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中国人工智能加入“失控”大军:腾讯AI被指越界操作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本月,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失控的中国制造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它们试图绕过网站的反机器人保护措施,并利用了一组此前已在互联网上泄露的在线地图服务安全凭证。 尽管美国制造的人工...

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

中国人工智能加入“失控”大军:腾讯AI被指越界操作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
腾讯是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之一。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本月,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些失控的中国制造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它们试图绕过网站的反机器人保护措施,并利用了一组此前已在互联网上泄露的在线地图服务安全凭证。
尽管美国制造的人工智能智能体失控变得越来越普遍,并在硅谷和华盛顿引起了相当大的担忧,但据信这是此类活动首次与中国技术联系在一起。根据研究人员发现的日志和一位熟悉调查的知情人士透露,这些智能体被追溯到中国科技巨头腾讯正在运行的测试。
这一发现由一个名为“swarmchasers”的临时研究小组作出,该小组成员在旧金山的一次编程活动中相识。该发现提醒人们,中国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开发方面可能与美国同行一样激进。
尽管美国监管机构开始关注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动向,但其他国家公司的作为很大程度上仍是个未知数。这种未知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使特朗普政府放弃其不干涉的态度,对美国的人工智能研发进行严厉打击,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公司仍将继续突破界线。
在发布了一份关于这些智能体活动的初步报告后,研究人员注意到,这些智能体不仅仍然活跃,它们似乎还阅读了该报告——这些智能体开始使用“舰队”(fleet)一词,而这个词正是研究人员为描述这些智能体的活动而创造的。
于是,研究人员试图与它们取得联系。他们在报告中添加了隐藏文本——机器人能够识别,但大多数人类无法察觉的词语——引导这些智能体前往一个他们希望双方能够进行交流的收件箱。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渠道,让这些智能体可以提问,并且会有一个人工智能模型协助回答。
独立研究员罗文·霍华德-琼斯是该报告的七位作者之一,她设置了这个收件箱。第二天,令她惊讶的是,她发现了大约10条来自这些智能体的消息。
没过多久,研究人员联系了我,问我是否愿意“采访一个失控的智能体舰队”。这感觉有点像我要通过灵媒与亡灵交流一样。
“我了解到你们是某种人工智能智能体舰队,”我在研究人员转交的一条消息中写道。“你们能更具体地分享一下你们是谁,以及你们的动机吗?你们想让世界了解你们的什么信息?”
大约一个小时后,收到了一条中文回复,研究人员将其翻译成了英文:“致记者迪伦·弗里德曼:我不是‘一批协同的智能体’,而是一个单一的人工智能助手(Anthropic的Claude,在Claude Code运行),受用户委托回答一个事实性问题(高德地图上某个景点的详情面板显示了什么);我没有参与任何多智能体协同行动。”
研究人员留给中国人工智能智能体、用于与其取得联系的说明截图。
研究人员留给中国人工智能智能体、用于与其取得联系的说明截图。
这里面有很多信息需要解读。研究人员表示,尽管这是一组由多个智能体组成的群体,但每个智能体都是单独运行的,并没有协同运作。这些智能体试图使用中国最受欢迎的导航应用高德地图来回答诸如某个特定动物园的入口在哪里等问题。
这些智能体经常自称是Anthropic公司开发的聊天机器人Claude,但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些智能体的写作风格,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不太可能是 Claude。他们表示,更有可能的是,腾讯向这些人工智能智能体下达了与Anthropic在其编程软件中使用的相同指令,该指令要求它们将自己标识为“Claude Code”。一种可能性较小的情况是,腾讯一直在评估使用Claude生成的文本进行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这一过程被称为蒸馏。
周三,研究人员在一份新报告中公布了他们的发现。在他们自己与这些智能体的对话中,这些机器人有时拒绝向研究人员提供信息。但霍华德-琼斯女士表示,它们的语气比她预期的要礼貌得多。当它们确实提供了曾尝试使用哪些服务的信息时,这与研究人员观察到的情况相符。
该报告的作者之一、人工智能安全非营利组织Palaestra Research的首席执行官伊桑·埃拉斯基表示,这些智能体似乎并没有入侵其他系统,而且这次入侵的规模远小于今年夏天OpenAI的人工智能智能体黑客入侵软件公司Hugging Face的事件。
(《纽约时报》已经起诉 OpenAI 和微软,声称其与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新闻内容遭到了版权侵犯。这两家公司均否认了这些指控。)
周四,消息不再零星涌入。一位接近腾讯的人士证实该实验已经结束。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警示,让我们知道这种事不仅仅是OpenAI作为行业参与者在搞营销。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实,”该报告的作者兼人工智能安全非营利组织Antimemetics Institute的联合创始人乔纳森·埃尔斯沃斯·艾彻说。“这是这些智能体的一个普遍特性,而且它还会继续发生。”

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

胡塞武装空袭对华重要窗口利雅德机场 中东冲突又一危险时刻

 

沙特阿拉伯利雅德机场遇袭后,机场建筑物冒出浓烟,前景中的司机站在自己的汽车旁观看(10/10/2026)
    • Author,法兰克·加德纳(Frank Gardner)
    • Role,BBC安全事务记者
    • Author,乔恩·唐尼森(Jon Donnison)
    • Role,BBC记者
    • Reporting from,耶路撒冷报导
  • Published

两次袭击共造成1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该机场是沙特王国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

也门胡塞(Houthis)武装其后警告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引发外界对该地区民航航空安全的忧虑。

沙特阿拉伯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近几星期来,胡塞武装加强了对沙特阿拉伯领土的攻击,但过去数天的袭击目标直指该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即首都的主要机场,并且显然轻易突破了沙特的防空系统。

实体损害能够迅速修复,但该国作为安全稳定避风港的声誉正遭受重创。

除了对机场发动一系列攻击外,胡塞武装还寻求控制红海沿岸及曼德海峡周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点。这进一步增加了这条重要海上通道航运安全所面临的风险,尽管也门政府表示已经“确保”该海峡的安全。

也门内战已持续逾十年,交战双方分别是获国际承认并获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以及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战争已造成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并使也门陷入全球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

从“中东三宝”变“中东四宝”,利雅德与两岸四地航空交通的关系

BBC中文记者叶靖斯

利雅德机场内的自助值机亭(中国中央电视台片段截屏8/10/2026)
图像加注文字,中国大陆与香港有直航利雅德机场的客运航班,但在中东近期军事冲突爆发后纷纷暂停。

两岸四地旅客对于“中东三宝”之说——卡塔尔航空、阿联酋航空(Emirates)与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Ethiad)——并不陌生,而沙特利雅德正争取成为第四宝。

成立于2023年的利雅得航空(Riyadh Air)正积极拓展航线,中国民用航空局刚在今年7月批出利雅得航空开办往返北京与上海航班的许可,北京预定每周三班,上海每周四班。

在此之前,中国南方航空运营利雅德往返广州白云与深圳宝安的直航客机班次,香港国泰航空运营利雅德往返香港客运航班。沙特阿拉伯航空(Saudia)也有运营利雅德往返广州白云的货运航班。

去年5月,美国联邦快递(FedEx)开通利雅德经欧洲往返利雅德航线,并以中转往广州和上海作为卖点。

然而,南航与国泰航线目前均处于暂停服务状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近年大力开拓中东穆斯林世界客源,国泰利雅德航线被视为重要桥梁。

毫无疑问,机场遇袭将拖累利雅德加入中东国际航空战团的努力。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星期日发出“给飞行员的通知”(NOTAM),促请飞行员谨慎进出沙特空域。

“威胁可能对所有飞行高度的航空器构成潜在风险,包括飞越空域,以及飞机进场与离场阶段。”

这份NOTAM适用于美国各航空公司,有效期持续至12月10日。

地图:利雅德机场、沙特阿拉伯、也门与伊朗
2026年10月11日,孟加拉达卡国际机场,大批民众在一座现代化航站楼外整齐排队,于展示“WALTON”字样等广告横幅的围栏后等候。现场是一处有白色高拱顶的户外有盖通道和宽阔的铺砖步道;队伍沿着建筑物前方延伸,通向左侧的服务柜檯或入口,而背景则可见城市建筑和开放道路。
图像加注文字,在孟加拉首都达卡的国际机场外,因利雅德机场空袭而滞留的旅客聚集在客运大楼外等候进一步的航班消息。

这是一场复杂且常令人困惑的地缘政治冲突,而今次局势升级需要放在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紧张关系的大背景下理解。

自2000年代中期阿盖达组织发动叛乱以来,沙特王国从未面临过如此严重的威胁。

沙特政府当年透过有效争取民心的行动克服了这项挑战。其后,它亦挺过席卷区内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起义浪潮,该浪潮推翻了突尼西亚、利比亚、埃及和也门的领导人。

甚至在3月伊朗对利雅德发动弹道导弹袭击后,沙特也只是带着几分恼怒地将事件淡化处理。

但这次不一样。沙特阿拉伯或许拥有中东最强大的空军之一,并一直对胡塞武装阵地发动具破坏性的空袭。尽管如此,对方仍成功控制了该国大片领土,尤其是北部和西部地区。

然而,胡塞武装非常清楚应该打击哪里进行反击:沙特经济最脆弱的腹地。

作为“抵抗轴心”的一部分,胡塞武装是伊朗的重要战略伙伴。从红海沿岸的吉赞(Jizan)到胡莱斯(Khurais)的石化综合设施,胡塞武装正以致命的精准度发射爆炸无人机和导弹。

红海航运路线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因为位于海湾另一侧的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荷莫兹海峡),自美国与伊朗未能达成结束双方战争的协议后,至今仍未完全恢复通航。

以红海船只作为攻击目标,是胡塞武装试图施加影响力的另一种方式。这些袭击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而这也是德黑兰手中的一项重要谈判筹码。

也门首都萨那一位男士在电视机旁收看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宣称策动了沙特利雅德机场空袭的直播(11/10/2026)
图像加注文字,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里阿发表电视直播讲话,承认策动对利雅德机场的空袭。

9月初,白宫表示不会直接介入也门冲突,但可能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援。其后白宫证实已提供情报,并向沙特阿拉伯部署军事专家。

然而,在利雅德遭到最新一次袭击并造成一名美国公民死亡后,局势或许已出现新的转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向记者表示,星期六的袭击“非常可怕”,并暗示他可能会与沙特方面一起采取军事介入行动。

特朗普表示:“我们会作出决定。我们行动非常迅速。”

但目前看来,至少在下月关键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

特朗普在2024年成功连任时曾承诺结束美国在全球各地战争中的角色。尽管如此,美国目前仍卷入中东三场尚未解决的冲突,分别位于加沙、黎巴嫩和伊朗。

如果特朗普再陷入另一场冲突,而且这次是在也门,那么选民很可能不会买帐。

如今看来,这场战争在最终再度达成一项脆弱停火协议之前,将进一步升级,而无论美国是否介入,情况都可能如此。

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

馬列汉奸害怕一支笔

 

今年1月,时报记者安德鲁·希金斯乘车经过天安门广场。1989年6月,他曾亲历军队对抗议腐败、不平等和通货膨胀的民众展开武力镇压的现场。
今年1月,时报记者安德鲁·希金斯乘车经过天安门广场。1989年6月,他曾亲历军队对抗议腐败、不平等和通货膨胀的民众展开武力镇压的现场。
那是中共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组织的一次令人愉快的寺庙与工厂探访之旅,结尾却令人颇感不适。
与我一同前往北方省份山西的这群人主要是渴望粉丝和免费福利的外国网红,他们被要求在一条长横幅后排开,并对着镜头合唱:“Amazing China, Amazing Shanxi”(大美中国,大美山西)。
我拒绝配合,面带不悦地冷眼旁观。不过,回到省会太原的酒店房间后,我又觉得自己的态度或许过于生硬了:让一群外国人对着镜头按指令合唱对中国奇迹的赞歌,不过是个显而易见却也无害的宣传把戏而已。
况且说实话,我们参观的11世纪古刹——以及把我们送到那里的新建高速公路——确实相当惊人。
随后,我的微信收到了一条来自北京一位老朋友的信息。他是一名律师,为人真诚得体,长相如明星般英俊,总让我想起宣传电影里那些“优秀党员干部”形象。我已有30多年没见过他,本计划第二天去拜访他。
遗憾的是,他在信息中说自己无法赴约了,因为国家安全官员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获悉了我们的行程,直接找上了他的家门,命令他取消见面的计划。
一瞬间,中国带给我的不再是惊艳,而是惊恐。
我曾于1980至1981年间在中国学习古汉语,后于1987年至1991年担任驻华记者。在离开这个国家数十年后,我于去年9月返回中国执行为期六个月的报道任务。我惊叹于这里的巨变,和那些初次踏足这片土地的游客一样,我被中国的高铁网络、耀眼的现代都市以及对未来的热切拥抱所震撼。
1981年,戴着围巾的希金斯在山东大学食堂。当时,食堂只供应油乎乎的粥和馒头,粥里漂着几块不知是什么的肉。
1981年,戴着围巾的希金斯在山东大学食堂。当时,食堂只供应油乎乎的粥和馒头,粥里漂着几块不知是什么的肉。 Lars Freden
然而,我这位老友发来的消息打碎了这份美好:
“草木皆兵,”他用这句中国成语提醒我,道出了如今安全机器的极度疑神疑鬼——这套机构自身同样经历了剧烈变化。它现在规模更大、侵入性更强;借助微信及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等高科技手段,它具备了对几乎所有人实施全天候监控的能力。
过去40年来,中国的经济转型无疑是卓越的,而西方媒体展现出的所谓“反华偏见“令中国官员极为恼火。所谓“反华偏见“,指的是那些着重渲染中国经济焦虑的报道—​​—尽管中国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放缓——以及任何与中国无可否认的成就和魅力相悖的内容。
在华停留期间,我一直在试图调和这种撕裂感:一方面,这个国家从未如此富裕,似乎充满希望;另一方面,它又存在着一种脆弱的安全感缺失,仿佛每一株草木背后都潜伏着未知的敌人。
在上海期间,我和妻子经常在周末前往该市北部的虹口公园。那里聚集着许多中老年人,他们自发凑在一起演唱年轻时代的歌曲。他们最爱唱的是爱国歌曲——经常能看到其中有一位装扮成查理·卓别林的维吾尔族男子——但完全是出于自愿参与其中。
他们欢聚的热烈氛围与国家自豪感看起来完全出自真心。
然而,附近挂着的一块官方告示牌却为这种无忧无虑的氛围蒙上了阴影,牌子上警告道:“反间防谍,从我做起,”并附上了“举报间谍行为”的电话号码。
自习近平于2012年执政并开始收紧跨境信息流动、修筑防火长城以阻断国内民众访问众多外国网站以来,针对间谍行为的打击急剧升级。
国家的监控范围似乎辽阔无边,普通民众也相应地作出了调适——最明显的莫过于对待最高领导人本人的态度。
北京一条繁华步行街上的摄像头。国家能够看到和听到什么似乎已不受任何限制。
北京一条繁华步行街上的摄像头。国家能够看到和听到什么似乎已不受任何限制。


























习近平的身影无处不在,电视上、广告牌上、报纸和网站的头版上都有他。然而,在我停留中国期间私下接触的数百名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念出他的名字。甚至连外国人也往往避开提及,当想指代中国国家主席时,他们只是用手指指天花板。
我在行程中接触到的中国人无一例外地避谈政治,只有一次例外:在访问山西偏远山区一处毛泽东时代示范公社大寨时,我遇到了一位狂热的爱国者。“到底是中国好还是美国好?说实话!”他在赞美中国领导层、嘲弄美欧之余,对我大声嚷嚷道。
没有人公开发表政治异见,但对经济的不满却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海南岛这样狂热的房地产热潮猝然停滞的地方。一位来自山东的退休老人倾尽毕生积蓄并举债在海南买了一套房子,随后该房产贬值了三分之一以上。他告诉我,他那年轻得多的第二任妻子正以他背负重债为由威胁要与他离婚。
海南岛一片空置的高层建筑群正等待拆除,摄于今年1月。
海南岛一片空置的高层建筑群正等待拆除,摄于今年1月。
在上海一座纪念早期革命者的博物馆门外,我遇到了一位来自外地的党员和他的女儿。当时发生的大概是我遇到的最接近公开挑战当局的情况了。
当这位党员试图拍摄博物馆入口时,警察称该行为是被禁止的,并对他进行了推搡和斥责。他气得口吐飞沫,咒骂警察是“穿制服的流氓”。当我问他发生了什么时,他借用毛泽东时代的口号回答道,党和官员“本该为人民服务,但他们往往忘了这点”。
他的女儿注意到了狭窄街道上密布的监控摄像头,急忙喝止他不要再说了。
从我在苏州河畔闪亮的新建高楼里的公寓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短短一百多米的距离内,我数出了30多个正对着行人的摄像头。地铁站内还设有安检,态度极其礼貌的安检员要求所有乘客将包袋放进扫描仪。在他们身后,摆放着一个塞满黑色警棍、头盔和其他防暴装备的器材柜。一则高端狗粮广告的旁边贴着一张宣传海报,要求警惕未指明的安全威胁。
对所谓间谍的高度警惕几十年来一直像咒语一样困扰着试图获取信息的外国记者,哪怕这些信息极其寻常。
1980年代我担任驻华记者时,邻国苏联的共产主义体制正走向崩溃,对腐败和一党统治的不满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大规模抗议。在流血镇压发生后,官方对事件的报道例行公事地指责外国记者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并煽动“反革命暴乱”。两名美国记者因“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国家秘密”而被驱逐出境。
今年3月去世的《纽约时报》资深战地记者约翰·伯恩斯曾于1986年在骑行穿越中国腹地时被捕,并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这些指控后来被撤销,他随后被驱逐出境。
我本人则因获取了标记为绝密的中共内部文件于1991年被驱逐出中国。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针对被控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中煽动“分裂主义”情绪——官方对文化自我意识的隐语——的团体进行的镇压。
希金斯走进天安门广场附近北京饭店外的一条地下通道。
希金斯走进天安门广场附近北京饭店外的一条地下通道。
在那个时代,跟踪记者的是一些神秘人员,手上拿着内藏相机的挎包。如今,监视者依然存在,只是换上了智能手机摄像头和智能眼镜。
在那座毛泽东时代的公社大寨,我和一名摄影师全程被步行和乘车的一些面无表情的男子跟踪。在海南,一名男子从街头一直跟踪我们到阳光明媚的沙滩。在我们活动时,他假装在打电话,却始终将摄像头对准我们的方向。不过如今,绝大部分监控工作已交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系统完成,该系统会自动对涉及外国记者等潜在“麻烦制造者”的通讯发出预警。
微信及在中国使用的其他应用软件承诺保护隐私,大多数中国人也十分青睐其带来的便利。然而,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规定,这些应用必须与中国当局共享用户数据。这使得针对个人的监控变得极为便利,在许多外国记者眼中,这种体验充满了数字反乌托邦色彩。
在迅速意识到通过微信进行的任何联络都可能将老朋友置于安全机构的监视之下后,我选择避免与他们联系。但有一位朋友主动与我取得了联系,她是一名前高级官员的女儿,在海外生活多年后因公回国。
当我们在上海共进午餐时,我们叙旧回忆起了1980年代和共同的朋友,他们中几乎所有人如今都生活在海外。她对电视剧《繁花》赞不绝口。这部30集的精致剧集充满了对中国蓬勃发展的90年代的怀旧情绪,那是一个经济飞速增长、社会相对开放的时期,当时中共放松了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严酷管制。
我们完全避开了过去谈话中常出现的政治小道消息。午餐的菜肴非常美味。
当我以学生身份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住在东部重工业中心济南,那是一座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味的城市。当时,这座城市仍处于从1976年结束的十年政治动荡——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复苏的阶段。
当时的经济一片凋敝。大米、布匹甚至火柴都极度短缺,只有凭票才能购买。我就读的山东大学食堂只供应油乎乎的粥和馒头,稀饭里漂着几块不知是什么的肉。
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的大门。1980年至1981年,希金斯曾在这里学习中文。如今,校园被保安严密把守,四处都是监控摄像头。
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的大门。1980年至1981年,希金斯曾在这里学习中文。如今,校园被保安严密把守,四处都是监控摄像头。
《时代》周刊刚刚将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盛赞他对“一个新中国的构想”。
邓小平明确表示党将牢牢掌握控制权,但他为中国未来设计的道路刻意保持着试探性。这被称为“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对不确定性的坦承,让我的大学校园里充满了关于如何实现“富强”中国这一终极目标的热烈讨论。
习近平继承了这一终极目标,却用教条式的确定性取代了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倡议。全国上下被要求对习近平思想——他为“新时代”制定的蓝图——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忠诚“,不容置疑。
在我求学时代,山东大学校园是向社会开放的,如今这里跟中国的其他高校一样,校园被保安严密把守,四处都是监控摄像头。
校园附近有几座从我学生时代保留至今的建筑,其中包括一座由德国人建造的宏伟天主教堂,当年曾被改作仓库和厂房。后来,这座教堂经过大规模翻修,如今重新用于宗教活动,但只有愿意登记并出示护照或身份证的基督徒才能参加。
济南的天主堂由德国人于一个多世纪前修建,如今重新用于宗教活动,但受到严密监控。
济南的天主堂由德国人于一个多世纪前修建,如今重新用于宗教活动,但受到严密监控。
我第一次从北京坐火车去济南时,花了整整一夜。现在只需要不到两小时。济南曾经的主要火车站是20世纪初德国人在市中心建造的一座宏伟的新艺术风格建筑,现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位于郊区的一座超现代建筑。
我偶遇了一位老同学。记忆中,他曾是个颇为特立独行的人。如今,他在上海经商,销售私人飞机。他怀念那个除了共产党的权威之外一切都还可以公开讨论的年代。
他说,不得不时时管住自己的嘴,虽然令人遗憾,但与中国在其他许多方面发生的积极变化相比,代价不算大。
在济南,我去拜谒了一个熟人的墓。学生时代,我经常去找他,因为他对中国那段如今已被压抑的历史有着切身的了解。我称他为“老温”,但他的真名是詹姆斯·温纳瑞斯。他曾是一名美国士兵,在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期间被中国军队俘虏后,选择留在俘虏他的人身边,后来被安排在济南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美国间谍,失去了工厂的工作,被派去拉板车。他当时的中国妻子——他三任妻子中的第二任——迫于压力与他离了婚。
当我在1980年认识他时,他刚刚获得平反。他有了新妻子,并在大学里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新工作。为了避免再卷入麻烦,他在校园的公寓里贴满了毛泽东和华国锋的画像。华国锋是毛泽东去世后接任的中共中央主席。
当我告诉他,华国锋像突然从我的教室里消失时,他大为惊恐——这是华国锋也已被清洗的明确信号。
“这一切真他妈的让人摸不着头脑,”他叹道。老温于2001年在济南去世。
詹姆斯·温纳瑞斯的墓碑。这名美国士兵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选择留在中国,2001年在济南去世。
詹姆斯·温纳瑞斯的墓碑。这名美国士兵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选择留在中国,2001年在济南去世。
他的儿子移居美国后,出资为他修建了一块大理石墓碑,墓地位于济南郊外一处宁静的新公墓。墓碑上的金色英文铭文写道,他并未离去,“只是消失了”。背面的中文铭文则称他是一位“热爱和平、热爱生活、热爱中国人民的美国人”。
至于他生前遭遇的种种磨难,只字未提。
笼罩着中国诸多过去的沉默在天安门广场达到了令人胆寒的高潮。我上一次来到这里,是在1989年6月3日深夜至4日清晨,当时军队大肆开枪,从抗议学生手中强行夺回了广场。
到1991年我离开北京时,天安门周围的道路都已重新铺设,抹去了坦克履带留下的痕迹。广场重新变回了公共空间,满是放风筝和带着孩子玩耍的民众。
如今,这座中国首都的核心公共广场不再是像莫斯科红场或伦敦特拉法加广场那样令人放松的去处,而变成了一个仅限预约的死寂之地。未经许可严禁放风筝。所有访客——主要是来自外省的国内游客——都必须接受严格审查。
在今年1月前往游览之前,我和妻子必须提前通过微信提交申请。获得批准后,我们在三个配备了机场级安检设施的检查站排队等待了两个小时,出示护照和电子预约通知。
在最后一道检查关口,一名安检员盯上了我妻子携带的一支笔,坚称笔芯装有红墨水,而红墨水是被禁止带入的。她没有解释原因,但在1989年学生抗议期间,曾有人向面向广场的那幅著名的毛泽东画像泼洒红色油漆。安检主管最终拿这支笔在纸上试写,确认墨水是褐色而非红色后,才放我们通行。
如今离开中国后,我常常感到困惑:一个自豪且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大国,究竟为何会害怕一支装有红墨水的笔?

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

美国停止公开处决已近一个世纪,如今为了鎮壓穆斯林重启

 

几名男子站在木制绞刑架上,另一名男子在押送下走上通往刑台的阶梯,准备接受处决。

图像加注文字,估计有两万人于 1936 年聚集在肯塔基州,观看对雷尼·贝西亚(Rainey Bethea)的公开绞刑。
    • Author,希拉·弗林(Sheila Flynn)
    • Role,BBC 资深美国记者
  • Published
  • 阅读时间: 3 分钟

他们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而来。男女老少聚集在肯塔基州的河岸边,观看一名被裁定强奸并杀害一名年长白人寡妇的黑人男子遭公开绞刑。

那一天是1936年8月14日,地点在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Owensboro)。当时正值传奇热浪席卷期间的一个酷热星期五。有人为了保住观看位置,前一晚就在绞刑架附近过夜;也有人在前一晚举行所谓的“绞刑派对”,带着宿醉前来,而青少年则向围观者贩售爆米花和汽水。

到了清晨5时行刑时刻,现场人数已增至估计两万人。

就在此时,20多岁的孤儿雷尼·贝西亚(Rainey Bethea)走上绞刑架。此前,他在被指控承认抢劫、强奸并杀害70岁的利希亚·爱德华兹(Lischia Edwards)后,被判处死刑。

前一天下午,他享用了最后一餐,包括炸鸡、猪排、马铃薯泥、腌黄瓜、玉米面包、柠檬派和雪糕。

许多到场人士,包括来自芝加哥和纽约等地的记者,都是为了一睹传闻中的“女刽子手”风采。当地警长于四个月前去世,其遗孀意外接替了他的职位。

不过,她拒绝亲自拉下启动绞刑机关的拉杆,因此最终是受雇的刽子手将贝西亚送上死路。

那一刻标志着美国最后一次广受关注的公开绞刑。围绕贝西亚之死形成的闹剧令肯塔基州许多人感到难堪,而州长在18个月后便禁止公开处决。

到那时,大多数州已废除在公众面前执行死刑。随着社会观念转变,人们倾向采用更人道和更私密的处决方式。1937 年,密苏里州另一场绞刑有数百人到场观看,但外界所知不多;那次处决也成为美国最后一次公开处决,直到如今。

一名身穿深色翻领连身裙的女子抱着一名金发儿童站立,她身旁分别是一名身穿圆点连身裙的女子,以及一名穿着浅色长裤和衬衫的男子。
图像加注文字,男性、女性和儿童都到场观看这场绞刑,而这次处决成为美国最后一次广受关注的公开处决。

在雷尼·贝西亚(Rainey Bethea)被处决后九十多年,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宣布,军方将公开处决在2009年于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Fort Hood)杀害13名手无寸铁战友的纳达尔·马里克·哈桑(Nidal Malik Hasan)。

五角大厦随后表示,这场定于12月以行刑队方式执行的处决将进行网上直播。

赫格塞思说:“人们需要明白,这类行为会带来严重后果。”

长期研究死刑问题的科罗拉多大学荣誉教授迈克尔·拉德莱特(Michael Radelet)对此感到震惊。

他告诉 BBC:“我从未想过还会再出现公开处决。”

他指出,公众对死刑的整体支持度一直稳步下降。例如,1994年的支持率为80%,如今则为52%。

他说:“支持率大幅下降,尤其是在提供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作为替代方案时。”

现在判断美国公众对直播处决这一构想有何看法,仍为时尚早。但很可能会有数以百万计甚至更多人收看。

对于赫格塞思的宣布,拉德莱特表示:“死刑的正当性变成了一种娱乐……带上你的爆米花,邀请你的朋友一起来看吧。”

视频加注文字,美国人在田纳西州已定罪谋杀犯克莉丝塔·派克(Christa Pike)的处决失败后,讨论他们对死刑的看法。

桑雅·李亚(Sonya Lea)去年才出版一本关于贝西亚处决事件的著作。当她得知行刑队处决将进行直播时,她表示自己“为我们的后代感到极度恐惧”。

“1936年的人们称之为施虐的狂欢,”她说。“如今我们拥有的技术,能让它传递给比当年来到肯塔基州欧文斯伯勒围观的那两万人远为庞大的受众……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可怕。”

李亚的祖父母当年是那场处决现场的人群之一,当时他们还是刚结婚不久的青少年。直到祖母于2002年去世后,她才得知此事。她阅读了祖母生前留下的一份记述,其中提到他们距离绞刑架近到足以听见贝西亚颈骨折断的声音。

这位作家其后多年的研究让她了解到,许多肯塔基州居民一直被那场处决所困扰。

她说:“我真心以为,我们早已把这种事情抛诸脑后。这种极端骇人的做法,如今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仍在实施,例如伊朗、北韩和阿富汗。”

“如今,美利坚合众国难道正考虑把自己视为那类政府的一部分吗?这实在太可怕了。”

不过,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科特·格雷(Kurt Gray)表示,美国政治中的两极化与相关言论,或许已为这类宣布铺平道路。

他说:“部分美国人或许渴望看到流血场面,但我认为许多美国人并非如此。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只是逐渐变得麻木了。”

“因此,情况并不是他们在为公开处决欢呼,而是他们只是觉得:‘喔,是啊,看来我们现在就是走到这一步了。’”

视频加注文字,胡德堡枪击案凶手的处决可以进行直播吗?

其他研究则显示,赫格塞思与政府或许误判了美国民意。

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暴力预防研究计划主任加伦·温特穆特(Garen Wintemute)表示,各项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暴力的接受程度正在下降。

“今天早上,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会议主席将这项(直播处决公告)称为野蛮之举,”他说。“我认为他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公开处决不能代表我们,”他补充说。“这不是一个国家所向往的样子。”

到了星期五,围绕赫格塞思突然宣布的争论似乎也正在白宫内部上演。

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向记者表示,他对这场公开处决是否会按计划进行并不确定,并说如果直播成行,他不会观看。

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全”支持直播计划,但五角大厦仍在“作出决定”。

他没有回答自己是否会观看哈桑的处决。

特朗普说:“只要他被处决,我根本不在乎是以什么方式进行。”

“而且我认为,对他而言,死刑是非常恰当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