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特朗普的那些贸易战吗？事实上，特朗普征收的许多关税依然存在——我猜与其说拜登认为这些关税合理，不如说他不认为给共和党人借口来指责他的政府对中国态度软弱是个好主意。但无论如何，贸易问题的重要性目前正被从通货膨胀到乌克兰战争的一切所掩盖。
然而，在不知不觉中，一些特朗普想实现但未能实现的事情——比如让制造业回归美国——可能在他继任者的领导下真正发生了。彭博新闻社在最近对首席执行官业务陈述的总结中发现，在岸、回流、近岸等行话大量增多，这都是企业计划在美国（或可能在周边邻国）而非亚洲生产的迹象。
还有大量新闻报道以一些不太可靠的数据为依据，认为企业确实正在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建造新的生产设施。
因此，我们可能在见证全球化出现部分倒退的早期迹象。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这个话题以后再谈。现在，让我们谈谈这种情况为何会发生。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就算我们在未来几年看到全球贸易出现下降，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大家普遍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小，国际之间相互依赖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事实上，在“一战”前夕，全球经济就曾出现过意料之外的融合。在《<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到了一段他声称于1914年8月终结的“非同寻常的插曲”——在那段时期，“伦敦居民可以躺在床上喝着早茶，打电话下订单，放心地等着他在这世界上想要获得的一切商品被早早地送到家门口。”
而在“一战”后，初代全球化的确出现了倒退。以下是1913年之后既定年份中全球贸易总额（出口加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估算：
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贸易占比大幅下降。复苏花了很长时间：直到1980年，贸易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并不比爱德华时代高多少。
然而，那之后贸易的确出现空前的增长，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超全球化”。这正是我的同事汤姆·弗里德曼在2005年首次出版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中所描述的时代；那时候许多人都相信，这样的贸易激增会永远持续下去。
但实际上，超全球化在2008年左右就已经停滞；14年来，国际贸易在全球经济所占份额的增长曲线或多或少也是平的。有三个因素能佐证全球化在未来几年实际会倒退，虽然程度上可能不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间。
首先也是最良性的因素，就是机器人的崛起——我指的是广泛意义上节省劳力的技术。人们通常以为，交通技术的进步必然意味着贸易的增加。但只有在交通技术进步比生产技术进步更快的情况下，这一假设才能成立。几年前我就此问题创作了一个小小的模型，以下是归谬法的论点：假使我们都得到了《星际迷航》中的复制机——也就是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复制一切物品的机器。如果你只用说一句“茶，格雷伯爵茶，热的”就能变出一只热气腾腾的茶杯，那你也就无需从斯里兰卡进口这些东西了。
当然，正在考虑生产回流的企业往往会指出，在某些情况下，现代技术允许企业用相对较少的工人进行生产，此时外包给低薪国家生产节省的成本微乎其微，而在距离本国更近的地方生产的物流优势就更大了。
全球化衰退的第二个不那么良性的因素，是人们愈发意识到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尤其危险的，是让自己在经济上依赖威权主义国家，你们的经济联系可会因为某场权力斗争或仅仅是独裁者阴晴不定的倾向被突然切断。欧洲现在意识到，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中国至少眼下还没有使出经济勒索的手段，但俄罗斯的先例和习近平在新冠封锁中的独断专行都让企业对依赖中国供应商感到新的不安。
顺便说一句，作为现代全球贸易体系的奠基文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明确给予了各国采取“其认为对保护其基本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任何行动”的权利。虽然这一权利有时会被滥用——例如特朗普荒谬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铝矿征收关税——但鉴于近来发生的事件，很难否认如《芯片与科技法案》这种政策的必要性，这一最近颁布的法案将对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生产进行补贴。
最后，我们得承认：既然我们终于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作为了，美国引入的一些政策在实践上怎么都会带点贸易保护主义的色彩。电动汽车的购置税新优惠将仅适用于在北美组装的汽车，就是个明显案例。
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政治——哪怕在我看来是为善的政治，归根结底也是政治。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一些民众仍对气候变化的事实不置可否。但为了推销这一理念，民主党必须将其描绘为能够创造就业的项目，这意味着得包含《购买美国产品法》的条款。
这些条款是否违反了现有的贸易协定？有可能。但现实就是，抠贸易协定字眼的意义不如拯救地球来得重要。如果这就是解决碳排放问题的必要条件，那就去做吧。
然后再回到我最初的主题：全球化看起来确实有可能要出现一些倒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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