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一个冬日的早晨，黄浩铭与陈皓桓前往香港赤柱监狱探望黎智英，这位传媒大亨在两年前（2020年）被捕，当时他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正等待受审。
他们都曾参与2019年席卷香港的抗议活动，当时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在中国领土上实现民主和更多的自由。他们过去常会在饭局中聚会，有时是丰盛的晚宴，一边吃着点心、披萨或煲仔饭，一边闲聊八挂和开玩笑。
陈皓桓说，黎智英在狱中很爱吃“红姜捞饭”，“（怎会想到）黎智英会用红姜捞饭？”
他们没有想过，会在这座最高度设防的监狱重逢，其时抗议活动已被压制，一些朋友和其他参与运动的人士相继入狱，但香港依旧喧嚣，却也已经改变。绰号为“肥佬黎”的他已不再肥胖：他瘦了很多。
尽管年龄相差数十年——黎智英已年逾七旬，黄浩铭和陈皓桓则比他年轻约四十岁——但他们仍梦想着一个不同的香港。黎智英是抗争活动的关键人物，凭着他最具影响力的资产——广受欢迎的《苹果日报》，希望将香港塑造成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但在中国共产党统治者于2020年实施的《香港国安法》之下，这证明是具有风险的。
黎智英常常说，他欠了香港。尽管他是英国公民，但他拒绝离开。“是这个地方给了我一切，”他在2020年被捕前数小时接受BBC采访时说。“这是我的救赎，”他哽咽地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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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希望，这座城市能继续拥有那曾经给予过他的自由。而这推动他的政治取向——对中共强烈批评、并公开地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而这也让他付出了自己人身自由的代价。
香港高等法院在周一（15日）宣判时指出，黎智英对中共“极为仇恨”（rabid hatred），并“沉迷于将中共的文化价值观转变为西方价值观”。法庭表示，黎智英期望中国不再由中共执政，或至少能令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台。
黎智英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而他本人始终否认这些指控。其中，最严重的是勾结外国势力，最高刑罚可判处终身监禁。
“从来没有，”黎智英在作供时对此项指控表示，并辩称自己只是为香港的核心价值而奋斗——“法治、自由、追求民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集会自由”。
香港特首李家超对周一的判决表示欢迎，指出黎智英长期利用旗下媒体《苹果日报》“肆意制造社会矛盾”及“美化暴力”。他补充说，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和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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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浩铭和陈皓桓离开监狱前，黎智英邀请他们与他一起祈祷，这让黄浩铭感到意外。
在单独囚禁期间，黎智英成为更虔诚的天主教徒——据当局表示，单独囚禁是根据黎智英本人意愿而安排。他每天祈祷六个小时。“虽然他在一个这么大的危难里面，”黄浩铭说，“但是他没有埋怨、他没有惧怕，他反而更加谦卑，而且我见到他有平安。”
平静的人生并非黎智英所追求的——无论是在12岁时偷渡逃离中国以寻求更好的生活，还是在艰苦的工厂中努力打拼，甚至成为香港知名富翁之后，更不用说，当他的媒体王国与北京对抗的时候。
对黎智英而言，香港其时拥有中国所不具备的一切——高度资本主义、充满机会与无限财富，以及自由。1959年，他抵达仍属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这座城市找到成功，也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苹果日报》在1995年创刊后几乎立即成为畅销的报章之一。它以《今日美国》（USA Today）为蓝本，彻底革新了报纸的美学与排版，并发动了一场激烈的价格战。
从“风月版”的嫖妓指南、到调查报导、再到经济学家与小说家的专栏，这就像是一个意图涵盖各类读者“自助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说。
有《苹果日报》前编辑与员工谈到黎智英的鼓励：“只要你敢做，他就敢让你做。”以及他的脾气：一位前员工说，他经常用粗口骂人。
他们形容黎智英“反传统”，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领导者，敢于尝试各种实验。“当时还未出现iPhone，但他就觉得这个（手机）是将来，”一位编辑回忆，并补充说，黎智英有着很多的想法，“几乎日日要生产一个新idea（意念）的网站。”
这在他经营服装品牌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不怕颠覆行业，也不怕树敌，”黎智英的竞争对手的前市场总监周小龙说。
周小龙认为，这既是他的成就，也是他的致命伤：“否则就不会有《苹果日报》。当然，他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苹果日报》创刊的电视广告中，当时48岁的黎智英咬下“禁果”，并且身中多箭。
逃离中国
童年的黎智英，第一次尝到巧克力时的味道之后，让他决心要前往香港。
在中国的一个火车站，他帮一名乘客搬行李，得到了一笔小费和一块巧克力。他咬了一口。“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说香港。我说，香港一定是天堂，因为我从未尝过这样的东西，”黎智英在2007年的纪录片《企业家的召唤》（The Call of the Entrepreneur）中回忆这段经历。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生活被一波又一波的政治与社会运动所打断——一夜之间工业化、清除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黎智英出生于富裕家庭，后被列为“黑五类”。他的父亲逃难到香港，把家人留在中国，而他的母亲则被送往劳改营。
数十年后，黎智英写下这段经历：自己和姊妹被揪出来，站在人群中看着母亲被迫下跪，被人辱骂、耻笑和嘲讽——残酷的公众羞辱很快成为常态。第一次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写道，这让他饱受惊吓：“泪水滚滚而下，沾湿胸前的衫襟却丝毫都不敢动，那一刻我只感到羞耻得五内如焚。”
然而，他的祖母始终不屈，每一趟说故事，她都以同样的说话结尾：“卖南乳花生也要做老板”。
于是，12岁的他踏上前往香港的路，成为数百万逃离中国大陆、毛泽东统治的一员。
他与约80人一起屈在船舱底。抵达那天，他被一家手袜织造厂雇用。虽然工时很长，他形容那段时光很开心，因为他知道他有未来。在那里，一位同事协助他学习英文。数十年后，他能以流利英文接受采访，甚至在法庭作证。
20多岁时，他已管理一家纺织工厂，并在股市赚钱后创立自己的公司“公明织造厂”。那年，他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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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商，让黎智英常常前往纽约，在其中一次旅程中，他借了一本书：《通往奴役之路》，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这逐渐形成了他的世界观。他的领悟是：“人们的自发反应”以及“资讯的交流”创造了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对他而言，这正是香港的强项。
这本书激发了他对閱读的强烈渴望。他会反复閱读同一本书，并读完所有他敬佩的作者的作品。“我希望将那个作者的思想变成我的后花园。我想买一座花园，而不是几朵花，”他在2009年的访问中说。
在制造业打拼十年后，他感到“沉闷”，于是在1981年创立了服装连锁品牌佐丹奴，成为快时尚的先驱。品牌的成功，连日本品牌优衣库（Uniqlo）创办人柳井正都曾向黎智英请教。
黎智英在中国开设门市，当时正值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时。他说自己“非常兴奋”，因为中国“将会改变，就像一个西方国家”，他在2007年的纪录片中如此说。
1989年，北京镇压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对黎智英和即将在1997年移交中国统治的香港而言，是残酷的觉醒。
当时，香港有100万人上街声援北京学生。直到2020年前，香港仍是能举办全球最大规模烛光晚会悼念“六四”的地方。
黎智英后来说，在那之前，他“对中国没有任何感觉”。他一直想忘记那段人生，但“突然间，就像母亲在黑夜里呼唤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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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即自由”
佐丹奴售卖印有学运领袖相片、以及反对北京标语的T恤，并在香港各门市挂上支持民主的横幅。
翌年，黎智英创办《壹周刊》，并于1994年向当时的中国总理、在“六四”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李鹏发表公开信，信中辱骂他是“IQ零蛋的王八蛋”。
此举引起北京震怒，1994年至1996年间，佐丹奴在北京的旗舰店及上海的11家分店相继关闭。黎智英出售股份并辞任主席。
“如果我只是继续赚钱，对我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如果我进入媒体行业，我就能传递资讯，而资讯意味着选择，选择就是自由，”黎智英在2007年的纪录片中说。
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表示，黎智英很快成为香港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并会与运动的领袖会面、商讨策略。
随后，黎智英亦开始公开批评中共。他在1994年写道：“我彻底反对共产党，因为我嫌恶所有钳制个人自由的东西。”他开始对1997年香港主权从英国移交至中国的前景表达忧虑。“经过百多年英国殖民统治，终于可以回归祖国的怀抱，固然是香港人的荣耀，”他写道。“热爱祖国，是否连没有自由的祖国也应该热爱？”
然而，在主权移交的过程中，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承诺，香港将会享有“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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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因北京拒绝让香港实行全面自由的选举引发了“雨伞运动”，成为黎智英人生的另一个转捩点。
示威者占领香港主要商业地区长达79天，黎智英每天从早上9时到下午5时现身，即使有人向他投掷猪内脏，他也毫不气馁。“发射催泪弹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回忆。
运动最终在法庭下令清场后结束，但北京方面没有任何让步。五年后，2019年，香港再度爆发抗议，这次是因为一项允许将罪案嫌疑人由香港引渡至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
刚开始的时候是和平的游行，后来逐渐演变为暴力冲突，长达六个月的时间，这座城市变成了战场。身穿黑衣的示威者投掷砖块和汽油弹，冲击立法会并纵火；防暴警察则发射催泪弹、橡胶子弹、水炮，甚至实弹。
黎智英站在抗议活动的最前线，最终，他因参与四次未经批准的集会而被判刑共20个月。一名示威者告诉BBC，他在现场看到黎智英时感到惊讶：“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忙碌的生意人，但他却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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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日报》对抗议活动进行了全面报导，批评者则认为它成了反政府运动的“传声筒”。
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表示，黎智英在抗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苹果日报》宣传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口号——“反送中”，这“这激发了那些想在香港制造混乱的人的想像”。
对于《苹果日报》是否扮演煽动角色、以及黎智英对其立场的控制程度，是他长达156天的国安案件的审讯核心。
据《苹果日报》母公司壹传媒前行政总裁、后来成为控方证人的张剑虹表示，黎智英曾指示编辑团队“催谷人上街、去示威”。《香港国安法》生效后，该报馆遭到两次搜查，并于2021年最终停刊。
在抗议最激烈的时候，黎智英曾经飞往美国，与时任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会面讨论香港局势。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一个月，黎智英曾发起一场具有争议的行动，尽管内部反对，但他仍呼吁《苹果日报》读者致信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救香港”。
法庭裁定，这一切构成公开呼吁外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
“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应认为香港能在没有北京默许的情况下推行任何政治改革。”汤家骅说，2014年和2019年的抗议“完全违背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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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表示，香港如今已“由乱到治”，并因《香港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走向“由治及兴”。但批评者——包括数十万名已离开香港的人——则认为异议已被压制，这座城市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
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就是其中之一。他说：“我初期刚到英国的时候，常常都做恶梦……很内疚，为什么我们能自由在其他地方生活，而我们的好朋友却在里面坐监？”
多年来，黎智英的家人一直呼吁释放他，并以他患有糖尿病为由，表达对其健康状况的忧虑，但这些呼声遭到拒绝。香港政府及黎智英的法律团队表示，他在狱中获得适切的治疗和待遇。
黎智英的媳妇曾美华与家人仍然留在香港，她说孩子们很想念爷爷。过去，这个大家族每两个星期便会有一次聚餐。黎智英响亮的声线，曾经让孙女在小时候感到害怕，但长大之后，“他们很喜欢去爷爷家……他们会觉得he is a funny guy（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曾美华并不确定，今天的香港是否还需要黎智英：“如果你眼里进了一点灰尘，把它弄掉就好，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