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新学院(New School)的哲学教授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了一本小书，名叫《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这本书所引发的巨大争议，超过了她之前以及之后的任何一本书。就像批评家欧文·豪(Irving Howe)说的那样，这本书在上西区的知识分子中挑起了“一场内战”，引发了恶毒的争论，毁掉了一生的友谊。它卖出了10万多本，重塑了人们对大屠杀、种族灭绝和罪恶之谜的思考方式。
人们把这场不断升级的争论简称为“论战”。这场论战如今已几乎被人遗忘了，它所引起的强烈怨恨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一部关于这个事件的新电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周三（指5月29日——编注）在电影论坛(Film Forum)放映，重新激活了那些辩论和那个时代。
本片导演玛格丽特·冯·特罗塔(Margarethe von Trotta)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十年前一个朋友建议她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她有点犹疑。“我的第一反应是，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她在巴黎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回忆道。
她和美国编剧帕梅拉·卡茨(Pamela Katz)写了一个情节大纲，覆盖了阿伦特的一生，但是它太长了，太分散了。因此她们决定把重点集中在艾希曼事件上。“对电影制作人来说，有一个冲突事件比只有抽象的概念，要好一些，”冯·特罗塔说。
1960年5月，“二战”快结束时逃往阿根廷而存活下来的最后一位纳粹头目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摩萨德的特工们绑架后送往耶路撒冷，因反人类罪接受审判。
阿伦特是德国犹太难民，也是著名的学术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的作者。她提出要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报道这次审判（她的书最初是一篇由5部分组成的文章）。
她提出了两个极有争议的观点。第一个是，艾希曼作为纳粹党卫军的高级军官，不是像以色列检察官指控的那样，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蓄意组织者，而只是机械执行命令的普通官员；阿伦特说他只是“时代旋风中的一片叶子”，说他“不是恶魔”，而只是“一个小丑”。那本书被广为引用的副标题“平庸的恶”也由此而来。
阿伦特的第二个观点是德国和波兰的“犹太委员会”与纳粹串通一气大规模谋杀自己人。他们帮助纳粹集合受害人，没收他们的财产，把他们送上通往死亡的列车。阿伦特写道，如果没有这些犹太领导人，“会出现骚乱和很多痛苦，但是受害者的总人数很难达到450万至600万”。她补充说，“对犹太人来说，犹太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整个黑暗的故事里最黑暗的一章。”
因为这些观点，阿伦特被嘲弄为一个憎恨本族人的犹太人。反诽谤联盟发出信件，敦促拉比们在赎罪日谴责她。犹太团体付钱让研究者们仔细找出她书中的错误。她的一些最亲近的朋友从此以后很多年，甚至一辈子，都没再跟她说过话。
那时候，以色列刚成立15年：它幼小、脆弱、贫穷。当时的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为了给羽翼未丰的新国家寻求支持，为了让人们接受大屠杀的教训，大肆宣传艾希曼的审判，那是第一批全球媒体事件之一。当时在美国，随着黑名单和配额的消失，犹太专业人才，特别是学术界的专业人才，刚刚得到应有的尊重。而这时伟大的学者汉娜·阿伦特却轻视他们的伟大复兴，宣扬他们的丑事。
对阿伦特的某些攻击过于偏激，比如说她同情艾希曼或者说她认为犹太受害者比纳粹杀手更像魔鬼。不过阿伦特的某些观点也同样偏激，尤其是她对艾希曼的描绘。她的“平庸的恶”的论点基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艾希曼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作恶，他甚至不带有反犹太主义的恶意。而实际上，很多证据表明艾希曼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些证据有些是当时就为人所知的，有些是之后才被发现的。
1957年在阿根廷，一个名叫威廉·扎森(Willem Sassen)的前纳粹党卫军军官详细采访了艾希曼。采访的录音带几年前才被发现，艾希曼在其中吹嘘自己帮助起草了传达“屠杀方案”(Final Solution)的信件，还说有几次同事请求他释放一个受到优待的犹太人，他拒绝了。
“我不断点燃人们仇恨的火焰，”他说，“我不只是接受命令。如果我是那样的，那我就是低能儿。而实际上我是个理想主义者。”
大卫·切萨拉尼(David Cesarani)在2004年的传记《成为艾希曼》(Becoming Eichmann)中披露了艾希曼在1937年讲过的一段话，这位理想主义者明显“被一种幻觉控制着，认为犹太人阴谋对抗德国”，认为他们是应该被毁灭的敌人。
艾希曼在战争快结束时对同伴说：“我将高兴地跳进坟墓，因为我知道德意志帝国的500万个敌人已经像牲口那样被杀死了。”审判时，这句话被一再强调。阿伦特在书中说他只是在“吹嘘”，对此豪的评论是“官僚主义机器中一个平凡的齿轮是不会说这种吹嘘的话的”。
杰出的以色列记者阿莫斯·埃隆(Amos Elon)总的来说是支持阿伦特的，不过他在介绍她的书的平装版时说，阿伦特“习惯于依据不确凿的证据得出绝对的结论”。
艾希曼是平庸的——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不确凿的证据，就是他在证人席上充满陈词滥调的证词。“语言能力的缺失与他思考能力的缺失紧密相关，也就是说，他不能从别人的角度思考，”她写道。他说他只是不假思索地在做自己的工作，阿伦特相信了他。
甚至连阿伦特的朋友们也提到了她的自命不凡。这一次，她对艾希曼糟糕语言的鄙视蒙蔽了她，使她没有看到其他人都看到的明显事实：为了保命他在撒谎。
阿伦特看错了艾希曼，但是她无意中触碰到了一个更大的命题，那就是普通人是如何成为残酷的杀手。战后年轻一代的德国人受到阿伦特的书启发，开始对抗自己的父母，因为在战争期间他们的父母也许没有亲手杀死犹太人，但是他们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却没有伸出援手。
在美国，抗议者援引“平庸的恶”来指责那些表面上正派、顾家的男人，他们往北越南丢炸弹，或者坐在核弹发射井里，随时准备按下按钮。抗议者说他们就是阿伦特所说的“办公桌边的谋杀者”，只不过是冷战版的。
冯·特罗塔以拍摄特立独行的坚强女性而成就了一番事业，这些女性有时会孤立于周围所有的人。《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讲述的是一个共产主义反对派，她与党内所有派别的观点都不一致。《灵视》(Vision)讲述的是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她是12世纪的一个神秘主义修女，她创作的音乐超越了任何时代（这两个人物以及阿伦特，都是由芭芭拉·苏科娃[Barbara Sukowa]扮演的，她在新电影中看起来真的像是陷入深思的哲学家）。
“我与这些女人是一样的，”冯·特罗塔说，“也许是因为我从小都没有国籍。”
（她母亲来自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在革命爆发后逃往柏林定居，玛格丽特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不过按照德国法律，她不具有公民身份。）
“汉娜也差不多是一样，”她继续说道，“纳粹上台后，她离开了德国。在法国她因为是德国人而入狱。她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家，直到来到美国。然后人们对艾希曼一书的攻击感觉像是对她的第三次流放。”
“我不是个传教士，”她补充说，“我拍电影不是要传达什么理念。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但是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该独立思考，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汉娜说这是‘不受束缚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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