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托马·皮克提(Thomas Piketty)年满18岁，所以他不必再经受法国长达几十年的关于共产主义善恶的折磨人的智慧争论。他回忆说，苏联解体后，他和一位密友曾在1990年初去罗马尼亚旅行的经历，更让他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这个经历多少令我终身对站不住脚的、反资本主义的花言巧语免疫，因为当你看到那些空荡荡的商店，当你看到人们在街上排起长队却买不到任何东西，”他说，“你就清楚地知道我们需要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不只是为了经济效率，而且是为了个人自由。”
但是皮克提对共产主义的醒悟不代表他也抵制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知识遗产，马克思曾努力解释资本主义的“铁律”。和马克思一样，他对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不公非常不满。他断定，这种不公会继续恶化。“我属于从未受到共产党诱惑的一代；我太年轻了，没有赶上那个时代，”皮克提在自己位于巴黎经济学院一间通风不佳的小办公室里接受长时间采访时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更容易用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和不公平等重要话题，因为我没有卷入过那场争论。我无需解释自己有亲共或亲资的倾向。”
42岁的皮克提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哈佛大学出版社）一鸣惊人，至少在经济学界是这样的。他的书抨击了人们之前对高级资本主义的仁慈的假设，预测在工业化国家财富会越来越不平等，这将对公正和公平的民主价值观产生深刻而恶劣的影响。
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称它是“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写道，它“将是本年——也许是这十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本主题严肃的图书已经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的书名是为了与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相呼应。该书意在回归马克思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前辈写过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范畴。它尽力去理解西方社会以及支撑它的经济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皮克提抨击了“财富推动一切发展”的观点，向民主政府解决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发起了挑战——教皇弗朗西斯(Pope Francis)和奥巴马总统最近也都对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发出警告。
皮克提在一个政治家庭中长大，他的左翼父母曾参加1968年打倒传统法国的示威游行。后来他们前往法国南端的奥德(Aude)省养山羊。父母不是他想谈论的话题。他说，更相关、更重要的是他这一代人“现成的经验”：共产主义的崩溃、东欧的经济衰退，以及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
那些事件让他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经济观念能产生如此糟糕的结果。海湾战争向他展示出，“如果政府愿意，它们能在财富再分配方面做很多事情”。皮克提说，快速军事干预迫使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放弃科威特和它的石油，这体现了共同政治意愿的非凡力量。“如果我们能在几个月内派100万大军到科威特索回石油，那我们应该也能就避税港做一些事情。”
他是想派军队到英吉利海峡人口稀少的避税天堂格恩西岛吗？声音柔和的皮克提几乎大笑起来。“我们甚至不必那么做——一些简单的基本贸易政策和贸易制裁就能立刻解决问题，”他说。
皮克提是个优等生，通过传统方式成为法国精英人士，18岁时被精英云集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录取。22岁时完成关于财富再分配理论的博士论文，该论文获得了一些奖项。然后他到麻省理工教经济学，两年后由于对美国的经济学研究感到失望而返回法国。
“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关于纯粹的经济理论的，因为那是最容易做的事。我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做助理教授时也是研究经济理论，”他说，“那时我很年轻，在那方面做得也很成功，所以那是个轻松的工作。但是我很快意识到那里没有人认真收集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数据，所以我开始做这件事。”
他说，理论经济学过于关注保证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插值技术正确，“你没有真的在思考，你不敢问那些重大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们也往往把自己研究的问题缩小到自己能回答的范围内，“但有时这些问题不是很有趣，”他说。“我想写一本真正的、能与每个人对话的书，这意味着我不能选择自己的问题。我必须正面应对那些重要的问题，不能逃避”。
他厌恶经济学领域的狭隘。所以他决定写一本巨著，一本在他看来既是关于经济学也是关于历史的书，一本能够手把手引领普通读者的书。
他也不畏惧文学，从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巴尔扎克(Balzac)等现实主义小说家对社会的描述中寻找灵感。在这些小说中，财富最好是通过聪明的婚姻获得的；每个人都知道继承土地和财产是过上好生活的唯一方式，因为光靠劳动是挣不到钱的。他想知道那种臆断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通过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皮克提把自己的研究从法国延伸到了美国，他发现20世纪初的规律——“资源分配的头10%几乎完全是租赁收入、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似乎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变得不那么普遍了。
“我过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实际上我们在慢慢朝之前均衡的方向发展，我们是一个漫长的渐变的过程的一部分，”他说。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它不可能被如此清晰地理解——又多出20年的数据对我们理解战后这段时期帮助极大。”
他的发现——在现代化的电脑帮助下——是以先进工业国家几个世纪的财富积累和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的。这些观点说起来也相当简单：资本收入的增长率比经济增长率高好几倍，这意味着工资收入的比例相对在缩小，工资收入的增长极少能快于总体经济的增长。在人口和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不平等变得极为突出。
战后经济看起来不一样了，那种不平等降低了，原因是历史灾难。“一战”、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摧毁了私人资本的大量积累，特别是在欧洲。法国人所说的“辉煌的三十年”——战后大约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不断减少的不公平——是个反弹。当然，美国的变化不是那么明显，因为战争是在别的地方进行的。
人口和经济增长率高于正常水平，加上对富人增税，减少了不平等。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专业和政治假设——不平等将会稳定下来并自行减少——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回到了传统模式，每年的资本收益率是4%至5%，而经济增长率大约是1.5%。
所以不平等很快开始加速，某种程度上里根(Reagan)和撒切尔(Thatcher)对富人减税的政策加剧了这种状况。“涓滴经济学本来可以是正确的，”皮克提简单地说，“只不过它碰巧错了。”
他的作品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也是对放任经济学的挑战，这两种理论“都指望依靠纯粹的经济力量来实现普遍的和谐或公正”，他说。马克思认为由于体制的矛盾，资本收益率将降低至接近零，带来崩溃和革命，皮克提的看法则完全相反。“资本收益率可能永远高于增长率——这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候的情况，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还会是这样。”
2012年，1%收入最高的美国家庭获得了全国收入的22.5%，是自1928年之后的最高值。现在10%最富有的美国人占有全国财富的70%不止，比1913年镀金时代结束时的比例更高。而且其中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的。
皮克提有三个女儿，分别11岁、13岁和16岁。他不是革命者。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他说自己从未为任何政客担任经济顾问。他称自己是个实用主义者，只是凭数据说话。
他承认自己的著作从本质上讲是政治性的，他对现在常见的管理层高薪非常不满，说“花1000万请一个人为你工作的想法，纯属观念形态的问题”。
他说不公平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它能激发个人主动性和财富创造，在累进税和其他措施的协助下，它能让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更富有。“我不介意不公平，只要它是对大众有益的，”他说。
但是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约瑟夫·E·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样，他认为极端的不公平“在威胁我们的民主体制”。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而是承诺提供平等机会。
他说，当收入、政治影响力和知识信息产出极端不平等时，“民主体制很难运行。20世纪的一个很大的教训是我们不需要19世纪的不平等继续下去。”但在他看来，这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再次前进的方向。
跟他合作的塞斯说，“托马既追求完美，又没有耐心——他想让事情做得又好又快。”他补充说，皮克提“对经济学有着难以置信的直觉”。
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表达了皮克提的政策理念。他支持对真正的财富（去掉债务）执行全面累进税，产生的收益不是交给效率低下的政府，而是重新分配给那些拥有较少资本的人。“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而实际的分担税务负担的方法，”他说。
他说，与单独的收入相比，净财产更能表明支付能力。“我只是建议减少世界上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几乎没有财产的人的财产税，”他说。
该书是一年前以法文出版的，它不是没有遭到批评，特别是针对皮克提的政策处方，有人认为从政治角度讲它太天真。还有人指出，有些资本的增长是因为老龄化人口和战后抚恤金计划，不一定是继承来的。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批评，皮克提说他对此持欢迎的态度。“我当然期待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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