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很多地方看来，过去十年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侵蚀工作机会的恶魔，向各行各业输送着仿佛无穷无尽的廉价工人。但现实是，中国目前正在将自己的用工需求转向机器人。这一转变将对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2014年，在全球工业机器人大军中，中国工厂里的机器人占了大约四分之一，同比增加54%。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称，到2017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将居全球之首。
在高度工业化的广东，知名家电制造商美的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用自动化取代其家用空调部门的6000名员工，这大约是其员工总数的五分之一。为苹果(Apple)和其他公司生产消费电子产品的富士康(Foxconn)计划在三年内让工厂里大约70%的工作实现自动化。此外，该公司位于成都的一家工厂已经实现了全部由机器人操作。
因此，中国工厂里的工作岗位消失的速度，可能将比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还要快。这可能会大大增加中国应对其首要经济挑战之一的难度。这个挑战就是，中国需要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这样国内消费才能发挥出远比当前更大的作用。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仅是制造业出口，还有房地产、工厂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固定投资。事实上，近年来投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接近一半。与此同时，国内消费支出仅占中国经济这个蛋糕的约三分之一，大致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毕竟，所有这些投资最后都得有回报。工厂得生产出能卖出去并且能获利的商品。房子得有人住，房租得有人付。实现这些回报要求中国家庭出来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得大大增加支出，不仅是购买中国工厂生产的商品，而且要越来越多地在服务业消费。
实现这一点将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事实上中国领导层已经讨论了多年，但几乎未取得任何进展。其中一个问题是，即便经历了最近的涨薪，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普通中国家庭的收入也还是太少。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民众有着非比寻常的储蓄倾向。据一些人估计，普通家庭存款占其收入的比例高达40%。这可能部分是因为他们需要为退休，以及抵抗失业和疾病等危险的自保考虑，因为中国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大削弱了社会保障体系。
关键是，任何旨在再平衡经济增长的政策，都得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降低储蓄率。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技术的进步几乎必然会让其难度大大增加。
发达国家采取的传统途径是，先增加收入，并以制造业为基础构建稳定的中产阶级，然后再向服务型经济过渡。美国，以及后来的日本和韩国等国，都有幸在科技远没现在这么发达时完成了这个过程。中国则正面临着在机器人时代进行类似的过渡。
自动化已经对中国工厂里的就业岗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95年到2002年，约有1600万工厂工作岗位消失，大约占中国制造业岗位总数的15%。这一趋势还将加速。
如果中国经济能为受教育更多的人创造大量技能要求更高的岗位，这或许就不是问题了。那么解决办法不过是向被取代了的蓝领工人提供更多培训和教育。
但现实是，中国已无力为人数飙升的高校毕业生创造足够的白领岗位。2013年中期，中国政府透露，只有大约一半应届高校毕业生能找到工作，而上一年的毕业生中超过20%的人依然处于待业状态。
一项分析显示，已有足足43%的中国员工认为，自己的教育程度高于当前职位所需。随着软件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岗位，特别是入门岗位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中国经济会更难吸纳那些希望提升技能的员工。
什么政策可以帮助中国成功地实现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即便此时机器人革命正在上演？加强医疗卫生、退休和失业保险制度，从而提升员工的安全感，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储蓄率。
不过，中国政府最终可能需要借助于某种形式的直接收入补充，或许是通过某种与美国的“劳动所得税抵免”(earned-income tax credit)类似的计划来实现。即便如此，长期来看可能也没有效果，因为科技的迅速发展，将越来越多的员工抛在了身后。
在机器人的崛起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破坏当中，中国很可能会是一个中心。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制度相对脆弱，而且依赖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水平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看来都是超乎寻常的。这两点表明，在试图适应新时代的现实时，中国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