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真相”这一概念的出现类似，“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一词同样兴起于2016年的美国大选。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上，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宣称，参与此次典礼的人数是美国历史上最多的一次。随后，越来越多数据戳穿了这一谎言，而总统顾问凯利安·康威对此的回应却是轻飘飘的一句：斯派塞只不过是陈述了另类事实。

 

类似康威对于虚假新闻的辩护之词无疑只是沧海一粟。自特朗普参选以来，他一直被认为是后真相时代的典型化身。而他对知识与事实的无视，也映照出美国社会日益极化的反智倾向。

 

奥萨·维克福什的新书《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正是为了回应与反思特朗普时期留下的这一政治遗产。在书中，她从基础的哲学问题出发，厘清了什么是知识、真理、信念、事实，以及为什么并不存在所谓的另类事实。与此同时，她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剖析了谣言与假新闻的运作机制以及我们如何在后真相时代抵抗煽动者的谣言与骗局。

 

《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瑞典]奥萨·维克福什著，汪思涵译，新思文化 | 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2月。

 

原作者 | [瑞典]奥萨·维克福什

摘编 | 青青子

 

事实虚无主义与价值虚无主义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让我们听到了很多惊人的事。一段特别让人震惊的话出自特朗普的发言人斯科蒂·内尔·休斯 （Scottie Nell Hughes）之口，当时她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的访谈：“ 可惜，事实这种东西已经不再有了。”她这话是在回应特朗普宣称的11月大选期间有几百万人非法投票的事。 关于这个断言，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别的人，一点证据都拿不出来——如果不再有事实，证据还有什么用呢?

 

瑞典也有同样让人震惊的例子，和2015年春天大家都在热议的问题有关。在赫尔辛堡（Helsingborg）的一个成人教育中心，有位代课老师在讲关于大屠杀的课。有个学生对大屠杀是不是真的发生过提出了疑问，老师说，课堂上不能讨论这种问题，最后，这名学生被请出了教室。课后，学生越想越气，于是，老师被叫到了学校协调人那里,接受关于课上情况的质询。老师大概想到会发生什么，于是录下了两人的对话，录音后来曝光给了媒体。协调人说“我们所认为的历史，就是我们从书里读到的那些”，还说身为老师，面对读了不一样的历史书的学生，没有必要“用事实来跟事实争论 ”。

 

电视剧《新闻编辑室》第一季（2012）剧照。


当然，很难确切知道这些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之后我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先让我们把主张不存在事实的观点定义为事实虚无主义或否认事实。哲学家也讨论事实是什么，这就是他们的形而上学。第一章提到，事实是一种使真者，但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使真者的性质呢?有些哲学家说，事实是对属性的一种例示（exemplication）：桌上有一个红苹果这个事实，意味着“是红色”“是苹果 ”这两个属性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的这个物体上得到了例示。另一些哲学家则对这种关于事实和属性的观点持怀疑态度。哲学家也讨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不同类型的事实，比方说有心理事实，也有物理事实。当我感到疼痛时，这种痛是有可能和特定的神经生理学过程对应起来的。而我感到疼痛这个事实，是不是就和这些神经生理学过程存在于我的大脑中这个事实完全一样呢？同样的事实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描述。比如，你可以从主题、色块分布等角度来描述一幅画。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则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同一个事实。这个理论引起了很多争论，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很少有哲学家会完全否认事实的存在。


哲学家所说的虚无主义通常和价值有关——善与恶，美与丑。平时说话时，我们满不在乎地把价值当作客观存在来说。杀人是错的，帕台农神庙很美。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往往感到自己表达了关于事物的样子的观点——我们说的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就和我们说瑞典去年的谋杀案数量，还有帕台农神庙所在地的时候一样。然而，道德事实或美学事实是不是真的存在，还很难说。有些哲学家主张，相信道德事实或美学事实存在是个很大的幻觉。并不存在客观上善或恶、美或丑的东西。也有人主张，用“杀人是错的”这样的话来描述世界，这也是幻觉：我们相信自己在做关于善与恶的事实陈述，我们以为自己说的是或为真或为假的话，但实际上，我们仅仅是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比如“ 消灭谋杀！”。也就是说，这样并不能获得什么知识：没有什么道德信念或真值条件（只有感觉），无所谓证据，也无所谓真实性。倡导价值虚无主义的人中，很有名的一位是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


价值虚无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接受。许多哲学家相信道德事实是存在的（相信美学事实存在的人就没那么多了）。比方说，客观上，谋杀儿童是错的，这跟谁怎么想完全没有关系，道德知识即便不同于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通知识，也是能够获得的。有个观点很有影响力，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寻找我们的道德直觉（一眼看去的对与错）和批判性思考之间的某种平衡，来获得道德知识。无论你对价值虚无主义持什么观点，事实虚无主义都显然要激进得多。价值虚无主义者通常预设，在事实陈述和以价值为基础的陈述间有清晰的界限，事实陈述或为真或为假（“帕台农神 庙在雅典”），以价值为基础的陈述表达的只是情感（“帕台农神庙很美”)。

 

换句话说，价值虚无主义者设想有一类陈述是或为真或为假的，事实也是因此存在的。他们接着主张道德陈述不属于这个范畴。事实虚无主义则完全不同，其基础是根本否认事实陈述（关于世界的或为真或为假的陈述）的存在。细想其含义，你很快就会犹豫起来。地球是圆的，松开手苹果就会落下，我的左膝盖现在很疼，这样的话应该都是事实陈述吧？还有个问题，就是彻底的事实虚无主义恐怕不能融贯。事实虚无主义者称“事实不存在”这个事实陈述为真，这就自相矛盾了，对吧？当然，虚无主义者可以试着说，矛不矛盾并不重要。但问题在于，我们还剩下些什么，是不是还有办法讨论这个问题。事实虚无主义是哲学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因此，让我们把绝对的事实主义放到一边，来讨论一些与之关系密切的理论，这些理论都质疑不加反思就说“事实如何”的做法。


电影《真相》（2015）剧照。

 

存在客观真理吗？

 

在一些事情上，似乎存在无可否认的主观性，与事实独立于我们而存在这个假设并不相符。比方说，我感觉如何，似乎就取决于我和我的主观视角。日常生活里我们有时会说“对我来说......是真的”。这样的说法算不算一团混乱?

 

我想，在此类情况下我们这么说的意思还是挺容易理解的。 你和我可能是在讨论不久之前我们都经历过的一件事。我认为事情很让人苦恼，而你认为没必要为此心烦。接下来我可能会说“我跟你说真的吧”，刚才发生的事很让人苦恼，这至少对我来是真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我感知到情况很让人苦恼——我很苦恼。我有没有理由苦恼是另一回事。这种自我表达方式很常见，也完全合理。有些时候，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而不是它实际上如何。


这也适用于关于某个人生平的真相。恐怕很难有比自传更具 误导性的书了。自传里可能不会有那种关于作者在哪里做了什么的明显事实错误。但自传是一种故事，一种叙事，构成这个人一生的复杂事件都经过了主观视角的解读和过滤。叙事的主线仿佛独立展开，这从事后的角度看或许有些道理，但其实事情发生的时候，主线不大可能像书里写的那么明确。在自传里，仿佛这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个目的，最终将其引向成功与荣誉，但这样是把情况说得实在太简单了。记忆研究也表明，我们常常被自己的记忆欺骗,即使是我们童年时非常重要的一些事件，也有可能被重新阐释和扭曲。人在讲述自己一生的时候，完全有理由强调说，这是她的“真理”，她的故事，而不是每个细节都准确的生平记述。

 

“一个陈述在客观上为真，意味着它的真假不取决于我们的信念。”

 

那么，我们说的客观真理和客观事实是什么意思呢？有很多可以展开说的。在此我想强调客观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陈述在客观上为真，意味着它的真假不取决于我们的信念。不管特朗普怎么看，2017年1月20日华盛顿特区下了雨这件事都是真的。关于天气的事实不仅独立于他的信念，也独立于所有人的信念。在此意义上，平常我们关于物体和事件的经验陈述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客观上为真或为假的。我童年时发生的事、我冰箱里的东西、观众的规模、2019年瑞典的谋杀案数量、气候变化、遥远星球上的生命，关于这些的陈述都是客观上为真或为假的——它们的真假不取决于任何人碰巧持有的信念。 不过，也有几类陈述的真假是取决于我们的相关信念的。举个例子：梅拉尼娅·特朗普在总统就职典礼上穿的礼服是最时尚的。这个陈述的真假由什么来决定呢？在这件事上，似乎某些人的信念是决定因素。如果没有人认为她的礼服时髦（连时尚达人都不这么认为），那么她的礼服就不时髦。关于时尚的事实，属于哲学家所说的“依赖于判断”（judgement dependent）的事实：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中间比较酷的人）相信某个东西是时髦的，这个东西因此就时髦了起来。因此，严格意义上，关于时尚的陈述不是客观上为真或为假的，因为其真假取决于某些人碰巧持有的关于这件事的信念。这并不是说时尚完全是主观的。如果我要判定紧身牛仔裤不时髦（因为我穿着不舒服），很可惜，这并不能让紧身牛仔裤变得不时髦。也许关于颜色的陈述也类似。我说这个苹果是红的，我可能是错的（也许灯光不太对，让黄苹果显得像红色），是不是人人都有可能犯错?有些哲学家说，“苹果是红的”这个陈述并非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思想，因为颜色不是完全客观的属性，而是有主观的成分。

 

在此有必要指出，没有哲学家会认为针对所有的事物都有客观真理。我之前提过，有两个领域是哲学家还在讨论是不是有真理存在的：道德和美学。你不可杀人，这个陈述是真的吗？帕台农神庙很美，这个陈述是真的吗？一个关系很近的例子是阐释文学文本方式。对于《哈姆雷特》,有没有唯一正确的解读？如果有，那为什么还没有人发现那个正确答案，还有那么多种彼此不相容的解读方法？倒是存在关于《哈姆雷特》的许多事实：关于莎士比亚想要传达什么的事实，关于戏剧中词语字面意思（包括这些词在戏剧创作的年代的意思和在当代的意思——毕竟后来意思发生了许多变化）的事实，关于历世历代的人怎么看待它的事实，等等。问题在于是否有理由认为其中某些事实决定 对《哈姆雷特》的正确解读方式。对于这个文本，同时存在许多不同但同样有根据的解读方式，而我们评判某种解读方式，是基于一系列多少有些主观的标准，难道不是这样吗？比如说，我们想要有意思的解读——希望能听到一些新东西。这些东西并不是完全主观的，有些解读是显然不合理的，不管解读者的看法如何。但是，要说一个文学作品（特别是像《哈姆雷特》这么丰富的作品）只有一种正确的解读方式，这种观点很难站得住脚。

 

电视剧《新闻编辑室》第一季（2012）剧照。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和关于口味的陈述有关。现磨的浓缩咖啡味道比速溶咖啡好，这是客观事实吗？西蓝花很美味，这是客观事实吗？面对这种情况，没有几个哲学家会愿意捍卫客观主义。我喜欢西蓝花而你不喜欢，并不代表我们中有一个人是错的。有人将此解释为，和口味有关的陈述既不真也不假，而只是在表达感觉。也就是说,“西蓝花很美味”的意思和“妙啊，西蓝花!”差不多。还有人提出，这样的陈述里有某种相对真理。 根据这种观点，当我说“西蓝花很美味”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按照我的口味，西蓝花很美味”，所以当我说这话的时候，这个陈述是真的,而你说的时候，这个陈述就是假的（因为按照你的口味，西蓝花一点都不美味）。

 

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关于客观真理的讨论总跟某种教条主义和绝对确定性联系在一起。比方说，在《为相对主义辩护》（Till relativismens frsvar）一书中，（思想史教授）博塞·霍尔姆奎斯特（Bosse Holmqvist）写道，知识、政治和宗教的相似之处是，在这些领域,“拒斥相对主义简直成了一种教条”。霍尔姆奎斯特认为，绝对主义者或客观主义者满足于现状，认为批评是“负面、导致分裂的”（p. 264）。绝对主义者在宣告普遍、永恒的真理的时候，并不考虑其社会和政治后果——他们低估了垄断知识的危害，几乎带上了威权的心态。

 

电影《恐怖直播》（2013）剧照。


2017年4月20日的《今日新闻报》上，修辞学副教授玛丽亚·沃尔拉特—泽德贝格（Maria Wolrath-S derberg）博士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她说，“倡导真理”的后果是加深了不同的绝对确定性之间的分裂。她一边反对相对主义，一边诉诸对“大写的真理”（the Truth with a capital T）的信念，认为确定性只在数学中有，至于社会科学，我们只好接受它们“理解、讨论、批判性评价的问题和真理无关”。类似的观念，也可以在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的批评中见到，据说客观性和绝对确定性有关联，也带着权力的意味：确定的知识并不存在，宣称具有确定 知识的人，只不过是在显示自己的权力。

 

“正因为真理是客观的，我们才无法绝对确定。”

 

但是，这种推论弄反了。我们相信客观真理存在，但并不因此就具备了确定性——实际上，反过来才对：正因为真理是客观的，不取决于我们和我们的观点，我们才无法绝对确定。无论我多有信心，我都有可能出错。这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关键：需要有客观真理存在。前文强调过，我有可能出错，并不等于我不具备知识（如果我是对的，我的理据也很充分，那么我就具备了知识)。但我有可能出错，因此需要谦卑，应该愿意去接受反驳，只要这些反驳确实能构成反对我立场的论证。不过，在纯粹主观的问题上，就没必要那么谦逊了。我觉得西蓝花的味道如何，这我可不会弄错。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绝对确定，而原因恰恰在于，即便有关于这件事的真理，那也是完全主观的。如果像玛丽亚·沃尔拉特—泽德贝格说的那样，社会议题跟真理无关，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没有什么需要我们通过社会辩论来批判性评估的事了。 辩论和批判性评估是为了确定我们是否有充分的理据来相信某个陈述，而这个陈述得是可以为真或为假的。

 

你可能会问，批评真理客观论的人所说的“大写的真理 ”是什么意思？我说地球是圆的，这个陈述为真——这是大写真理意义上的真吗？不得不说我并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也许，他们反对的是存在“普遍、永恒的”真理（借用霍尔姆奎斯特的术语）这个观念。然而，“普遍”“永恒”这样的词，含义也不明确。 地球是圆的，这是普遍永恒的真理吗？可以说它是普遍真理，因为其真实性和说出这个陈述的人是谁没有关系；也可以说它是永恒真理，因为其真实性和这个陈述在什么时候做出没有关系。不管是在中世纪还是在现在，不管是谁说地球是平的，都是错的。我怀疑，他们谈到“大写的真理”时，并不是在讨论真理，而是在讨论确定性。他们以为对客观真理的信念和绝对确定性是一回事，但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这种推论是弄反了。

 

有必要注意，宣称客观真理存在，和宣称作为个体的我们是客观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要客观，我们就要把信念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仔细考虑所有可用的证据并正确评价它们。凭情绪下判断，或是忽视一部分证据，只选择自己想要的证据，那都不是客观。下一章会谈到，要客观往往很不容易。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客观真理不存在。即便每个人在形成信念的时候都主观到无可救药，我们所说的某些陈述也还是会在客观上或为真或为假。

 

因此，客观真理的特点是，它们不取决于任何人对这件事的任何看法。就此而言，绝大部分经验陈述（以及数学和逻辑陈述）是客观上为真或为假的。然而，也有不是完全客观的真理（比如时尚方面的），也许还有只能描述为主观的真理，它们完全取决于某个人的视角（比如口味方面的）。当然，从这里是推不出普遍相对主义的，也就是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取决于视角的观点；那 需要一种不同的推理方法。

 

概念是纯社会建构的吗？ 


我们已经认可，知识是有充分理据的真信念。我们也认可，信念是一种心理状态，具有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的思想内容。这里说的思想内容是什么意思呢？人们通常会说，信念通过其中包含的概念对世界做出了表达。如果我没有“牛”这个概念，我就不能相信我面前的那个动物是一头牛。如果我没有“啤酒”这个概念，我就不能相信啤酒喝光了。这些都属于我们用来给事物分类的普遍概念。有了普遍概念，我就能指着某个事物，应用这个概念了：埃利奥特是只狗，杯子里有啤酒。如果这个事物具有我认为它有的属性，那么我的信念的内容就是真的。 


那么，我们的概念从何而来？我们只能使用现有的这些范畴来分类吗？这不就是靠社会习俗和人类的方式来构建世界的例子吗？我们的概念和我们的语言联系在一起，而语言显然是人的建构。那么，我们怎么能说真理是客观的呢?


这些都关联着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中心观念：既然我们用来描述世界的概念是人的建构，那么就产生了一种视角主义，即认为真理永远是相对于某个既定（而任意武断的）视角的真理。举个例子，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称，拉美西斯二世不可能死于肺结核，因为公元前1223年他死的时候，这种疾病还没有被发现。拉图尔提出，直到后来人们掘出拉美西斯的遗骸，用X光等现代技术手段加以检查，拉美西斯二世死于肺结核才成为一个事实。以我们现有的概念和技术为前提，我们才能把那种细菌带回过去，赋予他的身体一个新的属性：肺结核。尼采显然是这方面的先驱。在尼采看来，世界实际上是一团混乱，表面上的秩序是我们任意武断的习俗和利益带来的。客观真理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加于世界的视角（强者的视角则起决定作用）。我们发明“哺乳动物”之类的概念（分类方式），然后去检查一头骆驼并骄傲地说：“看哪，哺乳动物！”尼采称，这完全是一种拟人（anthropomorphic）的真理，与世界本来的样子无关。真正的艺术家会看透这一切，将自己从一切范畴分类中解放出来，迎接混乱。

 

我们的概念是人的建构吗？这个问题很复杂。在建构什么之前，必须先有概念。因此，在刺激物的作用之下，我们先看到一团无差别的东西，然后再决定去以某种方式加以整理，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哲学巨擘、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1724—1804）主张，所有思想和知识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存在某些基本的概念，能够组织从我们感官传来的信息。比如，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就是一切有认知能力的生物（人类和非人类）都必须有的：从我们感官传来的信息需要根据时间和空间概念来组织。康德认为，由此看来，这些概念不是我们的建构。

 

当然，康德并不认为所有的概念都是必需的。大多数术语和观念是经验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经验得到它们。他的意思只是，如果要有所经验，获得客观知识，就必须先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如何获得和什么时候获得了那些经验概念，属于发展心理学研究的范围。比方说，发展心理学家会研究小孩怎么获得最初的概念，就是那些对小孩来说很重要的范畴（父亲、母亲、食 物）。这些概念让小孩能开始探索世界，以此为基础习得语言。孩子习得语言后，具备的概念就快速增加，认知能力也因此迅速增强。学会语言后，孩子获得了抽象概念，就是与那些不能用手指出来的东西相联系的概念，比如时间和数字。最后，孩子的认知能力会发展到能随意创造新概念的程度。但这个技巧很难获得，也不是我们所有概念的基础。

 

不过，语言是人基于任意武断的习俗建构出来的，对吧？如果语言对我们的概念那么重要，那么我们所认为的现实难道不就是语言的武断创造吗？接受这种假说的人主张，每种语言都创造了自己的概念体系，也就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如果你和我说的语言不一样（特别是在两种语言关系不近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真正了解彼此的，我们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的。结果就产生了 一种语言相对主义,通常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萨丕尔和沃尔夫是两位活跃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学家。沃尔夫主要研究霍皮人的语言，他们的语言和我们熟悉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差别非常大。他得出结论：由于霍皮人的语言描述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完全不同，因此他们看待时间和空间的方式完全不同。萨丕尔的思路也类似。比如他说，不同社会所处的世界是彼此区隔开的，并不是用不同方式描述的同一个世界。

 

现在很少有人赞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原因之一在于支持他们假说的证据很弱。比方说，沃尔夫并没有通过研究霍皮人如何使用语言来学习他们的语言，而只是从书本上了解这门语言而已。因此，他仅仅基于语法等表面上的语言区别，就认为存在世界观方面的重大区别。近几十年来，认知科学家也研究了语言影响思维和世界观的程度。比如埃莉诺·罗施·海德（Eleanor Rosch Heider）在 1972 年测试了“表示颜色的词汇影响人体验颜色的方式”这个假说。 她研究了新几内亚达尼人（Dani）的语言，这种语言里只有两个表示颜色的词：mili指深色，mola指浅而鲜艳的颜色。她的结论是，达尼人和讲英语的人辨别颜色的方式差不多，记住颜色的能力也同样好。后来的研究证明，语言影响思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依据，特别是在抽象概念（时间、空间、因果性等）方面的语言。抽象概念方面的语言差异对思维的影响更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无法通过与周遭环境的直接接触来习得抽象概念。举例说，讲中文普通话的人往往会把时间想象成纵向的（从下到上，例如“上个月”和“下个月”，而不是横向的），讲英语的人就很少这样。然而，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无法理解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花点时间把纵向的时间概念教给讲英语的人，他们是可以像讲中文普通话的人那样思考的。

 

所以说，语言上的差异不至于使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而无法彼此了解。概念比语言的普遍性大得多，即使我们用的术语不同，如果经过解释和理解，差异也不是不能克服。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当然，对事物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方法，但其中一些范畴在解释和预测方面更有效，也因此更具普遍性。日常范畴（母亲、 牛奶、树木、鞋子）和科学范畴（比如元素和基本粒子）都是这 样。有些范畴对解释和预测毫无作用，比如“我星期二买的东西”。从我星期二买的东西里学不到什么，也做不出什么有意思 的预测（“啊哈! X是在一个星期二买的，这就意味着X同时也是......”）。而如果我把一个东西归类为狗，就能马上知道很多事情：它是哺乳动物，它会叫，它吃肉，它可以被人类训练。不可否认这里有实用的成分，因为要考虑到目的，但哪些范畴能服务于那些目的，并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这就联系到了另一个要点。即使我们的概念中有任意武断的成分，即使它们是我们“建构”出来的，也并不代表世界是我们建构出来的。如果没有“哺乳动物”这个概念，我们就没法想到埃利奥特是哺乳动物，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想法是真是假取决于我们自己或者只是个“视角”问题。从前，我们不认为鲸鱼是哺乳动物，我们还以为它们是鱼。而即便“发明”了“哺乳动物”和“鱼类”等概念的是我们，我们那时还是错了。而且，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术语和概念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概念找不到现实对应，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比如燃素说和以太） 和社会中（比如女巫）都有很多。我们在选择术语上有一定的自由度（虽然有些范畴是完全没法用的），但我们没有自由来决定世界上是不是有能和这些术语对应起来的东西。即使接受语言是一种社会建构，也不代表语言所指代的（狗、柠檬、电子、麻疹等等）是社会建构。

 

当然，有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建构，哲学家称之为 “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特点是以人类机构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瑞典球员兹拉坦·伊布拉西莫维奇（Zlatan Ibrahimovic）进球了，我的车上保险了，8.9个瑞典克朗换1美元，如果没有某种人类机构，没有一套规则，上述这些事实都不可能存在。 如果人类从地球上消亡，这类事实就会消失。但并不是所有事实都依赖于人类机构和规则：那东西是狗、柠檬或麻疹，并不以人类机构为前提。社会事实也需要非社会的事实。伊布拉西莫维奇进球，有赖于关于他的身体和足球在空间中运动情况的事实。当然，如果我没有可用的语言，就无法描述这些事实，而语言可能是一种社会建构（尽管只是可能，因为也能设想一种只有一个人说的语言）。当人类从地球上消亡，所有对这些事实的描述都将消失，但事实本身不会。即便没有人类，即便没人有关于它们的知识,，狗、柠檬和麻疹也还是存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确在公元前1223年死于肺结核，即使当时不可能有人知道这件事，因为那个时代没人有“肺结核”这个概念。 某些概念很迷惑人，因为它们不仅和人类机构有关，也和我们的价值观有关。在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出问题——它们是自然范畴，但显然同时沾染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性别的概念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的价值观塑造了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女人的观念，影响了我们给人分类的方式，从而协助维护了有害的结构。对种族的概念是个问题更大的例子：这个概念听起来在科学上是中立的，但实际上缺乏科学依据，也渗透进了很多价值观。近年来，哲学家对这些有问题的概念产生了兴趣，新的观念也扎根了。如果一个概念协助维护了压迫，因而有害，那么哲学家就应该对它加以评判，提出去除了那些有害价值观的更新、更好的概念。


电影《聚焦》（2015）剧照。

 

后现代思潮与视角主义

 

知识是权力问题，有权力者的视角占支配地位，这样的观念背后是有可资利用的洞见的。世界非常复杂，所有关于世界的描述都会漏掉一些东西，而什么被排除在外往往跟权力有关。历史研究就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k Gustaf Geijer）曾说，瑞典的历史是君王的历史,也就是说，推动历史发展的是强有力的领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著作就是这么描述历史的，但渐渐地，这种角度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多。只关注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会将复杂的因果关系简单化，忽略其他重要的视角。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我们常说要强调“人民”的视角。农奴、工人、农民的经历是怎样的？很快，“人民”就不仅包括男性白人，也包括了不同种族的人，还有女人、儿童、跨性别者、身心障碍者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视角的讨论是有意义的。当然，不是说这个意义只在于引入不同的视角而跟历史的真相无关。恰恰相反，强调有许多不同的视角，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了解奴仆、女人、儿童等等所经历的，了解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不管出现多少种视角，世界的样子都不会改变。

 

女权主义认识论也强调，要认真对待女人的知识。这不仅仅是说男人往往忽视历史上女人的经历，只关注男人，特别是有权有势的男人。问题还在于，男人往往忽视女人的知识，比方说她们关于不同形式的压迫的知识。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认识论有了突破，如今已是有许多关注方向的主要研究领域了。一个颇有影响力的方向关注知识的社会维度，强调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影响这个人的知识和获得知识的方式。比如，有批评者认为，传统上男性主导的认识论过于以个人为中心，不够关注需要协作的知识。

 

“你质疑对客观性和真理的信念时，也就动摇了对充分根据和理由的信念。”

 

后现代思潮凸显了不同视角的重要性，很难知道这带来了多少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我认为，后现代思潮在一些方面造成了损害，特别是在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些领域），但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就很难确定了。最大的危险很可能并不是人们都接受了后现代主义，开始质疑客观现实这个观念，而在于强调不同视角的做法让我们更难用“这是假的!”这么一句话来对付宣传和虚假信息。如哲学家蒂莫西·威廉森所言，后现代思想经常被倾向于宽容的人采纳。他们生怕冒犯别人，认为将信念分为真的和假的是不宽容的。问题是，这往往成为特朗普之类煽动者的烟幕。如果一切都是视角问题，那么特朗普的视角又有什么错呢？在《纽约时报》哲学专栏《石头》（The Stone）上的一篇文章中，文学学者凯西·威廉斯（Casey Williams）尝试分析这个问题。他指出，近几十年来，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后现代思想家宣称事实和真理都是社会建构，主张不存在客观知识。这些思想家会如何回应特朗普呢？威廉斯主张，他们回应的方法不是回归对客观性和真理的信念，而是强调即便事实是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所有创造出来的事实都平等。这种批判性方法可以用来质疑特朗普 那个版本的现实：“我们可以问的，不是一个陈述是真还是假，而是这个陈述如何做出、为何做出，以及如果人们感到它是真的，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留意知识如何被创造出来、如何被使用，有助于让特朗普这样的领袖对自己说的话负责。”无论是从哲学还是策略的角度，这个想法都很奇怪。所有的事实都是社会建构，但其中一些比另一些“更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知道特朗普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关于移民、失业和犯罪数据的言论（比方说为了迎合支持者）没什么坏处，但关键是要揭示他的那些陈述没有依据，是假的。你质疑对客观性和真理的信念时，也就动摇了对充分根据和理由的信念，也就无从回应煽动者做出的陈述。

 

电影《真相》（2015）剧照。


显然，后现代的方法也会为心怀私利的人所用，他们动摇对知识和真理的信念有自己的目的。有人说，俄罗斯的宣传有时就会使用“不同视角”这种西方式的修辞。有理由相信，极右翼也利用了这些观念。美国极右翼的代表之一迈克·瑟诺维奇（Mike Cernovich）的访谈提供了一个特别糟糕的例子。他经营着“瑟诺维奇传媒”（Cernovich Media），在社交媒体上大量推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和另类“事实”。他的博客一开始是教人们如何向女人搭讪的，博客的名称“危险与游戏”受尼采的一句话（真正的男人想要最危险的玩具，也就是女人）启发。渐渐地，这个博客成了政治博客，在2016年的时候对希拉里·克林顿大 加攻击。瑟诺维奇散布的虚假理论之一是希拉里已罹患晚期帕金森病。他也在幕后推动了2016大选年最耸人听闻的假新闻之一：希拉里是一个恋童癖团伙的领袖，该团伙对儿童实行性剥削。他的目的是避免主流媒体的“叙事”，宣扬另一种世界观：男人被女权主义者压迫，移民正在摧毁美国。在访谈中，瑟诺维奇考虑了主流媒体说谎的可能性，然后接着说:“在有推特之前，你怎么能知道呢？你看，我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后现代理论。如果一切都是叙事，那么我们就需要主流叙事之外的替代选择。”

 

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哲学，在此我想指出，后现代主义从来都不是哲学的主流。不同地方的情况不一样，但从全球的角度来说，只有一小群哲学家专门研究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比较重要的后现代思想家，绝大部分哲学家并不关注它们。哲学这门学科的主流是分析哲学，以及其中一系列（不断拓展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比如语言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等等。后现代主义对学术界的影响力主要在哲学之外的学科。后现代思维方式虽然在哲学中比较边缘，但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非常有影响力。未受过哲学训练的学者虽然没有真正理解和评价这些理论所需的工具，却欣然接受激进的哲学理论，这在我这个做哲学的人看来很奇怪。对于自己不是专家的学科采取谨慎态度，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很有可能，他们采用后现代的思维方式，是因为这样似乎可以在很多方面摆脱束缚，但这并不是信奉一个理论的充分理由。

 

原作者 | [瑞典]奥萨·维克福什

摘编 | 青青子

编辑｜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