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七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不是陈腐性裂痕，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在微博和论坛里被疯狂转播；同时，其真实性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有一些质疑看起来也很有道理，譬如：“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
这些质疑站得住脚吗？这则故事，是真的吗？
2012-04-20 第02期云南知青：失却在橡胶林里的青春
微博、论坛以及纸媒网站，在转载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并交待史料原始来源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说是来自邓鹏教授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甚至有纸媒网站刊文，直接注明文章的作者就是邓鹏先生。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是一篇1991年发布的报告文学，与2009年才出版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毫无关系。
微博传播，全都注明史料来源是邓鹏《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邓鹏先生是一位60年代的老知青,现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编著有知青回忆录系列《无声的群落》。微博在流传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时，将原始史料来源，全都归在邓鹏先生名下。如图所示：
这则故事被广泛传播，与一篇名叫《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的文章有直接的关系，许多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将文章的作者错认为是知青学者邓鹏教授。如图所示：
文章中有一段很离奇的“注”(黑体部分)：“我(本文作者邓鹏)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我们乡的党委书记以谁满足他的要求，谁就可回城为诱，和乡里的多个女知青发生了关系，事情败露后，尽管他有一定的后台，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去监狱关了好几年。” [详细]编辑遍查《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篇署名为“邓鹏”的文章。
真相：这则故事与邓鹏教授毫无关系，而是出自一篇1991年的报告文学《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 女知青失身惊动党中央》这篇文章，根本就不是邓鹏先生编著的《无声的群落：文革前上山下乡老知青回忆录》一书中的内容，至于那个将文章作者定为“邓鹏”的离奇的“注”是谁给加上去的，以及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是谁，是件很难考证的事情。不过，邓鹏先生此书出版时间是2009年10月，而编辑在查索源头的时候发现，早在2008年天涯论坛上就出现了相同的内容[详细]。有意思的是，该帖子中这一句——“我所下乡的地方虽不是建设兵团，却也查出了问题”——并没有那个离奇的“注”。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与邓鹏先生及其著作毫无关系，是完全可以确认的。
那么，这则故事的原始来源，究竟是什么呢？编辑力所能及，所能查找到的最早的来源，其实是一篇报告文学。该报告文学名为《被亵渎的青春》，作者“丁雨雨”，收录在一本名为《拥抱战神的孩子们》的知青报告文学集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该文描写道：
“有些女知青是以肉体为代价换得一张离开农村的通行证的。1972年，安徽某县首次由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全县数万知青展开大规模竞争，最终有七十余人获得这天大的幸运。在进行上学前体检时，妇科检查的大夫惊讶地发现，二十余名女知青没有一名是处女，而且几乎全都不是陈旧性裂痕，再准确点说，她们都是在招生通知发下以后失去贞操的。”
除了女知青的数目存在差异以外，其余描述与微博及网文完全一致。在没有找到更早的来源之前，可以暂时认为，这份报告文学，就是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的原始来源。
知名媒体人黄章晋先生在微博上对这则“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故事提出了四点质疑：1、大学体检竟有妇检且做数字统计？2、全国知青总数约1600万，安徽哪个县能分得数万知青？3、据统计，75%的工农兵学员是特权家庭或有背景家庭；4、下乡知青依然是高等人，每个公社都有知青办，当时对诱奸、调戏女知青的处罚通常极重。
就编辑所获得的资料来看，上述几点质疑，其实都站不住脚。
女知青返城上大学被要求检查“处女膜”是实有其事的当年女知青返城上大学到底要不要被检查“处女膜”？有没有数据统计？答案是：在许多地区，要检查，有统计。编辑查到一份知青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各公社推荐出来参加高考的知青都到县里集中，先是在县医院进行体检。我们先测了身高、体重、视力，再是量血压、听心肺，又过了五官科，现在另一个科室门口的长凳上等候。我见凳上坐的全是女知青，没有男的，检查完毕出来的人又是一个个脸通红的，不晓得这科室里检查个什么名堂。……我慢吞吞地爬到检查台上，直直地躺下。‘脱下裤子，快!’那穿白大褂的女的走过来，带橡皮手套的手上拿了个亮闪闪的器具及一把手电筒。我难为情地脱下裤子。‘屈起膝盖，叉开腿。’她话讲得飞快，动作也飞快，把手中那个器具往我两腿中间冰冷地插了进来。我的天，她这是干吗呀？……后来与其他女知青‘咬耳朵’，才知道所有的女知青，必需通过这道‘处女膜’检查，才能参加文化考试。检查有问题的个别人，暴露了隐私，丢了脸面，罪人似地回生产队去了。”（康雪培，《常家庄插队生活纪实》，收录于《三色土·旅美知青的故事》，休斯敦知青联谊会主编）
编辑还查到一份1979年3月17日《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卫生局、湖南省高等教育局、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的文件，该文件称：
“近来，各地反映，有的单位在招工、招生、征兵，吸收国家干部体检时，要检查未婚女青年的处女膜；有的在审查两性关系案件时，要检查女方处女膜，还有的甚至在逼死人命后还要检查尸体的处女膜。把处女膜松弛和破裂作为不能录取女生，女兵，女职工、女干部的条件和乱搞两性关系的定案依据。这样作，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有的女青年未被录取，本人和亲属都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蒙受冤屈，甚至含冤自尽。为了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杜绝这类事件再度发生，特作如下通知……”（《检察手册（1978—1981）》，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粗体为编辑所加。）
湖南如此，全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转发了湖南省上述《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通知说道：“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局：现将湖南省劳动局、湖南省卫生局、湖南省高等教育局，湖南省妇女联合会‘关于不准检查女青年处女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你们通知所有医疗单位，‘凡是在招工、招生、征兵、吸收国家干部或处理两性关系案件时，一律不准检查未婚女青年处女膜’，违反这一规定的，视其情节，严肃处理。”（《检察手册（1978—1981）》，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粗体为编辑所加）可见，招生、征兵检查处女膜，实际上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非不可能至于安徽某县是否可能存在数万知青，编辑手头没有安徽各县的县志，故未能查到各县具体安置的知青数量，只能说：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为什么呢？据金大陆、金光耀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所提供的数据，安徽全省共安置了72.55万知青，安徽现在是56个县，当年区划可能略有出入，但差距不会太大，平均每县万余名知青，并不奇怪，某些县多一些，有个两万多乃至三万，也是有可能的（某县两、三万知青是很常见的，譬如据《丛化县志》记载，广东的丛化县就安置了2.43万知青）；况且知青也并不是平均分配到各县的，条件好的县乡知青云集，穷山恶水则比较寥落，是很常见的现象。安徽某县有数万知青，并不奇怪。
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是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黄章晋先生的第三、四条理由，意思似乎是说女知青相对于下乡所在地的民众乃至干部，仍然是存在身份优势的，是相对强势群体，故而，这类“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的事情虽然存在，但并不具备普遍性（编辑的理解，如有误，欢迎纠正）。
但从各种官方披露的资料来看，女知青遭遇性侵犯，在当时的“破坏知青上山下乡案件”占据着最大的份额。譬如，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审判志》记载：“197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文件，要求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对强奸女知识青年的犯罪分子，要按其罪行依法惩办，对于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973年9月～1974年底，全市法院受理破坏上山下乡案件364件，其中奸污、迫害女知识青年的案件占90%以上，受害者有487名。上海县上山下乡办公室1名工作人员，1968年以来利用职权，威逼利诱，强奸女知识青年3名，奸污、猥亵16名。”[详细]
另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可见女知青当年遭受性侵犯，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具体到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当中，对女知青的性侵犯占了一半以上具体到安徽女知青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据刘小平《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原载《安徽史学》）一文记载：“上山下乡过程中，给知青的生活带来的不幸是不能否认的，其中残害下乡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其中以逼害女知青为最。据怀远县1969年到1973年统计，共发案94起，案由基本是：利用职权，以帮助招工、升学为诱饵对女知青进行奸污，或趁人之危进行强奸，或以物质引诱，以关心生活为幌子。”“据1975年统计，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中，强奸、奸污的有319起，逼婚、诱婚的有61起，殴打、捆绑的有118起，杀害的有5起，非正常死亡的有82人。”如此，可以说，专题开篇所引述的安徽某县“女知青用身体换回城通行证”这一故事，绝非空穴来风。
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女知青的遭遇则是悲剧中的悲剧。如何面对和反思这样的悲剧？这其实涉及到整个文革的历史真相，并不是一、两期策划所能讲清楚的。这里只强调一点：在女知青的肉体上狂欢的，在农村不是农民，在厂矿不是工人，在部队不是战士……是谁呢，是那些基层权力的实际拥有者；那十年里，谁是权力的实际拥者呢？是从上而下的各级“革委会”。所以不难想见，当这些案件被送入基层革委会后，其结局会如何；也不难想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女知青们其实没有选择；更不难想见，何以大量的强奸案，会被办成“通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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