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第一本《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曾宣告“中国已经迈进公民社会门槛”。十多年后的今天，很多感受过些许自由气息的活动人士，用“一片肃杀”来形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氛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掌权这十年间，究竟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做了些什么？
倡导型组织几乎绝迹 21世纪伊始，中国申奥成功，并加入了世贸组织，似乎让世人看到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随后几年间，中国经济实现飞跃性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 传知行前员工杨子立：“习近平上台以后，公民社会很快就受到打击。以我所在的传知行为例，我们一开始本来有很多学术活动，但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一直到最后我们研究所本身被取缔，比如原来我们在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个讲座，先是不允许请敏感人物、不允许有敏感议题，后来这个讲座就被取消，再然后学术性的一些研讨会，研究报告的发布会等等，也都不允许再举行。” 2013年7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取缔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原因是他们符合民办非企业的定义，却没有向当局注册。郭玉闪表示，传知行是“传知行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一部分，不属于民政管辖的范围，但无济于事。 随后几年间，帮助乡村学校兴建图书馆的“立人乡村图书馆”、反歧视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自由派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等民间机构相继被取缔。 曾在传知行和立人乡村图书馆衍生出的“立人大学”任职过的人权活动人士陈堃对本台表示，这些机构被取缔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有鲜明的立场，不像其他一些组织把有些话“藏着掖着”。 人权活动人士陈堃：“像我曾经工作过的传知行研究所还有立人大学这样的组织，它们全都被消灭被关闭掉了。这些组织的成员，要么到了国外，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也没有办法再为这样的事情发声和努力了。” 与公民社会为敌 政府扶植特定“社会组织” 总部设在南非的国际非营利组织“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联盟”（CIVICUS）亚太部研究员本尼·迪克特（Josef Benedict）告诉本台，过去六年间，他们一直在监测中国的公民活动空间，中国年年都被列为等级最低的“封闭”（closed）国家。 本尼·迪克特：“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公民社会急剧收缩，活动人士需要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当局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打压，让非政府组织基本丧失了自主权，几乎所有知名的政策倡导型非政府组织都在政府的压力下停运。” 习治下“七不讲” 公民社会不要讲 2013年，中共中央曾印发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9号文件》，提出了“七不讲”，其中就包括“公民社会”，宣称公民社会就是要制造政权和群众之间的对立，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 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松莲：“现在中国社会可以说算‘原子化’，就是说在一个极权(totalitarian)政体，在下面每一个人都被打散了，他们只能依靠家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但是人与人之间没有能够联合在一起做一些什么。” 维权律师的寒冬 中国对公民社会打压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对维权律师的打压。维权律师王全璋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0年才出狱。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如果公民社会人权组织得不到发展，由官方一家独大，整个社会将会越来越失去平衡，一些极端的事件将会层出不穷地爆发。中国人长期在历史上遭受各种各样组织的压迫，没有独立的民间组织人权组织互相支撑，那个体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最终这种压力将会以极端的方式爆发出来。” 2015年7月9日起，中国警方在全国各地约谈、传唤、拘留或逮捕了几百名维权律师、法律工作者和维权人士，因此被外界称作“709大抓捕”事件。 据人权机构的不完全统计，1998年到2015年的18年间，有29名中国律师因代理人权案件被剥夺执业权；但在2016年到2021年的短短6年间，有至少42名律师因此被剥夺执业权。也就是说，在数字上，习近平执政的第二个任期对维权律师的打压赶超了江泽民加上胡锦涛时代以及他本人第一个任期的总和。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709大抓捕’是当局对公民维权、对人权律师打压的又一个小高峰。自那以后，维权律师等公民社会群体的活动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和压缩。” 同为“709案”当事人的广州维权律师隋牧青在2018年也被吊销了律师执照。他表示，过去十年间，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被全面压缩。 中国维权律师隋牧青：“我觉得公民社会所处环境显然已经变得非常恶劣，不仅是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就连体制内人士和知识分子这些群体都明显受到了寒蝉效应的影响。”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中国各地暴发。经历了2003年非典疫情后，不少中国人对于传染性疾病有种莫名的恐惧。人们在官方消息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希望避开网络审查，接触到更为客观的信息。 在2018年建立的、用于备份在中国社媒平台上被删文章的端点星计划（Terminus）自2020年1月中旬起，备份了上百篇与疫情有关的文章，但是他们的运作却在三个月后戛然而止。当局逮捕了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陈玫和蔡伟，并在去年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他们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人权活动人士陈堃是陈玫的哥哥，他说：“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借着疫情的名义，对社会的控制变本加厉，很多人反而还支持这样的控制。” 疫情激发公民权利意识 疫情暴发至今，中国一直坚持的“动态清零”政策仍在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也严重拖累了在疫情前就开始放缓的经济增长。官方数据显示，经济总量多年来位居全国之首的上海，今年上半年的生产总值不及2万亿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7%。 不仅如此，上海严苛的封控措施造成了大量次生灾害，包括生活物资严重匮乏、基础病患者无法及时就诊、儿童感染者与家长被强行分开等等。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座25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出现如此重大的人道灾难，让他们难以置信。 前仆后继的“冲塔者” 在上海“封城”之初就在社媒上发布公民请命书、呼吁政府暂停“清零”政策的浦东新区居民季孝龙就是其中之一。几个月以来，他因持续发表与疫情有关的言论，多次被警方传唤。9月27日，季孝龙的家人在他被警方带走快一个月之际，才收到《逮捕通知书》。他这次被抓捕，距离上次出狱才7个多月。 上海浦东新区居民季孝龙：“一个国家正常化，需要有一个有力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健全发展，就需要有一群勇士不断‘冲塔’，‘冲塔’就是捍卫公民权利，勇于向那些占据塔顶的独裁者和既得利益集团大声说不。我们勇于‘冲塔’的公民越来越多，规模效应越来越大，那这些敌对势力才会放下他们倨傲的身段尝试着和我们坐下来谈一谈。” 八月初，得到当局大力支持的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了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当时表示，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汇聚民间力量，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但在一个连“公民社会”这几个字都不能讲的国家、在一个公民没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国家，这样的“民间力量”可在民间？谁又愿与中国共命运呢？ | ||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