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要求这名男子解释，他此前说让澳大利亚政府部长参与一项慈善活动对“我们中国人”有利是什么意思。说这番话时，他指的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还是澳大利亚当地的华人群体？取决于他给出的答案，这名男子将面临的惩罚包括最高10年的监禁。
“你把中国人理解成了中国。我们总是说，‘我是中国人’，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中国大陆’，”接受问询的男子杨怡生（又名Sunny）说。
根据一段向陪审团播放的录音带显示，这名警察继续追问：杨怡生是否有效地与一位部长建立了关系（“你认为他将成为未来的总理，可以对中国人的观点给予支持？”），另一名警察问道：“中国大陆？”
将近六年前，由于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政府秘密干预西方民主，澳大利亚出台了宽泛的外国干涉法，这些法律被美国等国家誉为开创性举措。当时揭露复杂策略的重磅起诉似乎指日可待。
但第一个案件（即杨怡生案）直到去年11月份才开始审理，而且从各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低风险事件。其中涉及澳大利亚政府对一家郊区墓碑制造商施压，因为对“我们中国人”这个说法存在不同解释，还有对一家社区医院的2.5万美元捐款——检察官称，这笔款项在某种情况下构成了对议会一名当地议员进行亲华游说的基础。
去年12月，陪审团裁定68岁的杨怡生犯有准备或策划外国干预行为罪。上月底，法官判处他两年零九个月监禁。预计他将在监狱服刑一年。
尽管该案受到澳大利亚媒体的关注远不如外国干预法的出台，但它已成为该国大规模侨民社区的一个警示故事——澳大利亚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在海外。从理论上讲，新法律是为了捍卫民主免受外国影响。在实践中，它引发了一个棘手问题，即这种意图在哪些时候可能会演变为仇外，或是变得劳而无功。
杨怡生没有在庭审中作证，他的律师也没有传唤任何证人。但在他被捕以来唯一接受的深度采访（由《纽约时报》对其进行）中，他表示，他对中国的爱国主义与他对澳大利亚及其利益的忠诚从未发生冲突。他将自己视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替罪羊，并表示对他的起诉旨在传达一个信息：“不要与中国走得太近。”
对于一些专家来说，杨怡生案始于中澳之间的外交接触深度冻结期间，并随着两国关系解冻而落下帷幕，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他实际上是因与中国有关联而被判有罪。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与中国官员的互动无可否认地证明了他为北京工作。
杨怡生有一些爱自吹自擂。他会显摆例如旅行这样的日常琐事，并吹嘘他与澳大利亚和中国官员的关系。
他在越南出生和长大，1979年逃离越南，成为离开该国的数十万华人之一。在澳大利亚通过艰难打拼成为中产后，他经常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正在往高处走的人。1996年，他作为保守党自由党候选人在州选举中竞选失败。他在当地华人社区团体中一步步晋升，最终成为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全球华人组织联合会的第二号人物。这是一个大型组织，旗下在世界各地设有分会。他也是大洋洲分会的主席。
他说，这些团体让他能够与中国官员建立联系，并与澳大利亚当地政界人士和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的官员来往，但中国驻墨尔本领事馆没有回应对此案的置评请求。
在被捕一年多前的另一次采访中，杨怡生表示，他经常对其他澳大利亚华人社区领袖说，“如果他们谈论间谍，应该把我杨怡生归入间谍行列。”
他谈到了自己与中国的关系，包括他在中国四个省级机构担任海外顾问的职位。那么，他说，“这意味着我算是中国的走狗吗？”
杨怡生不知道的是，他当时已经受到了澳大利亚当局的调查。他们将杨怡生参与的一些团体视为与中国对外影响力运作相关的组织。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他经常去中国，发表与北京政策相呼应的言论，并吹嘘他与一名中国情报官员的友谊。他与驻澳中国官员的互动，包括向领事馆官员发送法轮功抗议者的照片的做法，也受到了密切关注。
2020年，根据《外国干涉法》，杨怡生受到指控，该法将任何旨在代表外国政府影响澳大利亚政治或政策的欺骗或秘密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杨怡生的社区团体筹集了约2.5万美元，捐赠给墨尔本的一家医院，帮助治疗新冠患者，当时澳大利亚反华情绪高涨。在交付善款时，杨怡生邀请了当时的移民部长艾伦·塔奇到场。
去年的审判持续了三周，有部分审理未向公众开放，检察官并未否认杨怡生的意愿是良好的。但他们提出，鉴于他与北京的关系，以及检察官所说的他与中国的外国影响力行动的联系，他的最终动机是不良的。一名检察官说，杨怡生当时的考量是如何能在未来对塔奇施加影响力，以有利于“我们中国人”。
塔奇的办公室表示，当时对杨怡生进行的背景调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但检察官提出，杨怡生隐瞒了他与中国官员的关系，尽管他的名片上列出了他的省级顾问职位。
检察官表示，在捐款之前，杨怡生一直与中国官员保持定期联系。他一直试图寻求他们的帮助从中国采购外科口罩，他想把这些口罩捐给医院。首席检察官帕特里克·多伊尔表示，这些互动意味着杨怡生“与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
这些联系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杨怡生从未成功从中国获得口罩。
作为杨怡生对塔奇存有不良意图的证据，检察官出示了他几年前写给一名州级自由党官员的一封信，其中包含政策建议，法官后来称这些建议“含糊、不切实际且不太可能被认真对待”。他的主要主张是澳大利亚应该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伙伴，而不是美国。检察官提出，他可能会再次尝试这样的方法。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这一切都证明杨怡生已被中国一个名为统战部、旨在对外施加影响力的部门拉拢。
“统战部系统的运作方式要微妙得多，杨怡生的角色也反映了这一点，”多伊尔说。“这比你是不是间谍要微妙得多。”
他说，此案不属于“间谍小说、007电影”的范畴。
多伊尔告诉陪审团，统战部的目标是所有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不仅是为了影响他们的信仰，也是为了将他们变成影响他人的代理人。对于后者，一些特定类型的海外华人会受到优先考虑：“对祖国中国有强烈的忠诚”和有权有势的人士。
多伊尔说，杨怡生两者兼备，尤其是前者。他说，统战部确保杨怡生“已经成为了那种爱国人士”，即就算是没有明确的指示，他也有能力并愿意采取行动，帮助中国政府实现目标。
杨怡生的律师彼得·查德威克提出，他的当事人只是喜欢夸大他与有钱有势者的关系。他认为，对于像杨怡生这样在中国做生意的人来说，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关系是必要的。他说，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永远听从中国政府的指示”。
查德威克说，杨怡生似乎因为他的华人血统而受到更多关注。他补充道，“我不禁想知道，如果杨怡生是一位多次返回祖国意大利、具有意大利血统的人，我们是否还会在这里。”
查德威克因“暗示存在种族动机”而受到法官的训责。
庭审期间，杨怡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相信成为战略伙伴符合中澳两国最大利益。对于一个将自己和其社区视为两国之间桥梁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与中国“太接近”的问题。
“我们希望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永远良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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