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至今出狱已经五年，但他说，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仍然遭到当局严密监视和骚扰。
出狱后，王全璋先回到了北京租住的家，后来辗转到过广东，最终又回到了北京。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一家人曾在两个月内被逼迁13次。
“基本上住进去，当天晚上就被赶出来，”他告诉BBC。
49岁的王全璋是维权律师，过去经常代理敏感案件，包括法轮功人员、失地农民、基督徒等。2015年7月9日起，王全璋和其他数百名维权律师在中国各地遭到逮捕、传唤、刑事拘留、约谈。这次事件引起海内外关注，被称为“709大抓捕事件”。
该事件也代表了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分水岭，大批维权、公民组织在压力下停运，空间逐渐走向萎缩。
十年前的那一场大抓捕
“709大抓捕”中，大批的维权律师、法律助理、维权人士、家属遭到公安局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约谈，据现在已解散的香港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过去整理的资料，受影响人士有319人，遍布25个省份。
到了2016年1月，包括王全璋、王宇、李和平、周世锋在内的一些维权律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罪名，被关押在天津的看守所，一些被捕者认罪取保，也有一些被捕者经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后被裁定罪成，并判处有期徒刑三至八年不等、剥夺政治权利。
王全璋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抓捕发生的时候，王全璋正在其他省市办案，当得知同属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宇及其他人被带走的消息后，他感到慌张，精神也开始紧张起来。
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王全璋一直在各地躲藏，“平时我都不敢开手机，我只有坐上出租车在高速路上、飞快奔驰的时候，我才打开手机接收信息。”
看着越来越多律师被带走的消息，他预计自己最终还是会“跑不掉”。
王全璋说，后来他感觉自己已经“跑不动”，便开始进行会被抓捕的心理准备，“就开始给家里、给父母写了一封遗书、告别信。”
最终，8月3日晚上，王全璋在山东济南一个露天的游泳场所游泳的时候，被埋伏在那里的数十名警察抓捕。
“带走了以后，一下子就进入了……一步一步进入了死荫的幽谷。”
王全璋于2020年4月5日刑满出狱，离开山东省临沂监狱。
他是“709案件”中最后一个在押待审的人，故又被称为是“709最后一人”。 多年来，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为着他而四处奔走。分隔五年之后，一家三口终能重聚。
只是，离开了一座监狱，迎接王全璋的，是一个全面监控的“日常”。
那些曾在“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捕的维权律师及其家庭，在陆续被释放出来之后遭到不同程度的滋扰及打压。过往曾经为不同维权案件代理、辩护的他们，纷纷被吊销律师执照；另一方面，律师们及家属亦被告知“危害国家安全”而不能出境。
被逼迁、吊销执照、禁止出境、敏感日子不准出门，已经成他们的生活“常态”。
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曾于2021年、“709事件”六周年的时候发表声明，指对中国人权情况表示关切。
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批评美国再炒所谓“709事件”，“充分暴露出美方妄图以人权为藉口，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险恶用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时至今日，王全璋一家在北京的住所附近仍然有着大批人士把守。有时候，王全璋会把这些监视他们的人拍下来，然后把影片上传到网络。
除了监视之外，在2023年春天，中国结束“清零”的防疫政策之后，王全璋一家开始遭遇到严重的逼迁。房东遭到骚扰后向他们施压，有时候也会通过断水断电的方式，来迫使他们离开。
王全璋说，一家人目前的居所暂时稳定下来，但他和妻子李文足的儿子王广微（别名泉泉）在成长的过程中，多次被迫失学，即使曾经远赴广东寻找能够就读的教育中心，但很快办学机构又会遭到来自当局的施压。
王全璋说，长期没有办法正常上学，为年幼的儿子带来很大的心理创伤，“他不太敢跟附近的小朋友交往，他害怕一旦交往了以后，很快又要离开，就要再次分别。”很长一段时间，泉泉只能够在家里自学或上网学习。
王全璋的前同事王宇是在这场大抓捕当中，最早被抓的维权律师，过去她曾代理多宗被视为政治敏感的维权案件，包括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案、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等。
在接受BBC访问的时候，王宇忆述，自己是在2011年左右开始代理维权案件，尽管过去曾经出现过维权律师被捕的情况，但回顾刚开始代理维权案件的时候，她认为当时的环境较为宽松，“各方面都是蓬勃的”。
身为中国人权律师的一员，那时候她的工作除了在法庭上抗辩、积极地为当事人争取权利之外，也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手段，“当时比如说像举牌、举横幅，这个非常多、非常普遍。”
有时候，她也会和其他维权律师为一个案件撰写联名信、公开信来为当事人发声，“不但是在国内，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力。”王宇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在中国法律的范围下合法进行、符合法律规定，当时的她并不觉得危险性有那么大，也不觉得自己身处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直到2015年6月，即大抓捕的前一个月。
“当时有什么人民网、新华网、正义网……反正中国最重要的一些官方网站，开始抹黑我，然后就抵毁我，”王宇说。 当时，多间官媒发表及转载一篇名为《“女律师”打人致聋被判刑，拒不执行判决仍四处接活》的文章，让王宇开始意识到，“对我肯定是要动手。”
只是，她没有预料到，接下来是一场这么大规模的抓捕。
7月9日凌晨4点多，王宇对外发出最后一则短讯：“门外有人试图撬开我的门锁”，随后王宇被带走； 与此同时，其丈夫包龙军原定要送当时16岁的儿子包卓轩到澳洲留学，两人也在北京国际机场被带走。
王宇一家三口被带走、失踪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互联网上，拉开了“709大抓捕”的序幕。
到了7月10日，王宇所在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相继有成员被带走，而中国相继有多个省市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法律助理被捕、被传唤、约谈。
秘密关押
2017年1月，维权律师谢燕益被关押近18个月之后，获保释候审回到家中。谢燕益说，当时他给了自己一个任务，要把遭遇到的经历、其他“709”律师所遭遇到的酷刑披露出来。后来，他写下了近20万字的《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
接受BBC中文访问时，谢燕益回忆起那段被秘密关押的日子。他说，在指定监视居所期间，窗户被厚厚的窗帘遮住。有长达接近半年的日子，他无法见到阳光，无法感知外面的时间，只能透过被唤醒起床、吃饭、审讯、睡觉等日程，大约猜算时间的轮廊。
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曾被强迫吃药、挨打、疲劳审讯、饿刑、长时间固定姿势，“它就是用这个方式，要摧毁你的意志。”无论生理或心理上，每天都在面临着考验与挑战，“各种的心理和精神上的折磨和施压，那你肯定是也会面临深深的恐惧，对你生死的威胁。”
这些情况也是被捕的“709”律师们各自曾经面对。
过去代理维权案件的时候，王宇非常关注自己案件当事人在关押期间遭受的酷刑情况。 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所遭遇到的情况还是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在王宇身上，不是一种明显可见的“被打骂”的对待，但让她感到羞辱、疲劳审讯、剥夺睡眠等手段被应用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她表示，开始的时候，她因为“不合作”，曾经试过被医生要求脱光衣服检查，在满布摄像头的房间里，她不愿意就范，结果衣服还是被强行脱去。
王宇忆述，“摄像头那边不知道是什么人，而且我本身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所以我对这方面感觉非常非常羞耻吧，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利用你这个女性保守、传统女性的这种心态，对你进行这种打击。”
那一年起，随着维稳与收紧社会舆论环境的力度加强，中国公民社会空间在这十年亦遂渐走向萎缩，除了709抓捕外，同年亦发生了“女权五姐妹”事件、独立NGO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出台后迎来寒冬、对中国自由派媒体加强控制，之后一些关注LGBTQ+群体的组织也宣布关闭。
709家属的抗争
在被关押在指定监视居所的近半年时间，“709”律师们的家属以及外界对于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外界而言那是处于一个失踪、下落不明的状态，而家属亦无法获取任何消息。
被捕者的家属，为了寻找自己的丈夫及亲人，也在这段期间展开了不同方式的抗争与维权行动。
在维权律师李和平失踪期间，他的太太王峭岭与其她“709”律师的妻子们，包括李文足、原姗姗、刘二敏、陈桂秋、金变玲等人，踏上寻夫之路。
在这期间，她们曾经在检察院前高举写有“全璋，相信你、等你、爱你”、“和平，支持你”、“老翟，等你”的红色水桶拍照；从北京徒步前往天津的“千里寻夫”； 在法院外削发抗议“无法无天”等行动。
李和平被带走的那天，年幼的女儿李佳美因为随着李和平到了律师事务所，故目睹父亲被警察带走。王峭岭向BBC中文回忆道，“当时其实是没有反应过来的”， 她以为不过是像过往被国保“约喝茶”那样。
当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后，王峭岭经历了一番挣扎，决定要公开地为失踪的丈夫站出来发声。后来在纪绿片《709人们》中，她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直接了当地谈到行动的理由：“我为什么选择抗争不是沉默？ 本能啊。”
在寻找李和平的过程中，由于常常跑到看守所与律师要求会见丈夫，她也认识了其他的家属。王峭岭说，在那段时间里面，尤其是最初半年杳无音讯的时候，作为家属，日子过得非常煎熬。
“无论我们在外面想多么努力，其实我们的亲人在里面遭受了最残酷的六个月，特别特别……其实让人是很难受的，你看都十年了，回想起来还是很难受。”她说。
现在已解散的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成员子木（化名）告诉BBC中文，当年关注组曾经展开不同工作尝试支援被捕的律师与家属。在大抓捕发生一周年之后，关注组邀请了香港资深的传媒工作者及导演江琼珠，希望能够书写及出版有关“709”家属的维权经历及过程，后来江琼珠建议可以拍摄成为纪绿片，并找来另一位资深传媒工作者卢敬华，拍下了纪录“709”家属的纪录片《 709人们》。
当时，这套纪录片仍然可以在香港作巡回展映。随着事态发展，到了后来，两人远赴美国，寻找那些流亡在海外的维权律师及家属，拍下了续集《709彼岸》，并于三周年前夕，在香港的湾仔艺术中心进行了首映。
除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关注外，当时香港仍有不少媒体会就“709事件”的周年及最新动向进行报导。王全璋出狱时，港媒也有进行采访与跟进报导。
中国人权律师的“新常态”
不少“709事件”中的律师在获释或出狱之后，无法再以律师身份接案工作，也让他们的收入大减，难以为生。为了维持生活上的各种花费，王宇一家去年只能将她们在北京的房子卖掉，改为租房继续生活。
没有律师执照的情况下，想要继续从事跟法律相关的工作，变得异常艰难。王宇说：“有一些人权案件肯定我们就没有办法代理。”目前，这些失去执照的“709”律师，很大一部分改以“公民代理人”的方式，继续艰难地从事着相关的法律工作。
然而，即使是以公民代理的方式处理一些普通案件，仍然面对着重重的阻挠，“就是你的委托手续就很难递交上去，或者他们就根本就拒收你的委托手续。”
“中国人权律师及其家属为了努力协助中国民众伸张正义而付出惨重代价，”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说：“当局十年来不让人权律师发声，但许多律师另辟蹊径对抗社会不公。”
目前旅居日本的中国维权律师伍雷（本名李金星）过去曾为很多冤案、人权上访的事件发声，他在北京的“洗冤办公室”在2015年的时候也有遭到大批警察上门搜查，之后也有遭到一些跟踪和传唤，但没有被捕。
伍雷之后坚持继续继续代理洗冤及维权的工作，最终逃不掉被吊销执照的命运。709事件发生后，他的工作方式没有因而转变，伍雷告诉BBC中文，过去一直也有吊销执照的情况，但2016年起官方开始频繁地使用这种行政手段，“我想它是由于抓捕律师对外界的刺激过大……那么有一部分律师他会抓起来坐牢，有部份律师会吊销你的律师执照，有部份律师让律师事务所和你解除合同。”
另一位维权律师任全牛曾经参与代理“709”的案件，当时他受到赵威的丈夫委托，担任赵威的代理律师，期间被指涉嫌寻衅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 任全牛接受BBC中文访问时称，在2016年之后一直遭到约谈，要求他转换律师事务所。
任全牛后来又代理了张展案、12港人案等敏感案件。他在2021年收到来自河南省司法厅的通知书，称他的律师执照已被吊销。任全牛说，通知书上所告知的吊证理由，是指他在另外一个案件中，在法庭上的言论违法，“他没有说港人案，也没有说是张展案。”
除了吊销律师执照之外，近年人权律师被捕的事情仍屡有发生，如2023年人权律师许志永及丁家喜分别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判处14年和12年有期徒刑。而曾经涉“709”案件的人权律师谢阳，2022年因为举牌声援怀孕老师李田田而再度被捕，目前关押超过三年。
谢阳的前妻陈桂秋至今仍在社交平台X上继续为他的案件发声。陈桂秋2017年带着两名女儿辗转流亡到美国。在谢阳获释之后，由于被禁止出境，两夫妇最终因长期分离而选择离婚。陈桂秋告诉BBC中文，自2015年7月10日之后，这十年来她始终无法见上谢阳一面。
在“709”十周年前夕，陈桂秋公开了谢阳被关押的前后对比照，前后判若两人。 这十年来，作为“709”家属的她，整个人生同样遭逢巨变，即使在海外定居下来，仍然历经重重困难，“像我们的人生，就被很多的……自己预测不到的一些事情，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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