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图书馆的作用正在逐渐发生改变，逐渐从一个储存图书资料的场所，转变成了知识交流、文化活动以及网红打卡的公共空间。但在古代世界，图书馆的作用远比今天更为重要。在人类文明历史上，中世纪的图书馆及其所收藏的书籍具有特殊的魅力。一方面，这些书籍中包含着若干古代的历史文献，我们现在能够获知希腊罗马古典世界的文本，在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于隐修士们在中世纪缮写室中的工作。另一方面，中世纪的图书馆中藏有大量堪称艺术品的书籍，向后人展现了中世纪文明的壮丽画卷。在印刷术普遍推广之前，书籍的制作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工物力，书籍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其本身也成了珍贵的艺术品，而作为大量收藏书籍的图书馆在知识意义和物质意义上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宝库。而且，图书馆作为一个储存图书的机构，其对于图书类目的划分，更标志着人类对自身知识体系的认知。
隐修院图书馆
在基督教会早期，图书主要是用来进行宗教仪式的，因此大部分教堂中至少会有一部弥撒经本，书写着教会礼仪中的祈祷文。但是，中世纪的早期图书馆却主要存在于隐修院中。
读书对隐修士的生活非常重要。按照《本笃会规》的要求，隐修士们在一起用餐时不得闲聊和交谈，有专门选定的一位隐修士在众人用餐时诵读圣人传记等书籍。直到今天，许多本笃会隐修院仍然保持着类似习惯，但所读书籍除圣徒传记外，也包括世俗人物传记。2016年夏天，我在威尔士和英格兰边境的贝尔蒙特隐修院居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每天午餐时读的书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
可是，并非所有中世纪隐修士都能够阅读拉丁文，读书和誊抄书籍在某称程度上也成为了一些隐修士的义务和特权。《本笃会规》中曾指示，在冬天等不适合劳作的时候，具有阅读能力的隐修士们应当阅读圣经、教父作品和其他灵修作品，以加强自己的修行。这就成为了隐修院内部图书馆的雏形。
克吕尼派本笃会士在念诵日课经，可以看到其中有多本读书，对应着不同的礼仪年时期。
早期图书馆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是教堂和隐修院功能的变化。查理大帝在9世纪时要求其帝国境内的各个地区都应当有一所学校，以保证臣民的基本教育。因此，大量教堂和隐修院就在宗教中心之外又逐渐增添了教育中心的功能。在其附属学校中，也逐渐出现了图书馆。
从传播角度来看，隐修院图书馆的书籍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可供流通，一种是只供馆内参考的，与我们今天的管理规则差不多。9世纪富尔达隐修院的本笃会学者费里埃的卢普斯（Lupus of Ferrières）常常给各种修会团体的首领和学者们写信，请求抄阅他们所珍藏的书籍。835年，他还给《查理大帝传》的作者艾因哈德写信，希望能够复制几部罗马古典作品，尤其是西塞罗的著作。现在，这部由他亲手抄录的《演说篇》还保存在大英图书馆中。
卢普斯所抄的西塞罗作品。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西塞罗是整个拉丁文修辞教育的基石，西塞罗作品的中世纪抄本远超过其他任何的古典作者。
隐修院也是各种书籍抄本的主要来源地。对于隐修士们来说，抄写书籍是一种繁重而神圣的劳动，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抄写不仅能够保证文化知识的传承，同时，通过出售这些书籍也能为整个隐修团体带来极为可观的收入。12世纪初，一位隐修院长曾经描绘过自己在坎特伯雷所见到的场景：
如果走进这座修道院的长廊，往里面去，会看到有十几个教士坐在椅子上，在工艺精巧的桌案上誊抄着。这其中包括圣哲罗姆关于《默示录》的注释、大格里高利的全部作品，还能看到圣奥古斯丁、圣安布罗斯、圣伊西多尔、圣比德等人，还有先是贝克隐修院院长，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圣安瑟伦等人的全部著述，他们都在这里用功抄写。
毋庸置疑，当时抄写最多的就是《圣经》，而主要的主顾则是一些大教堂和贵族家庭。但他们也常常复制一些罗马时代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涉及到语法和修辞方面的作品。
鉴于中世纪时期的技术水平和图书制作工艺，图书往往是隐修院图书馆中最宝贵的可移动财产之一。一些珍贵的图书以锁链锁在书架上，只供隐修士们在图书馆中参考而不得外借。由于图书数量并不多，常常是直接将图书置放于一个专门的桌子上，阅读者必须在此处进行阅读。在隐修院的书上，常常有诅咒的词语，比如“这本书属于某某隐修院，凡是偷窃或损坏这部书的人，愿他受诅咒”！
雷丁隐修院图书上的诅咒文。其中属于“隐修院”的字样被人刮掉了。
到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书籍的抄写和流通需求日益增加，1212年的巴黎主教会议甚至谴责隐修院图书馆藏匿珍贵图书不肯外借。主教们要求所有的隐修院都有义务向来客展示和出借他们所珍藏的任何书籍，因为这种行为是他们实践爱德的重要标志。
到了12世纪之后，中世纪最显赫的图书馆往往就位于主教座堂中了，比如英格兰的杜伦（Durham）和赫里福德；而另一些历史悠久的隐修院也有着令人垂涎的众多藏书，比如法国的圣高尔（St. Gall）和意大利的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在杜伦大教堂的图书馆中，所有的图书都被放置在铁制的格子中。事实上，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书籍的摆放是分为两层的，其中外层大约有428本书，可以对任何教士、僧侣开放，而在这些格子内部，则有87部受到借阅限制的书，其中大多数是在神学上有异端嫌疑或者涉及古代异教知识和世俗内容的图书。
英国赫里福德大教堂中的一座小礼拜堂从中世纪时期就被作为图书馆使用，其中存放的手抄本图书大多数都拴上了链条。
大学与公共图书馆
在《权力的游戏》中，山姆所在的学城可能是马丁大爷根据牛津大学想象出来的。在大学中所受到的教育就成了早期没有文官考试制度下，进行选拔人才和培养“公务员”的重要途经。在《权力的游戏》中，每一个领主身边都有一位“大师”，充当着医生、顾问乃至军师的角色。这一角色设定毫无疑问来自于中世纪的教士阶层。
大学的初始阶段并没有图书馆的设置。学生们主要依靠上课自行抄写课堂笔记，同时，他们还可以从一些专门的书商手中购买或者租赁图书，进行阅读。而且，一些来自同一地区的学生常常组织类似于“老乡会”的组织，除了共同吃喝、一起居住之外，也往往集资购买图书共同使用。但对于大学这个行会团体来说，学生的力量还是过于薄弱。
一个学校的图书馆规模往往体现了这所大学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地位。在13世纪中期，罗伯特·德·索邦（Robert de Sorbonne）将自己的藏书移交给巴黎大学，并创办了索邦学院。在他的表率和推动之下，许多来自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乃至巴伐利亚等地区的贵族、学者也纷纷予以捐赠，以推动图书馆的建立。到1289年，这所图书馆中的藏书已经超过了1000册，这在还没有印刷术的时代实在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此外，许多作者也将自己的作品赠送给索邦学院的图书馆保存，期盼借助这个机会使更多的人能接触到他的思想。直到今天，许多出版社都保持有向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以及大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重要机构捐赠图书的习惯。
在法国西部的昂热大学保留着一份1431年的图书馆管理手册，其中不仅记载了图书管理员的责任和宣誓样本，同时还表明了图书馆在那个时候可以向什么人开放、管理员每日闭馆前应完成的查看环节。
现存最完整的中世纪晚期图书馆是位于荷兰聚特芬（Zutphen）的圣沃尔布加教堂（St. Walburga’s Church）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始建于1561年，是一座建立于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图书馆，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兼有两个时代的特色。这座教堂本身可以一直追溯到11世纪，而这座图书馆从建立伊始就对公众开放，因为当时此地的天主教教士们认为，让那些有文化的绅士们阅读正确的书籍有助于他们避免誓反教异端的侵扰。
聚特芬的图书馆。这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此处几乎完全保持着初建时期的样貌，所有的家具、图书、铁链以及图书的摆放位置都和16世纪的样貌没有什么区别。
图书的分类
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表明了一个时代对于知识的体系化认识。一方面，图书分类反映了哪些知识已经被人们掌握，并能够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不同学科的先后排序在一定程度上也传达了图书分类法的制定者及其时代对知识之“尊卑”的看法。
在中世纪的图书馆中，圣经作品（bibliotheca）无疑占据着首要地位（可参考国内今天通用的图书分类法之A类）。紧跟其后的，就是历代教父对《圣经》的注疏以及更为晚近的神学权威。在教父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往往是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即使安波罗斯是他的老师，而且按照字母排序的话也应当在他之前。在圣经文本、神学和教会礼仪类图书之后，则是世俗的文本，比如罗马古典作家的作品。
在法国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勒庞（Le Puy）存留了一份12世纪末期图书馆藏书目录的分布记录。在图书馆的入口处存放着圣经注疏和教父作品，其后则分别是修辞学、辩证法类图书，北墙的最后一部分则是古代诗人和语法学家的作品。对面则依次摆放着教会礼仪年的作品，其中包括每日的读经、选用祭披的颜色和是否为圣人瞻礼日等信息，紧靠着的是天文学和音乐类作品。这就可以看出，图书分类法的先后顺序实际上是知识的权力与权威性的具体体现。
12世纪雷丁修道院的藏书目录。这个分类中只包含着四类：圣经、教父、历史和礼仪。
在中世纪时期的绝大部分图书都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拉丁文作为知识阶层的语言，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仍旧统治着欧洲学术界。圣经文本和注释、教父作品与圣徒传是图书馆藏书的重头戏，其次则是大量的教会法文献汇编和不同修会的规章、会祖讲道等。但与此同时，中世纪大学图书馆书目的变化也体现了东学西渐之势。当时的图书馆常常以藏有希腊文或者阿拉伯文的自然科学文献为荣，对西欧文明影响深远的大翻译运动在13世纪达到高潮，不仅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被翻译成了拉丁文，随之而来的还有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著作以及伊斯兰文化圈中的精粹，尤其是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的作品。
西班牙地区翻译的希波克拉底作品
而且，随着城市复兴和市民阶层兴起，罗马法再度受到了西欧知识界的重视。尤其是《查士丁尼法典》，其不仅在6世纪的时候就堪称罗马法的集大成者，同时更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极大地便利了西欧学者对之进行研究、阐释与发挥，并在这部大部头法典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民法、逻辑学乃至语法修辞方面的教科书与教学内容。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出现法文书和德文书，且其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和传奇史诗等内容。比如在12世纪70年代成书于巴伐利亚地区雷根斯堡的《皇帝编年史》（Kaiserchronik）是中世纪第一部以高地德语写成的民间演义体史书，记载了从罗马共和末期的凯撒到参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康拉德三世之间的数十位皇帝，在中古晚期到近代早期的德意志地区成了《三国演义》一般的存在。
《皇帝编年史》在13世纪的抄本。该书以中古高地德语写成，通篇采用韵文体，生动描绘了从凯撒到康拉德三世的数十位皇帝的生平。虽然其中许多内容荒诞不经，却是中古到近代早期巴伐利亚地区的畅销书。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随身携带的图书目录，现今保存最好的当属13世纪英格兰方济各会所使用的《英格兰图书辑录》（Registrum Librorum Angliae）。
《英格兰图书辑录》的样章
由于方济各会会士常常巡游讲道，因此随身携带着这份目录，可以查阅当时英格兰大大小小183个图书馆中所藏书目。虽然除了书名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信息，但这在那个时代似乎也足够这些游方僧人使用，更成为19世纪以来英国中世纪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今天英国遍布各地的公共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够追溯到这些早期的教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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