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好感和兴趣较少的中国人叫他“花瓶”，把他比作一件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嘲笑他的烦文虚饰。晚年的江泽民被青年拥趸戏称为“蛤蛤”。但是，江泽民意料之外的上位和他与众不同的个性让其他人低估了他。在作为中共总书记的13年内，他成长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政客，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
江泽民领导了邓小平时代开启的资本主义转型，这可以说是他的标志性成就之一。他还积聚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力，在正式退休之后很多年，其影响力仍然不减。在选拔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过程中，他在幕后有极大的发言权。
“有种观念认为他就是一个小丑，这种想法潜移默化地进入了对他这个人的描述，”1991到1995年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J. Stapleton Roy)说。“我始终觉得很荒唐。他很清楚如何在中国高层的政治丛林中穿行，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2013年7月会晤美国前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时，江泽民称习近平是个“能干”的领导人。然而，在骤然跻身中共权力顶峰之后最初的几年，江泽民本人始终无法摆脱犹疑不决和易被攻击的困扰。
起初，他试图安抚崛起的保守派，这一派反对中国试探性地转向市场经济。但最终，他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即使在邓小平健康状况和权力都开始衰落之后，也坚持了这个方向。
江泽民时期，中国成为一个制造大国，也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对手。
他执政期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大起大落，特别是在最初几年，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但回头来看，江泽民可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不像他的几位前任，他似乎认定，中国若与美国为敌，将不能长久繁荣。
“他始终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关系，我认为他在推动两国关系中还冒过一些风险，”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问题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K·约翰逊说。“他知道怎样根据需要随时打开或关上反美的开关。”江泽民执政时期，约翰逊是一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
1999年，南斯拉夫解体期间，美国导弹袭击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致三名中国记者死亡。克林顿政府解释那是误炸，江泽民拒绝接受那个说法。
2001年，中美再次对抗。他要求美国为中国战机与美国螺旋桨式侦察机相撞一事承担全部责任。那次碰撞导致一名中国飞行员死亡，美国飞机在海南迫降，飞行员被捕。
但江泽民执政时期也是中国拥抱全球化的黄金时期，这并非偶然。经过数年艰苦谈判（主要是中美之间），中国在2001年末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且，他还改造了中共的理念，让一个植根于工农阶级的政治运动现代化，使其变得欢迎和吸收知识分子与新兴商业精英。
中国和外界的批评者说，这些做法不过是政治上的见风使舵。不错，江泽民倾向市场的态度与他对异见的不容忍是相融为一的。1999年4月，法轮功成员在中南海聚众抗议，江泽民下令大规模抓人，为后来的多次政治迫害开出了先例，也成为日后一个更为强大的安保国家的开端。
“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根据罗伯特·劳伦斯·库恩2005年出版的江泽民传记，他曾大声质问：“我们的公安部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从混乱中崛起
江泽民首先被人们记住的，永远会是1989年被党内大佬从默默无闻中提拔起来的那段经历。当时，中共做好了准备，将派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他的地位迅速提升至中共权力顶峰，这让很多人相信，他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可能也不会长久，不会有什么出众之处。就连江泽民本人也这么想。
2000年在《60分钟》节目上，他告诉麦克·华莱士：“我完全无意领导整个国家。我曾希望一个更有能力的候选人会担任这份工作。”
邓小平和其他几位中共元老打破党的既有规则，罢黜了总书记赵紫阳。赵曾反对下令军队镇压学生，他的余生在软禁中度过，2005年逝世。
邓小平在上海物色接替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那里控制住了学生示威活动，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据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回忆，1989年5月的一次会上，邓小平说：“江泽民这个人有想法，有能力，也有魅力。”
江泽民（他的名字有惠泽人民的意思）于1926年8月17日出生在扬州。那是一座长江边的古城，位于上海的西北面。
他的父亲江世俊曾是一家电气公司的会计，后来成为一个渡轮公司的经理。他的母亲吴月清出身农民家庭。他的两位叔父参加了反抗国民党政府的共产主义运动，1939年其中一位叔父遇袭身亡后，年幼的江泽民被过继到他家成为嗣子。
江泽民于1946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在那里读电气工程专业，并学了英语。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由美国人投资创办的公司作技术员，公司的产品包括美女牌棒冰及其他一些冷饮。1949年中共掌权后，工厂在江泽民的协助下被共产党接管，并将产品更名为“光明牌”。这项成绩引起了党内人物汪道涵的注意，此人后来一直是江泽民的支持者。
江泽民一直到晚年都喜欢唱英文歌，缅怀自己放眼世界的青春岁月，其中包括出自1936年好莱坞电影《丛林公主》(The Jungle Princess)的《月光与影子》(Moonlight and Shadows)。
1951年，江泽民与同为扬州人的王冶坪结婚，两人育有二子：江绵恒和江绵康，前者后来成为一名电气工程师、企业高管和科技大学校长；后者也是从工程师转行的商人和政府官员。
江泽民在工业系统内逐步升迁，1950年代曾在莫斯科的斯大林汽车厂工作，还作为外交人员在罗马尼亚待过一年，他在那里学会了一些日后会唱给来访宾客听的民谣。
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江泽民被提拔到一个外国投资和贸易委员会，参与创建广东和福建的经济特区。这段经历让他初次领略市场改革会遇到的政治和官僚障碍。他在1985年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让他在沿海地区刚刚出现的商业繁荣之中获得了人脉。
江泽民于1987年被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继而进入中共领导机构政治局。两年后学生抗议活动震动全国之时，上海成功地避免了流血。
学者杜林(Bruce Gilley)在1998年出版的江泽民传记《悬崖上的老虎》(Tiger on the Brink)中说，江泽民的忠诚，加之与北京的暴力局面保持了一定距离，让他占据了很大优势。然而他的地位在一开始并不明朗，有人觉得在确定正式的领导人选之前，他只是一个临时的角色。
倾向资本主义
缺乏政治后台的江在1989年后偏向了保守派。他对异见人士采取强硬立场，认为稳定是国家的头等大事，甚至可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相提并论。他支持加强党对经济生活的控制。
“江泽民刚上台的时候没有自己的势力，需要倚仗老同志，”著有一部改革年代中国政治史的北京史学家杨继绳说。“老同志也是分两派的，江泽民两边都想讨好，但最后得罪了邓小平。”
年事已高但仍掌握着权力的邓小平越来越担心，自己的经济自由化成就会毁于一场意识形态运动，他在1992年前往南方沿海的经济改革发源地巡视，公开表达了对江的不满，认为中国的改革步伐太过缓慢。
江泽民“曾说过，1992年是他人生最艰难的一年”，他的传记作者库恩在一次采访中说。
江泽民听懂了老领导那里传来的需要做出改变的呼声，开始全面拥抱国家资本主义。朱熔基是他之后的上海市长，也是一位经济领域的改革家，那之前几个月被调到北京以辅助江泽民。在先后担任副总理和总理的过程中，朱镕基成了邓小平的市场自由化运动先锋。
江泽民向外国投资者示好，在其领导人居住地中南海接待了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他鼓励建立大型中外合资企业，从而帮助将中国变成了制药、电脑、汽车等领域的全球主要生产基地。他向中国东海岸城市做出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巨额国家投资，特别是他的政治权力基地上海，创造了一个第一世界大都会，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
随着权力变得越来越巩固，他试图用一种无羁无束的方式推销中国的制度，以及他自己，而他的继任者们对此相当反感 。当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访华时，江主席放弃了一贯的谨慎小心，在中国电视上直播了联合新闻发布会。两国领导人当时就人权和西藏问题展开舌战。
“你可以看到，他不想被认为是一个陈腐的列宁主义领导人，谨慎地去照本宣科，”当年曾和克林顿总统同行的记者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说。“他希望中国从封闭孤立中走出来。”谢尔现在是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任。
江泽民和朱镕基克服了党内强硬派激烈的反对意见，让中国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从而拓宽了该国进入全球市场的道路，并在原则上确保外国企业能够更顺畅地走进中国市场。这或许是中国奋力走上国际舞台的漫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
此后，中国的经济起飞，该国产生了第一批百万富豪，然后是亿万富豪。朱镕基拥有江泽民所缺少的经济嗅觉，正是他浇灭了九十年代经济无理性发展的大火。
“他乐于让朱镕基做那些费力麻烦的工作，但他也向朱镕基提供了支持，”前任大使罗伊说。
对共产党来说，繁荣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如何在日益提升的财富和不平等之间找到新的意识形态立足点。江泽民对此的回应是他最重要的政治成就之一，即“三个代表”理论。
这一思想理论呼吁，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也代表曾被视为压迫者的阶级：富有的企业家和资产阶级。主要的共产党理论家认为，江泽民的计划是一个冒险的尝试，旨在消除新兴阶级对一党统治的潜在反对，这一阶级拥有催生政治不稳定的金钱和力量。
“将民营企业家纳入党的决定是一件大事，他为此承受了巨大非议，”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约翰逊说，“江泽民认为，他们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阶层，可以把他们请到帐篷里，也可以看着他们在帐篷外闹事。”
江泽民和朱镕基所倡导的那种野性资本主义在让无数人摆脱贫困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培养了官僚腐败和裙带主义的文化。
“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那种腐败也是可以接受的态度的肇始，习近平现在要打击的就是这个，”波士顿大学教授、研究中国领导政治的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说。
发挥影响力
到江泽民2002年从党的领导层卸任、2003年卸任国家主席时，他的影响力和自我已经大幅膨胀，以至于不愿离开政治舞台。（他的继任者胡锦涛早已被邓小平指定。）
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负责领导解放军，直到2004年，此后还不断在升迁事宜中扮演后台角色。党内人士表示，江泽民动用影响力，帮助塑造了习近平2012年11月成为党的领导人时继承的领导阵容。
2015年8月，党的旗舰报刊“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异常直白的警告，称退休后的领导人应该远离政治，就像在客人离开之后“人走茶凉”。这一说法挑起了人们对于习近平不满江泽民在幕后活动的传言，但二人在此后不久便在一次阅兵活动中与前主席胡锦涛一起出现在台上。
但在过去几年，江泽民和他那个有时被称为“上海帮“的小圈子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在上个月的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任命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这七位拥有中国最高权力的男性全部是忠于他的人，与前任江泽民以及胡锦涛关系密切的官员都未能留任。
“江泽民下台后继续施加影响，但是这一点也损害了他的声誉。”北京历史学家杨继绳说，“他这样做是因为他习惯于运用权力，也因为在他周围，有一圈人依靠他，吹捧他，让他认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
但风烛残年的江泽民出乎意料地被中国年轻一代奉为网络民间英雄。他们嘲笑他的言谈举止，称他长得像一只蛤蟆，同时也在俏皮地称赞他相比继任者要宽容一些。他们回忆起2000年他用英语斥责香港记者：“Too simple, sometimes naïve.（太简单，有时太天真。）”
2000年接受电视节目《60分钟》采访时，江泽民自信地微笑着，眼睛被巨大的方形眼镜遮住，背诵了葛底斯堡演说的开篇部分，那是他在学生时代学习过的。华莱士问他，有些人说他“绵里藏针”，是一个内在强硬的男人，江泽民表示否认，不过也稍稍卖弄了一下。
“人们曾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 “我不敢和他相比。”
不过他补充说：“我这个人的性格还是比较果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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