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3 世纪佛教被伊斯兰教暴力灭亡之后，佛教原典在印度消失殆尽。近两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付出巨大努力在各地搜寻佛教梵本，并作转录校勘，使得佛教原典得以部分恢复，这一事业现在仍在进行之中。我国新疆、西藏都曾发现大量佛教梵语写本，汉地也有零星发现。
对写本的释读，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基础，还需要熟悉印度字体学（Indian Paleography），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印度的书写字体有两千多年的演化发展历史，随时期和地域而有变化。研究字体学不仅有利于精确释读文本，还有助于判断写本的抄写年代、地域，以及发掘其他隐藏信息。
语言与文字的分离
人们往往有一个误区，习惯用文字区分语言，看到天城体就觉得是梵文，看到用拉丁字母转写的梵语，就觉着不地道。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印欧语的体系之中，语言的本质是音声，与其书写文字也就是记音符号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即「语」和「文」不同。例如在古代印度，梵语并没有一种固定的书写文字，而是曾以多种文字来书写，西藏甚至还发现过用藏文字母拼写的梵语，乍一看都是藏文字，其实是梵语。
同一种文字，比如天城体，可以用来书写多种语言，既可以用来记录梵语，也可以用作现代的印地语、马拉提语、尼泊尔语等。
巴利语的例子则更为典型，它本是一种印度俗语，被佛教的一个部派用来记录佛典。在斯里兰卡用的是僧伽罗字体，随着南传佛教传入东南亚，所传之地，例如缅甸、泰国、柬埔寨等，皆用本地字体来书写巴利语经典，印度出版的巴利语经典，则又用天城体，以至于现在说起巴利语，竟然没有一种专属的书写系统。
印度书体的两大系统
印度的书写字体分为两大系统——婆罗谜（Brāhmī）和佉卢虱底（Kharoṣṭhī）。
「婆罗谜」一词最早是由法裔英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提出。他参考《普矅经》所列之六十四书，其中「梵书」和「佉留书」列于前两位，还参考了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对印度书体的描述，建议使用这两个名称来分别指代阿育王碑铭中的右行字体和在西北印度发现的左行字体。这种命名为字体学家布勒（Georg Bühler）所采纳，而后被学界普遍接受。
《法苑珠林》
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書誠異傳理則同矣。仰尋先覺所說有六十四書，鹿輪轉眼筆制區分，龍鬼八部字體殊式。准梵及佉盧為世勝文，故天竺諸國謂之天書。西方寫經同祖梵文，然三十六國往往有異，譬諸中土猶有篆籕之變體乎。（CBETA, T.53, 351b29−c9）
《普矅经》中的「梵书」是否指的就是阿育王碑铭中的字体，我们现在无法得知。现代学术界对于「婆罗谜」这一术语的使用相当不严格，广义上可以指整个由阿育王碑铭字体所演化出的整个字体系统，而狭义则仅指阿育王碑铭字体。其后的字体常常在前冠以朝代的名称，如「贵霜婆罗谜」等。笈多王朝以后由于字体呈现明显的地域化差异，一般不再使用「婆罗谜」这一名称，而多以地理方位命名。其后还产生一些字体的专名，例如夏拉达体、悉昙体、城体等等。
概括来说，婆罗谜一系的文字从公元前 3 世纪阿育王碑铭开始，在印度次大陆上了绵延存续两千多年，演化出印度文化圈之中的绝大多数字体，并且衍生出藏语、于阗语、吐火罗语的字母，以及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等诸多东南亚语言的文字。
佉卢虱底（简称佉卢）字体主要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间流行于犍陀罗文化圈，其后衰落而被婆罗谜字体所取代。
「犍陀罗」（Gandhāra）作为地名原指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地区，邵瑞琪（Salomon 1999, 3）建议使用「广犍陀罗」（Greater Gandhāra）一词，亦即犍陀罗文化圈，包括吉尔吉特（Gilgit）、斯瓦特 （Swat）、布纳尔 （Buner）、塔克西拉（Taxila）以及阿富汗的巴米扬（Bamiyan）等地。
佉卢字体主要用于书写这一时期的西北印度方言，即犍陀罗语（Gāndhārī），因而其文字和语言之间的联系相对紧密，一般说佉卢文，就等于说犍陀罗语。我国新疆尼雅一带出土了大量佉卢文世俗文书，说明当这一文字在其原产地消失之后，在我国新疆腹地又沿用了数个世纪之久。
依据 Glass 2000, 2 的地图整理制作
（Falk and Karashima 2013）
（段晴、张志清 2013, 189）
印度字体的共同特征
根据现代语言学的分类，印度的书写体系处于音节文字和拼音文字之间，也有称元音附标文字。在两千多年的演化过程中，包括婆罗谜和佉卢体在内的各种字体有如下几点共同特征。
1. 书写的基本单位是音节。
1.1 一个辅音的基础字符是一个自带短元音 a的音节，与其对应的拉丁转写，就必须用两个字母表示，以现代印度最常用的天城体为例：
क ka
1.2 若表示不带任何元音的辅音（halanta），最早采用的方法是将辅音音节降低、缩小或简化，后来出现了「消除元音符」（virāma），天城体中就是字底的一小撇：
क् k
1.3 若表示该辅音与其他元音相拼，则需附加元音标符，例如：
क ka कि ki कु ku के ke
1.4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带元音的辅音相遇时，使用连写形式，或借助「消除元音符」等符号书写，或使用专用的字符表示一组辅音的连写，例如：
कव kava क्व kva
कत kata क्त kta
कष kaṣa क्ष kṣa
梵语诗歌的格律讲究长短音节，而音节是以元音为单位的，辅音不论有多少个，都被视为一个音节，所以多个辅音就要写成一个结合在一起的视觉单位。多个辅音有时是水平相连，有时竖向连接，或以更复杂的形态出现，编成一朵花一样。
2. 独立元音有另外一套形式。
前无辅音的起首元音，使用与元音标符不同的另一套独立元音字符；例如「隐身」在辅音基础字符中的a，单独书写则是：
अ a
3. 婆罗谜系字体多数有「字头」。
最初阿育王时期的字体都是笔划粗细均匀，随着书写的广泛应用，笔势笔意开始影响字形。字头的出现，最早源于起笔落墨形成的粗头，逐渐成为审美趣味，据猜测这种字头有助于使字母看着横向齐整，于是后来演化成为刻意书写的笔画。
早期的字头是起笔处的粗端，呈楔形，随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显。唐代传入我国的悉昙体，就还保留着这种楔形字头。到了 9 世纪的城体（天城体的前身），字头就变成了与字等宽的横线，这种横线开始还是一字一断分开书写的，到比较晚近的时候随单词连成了一线，把字符串成了一串，呈“晾衣杆”的效果。也就是在这时，印度字体中才有了空格的概念。
不同字体中的字头还有其他形式，例如尼泊尔钩体有钩形字头，印度的奥里亚语字母也有类似的钩形字头。
婆罗谜系字体的演化源流
1. 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 3 世纪）
在阿育王时代之前，吠陀文明已经传承了千余年，但很可能没有书写文字。公元前 3 世纪的孔雀王朝文字，也就是阿育王碑铭字体，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最早的婆罗谜文字。
这个时代的婆罗谜字结构简单，没有出现「字头」，笔画均匀，或方或圆，造型几何，颇似汉字篆书之「如锥划沙」的笔意，而且字形比较统一，没有呈现出地域风格差异。
时隔两千多年，字迹依然清晰
阿育王碑铭字体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特点：
- 辅音连写只是辅音形式的上下叠加，而没有出现复杂的变形：
- 字中元音以短横或短竖在基字的不同位置标出，参照下图，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些元音标符变为曲线。
2. 后孔雀王朝时期（公元前 2 至公元前 1 世纪）
阿育王碑之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对书写经典的重视可能起到了推动潮流的作用，书写文字的应用逐渐广泛，用笔开始影响字形，并且出现了细微的地域差异。这些变化预示着此后几个世纪的字体演化趋势。
首先是在竖线的顶端出现了楔形粗端，这是字头的雏形。之所以称之为雏形，是因为这种字头有可能只是由于书写工具的变化而在竖划起笔处不经意间形成（Dani 1986, 52）。既然能够反映在碑铭的镌刻上，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审美趣向的结果，但毕竟和后来为了装饰效果而刻意书写的字头有本质的区别。
- 字形由瘦长逐渐变为正方形，某些字符中竖线的长度趋同，如：
- 还一些字符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如：
- 辅音连写不再是简单叠加，连写中的写法开始与单独书写的形式有所不同。
3. 贵霜王朝时期（公元 1 世纪至 3 世纪）
公元 1 世纪之后，也就是贵霜王朝时期，书写风格与阿育王碑铭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并且有了更大的地域差异，出现了十多种风格，学界常常统称为「贵霜体」。
（Epigraphia Indica 2, 208, no. 30）
贵霜王朝时期的字体主要有如下发展：
- 字头的出现，由起笔的粗端逐渐演变为专门书写的字头（楔形或短横形，在写本中尤为明显）。
阿富汗出土《八千颂般若》写本，约 3 世纪下半叶
（J. Braarvig, ed. Manuscripts in the Schøyen Collecion I. Oslo 2000, Facsimiles I.1） 字形有向横宽发展的趋势，原来的一些横平竖直的笔划变成了斜线、曲线甚至是连笔，同时环形也大量出现。
这种变化最初可能是书写速度的需要（从侧面也反映了书写的流行，可能与大乘佛教首倡书写有关），而后作为新的字形固定下来。
- 某些辅音在连写中的形态与单独形态有了明显不同，如 sya 、pra
对装饰效果有意识的追求，如写本中某些字符的笔划有时会甩得很长：
再如在德干地区卷曲线的应用，这很可能就是后来印度南部圆形笔划字体的起源：
- 字符的丰富与完善，例如首次见到了起首元音 ī、ū，字中元音 ṛ、au，以及 visarga 和以下沉或缩小字符表示的落尾辅音（halanta）等。
4. 笈多王朝早期（4 世纪）
公元 4 世纪开始， 笈多王朝统治了整个北印度，进入古典文化的鼎盛时期，字体也有了进一步的演化，有多种地域风格，可以笼统地称为「笈多体」。其主要变化是，弧线的增多与弧度增大，粗细变化更丰富，使得字形更加优美，有节奏感。
4 世纪乔赏弥风格的代表
阿拉哈巴德沙摩多罗笈多碑文局部
（Allahabad pillar inscription of Samudra Gupta, 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 3, pl. 1）
这一时期的字中元音标符的弧度进一步加大；一些行笔末端出现粗重收笔，如：
5. 地域字体的前身（5 世纪至 8 世纪）
5 世纪至 8 世纪，印度不同地域之间，尤其是南北之间，字形差别进一步拉大，已经很难用一个名字统称。学界多将此期的字体统称为「笈多」（Gupta）及「后笈多」（Post-Gupta）字体，达尼（Dani 1986, 109）称为「地域字体的前身」（Proto-regional scripts），并细分为北印、古吉拉特－拉贾斯坦－中印、德干与南印四大类。
北印度随着戒日帝国的强盛，字体有了新的审美趋向，形成一种飘逸婀娜的字体，有学者根据 11 世纪一位游历印度的阿拉伯人的记录，认为可以统称为悉昙体（Siddhamātṛkā），我国唐代时期随密教传入印度字体，就称为「悉昙」，悉昙梵字又从中国传入日本、朝鲜。主要特征为：
「悉昙」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含义很广，其中一种意义指书体，参见唐代智广《悉昙字纪》（T54, p. 1186, a6-18）：
悉曇，天竺文字也。……南天祖承摩醯首羅之文，此其是也。而中天兼以龍宮之文，有與南天少異而綱骨必同。健馱羅國憙多迦文獨將尤異，而字之由皆悉曇也。
- 显著的楔形字头，主竖线下端向右扭曲，如：
- 右下方经常形成一个锐角，如：
- 元音标符经常带有强烈装饰性，如：
公元 588 或 589 年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北印度并没有一种统一的字体可称为「悉昙体」，而是有多种地域风格。例如在西北印度，今天的巴控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以及阿富汗的巴米扬地区，就有两种风格特征鲜明的字体，前者流行于五六世纪，学界称为吉尔吉特 / 巴米扬 1 型（Gilgit/Bamiyan – Type I），字形粗重，缠绕多结，中亚风格明显（对于印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异域风格）。
一两百年之后这种字体便为东边来的经典印度字形——「悉昙」体所取代，但其风格却不像东边的悉昙体那样婀娜多姿，而是古朴凝重，学界称为吉尔吉特 / 巴米扬 2 型 （Gilgit/Bamiyan – Type II，7－9 世纪）。在这一字体的基础上，克什米尔地区 9 世纪以后形成了一种名为夏拉达体（Śāradā）的地方字体，所以吉尔吉特 / 巴米扬 2 型字体也被称为前夏拉达体（Proto-Śāradā）。
6. 地域字体（9 世纪至 13 世纪）
8 世纪城体（Nāgarī）的雏形出现在北印与中印，并逐渐取代了悉昙体。对比悉昙体，城体最主要的变化是字头，由悉昙体中的楔形字头变为与字等宽的横线字头，一些上开口的悉昙体字，城体中则以横线字头封顶，因而字形更加方正统一。
城体有多种风格，后来在整个北印度获得了「标准字体」的地位，最终演化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天城体（Devanāgarī）。
西北印度约 9 世纪时从吉尔吉特 / 巴米扬 2 型字体（前夏拉达体）演化出夏拉达体，直到 13 世纪一直维持其敦厚古拙的字形而变化缓慢。其主要特征是顽强保持顶部开口的悉昙体形态，以及仍在使用笈多时期的字中元音 o 的标法：
北印度各地的字体在城体基础上继续演化。约 10 世纪时，东部城体的一支在尼泊尔演化为兰札体（Rañjanā），这种字体笔划极为粗壮且留白狭小，末端又经常挑出纤细的线条，极富装饰性。几乎同时，尼泊尔地区出现了装饰味浓重的尼泊尔钩体，有钩型字头。11 世纪时，孟加拉地区出现了近现代孟加拉字体的前身，称为前孟加拉体（Proto-Bengālī），其字形舒展柔美。
方正端庄的城体在北印度大行其道，并趋于统一，而同一时期的南印度文字则逐渐变圆，并且各地差距拉大，形成了多种地域字体，如泰卢固－卡那德体（Telugu-Kannada）、格兰特体（Grantha）、泰米尔体（Tamil）等，总体给人一种圈圈套圈圈的观感，此处不赘。这种南印度的圆体风格，对斯里兰卡和东南亚诸国的字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婆罗谜字体在中国
唐代时悉昙体随密教传入中国，多用于书写梵咒、种子字之类。中国的悉昙体在书写上增添了毛笔的笔意，总体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受汉字的影响出现了竖排。后来悉昙体又传到了日本和朝鲜。
宋代时城体字也曾随密教传入汉地，但中国人仍称之为「悉昙」，没有注意到字形的变化。由于宋代密教的衰落，城体字在汉地的影响不大。
兰札体则随着密教传入西藏，现在在西藏的寺庙里随处可见。杭州灵隐寺中元代的飞来峰石刻，所刻真言使用的就是兰札体，这与元代推崇藏传佛教有关。
藏语字母也属于婆罗谜系文字。西藏有传说藏文字母是参考兰札体创制，这其实是误传。根据藏文字形来看，应该是脱胎于悉昙体同期或更早的北印度文字。
自上而下分别为：兰札体、尼泊尔钩体、城体、藏文正体（དབུ་ཅན）和两种藏文草体（དབུ་མེད，上为ཚུགས，末为ཁྱུག）
我国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的梵文写本，其字体大体可分为丝路南道（今和田一带）与丝路北道（今吐鲁番、焉耆、库车一带）两系，中后期都发展出自己的鲜明特色，学界统称「中亚婆罗谜」字体。这些地区都曾是佛教的流布区域。除了用来书写梵语以外，北道字体也被用于书写当地的语言——吐火罗语，而南道字体则被用来书写于阗语，而且各自都发展出了行书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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