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多方面来说，台湾都是一个宜居的地方。
我们把“谢谢”和“不好意思”挂在嘴边，就像断句的标点符号。我们超级有礼貌，除了在开车和选举的时候。与许多东亚邻国相比，我们是热情的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进步的：我们选出了一位未婚、无子女的女总统，并将同性婚姻合法化。我们制定了针对校园和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法律。我们正在取缔塑料吸管。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友善变成了被利用的东西。
台湾现在正在经历姗姗来迟的“#MeToo”（我也是）运动，它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最进步和最觉醒的地方，女性想要赢得并维护她们的安全和自主权，仍然任重而道远。
事情是从5月31日开始的，执政党民进党前党工陈汘瑈声称，她曾受到电影人薛朝辉的骚扰。她向党派的妇女部主管申诉，却未受理会。值得称赞的是，该主管和一些被指控骚扰的人已辞职，蔡英文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也已道歉，并承诺做出实质性改变。（薛朝辉发表公开声明否认了陈汘瑈的指控。）7月13日，台湾内阁提议根据现行三项性别平等法律对性骚扰者施以更严厉的处罚，并加大对受害者的支持。
这场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政治圈，数十名来自不同背景的男女站出来讲述自己的受害经历。尽管台湾取得了无数进步，但我们仍然是父权制和等级制社会。在儒家价值观下，女性屈从于父兄，最终屈从于夫。人们应该尊重并服从长辈和上级——简而言之，就是当权者。
虽然这场运动在美国已经进行多年，但台湾的“#MeToo”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于今年上线的Netflix台剧《人选之人——造浪者》为我们提供了脚本。在一个关键场景中，两名为政党工作的女性思考如何处理性骚扰案件。两人达成一致，互相说道：“我们不要就这么算了。”
这些话已成为这场运动的战斗口号，它能引起共鸣是因为我们一直受到的教导是算了吧。算了吧，这是个体面的做法。但这次不行。我们厌倦了听之任之，厌倦了退缩。
作为一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台北长大的年轻女性，我被教导，性骚扰是会发生的。许多服装店出售所谓的安全裤，供女人和女孩穿在裙子下以阻止偷窥狂。我们在捷运站划定了女性等候区，并加强了监控。
这些做法传达了什么信息？变态行为时有发生，但责任在于我们——女人和女孩，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来保护自己。
小学时，一个男孩试图掀起我的裙子。老师告诉我应该冷静，因为我的尖叫让他觉得调戏我更有趣。往后我不再穿裙子了。
我开始了担任会议口译员的工作，但在我被要求留下来吃晚饭或与年长的男性客户单独乘车时，我很快就发现这太危险了——而且邀请我的总是年长的男性客户。我在上海生活了几年，在一次活动中，演讲者称赞我流利的双语，然后喝醉了，花了几个小时谈论他的阴茎以及他将如何为了我与妻子离婚。我心里的那个友善的台湾女孩忍住了。但这不是唯一一次。我开始做脱口秀表演，有个人在一次开麦活动中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然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骚扰我。我一年多没有做脱口秀。
骚扰会让你感到自己很渺小。它说：“你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是一种消遣，一种装饰，一种东西。”它会削弱你和你的潜力。没有安全通道，志向就会消亡。
一次又一次，我在那些让我引人注目的场合中退缩。我给捕猎者让出了空间，因为当有人在公交车上摸你、讲黄色笑话或不恰当地触碰你时，尖叫和大吵大闹是不礼貌的。当你打破现状，会遭到严苛的社会惩罚。
“你反应过度了”，“他没有那个意思”，“你以为你是谁，你也没那么漂亮”，“你应该感激有人关注你”。或者最糟糕的那句：“他只是出于好心。”这些以及其他常听到的说法，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大概快要消失了，但在台湾仍然很常见。
在我们这样的集体主义文化中，与人为善、维护群体和谐的重担落在了那些权力较少、权威较低的人身上，这意味着也会有男性受害者。据台湾媒体援引教育部2022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报道，校园性骚扰受害者中有24%是男性，最近几周站出来的受害者中也有一些是男性。正如人们所说，性暴力并不只是关乎性，也关乎权力。
自从台湾的“#MeToo”时刻开始以来，我多次与不同性别的朋友谈话，相互讲述受害经历，有时仍然忍不住想：“这算性骚扰吗？还是我反应过度了？”友善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不可能过几周就消失。
最近，发起这一切的吹哨人陈汘瑈接受外媒采访，当我有机会为她做翻译时，我马上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匆忙赶到台北的另一头，来到一家咖啡馆，在那里她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她决心让她的政党——乃至我们的社会——成为对每个人来说都更好、更安全的地方。
我第一次公开谈论“#MeToo”，是作为一位勇者的沟通管道，这不无诗意。似乎通过给陈汘瑈翻译，我吸收了她的一些勇气。这让我想到：也许最友善的做法就是说出我们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