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31日星期二
展望2025:那些可能改变世界的事件
无差别袭击高发的一年揭示中国的愤怒与沮丧情绪
- Author,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
- Role,BBC驻中国记者
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又一次袭击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上一个用户写道,“中国人民太苦了。”该用户还警告说,“效仿这种攻击(的行为)只会越来越多”。
另一位网名则写道,“这场悲剧反映了社会中的黑暗。”
随着2024年中国接连发生多起致命的袭击事件,这些悲观的评论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是什么驱使人们会以大规模杀害陌生人方式“报复社会”?
澳州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副教授大卫·沙克(David Schak)表示,中国人口众多,此类攻击仍然很少见,但不算是新鲜事。然而,它们似乎是成批出现,通常是模仿者试图吸引注意力。
今年尤其令人痛苦。
从2019年到2023年,警方每年记录三至五宗肇事者攻击行人或陌生人的案件。
但在2024年,数字激增至19宗。
2019年,三人死亡,28人受伤;2023年,16人死亡,40人受伤;2024年,63人死亡,166人受伤。11月尤其血腥。
11月11日,珠海巿一名62岁男子驾车撞向正在体育场外运动的人群,造成至少35人死亡。警方表示,肇事者对离婚协议感到不满,他在本周被判处死刑。
几天后,在常德市,一名男子驾车冲撞一所小学外的一群儿童和家长,30人受伤。当局表示,这名男子对经济损失和家庭问题感到愤怒。
同一周,一名因考试不及格而无法毕业的21岁男子在无锡市的校园内持刀袭击,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
9月,一名 37 岁男子闯入上海一商场内,持刀伤人。6月,四名美国教师在一处公园里被一名55岁男子持刀袭击。还有两宗针对日本公民的袭击事件,其中一宗导致一名10岁男孩在学校门口被刺死。
沙克教授指出,这些袭击的肇事者主要针对“随机的人”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不满”。
在这个拥有强大监控能力的国家中,女性几乎从不犹豫地在夜晚单独外出,而这些袭击事件却激起了广泛的不安。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国今年发生这么多大规模袭击事件呢?
中国经济放缓
当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压力是经济增长放缓。众所周知,中国正面临着高青年失业率、大规模的债务以及房地产危机,这些问题已经耗尽了许多家庭的毕生积蓄,有的甚至颗粒无存。
在大多数主要城市的郊区,整个住宅区的建设都已停止,因为负债累累的开发商无力完成工程。2022年,BBC曾报导过一些人露宿在自己尚未峻工的公寓“烂尾楼”内,没有水电,也没有窗户,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乐观情绪确实似乎已经消失了,”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研究员乔治·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说,“我们可以暂且用‘困住’(trapped)这个词。我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了一种镇压的循环之中。一方面是社会镇压和经济压迫,另一方面是一种摇摇欲坠的经济发展模式。”
研究显示,中国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对个人前景的悲观情绪增强。一项中美联合分析调查显示,过去人们经常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努力或能力不足,但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现在归咎于“不公平的经济体系”。
“问题是,人们真正会指责谁呢?”马格努斯问道,“而下一步则是,这个体系对我不公平,我无法突破。我无法改变我的处境。”
缺乏出路
在拥有健康媒体生态的国家里,如果你觉得自己被不公平解雇,或被当地政府支持的贪腐建筑商拆毁房屋,你可能会向记者求助,让他们听到你的故事。但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少会发生,因为媒体受控于共产党,且不太可能报导有损各级政府形象的新闻。
此外,法院——由党管理同时为党服务——运作缓慢且效率低下。社群媒体上有很多估计珠海袭击者动机的说法:他无法在法庭上达成他认为公平的离婚协议。
专家指出,其他发泄不满的渠道也在缩小或完全关闭。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慧玲(Lynette Ong)研究中国政府如何应对民众的反抗,她表示中国人常在网络上表达不满。
“(他们)会在网上骂政府⋯⋯只是为了发泄愤怒。或者他们可能会组织一场小型抗议活动,如果规模较小,警方通常会允许,”她解释道。“但这种异议,小小的异议,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被封锁了。”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加强网络审查,封锁被视为争议或批评的言论;打压揶揄官方的万圣节服装;还有,当河南省民众因银行冻结账户而抗议时,便衣人员似乎在地方官员指挥下殴打示威者。
此外,对人们情感和心理反应的应对同样十分不足。专家指出,中国的辅导服务极其匮乏,这使得那些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感到孤立、孤独和抑郁的人无法找到出口。
“辅导可以帮助增强情绪韧性。”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郭黎玉晶(Sylvia Kwok)表示,中国需要加大精神健康服务,尤其是针对那些经历过创伤或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高风险群体。
“人们需要找到不同的策略或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情绪⋯⋯减少他们在强烈的情绪压力时做出暴力反应的可能性。”
综合起来,这些因素显示中国社会的盖子正在捂紧,造成了一个压力锅般的局面。
“并不是很多人在大规模谋杀。但紧张情绪似乎在加剧,而且目前看来,这些情绪不太可能得到抒解。”马格努斯表示。
共产党担心的,应该是公众就此指责当权者。
以此评论为例:“如果政府真的能够公正无私,就不会有这么多愤怒和不满。政府的努力只是创造一种表面上的和谐,看似关心弱势群体,却实际上造成了最大的社会不公。”
王慧玲表示,虽然暴力攻击事件在许多国家都有上升趋势,但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官员处理此类事件的经验很少。
“我认为当局非常震惊,因为他们以前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们的本能就是镇压。”
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谈到珠海袭击事件时,他似乎承认社会压力正在增加。他敦促全国各地官员“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风险源头防控,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严防发生极端案件”。
但到目前为止,吸取的教训似乎是加强监控以让警方作出更快反应,而不是考虑对中国运作方式进行任何改变。
王慧玲表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自1970年代末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新阶段。”她指的是中国重新对外开放并带来巨大变化的时期。
“我们需要为意外事件做好准备,例如大量随机袭击、小规模抗议和社会不稳定。”
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
富士康为何斥巨资在中国以外建厂?
2024年12月29日星期日
女性从政增长势头20年来首次陷入停滞
- Author,
今年,几乎一半的全球人口参与了选举,但女性代表的进展却停滞不前。在结果已经公布的国家中,有六成国家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下降。
在印度、美国、法国、葡萄牙、印尼、南非和其他21个国家,新选出的议会中女性人数少于前一届。欧洲议会更首次出现女性当选人数下降的情况。
在某些国家,女性甚至完全被选出局。
普阿基娜·博雷汉博士(Dr Puakena Boreham)是图瓦鲁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议员——她曾在16人的议会中,作为唯一的女性议员待了八年。然而,今年她失去了议席。
在她任期的末段,她参与了一项成功的运动,通过修改宪法,将性别歧视定为犯罪。
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她曾在一些传统上不允许女性发言的社区会议中发言,而她注意到,许多男性会起身离开。
“我认为我作为女性发声,已经付出了代价。”博雷汉说,“当我意识到未来四年将不会有女性代表时,我感到痛苦。”
太平洋岛国拥有世界上最低的女性议员比例——仅为8%。全球范围内,女性在议会中的比例为27%,而只有13个国家的女性代表与男性比例接近相同。
英国、蒙古、约旦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女性代表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同时墨西哥和纳米比亚选出了首位女性总统。目前,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地区在这方面领先。
然而,自1907年芬兰选出了世界上首位女性议员以来,朝着平等代表性迈进的步伐一直缓慢。在1995年至2020年期间,全球女性代表翻倍,但过去三年增长变得缓慢。
在这么多不同的国家、背景和政治复杂因素的影响下,很难定义为何今年女性选举结果不佳。
在一些国家,如葡萄牙、巴基斯坦和美国,随着议会趋向右转,女性政治人物的数量随之下降。这些国家的右派政党中,女性成员较少。
而在女性当选数量大增的地方——例如英国,发生的事正好相反。
在法国,提前选举会对女性候选人不利。
“当选举被认为风险较高时,政党往往会提名较少的女性候选人,”性别与政治专家、巴黎政治学院的雷詹·塞纳克(Réjane Sénac)说。
并非所有选举都是如此,但要达到50/50的目标,确实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障碍。
政治学教授罗茜·坎贝尔(Rosie Campbell)在伦敦国王学院举行的国际妇女节中说:“女性不太可能醒来后,觉得自己能够胜任高层领导职位。他们通常需要被提醒:‘你有没有想过成为一名议员?’”
这正是普阿基娜·博雷汉进入政界的原因。作为一名麻醉师,她亲眼目睹了许多图瓦卢人因为糖尿病而失去四肢。一位导师告诉她,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进入政府。
“一开始家中的长辈,主要是家里的男性非常反对。他们认为从事政治不是女性的角色。”她说。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性别与政治专家雷切尔·乔治(Rachel George)指出,在大多数社会中,比起男性,女性仍然承担更多照顾责任,这令她们难以进入政治。
因为很少有议会提供产假,这一个问题并未得到改善。
有大量研究发现,女性在筹集选举资金方面也面临更多困难,或者没有财务自由去休假参选。
这些问题并非最近出现的现象。然而,根据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无论是在线上还是面对面,对女性公共生活的攻击都有所增加。
去年,几位著名女性领袖因为面对不断的骚扰,最后选择退出政界。
作为墨西哥的参议员,印迪拉·肯皮斯(Indira Kempis)不得不面对极端的骚扰和辱骂。她说,男同事则没有面临这些困境。
“我曾经受到威胁,我曾被政治迫害,他们攻击过我家人和团队的声誉。他们非常暴力。”
有一次,她在开车时被武装男子跟踪,并在WhatsApp上威胁她。肯皮斯说,有人想破坏她的婚姻,刻意将匿名信息发送给她的丈夫。而她的家人也收到威胁电话。
“他们会把你的家人卷进来,因为他们知道作为女性,我们不会对他人的安全不负责。”而看到女性有份参与这些攻击,她感到非常伤心。
现在,当人们问她是否觉得女性在政界很困难时,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该怎么告诉年轻的女性,她将不得不经历这一切?她将不得不进入一场‘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活着出来’的战争?”
“咒骂、侮辱和嘲笑——这些举动在网络上变得如此正常化,”张慧英(音,Jang Hye-Yeong)说。她曾经是韩国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之一,直到今年失去议席。
“每次我出现在电视上,电视台会接到抗议电话,人们会说,‘为什么要播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说。
在竞选过程中,她曾多次谈及女性问题,例如同工同酬或性骚扰。她注意到有一对夫妇停下来听,然后男人把女人拉走,有时还很粗暴。
“我完全意识到,我将会面对强烈的反击。”
作为韩国#MeToo运动的一部分,数名知名男性被指控性骚扰。自那时以来,该国出现了对女权主义的反击,许多年轻男性感觉自己成为了反向歧视的受害者。
这些问题在今年的选举中再次突出。国际议会联盟(IPU)的性别项目官员玛丽安娜·杜阿特·穆岑伯格(Mariana Duarte Mutzenberg)说,韩国一些政党继续加剧或利用年轻男性中的反女权情绪。
张慧英的政党今年表现不佳,这无疑有份导致她失败。但她认为对女权主义的反击是失败的关键原因。
这次选举并非对韩国所有女性候选人都是灾难——女性在国会中的比例从19%小幅增至20%。但该国仍远低于全球27%的平均水平。
除达到基本公平之外,平等的议会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欧洲性别平等研究所的卡琳·谢勒(Carlien Scheele)援引研究称,性别多元的团体会做出更好的决策,性别混合的董事会能够带来更高的利润,甚至可能提高国家的GDP。
实现性别平衡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使用性别配额——没有配额的国家,女性的当选比例平均为21%,而有配额的国家则为29%。
得益于政治意愿和配额,墨西哥在2018年实现了性别平衡,当时强大且受欢迎的前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决定,国会应该有50%的女性。今年,墨西哥选出了首位女性总统克劳迪亚·谢因鲍姆(Claudia Sheinbaum)。
但进入政权只是战斗的一半。2018年当选为参议员的印迪拉·肯皮斯说:“我是一个想进入政坛并拥有权力的女性。我公开这样说,因为很多女性对此感到羞愧。”
她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做出真正决策的会议之外。“我不得不强行进去。这就像一个男孩俱乐部。”她说,她每天都面对来自男性同事的歧视。
“他们不断告诉你,你不够有才华,你做不到,”她补充说,“有一个男人曾经告诉我,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只是因为他。”
联合国妇女署的朱莉·巴林顿(Julie Ballington)说,内阁职位才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关键,但这些职位的女性代表数最低。“这真令人震惊,因为这些是任命职位,所以如果政府有政治意愿,应该很容易实现性别平衡。”
她们的研究还发现,女性通常被限制在某些角色中——人权、平等和社会事务领域,而财务或国防等领域通常由男性担任。
雷切尔·乔治(Rachel George)说,这是个问题。“当女性在场时,和平协议更有可能达成,而且更可能持久。”
印迪拉·肯皮斯有意参选总统。她声称自己的政党不支持她,因为她是女性——该党否认了这一指控,她因此辞职以示抗议。
尽管如此,她对未来仍然充满希望。
“当我进入政界时,并没有年轻女性对我说:‘我想成为一名参议员。’但当我离开时,却有很多。”
张慧英计划再次参选。图瓦卢的柏基娜·博汉也有同样的计划。
“即使我无法回去,女性的声音也应该存在,”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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