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黄之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认罪是真的嗎

  图像来源, OLIVIER DOULIERY/AFP via 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 黄之锋因“47人”案被以“串谋颠覆”罪判囚4年8个月,原本预计2027年刑满出狱。 Article Information Author, 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黄之锋被控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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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6日星期四

越来越多太空垃圾坠落地球:它们有多危险?

 


土耳其国家媒体发布的一张照片,该物体曾是火箭级间连接部件。2024年,这一残骸坠落至肯尼亚穆库库村附近。
土耳其国家媒体发布的一张照片,该物体曾是火箭级间连接部件。2024年,这一残骸坠落至肯尼亚穆库库村附近。 Anadolu, via Getty Images
去年12月的一个下午,天空撕开了一道口子,一块比校车还宽的炽热金属从天而降。
它坠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以南约三小时车程的穆库库村一片农田,发出了比雷霆还响的轰鸣声,惊吓到了村里的每一个人。
“人们还以为这是世界末日到了,”住在附近的约翰·穆库努说道。
村民们赶到现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属环,一人多高,比马还重,深塞在泥土中。他们看着它从一块耀眼的余烬冷却成暗灰色。他们守着它,不时和它自拍,直到来自首都的官员蜂拥至这个村庄。
这个金属环曾用于一个火箭连接部件。它原本应该在返回地球时烧毁。
 By Dean Olson, Via Storyful





























“这是一个孤立事件,”肯尼亚航天局在2025年初表示。
事实并非如此。
坠落地球的空间碎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各国政府以及像SpaceX这样的公司为了掌控天空而展开的狂热竞赛所带来的影响之一。
去年,美国太空军针对进入地球大气层的近820个物体发布了预警。而十年前政府发布的预警仅为110个。
“再入大气层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波兰航天局空间态势感知行动负责人马里乌什·斯洛尼纳表示。他指出,重达一吨或更重的巨型物体大约每周就会降落一次。
绝大多数碎片在大气层中烧毁或落入太平洋,但未能完全烧毁时,它们就会不受控制且不可预测地坠落到地面。
人类向轨道发射的物体越多,在地球上不得不躲避的碎片也就越多。去年发射的火箭超过300枚,几乎是十年前的四倍。这意味着预计将有更多残骸和废弃部件掉落回来。
报废的卫星是这个太空时代另一种常见的残骸。在轨道上的大约1.6万颗卫星中,相当一部分最终都将返回地球。
2024年,国际空间站废弃的硬件砸中了佛罗里达州的一户民宅。去年年初,SpaceX火箭的一部分掉落在波兰波兹南一家繁忙的购物中心附近。据波兰航天局称,另一块碎片在该市的机场附近被发现。
几个月后,一颗失效的中国卫星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之一的特内里费岛上空急速坠落,令该地区陷入一片恐慌,最终这颗重达三吨的卫星在空中解体烧毁。
10月,矿工们在西澳大利亚一条沙漠公路边发现了燃烧的碎片。最近,巨型“太空球”被冲上了澳大利亚的海滩。
今年6月,一个金属“太空球”被冲上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处海滩。
今年6月,一个金属“太空球”被冲上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一处海滩。 Queensland Fire Department















针对火箭发射和轨道垃圾的监管只是一些东拼西凑的规章,根本赶不上太空发展的步伐。
埃隆·马斯克的SpaceX公司在轨道上拥有超过1万颗卫星,并已申请再发射100万颗。杰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也有类似的野心;中国的“巨型星座”预计将拥有数十万颗卫星
目前而言,人们被雷劈中的概率要高于被坠落的太空垃圾击中。唯一有记录的案例是1990年代一位俄克拉荷马州妇女被碎片击中,她幸存了下来,几乎没有受伤
但这种概率正在改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到2035年,仅来自SpaceX卫星的碎片就可能每两年造成一人死亡或受伤。
该研究总结道,如果卫星在大气层中烧毁,风险就会降低。有一段时间,SpaceX表示其所有返回的卫星都会烧毁。然而在2024年,一座加拿大农场上发现了更大块的SpaceX金属。曾对管理局报告持不同意见的SpaceX未回应提问。该公司现在表示,某些卫星约5%的质量可能不会分解。
雪城大学教授、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肖恩·奥基夫表示:“人类的想象力时常跟不上。我们就是无法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它只需要掉落在一个主要大都会地区就行了,”他补充道。
奥基夫和其他专家表示,应强制要求政府和公司使用能够完全分解的材料。
目前尚不存在此类法规。在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公司报告坠落卫星造成人员伤亡的风险,但该机构主要关注于监管无线电频率。
负责监管发射的航空管理局曾提出一项规范轨道垃圾处置的规则,但在航天工业界的反对下,该机构于1月撤回了这一提议
监管对伤人或损坏财产的太空碎片责任的是联合国条约,但这些都是冷战时期的产物,适用范围有限。联合国在2007年卫星数量少得多的时候发布了太空碎片指南,而这些指南并不具备约束力。
如果物体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即便是最顶尖的火箭科学家也无法准确预测它们会落在哪里或是否会完全烧毁。据非营利研究机构航天公司称,预测再入大气层的时间哪怕出现一分钟的误差,落地区域就会相差近480公里。
例如,在今年1月,一个火球划破了欧洲上空的大气层。这是朱雀三号火箭的上面级,由中国公司蓝箭航天于前一个月发射,随后失控。
世界各地的航天机构对该物体监测了四天。它太重了——大约11吨——以至于他们预计它不会完全烧毁。
各国政府担心它可能会坠入人口稠密的地区。英国官员要求移动网络测试紧急警报系统
“最后的几小时、最后的轨道是在欧洲上空,这真的很危险,”波兰航天局的斯洛尼纳表示。
最终,碎片坠落在了印度洋或太平洋的某个地方。
火箭残骸正在激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中国最新的发射场位于海南,这是中国南部沿海的一个岛屿。
周围许多可能落入碎片的落区,都位于南海存在争议的水域。
多年来,菲律宾渔民在这些水域一直面临着与中国海警的对峙。如今,他们还必须时刻提防火箭残骸。
菲律宾航天局局长盖伊·简·P·佩雷斯表示,每当中国通知飞行员或船员有关海南发射的消息时,菲律宾当局都会建议不要出海。
过去四年里,有13块火箭碎片(有些如小船般大小)被冲上了菲律宾海岸。该航天局表示,大多数碎片上都有中文文字或中国国旗图案的标识。
“以前,我们关注的是出海通道。现在我们甚至还要面对火箭残骸,”佩雷斯说。
如果太空垃圾击中你或你的房屋,谁负责?
如果碎片属于你所在国的公司或机构,当地的法律体系将解决责任问题。
如果不是,你所在的国家可能会依赖联合国条约来追回损失。
例如,责任公约赋予相关国家在另一国的太空物体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时获得赔偿的权利。另一项名为《救助和归还协定》的条约允许政府获得归还太空物体的费用补偿。
但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厅法律和政策官员罗珊娜·戴姆-霍夫曼表示,这些条约起草于航天时代的早期,当时各国更关心的是宇航员成为战俘或技术被盗。
她补充说,这些条款现在正被应用于一个更加商业化和复杂的太空环境中。
“条约起草的方式并非如今使用该条约的方式,”她说。
因此,第一步是确认碎片来自何处。这意味着普通老百姓只能依靠政府。
在肯尼亚,当局花了数月时间才确认该金属环是发射美国电视卫星的一枚法国火箭的一部分。据法国航天局称,该残骸在坠毁前绕地球轨道运行了超过16年。
法国外交部表示,肯尼亚政府尚未正式向法国提出赔偿要求。据代表该地区的参议员丹尼尔·马安佐称,肯尼亚政府也没有向村民透露这一信息,而村民们表示撞击震裂了附近的房屋。
“政府说他们必须首先确定物体的所有者,因为那才是疏忽的源头,”马安佐说。
“但那并没有发生,”他说。“没有任何赔偿。”

2026年8月3日星期一

为什么你总是在凌晨三点醒来?

 

一名女子躺在床边,头部部分被白色枕头遮盖,双手握着枕头两侧,望向一旁。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如果大脑开始把“醒来”与“焦虑”联系起来,皮质醇便可能迅速上升,使再次入睡变得更加困难。
    • Author,昂卡尔·卡兰贝尔卡尔(Onkar Karambelkar)

你是否曾在半夜突然醒来,之后很难再睡回去?

网路上对于凌晨2、3点醒来有各种说法,例如压力、荷尔蒙、灵性因素,甚至严重健康问题。

这是个热门话题,但睡眠专家表示,在夜间醒来其实并不罕见。

英国睡眠诊所Sleepyhead Clinic总监、睡眠生理学家史蒂芬妮·罗米谢夫斯基(Stephanie Romiszewski)说:“我们一直被教导,睡眠应该是一整段不中断的。但在睡眠医学中,在夜里醒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睡眠会以约90分钟为一个循环反复进行,由浅眠逐渐进入深眠。睡眠研究人员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晚通常会醒来2至4次。

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醒来只会持续几秒钟,许多人根本不记得自己曾经醒过。

在前半夜,深层睡眠所占比例较高;越接近清晨,睡眠会逐渐变浅,即使是很轻微的干扰,也可能把人唤醒。

因此,不少人特别容易察觉自己在凌晨醒来,只是因为这些醒来的时刻刚好发生在较浅的睡眠阶段。

印度孟买RV Mind Clinic精神科医生里沙布·维尔马(Rishabh Verma)表示:“如果你平常大约晚上10点或11点入睡,那么凌晨2点到3点通常是身体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完成大部分深层睡眠。”

专家表示,真正的问题在于,一旦人完全清醒,大脑开始不停思考“自己睡不着怎么办”。

醒来就睡不回去?

与月经、怀孕及更年期有关的荷尔蒙变化,可能令女性睡眠较男性浅。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与月经、怀孕及更年期有关的荷尔蒙变化,可能令女性睡眠较男性浅。

到了后半夜,身体会逐渐开始为新的一天做准备。此时,帮助提升警觉性的荷尔蒙“皮质醇”(cortisol)浓度会慢慢上升。

正常情况下,人们不会察觉这个变化。但如果大脑开始把“醒来”与“焦虑”联系起来,皮质醇便可能迅速上升,使再次入睡变得更加困难。

罗米谢夫斯基表示:“当你意识到自己醒着时,一个心理过程就开始了。你开始把醒着和负面的感受连结在一起,接着便会拼命想让自己重新睡着。”

“你对睡眠施加的压力越大,越专注于它,就越容易把睡意推开。”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压力和焦虑,皮质醇本来就可能偏高。这种情况下,原本自然的上升幅度便可能像一个“警报讯号”,打乱睡眠。

专家表示,我们应让睡眠保持适应不同情况的能力,才能发挥它原本应有的作用。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专家表示,我们应让睡眠保持适应不同情况的能力,才能发挥它原本应有的作用。

不少人也发现,凌晨时分特别容易胡思乱想。

专家指出,在浅眠阶段,大脑负责情绪的区域较为活跃,而负责理性判断与解决问题的高阶功能则相对没那么活跃。

罗米谢夫斯基说:“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尤其是新手父母,如果半夜到早上6点之间彼此说了什么,都不要太当真,因为那时候说出来的话往往很夸张。”

除了心理因素,健康问题也可能令人难以再次入睡,例如睡眠窒息症、不宁腿症候群,以及甲状腺疾病。

生活习惯亦可能加剧情况。晚餐吃得太饱,或在傍晚摄取过多糖分及咖啡因,都可能干扰身体的睡眠讯号。喝酒尤其容易影响睡眠。

印度孟买Wockhardt Hospitals神经科顾问医生普拉尚特·马基贾(Prashant Makhija)表示:“酒精可能让你较快入睡,但约三、四小时后,当肝脏开始代谢酒精时,它反而会像兴奋剂一样,打断你的睡眠,尤其是在你原本应该进入清晨浅眠阶段的时候。”

女性更容易睡不好?

一名女子在半夜醒来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女性可能更容易出现睡眠中断,研究显示她们夜间醒来的次数普遍多于男性。

此外,虽然女性的深层睡眠时间平均略多于男性,但研究亦指出,她们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原因之一是与月经、怀孕及更年期相关的荷尔蒙变化。

不过,睡眠专家罗米谢夫斯基认为,另一个较少受到关注的因素,是女性承受的社会压力。

“现在很多女性已经成为家庭经济支柱,但同时仍然是预设的主要照顾者、主要育儿者……她们仍然肩负着大量看不见的责任。”

她指出,许多女性还会出现“睡前拖延”(bedtime procrastination)的情况,因为晚上的时间,往往是她们在工作及照顾家庭之后,唯一能够真正放松和享受自己的时刻,因此不愿太早睡觉。

她说:“身为睡眠医学临床医生,我最大的困扰是,很多女性根本没有时间做到我建议她们做的事情。”

如何重新入睡?

早上一醒来就接触明亮光线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真正有助改善睡眠的习惯,包括每天固定起床时间、一醒来就接触明亮光线等。

专家表示,我们的目标不是完全避免半夜醒来,而是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让这些醒来变得不那么令人察觉,也更容易自然再次入睡。

专家指出,真正有助改善睡眠的习惯,不是从晚上开始,而是从早晨开始建立,包括每天固定起床时间、一醒来就接触明亮光线,以及保持身体活动,都有助巩固人体生理时钟,提升夜晚的睡眠驱力。

另外,也建议只有在真正感到疲倦和想睡时才上床。

罗米谢夫斯基解释:“如果你硬是规定自己某个时间一定要上床,即使还不睏,你却期待大脑立刻平静下来,它反而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反应。因为它根本不想睡,而你又把所有刺激都拿走了,它反而开始变得更活跃。”

她也建议,半夜醒来时不要一直看钟或立刻拿起手机,因为这只会增加对剩余睡眠时间的焦虑。

如果已经醒了约20分钟,不妨离开床铺,到另一个房间,在昏暗灯光下做些轻松的事情,等再次感到睡意时才回到床上。

如果半夜醒来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持续很久,或开始影响情绪、工作及日常生活,就应考虑寻求专业协助。

但专家认为,人们最需要改变的观念,是不要再期待睡眠必须“完美”,反而要让睡眠保持适应不同情况的能力。

罗米谢夫斯基表示:“当我们试图把睡眠最佳化至近乎完美时,反而会妨碍它在生病、时差、怀孕、更年期或荷尔蒙变化等情况下,发挥原本应有的功能。”

“但我们太害怕睡不好,以致把睡眠变成了一件需要‘表现’的事。”

我们使用了人工智慧协助翻译这篇文章,它的原文是英文。在发布之前,BBC记者检查了翻译的内容。

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

中美共同的人工智能焦虑:被未来收割

 

Chris W. Kim
落地上海不到一小时,我坐在一辆滴滴的后排,司机正恳求我帮他钻公司算法的空子。滴滴是“中国版优步”,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每天要派出数千万单行程。他问我能不能取消订单,然后直接通过微信转账给他。
他解释说,现在司机太多,而活儿太少。把我送到目的地之后,系统会立刻把他派回机场,而他又得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接到下一单。如果我取消订单,他就可以排到队伍的前面。“希望你能理解,”他说。“我上有老、下有小。”
这位司机的困境让我想起了美国的DoorDash送餐员——他们的收入受到优化调度系统的控制;还有亚马逊Flex的司机,他们争抢有限的配送时段,永远不确定下一份工作何时到来。
多年来,我在美中两国生活、做报道,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互联网历史与演变的书。往返两国间,我惊讶地发现,它们竟已变得如此相似、如出一辙。在羡慕与猜忌之下,隐藏着一种共同的不安全感:技术的未来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成形,而它所许诺的红利,并非人人有份。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直被描绘成两种根本不同体制之间的较量。美国掌握着资本和芯片;而中国则调动工程人才和制造实力。美国在构建软件(企业工具和云平台)方面占据优势;而中国则在硬件领域领先(人形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美国在前沿模型上发力,其人工智能实验室豪赌超级智能的打造;中国则专注于规模和普及,其科技公司尽可能迅速地将人工智能嵌入社会的各个领域。
我们一直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理论上讲,谁搞定了AGI,谁就能通过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双重飞跃确立全球霸主地位。在播客和政治演讲中——由硅谷高管和华盛顿的政策专家塑造的叙事里——美中几乎总是在这场竞赛中“较量”、“竞争”或“胶着”。中国落后数年——不对,是落后数月;它正迎头赶上;它要赢了;它输了;它正朝着AGI全力冲刺——不对,它并没有冲向AGI;又或者,它其实是在另一条赛道上奔跑。
去年,DeepSeek R1横空出世后彻底引爆这场竞赛的叙事——据称,中国的这款开源模型以极低的成本达到了美国顶尖模型的水平。一股“羡慕中国”的情绪随即席卷美国科技界,他们惊叹于中国建造桥梁、高铁和先进原型机的速度。马克·安德森警告说,美国必须再工业化,否则就会在“中国机器人”主导的世界里落败。
左翼网红哈桑·派克在2025年手持一本毛主席语录前往中国,想看看美国可以“借鉴与效仿”之处。知名YouTube博主IShowSpeed(本名达伦·沃特金斯)直播了他的深圳之行,他在那里与人形机器人共舞,还体验了无人机送来的肯德基。正如中国人曾经对美国消费主义的丰盛景象心驰神往——那些购物中心和庞大的郊区——如今,美国人却开始痴迷中国机器人与制造业实力。
但抛开头条新闻和精剪短视频,你会发现人工智能在两国都造成了深刻的分裂。那些创造并资助技术的人把未来视为一种可以获利的承诺、一个可以被利用的机会。在硅谷,辍学创业的年轻人大谈人工智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攻克疾病。研究人员像NBA球星一样,被九位数的酬劳争抢,路边的广告牌呼吁民众“为你的AI加足马力”和“停止雇用人类”。科技从业者甚至认真采纳了中国臭名昭著的“996”工作制:早九晚九,每周六天。他们拼命工作、“锁定状态”,只为确保自己能在这场人工智能淘金热中笑到最后,成为富贵赢家。
中国的科技中心同样被紧迫感驱动。在北京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中关村,写字楼灯火通明直至深夜,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员工正在奋力击败马路对面的对手。企业互相挖角明星工程师,而自由职业的码农们消耗着数以万计的Claude代币来进行氛围编程,快速搞出产品。创业公司创始人寻找他们口中的“风口”——一个如果在正确的时机抓住,就能让企业家一夜致富的机会。他们研读彼得·蒂尔的《从0到1》(Zero to One)的中译本,并把埃隆·马斯克奉为偶像,正如一位科技工作者告诉我的,“他行动迅速,执行力疯狂,而且真的能把东西做出来。”
中国最近的一个风口是“养龙虾”——这是对训练免费开源人工智能代理OpenClaw的戏称。从业余程序员到家庭主妇,近千人在科技巨头腾讯总部外排队,给自己的设备安装该软件。用户声称,OpenClaw能帮忙搞副业、让股票回报翻倍;家长们甚至为自己上小学的孩子购买“龙虾安装服务”,生怕孩子落后于同龄人。科技公司竞相利用这种焦虑变现,向用户收取云服务器和软件使用费。“这不是‘拥抱未来’,”小红书上一个感到失望的用户这样形容OpenClaw,“这是‘被未来收割’。”
再往南,在中国硬件之都深圳,创业公司自豪地宣称自己以“深圳速度”运转,竞相将人工智能植入从咖啡机到工程吊车的一切设备之中。在这座城市举办的一个高科技博览会上(展厅多达20个,每个都像飞机库那么大),我走过一个个展位,看到了AI钢琴、AI牛肉面机、AI全息导游和AI英语家教。我在一台AI中医前坐下,它扫描了我的舌头,然后给出了诊断。一群人围着一个拳击台,为宇树科技制造的一对正在对擂的人形机器人欢呼喝彩。
 “现在的环境竞争非常激烈,”一位深圳的软件工程师告诉我。“我觉得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抛在后面。”他的焦虑并不新鲜。不稳定的工作状况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早在当前的人工智能热潮之前就已存在。但人工智能加剧了这些焦虑,也使得人们更难与之抗衡。
一系列平行的网络迷因应运而生,捕捉到这种无力感。在美国,硅谷科技精英自诩拥有“高自主性”,而我们其余的人则是注定沦为“永久底层”的“机器人”。在中国,普通打工人将自己描绘成“社畜”和“加班狗”。同样是这些工人,长期以来一直用“内卷”这个爆红词汇来表达那种被困在无意义竞争循环中的感觉。在这两个国家,对人工智能感到不满的人都把自己比作游戏中的“NPC”(也就是“非玩家角色”)。他们觉得自己就像是别人电子游戏里的背景角色,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填充这个世界,而不是去塑造它。
2025年,一群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创造了“渐进式失权”一词,用来描述未来能力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将如何悄无声息地侵蚀人类的能动性。这项技术将主导我们的核心机构,却几乎不顾及人类的价值观。尽管这被描绘成一种未来的风险,但对于一直密切观察中美两国的人来说,这感觉已经像是对当下的诊断。
两国的知识工作者都感受到了这种技术带来的监控压力。如今,人工智能被用于员工雇佣和解雇的决策。它追踪工作出勤率,预测员工的成长潜力,标记“闲散时间”,并执行纪律管理。
在办公室之外,中美两国民众都开始迷恋人工智能,将其视为提供无摩擦陪伴和情感认同的源泉,而企业现在正大规模地将情感亲密关系变现。超过70%的美国青少年报告说他们使用聊天机器人作为陪伴者,近八分之一的人将其作为心理健康支持。
同样,在中国,一项调查发现,近一半的中国年轻人曾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讨论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在一个独居正迅速成为常态的国家——预计到2030年,单身家庭数量可能达到2亿——面对日益严重的孤独流行病,人工智能伴侣已成为一种速效解药。
今年,一款名为“死了么”的应用程序非常受欢迎——如果用户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打卡,它就会向联系人发出警报——这个中文名字是对流行外卖应用“饿了么”的一种略带病态的戏仿。但是,“死了么”解决了一个严肃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独自生活,远离家人,缺乏社会支持,他们害怕自己悄然离世却无人察觉。
在一个正在加速失控的世界里,两国民众都在转向精神层面寻求慰藉和掌控感。20多岁的美国人热衷查看Co-Star这样的占星应用,这已成为一个价值30亿美元的产业。一些Z世代正在重新发现基督教,宗教保守主义重新进入了公共生活。在中国,占卜酒吧在各大城市涌现,像“测测”这样的占星应用正在走红,年轻人们甚至向DeepSeek请教,预测自己的未来。
去年秋天在北京,我参加了一场晚宴,同席的是一群二三十岁的女性,她们的谈话围绕着熟悉的焦虑:日益萎缩的就业前景(以及招聘中的恐怖故事),对约会的幻想破灭(她们中没有一个人想结婚生子),以及对八字、塔罗牌和玄学日益增长的痴迷。我问一位客人,为什么塔罗牌越来越受欢迎,她简单地回答说:“时运好的时候,没人会去算塔罗牌。”
当未来失去承诺时,过去就成了避难所。两个社会都出现了怀旧热潮,人们渴望回到记忆中那个更简单、更稳定的时代。许多中国人崇拜乡村视频博主,比如著名YouTuber李子柒,她在疫情期间因为分享自己在四川乡下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视频而爆红。在Instagram上以Ballerina Farm为名大受欢迎的一位传统主妇博主身上,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她记录了自己在犹他州的农场生活,挤牛奶,亲手为她的八个孩子制作甜甜圈。这两位女性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体现了一种想象中的田园诗篇——在那里,聊天机器人和企业都不复存在。
怀旧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它助长了曾经处于边缘的非自由主义思想步入主流。这在中国已经发生多年,网红和理论家们拒绝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走向保守的中央集权体制。在美国,我们看到像柯蒂斯·雅文这样的评论人士影响力日益增长,他主张应该废除自由民主制,代之以由首席执行官领导的君主制,而他的思想在美国的科技和政治精英中都找到了受众,从彼得·蒂尔到 JD·万斯。
面对这样一个系统,最简单的反应就是投降:接受命运,陷入对不可避免的衰退所带来的麻木之感,用中国网民的话来说,就是“摆烂”。人们很容易逃避现实世界的摩擦,躲进信息流的舒适区,向聊天机器人而不是朋友倾诉。这样一来,我们就助长了领导者利用我们的恐惧,将我们的焦虑转移到一个被网络迷因塑造的外国形象上。
与其孤立地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为什么不将社会各界人士聚集起来,重新夺回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能动性呢?我们可以寻求合作,就像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做的那样。在去年夏天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场外,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聚在一起探讨了人工智能的关键风险,呼吁国际合作,以确保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始终与人类的价值观保持一致。
科技巨头为了利润和竞争而牺牲人类尊严,工人们可以团结起来抵制这种有毒的企业文化。就在2019年,中国程序员在GitHub上发起了996.ICU运动,抗议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时间。他们得到了美国科技工作者以及从西班牙到新加坡的全球数百名科技员工的支持,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科技工作者在线动员之一。
退后一步看,我们不难发现美中竞争带来的扭曲效应。打着击败对方的旗号,这种叙事成了不要护栏、全力冲刺的借口。因为专注竞争,我们对自身的脆弱变得盲目。我们不应执迷于谁先冲过终点线,而是必须携手合作,去扶持那些被这两个国家抛在后面的人们。

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

中国知名地下教会遭匪警突袭

 

特警队员包围了坐在酒店大厅红色椅子上的信众。

图像来源,秋雨聖約教會

图像加注文字,周日的主日聚会进行到一半时,超过30位教会成员被带走接受问话。
    • Author,

中国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基督新教教会表示,他们有两名领袖被拘留,之前已有数十名包括儿童在内的信众被带走问话。

秋雨圣约教会周一(6月16日)在一份声明中称,当时他们正在四川绵阳江油进行主日聚会,期间武装警察突然闯入聚会场所。

这间2008年在成都成立的教会长期受到当局关注。中共对宗教活动实行严格管控。

创办人王怡牧师在2018年12月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被拘留,其后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非法经营”等罪名被判处九年监禁。

该教会在其于Telegram发布的声明中表示,不清楚当局在星期日拘留两名教会领袖晏鸿与吴五清的理由。中国当局至今未有回应,亦未作出任何评论。

教会亦分享照片与影片,画面显示信众坐在一间酒店大厅内,被一支特警队伍包围。

部分参加者估计,当日上午11时突袭期间,现场至少有50名警员。

教会表示,超过30名成员及领袖被“强行带上几辆警用车辆”押往江油看守所问话。整个拘留过程中,大家“团契、唱诗与祷告,直至大部分人被释放”。

其余信众——包括长者与儿童——则被留在酒店大厅内,随后执法人员对其进行了身份登记。流传的片段显示,即使一名便衣警员走上舞台,多次高声要求停止,部分信众仍继续唱诗。

有些信徒坐在椅子上,而有些人,主要是男性,则排队等待警察带走。

图像来源,秋雨聖約教會

图像加注文字,根据一些在场者估计,突袭行动期间,至少有50名警察在场。

教会表示,警方曾试图要求在大厅内的人签署一份声明(保证书)才可以离开,但拒绝透露声明的具体内容。有信众拒绝签署,最终于当日下午6时被允许陆续离开。

除了晏鸿与吴五清之外,其余被带走问话的人士亦于星期日晚上9时至11时间陆续获释。

这两名牧师过去亦曾被当局拘留,最近一次是在今年1月,当时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传唤他们。

中国当局于2018年表示,全国有4,400万基督徒,但不清楚这个数字是否包括众多地下教会信徒。

中国共产党要求基督徒只可参与由政府认可牧师带领的官方教会活动。

多年来,不少信徒转而参加被称为“家庭教会”的地下教会,但基督教团体指出,政府的管控明显收紧,拘捕行动亦日益频繁。

非营利组织“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傅希秋表示:“(星期日的)突袭再次清楚显示,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和平的基督教崇拜视为对国家控制的威胁。”

去年10月,中国另一个大型地下教会锡安教会约有30名领袖在七个城市被带走。其创办人金明日至今仍被羁押。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区副主任白舒然(Sarah Brooks)表示,对秋雨圣约教会领袖的拘留,“是中国政府打压独立宗教活动、加强国家对信仰和崇拜控制的最新例证”。

白舒然指,秋雨圣约教会的成员多年来一直遭受骚扰和恐吓,而自2019年其创办人王怡被捕后,标志着中国对基督教团体的镇压开始日益加剧。

“中国当局必须立即释放被拘留的两名领袖,停止对国内所有宗教团体的打压,并维护每个人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仅仅因为其宗教信仰而被拘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