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的一个周六傍晚，在硅谷一座豪宅郁郁葱葱的花园里，100多人参加了一场盛大派对。做东的是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前首席执行官卫哲，他现在是一名风险投资人。大多数客人身穿白衣，派对给他们准备了巴拿马帽，在加州明媚的夕阳下，模特们在铺着白布的大圆桌之间走着猫步。
许多来宾都是中国科技行业的现任或前任投资者或企业家。与今夏在硅谷举行的许多类似聚会一样，他们的谈话围绕着三个主题：他们对中国缺乏信心；人工智能在美国带来了多少机会；以及他们如何才能参与到太平洋这边的赛道。
中国的科技专业人士正前往硅谷寻找他们认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的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国外寻求增长，中国企业正在掀起“出海”浪潮，他们也是其中一部分。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低迷，投资者和企业家正在寻找下一个中国。近年来，政府打压民营企业，发出了不祥的信号，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受政府欢迎。中美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使得有国际野心的中国企业在经营上遭遇了很多困难。东南亚、中东和非洲都有机会。但只有一个市场的规模和潜力可以与中国相比。那就是美国。
最急于采取行动的是风险投资家。过去，他们能够从美国大学捐赠基金、退休养老金和富有的个人管理的基金中筹集资金，然后将这些资金投资于中国的初创企业。他们推动了中国科技产业的崛起，支持了阿里巴巴、百度（互联网搜索）、小米（智能手机）和滴滴（叫车服务）。当这些公司上市时，风险资本投资者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他们也是目前处境最尴尬的群体。北京和华盛顿都不希望这些人投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等尖端技术。两国政府都令他们支持的公司难以在纽约上市出售股票，而这正是他们的主要变现途径。
“我们曾经享受两个世界的好处，”一位在两国工作了几十年的风险投资家说。“现在我们落得两头空。”
我采访的14位中国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都在硅谷工作，或者正打算搬到那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求匿名，因为他们不想引起北京或华盛顿的注意。
当我们在帕洛阿尔托见面时，其中一人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在中国的职业生涯结束了，她很沮丧。近三年来，她一笔生意也没做成。她计划把重点放在硅谷，但还需要在中国待一段时间，给一些项目收尾。
另一位在过去10年里很少来美国的投资者告诉我，她将在两国之间来回跑，同时寻找机会，支持美国的初创企业。
第三位投资者是今年搬到硅谷的，他最有决心安顿下来。他说，他正在出售自己在中国的投资，或者解散他在中国的公司。他说，他在那里不再感到安全，因为政府把企业家关进监狱，有时还对民营企业处以巨额罚款。
他说，大多数跟他情况差不多的人都不愿意完全离开中国，到语言和文化完全陌生的外国重新开始。他还说，这对他来说很困难。
人脉广泛的人力资源专家汤姆·张（音）曾在硅谷的几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他表示，自去年以来，他会见了许多来自中国的投资者。
“他们完全失去了方向，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不知道下一步该投资什么，”他告诉我。
毫无疑问，这些人属于特权阶层。为了与他们见面，我参观了不少豪宅。一所房子坐落在洛斯加托斯的山顶上；我的优步司机在驶入长长的私人车道时吹了一声口哨表示惊叹。然后，在把自己那辆不起眼的SUV停在一辆红色法拉利、一辆特斯拉Cybertruck以及几辆奥迪和宝马前面时，他轻声笑了起来。还有卫哲的派对，一位参加派对的人对我说，那是盖茨比式的。
尽管如此，这群富人的挫败感反映了科技世界的一个重大转变：以美元计价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管道破裂，以及推动中国科技增长的市场经济驱动模式的消亡。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愿景：由政府主导，实现民族自强。
这种做法对中国推动创新及其与美国技术竞争的影响可能在未来几年才会显现出来。
但就目前而言，从个人层面看，这是对中国人才的浪费。整整一代投资者花了20年时间培育初创企业，塑造科技发展，却无处施展才华。
这些变得无用武之地的中国投资者面临的问题是，美国并不是一个欢迎他们的国家。
这让硅谷的许多人对中国感到害怕。一位在硅谷创立了两家基金的中国风险投资家告诉我，如果一家初创企业接受过与中国有联系的投资者的资金，那么一些知名风险投资公司就不会再考虑这家企业。这使得创始人不愿接受来自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因为他们担心吓跑后来的投资者。我采访的其他人也证实了他的判断。
只有迫切需要融资的初创企业才会接受中国投资者的资金。少数几家与中国有联系的风投公司已经改头换面，并煞费苦心地解释说，所有合伙人都是美国公民，他们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国以外。
一位资深投资者告诉我，一位创始人拒绝与他交谈，即使他解释说，他已经入籍美国几十年了。这位投资者说，人们的行为格外谨慎。
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些风险投资家将硅谷视为乐土。那位在硅谷创立了两个基金的投资者说，他们仍然抱有一些渺茫的希望。他还说，他们可能无法找到下一个阿里巴巴，但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些机会，投资可能成功的小型初创企业。
总归是聊胜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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