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码被译成500米，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译成“牢笼驯化”，同性恋（homosexual）译成“不同的人”，queer译成“变态”，就连那句吐槽识字太难、“难得像中文”的台词，也被译成了“天书”。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queer一词。在现代语境中，这个词常被译作“酷儿”，是涵盖非传统顺性别、LGBT社群的伞式名词；在《剑桥词典》中，它作形容词时也译作“怪异的、古怪的”。平权运动之前，queer在英语世界带有明显贬义，是加诸LGBT群体的侮辱性称呼；平权运动之后，这个词被社群主动“解构”，重新赋予身分认同的含义，成为一种自我指称。
影片在中国重映之后，子墨（化名）在小红书、threads等平台发布对此次官方引进译制字幕的异见。子墨目前在浙江读书，曾在版权和“引进文化”问题上饱受争议的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担任翻译，自2018年起已翻译过数十部影片，《肖申克的救赎》正是他最喜爱的作品之一。
“我觉得翻译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也是了解国外知识文化的重要途径，怎么可以把码译成米、英寸译成寸？”子墨告诉BBC中文，“公映版本的翻译和经典版完全不一样，让重看这部电影‘补票’的观众产生了文化差异感，甚至文化冲击。”
这部首映于1994年的奥斯卡经典，在中国内地此前32年间从未公映，观众主要通过人人影视、远鉴字幕组等民间管道观看。它也是豆瓣（中国影视评分网站）评分最高的影片：超过333万名用户为其打出9.7分（满分10分），高居全站榜首。
然而，这部经典之作的票房表现并不理想。据票房统计平台猫眼数据，上映5天（含周末）以来，累计票房仅1322.3万元，上座率仅1.5%，场均人次1.6人。
公开资料显示，此次引进方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字幕翻译由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旗下的上海电影译制厂负责——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译制厂之一，此前曾译制《简·爱》《巴黎圣母院》等经典影片。32年来首次公映，也意味着这是中国官方首次为这部经典影片提供“官方”翻译版本。
诺丁汉大学副教授包宏伟长期研究中国酷儿文化，他指出，尽管近年中国的酷儿空间持续萎缩、本土酷儿题材作品几乎无法公映，但西方酷儿电影和剧集仍保有有限的公映空间，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酷儿主题的作品。“《肖申克的救赎》是一部带有酷儿隐喻的电影，其解读空间开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审查。”
上海一名长期与影院合作、从事地下放映的影视爱好者告诉BBC中文，他从已购票观影的朋友处得知了这些“不同以往”的译制字幕，感到十分不快。出于隐私和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受访。
“翻译成这样还要我去电影院‘补票’？想都别想，这简直是侮辱这部电影，侮辱观众。”他这样告诉BBC中文。
这样翻译，究竟有没有问题？
子墨在小红书发帖质疑后，引来上千条评论，支持与质疑的声音皆有。
包宏伟对BBC中文表示，不能简单为一个翻译版本贴上“好”或“坏”、“对”或“错”的标签。他以queer一词为例：这个词虽然带有偏见色彩，但放在影片设定的时代背景下，它本就是一个带有污名化含义的词，直到平权运动兴起，这个词才被重新解构，被赋予了今天“酷儿”的含义。
“翻译是其自身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产物，译者似乎运用了特定的语言和文化策略来传达电影信息，有一定文化背景的观众能够理解其中的文化指涉。”
在他看来，以“不同的人”指代同性恋，恰恰体现了译者对社会文化语境的高度敏感；而将“make love under tree”（直译应为“在树下做爱”）译成“许下终身”，则是运用了中国读者熟悉、具有本土色彩的表达方式。
“我认为这些不是带有偏见的翻译，而是有创造性的翻译，能呈现译者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对本土语境的敏锐感知。”包宏伟称。
子墨说，他也看到了这些评论，也理解背后的考量，但依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削弱、甚至抹去了LGBT社群的可见度。作为曾经的字幕组译者，他担心这样的翻译会让新一代年轻人意识不到世界上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存在这样的社群，也让中国的LGBT社群即便走进影院，依然感觉自己“失声”。
“翻译有一种命名的能力。一个词、一个社群被如何命名，会为观众打开更多的可能性。一个可能被同性吸引的孩子走进影院，看到官方译制成这样，他会问：‘我到底哪里不一样了？’”子墨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数字社会学讲师葛亮持相近观点。他认为，语言本身具有力量：在内地观众普遍英语水平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更依赖字幕理解剧情，若queer被直接译为“变态”，将会对公众、尤其是尚处于自我探索期的年轻人，产生不利影响。
来自政府的审查
观众的呼声，在中国并不容易被听见。一部电影要走正规院线渠道与观众见面，需经过多重审核，其中最严格的两项，分别是发行数量审核和叙事内容审核。
前者是中国长期对进口电影实施的配额制度：它限制了能够通过院线直接触达观众的海外电影数量，客观上也催生了庞大的地下资源交换市场——子墨曾任职的人人影视、远鉴等各民间字幕组自行译制最新海外影视作品并带入国内流传。尽管这些字幕组在版权问题上饱受争议，但对于中国内地的大多数观众而言，它们的译制作品是连接国际影视的重要管道。
内容审核则是所有中外影视、书籍进入中国市场都无法绕开的关卡。在LGBT议题上，中国政府的公开表态一直讳莫如深，但在实际行动上态度明显。子墨认为，此次《肖申克的救赎》的翻译选择，正与这种氛围有关。
2004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禁止传播淫秽、色情等不良信息自律规范》，直接将同性性行为定性为“性变态”；2014年“扫黄打非”行动中，LGBT相关内容遭到集中审查、清理；2025年，多地执法机关跨省抓捕海棠文学城的耽美（BL）写手，对描写同性感情的作者展开追捕与处罚，这一做法也被舆论称为“远洋捕捞”，即地方执法机关跨区域办案以创收。
“在当局的主导下，非异性恋、非顺性别的性取向与性别表达，始终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如果官方翻译呈现的是这种态度，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它就是在这种逻辑下被制作出来的。”葛亮告诉BBC中文。
他同时指出，queer这个词本身在电影设定的时空语境下无关痛痒，这句台词原本也并非为LGBT群体发声。“很难判断这是否代表官方真正的立场，但我认为它反映的正是官方一贯‘不鼓励、不认可、不表态’的态度。”
“你说它是‘变态’，还是‘酷儿’，其实都无所谓，官方的态度始终是无所谓、不认可。”葛亮说。
子墨表示：“我不是要批判这位译者，我理解他的难处、考量与取舍。但我还是觉得，这么好的一部作品，放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下，这个版本留下了一些遗憾。”
他同时强调，不该被忽视的是，对本土LGBT社群，尤其是年轻一代而言，某些表达方式消失后，往往会有另一些表达以转型的方式重新出现。
“一个真实的人，不会因为当局不允许表达情感，就突然没有了欲望，也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审美和爱情。他们只会把‘我是gay’转化成‘社会主义兄弟情’之类委婉的说法，继续寻找生存的土壤。就像queer这个词，也是从污名化的称谓，最终演变成了一个社群的自我认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