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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对美右翼媒体攻势:赖清德与萧美琴的外交新策略能成功吗?

  图像来源, Chen Lin /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 Taiwan 图像加注文字, 萧美琴与特朗普第一任的白宫首席策略长班农节目《战情室》(War Room)共同主持人娜塔莉·温特斯(Natalie Winters)在台北会晤并接受专访。 Ar...

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

台湾的对美右翼媒体攻势:赖清德与萧美琴的外交新策略能成功吗?

 

萧美琴与温特斯

图像来源,Chen Lin /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 Taiwan

图像加注文字,萧美琴与特朗普第一任的白宫首席策略长班农节目《战情室》(War Room)共同主持人娜塔莉·温特斯(Natalie Winters)在台北会晤并接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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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于今年强势回归白宫之后,在更加诡谲的美中台地缘政治风云中,台湾总统府逐步在发动一场针对美国右翼媒体的政治游说。

本周,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与特朗普第一任白宫首席策略长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播客节目《战情室》(War Room)共同主持人娜塔莉·温特斯(Natalie Winters)在台北会晤并接受专访。

在此之前,台湾总统赖清德于10月初在台北接受美国广播节目主持人巴克·塞克斯顿(Buck Sexton)及其胞弟小梅森·塞克斯顿(Mason Sexton Jr.)、克兹·塞克斯顿(Keats Sexton)主持的《克莱·特拉维斯和巴克·塞克斯顿秀》(Clay Travis and Buck Sexton Show)的独家访谈,而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亦曾在6月接受美国军事播客主持人肖恩·瑞安(Shawn Ryan)的专访。

而时任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李问5月在美国保守派媒体《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1982年韩国统一教文鲜明创立)亦表达台北对深化台美关系的信心。

赖清德与萧美琴二人将罕见的专访机会给予美国主流大媒体之外的媒体,这场攻势的核心动机何在?台北是否希望吸引并说服铁杆共和党选民,强调台湾的战略与经济价值,让他们视援台为“美国优先”的投资,而非无底洞负担?

抑或,这是更为微妙的布局,旨在间接融入特朗普的政治生态圈(political ecosystem),透过培养其支持者的善意,强化非正式管道的影响力? 或者如批评者所讲,这是否仅是短期的公关操作 ?

譬如,有一位台湾官员今年10月向路透社披露说,“我们无法直接打电话给特朗普,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式与他沟通。”此外,一位美国官员也向路透社称他们鼓励台北接触“新媒体”,以触及“真正的美国人,而非自由派菁英”。

对此,美国智库“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兼任资深研究员蓝若思(Elisabeth Larus)教授向BBC中文解释,称这确实是赖清德的策略性举措。她强调,尽管这些播客被标签为“右翼”,但赖清德与萧美琴二人接受专访的播客和节目在每天能接触到约8000万的听众、观众或订閱者。

她指出,《克莱·特拉维斯和巴克·塞克斯顿秀》每天能够吸引近1000万听众;《肖恩·瑞安秀》是美国第六受欢迎的播客,拥有约4200万的订閱者;班农的《战情室》截至目前有6414集,自推出以来声称获得多达2900万的播放量,属于排名前10的政治播客。这些数据显示,这些节目吸引大约33%的美国选民或23%的美国人口,即有大量潜在受影响的人群。

事实上,回溯2024年美国大选,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交易外交”风格让台湾忧心自身在中美博弈中的定位,因爲他曾暗示对华让步可能牺牲台湾利益。因此,台北此时转向“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阵营。

对此,英国诺丁汉大学(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苏利文教授(Prof. Jonathan Sullivan)向BBC中文分析表示“民进党已全力押注美国”。他说,民进党视其为维持台湾民主自治的唯一策略。

但苏利文教授强调,这项决定的后果之一,“便是台湾必须仰赖特朗普的善意——对台湾而言,这是极其艰难的处境,迫使台北不断让步、展现忠诚,并试图抓住特朗普那飘忽不定的注意力。”

台湾政治大学外交学系黄奎博教授也向BBC中文分析说,对美国外交本来就是各党各派都要接触。他批评称,“民进党之前太过于偏向自以为理念相近的民主党,所以现在吃了亏”,因此急着跟共和党加强关系。

曾任国民党副秘书长并研究美台关系多年的黄教授指出,美国国务院前资深顾问克里斯蒂安·惠顿(Christian Whiton)所指出有关台湾驻美代表处自2025年5月起,以每个月6万美元的费用,雇用亲特朗普的的政治公关公司“巴拉德合作伙伴”(Ballard Partners)来加强台美关系。他批评说,虽然说赖政府业已正在调整方向,但是更重要的事还是应该要站在台湾人民最大的利益去对美交涉。

赖清德与塞克斯顿

图像来源,Liu Shu fu /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Taiwan

图像加注文字,10月,赖清德接受美国广播节目《克莱·特拉维斯和巴克·塞克斯顿秀》(Clay Travis and Buck Sexton Show)主持人塞克斯顿的专访

苏利文教授则向BBC中文强调,“赖萧”二人频繁出现在“合特朗普口味”的媒体上,是希望并在“特朗普世界”中营造“亲台”氛围。鉴于右翼播客主持人曾在特朗普选战中扮演关键角色,透过这一领域寄望接触特朗普,情有可原。

他指出:“此举即便并不高雅(decorous),但世界上每个国家——除了中国——都在尽其所能地迎合特朗普,而台湾的需求和脆弱性比大多数国家更大,因此这样的策略对台湾是否有好处在台湾内部仍有高度争议。”

亲身接触与论述输出——台湾与美国右翼选民

2025年以来,台湾总统府的右翼媒体攻势可谓密集。首当其冲的是台湾总统赖清德在10月7日接受《克莱·特拉维斯和巴克·塞克斯顿秀》访谈。这档美国保守派广播节目,每周吸引超过500万听众,主持人巴克·塞克斯顿以直率的反中立场闻名。

赖清德在节目中直言:“如果特朗普总统能说服习近平放弃对台湾动武,这将是值得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贡献。”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热议:一方面被北京斥为“卖身求荣”;另一方面却在MAGA圈内赢得赞誉。

台湾副总统萧美琴的行动同样积极。她在6月接受前海豹部队成员转型的播客主持人肖恩·瑞安访谈时,有一半时间聚焦在半导体,一半则在军事。

美国海军陆战队出身的瑞安制作的播客节目以美国退伍军人听众为主,萧美琴因此就乌克兰战争分享台湾的“不对称作战”策略,并提及美国对台军购的重要性等等。她又对瑞安强调,以南海为例,“中国的扩张意图并不仅限于臺湾,他们有更强烈的全球野心,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这次访谈播出后,瑞安在X(前Twitter)上转发片段,获得不小回应。近期,在11月底台北的班农“战情室”特别节目中,萧美琴与班农的共同主持人娜塔莉·温特斯对谈。温特斯以反全球主义闻名,萧美琴借机批评中共的“一带一路”为“债务陷阱”,并呼吁“美国应视台湾为印太版的以色列——一个能独立作战的堡垒,共同对抗极权扩张”。

有分析称,这些互动并非孤立事件。据路透社10月的分析,台湾自2024年底起,已系统性接触多位MAGA影响者,原因是台湾的“疑美论”闹得风风火火,台湾官员甚至忧虑特朗普会在抵达韩国后与习近平的会晤中牺牲台湾的利益,因此透过这些媒体游说,强调美台防卫关系并寻求共和党人的支持。

无论如何,分析“赖萧”二人与美国MAGA派的专访内容上,一致强调两大主轴:一是经济互惠——譬如台湾承诺扩大对美投资,如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的晶圆厂扩建;二是战略价值——将台湾定位为“反中前线”,而非被动受害者,并以乌克兰战争为例,表达台美民主同盟的共同价值观。

问题是,这个战略的效果几何?能真的接触到特朗普吗?

对此,蓝若思教授向BBC中文强调,参与这些不同的播客不太可能影响特朗普或获得他的善意,“而是更有可能影响美国公众”。

她分析,美国选民可能会要求他们各自选区的国会议员支持台湾。因为在历史上,美国国会曾对台湾民主表现出强烈的支持和防卫立场,赖清德和萧美琴参加这些受欢迎的播客,更有可能影响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因为这些国会议员会更容易收到这些播客粉丝选民的要求。

从数字来看,2023年的皮尤大型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台湾的正面观感为66%,共和党人略低于民主党人(64%对70%),但整体支持台湾维持现状或独立的倾向明显。2024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调查显示,共和党人对台湾的“温暖感觉”为54%,低于民主党的62%,但共和党人更倾向支持“优先防卫台湾”(共和党的43%对民主党38%)。

特朗普选民
图像加注文字,MAGA选民是特朗普的大票仓

台湾的“疑美论”与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

为何赖清德政府执意如此?有分析称根本动机在于应对特朗普的“交易外交”风险。这都基于一些智库报告——特朗普第二任可能将台湾视为中美谈判筹码,类似2018年的贸易战。 因此,透过媒体攻势,台湾试图从铁杆共和党选民渗透美国政治,让美国人或白宫相信“援台=反中=美国利益”。

这与乌克兰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被部分MAGA派视为“民主党的欧洲泥沼”,耗费数百亿美元却无经济回馈。 台湾则强调“互惠”:如扩大《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联合研发AI武器,确保美国“不亏本”。事实上,2025年美台军售额已达180亿美元,较乌克兰援助多出30%。

不过,英国诺丁汉大学苏利文教授则向BBC中文分析,这样的策略对台湾是否有好处在台湾内部是高度有争议的。他向BBC中文强调,台湾反对党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把台湾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美国身上是一种冒险。

在拜登(Jod Biden)时期的美台关系“坚如磐石”的支持下,这种“疑美论”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而在特朗普时期,“疑美论”则更具说服力——尤其是特朗普持续向台湾施压出售昂贵的武器系统、试图掌控半导体产业以及对台宣布20%的关税,并且目前与习近平相处融洽。

但苏利文同时强调,赖清德已决定“抗中、保台”到底,所以他现在只能走“亲美”这条路。“赖总统希望通过新的国防开支以及放弃一些台积电的利益等向特朗普示好,能够获得特朗普的支持——而没有这一点,赖政府的处境就会非常艰难”。

苏利文举例说,已经有63%的台湾人对他的两岸关系处理不满,这就是为什么名义上的“进步派”在强调自由民主价值的同时,仍然渴望与特朗普及其右翼媒体粉丝“攀交情”。

美台国旗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有分析称,赖政府面对中国施压,选择“亲美”路线。

美国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台湾研究讲座主任、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Ryan Hass)也在台媒专栏强调,对特朗普外交的任何预测都必须承认特朗普是个冲动且自信满满的政治人物。

何瑞恩说,特朗普相信他能与习近平达成“大协议”,视奉承与让步为与习近平谈判的首选工具。因此,在此背景下,台湾需要保持灵活性,在向美国呈现其价值主张时更是如此,因为民主对抗专制的重复宣示无法打动特朗普。

无论如何,台湾总统府对美国右翼媒体的攻势,标志着一个在强国狭缝中的台湾在巨变时代的应变战略及艰难处境。赖清德政府的战略锁定让特朗普强势回归白宫的铁杆共和党选民,重新定义台湾为“美国利益的延伸”,更在“特朗普2.0”时代与中国关系几何的阴影下,冀盼稳住美台关系。

然而,随着中美贸易战持续,两国边打边谈判,赖清德接数特朗普及其选民的策略或许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的考验——如果特朗普推动与北京的“大和解”,台湾能否维持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此外,台湾内部的“疑美论”又持续不满并打击台湾现在明确的“亲美”路线。但无论如何,这波操作已证明:政治外交确实不只是靠峰会,对台湾这样在主流外交边缘的政权而言,更靠叙事与舆论。

2025年12月7日星期日

在美國蓋晶片廠很難的1萬8千個理由


圖為台積電亞利桑那廠施工,攝於2022年。(路透)

在鳳凰城北緣的索諾蘭(Sonoran)沙漠上,台積電TSMC)正在把一片原本空無一物的荒地改造成美國最雄心勃勃的先進製造基地。這座耗資高達1650億美元的大型廠房,被視為華府建立半導體自給自足能力的核心工程。然而,這項被視為攸關國家安全的計畫,並不是美國企業主導,而是依賴台灣的技術、資金與供應鏈

為支援這座晶片廠,包含材料、零件、工程與化學品供應的數十家企業也同步前往亞利桑那州,追加投資超過400億美元,形同把一大塊東亞供應鏈「搬進」美國內陸。由於美國最後一座同等規模的先進晶片廠已是2013年的事,美國如今已無法獨力建置如此複雜的系統,凸顯美方在關鍵產業技能上的巨大缺口。

紐約時報5日刊出標題為「18,000 Reasons It’s So Hard to Build a Chip Factory in America」的專題報導,記者古德曼(Peter S. Goodman)是25年的資深產業記者。報導指出,這場跨太平洋移植工程並不順利。從建廠初期開始,台積電便受到美國制度的重重牽制。與台灣「單一主管機關核准」的模式不同,亞利桑那州牽涉市、郡、州、聯邦各層級的繁雜許可程序,許多規範甚至不存在,迫使台積電自行草擬1.8萬條規定,光是法遵成本就高達3500萬美元。業界人士形容,美國官僚制度正全面拖慢建廠進度。

地方社區反彈也成為另一道阻力。封裝大廠Amkor原本計畫在台積電附近設廠,以承接AI時代所需的先進封裝需求,但居民擔憂化學物質、運輸車流與水資源消耗,組織大規模抗爭,最終迫使Amkor撤往更偏遠地區。這場衝突說明,美國製造業不僅面對成本與技術挑戰,還必須穿越地方政治的層層關卡。

即便工廠如期興建,人力仍是另一個瓶頸。兩年前,台積電發現美國工人缺乏安裝先進設備的專業經驗,只能從台灣調派500名技術員支援,引發美國工會強烈反彈。隨後,又有美籍員工提告,指控台籍主管排他、溝通使用中文、並忽視安全警示,使文化差異與人力訓練問題在企業內部持續發酵。

這些混合了制度壁壘、文化碰撞與技術斷層的問題,也凸顯美國試圖重建製造業的矛盾。川普以關稅和壓力推動企業回流,拜登則以《晶片與科學法案》提供大量補貼,兩任政府都把半導體視為核心戰略。但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早在三年前就警告,美國製造成本比台灣高出五成,若缺乏配套,「恐怕是一項昂貴而徒勞的嘗試」。

另一方面,台積電之所以踏入亞利桑那,並不是因為美國具備優勢,而是來自客戶的地緣政治壓力。包括蘋果、輝達等科技巨頭擔憂台海局勢,希望部分產能移出台灣,以降低供應鏈風險。這股外溢需求,推動台積電同步在德國、日本擴張,使美國成為全球晶片版圖的其中一塊拼圖,而非成本或效率最理想的選項。

儘管挑戰重重,AI需求仍讓這座沙漠基地承載美國的高度期待。輝達執行長黃仁勳日前親臨鳳凰城,宣布先進AI晶片將在此量產,並稱「這只是開始」。但在熱烈歡呼之下,美國是否真的能克服制度、人才與社區阻力,讓這座「矽沙漠」真正具備全球競爭力,仍是一場未完的考驗。

 


2025年12月6日星期六

Face Book 是最大的詐騙平臺

 

小红书应用程式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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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湾有300万小红书活跃用户,以年轻人和女性为主,他们12月4日起点选小红书应用程式页面,将会呈现网路转圈圈或连结不上的状态。

禁令引发巨大争议,不少台湾小红书用户表示反对,指使用该平台是看美妆、旅游、生活或女性主义等非政治类内容,未来恐怕要“翻墙”,在野党也质疑当局以打诈为名“筑起网路长城”。

有学者对BBC中文分析,由于小红书等中资应用程式目前在没有“落地台湾”,这次限令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亦有专家点出,此事触及到两岸“法律管辖权”的敏感议题。


小红书涉诈金额有多少?

台湾内政部警政署12月4日召开记者会,以“诈骗攀升”及“资安检测不合规且无回复改善要求”为由,即日起针对小红书,发出限制令,暂定为期一年。

内政部警政署指,针对资安检测不合格及涉入诈案数量攀升,台湾政府在今年10月14日发函要求改善,但小红书母公司在20日之内期限内未有任何回覆。

内政部依《诈欺犯罪危害防制条例》第42条“诈欺犯罪防制紧急事件”规定,对小红书应用程式发出“停止解析及限制接取”的行政处分,启动相关技术屏蔽小红书。至截稿前,小红书未有公开回应事件。

据台湾警政署统计,小红书在台涉诈去年有950件、总财损为新台币1亿3290万余元(约美元424万元;人民币3000万元);今年1至11月有756件、总财损达新台币1亿1477万余元(约美元367万元;人民币2600万元)。

End of 热读

两年合计共1706件诈骗案,造成近新台币2.5亿元(约美元800万元、人民币5600万元)财产损失,涉诈手法包含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假交友、色情应召诈财等。

警政署公开数据则显示,台湾今年11月平均每日的诈骗财损为近2亿。换言之,小红书2024及2025年的两年诈骗财损总额,仅相当于台湾每一日的总额。

根据台湾数位发展部网路诈骗通报查询网,Facebook录得最多诈骗案

图像来源,台灣數位發展部網路詐騙通報查詢網

图像加注文字,根据台湾数位发展部网路诈骗通报查询网,Facebook录得最多诈骗案

台湾数位发展部“网路诈骗通报查询网”也显示,Facebook仍是诈骗媒介的最大宗,该平台过去30天共有51,468件;Threads列居第二(10,232件);Instagram列居第三(6,862件)。小红书的两年1706件,远远不及Facebook一个月的案件数量。

针对为何美国、日本企业旗下平台诈骗案件数量远超小红书却未遭限制,台湾“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表示,Facebook、Google、LINE、TikTok等其他跨国平台,皆已配合台湾法令设置“在台法律代表人”,而小红书却没有,因此执法单位无法调閱资料、协助民众追查犯罪成员,“严重侵害中华民国的数位主权”。

台湾人权促进会副秘书长周冠汝对BBC中文表示,台湾政府“以诈防条例”停止解析小红书,虽在法律依据上无问题,但当局没有具体交代小红书的违法全貌、与小红书沟通的情形等,因此难以判断全网封禁“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路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曾怡硕向BBC中文表示,他过去都反对以“认知作战”为由封锁中国应用程式,但如今当局以诈骗案件已有“具体事证”,仅依法行政要求小红书配合打诈调查,属实合理,“基本上已符合法律要件的话,政府就是去执法”。

淡江大学兼任教授、政治评论员方恩格(Ross Feingold)则告诉BBC中文,此次限令虽确有法律依据,但若要以资安理由落实封锁,台湾政府还需更多沟通说服,“否则许多人都会认为这不是资安问题,而是政治动作,是因为两岸问题”。

是否打意识形态?

社交媒体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小红书自2013年在上海成立,被称为“中国版改良的Instagram”,以女性用户居多。

目前台湾有300万小红书活跃用户,约每十人就有一人使用。据台湾传播调查资料库,台湾国高中生有85%使用Instagram,82%用Facebook,小红书则为29%。

禁令出台后,有人在社群媒体Threads上表达支持,指“有疑虑的东西不要用,何况是敌国”、“细腻版的统战”。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使用小红书主要是看美妆、穿搭、旅游、追星等非政治类内容,指该平台的氛围比较“女性友好”,“没有乌烟瘴气的口水,也不用被男凝(male gaze)骚扰”,甚至是在小红书获得“女性主义的启蒙”。

有网友询问“有没有VPN推荐”可以翻墙继续使用小红书,也有人质疑禁令是否“违宪”,并称“真正的风险不是‘禁小红书’,而是‘我们默默接受了政府可以开始管制我们的资讯入口’。只要接受了第一个,之后要禁什么就变得非常容易”。

除了用户本身,小红书禁令遭在野党批评。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发文表示,小红书在众多社群平台中是公认最无涉政治,民进党政府假借打诈构筑网路长城,以国安为由箝制台湾引以为傲的网路自由,“从封杀中天、到现在封禁小红书,民进党终究活成了自己过去最讨厌的样子”。

民众党表示,按照政府的逻辑,交友软体Tinder一样没在台落地且有高达790件诈骗案,质疑内政部是否也要同时禁止相关平台,“民进党是真的有心打诈?还是只会打意识形态?”。

总统府发言人则表示,尊重内政部的决策。民进党立委沈伯洋也发帖支持禁令,表示台湾必须守护好整个数位边界,包括资安、诈欺、儿少隐私和“资讯的操作”,“我建议可以有更多行政措施,也要继续跟社群平台攻防”。

台湾的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就强调,封锁小红书的处置乃针对诈骗、假讯息等问题,“这个不是与两岸有关的”。

此前,中国的《观察者网》曾引述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民进党的藉口是“资安”,暴露的是他们内心的“不安”,“他们害怕台湾民众透过各种方式了解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害怕自己费尽心机构建的‘资讯茧房’被打破,害怕两岸同胞藉由资讯互通增进了解、走近走亲”。

资安疑虑

小红书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黄兆年接受BBC中文访问时分析,社群平台上诈骗及假讯息猖獗,政府一般的管理方式是要求跨境平台业者“落地台湾”,并纳入台湾法律管制,当局也可依法要求业者配合假讯息及诈骗相关调查。

然而,目前小红书并无落地台湾,也不受台湾法律管辖。黄兆年认为,政府颁布一年的限令已是在现有的政策工具之中“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算是“相对有所节制”的管制措施。

针对资安问题,黄兆年也强调,台湾政府在颁布限令的同时,也必须积极充分做足社会沟通,尤其提升民众对于中国体制特殊性的识读,例如中国平台需要遵循当地《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要协助政府做内容审查、必要时提供用户资讯等。

“这是中资业者不得不配合去做的事,与本土或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APP有本质上的不同。”

此前,台湾国家安全局针对中国应用程式的资安检测,共计15项的检测,包括蒐集位置、蒐集通讯录、蒐集剪贴簿、蒐集截图、读取装置上储存空间、过度填写个资、过度要求权限、强迫同意不合理隐私条款、未充分保障个资权利、未启动时上传非必要个资、迳向第三方软体开发套件(SDK)共享个资、封包有无导向中国境内位置、蒐集程式清单、蒐集设备参数、蒐集脸部资讯。

中央社引述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指,小红书在上述15项检测“全数不合格”,而其他中国应用程式抖音、微博、微信及百度云盘,也普遍有蒐集敏感性资讯和数据回传等六大资安风险。

报导引述数发部常务次长叶宁强调,若应用程式的营运环境在中国,中国政府可依法要求企业将用户资料提供给国安、公安及情报工作部门,因此台湾用户的个资,可能被中国特定单位蒐集及运用,带来隐私与安全高度风险。

台湾数位发展部2022年已将小红书、抖音及TikTok(国际版)列为“危害国家资通安全产品”,公部门相关设备禁止下载使用,惟私人的设备不在此限。今年7月,内政部再下令所属人员彻底卸载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及百度云盘,理由是这些中国应用程式会搜集手机所在位置、抓取截图及录影等资料,造成国安危害。

司法管辖权

小红书母公司总部位于中国上海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这次事件也触及到更敏感的“司法管辖权”问题。

台湾政府曾在10月14日透过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向小红书母公司中国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发出的改善要求。海基会是依《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成立的机构,在涉及公权力的事项中,受台湾政府所委托及授权直接与中国大陆就进行联系与协商。

小红书对台湾当局的要求“已读不回”,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挥官马士元提到,中国公部门多次开罚小红书应用程式,美国德州则直接禁用,可见小红书“刻意回避中华民国法律管辖”。

学者曾怡硕表示,其他平台都有配合,小红书不愿配合“很奇怪”,“背后北京有什么考虑?是不是要用这个来做法律战?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台湾民主实验室 (Doublethink Lab) 执行长吴铭轩也告诉BBC中文,当前诈骗案件多以“跨境协作”方式进行,绝大多数平台都有配合台湾司法单位协助调查,像小红书这样已读不回非常罕见。

“这某种程度也表示,小红书并没有想要积极的对使用者被诈骗,负起一部分的责任来协助追查。”

国立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罗世宏则在《东森新闻》发布专栏指出,禁用小红书的争议曝露了台湾数位治理制度的缺口,问题癥结不在于哪个平台诈骗多,而是“诈骗是否能够被侦办”。

“小红书在台湾既无资料窗口,也无法律义务配合调查,而背后的资料处理又完全不受台湾监督。对执法与个资保护而言,这是一个‘无法治理’的困境。”

罗世宏表示,台湾政府当前仅靠着跨境平台业者的“善意配合”,实质上缺乏类似于欧洲《数位服务法》(Digital Services Act, DSA)的机制,目前当局以行政处分来封禁小红书,虽可立即阻断风险,却无法作为长期治理的适当策略,“民主社会依靠的是制度,而非临时行政处分”。

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

大火过后,急于维稳的港府和未被“驯服”的香港公民社会

上周住宅楼致命火灾后,香港当局警告居民不得利用此事“制造混乱”。

上周住宅楼致命火灾后,香港当局警告居民不得利用此事“制造混乱”。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上周,香港一栋公寓楼发生毁灭性火灾,造成至少159人死亡,香港居民的反应非常自然:他们哀悼这场导致数千人无家可归的悲剧,并试图弄清楚事故原因。他们要求进行独立调查并对官员问责
他们从领导层那里得到的是污蔑和恐吓。
在香港这个以公民参与和法治为荣的城市,公众的悲痛和愤怒已变成了政治上的危险。当局现在决心确保火灾不会引发任何类似集体行动的事件。
据当地媒体报道,一名分发呼吁独立调查传单的大学生遭警方拘留后获释。一场由律师、社会工作者和政策专家筹划的新闻发布会在组织者被警方传唤后被取消。
一名国家安全官员视察了烧焦的宏福苑,一家有政府背景的报纸报道称(该报道明显影射2019年的香港反政府示威),“黑衣暴徒“和民主派支持者企图将那里的救援行动“挟持“成反政府用途。另有报道称,中国国家安全局在香港的机构警告“不得借灾难之机制造香港混乱”。
当这座城市还处于震惊之中、数十具遗体尚未辨认时,向公众发出这样的信息是不寻常的。但其背后的逻辑是熟悉的。
2019年抗议活动后,北京在香港建起了一个国家安全体制。该体制实质上将官员认为有损中国或香港利益的任何行为都定为犯罪。正如过去一周所示,香港当局已将中共自1989年天安门屠杀以来沿用的危机管理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这种规范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由悲剧引发的集会可能演变成集体行动。并非巧合的是,天安门的民主示威正是始于公众哀悼
这场席卷香港住宅大楼的火灾是该市自1948年以来最致命的火灾,造成至少159人丧生。
这场席卷香港住宅大楼的火灾是该市自1948年以来最致命的火灾,造成至少159人丧生。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30多年来,中共一直把灾后自发的公民活动视为潜在的政治威胁。它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维稳机制,其运作遵循固定模式:严格控制叙事,及早打击任何发声的人,宁可过度反应也不愿谨慎行事。对北京来说,灾难绝不仅仅是灾难,而是潜在的危机,必须在火苗蔓延成燎原之势前将其扑灭。
2008年四川地震造成数千名学生死亡后,质疑校舍倒塌而政府办公楼完好无损的家长活动人士被拘留、监视或噤声。律师、志愿者及艺术家艾未未等知识分子发起的独立调查均遭压制。
这透露出的态度很明确:允许个人哀悼,有组织的哀悼则不然。
中国官员一次又一次地展现这种条件反射:2022年的高铁事故、2015年的邮轮沉没、导致173人死亡的天津港口爆炸。2022年,一辆满载新冠隔离人员的大巴车祸后,政府审查了网上表达哀悼的言论,在封锁期间,一所公寓发生致命火灾后,政府又审查了网上表达悲伤的言论。每一次,家属、公民或记者寻求真相、公开哀悼或要求问责企图都被视为政治危险。记者受到威胁,亲属被迫保持沉默,活动人士被关进监狱。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家裴敏欣指出:“中共从天安门事件汲取的教训是:绝不能坐视事态升级,必须在萌芽阶段就予以扼杀。”
他解释说,灾难对威权政府构成了独特的威胁,因为它们消除了集体行动的两个典型障碍:动机和协调。民众本就很愤怒,而且知道去哪里聚集。正因如此,党格外重视悲剧发生后的48至72小时,当时情绪最激动,团结最容易形成。目标不仅仅是对危机作出反应,而是要先发制人,防止出现集体表达的可能性。
香港政府对火灾的反应精确地遵循了这一脚本。在火灾被扑灭后不久被拘留的那名大学生、那名官员前往现场进行的“警告”,以及那份不祥的国家安全声明。拘留学生之举可被解读为任何人只要冒头就会遭到打击。
这场火灾是自2020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香港发生的第一起重大灾难。这场悲剧起到了压力测试的作用。公民生活还保留了多少?公众会作何反应?政府的镇压力度会有多大?
这场大火暴露了两个在不安中共存的香港:一个是完全接受北京纪律的官方香港,另一个是坚定但更安静的香港,它仍然像一个公民社区那样思考和行动。
志愿者们在大埔整理捐赠的衣物和食物。
志愿者们在大埔整理捐赠的衣物和食物。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国安法”实施的五年里,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场悲剧让这种变化无法被忽视。一些居民认为,若维持此前更开放独立的制度,这场灾难本可避免。今天,即使是那些严格在职业范畴内发言的人士也被笼罩在政治风险的阴影下。人们衡量自己的用词,担心越过一条看不见的红线。
香港公众证明,尽管多年来经历了大规模逮捕、民间团体被解散、政治体制被改造,但香港的公民本能并没有被扑灭。人们彼此视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有同理心、自我组织和坚持基本问责的能力。
成千上万的人排队数小时在大楼前献花。志愿者为流离失所者运送物资、筹集资金和集结资源。记者和公民不仅记录人的故事,也记录政府的反应。专家们对可能的原因、监管漏洞和政策失败进行评估。
这一切都与当局所说的潜伏在暗处的“反中乱港”阴谋毫不相关。相反,它看起来像一个社区在危机时刻的本能反应:哀悼、互助,坚持让死者得到尊重,让活着的人得到保护。
香港活动人士、国际医院联盟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师邝颂晴说,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害怕任何可能产生集体认同感的事情,或者让人们围绕着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损失、我们的悲伤的想法走到一起”。
“这表明香港人没有被驯服,”她说。“我们仍然关心香港。我们仍然关心政治。我们知道,出于安全考虑,有些事情我们不能说或不能做,但是一旦有了空间和需要,我们仍然会站起来,做出自己的决定,即使冒着个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