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杂志揭秘了中国最具争议的流亡富商郭文贵出逃海外、成功进入美国政坛和媒体，并成为特朗普共和党新宠的隐秘经历。一个一直被腐败和间谍活动丑闻所困扰的流亡者，在短短数年，是如何成功打入美国政界的，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又会给中美两国社会带来什么？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者确认其中事实。
荷兰雪梨酒店位于纽约市第五大道781号，是一座修长的新文艺复兴式大厦，据说是纽约“白手套”合作公寓之一，因为电梯服务员都戴着亚麻布手套。
这里能看到中央公园的全景，有从范德比尔特（近代美国的航运和铁路大王）豪宅继承下来的装饰，以及与豪华酒店相称的设施，客房服务来自楼下著名的哈里·西普里亚尼餐厅（Harry Cipriani）。
多年来，雪莉酒店偶尔会接待一些名人，如戴安娜·罗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大卫·鲍伊。但是，像其他同类建筑一样，酒店更喜欢闷声赚钱。
2015年冬天的一天，雪梨的合作公寓委员会（co-op board）收到了一份不同寻常的申请。一位自称叫迈尔斯·郭（Miles Guo）的中国商人想买下大楼里最贵的单元，占据了整个18层的顶楼，有六间卧室、九个卫生间和三个阳台。
他不需要银行贷款，直接付6800万美元的全款。
在雪梨大厦，真名为郭文贵的迈尔斯·郭，并不认识任何可以为他担保的人，但他在华盛顿和纽约的著名公司律师提供了秘密文件，确认他是一个已婚的两个孩子的父亲，拥有资产近40亿美元的北京房地产企业。他在中国最富有的人名单上排名第74位，但避免公众关注，甚至连照片都很少。
瑞士银行的一封推荐信，则将他描述为“谦虚的绅士，有一颗热情的心”。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个人推荐信中说：“迈尔斯诚实、直率，有无可挑剔的资历。”
注：购买纽约市这类豪华合作公寓需要财务证明、推荐信等复杂的手续。
于是合作委员会以非同寻常的迅速行动，召开会议批准了这个申请。
郭文贵很快就到了，有一帮随从陪同，后来还带了一只名叫Snow的白色博美犬。
在大楼内外，这位新房客引人注意。他是一个四十多岁英俊、热情的男人，穿着一套裁剪得体的意大利布里奥尼西装，笑容可掬。
在上东区新家中，郭文贵挥金如土，并获得了进入新世界的机会。
他花了4300万美元购买了一艘银色的超级游艇梅夫人号（Lady May），这艘游艇可以招待50人，还有一个在压缩空气垫上旋转的客厅。
在伦敦，他在马克俱乐部（Mark’s Club）——一个只有会员才能进入的场所，进行社交活动，坐一辆白色劳斯莱斯在伦敦出行。
在一次拜访中，他恳求一个几小时前才认识的人，在需要时把车借给他。
那年夏天，特朗普成为了共和党总统竞选的领跑者，而郭文贵的直觉被证明很适合这个新时代。他已经加入了特朗普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俱乐部，而且毫不脸红的表扬自己的商业头脑（“我是一个赚钱的天才！”）。
他吹嘘自己的昂贵品味：手工制作的路易威登皮鞋；他宣称的一种罕见茶叶，每公斤价值一百万美元。甚至在他被介绍给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家史蒂夫·班农之前，后者就已经听说了郭文贵的传闻，并称他是 “北京的特朗普”。
几年后，班农涉嫌为在墨西哥边境建墙筹集资金的欺诈计划，当联邦特工因去调查他时，在长岛湾的梅夫人游艇上找到了班农。
不过，在雪梨大厦，郭文贵的一些特有习惯很快尽人皆知。他似乎对被入侵的风险很执着，试图堵住自己顶楼的消防出口，大楼居民还抱怨他在大厅里派驻保镖。
2015年3月，中国媒体的一连串报道为他的焦虑提供了解释。报道中提到的他的中文名字是“郭文贵”，并且正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涉及腐败和间谍活动的丑闻中心。
近十年来，他一直与中国最强大的间谍高手之一，一位名叫马建的情报官员保持着秘密合作关系，后者被中国政府逮捕。中国的财新网报道说，马建和郭文贵利用监视、勒索和政治影响，来积累财富并逃避监管。
郭文贵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他告诉一家香港报纸，他和马建只是朋友，是通过工作认识的，并因对建筑的共同欣赏而结识。
但是两年后，他的说法大变，承认自己长期来一直是中国无孔不入的国家安全部的“附属机构”。他说，这个机构责成他“为他们处理事情”，并与国外的“敏感人物”联系。
他用11本不同的护照旅行，代号“吴楠”。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随后宣布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这在中国的上层人士中几乎是闻所未闻的立场。他在美国申请了政治避难，并建立了一个媒体网络，播放对中共的煽动性批评和对特朗普的热情支持。
据报道，他的企业向特朗普的顾问支付了数十万美元，包括班农、朱利安尼和律师L·林·伍德，他们加入了推翻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活动。
当在雪莉大厦的邻居们困惑地看着郭文贵时，他开始确立自己作为选举否认者、疫苗怀疑者和右翼挑衅者的地位。在美国本土的外国公民中，他的影响之大，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吸引着不少富豪人物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周旋。但是，一个中国情报部门的合作者，究竟是如何重生成特朗普共和党人的宠儿？
这一点可以用来衡量美国保守政治的世俗化，也可以用来衡量那些拥有财富和精明的人，掌握左右影响力的非同寻常的权力。
郭文贵是FBI的自己人？是FBI怀疑调查的目标？或者可能两者兼是？这取决于你相信谁。
他有这样或那样的化名，包括迈尔斯·郭（Miles Kwok）和郭浩云（Guo Haoyun，Ho Wan Kwok）。他多次被起诉诽谤、中伤和造成精神痛苦，并以类似的理由起诉了许多其他人。
中国政府表示，他至少在19个案件中受到调查，指控包括贿赂、洗钱和强奸。他否认这些指控，归咎于宣传活动。(郭文贵和他的律师拒绝对这篇文章发表评论的请求。）
一些观察家认为，只有当郭文贵仍与中国政府有联系时，他的破坏性行为才有意义。在2019年的一份联邦法院文件中，一家与他有商业纠纷的私人情报公司声称，他“过去是，现在也是，为中国服务的政治异见者猎手、宣传者和特工。”
郭文贵否认了这一指控并赢得了官司，但法院对他的实际身份问题未予置评。
法官刘易斯·利曼写道：“审判中的证据，不允许法院决定郭文贵到底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还是双重间谍。其他人将不得不确定谁是真正的郭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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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东省平原的西曹营村，毫不掩饰对其历史的自豪。村子附近有一座纪念碑，就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下令修建堤坝的地方附近。据说他曾下令以极快的速度修建，以至于因劳累而死的苦工们被埋在自己开挖的土堆里。
1970年代，郭文贵出生在这个村子，在一个有八个孩子的贫困家庭中长大。小的时候，除了口才之外，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天赋。
这在中文里被称为“油嘴滑舌”。
他对读书没什么兴趣。当中国记者后来探究他的背景时，一位老师回忆说，他领导的小团伙，主要是“打架、赌博和追女孩。”
13岁时，郭文贵辍学，有一段时间他找到了卖衣服和电子产品的工作。但是，1989年，在还没有建立什么事业的时候，他就进了监狱。
他为自己的牢狱生活提供了一个高大上的解释：受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的启发，他卖掉了自己的摩托车，给参与抗议的学生活动分子寄去了3600元人民币，约合一千美元。当警察来逮捕他时，他的弟弟反抗，遭到射杀。
郭文贵服刑22个月。
根据一份法庭文件中的简要叙述，他经历了一个神话般的转变，“出狱后，郭文贵成为一名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
实际上，郭文贵当年的判决书并没有提到政治活动，而是将他的罪行列为欺诈，在当地的买卖汽油交易中欺骗买家。
此外，他是在天安门事件前一周被拘捕的。郭文贵则称是检察官伪造了指控。
但监狱确实改变了郭文贵的生活，为他提供了影响早期职业生涯的人脉关系。
出狱后，一位狱友带着他，在香港一位名叫夏平的女富商那里，找到了一份初级工作。但是郭文贵的新职位提供了令人振奋的机会。
1993年，20多岁的他经营河南大老板家具厂。不久，他加入了一个项目，在河南省省会郑州建造第一座摩天大楼酒店。
在那个年代，河南被描述为一个粗野之地，贫困遗留问题给人一种犯罪猖獗的印象，也是中国各地残酷的歧视挖苦对象。一家北京报纸居然曾经感叹，河南人“普遍被认为是骗子、小偷、麻烦制造者和乡巴佬”。但是，郭文贵的生意在那里壮大。
在商业领域，企业家和党的官员之间建立了一种准合法性的共生关系。建筑商需要土地和获得监管者的保护，官员们希望得到回扣，他们希望与那些能促进发展的项目，譬如酒店、铁路、煤矿有联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文贵与高官们建立了足够的信任，他被允许处理他们最棘手的商业交易。在中国，这种人被称为“白手套”，因为他们帮助政客赚钱，让官员的双手看上去很干净。
作为白手套的生活是有利可图的，但有风险。
一位名叫沈栋的前“白手套”，在逃离中国后出版的回忆录《红色轮盘》中回忆道：“我们就像清理鳄鱼牙齿的鱼。”
根他自己的说法，在2000年前后，沈栋是北京的企业家，成为中国总理温家宝妻子的“白手套”。为了成功，他必须掌握所谓的“中国法律的无限可替代性”。他和他的妻子段伟红学会了如何寻找政治赞助，以及如何通过向官僚提供礼物来拿到交易。
他们学会了什么时候要奉承官员满腹诗书，什么时候请他们吃上千美元一碗的鱼翅汤。这门生意靠的是安抚官员的虚荣心。沈栋的一个雇员陪同“许多人去了太多洗浴中心，以至于他开始脱皮”。
沈栋写道，也许最重要的生存原则是，党的官员“利用反腐来清洗他们的政治敌人”，所以他们极力地相互隐瞒商业交易。北京一个著名场所，有两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错开高级官员的晚餐预订，这样就没有人可以看到其他人与谁一起用餐。
沈栋夫妇知道他们加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游戏，但接受了这种风险。沈栋写道：“我们是白手起家的，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呢？”
他们于2015年离婚。两年后，他的前妻段伟红失踪，估计是被政府拘留了。
沈栋说，他的家人此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只有两个电话恳求他不要出版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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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左右，郭文贵也将注意力转移到北京，那里的前景和风险都要高得多。
在首都，他因做买卖出手大方而出名。据称，郭文贵正在争取一位监管者的批准，后来这名官员走出公寓时发现一辆新的跑车在等着他。车副驾驶的储藏格有一张礼品卡，里面有相当于几十万美元的存款。(郭文贵坚持否认行贿。)
坊间也传言，郭文贵的无情像他的慷慨一样。他似乎有机会接触到重要的信息，用中国的说法就是能有办法“抓住别人的把柄”。
2006年，郭文贵试图为即将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场地旁边的一块土地获得建筑批文时，他被北京主管的副市长刘志华拒绝了。为了报复，郭文贵拿到了一盘刘志华与情妇发生性关系的录像带，并交给政府。
这名副市长被指控腐败和“生活腐化”，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郭文贵得到了他的批文。
郭文贵后来透露，他从政府机构获得了这盘带。据财新网报道，录像来自他在北京结识的间谍头子马建。
马建有一双低垂的眼皮，小嘴巴，和结实的下巴。在安全部门工作的三十年中，他已升至反间谍部门的最高层，职责是寻找内奸、双重间谍和阴谋者的阴暗领域。
他不仅领导了追捕监视外国人，还收集了共产党内同僚的档案。其理论是，要阻止潜在的勒索，就必须把自己一方的弱点记录下来，比如谁有年轻的情人，或者谁有吸毒习惯，这些都是敌人可以利用的。
正如一位前外交官所说，马建是一个拥有“一保险箱秘密文件”的人。
中国安全部门长期以来一直在培养与“商业干部”的关系，这些商业人士分享信息，有时甚至分享利润，以换取保护。正如一位领导人所说，这种精神是“以商养情，情商两旺”。
有时，这种联系已经延伸到犯罪组织。1993年，中国最高执法官员之一陶驷驹，赞扬了香港黑帮中的 “爱国”分子，这是一个由毒品贩子和勒索者组成的残酷网络，以用砍肉刀攻击对手而闻名。
几十年来，安全部门与那些好斗的年轻混混建立了关系，他们的聪明才智和黑社会关系可能证明是有用的。一位熟悉中国安全机构的学者告诉我：“他们在这些黑帮分子的早期阶段就找到他们。他们可以改变他们的名字，可以改变他们的人生故事。而他们需要随叫随到。”
当郭文贵遇到马建时，他已经熟练地借用了政府的权力：在抵达北京后，他向交通官员花钱买了带有字母“A”的车牌，这通常意味着与高级官员的关系。多年来，挂有这些车牌的汽车实际上不受交通法规的约束，因为警察很少敢拦。
现在，他显然开始从安全部门的联系中获益。当一个叫曲龙的人试图举报郭文贵时，他被一个包括马建部下的官员在内的小组逮捕，并被送进监狱。
这类策略在郭文贵的商业对手中形成了可怕的声誉，他们给他起了个“战神”的绰号，甚至他的一些雇员也害怕他。
台湾商人陈志尧有一次被叫到一家公司办公室，讨论关于钱的纠纷。在去之前，陈志尧告诉他的妻子每隔30分钟给他打个电话。如果他不接，她要联系他的朋友（陈志尧给了她一份10人的名单），然后发出警告。
根据陈志尧后来在台湾发表的指控，在办公室，他被拘留殴打，并被枪指着威胁。他在北京的法院提起诉讼，但败诉。
从北京市副市长手中夺回的土地上，郭文贵开发了盘古大观，一个包含盘古七星酒店（郭文贵亲自评定）和一排豪华高楼的综合体，呈龙形排列。其中最高的建筑，其顶部设计类似于奥运圣火，成为北京天际线上的一个新地标。
但是记者在调查郭文贵的背景时很快就触礁了。《新京报》说，编辑收到了马建所在部门的一封信，指示他们以“国家安全”为由放弃一篇报道。
据报道，即使是在郭文贵主持的盘古大观盛大开幕式上，摄影师也被命令不得拍摄他的照片。
郭文贵的相对低调使他对间谍机构很有用。他作为一个中间人，一个可以在不引起官方注意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平民，多次去会见达赖喇嘛，这位西藏精神领袖被中国视为一个危险的分裂分子。
郭文贵说，他来回传递信息，政府要为他的服务提供奖励，被他婉拒了。
但是，不久之后，他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当时担任中情局北京站站长的兰德尔·菲利普斯指出，中国军方秘密部门的负责人有时会在郭文贵的酒店安排会议，这表明情报官员认为这是一个安全的领地。
最终，郭文贵开始直接与美国官员交谈，尽管很少透露自己的情况。
一位前政府官员告诉我：“美国大使馆和郭文贵第一次打交道时，他用的不是这个名字，而是迈尔斯·郭。”
他做了自我介绍，并与大使馆交谈，大使馆据此提交了几份电报。郭的自述是，他是一个太子党（princeling），一个有权势的上层人士的儿子。
当然，他编造了自己整个人生履历。大使馆随后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些都是假的。
不过，他似乎还是有可能掌握有价值的信息。外交官们定期在郭文贵的酒店与他共进晚餐，他以不同寻常的坦率态度，谈论哪些中国领导人在玩弄女性和贪污。他声称目睹了其中一些人在他自己的私人飞机上调情。
这位前外交官说：“他很会揭人短”。
在华盛顿，一些听到郭文贵故事的人，怀疑这些故事是夸大其词，或者是假消息，目的是玷污对手，使美国人对中国的政治感到困惑。
但遇到郭文贵的人都被他与政府的关系所震撼。2008年奥运会后不久，领导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记者和作家奥维尔·谢尔，应邀在盘古大观的私人餐厅与郭文贵会面。
谢尔告诉我，郭文贵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迈尔斯对你的态度，就像一个久违的朋友”。
饭后，郭文贵带他到地下室的车库，展示他收藏的豪华汽车，“全部都是豪车，兰博基尼、保时捷、玛莎拉蒂……在北京，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没有人能够获得如此炫目的财富”。
两人保持着联系，谢尔注意到，郭文贵似乎能够吸引任何人到他的餐桌上。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香港和澳门的政治家。有一次，他从朝鲜访问回来，梳着金正日风格的往上梳的头发。
谢尔说：“他对金正日颇为感慨，说两人已经成为亲密朋友”。
有一次，因为曾写过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文章，谢尔在申请签证时遇到了麻烦，郭文贵自愿帮忙。他说：“我帮你解决问题。但你必须和一些人谈谈。”
郭文贵带着谢尔参加了一系列与两名不确定身份的官员的会议。谢尔说：“每次会议都是在一些高级茶室举行。他们从来不愿意直接告诉我，自己是政府里的什么人。但我们会聚在一起谈几个小时的美中政策问题。”
最终，谢尔得出结论，他们是情报人员，“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关于党机关的内部思维的东西，比我在中国几十年的经验都多。我确信他们是想策反我。他们试图给我礼物，带我去旅行。但我想，好吧，我知道这些人是间谍，而且房间里显然有窃听器。”
谢尔对郭文贵的了解越多，越清楚他与马建的关系有多密切。谢尔说：“我们在吃晚饭时，他每隔十分钟就会和这个人打电话。这是他搞定所有事情的方式，依靠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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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层人士之间的竞争，通常发生在外人看不见的幕后。官员们尽力掩盖他们的内讧，而记者们知道，对这种行为的报道是被禁止的，除非变得过于公开而无法被忽视。
十年前，颇有影响力的党内领导薄熙来被清洗，他的妻子用一剂氰化物杀死了一个“白手套”。死者是英国人尼尔·海伍德。一旦英国大使馆公开承认对其死亡的怀疑，审查人员别无选择，只能让这个话题被报道。
在郭文贵的案例中，如果不是因为一场秘密的权力游戏蔓延到公众视野，他可能还在中国。
2014年底，在试图赢得一家金融公司控制权时，他指控对手李友腐败。郭文贵的公司公开宣称，李友在国外藏匿了10亿美元，操纵股票价格，并从高层赞助者那里获得保护。
李友并没有不战而降。当警察来到北京一家酒店逮捕他时，保镖拖延了时间，而他却逃跑了，据说还穿着睡衣。虽然最终被抓，但他与郭文贵的冲突已经变得非常明显，无法控制。
一名中国记者目睹了酒店里的争吵，而这场争吵也引发了政府内部的调查。郭文贵与马建关系的细节开始出现在审查无法控制的海外中文媒体上，并逐渐传到内地。
当局感到震惊。如果这个拥有“一个保险箱秘密文件”的间谍头子叛变，他可以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
2015年1月16日，中国共产党宣布马建正在接受调查。一位前情报官员告诉我，郭文贵也差点被捕，但他及时收到了警告，“当安保人员来到马建办公室试图拘留他时，他的高级助手在电话里对郭文贵说，‘现在就赶紧他X的走’”。
政府很快就没收了郭的许多资产，并开始逮捕他的亲属和雇员。
郭文贵飞到香港，然后去了伦敦，在那里他有强大的关系网，包括笼络多年的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布莱尔和他的妻子切丽离开唐宁街后不久，郭文贵购买了五千本切丽的自传，说会用来激励他的员工。他还向布莱尔的慈善机构捐款。双方关系很热乎。
到2013年，布莱尔在阿布扎比为一个主权财富基金工作，据财新网报道，他同意将郭文贵介绍给皇室成员。两人一起乘坐郭文贵包租的飞机前往阿布扎比，郭文贵从王室成员那里筹集了30亿美元。(一位发言人拒绝回答财新网关于这次旅行的问题，但指出布莱尔“从未与郭文贵签订过商业合同”）。
最终，郭文贵定居纽约，在那里他提交了对雪莉大厦顶层公寓的申请。越来越明显的事情是，他可能永远不会回到中国。
他需要全新的阵地，所以从一个他熟悉的游戏开始：情报。
在世界各地，FBI保持着数以千计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消息来源，从政府官僚到监视街角人流的擦鞋匠。有些人有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心，就像站在门廊上的老奶奶，悄悄记下毒贩的汽车品牌和型号一样。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是交易性的。消息来源想要钱，或保护自己不被起诉。正如一位前特工告诉我的那样，特工“则试图从这个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价值”。
据两位熟悉这一安排的消息人士说，在纽约，郭文贵向联邦调查局介绍了中国领导人的财务状况和私人生活。一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回忆说：“他知道谁有女朋友，谁有男朋友。更重要的是，郭文贵知道哪些党内高官家庭从哪些公司获利。”
这位官员说，“只要去找迈尔斯，问他这些问题，就能为你节省三四个月的分析工作。”
有一次，在习近平的女儿在美国上大学时，郭文贵提供了有关她的信息。
但中情局则对其印象不深，分析家们认为，他们不能相信郭文贵能保守秘密。
但联邦调查局仍然跟郭文贵保持着联系。这位前联邦调查局官员说：“如果你问十个不同的FBI和中情局人关于迈尔斯的事，你会得到七个不同的答案。这并不总是完美的。但没有一个消息来源是完美的。”
这位官员补充说：“他知道需要我们的保护。所以他会不断地提供足够的信息。”
郭文贵也在寻找其他形式的保护，试图雇用与当地权力机构有联系的人。在纽约，他邀请奥巴马总统时期掌管国土安全部的杰·约翰逊来到他在荷兰雪梨大厦的公寓。约翰逊已经离开了政府，在一家白手起家的公司担任律师，郭文贵想雇用他。
在他们的会面中，约翰逊礼貌地回答说，“我觉得你是我想帮助的人”。
然而，在对郭文贵做了更多的研究后，约翰逊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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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郭文贵表现出一种坚不可催的本能，即与能够帮助他的政治家结盟。在美国，他似乎很快就能确定谁是自己最可能的受益者。
自2012年担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重新确立了党的控制权，扭转了改革，并扩大追求中国在海外更大的影响力。在华盛顿，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形成了罕见的共识，即与中国接触追求合作和开放的战略已经失败，但双方在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
民主党人倾向于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反对中国政府，如对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对台湾的压力，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但他们仍然寻求在气候变化、健康和武器扩散方面的合作。共和党人则将对中国的攻击，作为衡量保守派信誉的标准，并逐渐接近于要宣布共产党非法的状态。
2017年1月，特朗普就职后不久，郭文贵激活了推特账户，并接受了海外中文媒体的一系列采访。他指责中国一些最高级领导人的腐败行为，重点放在党的反腐败负责人王岐山身上，声称他的亲属是海航（海南航空母公司）的隐性利益相关者，他们拥有价值高达1000万美元的美国房地产。
郭文贵在网上公布了个人信息，包括护照和飞行记录（海航否认了这些说法，并以诽谤罪起诉了郭文贵）。
他开始在顶楼和梅夫人游艇的甲板上进行直播，提供其他有点淫秽的、往往未经证实的指控。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吸引了数十万粉丝，其中大部分是海外华人。
由于特朗普对中国的批评，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支持特朗普。郭文贵宣布这是一场“爆料革命”的开始，并大夸特夸自己的勇气，“郭文贵来自草根阶层，农民出身，不怕死”。
在中国，郭文贵爆料是一个重磅炸弹，正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重要会议，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出现的，这次会议将决定未来五年的最高领导层。
这些爆料被很多人认为是习近平的敌人，或者可能是爱管闲事的美国人策划的破坏活动，目的是干扰这一重要时刻。
中国共产党迅速反击，要求全球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红色通缉令”，引渡郭文贵。他的前后台，间谍头子马建的忏悔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马建看起来衣衫褴褛，认真朗读了忏悔书，说他接受了郭文贵约6000万人民币的贿赂，并多次干预以帮助他的企业。(郭文贵否认向马建行贿）。
在网上，中国的审查人员试图阻止任何有关郭文贵爆料的痕迹，但努力显然不够，普通的互联网用户正在大量地绕开防火墙。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科学家萧强研究了中国大陆的网络搜索趋势，发现在郭文贵直播的日子里，搜索量急剧上升已经是一种模式。
萧强称之为 “郭文贵效应”。
郭文贵的这些活动对中国政治的实际影响不太清楚。尽管王岐山仍然在位，但他的一名高级助手后来被监禁。海航破产了，高级管理人员被警察拘捕。
2018年，海航的董事长在法国摆姿势拍照时，从墙上摔下来死亡。警方排除了谋杀的可能性，但郭文贵作为社交媒体人的新角色，正在成为一个狂热的阴谋论者。他在纽约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暗示这位高管被杀是因为他“知道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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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的一天，一队来自中国安全部门的四名官员，郭文贵的前盟友，出现在雪莉大厦酒店。
大厦的大厅是一个华丽的地方，有手工编织的法国地毯，大理石马赛克，天花板上画着小天使，灵感来自梵蒂冈的壁画。但官员们没有停留，直接前往顶楼，郭文贵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在金色家具的阳光房里，郭文贵和安全官员交谈了几个小时。中国政府正在用冒险的方式把他弄回来。郭文贵后来公布了一段录音的节选，其中可以听到他们在讨论一项交易：回到中国，就会放过他的家人，并解冻他的资产。
郭文贵事后说，这些中国国家安全官员把他的妻子和女儿从北京带来纽约，允许他的家人离开中国是一种善意的姿态。但郭文贵并不相信他们。他说：“除非我得到习总书记的批准，否则我不会回去”。
这次访问引起了郭文贵在联邦调查局新联系人的注意。当天晚些时候，中国团队在前往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车站被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拦住。FBI命令中国官员离开这个国家，并远离郭文贵。
但两天后，这些国安人员又回到了郭文贵的公寓，美国政府内部就这一挑衅行为是否足以让FBI逮捕这些官员展开了辩论。一位参与讨论的国家安全官员回忆说：“我的观点是，必须对他们进行惩罚。”
当中国团队前往肯尼迪机场，准备乘坐下午的航班前往北京时，联邦调查局派出特工拦截他们。
纽约布鲁克林的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准备了签证欺诈和敲诈的指控。但国务院表示担心：中国官员可能有外交豁免权，逮捕他们可能使在中国的美国人遭到报复。
双方达成了一项妥协，根据这项妥协，FBI可以行使一定范围的执法力量。就在航班起飞前，特工人员没收了中国代表团的手机。据这位国家安全官员说，作为报复，中国后来在一位美国外交官登机离开中国时，没收了她的笔记本电脑。
由于未能引诱郭文贵回国，中国当局试图迫使他离开美国。
他们与当时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财务主席的斯蒂芬·永利取得了联系。永利是一位酒店经营者，他最近在澳门的赌场业务遇到了限制。
根据联邦法院的文件，2017年6月，他与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通了电话，孙力军要求永利帮助把郭文贵弄回中国。永利同意向特朗普总统提出这个问题。
6月底，在华盛顿的一次晚宴上，永利转达了这一请求，并给了特朗普的秘书一个文件包，其中包括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新闻报道和郭文贵的护照副本。之后，他又知道风险资本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财务副主席埃利奥特·布罗迪与孙力军也有联系。
布罗迪发来短信说，孙力军“非常高兴，并说习近平主席对这些帮助表示感谢”。
永利在写给另一位也参与了沟通的人的信中说：“我仍然对成为澳门和中国商业界的一员感到荣幸。”
与永利共进晚餐后不久，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关于中国的简报。据两位与会者说，他对他的秘书喊道：“把斯蒂芬·永利带来的习近平的信拿给我。”
一位与会者回忆说，永利的包里有一封来自中国政府的信，但不是来自习近平。
特朗普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把这个人赶出去。他是个强奸犯。”
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也在场，他研究了文件包，并得出结论，对这一请求采取行动是不合适的。这位与会者告诉我，“特朗普从未对此采取后续行动。他忙别的事去了。”
永利再一次尝试。
据一位与会者说，在与白宫工作人员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使用他的私人飞机将郭文贵送到中国。这位与会者告诉我，“这是他建议的引渡，但没有人响应。”
布罗迪和永利坚持认为，他们从未作为中国国家的代理人行事。司法部起诉永利，迫使他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行登记，但上周这个案被驳回。他的律师说，永利认为他是在充当“爱国的使者”，而提供他的飞机是“百分之百的玩笑”。
北京的政治资本，为郭文贵在华盛顿的特朗普政府做了很好的铺垫，在这个领域，金钱可以买到影响力，商业与政府混杂，真相与虚构融合。
郭文贵利用他的资源在特朗普的世界中取得了进展。保守派政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中国问题专家比尔·格茨发布了关于郭文贵及其主张的报道，称他是 “中国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直到2019年离开。格茨没有披露他从郭文贵的一个同事那里获得了10万美元的贷款 (格茨没有回应评论) 。
不过，格茨帮助将郭文贵介绍给一一位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包括后来成为他最重要合作者的人：史蒂夫·班农。
早在他们相遇之前，班农就对中国上层社会的腐败问题产生了特别的兴趣。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班农曾在南海的舰艇上担任海军军官，在高盛公司担任银行家，并经营一家在香港和上海设有办事处的网络游戏公司。
他认为，中国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力是一种威胁，有意将中国作为其极端保守政治品牌的核心目标。班农在谈到郭文贵的指控时说，“这家伙知道细节，他不只是在那里乱喷。”
在讨论驱逐郭文贵的过程中，班农一直在白宫的椭圆办公室。事后，他告诉其他人，他已经拿到了永利带来的包裹，并把它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以确保郭文贵不会被引渡。
在班农被挤出白宫后，2017年8月，他和郭文贵在华盛顿的亚当斯甘草酒店见面。班农说：“我们聊了六个小时。”
和郭文贵一样，班农也在寻找新的盟友。早期曾支持他的保守派资助者美世家族(Mercer family)正在与他决裂。班农正准备重新启动他的媒体事业，正如一位白宫同事所说，他需要一个“新的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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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4日下午，在纽约港的一艘船上，郭文贵和班农举行了一场现场直播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联合倡议。
两个人的组合是一道不同寻常的风景：身着深色双排扣西装的中国大亨，与满头凌乱银发、标志性的迭穿多件有领衬衫的美国人并肩作战。直播场景被精心安排，头顶上有飞机拖着横幅，背景是郭文贵的游艇和自由女神像。这一天还是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日。
郭文贵对着摄像机，宣布建立一个影子政府，他称之为新中国联邦。他用普通话发出了慷慨激昂的号召，“我们不能再继续做梦了。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行动，行动！”
他喊叫着，手指在空中划来划去。
不会说中文的班农有点尴尬地站在一边。2018年，他曾与郭文贵的一家公司签订为期一年的“战略咨询服务”协议，费用为100万美元。
郭文贵用中文喊了一个口号，“打倒共产党！”，直播达到了高潮。在第九次重复后，他改用英语，班农也加入其中。
郭文贵处于欢庆的亢奋中，亲吻了班农的脸颊，抬头望着他说：“爱你。”
班农说：“谢谢你，我们还在直播吗？”
仪式结束时，他们提交了一份原则声明，郭文贵用自己的血签了字，班农则跳过了这一部分。
尽管在风格上存在差异，但两人对人类事务有着共同的看法，有着阴谋论的心态，并相信精心策划的联盟力量。
他们成立了一家名为GTV传媒集团的合资企业，一个另类新闻平台，经营班农的战情室播客（普通话配音），以及郭文贵和他的粉丝经常进行的直播。这些直播吹捧郭文贵和班农成立的法治基金会，以揭示共产党在国内外的腐败影响(郭文贵认捐了一亿美元，班农是主席)。
他们还宣传郭文贵的商业计划，包括被称为G币和 G-Dollar的加密货币，一个名为GClubs的会员团体，以及一个名为GFashion的服装系列。
班农曾教郭文贵，想在媒体上的成功就需要简化信息，循环播放。他将这一原则描述为，“清洗、冲洗、重复”。
于是在节目中，郭文贵不断谈到共产党的罪行和其领导人的虚伪性，说：“一切都是假的”。
尽管很古怪，但郭文贵的网络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资金，主要来自海外华人，他们对挑战共产党感到兴奋。(当班农在游艇上被捕后，他不再担任主席，但被特朗普赦免了。他对州法院的类似指控表示不认罪）。
郭文贵的平台成了传播虚假信息、反疫苗言论和宣传民间疗法的流行场所。他的时装系列包括一件印有“伊维菌素”（一种给马治疗寄生虫的药物，右翼阴谋论者称能治疗新冠）字样的纽扣衬衫，售价近2200美元。
随着他的企业和他的政治之间界限消失，他提出了疯狂的未经证实的主张。
他宣布，如果中国货币崩溃，他的媒体企业将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并向投资者承诺，“我不会让你损失任何钱。”
他告诉粉丝，向他的倡议捐款将使他们在移民申请中获得优势。他在2020年的一段视频中说：“这很简单，如果你说你支持爆料革命，并且你已经申请了政治庇护，那么你的庇护申请将百分之百得到批准。”
在情报界，郭文贵的中国爆料正引起更多的怀疑。当郭公布了他所说的增加美国境内间谍数量的党内计划时，一些专家认为这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前述前政府官员说：“有一些真的东西，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艺术，他们如何编号，在哪里做某些标记。”
但直到2020年秋天，构成郭文贵核心受众的海外华人，才开始质疑他的忠诚度。
面对越来越多对他的谎言和可疑商业模式的批评，郭文贵谴责许多在美国最著名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是 “假民运人士”，并说这些人“只要看到就应该揍”。他呼吁他的追随者加入他所谓的“消灭假民运人士行动”。
滕彪是亨特学院的一名法律学者，因倡导人权而受到迫害后逃离中国，开始在网上看到有人留言寻找他的家庭地址。一个人写道：“我想直接给他的脑袋来一颗子弹！”
12月，在他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附近一个安静小巷里的房子里，滕彪正在通过Zoom给学生上课，妻子走进他的办公室，很紧张。外面，16个人拿着标语和喇叭站在他们的房子前面，高喊着滕彪是“中共间谍”。
第二天，抗议者乘坐一个车队又来了，第三天又来了。他们高呼、咒骂、喊叫，声音之大，滕彪的孩子在屋里都能听到。抗议者在GTV和YouTube上直播了这一幕，并与出来为滕彪辩护的邻居发生争执。
类似的抗议活动出现在德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十多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家门口。在温哥华和洛杉矶，这群人会骚扰他们的目标，直到他们出现，然后对他们拳打脚踢。(在当时的一份声明中，郭文贵说，他“从未宽恕过对任何个人的任何形式的暴力”。）
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抗议者每天都会出现在滕彪的家里，就像打卡一样，从早上10:30到下午4:30喊话，中午休息一下。
一份来自新中国联邦的备忘录（后来在诉讼中被引用）显示，有些人被招募的费用高达每天三百美元，“表现出色”的人可获得一万美元的奖励。
滕彪说，在郭文贵的追随者中，抗议活动是一个澄清的时刻，“越来越多他以前的支持者，已经意识到他是一个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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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对异议人士的敌意可能令人惊讶，但这并不新鲜。在2017年泄露的一份电话录音中，他曾对他们表示蔑视。他说：“他们从来不说中国的好话，他们死有余辜”。他补充说，“我可以把这些混蛋打倒，帮助我们的领导人报仇。”
一些美国观察家推测，郭文贵从未完全脱离中国情报部门。
一种流行的理论认为，他希望回到中国，重新获得地位，所以一直与北京的派系保持联系。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分析员克里斯·约翰逊告诉我，阅读郭文贵的披露信息，不仅要看“他选择的人，还要看他没有提到的人。”
如果郭文贵确实代表了中国政府的一个派系，那么最好的赌注是，这个派系是由受到习近平整肃行动伤害的权贵家族和安全官员组成。参加椭圆形办公室会议的人说，尽管郭文贵大肆抨击党，但“他并不反中共，他只是把自己看作是习近平的对手。这是一场中共内部的斗争。”
持不同政见者滕彪赞同这一观点。他怀疑郭文贵正在寻求“用更倾向于他的官员取代一些中共领导人”。他说，其目的是“饱虎走了，换成饿虎”。
但是，在复杂的情报工作逻辑中，另一种理论认为，郭文贵实际上代表了忠于习近平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正在利用他来攻击对手。他很少指名道姓地批评习近平。而反驳郭文贵将自己描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最有力证据，恰恰来自他自己的言论。
2017年夏天，中国安全官员在纽约访问他后不久，郭发布了一封致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建议他可以代表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并要求他们“给我分配一个明确的、有针对性的任务，这样我就可以为我过去的错误赎罪，并展示我的爱国主义和对习主席的支持。”
他声称，他在美国的爆料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并承诺“我将继续不越过红线”。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形象”，他提出要做一名“宣传员”，采用“我自己的宣传风格”。
在那封信之后的几年里，郭文贵的努力更直接地转向促进美国政治中的分裂和嘲讽。长期以来，郭文贵一直声称知道共产党的秘密颠覆计划，他称之为3F：“通过使用泄露的文件、贿赂和勒索，煽动软弱、煽动混乱和煽动破坏美国”。
郭文贵的批评者指出，这种方法正是他自己的模式。参与郭文贵的案件的国家安全官员，将他描述为代表中国，制造混乱的特工，“你可以做一个推测来论证，这个人是来搞垮我们的。就是把我们搞糊涂。”
随着2020年总统选举的临近，郭文贵网络的分裂能量变得很明显。
分析公司Graphika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数以千计的社交媒体账户在传播他的名言，以及关于异见人士、疫苗、拜登和匿名者Q的阴谋论。郭文贵粉丝聊天群里有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信息模板，他们鼓励用户像自发一样传播这些信息。
在2016年的竞选中，当特朗普的盟友传播反希拉里的宣传时，他们依靠的是推特和脸书，但这些平台后来使得传播选举假信息变得更加困难。现在，郭文贵的网络提供了一个替代方案。最能证明其影响的，莫过于篡改有关拜登儿子亨特·拜登笔记本电脑报道的宣传。
特朗普竞选团队在夏天就听说过这台笔记本电脑，当时特拉华州的一名男子联系说，这台笔记本电脑被留在他的维修店。
9月25日，郭文贵的合作者之一王定刚(Wang Dinggang)的YouTube频道上的一位嘉宾，首次公开提到了这台笔记本。这位网友声称，笔记本上的资料是“中共中央录制的”，并“神秘地抵达美国”，以便在拜登竞选总统时为此党提供把柄。
据班农播客的前共同主持人杰克·马克西称，郭文贵的一些盟友随后创造并传播了捏造的图像。马克西回忆说：“这是跟现实巨大的偏离。我在第一天就对班农说，’这是个坏主意’”。
但是，他补充说，“我不能告诉班农该怎么做。显然，迈尔斯可以。”
在竞选的最后几周，朱利安尼引发了一场媒体运动，声称这个电脑的硬盘中含有亨特·拜登的电子邮件和照片，使他的父亲受到影响。
郭文贵否认参与传播有关笔记本电脑的虚假信息，但泄露的信息表明，他协同其追随者编辑图片并传播这个故事。根据提供给“琼斯母亲”杂志的录音，在选举前三天，班农会见了郭文贵的支持者，并对他们“对图片的编辑创意”表示赞赏。
班农说，笔记本的故事使拜登的势头停滞不前，并“推高了他的负面评价”，这使选举结果足够接近，无论特朗普是否继续获胜，他都可以宣布胜利。
班农告诉他们：“这就是我们的策略，所以，当你周三早上醒来时，将是一场大火。”
特朗普输掉选举后，郭文贵的网络加入了推翻选举结果的努力。
11月14日，他的数百名支持者前往华盛顿参加 “百万MAGA大”游行，搭建了一个舞台，并雇用广告车穿越整个城市。据《琼斯母亲》报道，郭文贵控制的一家公司在这次集会上花费了40多万美元，还向一个由L.林·伍德律师领导的组织提供了10万美元，这个组织正在起诉特朗普在乔治亚州的失利。
1月6日，郭文贵的网络对围攻国会大厦的事件进行了直播，并宣传了将攻击者誉为“爱国者”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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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世界的奇怪经济学中，这位前总统的选举失利是给他在媒体中支持者的礼物，那些从不满中获利的电台主持人和阴谋论者。
在1月6日之后的几个月里，GTV及其相关业务在俯瞰曼哈顿的哥伦布圆环的办公大楼里运营。那年9月的一天，郭文贵把特朗普的前助手们召集到办公室，就中国问题进行直播。
他的左边坐着彼得·纳瓦罗，这位前商学院教授曾担任过特朗普的贸易顾问，也是特朗普政府最热衷的中国鹰派人物。纳瓦罗穿着一件胸前印有“TeamTrump”字样的风衣，看起来面容憔悴，神情凝重。他是一位激烈的中国批评家，现在与一位自称是中国间谍部门的前成员合作。
班农穿了一件黑色运动外套，外面是一件黑色衬衫，里面是另一件衬衫。他身边坐着杰森·米勒，他是前发言人，现在是盖特的首席执行官，盖特是几个新的、争相吸引保守派用户的社交媒体网络之一。这家公司也得到了郭文贵的资助。
他们都在那里庆祝纳瓦罗被任命为新中国联邦的“国际大使”。但纳瓦罗也想谈谈疫苗，他一直是羟氯喹的忠实拥护者。他说：“非法的拜登政权正在阻止使用这些治疗药物，并杀害人们。”
郭文贵同意，并用他那蹩脚的英语做了一个黑暗的预言，“在六个月或十个月内，你会在街上看到，本来车技娴熟的司机，突然发生车祸死亡，原因就是疫苗。这是一场谋杀。”
言辞很激烈，但郭文贵似乎感觉到这一幕并没有什么好看的。他鼓励他的翻译提出问题，一个人开始对纳瓦罗的外表大加赞赏，“我有一个同事，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她是纳瓦罗的最大粉丝。所以当你出现时，每次她都会大喊：’哦，彼得·纳瓦罗来了！’”
纳瓦罗不自在地晃了晃身子，挤出一丝笑容。不过，班农似乎很乐意维持这种吹捧的氛围。他说，“迈尔斯是新中国的乔治·华盛顿”。
他在广播中后来说：“我们谈论的是一个新的中国和新的中国人，他们在几千年的历史之后终于有了自由。”
临近结束时，一位翻译问道，美国政府何时会承认郭文贵的流亡政府。班农回答说：“2024年后的某一天，当特朗普夺回白宫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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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郭文贵和他的盟友预测胜利的时候，他的运营也处于动荡之中。
两天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与郭文贵有关的三家公司，GTV传媒集团、Saraca Media Group和郭文贵之声，非法销售股票和加密货币。这些公司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错误行为，但他们同意支付超过5.39亿美元，包括对至少39个国家的数千名投资者的赔偿。
郭文贵的新闻网站淡化了这些指控，他告诉粉丝们，这些公司已经达成了“没有惩罚条款”的和解。实际上，他们被勒令支付3500万美元的罚金，而且证券交易委员会说正在继续调查此事。
GTV关闭了，这个案件标志着郭文贵运动的转折点。
一些前助手和支持者反抗了，将他们的社交媒体和聊天网络变成批评郭和揭露的场所。郭文贵大发雷霆，称他以前的盟友是骗子、老鼠和共产党的“走狗”。
最终，一个不相关的法律案件对郭文贵造成了更大的打击。
一家对冲基金，太盟亚洲机会基金有限公司的经营者一直在起诉他，要求他偿还多年前为开发北京盘古大观所借的贷款，但郭文贵对此案持蔑视态度。他在2018年10月的一次取证中说：“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暴徒，我不需要理睬你们。”
2021年，纽约法院命令他向基金支付1.16亿美元的债务和利息。当他没有这样做时，法院又增加了1.34亿美元的罚款。法官写道，如果“亿万富翁当事人”可以“明知故犯地违反法院命令，那就没有法治了”。
郭文贵迅速申请破产，声称自己有多达5亿美元的债务和不超过10万美元的资产。他坚持认为，游艇和顶层公寓实际上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家庭成员、空壳公司和其他金融实体的财产。他的债权人称破产“显然是为了避免付款和可能的监禁”。
随着案件审理，郭文贵精心树立的形象也在摇摇欲坠。位于北京盘古大观的标志性高层建筑已经以7.34亿美元的价格被拍卖。其最大胆的设计特征，那个巨大的一缕火焰被拆除了，使这个建筑与其他建筑几乎没有区别。
在纽约，郭文贵将他在雪梨大厦的顶层公寓出售，并逐渐将价格降至3500万美元，几乎是他当初购买时所付价格的一半。曾经欢迎郭文贵的合作公寓委员会现在起诉他，称他没有支付管理费，每月约为8.2万美元。
与以往一样，郭文贵以旺盛的斗志应对挑战。
他继续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个庄园里进行直播，在游泳池和广阔的草坪的背景下传递他的信息。他对一名被任命为破产托管人的律师进行了抨击，谴责他“完全代表中共”。
他还涉足新的领域，包括一首名为《马背英雄》的嘻哈歌曲，其中他穿着动作电影的服装，摆出了一系列英勇的姿势：骑着白马，在仪式性的战斗中挥舞光剑，在豪华的SUV和私人飞机前指挥一队伴舞者。
在通往合唱的路上，“灭掉中国共产党”！
郭文贵发表了坚定的宣言，“牺牲在战场上是我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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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贵坚持认为他是一名自由战士，并声称他曾面临来自中国的暗杀威胁。但那些真正被追捕的人并不经常发布嘻哈歌曲。而且，正如前情报官员所观察到的，“如果中国的国安人员真的想杀了他，他们有能力做到。”
在试图解开郭文贵的变幻不定的身份、恩恩怨怨和虚张声势时，我经常想到已故的詹姆斯·赫苏斯·安格尔顿，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负责反间谍工作的负责人。
安格尔顿花了多年时间在美国追捕苏联间谍，努力看穿各种诡计和错误信息，以确定谁在努力“迷惑和分裂西方”。正如他所说的，安格尔顿将他的领域描述为“镜子林立之地”（wilderness of mirrors），这是从T.S.艾略特的诗《小老头（Gerontion，这个词是艾略特编的）》中借用的一个比喻。
这首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灰烬中写的，其中包含一个警告，“历史有许多巧妙的通道，精心设计的连接走廊和问题，用窃窃私语的野心欺骗我们，用虚荣指引我们”。
到1974年安格尔顿退休时，他的痴迷已经变得如此之强，以至于有些人怀疑他自己是否是内鬼。
有关郭文贵的这一切，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他是被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拉来拉去，还是在施加他自己的力量？
他是在加剧美国政治的混乱，还是仅仅将我们自己的焦虑反射给我们？
归根结底，郭文贵可能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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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早年在北京盘古大观工作过的美国人回忆说，当年在豪车车库的下面两层，有一个未完工的地下室，一个阴暗潮湿的地方，木板在泥地上形成了一条通道。其中一部分专门用来存放高档日本瓷器和金色的餐具。
他说：“你可以看到远处的灯光，那是一些农民工，他们住在下面。他们用脚手架管子搭建了这些小棚子，住在地下室的农民工们，正在建造郭文贵在地面上推销的幻象。”
郭文贵仍然在推销他的心愿。
去年，他提议以每个家庭5万美元的价格，提供其流亡政府的护照。2020年，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联邦调查局正在审查郭文贵和他与班农的媒体工作经费(当时，郭文贵和班农都说联邦调查局没有联系过他们）。
他努力培养的各种政府关系，似乎有可能提供一些保护。据一名前司法部官员称，郭文贵与联邦调查局的交易，可能会使他被起诉的情况变得“混乱”。他可能采取检察官称之为“灰色邮件”的策略，即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威胁要披露国家安全机密。
这位官员说：“即使你赢了，他可能会暴露出比任何人都不希望看到的更多信息。”
持不同政见者滕彪认为，对那些做出浮士德式选择（恶魔契约，或与魔鬼交易），支持特朗普以及后来支持郭文贵的中国专制主义批评者来说，这是一个教训。
滕彪说：“他们认为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
在一篇公开文章中，他提出了反对与可疑盟友合作的道德论点，他问道：“敌人的敌人必然是朋友吗？希特勒和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也是反共者。”
班农，作为郭文贵最有名的辩护人，他听到了所有的批评。
他并不在意，“其他人在说，’嘿，这个人所做的一切，都在给你灌输垃圾’。我以结果来思考。他是否在为某个派别工作，谁知道呢？”
班农重提一个老梗，认为中国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这就像电影《唐人街》的结尾，警员杰克·尼科尔森的角色，被告知要接受他无法理解的东西。”
在班农看来，更重要的是，郭文贵迫使美国共和党的竞争者们，采取更加好战的姿态，“他在唤醒这个国家。他在让人知道，中共作为跨国犯罪组织的威胁和对美国的生存威胁这一点上，做得比任何人都多。无论他是为某一派系工作，还是中美两边下注，他所做的事情，和他所激发的东西都是持久和强烈的。”
很容易把郭文贵当作特朗普时代的另一个怪诞的人造物。但是，如果说特朗普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如果他们找到像班农一样只关注结果的政治伙伴，那么看似没有说服力的人物也能产生持久的影响。
9月，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出现在一段视频中，呼吁中国民众站起来反抗政府。他是特朗普政府的几位老将之一，这些人争相在中国问题上表现得鹰派。他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你们——中国人民——是它的最大敌人。”
班农很激动。他说：“这在五年前是前所未闻的”。并提出了一个预测，“这将是2024年共和党的政治纲领。在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的问题上，会有一场巨大的纲领论战。”
他赞扬了郭文贵，说：“他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奥弗顿窗口”（一个政治理论，表示一段时间内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政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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