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尔海军上将（Reinhard Scheer）在某个地方说过：“我为德国舰队在斯卡帕湾的沉没欢呼……投降的污点已从德国舰队的名誉上洗清。军舰的沉没业已证明舰队的精神未死。这最后一次行动是德国海军最优秀传统的真实写照。”不过他忘了补充一点：优秀的传统固然值得夸赞，沉没的舰队却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重建起来，这种重建还时时受到凡尔赛和约的掣肘。E•B•波特在他和尼米兹海军上将（后者出人意料地拥有德国血统和一个典型的中欧姓氏）合著的杰出历史著作《大海战》中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自沉事件的影响：“仿佛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抢在死刑执行之前偷偷服用了一剂氰化物。”10艘战列舰、5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44艘驱逐舰留在了斯卡帕湾的淤泥里。作为惩罚，德国还被迫交出剩下的8艘旧式无畏舰和5艘轻巡洋舰，以及总计约30万吨的浮船坞，4.2万吨的挖泥船、拖船和起重船。留给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的只有8艘1905年之前建造的前无畏舰、8艘同样陈旧的轻巡洋舰、32艘小型驱逐舰和鱼雷艇，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杰作，德意志第二帝国倾三十年之力建设的公海舰队（Hochseeflotte）整个灰飞烟灭。
摆在新任海军总司令贝恩克上将（Paul Behncke）面前的有两个问题：其一，总结第二帝国海军建设的经验教训，为魏玛共和国海军选择适宜的战争指导；其二，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尽可能加强现有的海军力量。后一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德国建立了一支轻型的北海舰队和一支波罗的海快速基地部队，将防御目标集中于波罗的海入口，以实力不足的波兰海军和主力舰集中在地中海的法国舰队为假想敌。
在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背景下，德国甚至没有能力按照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标准替换役龄达二十年以上的主力舰，所以新舰艇的建造并不成为问题。相反，恰恰是在相对抽象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指导德国海军重建的理论问题上，出现了一次意义深远的争论。其影响不仅波及到日后第三帝国的整个海军建设事业，并且与一切“中等海上力量”（Middle Sea Power）对抗优势敌手的前景产生了莫大的关联。
作为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海军中将沃尔夫冈•魏格纳（Wolfgang Wegener）与其先友后敌的对手、最终出任第三帝国海军总司令的埃里希•雷德尔元帅（Erich Raeder）同属第二帝国海军培养的优秀参谋人才。他们在同一年加入海军，又曾同时得到公海舰队最杰出的战术指挥官希佩尔中将的赏识，属于亲身洞察过快速战列巡洋舰分队威力的“巡洋舰指挥官”，在舰队火力和机动性运用上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两位将军在发挥舰队主动性、夺取更多前进基地以改善战略态势，乃至最关键的破坏交通线作战——摧毁英国经济的最主要手段——等问题上看法空前一致，但随后就在如何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问题上给出了大相径庭的回答。而这对争论，最终导致了一个颠覆性的后果——对马汉和科隆布兄弟提倡的、400余年来一直盛行于英国和一切海军强国的传统海权观念的背叛。
如同海权思想史上的许多先知一般，魏格纳的军事生涯结束于其影响力广播之前。他最主要的著作《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Die Seestrategie des Weltkrieges）在1929年方告公开出版，彼时他已退役三年。在这部锋芒毕露而又漏洞百出的作品——十分类似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中，魏格纳严厉地批判了公海舰队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屈服于英国的封锁、枯坐港内的消极战略，主张不顾一切地冲破“牢笼”、采取积极的战术行动，以进入大西洋。为此，德国海军应当努力夺取北海的制海权，特别是通过对穿越挪威-设得兰群岛-苏格兰的英国商业航线进行攻击，使英国的远程封锁无法实现，被迫与德国进行海战。与之相对应，德国海军应通过多个方向的袭扰争取小规模战术胜利，削弱英国舰队的实力，以便在最终的舰队决战中占得先手。
海军思想史上著名的“魏格纳理论”（Wegener Thesis）是这样一种奇异的混合体：它包含了克劳塞维茨的政治-军事理论和马汉经典海权思想的精髓，同时却有着一个令人怀疑的大前提——德国必须且只能通过击败英国海上力量实现其国家的最终地位。这位思想者广泛借鉴了从泰奥菲勒•奥贝到拉乌尔•卡斯特关于中等海军力量如何采取不对称作战方式、以平衡敌我实力差距的战术和技术手段，却固执地相信整个英德海上角逐的最后结局依旧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主力舰决战。他对提尔皮茨的公海舰队困守港内、最终折戟沉沙的结局扼腕痛惜，却始终认定建设一支与英国海军规模相当的远洋舰队乃是势在必举。而在他的前战友和对手雷德尔出任德国海军总司令之后，魏格纳的所有矛盾也在德国舰队重建的过程中得到了细大不捐的反映——争论双方最终殊途同归，走上一条荆棘丛生而又前景黯淡的道路。这是何等令人惊讶！
军事学者理查德•亨布尔在其为第三帝国海军撰写的短小史记中高度褒扬了魏格纳的作用，称其为二十世纪少数几位第一流的“未获荣誉的先知”之一。与另一位曾经的“先知”马汉一样，魏格纳以其敏锐的眼光揭示出了海军思想、特别是版海洋性国家和中等海上力量发展中的新趋势，同时又不免陷入传统逻辑上的窠臼，以其失误为一种新理论的诞生提供实证。毕竟，中将在骨子里仍然是一名第二帝国军人——一位在毛奇-施利芬时代成长、信奉先军政治和荣誉至上的“老人”。
一、从帝国海军到国家海军
此时正值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青年时代。政治上，威廉一世-俾斯麦体制的存在确保了国家的稳定和团结；军事上，拥有欧洲最优秀的军官团和伟大的总参谋部，国际地位和经济发展都处于急剧上升的阶段。而斯德丁，恰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航洋传统的城市：这里有大名鼎鼎的伏尔铿造船厂、斯德丁航海学院和一年一度的“海洋日”，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小魏格纳就和当时诸多出身新兴资产阶级家庭、信奉新教福音派的年轻人一样，对海洋和海军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威廉国王中学结束三年的高中生涯后，1894年，19岁的魏格纳毅然投身军旅，报名加入了德国海军。极力促成此事的还有他的一位远房表叔——冯•赫岑多夫海军少将（Henning von Holtzendorff），后者曾经担任公海舰队创建后的首任司令，1918年时官至德国海军参谋长，以元帅军衔去世。
在普伦的海军士官学校（Marineunteroffiziersschule）接受了三年训练后，1897年，魏格纳候补少尉被分配到了第二舰队旗舰“德意志”号上。这是一艘1875年完工的老式装甲巡洋舰，安装8门
与“岸上的上校”马汉不同，魏格纳从22岁起就在舰上服役，饱经风涛；而他的第一次准实战机会甚至在海上生涯的第二年就到来了——
“德意志”号的示威行动给当时的清政府带来了极大压力，总理衙门不得不同意德国租借胶州湾99年，胜利完成远航归来的魏格纳也得到了海军少尉的正式军衔。当时正值海军科技发展的井喷期，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的结果证实：在敌我双方交战的距离不断延伸（已经超过了
1912年，在入伍的第十八年，魏格纳和雷德尔同时迎来了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魏格纳出任海军第一战列舰分舰队司令官施密特中将（Ehrhard Schmidt）的首席参谋；同一时期，雷德尔则被分配到公海舰队最优秀的战术指挥官弗朗茨•冯•希佩尔中将（Franz von Hipper）麾下，担任第一侦察分舰队（战列巡洋舰分队）首席参谋。从这时起到1918年停战，六年中职业生涯的巨大反差直接造成了两位名将在战略思维上的巨大差异。
1914年8月，世界大战爆发了。时任公海舰队司令英格诺尔上将（Friedrich
von Ingenohl）将绝大部分主力舰集中在赫尔戈兰湾内的威廉港，仅仅以布雷作为积极行动的手段。按照他的看法，崇尚进攻的英国大舰队一定会主动求战、杀入赫尔戈兰湾，此时，德军可以首先依靠水雷和潜艇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再在适当时机与之决战。与后来日本海军的“渐减邀击”战略一样，这一设计是对1905年日俄海战的模仿。不过，担任大舰队指挥官的杰利科上将异常谨慎，他采取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远程封锁”战略——英国舰队并不出动出战，而是牢牢扼守位于苏格兰北端的北海出口，将德国舰队困在北海囚笼之中。同一时期，德国海军唯一活跃的部队正是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分队，它们依靠高航速、实施“打了就跑”的突袭，虽然在面对面交战中未能占得便宜，但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士气和良好的战斗状态。这一景象给雷德尔和魏格纳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5年，出于对公海舰队龟缩政策的不满，魏格纳开始撰写三份关于主动进攻、以积极果断的行动突入大西洋的研究报告，题目分别是“对我国海上形势的思考”（1915年6月）、“我们能改善现状吗？”（
魏格纳报告的核心内容是与当时公海舰队奉行的保守战略相抵触的。海军大臣提尔皮茨上将立即指派两名参谋起草反驳性的论文，对魏格纳报告中的逻辑错误和漏洞进行攻击。不过希佩尔却对这三篇论文印象深刻，他写信给海军参谋长巴赫曼上将，建议他对这一思路进行进一步评估。
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侦察分舰队首席参谋雷德尔破天荒地对他的老战友提出了否定。雷德尔认为，夺取设得兰群岛的计划固然新鲜，却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德国海军在每一级别的军舰数量（包括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上都逊于英国海军，很难获得实施突袭所必需的相对兵力优势。同一年多格尔沙洲之战的结果已经证实：即使是在兵力大致对等的条件下，德国舰队也很难取得彻底的战术胜利，而潜艇本身并不能作为争夺制海权的工具。希佩尔接受了他的意见。
1916年春夏之交，日德兰海战爆发，德国舰队依然没能突破大舰队的严密封锁。次年，魏格纳升任海军中校，调派为轻巡洋舰“雷根斯堡”号舰长，后又改调“纽伦堡”号。同一时期，雷德尔也奉调成为轻巡洋舰“科隆”号的舰长。就在他的老上级希佩尔受命出任公海舰队最后一任司令官、准备收拾残局时，德国战败了。
斯卡帕湾自沉事件后，昔日的帝国海军（Kaiserliche Marine）已经荡然无存。舍尔、希佩尔等战时担任指挥官的老将退出了舞台，魏格纳、雷德尔这一代舰队参谋出身的中生代军官开始崭露头角，担当起收拾新成立的国家海军（Reichsmarine）烂摊子的任务。
魏格纳与雷德尔实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军人：雷德尔属于老式的参谋军官，坚持原则、富于集体主义。和所有第二帝国时代总参谋部体制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一样，他推崇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精英，反对破坏秩序的行为。在他看来，海军及其参谋机关首先应当是一所学校，目的是培养在专门职位上尽可能发挥某一方面才能的卓越之士，而不是“多智近乎妖”的谋士或无所不通的奇才。魏格纳则恰恰相反，他行事张扬、风格锐利，似乎一直很难在智慧和行为方式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因此，当雷德尔的军阶超过魏格纳之后，前者马上开始利用个人地位和影响，公开压制魏格纳提出的战略理论，并在海军中孤立他的这位老朋友。
在他退役后两年，
二、《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魏格纳-雷德尔之争
1929年，在退役后第三年，魏格纳终于将他的专著《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集结出版（1925年魏氏曾自行刊印了少数手稿）。这也是他本人唯一以及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
在魏格纳看来，德国海军在1914-1918年实施的防御战略在整体上是失败的；在这个失败的大方针下，虽有希佩尔零敲碎打式的冒险，也不可能取得成效。因为它们未能威胁到英国最主要的薄弱环节——海上贸易话动。早在一战之前很久，英国工业就完全依赖进口资源，该国的农业也无法为民众提供足够的粮食。因此，迫使这个庞大帝国屈服的主要方式就是切断其海上咽喉。在这方面，魏格纳借鉴了马汉的海权思想，他指出：海权包括对海上交通的控制，尤其是保护重要的海上通道，而战时的德国海军领导层在对海洋的基本利用上存在误解。
另一方面，利用舰队一次次地实施旨在迫求战术胜利，却产生不了根本成效的作战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那些能最大程度发挥战略潜力的作战才有存在价值——而不是作战‘本身’，后者因不具备战略潜力而缺乏成效。”根据克劳塞维茨“战争必须为实现政治目的提供支援”的经典论断，魏格纳推出了结论：“我方的防御计划缺乏防御目标，因此未实施旨在夺取北海制海权的作战行动。赫尔戈兰湾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死海中的一个死角。”
那么，在未来的战争中，德国应当采取何种方式有效地攻击英国呢？魏格纳继续援引马汉的论断：“海军战略是一种与贸易路线相关的地理位置的科学。”地理位置与舰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战术意志与地理状况是相互联系的”。他指出，英国唯一容易遭受德国攻击的海上航线是穿过北海的挪威-设得兰群岛-苏格兰航线。为了从地理上威胁英国商业航线，德国有必要实施“北向进攻”，越过丹麦和挪威南部，占领“大西洋门户”设德兰群岛。
魏格纳坚持认为，如果德国海军在1914年初能够部署到威胁英国贸易航线的区域，那么“每次作战行动甚至小的冲突都有助于决定性胜利”。在下一次战争中，通过将舰队部署到能够威胁英国贸易航道的位置，“新公海舰队”将迫使英国放弃远程封锁，转而采取它力图避免的战术对抗——被迫进行海战。而“我方的每次胜利，都将增大对英国的压力”。此外，魏格纳还预见到德国将在下一次战争中采取一次纯大陆性的军事行动——采取战略攻势，夺取英吉利海峡一侧及大西洋上的法国港口，以便针对英国贸易航线实施规模更大的行动。
可以说，魏格纳最终结论的是马汉式的——以破坏英国贸易活动为手段，柏林将成功迫使大舰队与德国海军决一死战。倘若将能够充分发挥战略潜力的地理条件，与有利于德国海军实施大规模决战的环境相结合，“本可以改变刚刚结束的一战进程”。魏氏对确保关键基地、进而从条件更好的海上通道（尤其是不易遭受水雷袭击的深水通道）进入北海很感兴趣，这也与马汉的观点相吻合。
雷德尔对魏格纳的著作当然不抱什么好感。1925年魏氏自印的手稿问世时，雷德尔就曾命令下属撰文贬损，并对《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的出版大加阻挠。事实上，与其说雷德尔是讨厌魏格纳的著作，还不如说他是厌恶魏氏其人——1929年，雷德尔治下的德国海军第一型新主力舰“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开始建造，那是一种“希佩尔式”的快速袭击舰，适于在北海的开阔海城进行海战，并能在大西洋上实施进攻。这正是魏格纳最推崇的“通商袭击舰”！
排除性情和个人好恶上的矛盾，雷德尔对魏格纳的批判不能说毫无道理。魏氏的著作在细节上存在大量不连贯性和矛盾之处，仅在技术层面就很容易遭受论敌的攻击。对于一向注重细节的雷德尔而言，他肯定注意到了这些明显的薄弱环节，并据此从整体上对魏格纳的论调产生质疑。
例如，魏格纳在贬低1914年赫尔戈兰湾海战（称其为“为死角而战”）之后，又宣称“我们曾经拥有赫尔戈兰湾的制海权——即使是用距基地较远但仍具备对敌贸易航线持续施加压力的U艇获得了这种优势”。在这里，魏氏暴露出了对制海权的误解：U艇是实施海上阻截和商船截击，而不是用于争夺制海权的工具；“无限制潜艇战”并未阻止大舰队对德国港口的封锁。英国的制海权虽然受到挑战，但仍然完好无损。又如，魏格纳本人曾公开质疑英国是否真的要与德国在设德兰群岛争夺制海权，他认为，英国有可能重新设置贸易航线，这种观点与他提出的“大西洋门户”思想自相矛盾。
魏格纳虽然明显认识到英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性，但他未能认识到事物的反面同样正确：波罗的海在一战期间对于德国从海上输送战略和商业物资至关重要。魏氏抱怨“我方防御计划缺乏防御目标”，“赫尔戈兰湾的地理位置无法控制任何事情”，但在此后不久，却又发表了自相矛盾的言论：“设想我方舰队（在那里）被彻底击败，这种后果将很快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和军事形势。我们在北部前沿呈现锯齿状甚至遭受巨大威胁的情况下，将无法维持东线和西线的前沿作战。”在这些论述中，魏格纳对德国地理态势的评估与他对英国的评估同样悲观。
魏格纳提出了在北海实施进攻战役的建议，该建议最大的薄弱环节在于，他未能提供如何完成任务的方案。从一战的经验看，德国除非在舰艇数量上占据1/3以上优势，否则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术意义上的胜利。更何况在华盛顿和伦敦两大海军条约签署后，英美两强实际上造就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使是在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规模较小的海军也不可能取得质量上的绝对优势。更何况，“数量本身即是一种质量”——这一点恰恰是魏格纳没有考虑到的。
和马汉一样，魏格纳忽视了理论思想面临的经济现实：德国的海军力量和组织结构受制于多重因素，相较于《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的设想，德国并不拥有形成这种作战能力所需的资源。日后雷德尔在二战中即深受其害：无法具备与目标对应的实现手段。
另一点则是整个魏格纳海权思想存在的前提：英国是德国的“天敌”，德国如果不能彻底改变面临的地理状况，就无法克服英国海军对德国构成的致命威胁。依照魏氏的意见，地理状况的重构将主要通过舰队海上对抗来实现，它将使德国进一步实现其世界政治（Weltpolitik）的战略目标。但在凡尔赛体系造成中欧破碎和分裂，特别是在德国以东形成了一个向心脏地带延伸的“小协约国”的背景下，究竟是陆地还是海洋在德国国家安全中起着最关键作用，无疑是值得商榷的。从这个角度说，希特勒倒是难得的聪明人：从进军莱茵兰非武装区开始，他就一直把战略扩张的重心放在凡尔赛和约的“遗留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身上。直到1940年5月入侵挪威之前，希特勒从未试图通过海上的大胆行动改变德国的战略态势。
三、风险理论、制海权与弱势舰队
1939～1947年，魏格纳的同时代者赫伯特•罗辛斯基（Herbert Rosinski）曾在《布拉西海军年鉴》上发表过一系列以德国海军思想为主题的论文，其中一篇这样写道：“一支决定性弱势的舰队所具有的战略无力感（Strategic
Helplessness）是海上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也使其与陆上战争有了最显著的差异，1914年的德国公海舰队在这方面与18世纪和拿破仑战争时的法国舰队完全相似。”（《德国海军思想中的战略与宣传》）这一论断简洁地概括了德国海军的两大困境：舰队规模上处于弱势，地理位置上和法国、俄国一样具有大陆性。而德国在20世纪初的海洋地理形势甚至比拿破仑战争时的法国更加恶劣：其大部分海岸线都位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窄海（Narrow Sea），被若干咽喉点（Choke Point）钳制。如果说《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大部分篇幅用来描述地理环境的影响，那么它还必须面对弱势舰队的现实。
一般认为，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风险理论”（Risk Theory）主导了1914年前后德国海军舰队营造的规模和目标。这一理论最早反映在1900年的第二次海军法案中，它宣称：“德国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舰队来保护海外贸易与殖民地，但德国海军不可能对任何敌人都具备优势。因此，德国海军的实力只须使最强大的海军要毁灭它都须付出极高的代价，代价之高将损及其世界海军的地位；于是只要想到此种风险，即足以产生吓阻作用。”言下之意，德国本不指望以无法实现数量和吨位优势的舰队去和英国正面交战，而是企图借助技术优势、人员素质乃至德国只需专注北海一隅——这是德国人预设的主战场——等外部条件，催生出英国的战略无力感，使之不敢冒发生决定性会战的危险。这种侥幸心理本该因英法协约和英俄谅解的实现而打消（因为三国协约使得英国也可以把大舰队集中到北海），但提尔皮茨在1906-1908年两次补充造舰法案通过后，误判英国不可能长期专注于海军竞赛，再度押宝于风险理论，而无视马汉在1911年已经作出的警告：“现在英国舰队集中在本土以西……一旦战争爆发，无论实际情势如何，仅在此地驻泊一支强于德国的舰队即足以掩护大西洋上的英国交通线，自由通航于全世界（除波罗的海以外），同时还可以切断除波罗的海以外的德国任何对外航线；另外，它还可以屏障英国本土，使其不为德国所入侵……德国的巡洋舰要想破坏英国的航线，必须要先经过北海的作战考验，然后再承受补给的困难，而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继续战斗。”（《海军战略：其与陆上作战原则及实践之比较对照》）
战争爆发后，第一个受到“战略无力感”打击的却是德国人——远程封锁使得大舰队不必进入北海就可以把德国人锁闭在窄海中，而公海舰队如果不顾航程限制、主动进击斯卡帕湾，就有可能在开阔水面被优势对手围殴。此后一直到1918年为止，公海舰队一边愤懑于没有获得“公平决战”的机会，一边在北海这个战略真空带（Strategic
Vacuum）自生自灭。而提尔皮茨在“二十年休战”期间继续撰文为自己辩护，拒不承认近于赌博的风险理论对整个德国海军战略的毒害【注】，反倒使魏玛共和国海军继续奉其为圭臬。魏格纳的首要贡献就在于，痛击了这种把摧毁敌方舰队和战略决战作为唯一目标的视野（风险理论的实质依然是舰队中心论，因为有舰队、有舰队决战才有所谓“风险”），恢复了“制海”（Sea Control）的本来含义——在较大范围内享有航行自由和机动权，同时限制敌方的这类权利。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米兰•维
然而魏格纳在矫枉过正当中，却也犯下一个基本错误——他单单看到风险理论把舰队吨位和数量至于无上地位，导致一系列战略失算，却忘记了一支健康发展的海军本身是不拒斥规模和舰只上的扩充的；他更忘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海军正好属于“双方实力差异过于悬殊”的那种情况，没有也不可能取得争夺制海的资格，要采取战略攻势更是痴人说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德国暂时掌握了咽喉点，也没有持续固守的机会。回到1914-1918年的场景中，倘若公海舰队向北进击，英国必然寻求以优势兵力与德方进行决战，而代价将是德国无力承受的。
另一个问题则涉及关于“制海权”本相的还原。事实上，“舰队中心”也是制海权关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交通线的控制可以扩展到整个大洋，能否确保本方的航行自由，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将敌方航行工具“排斥”出欲建立控制的水域的能力，但绝不局限于这种能力。而制海权涉及的交通线也无分水上与水下，是整全的、覆盖性的。而魏格纳过早地将海军战略提升到了国家大战略的层次，他注意到贸易和航运之于英国的意义，因此相信“我们一旦从赫尔戈兰湾行使制海权——也就是说，使用U艇，它拥有能从距离基地非常遥远的距离对敌人的贸易线施加持续不断的压力的能力”。但U艇对英国贸易航线的截断恰恰不能等同于“制海”——赫伯特•里奇蒙德在1946年问世的《国务家与海权》中指出：“海权是一国实力的实现形式。在战时，拥有这种实力者可以使己方军队与商业力量自本土或盟国领土出发，穿越广袤的大海大洋，抵达其需要介入的领地；同时还能阻止对手实现同一目标。”（关于里奇蒙德其人及其著作，请参阅拙文“诸神的黄昏：现实主义者赫伯特•里奇蒙德”）这要远远超过魏格纳局部化的理解。而即使德国破坏了贸易航线，也依旧无法具备实现制海必须的投送能力。
可叹的是，在魏格纳之后，德国海军中的一批年轻军官迅速吸收了这番含混不清的教诲，又把它们和约翰•科隆布的早期著作杂糅到一起，把完全的、纯粹性的商业袭击战奉为了海上作战的唯一目标——这是一种与经典海权理论相悖、看上去倒颇能适应总体战新背景的模式，“作战的目标不再是敌方部队而是其经济资源”。日后邓尼茨以U艇为支柱展开“大西洋之战”，终以失败收尾，刚好印证了罗辛斯基的批评：“在提尔皮茨错误政策的矛盾影响之下，德国海军直到此时还是不能获致一个真正合理的结论。由于不愿在这方面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批评，同时又有某种只作抽象思考的习性，并且对于英国海军史及其伟大的解释者马汉和科贝特有所误解，以致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虽然曾做过非常显著的努力，以求对海战的真正性质获致较佳的了解，但仍然还是半途而废。结果，德国海军思想不过由这一极端摆到另一极端，后者与战前把海战视为一种纯粹军事斗争的观念几乎可以说是相去不远。”（《德国的海战理论》）
四、“巡洋作战”：一种折中选择
与魏格纳惊世骇俗却未免虎头蛇尾的理论相比，雷德尔采取了一种更务实也更渐进的态度。这位元帅一直享有提尔皮茨继承者的名声，1938年提出的“Z计划”为这一观点提供了证据。然而，雷德尔的理论基础及成长历程更多地受到希佩尔的影响，与其说他像提尔皮茨一样重视制造“风险”，倒不如说是接受了科贝特的“存在舰队”理论，并将其和一战期间的经验结合起来。作为第一侦察分舰队首席参谋，雷德尔在一战期间曾协助希佩尔制定过动用公海舰队全部战列巡洋舰进击北大西洋，通过对商船队的集中攻击、吸引封锁德国的英国水面舰队的计划。尽管这个计划很快就被一心想在北海决战的海军参谋部所否决，但希佩尔鼓吹的“创造机会在有利条件下与英国舰队的一部分或全部交战”的思想，以及以巡洋舰为工具的广泛商业袭击的可能性，却被应用在了下一次战争中。
雷德尔接受的另一个假设是：一战之后的德国海军已经沦为“中等海上力量”（Middle Sea Power），已经不可能像提尔皮茨设想的那样借助传统海战掌握制海权。他转而求助于法国海军中将拉乌尔•卡斯特（Raoul Castex）——从1929年到1937年，这位海军史家苦心撰写的五卷《战略理论》通篇都在论述中等海军力量挑战海上强国的可能性，并且极为重视机动的意义。在卡斯特看来，像德国海军这样的中等力量没有必要实施马汉式的大舰队作战，而是应当在关键形势下取得有限的战术胜利，以此扰乱力量平衡、获得机动的机会。尽管每一个交战国都有主要和次要目标，在战区重要度上也有主要和次要之分，但如果主要战区没有发生足以逆转局势的大规模会战，那么此时在次要战区的行动“也可能取得超出预期的战果，并对主要战区的形势产生重大影响——即使机动作战计划已预见到完全相反的形势，此时主要战区仍可能处于一切都不明朗的情况”。最终决战不再是目标了，因为次等战术胜利本身就可以构成一种目标；在北海的胜利也许遥遥无期，但外围战场的成果同样意义重大。
于是，雷德尔开始尝试将德国的全部海上战场视为一体——在这一点上他的观念与魏格纳对制海权的还原暗合——他认为：“所有的海上战区构成了一个同质整体。因此，必须在与其他海域相联系的前提下观察所有海战行动。由此，巡洋舰在远海以及海军战斗群在本国领海内的作战，都是某种海军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海军战略要求充分利用牵制效应，目的在于削弱敌军实力并破坏其补给。”据此，雷德尔设想通过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破交战——即所谓“巡洋作战”——来获得局部忧势。这种对海军远程作战能力的运用具有相当大的革命性，从这个角度说，外表沉稳保守的雷德尔在某些方面反倒是比魏格纳更加激进的革命者。
以卡斯特的机动理论结合魏格纳的贸易战倾向（尽管雷德尔本人未必承认这一点，但他的参谋军官中有不少人是魏格纳的信徒），到二战爆发之际，雷德尔已经形成了一套依靠水面袭击舰多重配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破交作战的“巡洋作战”理念。他还曾力主实施1940年的挪威战役，被罗辛斯基誉为“德国海军在那种环境下可能拟订出来的最佳计划”——然而讽刺的是，战争海军（Kriegsmarine）真正实施“巡洋作战”的时间比上一次大战中寻求北海决战的努力还要短，而魏格纳和雷德尔殊途同归地看到了德国海军在1943年的决定性崩溃。
在《战略理论》中鼓吹机动时，卡斯特并非没有强调舰队实力的价值。他认为，主要战区与次要战区的划分依旧是决定性的，在主要战区集中兵力的教条本身并无问题，在次要战场实施机动则要注意节制力量。但雷德尔早在战争爆发之际就以看出，德国海军的水面作战力量实在过于单薄，以至于它们“只能英勇赴死，并由此为日后的重建奠定基础”——由于一线舰队实力太弱，德国在北海实施的“存在舰队”策略根本不可能牵制足够多的英国军舰，使其无法用于次要地区的护航行动。雄心勃勃的“Z计划”本来可以创造这种机会，但希特勒战争计划的提速打消了这种可能性。雷德尔对航空兵、潜艇等新技术的排斥也使得“巡洋作战”日趋平面化，而经济战理论对击沉商船吨位的片面强调又使得盟国海军的护航力量始终没有受到决定性挑战，这些都成为德国的命门。
1939年12月，袖珍战列舰“施佩海军上将”号在英国的堵截中自沉于乌拉圭蒙得维的亚外海，成为“巡洋作战”的第一个殉难者；而到1941年5月底，随着“俾斯麦”号战列舰在第一次出航中被英国海军击沉，德国水面舰艇部队短暂的春天一去不复返了。此后，北海南部弱小的“存在舰队”仅能牵制屈指可数的英国主力舰，而次要战区的“巡洋作战”因为缺乏组织，变成了现代版的“偷越封锁线”。原本已经弱小的德国水面舰艇被拆成一艘两艘的小编队，鸡零狗碎地出海去发动攻击，即使其中有一些能越过封锁线抵达大西洋，在前有堵截、后无增援的情况下，很难不重蹈“施佩海军上将”号的覆辙。这个时候，弱势舰队的那种战略无力感又开始上升。因此，虽然雷德尔本人继续在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上待到1943年初，但他终于也被希特勒解职，和他很看不惯的那位老朋友一样回家赋闲了。在他身后，德国海军还在进行着近于徒劳的“无限制潜艇战”数字游戏。
五、在提尔皮茨之后
罗辛斯基曾经指出，魏格勒心中对于德国海军重建的真正目的，是要“恢复为一个‘做为世界海权的德国’之后必然会产生的反英以及‘反对美国跨越大西洋世界’的态势”（《德国海军思想中的战略与宣传》）。魏氏同时认为，“一个必须依赖海洋以进行进出口贸易、维持其工业与经济基础的国家，无论愿意与否，都会被迫卷入世界政治 （Weltpolitik）”，而“世界政治直接依赖海权与海权的特别因素”。为了保卫横跨大西洋和北海的交通线，德国无论如何都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否则“一旦北海被转变为‘内海’，我们将从地理上被逐出与开放大洋的联系，并被推回大陆国家的角色。为了生存，我们必须与我们需要接触大西洋，以及大西洋上的战略位置以保护我们的贸易。”站在这个角度，他批驳了提尔皮茨基于“舰队中心”提出的风险理论，极力强调良好战略位置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战时，可以说已经贯注于和平时代的海军建设及海洋开发中。
另一方面，也是从“魏格纳挑战提尔皮茨”的时代起，德国海军对海权观念和海军战略的思考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公海舰队在思想上留下的遗产甚至比物质上的更加可怜，它们包含了对马汉的歪曲、对科隆布兄弟的一知半解以及对提尔皮茨的盲目推崇，除去舰队以外竟然看不到其他要素。而魏格纳对“制海权”观念的重新审视，催生的不仅是“经济战”这个多少有些偏颇的概念，还包括德国海军思想与卡斯特和科隆布的榫合。德国海军战略的思想者们开始放弃提尔皮茨那套赌博心理以及对“特殊国情”的强调，回到普遍、长久的秩序中。
至于雷德尔和魏格纳在德国海军发展战略上的冲突，与其说是理论路数不合，倒不如说是观察该问题的角度不同。作为海军官僚，雷德尔需要适应国家战略、国防政策以及政府在经济和预算安排上的优先考虑，而魏格纳可以天马行空地设想其“北方攻势”。魏格纳坚持认为，英国对全球海洋的垄断性优势阻碍了德国成为世界大国，而实际情况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都未针对英国，而是重点关注波兰和法国的威胁。德国海军的发展在当时仅仅是次要问题——或许这才是他在1929年被视作“异类”的主因。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位传布海权福音的赫尔墨斯，降临德国的时间毕竟是晚了二十年。在公海舰队最为鼎盛、可以向同时代最具统治力舰队挑战的时代，它的命运被一种冒险和违背海军历史规律的理论所左右；而当智者着手拨乱反正，企图将海军的用度拨回战略理论的调度时，却丧失了足够的手段——一种并非罕见的、属于追求“完美战争艺术”者的困境。
【注】 罗辛斯基在二战爆发前后即注意到提尔皮茨在回忆录中的自我辩白与事实之间的悖逆。公允论之，提尔皮茨在1890年代中期确实设想过按经典马汉理论建造攻击舰队、主动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据此拟定出1894年的“第九号备忘录”；但在1900年之后，他已经意识到德国永远不可能建成在数量和吨位上占据优势的马汉式大舰队这一事实，并改弦更张开始发展“风险理论”。然而到1918年之后，风险理论给公海舰队带来的灾难性命运已是人尽皆知，为了挽回自己作为第二帝国海军之父的形象，拒绝承认风险理论的豪赌实质，尤其是推卸海军竞赛极大激化英德矛盾的责任，提尔皮茨赶在魏玛共和国海军对一战责任进行检证之前，抢先公布了与公海舰队相关的大量文件，随后又出版了回忆录。这些文件或以分批和节选的形式见诸报端，或者在日期和内容上多有删改，以至于造成了这样的假象——风险理论不是对第九号备忘录的颠覆，而是前者自然发展的结果，是合乎“优势舰队”、“战略攻势”学说的。提尔皮茨甚至公然撒谎，宣称从1911年到1914年，风险理论的运用已经使德国在海军竞赛中占据优势，只是因为德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门毫无全局观念、贸然以粗暴态度介入萨拉热窝事件，才使尚未完成战争准备的公海舰队被迫仓促应战。至于战时几次行动的失败，则是指挥官主动性不足、统帅部门意图不明造成的，与他本人完全无关。
提尔皮茨的战略失算，在两次大战期间已经为德国军事思想家所洞悉，魏格纳、格罗斯（Otto Groos）、罗辛斯基等人都基于自己的认识对此进行过批驳。二战之后，这些批判也为新一代的战略研究者（包括苏联海军思想家）所接受。不过在某些战略研究尚流于表面和肤浅的地区，对风险理论以及提尔皮茨本人的盲目推崇依旧可见，包括把风险理论、“存在舰队”、经济战等外观相仿而内涵、背景差异甚大的概念混为一谈的情况。
附1：沃尔夫冈•魏格纳主要著作一览
1929：《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初版）（Die Seestrategie des Weltkrieges）
1941：《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修订版）（Die Seestrategie des Weltkrieges, revised version）
本书初版后由霍尔格•赫尔维希教授（Holger H. Herwig）翻译为英文，收入美国海军学会出版社“海权经典”书系，1989年出版。英译本附有赫尔维希撰写的长篇导读“沃尔夫冈•魏格纳与德国海军战略从提尔皮茨到雷德尔的发展”，并收录魏氏在1915年的三份备忘录。
附2：《世界大战中的海军战略》初版目录
序
导读
第1章、战略进攻
（1）英国的战略位置
（2）德国的战略位置
（3）向大西洋突进
（4）通往大西洋之门户
第2章、战略防御
（1）赫尔戈兰湾及其与海军作战的关联
（2）战略真空
（3）“在自身中”的作战
第3章、北海的形势
（1）防御战与战略强迫
（2）防御战与战斗的军事效用
（3）防御战与战斗的政治效用
（4）防御战与进取心
（5）存在舰队
（6）战略作为行动的基础
（7）我们已处在被强迫的位置
（8）防御战与潜艇战
（9）战略态势的心理学
（10）战略攻势
第4章、战略任务
（1）马恩河之战
（2）影响
（3）战略任务
第5章、海军在和平时期的行动
（1）北海的防御战
（2）避战的战术意志
（3）关键
（4）结果
第6章、战略意志
（1）战略意志与海权
（2）世界政治与海权
（3）世界政治与海权的目标
（4）海权作为国家目标
（5）“风险理论”与权力意志
（6）我们对海权的结论
第7章、舰队及其时代
（1）后俾斯麦国家
（2）海军军官团的国家任务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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