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乐观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作秀：与其他地方的政治人物一样，中国领导人也不愿承认错误。一些官员私下承认，经济不景气正在抑制中国的雄心和气势，至少目前如此。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Ryan Hass)去年年底访问了中国，他说，他离开时有一种感觉，“即使与一年前相比，中国人也没有原来那么自大了。”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超越美国的轨迹——已经被推得更远了。”
即便如此，习近平坚持其长期雄心的决心似乎不仅仅是一场作秀。“习近平和他的团队仍然相信，时与势仍然在中国这一边，”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说。“习近平一直大权在握，”他补充道，很难想象“中国的整体走向会出现任何重大的重新调整”。
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加强了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他扩大了国家对经济的领导，扩充了安全机构以消除对共产党统治的潜在挑战，并就技术、台湾和其他争端与华盛顿对峙。
对于习近平的批评者来说，他的集权、强硬倾向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造成中国对房地产市场增长高风险依赖的不是他，而且他一直在努力结束这种情况。但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他的手段过于严厉，扼杀了商业和创新。批评者认为，习近平还不必要地激怒了西方政府，促使后者限制技术的获取，并加深与华盛顿的安全关系。
自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缓解这些压力。它采取了旨在重振民营企业信心的措施。习近平还寻求缓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
按照习近平所说的，他期望中国官员在困难时期能有“策略的灵活性”，上述温和姿态便体现出了这一点。但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即使官员们采取宽松措施，他们也必须坚持他的长期目标。他与其忠诚的下属一直在讲话和社论中捍卫自己的政策，暗示怀疑者目光短浅。中国官员和学者也加大了对西方分析人士的谴责力度，后者预测中国面临着一个衰落的时代。
习近平强调，经济和安全优先事项必须齐头并进，尽管中国努力应对增长放缓。习近平还认为，对制造业和技术的投资可以通过扩张新型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等产业来实现新的“高质量”增长。
中国领导层的“信条似乎是‘我们的增长速度不会像以前那样快，但我们将通过控制全球经济的关键部分来获得对贸易伙伴的更大影响力’”，塔夫茨大学助理教授迈克尔·贝克利说。他提出中国是一个“达峰大国”(peaking power)，指的是一个经济增长放缓但尚未停止的国家。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对于消费者信心下降、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负债累累造成的拖累，中国在这些特定行业的进步不足以对其作出弥补。中国更广泛的命运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近平对技术的押注能否获得回报。
“他们将技术视为他们面临的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经济、环境、人口、社会，”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研究中国战略思维的研究员纳德格·罗兰说。“如果他们不能在这个领域取得足够的进展，对他们来说会非常困难。”
希望中国走上更加自由主义道路的国内外学者有时会以史为鉴，寻找党的领导人为化解国内和国际紧张局势而进行大胆变革的例子。
中国上一次陷入如此痛苦的交汇是在1989年6月4日镇压民主抗议者之后。流血事件促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加深了经济冲击。然而，几年之内，时任中国领导人的邓小平寻求修复与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带来了市场改革，重振经济增长并吸引西方投资者回归。
不过，中国南京大学著名外交政策学者朱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面临着来自其他大国更加根深蒂固的敌意。例如，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担心失去就业机会和工业实力，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激增——受益于大量政府补贴——可能会再次加剧贸易紧张局势。
朱教授表示，经济和外交压力“这个对中国提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尽管如此，中国领导人似乎仍然相信，无论他们面临什么问题，他们的西方竞争对手面临的问题都会加剧，最终促使它们被击败、被分裂。
中国学者还关注西方集团因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而产生的分歧。由于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伙伴关系，北京与美国和欧洲政府的关系受到严重困扰。但随着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支持乌克兰的负担正在加深美国和欧洲的裂痕和“疲劳”。
“美国对外干涉顾此失彼、难再独霸，”国家安全部下属、位于北京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向阳去年写道，“中国可以利用矛盾、借力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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