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强拆十字架运动在扩大反对人群

 

以2014年2月27日的杭州余杭区黄湖镇黄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始，迄今一年半时间，浙江省已经强拆、偷拆乃至烧毁了至少一千五百多座教堂的十字架。浙江的拆十字架风潮以及对守护教堂、十字架的教会信徒约谈、传唤、殴打，已成为震惊海内外的侵犯信仰自由的野蛮宗教迫害。 对十字架强拆的名目是2013年11月浙江省政府推行的“三改一拆”政绩工程，“三改一拆”即指自2013年至2015年在浙江全省推行的“改造”旧住宅区、旧厂区、旧城中村和拆除违章建筑。拆除十字架的风潮就被划入了“三改一拆”的名目，由政府开出的的书面拆除通知名义上是“拆除违章建筑”，并无“十字架”字样，但事实是真正的违章建筑没拆，而是就拆十字架，而且发出“不拆十字架就拆教堂”的威胁。 把十字架列为违章建筑拆除之荒谬，可为天下奇闻。更为荒谬的是，招致国际舆论哗然的温州市永嘉三江教堂被强拆事件，这个教堂原设计规模并不庞大，在政府的鼓励下才建设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在一年前被政府评价为温州市样板工程，一年后在拆十字架风潮中就成为政府口中的“违章建筑”而被拆毁，可见“违章”只是借口，实质是典型的“宗教问题”非宗教化处理手法。 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没有经任何法律程序下，官方动用包括武警、特警、城管在内的强力手段，肆无忌惮的拆毁十字架。在事件引发公众强烈关注和抗议下，官方索性扯下拆除违章的遮羞布，在7月10日颁布《浙江省宗教建筑条例》，规定十字架不能立在顶上，只能贴在墙上，等于宣告目前所有的教堂十字架建筑均为非法，面临被拆毁的命运。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用官方的话说就是“宗教无小事”，这一轮针对教堂的强拆风潮很难视之为只是浙江的地方行为，而是在“国家安全战略”下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强思想控制的重要内容。 1949年中共建政后，各种宗教均遭到政府大幅打压，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政府调整了宗教政策，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迅猛，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基督徒至少已超过1亿人，而共产党员才8500万，基督徒人口比共产党员还多。有研究显示，倘若按目前的势头增长，中国将在10-20年间成为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这对列宁主义体系政党的政权稳定来说是严重的威胁。在中国政府的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里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宗教渗透的方式更加多样、范围更加广泛、手段更加隐蔽，公开与秘密 并举，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欺骗性……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态势愈演愈烈”。 去年纽约时报在《倒塌的基督教堂和当代中国政教冲突》里报道说，《纽约时报》查阅到的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清晰地显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众影响的战略的一部分。长达九页的浙江省政策声明中称，政府的目标是管理“场所过多”、“过热”的宗教活动。官员们辩称，教堂违反了规划，然而省里的政策文件表明，这一理由是策略性的幌子。这份名为《“三改一拆”涉及宗教违法建筑处置工作实施方案》的文件称，该政策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所以官方应该以严格实施建筑条例为理由，谨慎地采取行动。“要讲究策略、注意方法，”文件表示，并且敦促各级官员把重点放在“非法建筑”的概念上。“要从法律法规去查处，防止授人以柄。” 这份文件明确地显示了浙江拆十字架运动的实质。近年来，官方严打意识形态领域，防止“颜色革命”的风暴越刮越猛。在遏制公开传播西方价值观的逻辑下，把宗教视为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工具，因而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与控制。在此背景下，才有了浙江如此大规模具有特定针对性的拆十字架运动。 人类历史经验表明，世俗政权对信仰群体的打压乃至迫害很难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相反的是，信仰的受难赋予了信徒强烈的道义感，为维护最起码的信仰权利，必然从单一的精神追求逐渐介入到对世俗社会政权的抵制、反对、不服从行动，反而成为政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浙江拆十字架运动里，不但信徒为了阻止政府强拆教堂十字架而与拆迁人员爆发冲突，而一向与政府合作的官方性质的宗教机构“三自教会”也开始公开反对官方的宗教政策。7月5日，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及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公开声明，明确要求停止十字架的强拆行动，明确指出此属违宪行为，公然践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7月28日天主教温州教区全体神职人员就此次强拆十字架事件向全国同胞和基督徒发布“呐喊吧！不要再沉默了！”的公开信。 权力对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践踏，使原来并不挑战现行政权的基督徒群体的心理角色发生了微妙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促使一个庞大的群体开始关注公共议题，乃至从要求信仰自由到自觉追求政治自由尚待观察。可以确定的是，体制的极端控制社会手段在使反对人群扩大，社会转型临界点已在加速化。 如此，官方真的应检讨这种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拆十字架运动是不是能实现自己的初衷？或者是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