开发权後,又追加了9000公顷。

UDG在十年内无需再支付任何费用,此后每年只需支付区区100万美元——对于占据柬埔寨整个海岸线五分之一的控制权而言,如此慷慨的安排让人讶异。

由于这块土地位于波东沙哥国家公园(Botum Sakor National Park)内,且大大超出了任何单个项目都不得超过一万公顷的法定限制,如果外界知悉此事肯定会引起很大争议。

但由于当时没有公布该笔交易的资料,柬埔寨媒体也没有对此进行讨论。

Som Thy

图像来源,BBC/JONATHAN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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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2个村庄的居民因为七星海项目流离失所,包括索姆·缇的一家。

当地渔民索姆·缇(Som Thy)骑着摩托车带BBC记者穿过森林中的沙路,来到UDG占地内他以前居住的地方。大部分树木已砍伐殆尽,剩下几棵孤零零的巨树依然矗立,周围是荒芜的废墟。

非政府组织全球森林观察(Global Forest Watch)指出,自2008年以来,该国家公园已流失近两成的原始森林。千余个家庭被迫离开家园,索姆·缇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看到这里杂草丛生,我就很想哭。”他眺望着曾经的家园和稻田说。果园里还剩下几棵腰果树,那是他家过去用来帮补耕种和捕鱼收入的。

有12个村庄的居民因为七星海项目流离失所,和他们一样,索姆·缇也在2009年搬到了该公司在离海岸几公里处建造的一座小木屋。

最初几年曾发生多次抗议活动,如今,索姆·缇仍是拒绝接受企业赔偿方案的少数人之一。

他说,他们无法靠分到的小块土地谋生,该公司赔偿的金额只是他们原有土地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

他有时会偷偷回到七星海区域开船出海捕鱼,他还曾赴泰国寻找工作机会。他抗议者的身份,让他无法像他弟弟那样在赌场周边的建筑工地找到工作。

UDG为投资者制作了华丽的宣传册,上面充满美好的画面,包括修剪整齐的高尔夫球场、整齐划一的别墅和享受海滨休闲的幸福家庭等。还有一些复杂的地图,将这个度假模范城的各个部分绘制在一起,包括科技教育新城片区、世贸城市中心和山林雅居片区。

Botum Sakor National Park

图像来源,BBC/ LULU 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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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东沙哥国家公园自2008年开始流失了五分之一原始树林

这一切都与今天的景象相去甚远,我们看到的是荒芜的树林、流离失所的居民,以及还没建好的道路和建筑。

中国环保组织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简称GEI)曾在2016年发表关于七星海的报告,报告指出该公司未发布按照柬埔寨法律要求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

该组织也找不到任何资料,说明受保护的森林区是如何被划定为开发区。GEI表示,它已向UDG表达了担忧。

“他们没有回应这些疑虑。”项目主任季琳告诉 BBC。

“他们还是坚称已遵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他们还看不到问题所在。这种行事风格对中国的形象有很负面的影响,很多国家会认为中国公司只是来掠夺资源。中国企业在海外缺乏处理当地不满的意识和能力。在中国,这些不满地方政府都会帮忙处理掉,但在国外完全是两码事。对中国企业来说,这还是个学习的过程。”

追逐中国影响力

七星海项目的宣传图片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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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海项目的宣传图片

该项目的庞大规模也惊动了美国。

2020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UDG,理由不仅包括驱逐村民侵犯人权,也因为中国建造的新机场可能有军事用途。对于这个偏远旅游地点来说,新机场跑道远超小型客机所需的长度。

美国已对西哈努克附近的云壤海军基地表示担忧,该基地正由中国政府出资升级改造,华盛顿认为中国海军将来可能会使用该基地。

习近平在经济规划中强调“军民融合”,以及官方要求中国海外项目达到军用标准,都让美国对中国建造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不安。

制裁声明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UDG在柬埔寨的项目推进其在全球展示实力的野心。”

UDG称制裁无理,指美国的行动是基于“部分势力捏造事实,散布造谣”,并称其“始终严格遵守柬埔寨相关法律法规及合同约定”。

该公司称,如此大规模地修建机场是为了使七星海成为“全球交通枢纽”。该公司还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其官网称,到了2030年将拥有130万长期居民,每年有近 700万游客到访,并为1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

上述数字很惊人,目前柬埔寨全国的游客人数仍未恢复到2019年的600万人次的高峰。

UDG也很不满美国政府将其描述为国有企业,该公司强调自己是民营企业。

Cambodia's Prime Minister Hun Sen (L) shakes hands with China's President Xi Jinping (R) before their meeting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on April 29, 2019.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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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柬埔寨时任首相洪森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

这可能是事实,但从项目的最初阶段开始,中国政府就给予大力支持。

作为中国最高经济规划机构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甚至在交易签署前就已批准项目,并继续对其进行监督。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也很早就参与其中,2008年底曾到柬埔寨出席签约仪式。

张高丽后来晋升为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之一,2015年起负责“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七星海项目比“一带一路”早了五年,但官方现在称它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

UDG还与柬埔寨执政党高层建立了密切关系,它曾多次向洪森夫人文拉妮(Bun Rany)管理的柬埔寨红十字会捐赠大额款项,并出资一百万美元建造一座纪念洪森功绩的纪念碑。

该公司与柬埔寨前国防部长狄班(Tea Banh)关系尤为密切,他领导该国最有势力的政治派系之一。

UDG的公开财务资料非常少,外界很难评估其运营大型项目的能力。

在七星海为数不多的已知投资,是2017年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承销的债券发行。但那只是1500万美元,与UDG承诺投资的近40亿美元相比只是九牛一毛。

而现在,UDG的主导地位似乎已被另一家公司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中城建)取代。2014年,出于尚不清楚的原因,中城建介入了七星海项目,当时该公司在中国之外几乎无人知晓。

中城建高层目前在UDG担任领导角色,该集团表示,是中城建而不是UDG负责“该旅游特区规划和开发总体方案的设计”。

泡沫爆破

中国企业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大量兴建赌场,但这里也成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天堂。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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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大量兴建赌场,但这里也成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天堂。

中城建是一家国有企业,也是一家问题企业。

该集团本来由中国住建部管辖,2016年突然宣布根据政府命令私有化,被知名度低的惠农投资基金接管。

这个消息在香港金融市场引起了动荡,让购买了数亿美元中城建“点心债”的投资者惊恐失措,点心债是为规避中国资本管制而在香港发行的债券。他们试图赎回债券,但中城建无法筹集足够的现金支付。

中城建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信用评级受损,并被迫出售一些较有前景的业务。

另据披露,2016年接管中城建的基金公司惠农由财政部间接拥有,这使得中城建在严格意义上再次成为国有企业。这种不透明性让外界很难评估中城建的真实财务状况,而中城建很可能受到近期中国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影响。

“在2014到2016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中国对外投资出现了一段狂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Shih)说。“但到了2016年,中国政府变得更加谨慎。他们不再在投资上一掷千金,或者在批准项目时干脆利落。”

七星海(Dara Sakor)的另一位投资者是中国企业家佘智江(She Zhijiang),他因在泰缅边境经营赌场而声名狼藉,当地曾发生大规模人口贩卖和诈骗罪案。他目前在泰国被囚,等待引渡回中国。

有来自泰国、台湾和菲律宾的受害者说,他们被强行关押在七星海项目园区的诈骗中心,需要救援。

柬埔寨的中国投资园区有诈骗中心的消息吓怕了中国游客,这让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旅游业复苏缓慢。

洪森之子洪玛奈接任成为柬埔寨新首相

图像来源,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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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森之子洪玛奈接任成为柬埔寨新首相

但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吉奥认为,柬埔寨新首相洪玛奈(Hun Manet)不太可能改变做法。他是洪森儿子,曾在西方接受教育。

“他将被这个体制绑架。他权力有限,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也无法控制其过度行为。”《洪森领导下的柬埔寨》作者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吉奥说。

上周,洪玛奈在接替其父的首相职位仅一个月后就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会面,并向他保证中柬关系坚如磐石。

事实上,七星海只是该地区几块大型土地特许经营权中的一块,当中大部分都给了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柬埔寨当地企业。

柬埔寨沿袭已久的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让既得利益集团拥有绝对力量,这同时也导致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很难被改变

目前,这座国家公园八成的土地都在进行商业开发,环保人士一再警告却无人理睬,他们担忧柬埔寨即将失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

其中一位环保人士是一位20多岁的女性,她和BBC记者同行来到七星海。她2021年因企图组织抗议另一宗土地侵占案被判囚18个月,目前正在保释中。

她冒着很大风险和我们来到UDG租赁地。她看着荒芜的森林说:“我们别无他选。”

“我们必须冒着坐牢或更糟的风险,努力保护留给下一代的东西。”


文革口述史:在禁欲的时代,我偷听敌台

 



1967年,在北京,一面墙上贴满了海报,写着关于文革的新闻以及毛主席语录。
1967年,在北京,一面墙上贴满了海报,写着关于文革的新闻以及毛主席语录。 ASSOCIATED PRESS
受访人简介:李金龙,男,出生于1955年,甘肃兰州人。父亲系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独立警卫团成员。1966年文革开始,李金龙读小学,家人受到伤害,1969年,年仅14岁的他参加工作,隶属于冶金部下属的一家企业。后来他在80年代下海经商。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并经过受访者的确认。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1968年,当时李金龙在兰州读五年级,教材里面有一篇课文,批判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李葆华是李大钊的儿子,文革前是安徽省委书记,文革期间被打倒,并且还被作为“反面典型”编入了小学的教材,其中有“打倒李葆华”的句子。
有一次,老师让李金龙朗读这篇课文,当他读到“打倒李葆华”这一句时,他情不自禁地高举双手,高喊口号,“打倒李葆华”。结果,全班的同学轰堂大笑,连老师笑了,李金龙自己也笑了。原来,李金龙的本名就叫“李宝华”,和“李葆华”是谐音,“李金龙”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此,当他一本正经地高喊“打倒李葆华”的口号时,“在同学们眼里,实际上就是打倒我自己了。”李金龙回忆道。
1976年,李金龙于甘肃兰州。
1976年,李金龙于甘肃兰州。 COURTESY OF LI JINLONG
他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党员,“很小,我就意识到家庭出身不好。”李金龙说,“自我记事之日起,我就感到被周围的人们排斥、歧视和孤立,这个阴影一直或明或暗地伴随我的成长过程。”
还是在1963年李金龙上学以前,李金龙和周围的小孩们一块玩耍,但是,有些小孩的父母就不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一块玩,甚至当着小孩子们的面坦言说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必须让自己的孩子和他划清界限。“在那时,我就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怎么人与人之间会不一样?!因此,从小,我就有一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李金龙说。
李金龙的父亲曾经是傅作义的属下,1949年随傅作义“投诚”以后,按照当时共产党对家庭成分的认定标准,李金龙的家庭其实是可以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但因为他的父亲1951年参加了朝鲜战争,被视作有“立功”表现,因此在划家庭成分的时候,降了一级,被定为富农,即富裕中农。后来,他的父亲从北京分配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工厂,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流放。
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就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填写每位新入学的学生的个人信息,这是给每位学生建立个人档案,这份档案以后会伴随每个孩子走完他人生的每一步,其中就有“家庭成分”这一栏。当时,李金龙还以为家庭成分越高越好,“因为我们家是富农,这说明我们家有财产,而那些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同学实际上家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还感到挺自豪的。”李金龙说。
很快,李金龙逐渐开始认识到事情远远不像他想像得那样简单——通过学校的教育,他发现,其实家庭成分越高,罪恶感就越大。比如,在小学的教材里,有一篇讲述“刘文学”事迹的课文,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刘文学的小孩,因为和一个偷东西的小偷搏斗,最后被小偷杀害,而这个小偷的家庭成分正是地主。再比如,“半夜鸡叫”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外号叫“周扒皮”的地主,为了催促长工们早一点出工,半夜里起床学鸡叫,却被长工们逮个正着。
这些课文都把那些地主们描绘成剥削、压迫劳动者的反面人物,也逐渐地被孩子们所接受,慢慢地,那些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就有了无形的心理隔阂,“他们会用一种歧视和仇恨的眼光来看待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李金龙说
坐“土飞机”
1966年,文革爆发时,李金龙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文革一来,学校就不上课了,学生们都起来造老师和学校的反,哪怕是小学,哪怕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北京,都一样地参与到文革中来。
李金龙的班主任同时也是小学的教导主任,很年轻,只有30来岁,但他1949年以前曾经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因此,遭到班上那些出身好的同学们批斗,李金龙对当年的场面记忆犹新,“那些参加批斗的同学一上讲台就狠狠地给了班主任一个大嘴巴子,然后用教鞭抽他,让他坦白自己的历史问题。班主任不敢还手,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有罪,有罪!”
1989年,李金龙于深圳。
1989年,李金龙于深圳。 COURTESY OF LI JINLONG
当时的小学生并不叫红卫兵,而是叫红小兵,红卫兵是初中以上的学生的称谓,还有两者佩戴的袖章也是不一样的,红卫兵佩戴的袖章是圆筒的,而红小兵的袖章则是四角棱形的,“当时的袖章都是由学校统一发放的,根据那些表格上的家庭成分发给那些出身好的学生,而像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小兵组织的。”李金龙说。
当时,李金龙所在学校的校长姓周,是一位女校长,她被视作“反动学术权威”,可能家庭出身也有些问题,因此成为批斗对象,“她被红小兵们剃了个阴阳头,一边有头发,一边是光头,除此之外,她还坐过‘土飞机’,就是‘喷气式’”,李金龙说,所谓的“喷气式”,就是将被批斗者双手反剪至背后,然后使劲往上拉、提,直到受批斗者受不了为止。“她还被戴过纸糊的高帽子,高帽子里面塞进了砖头,顶在头顶。”
“学校一共有七八位老师成为批斗对象,每逢批斗会,就把他们集中在一块,排成一排,谁上台发表批判演说,演说前就会给他们来一通大耳光,演说完了又是一顿大耳光。之后,又换上别的学生上台演说,又是一顿耳刮子。周而复始。”李金龙回忆,这还没完,等到批斗会好不容易开完了,红小兵们会把这些批斗对象用绳子捆起来,串在一块,围着学校和附近的马路转一圈,同学们跟在后面,高喊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某!”,这叫做“游街”。
有一位女老师,她的家庭成分本来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夫妻两地分居,结果,她和另外一位已婚男人有了婚外情,被人发现,并且告了密,因此也被批斗。在批斗会上,她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一双鞋子,这叫“破鞋”,“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婚外情是绝对不允许的,有伤风化,那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破鞋’甚至比那些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人更丢人。”李金龙说。在毛泽东时代,年轻人谈恋爱,相处三年双方没有彼此牵过手的现象都是正常的,他回忆道。
父母间之差异
金龙的父亲虽然只是富农成分,但因为曾经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也不得不被迫交待“历史问题”,写交待材料,只要运动一来,他就必须写,内容千篇一律,比如,如何参加国民党的,谁是入党(国民党)介绍人,都干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及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认识,当然,这只能捡好听的说,诸如此类的事情。
据李金龙回忆,父亲生性胆小,害怕惹事,他是让干啥就干啥的那种人,因此在单位人缘很好,对别人也没有威胁,很少得罪人,而且,他是技术工人,开车的技术很好,所以,虽然他有“历史问题”,但是在文革期间,李金龙的父亲并没有被公开地批斗过。
相比之下,李金龙母亲的遭遇就不同了,李金龙外祖父的家庭成分其实和他的父亲相仿,其实也可以被划作地主成分,但同样地因为参加过朝鲜战争,也被视作有“立功”表现,因此降了一级,被定为富农。但是,李金龙的母亲个性好强,平时得罪的人比较多,因此,等到文革一来,她就遭到了批斗。“那时,工人家属天天开批斗会,几十个人围坐成一圈,发言批斗,而我母亲总是一个被批斗的对象。”李金龙说。
即使平时不开批斗会,那些工人们的家属也会远离她,或者对她冷嘲热讽,谩骂她,称她为“地主婆”,在这种高压的氛围下,李金龙的母亲被逼疯了,特别恨那些“斗争”她的人,“直到1996年母亲去世,她的精神都没有恢复正常。”李金龙说。
“在文革期间,像我父母这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羞辱、委屈以及伤害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比我们家情况悲惨的家庭也多如牛毛,但真正在后来获得国家赔偿的家庭其实只是极少数。”李金龙说。
无休止的运动
1969年10月,李金龙参加工作,当时,李金龙年仅14岁,小学刚刚毕业,正逢工厂招工,李金龙以“工人内部子弟”的名义进入了工厂。那时,并没有“童工”这一说法,也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整个社会都没有法律。
到了这个时候,风行一时对着毛主席画像的“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已经接近尾声,“工宣队”已经撤离了工厂,由军队直接介入工厂的管理,这叫“军宣队”,实际上是实行“军管”。
紧接着,就是一个“一打两反”的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工厂天天开会,“斗私批修”。这时,推出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口号,叫“狠斗私字一闪念”。在工厂里,有一些工人,下班以后挣外块,补贴家用,比如,有七八个工人,去山里面挖“麻黄草”,卖到中药铺,这是一种麻醉药材的原料,后来被人揭发、告密了,于是,工厂天天开会批斗他们。
这个运动中,还冒出来一批新的斗争对象,就是“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有一个人,是工厂附近的城市居民,有一次,他用报纸包了一些包子回家,但报纸上却有毛泽东的画像,这是对领袖的“最大不忠”,结果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判了十年监禁。“这个人我认识,他实际上服了八年实刑,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这两起案例都是发生在‘一打两反’的运动中。”李金龙说。
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马上就是“批林批孔”的运动,工厂也同样天天学习、开会声讨,“工人们昨天还在喊着‘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今天,马上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都没有,他是个野心家,也是个叛徒,内奸。”李金龙说,“工人们对那些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都已经麻木了,也不会去反思,基本上,‘上面’说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总之,毛泽东永远是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永远不会犯错误。”
“批林批孔”运动以后,有过一段时间,“抓革命,促生产!”成了新的政治口号,实际上,这是在文革和“发展经济”两个方面找一个平衡,但很快,因为过份强调经济建设,从而忽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是针对邓小平的。“但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对那种无休止的运动风就已经冷漠了,他们也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李金龙说。
偷听美国之音
自从1969年10月参加工作,李金龙就开始真正地人生思考,为什么?首先,他的人生理想破灭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这一生他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进步。那个年代,人们对“进步”的理解,就是入团、入党,李金龙在小学加入了“少先队”,但是,等到参加工作,他入团、入党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其实,李金龙的工作能力是被工厂里的同事们所认可的,刚参加工作,才14岁,他就被推举为单位的“劳动模范”、“五好工人”、“先进生产者”,但一旦涉及入团、入党的问题,马上就会被压下来,“所以,刚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我一度备感压抑,对个人的前途和未来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悲观情绪和一片渺茫,而这个时候,我还不到18岁,就感到这一生已经不可能再有出头之日了。”李金龙说。
在工厂,工人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有两项,第一是看电影,当时,单位有两个电影院,每周六都会放映电影,电影票是一角钱一张,只要有新的电影上映,李金龙就会去看,当时,工人们中间还流行一段顺口溜,叫“罗马尼亚搂搂抱抱,南斯拉夫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闹闹,中国的新闻简报。”意思是说,罗马尼亚的电影,里面的人们见面都会互相拥抱,南斯拉夫的电影主要是战争题材的,而朝鲜的电影都是些反映儿女情长的革命电影,里面就有一些哭哭闹闹的镜头,至于中国的电影,一开片就会播放一段毛泽东的语录,或者摘取一段《人民日报》的社论,这已经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定式思维,因此,年轻的工人们也就戏称中国的电影为“新闻简报”。
除了逛电影院,还是一项娱乐活动就是看由“工宣队”自导自演的“样板戏”,这是当时工厂的工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到了1972年,李金龙买了一台收音机,他开始偷偷地收听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主要是美国之音和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从这些电台里面,他开始接受一些以前从前没有听说过的真相和新思想,于是,李金龙对社会就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在当时,这些海外的广播电台被视为“敌台”,这种收听行动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被人揭发,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处理,因此非常危险。有一个工人,年龄和李金龙的父辈差不多,因为偷听“敌台”,结果被人告了密,单位派人专门找他谈话,他写了深刻的检讨,悔过,这才没有被深究,但从此就被当作了一个政治上的可疑份子。这件事情发生在70年代中期,如果是在“一打两反”的运动中,像这种行为会直接视作“现行反革命”,判个10年、8年的监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在无意中调到这些频道,后来,就越听越上瘾,因为这些电台披露出来很多被掩盖和遭到故意篡改的真相。”李金龙说。
当时,李金龙住的是工厂的一个单间宿舍,白天是不敢收听的,怕被人发现,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个人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用被子把整个人蒙住,躲在被子里面偷偷地收听。但是,即便是收听到这些“敌台”,从而有了和周围的人们不一样的想法,李金龙同样也不敢轻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一旦被人告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我该游行的时候还和别人一样上街游行,该批斗谁的时候照样跟着喊口号,这种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李金龙说,即便到了70年代,整个社会依然处于高压状态,一片肃杀的氛围。
就在这个时候,李金龙结识了几位家庭出身同样“不好”,有过类似生活经历,并且观点接近的“黑五类”子弟,于是,他和他们就在私下里偷偷地聚会,议论一些事情,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不满的言论,“这样的聚会是非常保密的,有时,我也会和他们一块收听美国之音,不过,收听这些‘敌台’必须提前作充分的准备。”李金龙说,所谓的充分准备,要把整个宿舍的窗帘布给严严实实地拉上,房间里人再多,说话也不能大声,不说话是最好的。李金龙回忆他们第一次在一块收听美国之音的场景,当时是在白天,当这些年轻人听到那些播音之后,和他自己的反应一样,既紧张,又害怕,收听完了还约定,谁都不能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一旦作出这种‘出格’的举动,基本上,大家的命运就都捆绑在一起了。”李金龙说。
时间长了,这些年轻人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做法就有了各自独立的看法,当时,他们在私下里叫毛泽东为“老毛头”,等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通过广播公布以后,李金龙还把这些平时交往甚密的“地富子女”约到自己的宿舍,喝酒庆贺,“我当时就心想,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苦到头了,终于有出头之日了。”李金龙说。
然而,这次聚会却被人发现,并且还被告了密,单位的党委书记在一次工人大会还不点名的公开批评,说“有的人,毛主席去世,不但不悲痛,还喝酒庆贺”。李金龙回忆:“虽然那次大会没有被点名,但我内心里清楚他指的就是我和朋友们一块喝酒庆贺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到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了。”
坐江山的血统论
谈到对毛时代的观感,李金龙表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毛泽东的看法呈两极的看法,一种人说毛泽东好,并且不允许别人说毛泽东的坏话,另外一种人就像我,认为毛泽东是个坏人,这也取决于当年共产党划定的所谓‘家庭出身’,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特别是那些革命者的子女,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是好的,哪怕他们的父辈也曾经挨过整肃。”
他认为,“这种认识背后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他们是整个共产党、毛泽东体制的实际受益者,他们今天所拥有的特权、利益都是源自于毛泽东的遗产,而不是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规则,或者个人的勤奋与才干。”
在这些被今天的人们称之为“红二代”的家庭当中,流行着一种“打江山、坐江山”的定式思维。李金龙说,这实际上不过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在今天的延续,“所谓的‘打江山’,其实不过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杀人,而‘坐江山’,就是维护他们个人的、家族的特权和利益。”
“因此,我当年还是过份地乐观了,实际上,我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没有获得出头之日,今天的体制在本质上依然是在延续毛泽东的体制,我们仍然活得不自由,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特别是对共产党、对党的领袖的批评。”

马萧,1979年出生,湖南人,作家,从事政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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