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注定充满争议，毕竟有日本人深爱《红楼梦》——后文中也会提到一位。
但这确实是我切身感受到的普遍现象。
因工作的关系，我结识了许多日本友人。
每当聊起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他们或多或少都能谈上几句，也不乏极喜欢的人；可是一提到《红楼梦》，大多数人竟然闻所未闻！
对于这个困惑，AI助手们常给出＂文化差异＂、＂翻译难度＂等泛泛之谈，总让人觉得隔靴搔痒。
4月21日出差，因忘了携带一本事先从公司借好的书，便在虹桥机场的书店里买了本胡适先生的杂文集子——惭愧得很，除了他的红学研究之外，我还没有诚心读过这位大师的其它著作。
上了飞机没过多久，便在《归国杂感》（原载于《新青年》第4卷1号，1918年1月15日）这一篇里看到胡适先生感叹“上海的出版界，中国的出版界，这七年来简直没有两三部以上可看的书！”
后面又写他去调查市上最通行的英文书籍，最后提到了中日的差距：
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日本东京丸善书店的英文书目。那书目上，凡是英美两国一年前出版的新书，大概都有。我把这书目和商务书馆与伊文思书馆的书目一比较，我几乎要羞死了。
这段百年前的吐槽，突然让我联想到《红楼梦》向日本的传播史。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也即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狮子号”“豺狼号”等在浙江舟山登陆的同年，“寅二番船南京”从浙江乍浦到达日本长崎，船上载有中国各种图书六十七种，出纳账目录上第六十一种是“《红楼梦》，九部十八套”。
此时距程伟元、高鹗木活字排印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仅两年。
胡适若知此事，怕是更要感叹日本在那时引入外国著作的效率就已经如此之高了。
据记载，此书在日本确实赢得一些＂真爱粉＂。
天保七年（即公元1836年）3月28日，日本江户时代著名的畅销小说家龙泽马琴向桂窗苑书翰借阅《红楼梦》的信上写道：
近期，我忽然要读《红楼梦》，便到四方书店购买。不巧，均已售空。无奈，只好借您珍藏的《红楼梦》暂读，实为抱歉。二函都寄来更好，一函一函地借阅亦可。眼下正值暑期，很想借机一读，望在六月中旬，您方便的时候寄来为好。多有叨扰，致歉。
龙泽马琴借到书后读了很长时间，他于天保十年（即公元1839年）八月八日给桂窗苑书翰致信：
恩借《红楼梦》一事，不胜感激之至。我力争年内奉还。筱斋翁江的书信中亦有此项的记载：这不是一本须臾不得离开的书，很早就搁置在那里。不久，择一适当时机，敬请收执。我十分敬佩您的热心诚恳。怎奈老眼昏花，小字唐本读起来十分吃力。
前几天晾书时，偶翻《二度梅》，虽说读来十分吃力，却爱不释手。《红楼梦》亦如此，都是些我爱读的书。待来年春暖花开时，抽暇一一细读。以前曾用一年的时间读过，今已遗忘大半，不再读实在遗憾。只要您不催还，我是一定要从容读下去的。谢谢，再叙。
老眼昏花的龙泽马琴，不惜花数年时间直接读中文本（唐本）的《红楼梦》。
明治十年（1877年），东京外国语学校把《红楼梦》定为语言教材。
然而，这些都难掩整体冷清。
黄遵宪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日本，在驻日四年期间，他发现日本人读过《红楼梦》的很少，乃极力推荐，称“《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
黄遵宪的发现跟一个半世纪后我的困惑竟不谋而合。
三
那天下了飞机，公务完毕，晚上朋友们小聚。
在座的一位日籍高管SH先生，在中国留学、工作多年。我们聊工作，聊中日教育制度的差异，后来就聊到了小说。
然而，他从没听说过《红楼梦》。
次日晚餐，再遇两位日本友人。
不同的人物，同样的场景。
我和在座的中国同胞一边用手机打出“红楼梦”这几个字，一边试图简单提示小说内容。他们都是一脸的茫然。
直到我说，有点儿象日本的《源氏物语》，他们才做恍然大悟状。
当我再次提到自己的疑惑时，同胞DL很认真地说：“可不可以这么理解：《红楼梦》以女性为主，偏柔弱。日本人更喜欢《三国》《西游》《水浒》这些有抗争精神、英雄主义的著作？”
嗯，不愧是女性的犀利直觉！
可《源氏物语》也是女性为主的啊，连作者都是女性，为何能在日本经久不衰？
AI们的回答大意是：
日本古典文学（如《源氏物语》）同样注重细腻的情感描写，但更偏向含蓄内敛的“物哀”美学，而《红楼梦》的宏大叙事和复杂社会关系可能显得冗长或难以适应现代日本读者的阅读习惯。
坦白地说，我觉得这个观点前半段看不懂，后半段难苟同。
回到酒店，翻开胡适先生的杂文集，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于《现代评论》第83期，1926年7月10日）这一篇，看到：
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一语点醒梦中人。
四
《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故事背景分别是三国、唐、宋，书籍则在十七世纪传入日本。这些均发生在日本对外学习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的时代。
这些典籍，经过引进消化吸收，可以说已经融入了日本的文化血脉。
然而从十八世纪开始，日本通过荷兰学习西方科学、医学、技术等，“兰学”渐兴。他们的学习对象开始转向“不知足”的西洋近代文明。
之所以通过荷兰，是因为那时候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仅允许中国、荷兰商船在长崎出岛进行贸易。荷兰因为不传播基督教且注重商业贸易，成为日本接触欧洲文明的唯一渠道。
而十八世纪末才面世的《红楼梦》，恰恰充斥着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知足”。比如第二回智通寺的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便是劝人知足。
所以尽管《红楼梦》刊印两年后即抵达长崎，除了一些精通汉文的学者以外，受到普遍的冷遇就是很可以想象的了。
转眼进入十九世纪，日本一步步成为世界强国，甚至喊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而中国则沦为任列强欺辱的东亚病夫。
从这样的大清国原产的“柔弱”“知足”的《红楼梦》，即便被黄遵宪们吹嘘为“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想来已很难融入日本的文化血脉中了。
倒是在大清国乏人问津的《海国图志》（魏源，十九世纪中叶），旨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尽显“抗争”“不知足”，却在日本引发巨大反响，成为推动日本近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或许，当某天日本也经历＂眼前无路想回头＂的文明反思时，《红楼梦》的美才会被真正𢤦得。
我这样从历史的大尺度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不喜欢《红楼梦》”，想来也必定会有争议。
那就算是抛砖引玉吧，期待更多视角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