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 五月 2025

2025年5月30日星期五

特朗普利用职权捞钱，人民为什么不生气？——美國文革奇觀

特朗普总统本月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商业圆桌会议上。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当希拉里·克林顿还是第一夫人时，有报道称她曾投资1000美元购买牛产品期货，赚了10万美元，这在当时引发了一阵公愤。尽管发生在她丈夫成为总统的十多年前，这件事还是成了持续数周的丑闻，迫使白宫启动了一项审查。

时隔31年，杰夫·贝佐斯在马阿拉歌庄园的晚餐后同意资助一部关于梅拉尼娅·特朗普的宣传电影，据报道，这部电影将令她将2800万美元直接收入囊中——是希拉里·克林顿发的那笔财的280倍，而且这一次是来自一个可以从她丈夫的政府政策获得利益的人。丑闻？公愤？华盛顿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特朗普家族并不是第一个在执政期间获利的总统家族，但是在将总统职权变现方面，他们做得比任何白宫主人都多。这种将总统职权商业化的规模和范围令人震惊。仅在过去几个月里，特朗普家族及其商业伙伴就通过一种新的加密货币中收取了3.2亿美元的费用，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海外房地产交易做中介，并在华盛顿开设了一家名为“行政部门”的高级俱乐部，每位会员入会费为50万美元。

就在上周，卡塔尔移交了一架豪华飞机，不仅供特朗普用于公务，还供他卸任后的总统图书馆使用。专家们估计这架正式捐赠给美国空军的飞机价值2亿美元，超过了此前所有美国总统收到的外国礼物的总和。

特朗普在他的弗吉尼亚俱乐部为220名$TRUMP加密货币的投资者举办了一场专属晚宴，该币是他在1月就职几天前启动的。面见总统的机会被公开出售，取决于这些人出了多少钱——不是捐给竞选账户，而是捐给一家让特朗普个人受益的企业。

来自上海的特朗普总统加密货币投资者路成（音）周五参观完白宫后离开。他在前一天晚上出席了在华盛顿郊外的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举行的专属晚宴。 JASON ANDREW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根据研究官员腐败的学者的说法，按照华盛顿的传统标准，仍然年轻的特朗普政府可以入围美国历史上最公然滥用职权的政府，甚至可能超过茶壶山油田丑闻、水门事件和其他著名丑闻。

科尔盖特大学荣休教授、著有多本关于美国腐败的书籍的迈克尔·约翰斯顿说：“我关注和撰写腐败问题已经50年了，但我仍然感到震惊。”

然而，关于特朗普重新掌权以来华盛顿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一个标志就是：曾经会引发无休止的政治反击、电视转播听证会、官方调查和止损操作的赚钱计划已经变得正常化。在特朗普时代，愤怒的消失——或者至少是缺乏——体现了这位总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华盛顿公认的行为准则。

特朗普是第一位被判犯有重罪的当选总统，他抹去了道德界限，废除了约束其前任的问责机制。不会有官方调查，因为特朗普已经确保了这一点。他解雇了政府的监察长和操守监督员，任命忠于党派的人执掌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监管机构，并主导了一个由共和党控制、不愿举行听证会的国会。

保罗·罗森茨威格曾是肯·斯塔尔的比尔·克林顿总统调查团队的高级法律顾问，后来在乔治·W·布什政府任职。他说，特朗普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没有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这让他怀疑，长期以来关于公众希望有一个诚信政府的假设是否一直都是错误的。

“要么是公众从来就不关心这件事，”他说，要么是“公众曾经关心过，但现在不关心了”。他总结说，答案是“80%是因为公众从未关心过，20%是因为我们已经不知所措、筋疲力尽”。

“愤怒并不是消失了，”罗森茨威格还说。“其实是它一直都只是精英们凭空想象出来的。”

白宫为特朗普的行为进行了辩护，称他非常富有，不需要更多的钱，以此搪塞有关操守的问题。

“总统遵守所有适用于总统的利益冲突法，”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说。“美国公众认为，任何有关总统以权谋私的说法都是荒谬的。这位总统在放弃一切、通过公职为国家服务之前，曾经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但是，说他遵守所有适用于总统的利益冲突法没有意义，因为正如特朗普本人长期以来指出的，利益冲突法不适用于总统。

此外，他并没有放弃一切；事实上，他仍在通过儿子们经营的私人生意赚钱，而且独立评估显示，他从政几乎没有在经济上做出牺牲。《福布斯》估计，今年3月特朗普的净资产为51亿美元，比去年整整高出12亿美元，是该杂志排名中最高的。

总统的儿子们不认为他们应该限制直接有利于父亲的商业活动。小唐纳德·特朗普曾表示，家族在父亲的第一个任期内很克制，结果还是遭到了批评，所以再克制下去没有任何意义。“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打击你，”他上周在卡塔尔的一个商业论坛上表示。“所以我们就该怎么做怎么做。”

最近几天，公众开始出现一些反对的迹象。卡塔尔赠送飞机一事似乎以一种其他事件没有的方式触动了普通大众。上周公布的哈佛大学/CAPS哈里斯民意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这份礼物“引发了对腐败的道德担忧”，甚至本·夏皮罗和劳拉·卢默等著名的特朗普右翼支持者也表示反对。

卡塔尔移交了一架豪华波音747飞机供特朗普使用。 AL DRAGO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但是，尽管数十名示威者前几天晚上在特朗普的高尔夫俱乐部外抗议，但民主党人在特朗普牟取利益的事应该引起多少关注上存在分歧，一些人更倾向于关注经济问题。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墨菲一直力主从另一个方向发起攻击，他在议会发表演讲，主持新闻发布会，谴责他所说的“无耻的腐败”。

“他不太可能通过传统方式被追究责任，”墨菲在接受采访时说。“不会有特别检察官；司法部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所以真的只是关乎公众动员和政治了。如果共和党人在明年的特别选举中继续为腐败付出代价，也许会让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共谋行为。”

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承诺，在其他政治人士多年的腐败之后，他将“抽干华盛顿的沼泽”。2016年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他痛斥克林顿夫妇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中东君主制国家接受资金，显然是为了讨好希拉里·克林顿，以备她赢得总统宝座。但这笔钱都捐给了克林顿基金会，用于慈善目的。根据《纽约时报》的记录，特朗普家族现在从中东带来的资金正通过各种投资进入他们的个人账户。

腐败问题学者约翰斯顿说，特朗普家族“绝对是一个孤例，不仅在金钱方面”，而且，也是在“他们公然无视”过去的标准这方面。“虽然我们可能会对政策的优劣持不同意见，但我们都认为总统和行政部门的人物应该是为公众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他们自己，”他说。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对这些标准表示认可，称他将限制家族企业在海外的生意往来。

但从那以后，他因伪造商业记录而被判34项重罪，并因欺诈在民事法庭上被判负有责任，而最高法院却给予他公务行为豁免权。在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取消了自我道德约束。

“他不再试图给人一种他在做正确事情的感觉，”民主21组织的创始人、长期倡导廉政的弗雷德·韦特海默说。“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事情能与利用总统职位谋取巨额个人利益相提并论。没有。”

国会共和党人花了数年时间调查拜登总统的儿子亨特·拜登利用自己的家族地位赚取大量金钱，甚至给这个家族贴上了“拜登犯罪家族”的标签。但是，尽管亨特·拜登的现金流跟小唐纳德·特朗普、埃里克·特朗普和贾里德·库什纳相比只是个零头，共和党人对调查现任总统家族的财务状况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美国公众不得不习惯于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总统职位的腐败，因为总统和他的共和党让美国公众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已成为特朗普批评者的保守派前上诉法院法官迈克尔·卢蒂格说。

特朗普似乎丝毫不担心那些向他的家族金库输送资金的人与政府政策有利益关系。周四晚上参加他晚宴的一些加密货币投资者承认，他们正在利用这个机会，就行业监管问题向他施压。根据时报获得的一段视频，作为回应，他向嘉宾们承诺，他不会像拜登政府那样严厉对待他们。

当晚来到弗吉尼亚州斯特林特朗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的其中一位嘉宾是中国亿万富翁孙宇晨，他购买了价值4000多万美元的$TRUMP加密货币，成为该币最大的持有者之一，这让他有资格参加晚宴前与总统举行的一场更高级的私人贵宾招待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曾于2023年指控孙宇晨欺诈，但在特朗普接管后，该机构搁置了诉讼，同时放弃了其他加密货币调查。

至于贝佐斯和卡塔尔，他们都有理由与特朗普搞好关系。在第一个任期内，特朗普对贝佐斯旗下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感到恼火，多次敦促助手惩罚贝佐斯的主要公司亚马逊，大幅提高其美国邮政服务的运费，并否决了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五角大楼合同。特朗普谴责卡塔尔是“恐怖主义的资助者”，并在外交上孤立了它。在第二个任期内，他既没有针对贝佐斯，也没有针对卡塔尔。

2025年5月29日星期四

希望与无望、繁荣与萧条：两个中国

DONGYAN XU

美国人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准备引领世界的科技和制造业超级大国，另一个是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

这两个都是中国真实面目的写照。

让我们把其中一个称为希望的中国，它由人工智能初创公司DeepSeek、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强大的科技企业华为等公司代表，它们都是创新先锋。

硅谷芯片巨头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并不落后于”美国。不少权威人士断言，中国将主宰21世纪。

另一个是无望的中国，它讲述的故事截然不同：消费疲软、失业率攀升、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以及为贸易战的冲击做准备的商界。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谈判来解决贸易战，他必须对美国主要地缘政治对手的两个版本都有所估量。

了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对中国的成功只是害怕，或从中国的经济困境中得到安慰，都是不够的。要认清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就需要了解这两个中国如何共存。

“美国人对中国有太多想象，”曾在硅谷担任高管的董洁林说，她在中国从事了14年的科技政策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最近搬回了旧金山。“有些人希望美国的问题用中国的解决方式，这肯定行不通。他们不知道中国的solution（解决办法）会带来很多pain（痛苦）。”

吉利汽车在宁波的汽车装配线。 QILAI SH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与美国一样，中国是一个存在各种差异的巨大国家：沿海与内陆、北方与南方、城市与农村、贫困与富裕、国企与民企、X世代与Z世代。执政的中共本身就充满矛盾。虽然它宣称实行社会主义，却不愿为人民提供强大的社会保障。

中国人民也在努力应对这些矛盾。

尽管发生了贸易战，但过去几周里与我交谈的中国科技创业者和投资者们却比过去三年的任何时候都更乐观。他们从今年1月DeepSeek的突破上看到希望。两名风险投资家对我说，他们已打算走出中国政府2021年开始打击科技行业后的冬眠期。两人都说，他们正在考虑投资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和机器人技术。

但他们对整体经济——也就是无望的中国——则没有那么乐观了。

我采访的10名高管、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进步不足以帮助它摆脱经济萧条。先进制造业只占中国经济产出的6%左右，远低于房地产行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即使在经历了急剧放缓之后，房地产行业仍对经济产出有约17%的贡献率。

当我问他们中国能否在贸易战中打败美国时，没人给出肯定的答案。但他们都同意，中国能忍受更多的痛苦。

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在基建和制造业上困难重重的焦虑不难理解。中国的高铁总里程已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每万名制造业工人配备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仅次于韩国和新加坡，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无人机和其他几个先进产业目前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宁波的太阳能电池板。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许多最成功的企业已从经济低迷中练就了韧性，为更艰难的时刻做足了准备。“它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在DOGE-ing，”每个季度都会去中国的纽约对冲基金Stillpoint的创始人埃里克·黄（音）说，DOGE是特朗普政府削减开支的所谓“政府效率部”的英文首字母缩。“相比之下，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挥霍。”

但是，当我们惊叹于中国所谓的奇迹时，有必要问：代价是什么？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代价，还有人的代价。

中国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严重依赖政府补贴和投资，事实证明，这种模式效率低下且浪费严重。就像房地产行业的过度建设引发了一场危机，并抹去了中国家庭的大部分财富一样，工业产能过剩加剧了经济的不平衡，这种模式的持续性令人存疑，尤其是在大环境恶化的情况下。

电动汽车产业是这两个中国之间进行博弈的典型样本。2018年，中国拥有近500家电动车企。到2024年，大约还剩下70家。其中夭折的奇点汽车从投资者那里筹集了23亿美元，投资者包括三个省的地方政府。八年多的时间里，该公司连一辆车都没交付，并于2023年申请破产。

中国政府容忍重点产业的投资浪费，助长了产能过剩。但它却不愿在农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有助于提升消费的领域进行大量投资。

摩根士丹利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邢自强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单靠技术创新无法解决中国的结构性经济失衡或周期性通缩压力。”他写道，“事实上，最近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增强政策制定者对当前道路的信心，从而增加资源和资本错配的风险。”

中国领导层对技术自主和工业能力的痴迷无助于解决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失业、消费疲软和对出口的依赖，更不用说房地产危机了。

官方数据显示，不包括失业的农民工在内，中国城镇失业率为5%，青年失业率为17%。据信，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仅今年夏天，中国的高校毕业生就将带来1200多万新增求职者。

特朗普说中国的工厂正在关闭，人们正在失去工作，这并没有错。

2020年，时任总理李克强表示，外贸部门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1.8亿中国人的就业。“产业出口下降，对就业会带来直接冲击，”他在疫情开始时表示。关税可能更具破坏性。

北京正在淡化贸易战的影响，但随着上周末中美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其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今年4月，中国工厂经历了一年多来最严重的月度放缓，对美出口同比骤降21%。

所有的经济后果都将由像我采访过的一位陈姓男士这样的人来承担，他曾是中国南方某大城市的一所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为了不让政府知道他的身份，他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全名和居住地。

陈先生生活在那个无望的中国。他不再乘坐被大肆吹嘘的高铁，因为高铁的价格是大巴车的五倍。连飞机票也往往更便宜。

他在去年丢了工作，因为那所全国顶尖的大学面临预算短缺。许多国有机构不得不裁员，因为许多地方政府，即使是最富裕的城市，也是债台高筑。

因为陈先生快40岁了，人们认为他年纪太大，不适合从事大多数工作。他和妻子已经放弃了买房的打算。现在，随着贸易战的爆发，他预计经济将进一步走弱，他的就业前景将更加黯淡。

“我在消费上更加保守，”他说，“变得锱铢必较。”

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

推翻专制统治者的三种武器

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夺回自己的国家？

那么，让我利用从其他面临威权挑战的国家那里获得的经验，看看能否回答这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推翻专制政权这件事还有战术书可用。书是在美国写的，作者我还认识，他就是不修边幅的政治学家吉恩·夏普。尽管生前在美国籍籍无名，他在国外得到很高的评价，他提供的手段被东欧、中东和亚洲各地的活动人士取用。他的多部作品都强调具有感染力的非暴力抗议，已被至少翻译成34种语言。

“相比核弹，我更愿意拥有这本书，”立陶宛的一位前国防部长曾如此评价夏普的著作。

夏普是一位谦和的学者，在位于波士顿的寓所里工作，他提出了198项往往具有表演性质的行动，从绝食抗议到性抵制，再到模拟葬礼，不一而足。

他曾经说过，“独裁者从来不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强大，而人民也从来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软弱。”

民主党去年传达的信息部分围绕着对民主价值观的真诚呼吁，但从世界各地的反威权运动中得出的一个教训是，这种抽象的论点并不十分有效。事实上，借鉴夏普的研究成果，其他三种方法似乎效果来得更好。

首先是嘲讽和幽默——最好是黄段子。

在中国，双关语往往“比严肃的政治口号更能引发共鸣”。

“草泥马”曾经在中国的网络上风行一时——这可能会让未来研究中国档案的动物学家感到困惑，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种动物。这其实是个粗俗的玩笑话：在中文里，“草泥马”和一句脏话音近，其露骨程度足以让你的屏幕都感到不好意思。但它表面上的意思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动物，因此被用来捉弄中国的网络审查员。

中国的商家出售形似羊驼的草泥马玩偶，一部伪纪录片还煞有介事地描述它的习性。更有中文歌曲描绘了草泥马与河蟹的史诗之战——因“河蟹”是“和谐”的谐音。这首歌最终以草泥马获胜告终。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打败了河蟹，河蟹从此消失，”歌中唱道。

幽默让威权者陷入两难境地：如果镇压笑话，就显得荒谬可笑；如果置之不理又显得软弱。独裁者有何计可施？

就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有时人们嘲笑他长得像小熊维尼。因此，中国禁止了维尼熊的图像和电影，但这让人们有更多理由来嘲笑他。

无论是小熊维尼还是草泥马大军，都不足以推翻习近平。但正是这种机智在2000年成功推翻了塞尔维亚的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当时名为“抵抗”(Otpor)的异议团体规模极小，它的抗议活动根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该组织深度借鉴夏普的理论，通过街头剧场引发舆论轰动——他们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放置印有米洛舍维奇头像的木桶，鼓动路人挥棒击打它。

“看到一群不管不顾的年轻人嘲笑米洛舍维奇，围观者都会心一笑，”蒂娜·罗森伯格在她的《加入俱乐部》一书中写道。“这也鼓励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政权和他们自己的角色。”

罗森伯格援引一个“抵抗”组织领袖的说法：“那就像一场永不散场的狂欢。”这使得抗议活动变得时髦、酷炫，嘲笑越来越具有感染力，最终反对运动变成了一场迫使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群众运动。

另一种屡试不爽的策略是不强调民主本身，而是聚焦统治者的腐败、虚伪与经济管理不善。

批评者在指出虚伪时通常有充足的弹药，因为专制者往往以道德卫士自居，而缺乏问责制往往会导致，呃，行为失检。举例来说：据报道，德黑兰负责执行伊斯兰妇女着装规定的警察局长被发现在一家妓院中赤身裸体，与六名同样赤身裸体的妓女在一起。

腐败问题通常也是现成的靶子，因为随着专制者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及其家庭成员往往会中饱私囊：专制所及之处必生腐败。

中国官员深谙此事的敏感性：他们曾向我坦言，可以容忍像我这样的记者批评共产党的镇压政策或决策失误，但能不能就不要再报道领导人的财务状况（比如那位前总理，家人勤勉致富，至少积聚了27亿美元资产）？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似乎曾是最让普京总统恐惧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嘲讽大师，曾在网上发布普京据说耗资10亿美元建造的豪华宫殿等奢靡之物的视频。在被关进古拉格后，他还宣布自己曾试图让看守们组成工会。

第三种行之有效的策略是聚焦个体的力量——用个人悲剧取代大规模的压迫。反种族隔离运动曾使用“释放南非政治犯”的口号，但收效甚微，直至改为“释放曼德拉”才扭转乾坤，之后的故事就世人皆知了。

无独有偶，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亦始于2010年的一桩个体悲剧：一名26岁的突尼斯街头小贩自焚以抗议覆盖，继而引发数百万阿拉伯民众上街反抗统治者。

2022年，伊朗持续半年的抗议浪潮起缘于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因头巾佩戴不当遭警方逮捕后死亡。“她的遇害彻底击穿了民众的忍耐底线，”伊朗知名人权律师纳斯林·索托德告诉我，“人们如潮水般涌上街头。”

索托德指出，即使是一个普通人的一次创造性抗议也能点燃更广泛的运动。她举例说，2017年，一名妇女站在德黑兰街头，摘下头巾，扎在一根棍子上挥舞；这一事件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并掀起了“革命街女孩”运动，以结束强制戴头巾的做法。虽然头巾法依然存在，但现在妇女有时可以无视它。

我们通常认为政治人物才是此类运动的天然领袖。但令人吃惊的是，运动的明星往往来自其他领域。在波兰是一位名叫瓦文萨的造船厂电工。在捷克是剧作家哈维尔。在伊朗是女律师群体。在苏丹是一名学工程的女学生。在菲律宾是丧夫的家庭主妇科拉松·阿基诺。

挑战威权主义没有简单的公式。但这些方法在国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可能是我们美国人可以学习借鉴的。

2025年5月26日星期一

“敌人”还是同胞？二战“台湾籍日本兵”的双重身份认同之争

悼念仪式 — 图像加注文字，每一年都会有来自台湾及日本的二战军人亲友来到高雄旗津海岸边悼念。

201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当时仍在世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日媒投书，公开了自己二战期间作为台籍日本兵被派往日本作战的经历。他提到：“我志愿进入陆军，而我的兄长李登钦则志愿进入海军。当时我们兄弟俩无疑是以‘日本人’的身份，为了祖国而战。”

李登辉的投书引发了国民党及北京“媚日”的抨击，但也在台湾社会中也激起了涟漪。更重要的是，这是“台籍日本兵”话题首次通过台湾高层政治人物的告白，公开地端上台面。之后，有关台日本兵的讨论并未止息，慢慢浮现在台湾社会的言论空间，甚至引发激烈的辩论。

譬如，2024年底，二战终战80周年前夕，台湾公共电视播出历史剧《听海涌》，这是台湾首次以台籍日本兵的经历改编的电视剧，剧情描绘台籍日本兵在南洋以及在日本战败后接受盟军审判的经历，在台湾触发讨论。该剧还在官方“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地巡回展出戏服及剧照等文物，受到一些民众欢迎，但也招致批评。譬如，在野党国民党有立委对此举表示不满，称其剧情不符合正确的史观，并以此为由要求冻结公共电视的预算。有台湾人认为，台湾还有人赞颂日本殖民统治，是“媚日”或“恋殖”的错误史观，而台籍日本兵的经历不应该被正面看待。但对其他台湾人来说，台湾很多老人家在日治时代出生成长，他们的生命经验或甚至对日本的认同都应该被尊重。可以说，这一议题随着电视剧进一步在台湾舆论掀起波澜。

根据台湾历史学者陈柏棕定义，“台籍日本兵”是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动员加入日本军队对外作战的军人，他们的历史经历波折，多半是“军属”或志愿军，并非正规日本军。

二战末期，日本军力吃紧，战争情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除了平地汉人之外，东京也到高山招募台湾原住民成立“高砂义勇军”到南洋前线战场，与西方盟军开启惨烈的对抗，有些人后来成为战俘，有些人客死异乡，葬身太平洋，战死的士兵多半在东京靖国神社内被纪念。

存活下来的士兵，在日本投降后因为有着战争经验，被蒋介石政府徵招到中国加入国共内战，与共产党对抗，有的被俘虏后在中国渡过余生，也有人被徵招到朝鲜打仗，经历许多波折。

蔡英文参加纪念活动 — 图像加注文字，2016年，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了在高雄举办的“征战属谁-追思‧纪念台籍老兵”活动与台籍老兵合影。

事实上，在台湾本土派政治阵营中，除了前总统李登辉之外，许多民进党内的独派大佬，譬如前交通部长叶菊兰的父亲叶睦宗，及现任监察院长陈菊的父亲陈阿土都曾身为台籍日本兵。

2016年，时任台湾总统蔡英文在陈菊及幕僚姚人多的陪伴下，南下高雄与多位台籍日本兵会面，肯定他们的历史角色。蔡英文说，台湾会“迎接他们（台籍日本兵）成为我们的历史，迎接他们成为台湾人记忆的一部分。政府会支持台湾兵历史正义的追寻。”

此后，台湾民间人士包括历史及文史学者，陆续透过学术研究及影视文学作品，展开对这一曾被主流叙事留白的历史的探索，但也引发了许多激烈辩论。

台湾史专家、台湾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研究员林玉茹向BBC说，台籍日本兵与国民党军人在二战时期是敌对者，但很多人在韩战中又成为国民党政府军的同袍，双方都是直接被卷入全球战争。他们的历史经验是二战惨烈战争的一个缩影，也是时代的悲剧。但是，二战在台湾造成的影响巨大，可以说，台湾全岛家家户户被卷入这场大规模的军事动员以及及人员迁移的历史，过去却常被忽略。

林教授向记者解释，许多人鄙视或忽略当时台湾人在殖民时代的经验及选择，其实反射出台湾一直被边缘化的过程：“譬如，从清代到日据时代，台湾人都不被归纳为正规军，原因是不被信任。背后折射的是历任殖民者及外人政权都对台湾人的防备及戒心，也象征过去台湾或台湾人一直处于帝国边陲的位置。”她说。

BBC中文在二战结束80周年前夕访问部分当年的军人及护士，百岁之际的他们回顾了过往的二战经历。同时，从台湾文史学者的访谈中，了解为何这段80年前的历史在台湾引起广泛关注。透过这些老人的故事，我们得以一窥台湾在二战前后的一段特殊历史，以及复杂历史背景下的独特身份认同。

台籍日本兵是谁？

公共电视台剧《听海涌》剧照 — 图像加注文字，公共电视制作的《听海涌》是台湾首部以台籍日本兵为主角的电视剧，主要场景是台籍日本兵在南洋作战的故事。

许多亚洲国家被卷入了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争，这是一段死伤惨重的历史。

高雄“关怀台籍老兵文化协会”统计称，彼时台湾人口约为六百万，其中有约21万人参与了战争，包括担任军方医护的女性。若加上其他受战争影响或非正式参与军事补给后勤的民众，可以说全台几乎每个村庄或家庭中，都有成员曾经成为日本兵。台籍日本兵主要在陆海军的基层单位服役，战后统计死亡或失踪的人数高达5万多人，其中约有2万8000人被奉祀于东京的靖国神社。

如今，曾经参与二战的台湾兵多已离世，仍在世者亦接近或超过百岁高龄。

“自杀舰队上的少年”

陈金村先生 — 图像加注文字，陈金村接近100岁，精神抖擞地拿出当年担任日本兵的衣物，并穿上日本海军制服领巾。

在台北市闹热的信义路上，101大楼站的地铁站外，记者静静等候陈金村的到来。原以为这位97岁高龄的老先生会住在附近，因此约定到此会面。没想到，我等来的是一辆小客车。陈先生精神抖擞地摇下车窗，热情挥手，亲自开车来接我前往他不远处的居所。他停好车，带我进入他的公寓，比他小几岁的女友亲切地招呼我，为访谈揭开序幕。

陈金村1928年出生于台湾苗栗苑里镇，14岁毕业于日本高等科学校。后来他考入了日本殖民政府的公务机关，担任书记（类似今日的台湾里干事），负责协助征兵工作。入伍时年仅17岁的他其实尚未达征兵年龄。老先生笑着告诉BBC记者，自己参军的原因之一是对日本海军制服的喜爱：“我觉得很好看！衣服很漂亮！”

陈金村与几位同龄好友一同入伍，成为第五期日治时期的台湾海军特别志愿兵，负责类似现今轮机兵的工作。根据台湾独立研究者蔡岳熹的研究，由于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美国被卷入战争，特别是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激战。随着战事紧迫，东京急需军力，从1942年开始在殖民地台湾招募志愿兵。

然而，台籍兵当时不被视为正式日本兵，而是类似招聘的志愿军，他们的战斗参与程度并无不同，有时更被编为在南洋雨林作战的重要战力。

1945年，陈金村进入高雄的左营海兵团受训。他向BBC回忆道，与日本兵一样，许多年轻孩子面对残酷而严格的训练。他细数教官的严厉训练及处罚过程，宛如昨日：“那个训练很苦、很残忍。有人逃跑了，在车站被抓回来后遭到毒打，然后再继续受训！”

尽管训练残酷，他仍记得那些片刻的清闲。因为战时台湾物资极度匮乏，“我们台湾人和一些日本人会一起去找酒精和米酿成SAKE（日本清酒）喝，真的很好喝！”

训练结束后，陈金村被分发至“震洋特攻队”，这支部队的性质类似于二战知名的日军自杀军队“神风特攻队”的海军版本。他提到，震洋舰队的舰艇由简单的木板制成，船上的唯一武器就是300公斤的炸药。战略是遇到敌军船舰时，连人带船一起冲向美国敌舰。

虽然老先生在回顾过去时情绪平静，但根据他的回忆，这支军队任务执行时，船舱外会被封死，几乎没有逃生机会，进入船舱后便注定要冲向美军舰队，无疑是操作船只的自杀队，宛如当今新闻中的“自杀炸弹客”。这段经历是陈金村最接近死亡的时刻，执行任务就意味着葬身大海。

或许是命运的眷顾，陈金村在1945年加入日军八个月后，日本天皇于同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结束了他不到一年的日军生涯，生命得以保全。

日本投降后，日军及家属陆续离开台湾。来台接管的蒋介石政府需要翻译人员协助在台日本人（即湾生）离境，陈金村因此加入翻译团队。

之后他本打算前往大都市台中求职，但不久后台湾局势开始混乱，1947年发生了“228事件”。目睹社会不平静，陈金村决计搬回老家成婚，为了怕招惹麻烦，他将从军时的文件及制服大多丢弃，只保留了一些最珍贵的物品，人生进入了下一章篇。

此后，他在台湾担任过警员及刑警，并在30多年前退休安享晚年。如今儿孙满堂，家族遍布台美两地的老先生表示，虽然在日军服役仅有短短八个月，却成为他一生中最深刻的回忆，作为日本兵的这段回忆甚至认同，并未在生命消逝。

台湾人或日本人？

陈金村表示，作为台湾人，自己也坦然面对同时拥有日本身份认同的事实。他认为日本与台湾的双重身份认同在他这位殖民地成长的人生经历中并不矛盾。

台湾史学者、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研究员陈怡宏告诉BBC，他的研究发现，日治时期的台湾老年人对于过往战争经验的回应，常因语言而异：“我曾访问过一位台籍日本学徒兵（1926年生），当我用中文访问时，他表示当时是被迫接受洗脑。但当他接受日方访问，使用日文回答时，却坚称自己是日本人，对日本的认同是理所当然。”

“他们的内心似乎同时运行着两个系统，就像苹果和安卓，对于认同哪一方，可能没有标准答案。”陈博士告诉BBC。

许多分析也强调，当代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其实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迁。例如，随着台湾解严、民主化，再加上两岸关系的演变，台湾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激烈的波动。台湾政治大学民调中心的近期调查显示，自认为台湾人而非中国人的民众显著增加。对于年近百岁的台籍日本兵而言，身为日本人或台湾人并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可以并存且没有矛盾的选择。

以陈金村为例，二战结束后，目睹国民党因国共内战撤退至台湾。日语比华语（北京官话）流利的他选择不高调公开自己曾经的日本兵身份，在台湾警界工作数十年，直到退休后才向外界透露自己的日本兵经历。

据此，历史学者陈柏棕便向BBC分析，台籍日本兵的认同并非单一，而是呈现多元且流动的特质。他们的参战动机复杂，远超“被迫”或“皇民化洗脑”的刻板印象。根据他与其他学者的口述历史与研究，陈先生说，许多人因经济诱因、家庭考量或个人志向选择参战：战场工作的薪资远高于当时岛内一般职业，吸引年轻人为改善家计而参战：或者是家庭策略，有些人向陈柏棕诉说当年主动加入日本军队或看护妇行列，是怕家中其他成员被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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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也有些老兵表示当年将参战视为学习技术的机会，因为在台湾殖民社会阶梯往上爬并不容易。例如，当年有12-13岁的台籍海军少年工志愿前往日本协助制造战机，从中不但可习得基础工业技术，更可取得“高工”同等学历。回台湾后，二战后台湾国民党政府对他们不甚信任，因此他们会自己去开设私人小厂，对台湾民间技术发展有所贡献。陈柏棕说，也有部分女性选择成为战场看护妇、看护助手，试图打破性别刻板印象，追求自我实现。

陈柏棕强调，这些故事显示殖民时期，底层的人民在殖民体制下的选择的“认同”（identity）多元，不管是要当日本人或台湾人时而充满能动性与权宜（因为需要活下来），他们并非仅是日本皇民化下的受害者被殖民者，或被洗脑的日本皇民，而是以多元策略应对战争与殖民环境的挑战。

关于这些台湾兵的台湾或日本认同过程，从另一位百岁高龄的台籍日本兵杨馥成老先生的生命经历来看，又显得更加曲折及复杂。

图像加注文字，台湾前总统李登辉2018年到日本冲绳岛参加二战阵亡士兵的慰灵祭，替自己题字的慰灵碑揭幕致词。

战败后的选择

杨馥成先生 — 图像加注文字，二战时，杨馥成在新加坡麻六甲海峡的小岛当兵，在本部时遇到负责卫生打杂的少年李光耀。

2024年，在高雄市外岛“旗津”的沙滩上，一群老人千里迢迢从日本各地来到这里，并非为了观光，而是为了悼念80年前在前方海域战死的亲人和前辈。

在沙滩旁，有一个名为“战争与和平纪念公园主题馆”的小博物馆静静地矗立在广袤的海岸旁，它由高雄市历史博物馆成立，委托“高雄市关怀台籍老兵文化协会”管理。博物馆收藏了自二战以来，被征召至东南亚及中国大陆参战的台湾兵的文史资料，包括看护妇、慰安妇及战俘等当年留下的珍贵文物。

馆方代表表示，每年至少会举行一次纪念仪式，日本称之为“慰灵”。由这些台日二战士兵的亲友与民间人士组成的组织，约莫数十人会风尘朴朴的来到这座小沙洲的海滩上悼念。

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正在与馆方亲切交谈、操着台语的老先生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名叫杨馥成，生于1922年，来自台南下营乡，今年已经104岁，头脑清晰、行动自如，完全不像已经年过百岁的高龄长者。如今，他在日本冲绳及台湾基隆都有居所，时常往返于两地，含饴弄孙之外，也穿梭着保存台籍日本兵记忆的行动。

访谈中，杨馥成透过日语及台语等多种语言讲述自己的生命轨迹。

原名杨清福的他童年时家里讲台语。他回忆起小学时的课堂，大家学唱《桃太郎》和《一寸法师》等日本童话及歌谣，而父亲是贫穷农村中少数识字的人。因此，他与兄长自小便在日文与汉文双语教育下成长。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日治时期的名校嘉义农林学校（嘉农，日语称KANO）。

毕业后，杨馥成原本想担任公务员，但日本总督府实施志愿兵制，鼓励台湾青年参军，1942年，杨先生决定报考军属。

他说，当时台籍军属的待遇比台籍志愿军更优渥，每月薪资200日圆，是教师的四倍。

日本厚生省资料显示，从台湾兵征召开始，当志愿军者有8万多人，军属录取则超过12万人。

杨馥成回忆，当时他报考的军属单位有上千人报名，最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1943年，他被派往当时日本控制的新加坡，加入日本军政部的“南方派遣军野战货物厂”，在此工作了整整三年。

他所在的部队约十多人，驻紮在马六甲海峡的一个小岛，协助日本南洋军队在马来西亚的物资补给，因此经常与当地华侨交易。杨馥成熟悉日文、汉语及台语，受到部队高层器重。

杨老先生回忆，自己搭乘船舰“北光丸”前往新加坡的小岛时，目睹其他日本船舰在美军的攻击下相继沉没，只有“北光丸”死里逃生。后来的工作期间时常遭遇土匪及抗日游击队的袭击，但完成任务后“还是很有成就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加坡本部中，有位负责管理卫生杂务的年轻人，竟是后来成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时杨先生因在日本军中获得赏识，长官建议他随日军返回日本，认为如果回到台湾，面对的是刚打完仗的敌军（即蒋介石的军队），“一定会吃亏”。但杨先生对于台湾摆脱殖民地的希望与兴奋，让他最终决定回到故乡。

塔拉瓦环礁战役前线 — 图像加注文字，1943年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在塔拉瓦环礁战役中作最后抵抗，让美国海军陆战队付出沉重代价。

图像加注文字，二战后期，日本开启太平洋战场，战场扩大，日本海军急需建造各型战机支援战争，但日本国内人员吃紧因此向殖民地徵用台湾国小的毕业生前往各地从事制造飞机等工作。被称为“少年工”。图为担任少年工的洪先发。

回到台湾后，杨馥成目睹军纪涣散的国民党军队，感到失望。此外，刚到台湾不久的蒋政府对当年的台籍日本兵及台湾社会持有戒心，杨馥成对台湾政府的期待瞬间变成了失望。

“当时，国民党发给我中华民国的户籍时，我在心里呐喊‘我不是中国人’，那时我深深感受到身为台湾人的悲哀。”2020年，他在接受日本政论者矢板明夫访问时如是说。

长官的提醒如同预言。1947年，杨馥成在基隆担任“和平日报”记者，甚至被派驻到广州采访报导，直至广州被共产党军队攻陷，他随国民党军队搭船逃回台湾，途中差点被国民党军队误认为共谍而被扔下大海。不久后，蒋介石政府展开全台“扫荡共谍”的行动，杨先生的老家乡长被视为共谍处以死刑，他的房间也被搜出一本日语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以“匪嫌”罪名判刑多年，总共被关了6年8个月。

出狱后，杨馥成透过当年在台湾嘉农工作的恩师介绍，先在台湾协助日本专家进行农业研究及交流，并自学农业知识，最终获得日本特许大学的博士学位。杨先生说，1980年，他第一次随台湾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当他抵达东京羽田机场时，回想自己在台湾坐了七年监狱，感动得流下眼泪，“自己终于回到了祖国”。

杨先生随后与日本的老朋友及长官联系，之后由于自己的农业专长，他在1983年到日本驻菲律宾的大使馆工作，协助当地的农业改革。

图像加注文字，杨馥成在1950年代坐了6年8个月的政治牢狱，后来台湾颁发恢复名誉的道歉信及补偿金。

1984年，杨馥成在菲律宾推广的农业改革引起当地华人界的关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因此邀请他前往中国大陆协助农产品研发工作。他原本只想待上一个月，但回东京后，受到以前嘉农的同学热情邀约，他也认为自己的专业可以在中国大陆大展身手，就受邀前往大陆，成为当地最早的“台商”，还在北京结识了妻子张女士，生下一女。

然而，过去的20多年中在当地屡次遭遇商业纠纷的他损失惨重，最终返回台湾定居，同时在冲绳拥有居所。几年前，他在中国出生的女儿与台湾人结婚，定居台湾，如今他的孙子与他相差了90岁。

这些年来，杨馥成曾透过诉讼要求日本承认台籍日本兵的国籍，但东京法院判他败诉。然而，他心底仍想为二战的台湾兵讨回公道，认为“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

战争中的女性：看护妇廖淑霞

台籍日本兵的战争经历鲜少受到台湾史家之重视，其中的女性更是边缘化。

如今仍活跃于历史记忆抗争舞台的台湾人廖淑霞“阿妈”（台湾对祖母或女性长辈的称呼）是她们的代表。

廖女士1927年出生在台中，父亲在上海经商。在完成日本小学五年级后，全家迁往上海的日本租界，继续就读日本学校。她从上海女子商业学校毕业后在东亚海运船公司工作，于1944年被日军调至位于上海市郊的日军1632部队陆军病院服务。在接受四个月的护理教育后，她正式成为日本赤十字社的“看护妇”，在上海照料从南洋或中国战场前线送来的伤兵。

廖女士回忆道，当时她与同事必须在美军空袭砲火下穿梭，抬着担架运送伤患至医院或防空洞，她是当年中国战场上极少数的台籍女护士之一。

1946年，廖淑霞自上海返台后，与同样曾担任日本海军的台籍日本兵杨秋标结婚，定居在台北，是台湾战争受难者对日本政府求偿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数十年来，廖女士在台湾与日本之间奔波，积极参与索赔与抗争运动，要求日本政府认可台籍日本兵的身份，并给予他们与其他日本二战军人相同的补偿。她同时还担任“台湾原日本军人军属暨遗族协会”的常务理事，长期参与纪念活动，包括在高雄的慰灵纪念仪式与研讨会等。

每次参加相关活动，廖女士都会穿上日军看护妇的制服与小帽，袖口上别着醒目的红十字记号。她表示，只要穿上制服，战争的记忆便会回来，陪伴她走入每一个纪念场合。

记者在高雄的慰灵祭现场访问廖女士，年近百岁的她思路清晰，准备了数十份档案及照片，详细介绍自己的经历以及对台日历史政治的见解。廖女士身体硬朗，除了膝盖退化，搭乘高铁从台北南下到高雄对她来说并不是问题。经常陪伴她南下的外孙女婿向记者表示：“阿妈不仅是老兵活动的活跃人物，也是家族的中心。她的年轻朋友很多，每次都会来台北找她玩！”

提及这几十年来穿梭于台日之间的活动，廖女士展现出坚韧的信念。她对自己台湾及日本的双重身份认同从未动摇，但她也多次拿出历史书向记者强调，日本当时一些战时错误的决策造成了船难，让许多与她同期的年轻人葬身大海。每当提及此事，已过九旬的她依然深感痛心，背后是反映出她对台湾命运及和平的深切祈愿。

根据高雄市关怀老兵文化协会，1944年11月10日，日本巡洋舰“护国丸”在长崎外海被美军击沉，300余人死亡，其中212名为台湾海军特别志愿兵，也是台湾海军特别志愿兵于太平洋战争中牺牲人数最为惨重的一次。

一段难以平衡的历史记忆

二战结束已经80年，但留下的伤痕及记忆依然影响着后代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国际关系。

对此，台湾史学者陈怡宏向BBC说，战争通常是透过教育与宣传来形塑对公民最大程度的国族认同，譬如二战期间的日本政府以及战后国民党政府透过民族主义宣传影响台湾人。

陈怡宏认为，或许台湾人可以从更高的普世（universal）价值及更具人性思考的角度来思考二战与台湾历史的意义，譬如，和平与战争的意义是什么？战争时的罪行是如何发生，个人能否在战争时期保有自己的道德或良知人性？

但在这些问题背后，台湾社会对于日治时期的历史以及经历这段历史的人物，包含台籍日本兵的历史记忆都还存在激烈的辩论。

研究台湾史多年的陈柏棕向BBC说，长期受到中华民国史观的影响，台湾忽略了八成台湾人的父祖辈曾经历日本殖民统治的现实。台籍日本兵的历史尤其复杂，因为部分人在中国战场上与国军为敌，导致纪念他们的行为在国族框架下充满争议。譬如，二战结束后，刚脱离日本殖民统治的多数台湾人对于这场战争是“战胜”还是“战败”呢？都还是个问题，如何平衡不同历史记忆？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他说，即便20多年前，台湾中小学历史课本开始出现台籍日本兵的身影，但他们的声音仍然薄弱。电视剧《听海涌》激发讨论，令人欣喜，但尚不知道这个热潮能持续多久。

高雄市关怀老兵文化协会也向BBC中文表示，关于“台籍日本兵索赔”相关议题，根据馆方人员的研究，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戒严时期国民党政府因对日债务大于债权，选择不理会日方提出的商讨谈判，进而导致相关补偿权益未能获得保障与落实。不过，该协会理事长朱家煌则对BBC表示，每次到冲绳的交流都能加深自己的信念，不仅要重建台湾近代战争史，也要让台湾人反省战争，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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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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