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明年即將實施簡稱「十五五」規畫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畫綱要」,上海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說,他曾建議中國做兩岸關係的研究人員,對台宣傳傳播可以稍微靈活一點,講點生動的東西。例如跟台灣說,現在就可以開始幫台灣編製五年規畫。
張維為在12月9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還說,建議中國涉台部門可以向台灣民眾宣傳:「統一後5年到10年,使台北基礎設施達到中國二線城市水平。再用15年達到上海的水平,這就很了不起了, 20年後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今年10月26日至28日,新華社曾連續三天刊發「鍾台文」署名文章 :《台灣問題的由來和性質》《兩岸關係發展和統一利好》《祖國必然統一,勢不可擋》。張維為說,新華社這三篇文章,其中就提到,台灣經濟缺電缺水,缺很多基本的原材料,中國可以以非常優惠的條件提供台灣幫助。
他指出,中國巨大的市場還可以使台灣經濟「上很大一個台階」,特別現在的新產業方面,中國很有章法。張維為說,「你看這五年規畫提到傳統產業通過AI賦能,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每一種類型都有不同的方法來支持。以後台灣經濟放在一起規畫,台灣很多地方要好好跟大陸學習。」
針對中共四中全會公報提到「推進中國統一」,張維為指出,「推進」跟「推動」不一樣。推進是相當具體的一步一步,「現在你看就是一個接一個步驟」。
張維為稱,10月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川普在韓國釜山會談時沒有提台灣問題,當時有人問他這是什麼原因,他回答說:「此時無聲勝有聲,於無聲處聽驚雷」。
張維為強調,中國已經強大到有足夠的定力,不和別人談這些事情,「我們自己做主了」。如果要談的話,他引用中國電影《流浪地球2》裡的台詞:「我們不是來和你商量的,是來告知你的」,就這麼簡單。
對於台灣近幾年「去中國化」的趨勢,張維為表示,兩蔣時期還是抓中國文化教育的,儘管現在台獨上來了,產生了消極影響,但台灣中國文化的「根」還在。
「你看現在大陸的任何連續劇,幾乎在大陸火,在台灣也會火,連《沈默的榮耀》在台灣都很火。大陸手機的App,如TikTok、抖音、小紅書在台灣同樣火,背後是中國文化對台灣的影響輻射力很大。」
張維為預期,統一後,「治理有中國文化作為根基的地方,要容易得多」。此外,他還認為,「文化有時是需要塑造的,有時『霹靂手段』才是真的菩薩心腸,真是塑造出來的。他不懂事,你要警醒他一下,他才會懂。」
張維為說,當年中國「和平解放西藏」,在昌都打了一仗, 藏軍18天就投降,完全失去抵抗力,知道大勢已去,然後就到北京來簽和平協議;「在英國及其那些其它帝國主義勢力及其走狗,還沒有意識到之前,我們就迅雷不及掩耳地實現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图像来源,UCL
科学家们在太空中发现了一个大型铁原子条状云,可能为地球的未来提供线索。
这个结构位于著名的环形星云(the Ring Nebula)里头,这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云团,形成于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释放外层物质时。它的大小约为冥王星轨道的500倍,距离地球有2,283光年。
来自英国卡地夫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天文学家们利用一个名为“WHT增强区域速度探索器”(Weave)的新望远镜探测到了这条铁条。
观察它的科学家表示,云的来源尚不明确,但科学家们提出的相关形成理论可能揭示地球的未来。
第一个理论认为,这个云可能出现在母恒星崩溃时星云形成过程。
另一些专家认为,它可能是太空等离子体(space plasma),这是一颗在恒星膨胀过程中被摧毁的岩石行星留下的。如果此推论正确,这可能为地球的未来提供预览,因为太阳——地球的母恒星——会以类似的方式释放其外层,几十亿年后将地球吞噬。
研究团队表示计划进一步观测,以解开这个铁条的真正性质、来源及其可能传达的信息。
研究报告领衔人罗杰·韦森博士(Roger Wesson)同时在卡地夫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工作,他向BBC表示,虽然环形星云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望远镜和仪器进行过研究,但Weave帮助科学家“以全新的方式观测它,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细节”。
他指出,“通过在整个星云上持续获取光谱,我们可以在任何波长上创建星云的影像,并确定其在任何位置的化学成分。”
“当我们处理数据并滚动图像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条之前未知的带有电离铁原子的条状物(bar),就在这个熟悉而标志性的环形星云中间。”
报告共同作者珍妮特·德鲁教授(Janet Drew)补充道:“我们绝对需要探索更多,特别是是否有其他化学元素与新发现的铁共存,因为这可能告诉我们该追求的模型类别。”
Weave计划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进行八次调查,对象包括从附近的白矮星(white dwarfs)——一种死恒星(dead star)——到非常遥远的星系。
韦森博士补充说:“如果环形星云中的铁条是独一无二的,那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所以,希望通过观察和分析更多以相同方式形成的星云,我们将发现更多这种现象的例子,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铁的来源。”

图像来源,Colin Smith/Geo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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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报导,中国裁判文书网有文书隐去法官姓名及案件编号,其后官方称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要求,错误隐名属不当,已要求整改。
中国裁判文书网被指是司法改革下的产物,要求法院在互联网公开裁决文书。
网站近年经历连番改动,上载文书数量骤减,用户须注册方能使用。
BBC中文采访熟悉中国法律的维权律师及学者,讲解文书网的背景及近年变动,分析事件爲何标志司法透明的倒退。
据《南方都巿报》今年1月初的报导,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约两万篇文书中,有审判员、法官助理及书记官的姓名被隐名,以“XXX”的形式处理,时间集中在2024年至2025年间,分布各个地区,以四川、内蒙古及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的文件亦出现相关情况。
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表示,法官姓名和案件案号不应作隐名或模糊处理,又指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隐名要求,错误隐去法官姓名和案号属不当作法,已要求相关法院整改。
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舆论反响,《澎湃新闻》的评论指出“法官姓名、案号既不属于个人隐私,也不属于国家秘密的范围”,公示姓名是体现法官对审判过程、结果及当事人负责,“不能打‘马赛克’”;《解放日报》评论归纳“社会公众对裁判文书网的关注,本质上是在关心司法是否足够公正公开”;亦有公众号文章表示“必须得旗帜鲜明反对上网文书隐去法官姓名”。
BBC中文翻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2016年实施版本),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等情况外,裁判文书应在生效七个工作日内在互联网公布,若有内容不公布,亦应公布其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及不公开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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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旅居日本的中国维权律师伍雷(本名李金星)表示,该事件标志中国法治的重大倒退,“但是坦率地讲,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中国并不是判例法(case law)”。
伍雷曾主力处理刑事辩护,现已被官方吊销执照。他表示,裁判文书网是一个“法律人使用”的重要工具,例如可研究中国的“寻衅滋事”罪名有多“滥用”,或透过判决书可了解各地针对同一罪名或有不同判刑。他过去亦曾利用平台下载一批案件资料,当中包括与新疆相关的非法宗教传播或分裂罪行。
伍雷指出,法官在裁决书上的名字是用来宣告“你对这个案子终身负责任”,“为什么不披露自己的名字,他实际上就害怕社会知道他在干坏事,就是干脏活的人,不愿意承担责任”,并质疑官方“整改”的说法,估计日后或会再度隐去相关讯息。
资料显示,中国裁判文书网于2013年7月1日上线,翌年正式落实法院须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当时强调“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
这项措施可追溯至2013年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当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增加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伍雷指出,当时还强调司法公开、听审公开等,裁判文书网属于整体司法改革的其中一部分。他认为,网站带有标志性的意义,“更多的象征一个司法系统对社会的公开态度”,“至少说明它(司法)愿意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对它的评价。”
中国媒体其后称文书网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资源库”,亦有媒体曾言,利用文书网资料完成反腐调查报道。裁判文书网网页显示,目前的文书总量逾1.6亿篇,访问总量超过1226亿次。
美国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亚洲法中心执行主任托马斯·克罗格(Thomas Kellogg)向BBC中文指出,司法透明化的趋势始于2010年代初,由时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大力推动,核心是加强中央对庞大且分散的司法机构的监督,同时党的领导层亦希望藉此改善司法决策。
然而,BBC中文记者实测网站功能,目前点击搜寻后须以支付宝注册帐号,并以手机号码或社交媒体等方式登录才能使用相关功能。
克罗格表示,资料库推行注册制,意味着使用行为或被追踪,反过来可能导致中国用户在公开评论资料库的内容时自我审查。
另一名被吊销执照的中国维权律师谢燕益向BBC中文表示,文书网使用门槛高,近年未曾成功登陆,他更加关注文书网运作背后有否具体的监察机制,反问“中国一年有多少案件,出了多少裁判结果?我们如何判断不是选择性的发布?靠自己监督自己行不行?”,并质疑“他不公开,你又能怎么样?你能如之奈何?”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伍雷认为司法改革的主调也变成“对党的忠诚”,“司法公开的宗旨并不符合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目的,他认为公开了不好,对他来讲,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人民群众可以透过文书网找到政治犯、上访或结社的案件,便会质疑“为什么你要判人家?”
他观察,在几年前开始,网站公开文书的质量与数量大幅下降,很多案件资讯属不公开,又指身边的同行已经少用裁决文书网,也因资料不全面,研究价值大减。资料显示,2022年轰动一时的“铁链女案”引起社会对拐卖妇女的关注,其后有涉及拐卖的判决书从网上被移除。
近年官方连番改动文书网,上载文书数量由2020年的1920万件,减至2024年约969万篇。2023年底,官方拟于翌年推出“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支持“全国法院干警在四级法院专网”查询检索,惹来只供内部使用的担心。当时官方回应记者提问时,提及文书网有三大不足,包括数量庞大检索不便利,信息披露影响当事人及数据被网络爬取衍生的问题。
最高法同时强调称,“公开”与“公布”不能划等号,司法公开并不意味着所有司法讯息都要在网路上发布。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年至2028年)曾明确指出,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资料安全、公民个人资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隐名规则和庭审公开规则,推动加强对不当使用司法公开资讯行为的监管。
2024年6月开始,裁判文书网采取隐名处理当事人信息,自然人只留姓氏,企业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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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Fordham Law School)教授明克胜(Carl Minzner)熟悉中国法律,亦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中国事务高级研究员。
他向BBC中文表示,裁判文书网本身是改革时期的产物,曾被视为迈向“阳光司法”的重要一步,当时中国当局致力透过司法与行政透明作为治理工具,以建立公众信任并约束地方官员,“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明克胜指出,在分析这一波“法官匿名化”时,应避免单独视之为司法透明度下降的指标,因为文书网早已面临多重压力,当中有部分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官方过去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减少上载案件、引入注册要求及资讯匿名化等。他认为大量删除案件数量更值得关系,并引用另一名法律学者李本(Benjamin Liebman)的研究指出,当局常用以压制异见者的“寻衅滋事”等口袋罪的案件已被移出资料库。
明克胜分析,当局一方面担心某些政治或社会敏感议题的案件引发过度关注,但强调“并非所有压力都来自政治”,因商业机构曾经爬取资料库,用于开发产品与工具(如信用评分或背景调查),有可能永久影响涉案人士;中国法官与官员曾遭遇骚扰、甚至暴力攻击,文书网的透明度可能加剧风险,匿名化操作反映官方试图保护人员免受类此压力。
“中国当局更清楚意识到,资讯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必须更严格地管理、控制与展示,”他表示,中国的一党体制一向在这一原则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