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出版了《监视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一书——英文多译为《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讲述了社会如何通过最小的暴力约束民众。他的论述核心包括“全景监狱”，一种由18世纪政治改革家杰里米·边沁设计的监狱，每个囚犯的牢房门都面对着一个守卫塔，守卫塔的窗户是不透明的。
住在这些塔下的囚犯永远不知道守卫是否在看着他们，但他们不得不假定自己正被监视着。福柯解释说，这种设置是对现代文明的有力隐喻：我们的生活被一种恐惧所束缚，这种恐惧就是无形的权威在监视我们。
两本关于21世纪国家监控的新书——一本关于中国，一本关于美国——都清楚地表明福柯是对的。
如裴敏欣在《哨兵国家》一书中解释的，在中国，中央集权的共产党政府利用新技术扩展了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官僚体制，该体制从线人和间谍那里收集情报并提供奖励。在美国，拜伦·塔乌的《控制手段》记录了一个联邦制民主政体如何与私营公司结成阴暗联盟，以收集公民数据。其结果是一种可怕的社会进化趋同：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陷入不断升级的冲突，但在国内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建立了惊人相似的监控系统。
过去十年里，美国手机和电脑如何泄露大量用户信息——他们去过哪里、认识谁、相信什么——一直得到媒体的报道。正如塔乌指出的，就连我们的汽车轮胎都会发出无线电信号，“任何有天线的人都可以听到。”现代轮胎就是这样制造的，当气压不足时，车载系统就会知道。但是，如果有人能从路边的无线电传感器获得数据，他们就能看到你的轮胎在行驶，并随时了解你的位置。
塔乌认为，这里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有问题的经济激励和不充分的公民保护，它们使得政府能够利用企业数据对美国人进行监视。情报机构一般不得从事国内间谍活动，但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它们是否可以从Otonomo（它出售各城市的“交通数据”）、UberMedia、Venntel（它出售向成千上万应用程序提供广告的互联网广告商收集的“消费者数据”）等公司购买“公开可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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