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上海篡改莎士比亚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托马斯·卡伦曾饰演过哈姆雷特、麦克白与李尔王,但对这位美国演员而言,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英雄中的最后一位奥赛罗却始终无法触及,除非采用 涂黑脸 的办法——直到他来到中国。 “在美国,我绝无可能出演奥赛罗,”74...

2026年1月31日星期六

迅速处决明氏家族11人

七男一女身穿灰色与褐色上衣在法庭上站成一排,身后是蓝衣黑帽的中国公安人员

图像来源,CCTV

图像加注文字,明氏家族多人在去年9月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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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权团体称,中国的死刑执行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具体数字属于国家机密。腐败官员常被判处死刑。不过,针对明氏家族的指控则严重得多。

自2009年起,明、白、魏、刘四大家族便主宰缅甸贫困的掸邦边境小镇老街镇(Laukkaing)。

在缅甸现任政变军政府领袖敏昂莱(Min Aung Hlaing)将军领导军事行动,驱逐了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控制着老街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民族武装——“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NDAA,又称果敢同盟军)之后,这些家族开始掌权。

这四大家族(人们后来这样称呼他们)接管了生意,并逐渐从依赖鸦片和冰毒的旧经济,转向以赌场、后来以网络诈骗为主的新经济模式。

明珍珍与明国平被中国警方拘捕

图像来源,Chines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图像加注文字,明珍珍与明国平被中国警方拘捕

这些家族与缅甸军方关系密切;2021年12月,敏昂莱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后,在首都内比都为刘氏家族族长刘正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授予他“对国家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荣誉称号。

刘正祥家族的“福利来集团”(Fully Light)在缅甸各地拥有庞大商业版图,利润丰厚,这四个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是军方支持的巩发党(USDP)的候选人。

然而,他们在老街镇经营的诈骗园区极其残酷,比亚洲其他地区的诈骗园区更加暴力。暴力虐待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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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以万计主要来自中国的工人被高薪工作的承诺诱骗到当地,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囚禁在这些窝点中,并被迫进行复杂的“杀猪盘”诈骗,而受害者多为中国人。受害者及家属的投诉在社群媒体上不断累积。

老街镇最臭名昭著的园区名为 “卧虎山庄”(Crouching Tiger Villa),由明氏家族经营。2023年10月,在一次疑似越狱行动中,守卫杀害了多名中国公民。中国当局被迫采取行动。

在中国疑似默许下,果敢同盟军及其盟友在缅甸内战中对缅甸军方发动攻势,并重新夺回老街镇。这是他们在持续的缅甸内战中对缅甸军队发动攻击的一部分,他们并承诺彻底铲除诈骗活动。

果敢同盟军拘押了四大家族的首领,并将60多名家族成员及相关人士移交中国警方。据当局称,明氏家族族长、被视为军阀的明学昌在被捕后自杀身亡。

一名身穿白色阿迪达斯T 恤的男子,被两名头戴黑色头盔、穿着防护背心的警卫押送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图像加注文字,佘志疆被指在东南亚建立非法赌博帝国,并已于去年被引渡回中国

中国警方审讯期间,其中一名明氏家族成员据报承认随机杀害一人,只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厉害。

中国公开了这些细节,用以为其对这些家族的严厉处置辩护。鲍家的五名成员也在等待执行死刑,而对魏家与刘家的审判尚未结束。

这四大家族都是华裔,并与中国一侧云南边境的当局有密切联系。他们的暴行离中国太近,因此中国对老街诈骗活动的打击行动迄今最为果断。

中国亦成功说服泰国和柬埔寨引渡两名被指控经营大型诈骗帝国的中国商人——在缅甸战乱克伦邦建立“城市”的佘志江,以及在柬埔寨以“太子集团”(Prince Group)积累庞大财富与权力的陈志。中国政府亦将数以万计曾在诈骗园区工作的中国公民带回国受审。

然而,诈骗产业仍在调整与演变。尽管中国与美国向柬埔寨施压要求清理诈骗问题,诈骗活动至今仍被认为是柬埔寨最大产业。

同时,诈骗集团亦持续转移至缅甸其他地区,即使在泰缅边境的“KK园”和 “水沟谷”(Shwe Kokko)等著名诈骗园区遭取缔后依然如此。

柬埔寨政府就是电诈头目


柬埔寨金边市一栋建筑,该建筑在太子控股集团官网上被列为其总部所在地,摄于周四。美国检方指控该公司从事网络诈骗活动。
柬埔寨金边市一栋建筑,该建筑在太子控股集团官网上被列为其总部所在地,摄于周四。美国检方指控该公司从事网络诈骗活动。 Associated Press
多年来,被指控在柬埔寨经营诈骗活动的陈志似乎始终逍遥法外。
现年38岁的陈志离开出生地中国后,斥资数十万美元在2014年获得柬埔寨公民身份归化入籍。他不仅成为柬埔寨首相顾问,更是获封勋爵头衔。陈志的太子集团于10月遭到美国和英国制裁,但柬埔寨政府当时仅表示,希望相关国家掌握“充分证据”。
然而本周三,柬埔寨政府宣布应中国政府请求,已将陈志引渡至中国。专家表示,这表明柬埔寨正开始屈从于其主要地区盟友中国的压力,对网络诈骗产业采取行动,但大规模打击诈骗产业的可能性不大。
周四,中国官方电视台播出了警方押解戴着头套和手铐的陈志走下飞机的画面。中国公安部在声明中称,此次抓捕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重大战果”。
多年来,柬埔寨一直试图回避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对其庇护境内网络诈骗分子的指责。专家表示,陈志的引渡表明柬埔寨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但同时也警告,已成为柬埔寨经济支柱之一的网络诈骗产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目前我们对该地区诈骗经济的了解,绝大多数来自独立记者,而政府行动大多是对此做出的被动回应。因此,我认为目前还没有其他人面临与陈志类似的风险,”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跨国犯罪问题专家雅各布·西姆斯表示。
不过专家指出,此次引渡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推动诈骗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
据联合国统计,柬埔寨至少有10万人被迫参与网络诈骗活动。美国财政部表示,以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为基地的诈骗集团去年从美国受害者身上窃取了至少100亿美元
柬埔寨称,此次引渡陈志及另外两名中国公民是柬中两国经过数月合作的结果。
此前,美国司法部于去年10月对陈志提起公诉,指控其涉嫌电信诈骗和洗钱共谋罪。美国联邦检察官还扣押了15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称这些是陈志诈骗所得。
根据美国检察官的说法,陈志的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建造并运营至少10个园区,这些园区实际是强迫劳动营,工人常常在暴力威胁下被迫实施网络诈骗。陈志的律师未回应置评请求。
太子集团此前曾否认陈志参与任何非法活动。
美国的起诉书还指出,太子集团高管曾吹嘘与中国官员有联系。起诉书显示,陈志曾委派一名同伙联系中国公安部官员,“以化解法律威胁”。
起诉书称,2023年5月,该同伙与其中一名官员取得联系,后者承诺帮助太子集团相关人员“摆脱法律麻烦”;2023年7月,该同伙指示一名中国执法官员利用当地警方,代表太子集团敲诈其他企业。
记者未能联系到中国公安部置评。
专家表示,中国官员与陈志之间的所谓关联可能是促使中国采取行动打击他的原因之一。
“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陈志落入美国手中,”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倡议高级专家杰森·托尔表示。
柬埔寨高度依赖中国——中国是其最大的外国投资者、主要武器供应国和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资助者。
根据中国刑事法院判决书,2020年至2025年期间,中国至少有13起刑事案件涉及太子集团。2020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调查该公司,将其定性为“特大跨境网络赌博犯罪集团”。
但那次调查仅导致部分中国低级官员被定罪,多年来陈志本人一直逍遥法外。
他拥有柬埔寨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业务涵盖房地产、银行、金融和旅游业。他创办的太子银行在全国设有36家分行,柬埔寨国家银行于周四下令对其进行清算。
柬埔寨与美国、英国等许多诈骗受害目标国没有引渡条约。
其他国家也已开始向柬埔寨施压,要求其采取行动。
10月,韩国官员表示,正在努力营救被贩卖至柬埔寨诈骗中心的失踪韩国公民
12月,泰国对柬埔寨的诈骗基地发动了轰炸行动

2026年1月26日星期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清漢奸專政國?

 

中国社媒出现的“反清复明”争议:有关中国、中国人与“1644史观”的讨论北京城资料照片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近期,中国当局集中处理了一批讨论“反清复明”的贴文和账号,首次正式提出“1644史观”这个名词,并将其与“极端女权”等中国当局长期打压的议题并列。

对于接受BBC中文访问的多位历史学者来说,这是他们研究生涯首次见到“1644史观”这个名词,它指的是将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和屈辱全部归咎于1644年满清入关,认为满清政权将中国带向灭亡。

与此同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悼明文学”逐渐从网络趣味梗变成一个混掺严肃的议题,人们怜惜明末皇帝崇祯的命运,认为明朝并非专制、相反它极为开放,只是这些开放的文明火苗被满清政权淹没等。一些民众提出是清政府将《永乐大典》上的光刻机技术送给西方,导致“中国现在还在被卡脖子”。《红楼梦》索隐派也再次崭露头角,“黛玉葬花”也被认为是“葬华”,曹雪芹被民众推向“悼明鼻祖”的位置。

这些説法尽管来源经不起推敲——一些账号无端指出“裹小脚”是清朝对汉族人的蓄意打压,并由此构建一套完整的民族仇恨阴谋论,尽管有史料记载“裹小脚”起源于宋明理学。但这些阴谋论动辄在社交网络上获得大量关注、转发,并逐渐形成一股难以忽视的潮流。

去年12月中,“浙江宣传”官方账号发布文章《警惕“1644史观”带乱了节奏》,首次将“1644史观”放进政府语录,将此次“悼明”潮推向一个新高度。

这篇文章指出,“1644史观”是一些“自媒体通过截取碎片化史料、输出情绪化观点、制造争议性话题来收割流量,严重误导认知”,批驳这个讨论是“刻意歪曲历史”,“与境外某些旨在解构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叙事形成了呼应,为那些试图否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合法性的论述提供口实”。

与此同时,一些不同程度参与“反清复明”讨论的帐号也被陆续关停,没有任何部门、公司对此做出明确解释。

当现代中国人开始谈论“反清复明”,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中国当局为何对此次历史讨论如此重视?又为何在定性问题上闪烁其词?背后有哪些叙事逻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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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1644史观”?

这是“1644史观”这个名词首次进入官方话语系统。

这个新兴的“史观”可追溯至民国时期,彼时,中国知识分子尝试在明清历史中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最终将屈辱的根源定在清军入关。清朝之前的中国被认呈现出显著的全球影响力,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一。然而,历史转折点似乎定在清朝,民众认是因清政府的无能统治,这才导致了中国进入苦难的近代。

在此基础上,最后一个由非汉族人统治的清政府被用来和最后一个由汉族人统治的明朝做对比,民衆歌颂明朝的伟大,经济繁荣,物产丰盛,科技世界领先,四大名着和“郑和下西洋”都在此时代发生。

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族人统治的封建王朝,被用来和最后一个非汉族人,也就是满族人统治的清朝做对比。在此基础上,关于汉族和满族人的讨论同样浮上社交网路。

在当下,中国再次在对日本问题上陷入外交困境,和美国的谈判未如中国民众预期那样进行,民衆于是开始回溯中国是从哪一步开始落后于世界,有人认为是满清政权拖后腿,满族人耽误了中国的发展,终结了中国的世界领先地位。

满清沈阳故宫大政殿

为何会不断出现“反清复明”的讨论

对于一些网络民众来说,明朝似乎总是指向一个开放辉煌的时期,而在中国官方叙事里,近代的一百年是屈辱的一百年,是和满清牢牢捆绑在一起的一段时间,这让很多民众认为中国当下在国际舞台上的落魄是清政府无能的滞后体现。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研究员黄勃在与BBC中文对话时指出,清末是历史上海外参与最多的一个时期,清末法律里写明国外华人的父母中、只要有一位还是中国人,那么他就算清朝公民。当时海外有屠杀华人行为,清政府也会出面提告。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及东亚系副教授王飞仙教授根据自己多年观察表示,她认为此次“反清复明”话题的翻红背后是强烈的民间焦躁和不安。

中国近期对日本的强硬态度、早些时候在关税上的碰壁,都和中国此前所宣扬的“国泰民安”、“富强大国”愿景相违背——民众更直接地意识到了中国的国际声音并没有其所宣称的那样洪亮,如此庞大的经济体并没有得到赢家该有的尊重。

她说,在这样的情况下,“1644史观”、也就是宣传满清入关结束了中国的荣耀这样一个极为新兴的学说就进入了大众视野,它将中国今日的弱势和满人联系起来,尽管情境几乎完全不同,但逻辑上是高度相似的。

“我们历史学家不会说如果某件事情不发生就会怎么样,原因是很多事情之所以发生,是有它非常复杂的连锁效应以及一些意外性,不是说如果我们把其中一个坏元素移除了,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实不是这样的,”王飞仙这样说。

王飞仙指出,由于明清时代相近,史料相对丰厚,明清志怪小说很多,以此为蓝本的文学创作极为常见,文化较为普及,当民众需要将历史作为一种途径来讨论在当下遇到的问题、此间所要疏解的情绪的时候,明清就会成为一个亲近的例子。

“正是缺失的正清史,才使得民间的这些意识形态得以流行,”王飞仙这样说。

中国长城资料照片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明清讨论如何塑造“中国”概念

不难看出,关于明清史的讨论实际给今天的“中国”和与之一体两面的中国正统历史厘清道路,这也是今次“反清复明”大讨论中,官方不断下场以正视听的主要原因。

多位历史学家对BBC中文表示,关于明清的的讨论奠定了“何为中国”这个议题的基础,在一些情况下,明清之争甚至关系到中国统治者政权正当性问题——尤其在疆域和民族两大问题上。

美国柯盖德大学(Colgate University)的鲁大维(David Robinson)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表示,清朝划定了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除了蒙古外)的疆界,并大力整合了西藏、蒙古、新疆和满洲(今东北三省)的人民。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清朝为了应对西方和日本的挑战,借鉴了他们的教育、军事、外交、金融、卫生、文化和政治体系等,这些都最终间接促成了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

王飞仙亦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基本上是承袭了中华民国的疆域,中华民国的疆域亦承袭自清朝的疆域。多民族的架构,或者今天西藏、蒙古、新疆、台湾等地区被认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基底也来自于秦,但这就给“反清复明”这类说法一种风险——如果复明,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在清代的时候才增加出来的领土?

从民族划分上来说,此前,在中国民间关于“民族英雄”这个词多有争议。一些民众指出,为何谴责日本侵华、但是并不谴责满族人对汉族人的屠杀。

黄勃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提到,这里还要分析“民族国家”这个诞生于非常近代的观念,从这个意识的发源开始,国族、民族等族群之间才有了“你”和“我”这个概念,这在官方角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种叙事。

此前,“中华”是一个以“礼制”延续的文明体,并不符合现在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因为没有固定的民族,也没有中华民族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这个概念。一战时期,法国开始提出“大家都是法国人”,中国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出现了“外敌”这个概念。

沈阳故宫

这种“内”和“外”、“敌”和“我”的区分对于当局来说很重要。

王飞仙教授亦指出,对于官方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确实亦会面临民族解释上的问题,但对于当局来说,二者之间的差别来自于官方所依据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概念。这个名词强调多元一体,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当局一直在小心淡化民族之间的冲突矛盾,或者用一种远距的方式去处理它。

比如说,清朝对准噶尔地区的“征服”这个行为用词就是被禁止的——准噶尔就是今天的新疆地区,用“征服”就隐含着这个地区本来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此外,这样的区分也可能会挑起兄弟民族之间的不愉快。

但如果将这个叙事放进满清这个概念里作为一个整体,并着重强调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延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亦是中国王朝历代中一部分,那么这个故事就从两个不同族群之间的屠杀、变成了国家的内战。但即便如此,延续这个逻辑的话,“太平天国运动”亦应得到纪念,追溯向上就有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部分。

鲁大维指出,明朝和现代中国、以及“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连结并非泾渭分明,原因有几:明朝的朝廷和文人墨客时有宣称明朝开国皇帝在蒙古人侵占“中国文化”之后对其进行了净化,此外,明朝还致力于区分“华夷之辨”与“华夷之限”。

但与此同时,明朝早期就在积极招募蒙古人、女真人、朝鲜人、西藏人和中亚人以加入明朝的军队和政府,由此我们可以说,通过将非汉族人纳入明朝的政治版图、鼓励汉族人向南方地区迁徙,明朝创造了一个更加包容的“中国”,并为“成为中国人”开阔了更多道路。

“中华民族”下的官方叙事纠结

尽管中共自建政后,在苏联的影响下确认了50多个少数民族,并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自治行政单位,但当局在叙事上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概念。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后,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强调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一部名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预计也将在近期通过,该法律草案首次以专门法律的形式,将“民族团结”系统性地纳入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主导下,北京曾下令宣传部门和媒体不得再用“满清”一词,而历史上的汉族抗金名将岳飞和抗元名臣文天祥也在教科书中被避免称为“民族英雄”。

这甚至影响到了中共对于清朝正史的修订。中国当前的疆域很大程度上继承自清朝,其对陆地和海权声索的正当性也与清朝时期的领土范围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每个朝代都会编纂一部前朝的正史。2002年,中共重启因文革而耽搁的《清史》编纂项目,希望该书能取代不够完善的《清史稿》。

但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清史编纂委员会3000多万字的书稿在2023年遭到全面批评,称其过于偏离官方观点,这部史学著作的出版时间也被推迟。

报导称,审批者表示,书稿应强调清朝统治者统治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种说法有助于中共证明其目前对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其他非汉族群体聚居的广袤领土的统治具有正当性。

尽管官方近年来竭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并淡化对于汉族的提及,但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是民间汉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

许多人呼吁抵制带有满族元素的旗袍和马褂,以汉服取而代之。甚至连吴京、关晓彤等满族演员的社交媒体账号也遭到一些网络喷子的围攻。

还有一些网民提出“元清非中国论”,即质疑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满人建立的清朝是否应被列入中国历史。“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说法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他们反问称,按照类似的逻辑,如果日本在二战中成功占领中国并与中国人融合,难道日本也可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这样的论调显然让当局感到尴尬。习近平亲自主导成立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在2021年的一篇批驳文章中将该说法归咎于20世纪日本的历史学家,称其是“为了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提供舆论支撑而臆造出来的说辞”。

中国社媒上的“明粉”与“皇汉”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明粉”与“皇汉”是两个一定程度上重合,但又有所区别的小众群体。长期以来,他们多止步于历史和文化圈子,并未为大众所知。

其中,“明粉”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的忠实粉丝。他们将近代中国的衰落与屈辱,归咎于满人推翻明朝后建立的清朝。

许多“明粉”认为,明代中国拥有可以与西方媲美的先进火器等科技,但清廷后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对于汉文化的打压,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

还有“明粉”认为,中国的娱乐行业曾过度被清朝文化所代表,例如有大量的“辫子戏”歌颂康熙、雍正等满族帝王,却没有充足展示《扬州十日》等清初满人对汉人的杀戮。

2008年,曾以在中国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讲清史而闻名的历史学家阎崇年,因被指“美化”满清,而在一个签售会上公开遭到掌掴。

相比之下,“皇汉”则被视为是一种汉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当局的“民族团结”政策下受到“排挤”和“打压”。

他们反对针对汉族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针对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政策,并希望推动汉服等传统文化的复兴。

对于特权阶级的仇恨也一齐助长了“反清复明”的讨论——一些民众将被称为“格格”的关晓彤、以及最近留辫子出席活动的吴京一起打进“满清遗害”的范畴,加以批判抵制。

可以说,正是这些基于现实的不满和对特权的不公,推动了“明粉”和“皇汉”在中国互联网上经久不衰。

2026年1月25日星期日

硅谷精英痴迷“中国肽”:生物黑客的健康大冒险

 

Hannah Agosta
杰登·克拉克第一次听说“中国肽”是在去年的独立日派对上。
在旧金山一栋维多利亚式宅邸的后院里,一些二三十岁的科技从业者在阳光下围聚在一起烤肉,现场还有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的创始人提到自己直接从中国厂商购买药物,价格低廉。人群迅速围拢过来,争相分享自己获取用于减肥、提高效率和健身等各种药物的渠道。
27岁的克拉克在健身圈见过各种注射潮(他自称“健身宅男”,社交平台X上的账户是@creatine_cycle),但听到AI圈的人也在谈论这些,还是让他很惊讶。
“这个在旧金山度过的长周末让我学到一件事:那些精英们都有自己的中国肽供应商。”主持一档科技文化播客的克拉克在X上发文写道。“中国肽”这个说法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网络热梗。
从“黑客之家”到创业公司的办公室,甚至还有由供应商赞助的“肽派对”,灰色市场的肽类产品最近席卷科技圈的各个角落。最近在旧金山Frontier大厦举办的一场活动上,还有一个自己调配肽的工作坊,现场DJ播放泰克诺电子舞曲的同时,背景屏幕上投射着化学结构式,这场派对的着装要求是“疯狂的未来赛博朋克风服装”。
旧金山Frontier大厦举办的一场肽派对设有一个自己动手调配肽类的工作坊,并有DJ现场表演助兴。
旧金山Frontier大厦举办的一场肽派对设有一个自己动手调配肽类的工作坊,并有DJ现场表演助兴。 Jason Hen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短链分子,在人体内起到调节激素和减少炎症的作用。它们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GLP-1药物中的那个“P”——这类药物包括诺和泰(Ozempic)和韦戈维(Wegovy)等减肥神药,它们通过模拟一种抑制食欲的激素,彻底改变了减肥行业。
但在硅谷的前沿地带,一系列未经证实、缺乏监管的肽制剂悄然盛行:人们尝试用BPC-157和TB-500通过刺激新血管生长愈合损伤,用催产素来改善眼神交流(OpenAI的一名研究员称其为“自闭症患者的诺和泰”),用埃皮塔隆(epitalon)改善睡眠,还用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下一代减肥药瑞他鲁肽(retatrutide)来达到从抑制食欲到提升专注力等各种目的。
根据美国海关的数据,2025年前三个季度从中国进口的激素和肽类化合物总额约为3.28亿美元,几乎是2024年同期1.64亿美元的两倍。这其中包括调配药房和灰色市场供应商对GLP类药物、美拉诺坦II以及其他肽制剂的的需求。
生物朋克社区实验室的埃利奥特·罗斯在上月活动中演示如何配制并注射肽——一些由氨基酸构成的短链分子。
生物朋克社区实验室的埃利奥特·罗斯在上月活动中演示如何配制并注射肽——一些由氨基酸构成的短链分子。 Jason Hen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数名派对参与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警告称,多种肽类物质存在"严重安全风险"。
数名派对参与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警告称,多种肽类物质存在"严重安全风险"。 Jason Hen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除了用于减肥的GLP-1类药物,其余肽制剂均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人体。由于多数肽类易于合成且不直接针对特定疾病,制药公司对相关临床试验投资意愿不足,这催生了繁荣的灰色市场。
科技投资人、物流业独角兽Flexport的联合创始人戴维·彼得森描述纽约的生物黑客(所谓生物黑客,是指通过各种养生法和补充剂来提升身体机能的人)聚会场景时称:“每周都有人带来新玩意儿,大家就会集体注射。”他开玩笑说:“看起来像一群海洛因瘾君子。”自2018年使用肽制剂以来,他声称埃皮塔隆为自己每晚增加了“一个半小时”睡眠,而促进黑色素生成的美拉诺坦(melanotan)治愈了他的酒渣鼻。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警告称,许多肽类因可能含有杂质并引发免疫反应而存在“严重的安全风险”。该机构也已禁止药房对它们进行复配,尽管执法力度参差不齐。
个人使用肽制剂在美国属合法行为,但多数医生持反对态度。“这既缺乏依据又极为轻率,”斯克里普斯转化医学研究所所长埃里克·托波尔博士表示。该机构是以精准医疗为核心的研究中心。
实验性肽注射偶尔会导致医疗紧急情况。去年7月,两名女性在拉斯维加斯抗衰老节接受肽注射后,因出现舌头肿胀、呼吸困难及心率加速而送医治疗,她们具体注射了哪种肽尚不明确。
尽管如此,对部分科技界人士而言,使用肽制剂体现了对无限自我优化可能性的信念。克拉克指出,在某些人看来,肽制剂提供了诱人的捷径:“如果我可以每天在研究工作中干16个小时,何必在健身房苦练六周?"
科技文化播客主持人杰登·克拉克对肽类产品持怀疑态度。
科技文化播客主持人杰登·克拉克对肽类产品持怀疑态度。

 Jason Hen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同时折射出硅谷的一种思维模式——有些人认为,既然他们是塑造世界的创新者,他们就无需联邦监管机构或医学专家的指导,因为他们这是在进行自己的实验。
“仅供研究使用”
这些药物可以直接从中国的工厂购买(中国是全球肽制剂的制造中心),也可以通过美国中介网站购买,这些中介负责进口并进行检测。肽制剂到货时以粉末形式装在小瓶里,上面标着“仅供研究使用”,但这类警示只是法律上的遮羞布。使用者将肽粉与无菌水混合后自行注射,通常用的是从亚马逊买来的胰岛素注射器。
灰色市场肽制剂的经济吸引力毋庸置疑。直到不久前,像诺和泰和替西泊肽(Zepbound)这样的处方GLP类药物每月可能要花1000多美元,而“研究使用”的替代品只要五分之一的价格。
据追踪医药产品违规网络营销的LegitScript公司研究主管杰拉德·奥尔森透露,未经授权的肽类制剂的网络广告在2022年到2024年间增长了近八倍。旧金山的私人医生保罗·艾布拉姆森博士表示,他发现2025年肽类使用量显著上升,尤其在科技行业的年轻男性群体中。
虽然减肥仍是肽使用最主要的驱动力,但部分患者正尝试微剂量GLP-1疗法——期望通过极小剂量对抗其他成瘾行为:酒精依赖、过度电子游戏或网络购物。尽管尚无临床试验支持微剂量疗法的有效性,但个例传闻对某些人来说很有诱惑力。
“这看起来就是一种对‘认知极限拉满’的痴迷,”对肽类仍持怀疑态度的克拉克说。
安妮娅·格兰特坦言,与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也是主要通过使用者的经验分享获取相关信息。
安妮娅·格兰特坦言,与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也是主要通过使用者的经验分享获取相关信息。 Jussi Puikkon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41岁的安妮娅·格兰特白天是AI计费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夜晚则化身业余肽类博主。2023年,在朋友指出GLP-1药物可以缓解工作压力引发的暴食后,她开始微剂量注射司美格鲁肽。她称效果显著,自此坠入个人肽研究的"兔子洞"。
在咨询了一位运动表现医生后,格兰特又在自己的方案中加入了另外五种肽:MOTS-c、埃皮塔隆、GHK-Cu、伊帕瑞林(Ipamorelin)和亲吻肽-10(Kisspeptin-10)。她期望它们能改善新陈代谢、促进肌肉增长、改善皮肤状况、提升睡眠质量、增强精力以及激素调节等。她直接从中国制造商那里订购这些产品,每套价格在50到100美元之间(只有美国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实验室价格的十分之一),然后再额外花250美元把样品寄到捷克的一家实验室Janoshik Analytics进行纯度检测。
当被问到是否有生物学背景时,她笑了。“完全没有,”她说。像许多肽爱好者一样,她主要从口耳相传的经验、Reddit讨论串、播客以及和ChatGPT的对话中获取信息。“这就像优化搜索引擎排名,不过是另一个可供调试的参数,”她说。
还有几位创始人把自己对未经测试的肽制剂的开放态度,比作他们对商业风险的容忍。
格兰特在博客文章中采访过的艾布拉姆森对此持保留意见。他对她说:“这不像投资一家有冲劲的初创公司,更像是凭一份炫酷的融资演示稿,就把钱汇给未注册的离岸空壳公司。”
“毫无根据且鲁莽”
托波尔在其关于医疗虚假信息的Substack通讯专栏中报道这类趋势,担忧人们会将GLP-1类药物的成功盲目套用到数十种未经测试、毫无关联的肽类药物上,在此过程中使自身暴露于药物污染和长期健康风险之下。
“‘自行研究’这种做法暗藏诸多隐患,”托波尔表示。“如果他们真的算得上合格的公民科学家,就该清楚科学验证的标准是什么: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与药企无利益关联的同行评审论文。而绝大多数这类肽类药物,都没有经过任何此类研究的验证。”
托波尔指出,这种业余生物黑客行为的根源,在于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日渐下降,新冠疫情后,这种不信任感更是愈演愈烈。在人们对FDA失去信任的背景下,安德鲁·休伯曼、乔·罗根等健康领域网红将实验性肽类药物的使用推向了主流。其中罗根本人还接受推销“临床医生监督肽类疗法”的Ways2Well公司赞助。
2024年10月,现任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小罗伯特·F·肯尼迪在社交平台X上发文,承诺将终止对肽类药物的“强行打压”。(拜登政府执政期间,FDA曾对部分肽类药物销售商采取过执法行动。)不过,尽管特朗普政府将口服GLP-1类药物纳入FDA优先审评名单,并批准了Wegovy的片剂形式,但尚未对其他类型肽类药物采取放宽监管的措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部门“无法对未来的政策决策发表评论”。
“让疯子去尝试”
一位29岁的创业公司创始人已使用处方GLP-1类药物近两年。用药后她的体重有所下降,但副作用也随之而来——频繁出现情绪低落的波动。“我一度连起床工作都做不到。”她这样说道。(出于担心用药经历会影响职业前景,她要求匿名接受采访。相较于减肥者,通过这类药物提升工作效率的“生物黑客”们似乎更愿意公开谈论相关话题,这也反映出社会对减肥用药的污名化程度更深。)
对这位创始人而言,减肥带来的健康益处大于潜在风险。她坦言承受着职业压力,必须在镜头前保持良好形象。“我看了大量发布会视频,”她说。“现在我明确发现,那些创始人里几乎没有超重的人。”
包括这位创始人在内,多名非适应症使用肽类药物的人士都表示,特朗普政府在药物监管方面采取的相对自由放任政策让他们感到振奋。这一态度与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乔·朗斯代尔等硅谷领军人物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些人曾指责FDA的监管机构过于谨慎。
但这种心态让医学专家们深感挫败。
硅谷对放宽药物监管的支持态度令医学专家深感忧虑。
硅谷对放宽药物监管的支持态度令医学专家深感忧虑。 Jason Henry for The New York Times
“FDA的职责,就是保护患者与消费者免受无良医疗从业者的侵害——这些人会把危险产品卖给毫无防备的民众,”哈佛医学院教授、医疗监管领域专家亚伦·凯塞尔海姆博士表示。“我认为这些人正在做一些对自身健康有害的事情,我的依据就是: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东西是安全有效的。”
但从创业公司创始人的视角来看,“与其依靠这套耗时十年、试图面面俱到保护所有人的体制,不如让那些疯子去尝试这些新奇的肽类药物,最终再让成果惠及我们所有人。这样一来,或许我们都会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