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关于行刺特朗普的枪手,我们目前所知的

执法人员查看前总统特朗普集会上的枪击现场。   ERIC LEE/THE NEW YORK TIMES 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集会上企图刺杀前总统特朗普的20岁枪手住在匹兹堡南山地区一个相对富裕的郊区,距离集会地点大约一个小时车程。 周日,在县议会中代表该地区的丹·格兹贝克在接受采访...

2022年8月31日星期三

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是投共派


国民党改革委员会提出两岸新论述,将“九二共识”视为历史事实,引发历任前主席连战、马英九、吴伯雄、洪秀柱、吴敦义等的反对。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接受中评社访问时表示,“九二共识”应据法雄辩、据理力争,陈水扁、蔡英文没有取代方案,国民党已经拥有开创和平的途径,过去执政也有成功的经验,何必要回避?也不必心虚。

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

张荣恭表示,在两岸关系上,民族认同是最关紧要的事情,但这次打算做为国民党的大陆政策之思想与行动纲领的相关建议案,对于民族认同未置一词,是一大缺陷与遗憾,因为在民族认同之下,才有两岸和解对话、和平发展的机会。而进一步寻求和解和平的方法何在?行之有效的就是“九二共识”。现在看来,国民党内没有说要继续坚持,也没有说要放弃,所谓的建议案变得没有建议,这就很难成为指导纲领。

他说,民进党污名化“九二共识”恰好表示它是正确的。既然是正确的就仍然必须捍卫。应“据法雄辩、据理力争”,而不是采取退却的做法。他强调,民进党就是在两岸关系上无所做为,也无能做为,所以才要污名化国民党,国民党如果退却的话,就丧失了自己的强项。

他表示,有一种论调说“九二共识”是历史事实,这是蔡英文在2016年就职时的说法,意思就是要把它“束之高阁”。

张荣恭分析说,现在国民党改革委员会的建议案采取的立场,虽然对“九二共识”没有加以废弃,但倾向淡化;同时又提出四项行动,有两项是有关两岸协商的议题,一是两岸人权协议,一是海峡意外防止机制和行为准则。他说,但既然要两岸协商,没有“九二共识”做基础,大陆愿意协商吗?实在令人大有疑问。因此,他认为延续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和平与台海稳定绝对是有利的,也有助国民党再起。

张荣恭强调,过去陈水扁执政8年与4年来蔡英文执政,由于没有更高明的取代方案,所以两岸协商中断、台海动荡不安。国民党因而要求执政者要负责任,必须拿出可行的取代方案。现在国民党自己要淡化“九二共识”,那么可行的方案何在?如果没有,怎么让民众相信给国民党执政的机会时,可以有安居乐业的环境。

张荣恭表示,关于国际空间的问题,也是在四项优先行动之一,建议案提出来的是恢复“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地位。然而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主题就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是因为大陆恢复了,所以“中华民国”退出。如今宣称“中华民国”要恢复,大陆当然就得退出联合国。台湾要如何动员联合国多数会员国驱逐大陆?国民党主事者如何促使选民相信这样的主张?

张荣恭说,国民党全党要切记孙中山交待的“唤起民众”。如果不寻求唤起民众而走逃避路线,国民党就会丧失自己的优势。台北市长柯文哲尚且有“两岸一家亲”、“一个中国不是问题”的主张,国民党却连具有建设性模糊的“九二共识”都避之为恐不及,如何展现比柯文哲的民众党还更能力面对两岸关系?

张荣恭指出,台湾民众想要维持现状没有问题,但是疑惧“武统”、不要“急统”,就应反对“台独”,因为“台独”刺激“武统”,“急独”导致“急统”。而“九二共识”完全可以争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促使大陆排除“武统”或“急统”的选项,双方共创和平、共谋发展、共享繁荣。

苏联的末代沙皇死了


Mikhail Gorbach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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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于俄罗斯当地时间8月30日在莫斯科逝世,享年91岁。

和平结束冷战的前苏联领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 戈巴契夫)逝世,享年 91 岁。

1985 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在任时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他在1990年3月至1991年12月期间担任苏联总统,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1990年,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戈尔巴乔夫病逝的医院说,他身患严重疾病多年,这几年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时常进出医院。

2022年6月,国际媒体便报道称戈尔巴乔夫因肾病入院。目前医院尚未公布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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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戈尔巴乔夫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一起签署核军控协议。

但戈尔巴乔夫仍无法阻止苏联的缓慢解体,现代俄罗斯由此诞生。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称他“改变了历史进程”,全世界都在悼念他。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古特雷斯在推特发文致敬: “世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全球领袖、坚定的多边主义者和勤奋的和平倡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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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2019年在柏林墙倒塌30周年之际接受BBC采访。

根据路透社,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 普丁)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说,戈尔巴乔夫去世后,普京表达了最深切的哀悼。

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称戈尔巴乔夫为“罕见的领袖”,并称赞他是位独特的政治家,在冷战的紧张局势中“有想象力看到不同的未来是可能的”。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说他钦佩戈尔巴乔夫的勇气和正直,并补充说,“在普京侵略乌克兰之际,他对开放苏联社会的不懈承诺仍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

欧盟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赞誉戈尔巴乔夫“为自由欧洲开辟道路”,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受人尊敬的领袖”。

“我们不会忘却这一遗产。”她补充说。

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称,全世界会怀念戈尔巴乔夫在国际事务上的影响。曾在1990年和戈尔巴乔夫协商东西德合并的贝克表示,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保证了冷战的和平结束。他将戈尔巴乔夫称作“巨人”。

曾在尼克松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告诉 BBC,戈尔巴乔夫将“在历史上被铭记,他是一位开创了造福人类和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性变革的人”。

但许多俄罗斯人从未原谅他,认为他该为苏联解体负责。

俄罗斯在被占乌克兰任命的官员弗拉基米尔·罗戈夫(Vladimir Rogov)表示,戈尔巴乔夫先生“故意导致联盟走向灭亡”,并称他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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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解体30周年 莫斯科居民怎么看当年决定与今昔变化?

戈尔巴乔夫与中国

北京同莫斯科的关系曾在1950年代决裂,在那之后中苏之间长期没有互访。戈尔巴乔夫是关系缓和后到访中国的首位苏联最高领导人。

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戈尔巴乔夫到访正值天安门学潮期间,示威者当时占领了北京中心的天安门,还试图拦截车队。

当时中国官方由于抗议人群占据天安门广场,被迫改在首都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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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5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迎接戈尔巴乔夫。

在那次访问中, 提倡政治透明化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苏共总书记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与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分别举行会晤,实现了当时苏共和中共的关系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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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夫妇访华时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牵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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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会面。戈尔巴乔夫访华归国后不久,赵紫阳便因同情学潮被解职软禁。

不过,就在戈尔巴乔夫访问归国后不久,赵紫阳便因同情学潮被解职软禁。

2005年1月赵紫阳逝世后,戈尔巴乔夫曾发表声明表示悼念。戈尔巴乔夫在关于赵紫阳逝世的声明中说:“我记得我们的会面是在天安门抗议示威的背景下举行的。赵紫阳以非常关注和关切的心情对待这些抗议示威。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赵紫阳是最为同情示威者的,也是最为接受民主的。但是与此同时,赵紫阳反复重申,他同邓小平是同盟。”

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透露,赵紫阳在他们的会谈中坦诚谈到社会主义国家能否放弃一党制、实行多党制的想法。

在北京发生"六四"事件后不久,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纷纷瓦解。作为苏联共产党掘墓人的戈尔巴乔夫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此后,他于1994年访问台湾,并会见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中央社引述当年台湾总统府新闻稿档案称,李登辉与戈尔巴乔夫当时曾针对政治民主改革交换意见。戈尔巴乔夫向李登辉说:“我本人也和总统阁下一样,盼望能在不流血的状况下,完成改革理想。”

戈尔巴乔夫生平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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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成长于俄罗斯南部的农村地区。

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在俄罗斯南部的斯塔夫罗波尔( Stavropol)地区。

1955年,当他从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时,已是一名共产党员。

戈尔巴乔夫与新婚妻子赖莎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后,开始在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中迅速崛起。

当时,他是新一代的党内活动家之一,他们对苏联高层的老同志越来越不耐烦。

1961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俄共青年团的地区书记,并成为党代会代表。

1978年,戈尔巴乔夫作为中央委员会农业秘书处的成员搬到莫斯科。仅仅两年后,他被任命为政治局正式成员。

在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戈尔巴乔夫多次出国访问,包括1984年访问伦敦。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 柴契尔)对他深刻印象。 “我喜欢戈尔巴乔夫先生……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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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不吝赞美之词。

1984年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众人期待他会接替总书记大位,但病中的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却成为总书记。一年之内, 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局最年轻的成员担任苏共总书记,成为1917年俄国革命后出生的第一位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的首要任务是振兴奄奄一息的苏联经济。当时苏联经济几乎处于崩溃边缘。

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经济改革若要成功,就需要对共产党本身进行根本改革。

不过,戈尔巴乔夫也不打算用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取代国家控制。他在1985年对党代表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把市场看成是经济的救星。但是,同志们,你们不应该只想着救命稻草,而应该考虑船,这艘船就是社会主义。”

他处理政治制度停滞的另一个武器是民主。苏联第一次有了自由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但是,松绑政治制度,在庞大的苏联的不同民族中引发了骚动。1986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发生的骚乱便预告着一个动荡时期的到来。

此外,戈尔巴乔夫希望结束冷战。他于1987年和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中程核导弹条约”。根据该协议,两国的数千枚导弹退役。

他也宣布单方面削减苏联常规部队,并最终结束了苏联对阿富汗的多年占领。

但他最艰难的考验还是来自那些不情愿被苏联吞并的国家。

开放和民主导致了独立的呼声。最初,戈尔巴乔夫用武力镇压了这些国家。

之后,苏联的解体始于北部波罗的海的三个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脱离了莫斯科中。

这种态势此后蔓延到俄罗斯的华约盟国。1989年11月9日,在大规模示威之后,东德这个最强硬的苏联卫星国的公民最中被允许自由进入西柏林。

戈尔巴乔夫的回应不是派出坦克,而是宣布德国的统一是其内部事务。

1990年,戈尔巴乔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在东西方关系的根本性变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但到了1991年8月,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守旧派已经受够了。他们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戈尔巴乔夫在黑海度假时被逮捕。

俄罗斯的叶利钦( Boris Yeltsin 叶尔钦)逮到机会,结束这场政变,逮捕了政变者,也剥夺了戈尔巴乔夫几乎所有的政治权力。

2022年8月30日星期二

唐山打人事件后续:28人被提起公诉

 

视频截图显示,6月在中国唐山,两名女子在被一群男子殴打后倒地。周一,当局宣布已对该案提出起诉,作为对当地黑社会团伙犯罪活动的更广泛调查的一部分。
视频截图显示,6月在中国唐山,两名女子在被一群男子殴打后倒地。周一,当局宣布已对该案提出起诉,作为对当地黑社会团伙犯罪活动的更广泛调查的一部分。 VIA REUTERS
香港——周一,一群于6月被监控拍到在烧烤店暴力殴打数名女性的男子遭到起诉,这是对中国唐山一个当地黑社会团伙犯罪活动的更广泛调查的一部分。
十余名官员和警察也因腐败而受到调查,两个多月前,这起野蛮袭击引发了对暴力侵害女性行为的愤怒浪潮
政府强调,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与涉及黑社会团伙活动的更广泛“恶势力”有关,并淡化了袭击事件的性别因素,该事件的起因似乎是一名女性拒绝了接近和触碰她的一名男子。
6月,打人事件的监控录像在网上广为转发,其中四名女性反复被人拿着椅子击打,腹部被踢,头发被拖拽,由此在网上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女性被暴力虐待的全国性讨论。
一些人在评论中担心这些女性遭到性侵犯。还有人担心她们已经死亡。许多人批评当局行动迟缓,并对中国社会潜在的厌女情结表示担忧。
这些讨论很快就遭到审查,叙述开始从性暴力这一具有政治分歧的话题转向黑社会团体的违法犯罪问题上。最近,性别暴力案件源源不断,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共试图压制可能导致社会动荡的声音。
“今天的中共将针对社会问题和不满的抗议视为对政权的威胁,”斯坦福大学研究数字世界政治审查的副教授潘婕说。“对于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中共致力于‘引导舆论’,并将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体视为这方面的重要渠道。”
袭击发生几天后,当局宣布逮捕了几人,并表示他们正在扩大调查范围以关注更广泛的黑社会团伙暴力活动,此后便没有进一步的消息。
周一,当局打破了沉默,表示在完成广泛调查后,他们对28人涉及11项犯罪提出指控,这些犯罪可追溯到2012年,包括抢劫、开设赌场和聚众伤害。在指控陈述中,当局还表示该犯罪集团对当地社会生活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声明提到了6月在烧烤店发生的殴打事件,但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指控与此有关。声明还表示,任何与餐厅袭击有关的性侵犯和其他暴力谣言均为“虚假信息”。
在另一项仍在进行的调查中,当局表示,他们以涉嫌为被告提供保护和收受贿赂的罪名拘留了包括唐山一个公安分局局长在内的八名公务员。当局表示,还有数人也在接受调查。
7月,北京的一堂自卫课。据健身房和健身中心称,唐山袭击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咨询此类课程。
7月,北京的一堂自卫课。据健身房和健身中心称,唐山袭击事件发生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咨询此类课程。 MARK R CRISTINO/EPA, VIA SHUTTERSTOCK
当局表示,在6月10日遭到袭击的女性中,有两人一直住院到7月1日。
周一,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还发布了一段11分钟的片段,重现了殴打当晚的情况。片段中,几名警察提供了有关调查的更多细节,给出了政府对事件的看法。
该片段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警察的采访,详细介绍了他们所做的艰苦工作,并宣称当局已起获约3000份证据。
其中一名受害者短暂出现在屏幕上。她的身体背对着镜头,只有部分后脑勺可见,她描述被一名男子骚扰,然后被扇了耳光,后来在一条小巷里遭到殴打。
“好几个人殴打我们,打完说告诉我们不许报警,不许找人,否则就弄死我们,然后就跑了,”受害者在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说。
打她耳光的男子陈某也被采访。
“我们殴打几名女子了,”陈某说。
在网上,人们表达了震惊和愤怒,主要是针对警方为犯罪分子提供保护的消息。一些评论询问,为什么官方媒体没有突出报道自6月以来就没了消息的女性受害者。
一位评论者想知道,如果这一事件没有被广泛传播,还会不会有任何调查或逮捕行动。
“如果没有摄像头,如果没有这个网友,如果不公布视频,这个事情是不是就不会有人在意,女孩子就这样白白挨打,”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这段央视视频的评论区中写道。

2022年8月29日星期一

中共在文革抄家中抄得了多少钱?

 


“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也可以说是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人民币,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牛鬼蛇神”3900多万人。红卫兵抄家时,还私自批斗、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以下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处报到。

“林办”指示举办抄家战果展览会

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指示,展览会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学)、北京军区、公安部共同牵头,组织各院校红卫兵、解放军、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200余名骨干参加筹备工作。

举办这个展览会,就是要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

文革初始阶段,由首都红卫兵掀起的所谓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破四旧运动”立即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所谓“破四旧”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附中《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中。大字报把“四旧”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首都各大中院校“红卫兵”闻风而动,走上街头,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支持和拥护“破四旧”运动。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新华社22日讯”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发表《好得很》、《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由此,“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及全国城乡。

破除“四旧”首先是从道路、街道、店铺、城市设施易名开始的,继改名之后,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的正常生活习惯也横加指责,对所谓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饰、装饰等发起攻击。“破四旧”发展到极致是“抄家”狂风的刮起和肆虐。

据统计,仅1966年8月18日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9月8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9月下旬,天津市红卫兵抄家1.2万户。

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人民币,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批斗、抓人。一些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

内斗不息 展览会的筹备一波百折

举办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览,是一项政策性极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政治任务,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筹备工作。但是,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像,这个展览会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击,拼上两三个月,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但事实上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要想筹办这样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但既然“一天三变”,又有谁能“吃透和准确把握”?

鉴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有如暴风骤雨,空前激烈。参与展览会筹备工作的北京军区和公安部门的领导,本来就心惊胆战,人人自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除手持毛泽东语录,随时准备高呼“高举”,“三忠于、四无限”和“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的口号之外,谁也不敢轻易公开表态。“上边”更是三缄其口,虽然作出一定要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原则指示,在经费物资极端紧缺的情况下破例“保证供给”外,对筹办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躲不开的“请示”,便泛泛传达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坚决支持红卫兵、“要相信红卫兵”会“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带框框”、要“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大胆去干”、“不要担心出问题,天塌不下来”、“要让红卫兵抄家展览会震动全世界”等官话、空话、套话,根本拿不出具体意见。

听到这些空洞无物、“指南针朝上”的豪言壮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参展红卫兵小将们竟然盲目乐观,忘乎所以,无不欢呼雀跃,感激涕零,盛赞“党中央、中央文革、林办”对红卫兵“无限关怀”、“高度支持和信任”,感到似乎转瞬之间便可办出个“震动全世界的抄家展览”,就如同“打砸抢”一样,只要一窝蜂地上,弹指一挥间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国目瞪口呆。但实际担任展览会具体筹备任务的北京军区、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多数人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和较为丰富的阅历,对此心知肚明。“上面”调子唱得越高,大家心里越扑通,眼前一片迷茫,政治压力也愈来愈大,大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感。不少参展工作人员甚至私底下叹息:这哪里是办展览、干革命工作。分明掉进“迷宫”,在使劲猜“政治谜语”。此外,大家更为担心的是参加筹备工作的红卫兵小将大多是“尖子”人物,在“大风大浪”中都是冲锋陷阵的“头头”,不但个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比一个“政治敏感”强,还都是属炮仗的,点火就着,搞不好哪天就会“窝里反”。不用问,只要一打起“内战”,其矛头首先对准我们,非把我们整个死去活来不可。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一方面,多数参展红卫兵无不以“造反”大出风头为乐事,只要看到什么不顺眼的事,动辄“揪出”、“打倒”、坐“喷气式”、“批倒批臭”,决不赊账;连当时参展的、看似“金刚不坏之身”的“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解放军也未能幸免其难。以致连当时一位平时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部队年长政工干部。也硬被没头没脑地扣上“严重脱离群众”和“藐视造反派”的帽子,在小范围内挨了批斗。就连我这个平时被红卫兵称道“群众观念好”的“展览通”,也因“莫须有”的吃饭中的民族习惯问题,突然遭到红卫兵围攻。虽然由于我平时群众关系好,围攻只是一场似是而非的闹剧,但几个红卫兵有的突然翻脸,有的嘻嘻哈哈,其又揪又拽的阵势着实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果然不出所料,由于“高层”政治斗争波谲云诡,变幻莫测,政治风向说变就变,派性作怪,社会动乱此起彼伏,“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工作内部人员常常争论不休,很多意见根本对立。分歧愈来愈大,迟迟没有进展,半年多仍弄不出个眉目来,无法向“上级”“交账”。一些红卫兵急躁情绪点火就着,便想撒撒气,毫不客气地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长,立即组织群众批斗大会,坐起“喷气式”,对他们横加指责,吼声震天动地。幸亏这些领导早就做好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意外。好在批斗会虽无限上纲,大吼大叫,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这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责任。而且谈不上什么原则路线问题,而下一步具体领导工作还得依靠这些领导。也就走走过场,草草收兵了。但参展红卫兵内部的你争我斗、大大小小、鸡争鸭吵的辩论会、批判会几乎一个接一个,一天也没消停过。

我们就是这样头顶内战压力,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猜测谜语一样投入展览筹备工作,每天战战惊惊,时刻绷紧政治神经,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收集和交换全国最新政治路线斗争动向和小道消息,抓紧浏览刚刚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悄悄用电话打探“动态”,在小范围内分析(多数情况下是揣测)政治风向。如中央领导成员中究竟哪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哪个刚刚“靠边站”了,哪个又“悬大乎”了,等等。生怕由于耳目闭塞展出了不该展出的内容,会吃不了兜着走。一次。一位神情严肃的观众指着展板上集体照片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人像怒气冲天地指责我们:“你们好大胆子,胆敢把刘少奇的照片展出!”幸亏我们事先“过完粗罗过细罗”,对包含上百人甚至几百人的集体照片都逐个反复审核,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那张照片中的白发长者是刘宁一同志而不是刘少奇,才避免了一场重大“政治事件”。

此外,我们还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览馆出现的武斗和各种不测事件。如由战友文工团等单位“造反派”参加的、轰动一时的“北展剧场武斗”事件。就发生在我们展览会展出期间。

抄家战果堆积如山 让人大饱“眼福”

为加深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理解,特别是抄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由于头戴“林办”“光环”,身穿解放军军装,有红卫兵保驾,又配有部队汽车,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活动,出入各抄家仓库,如入无人之境。随意观看抄家实物,毫无顾忌地了解抄家情况,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资料和展品。那个时期,我们在数以百计的大专院校和基层单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如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看到被查抄的冯友兰、翦伯赞、尚钺等人的书籍(其中大量是古籍线装书和文物古董)、带有所谓“封资修”性质的私人用品;著名历史学家尚钺收藏和使用的几十把扇子也成了修正主义“罪证”。在文联看到从著名作家田汉、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从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荀慧生、白芸生家中抄出的字画和艺术品等等。

当时,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能反映到展览会中来了。在接下去的调查中,我们逐渐发现,许多所谓“抄家”大案要案,要么是夸张事实,要么就是捕风捉影。一次,听到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群众揭发并抄了家,我便立即找到居委会“造反派”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这些群情激昂的“造反派”只是听说院内一户主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现正被群众揪斗。就穿凿附会、添枝加叶地认为他曾参与杀害了李大钊。但我粗略估算,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造反派”连他当狱警的具体时间职务都没有搞清楚,所谓参加杀害李大钊的罪行,纯粹是无中生有的揣测。还有个“造反派”揭发的绰号“小台湾”的“反革命”大院,据说里面还曾有国民党“党支部”和特务活动。结果一了解,“造反派”只听说这院一户人家有本解放前的旧画册,其中有光复台湾的画页而已。像这种捕风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屡有发生。

在筹备工作中的一大收获是观看了大量“红卫兵”抄家、批斗的原始记录片。记得前后大约连续看了一个星期,每天上下午都连续观看好几个小时,由于画面内容千篇一律,到后来也见怪不怪了,一天下来,看得人头昏脑涨的。

记录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红卫兵查抄位于东城区的原“圣玛丽娅・方济格修女院”的全过程。这座修道院是当时外国人在华仅存的一座基督教修道院,实际上是供驻华大使馆子女上学的一座教会学校。因为在抄家中查抄出所使用的外语课文中有有损我国国家政治声誉的文字,并查出“间谍”证据,这家修道院的多位外国修女被勒令站在院子里接受批斗。后经有关部门确认,以“间谍”罪行驱逐出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在审查这一展览内容时,明确地告知我们:对象这种涉及“间谍”行为的人,在掌握了真凭实据之后驱逐出境。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有关国家及其驻华使馆也未提出任何抗议。只是请求我们以人道主义精神,对这些人予以适当照顾。当时的外国报纸也公开承认,“红卫兵对她们没有过激行为”。

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与珍贵文物都成为抄家战果

“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成了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历史缩影。

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其中,第一馆和第二馆分别展出了红卫兵运动的发生、发展和所谓“破四旧”运动的“辉煌成绩”。在展厅的显着位置展出了聂元梓等人所写的那张大字报和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及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和《海端罢官》等材料,并展出了清华附中等大中院校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对红卫兵“破四旧”的行为极力美化。但这些司空见惯的泛泛宣传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也引不起观众多大兴趣。

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其实,当时在这个馆里,可以说一般金银珠宝已经不足为奇了,不少展品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有的金银珠宝背后则隐藏着十分惊人的内幕和故事。

如该馆展出了1958年成立的北京原“私立志仁博物馆”的照片和部分文物,这家博物馆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是藏品水平相当高的一家私人博物馆。据该馆主人称,其馆内曾收藏各类古陶瓷文物300余件,其中相当于国宝级的一级文物30余件,二级文物50余件,其他文物也均有较高收藏价值,可以说是文革抄家物品中古董文物的“超级大户”。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公分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这几只破“碗”连吃饭都不方便,干嘛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惊得目瞪口呆,反问我,你猜猜这4件“钧窑”能值多少钱。我说撑死了也就两三千块吧。他把嘴一撇,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神秘地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能买88辆“解放牌”大卡车(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

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俱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还有人当过驻俄罗斯大使等高官。远的不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曾应邀登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节(这也成了彭真文革中一大罪状)。在其家中曾抄出三眼顶戴花翎和本应由清朝政府保存的中印边界走向定位重要地图(这张地图上清楚地标明根本没有英国殖民者强加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副本。据说当年中央档案馆只有记录,但未找到原件。周恩来1958年号召民主人士捐献文物古董以支持国家博物馆事业,还特别提到有关中印边界地图等资料。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否则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许多重要历史资料和有价值的文物。

江青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出面称赞红卫兵运动

经过半年多艰苦奋战,到1967年春末夏初,筹备工作总算有了点模样。但展览中有些重大问题却久久争执不下,仍然难以定论。况且。这个触动文革政治神经的大型展览,毕竟触及到国内外特别是兄弟党之间方方面面的尖端问题,其中有些问题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开展出,非要请“最高权威”过目并拍板定案不可。在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突然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特大“喜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将要集体接见“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帮助解答有关问题。

那天下午,我们按要求提前吃过晚饭就在展览大厅整齐列队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点多钟,终于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等来了,只见陈伯达带队。江青、张春桥、康生、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齐走进会客大厅。与此同时。闻名全国的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一批首都红卫兵领军人物也一齐到达,等待接见。

但当时领导宣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只能在此逗留一个小时,并宣布规定:首长只在会客厅内直接接见展览会主要领导成员(各馆只能有两名“馆长”参加)和上述几个红卫兵“头头”,其他人员一律在大厅原地“迎候首长检阅”。在我认为无权进入主会客厅的时候,馆领导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做好直接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见面的准备。这使我颇感意外,我连忙挤到前列,进入了警卫森严的会客大厅。

原来,我所在的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馆,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问题最多的一个馆,而且许多问题都涉及到中共与其兄弟党之间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这在当时许多重要领导都“靠边站”、很难找到主要领导敢于正面解答且保密性极强的情况下。是极难得的一次“请示”机会。恰巧那天晚上,我们第四馆主管业务的红卫兵小将因从未接触过如此重大场面,高度紧张,转瞬之间竟把该问的问题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急得直跺脚,还掉下了眼泪,这才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见面“机会”。

进入会客大厅,只见一片灯火辉煌,在新闻电影制片人员耀眼的强光灯照耀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们个个脸上泛着罕见的红光,一副春风得意的神态,颐指气使,与到场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馆领导侃侃而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首长们”保健极为出色,个个容光焕发,面色红润,神采奕奕,除康生之外,几乎每位“首长”脸上连一条皱纹都见不到。即使是康生也是一副“童颜鹤发”的神态。特别是最后进来的江青,时年已近60岁,但红光满面,脸上找不到一条皱纹。为验证我的视力,我当时特地把到场的、血气方刚的、经常游泳的红卫兵小将与“首长”面色作了近距离对比,可以说没有一个红卫兵的脸色能与“首长们”相比的。

我赶紧主动向江青提出有关展览中十分敏感的涉外问题:一是如何处理中共兄弟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问题。据有关方面提供的“内部消息”,当时在报纸宣传与中共关系亲密无间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就对文革始终不公开表态。如果展览一点不反映,与报纸宣传反差太大,担心观众会引起疑问;其次是当时《参考消息》上刊登过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少数“红卫兵”,他们也手拿“小红书”,戴着与我们相同的红色臂章,有的还声称要“造反”。对这方面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江青虽然身居高位,但显然也不敢对此随意表态,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几句牛,说:“是啊,我们的红卫兵运动是了不起啊,各国反动派都害怕呀……”并说了些文不对题的原则话,最后见实在推脱不了,只好推说:“你们去找康生同志吧,康老是这方面的专家。”康生也没有当场回答我的具体问题,只原则地说:“你们可以找中联部的同志嘛,请他们帮助解答。他们有责任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尽管有关随行人员一再催促,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接见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大大超出了原来的安排。

深夜,当我们将上述情况和康生的“指示”电话通知中联部有关同志后,他们立即回电话,让我们立即再次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指示逐字逐句转达给他们,并立即召开了部长联席会议。一再嘱咐我们,第二天一早一定带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接见时的所作指示的原始记录文字材料去中联部,共同研究如何落实首长指示。我只好又熬了好几个小时,整理记录文字。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我是从始至终的参加者之一。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参加的一次极为特殊的展览会。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极为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