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约全书】Holy Bible, Chinese Union Version (GB), Textfile 20010201.

不仅普京需要中国,俄罗斯也同样需要中国输血殖民

  CHARLES DESMARAIS 在 本周的 北京之行 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与习近平和中国高级官员会晤,再次明确展现俄中两国目前的亲密关系。 然而,许多西方人还是 愿意相信 ,他们之间的联盟不过是一种错乱,是普京情绪化的反美主义和他对乌克兰的不良执念所驱动的。 这种想法认...

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

六四事件 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

六四事件,又称八九民运八九学运,广义上指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悼念胡耀邦活动为导火索、由中国大陆高校学生在北京市天安门广场发起、持续近两个月的全境示威运动[8][9][10]。狭义上指六四清场,即1989年6月3日晚间至6月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人民警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对示威集会进行的武力清场行动[11][12][13][14]

六四天安门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冷战的一部分
Události na náměstí Tian an men, Čína 1989, foto Jiří Tondl.jpg
Chinese tanks in Beijing, July 1989.png
Beijing june 1989 Zhongguancun street.jpg
蒲志强19890510.jpg
声援六四学生运动的横幅.jpg
从上到下,从左往右分别是;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游行的学生队伍;美国大使馆前拍摄到的中共坦克;中关村大街上被接防部队焚烧的车辆;以身体作文宣的学生领袖,浦志强以及上海时装店前声援学生的横幅
日期1989年4月15日-1989年6月4日(51天,1个月2周又6天)
地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含北京市在内的四百余个城市)
起因
目标七项要求(解决党和国家的贪腐问题、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追求社会平等、推动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
方法绝食静坐占领广场、设置路障
结果中国民主化不进反退,改革开放受到波及短暂停滞
冲突方
领导人物

强硬派

自由派

伤亡
死亡
受伤
逮捕
  • 大约1,103名-1,602名

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爆发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等人在中国大陆推动的后期政治体制改革失败,赵紫阳鲍彤等中共温和派高层事后被撤职,而胡耀邦已在八六学潮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于是1980年代被不同程度推动的自由化改革也就此停止,此后官方只批准了很少数量的游行活动[15][16][17][18][19][20]。六四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欧美等西方国家对该事件的处理表示谴责甚至进行制裁,苏东国家看法不一但未做过多反应,而亚非拉等地发展中国家对此表示同情或者支持[21][22]

六四事件的后果除了造成政治环境大幅度收紧,经济方面的影响也直接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放缓,直至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23][24][25][26]。不过,由于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做出退休的决定,故其任内推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延续下来,此后完成了三任政权的和平更替,直至习近平2018年修宪后被废除[27][28]

名称释义

六四事件
汉语六四事件
字面意思六月四日发生的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使用的名称
繁体字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简化字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
汉语别称㈡
繁体字八九民運
简化字八九民运
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维园六四21周年烛光晚会所摆设的标志

历史名称

广义上,“六四事件”或“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指1989年4月起于北京市并波及中国大陆全境的抗议活动,其导火索是胡耀邦逝世以及随后民众悼念胡耀邦的活动[9]。更准确的称呼应为“八九民运”或“八九学运”等。事件的命名依据,一方面是要和过去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重要活动有一致的命名习惯,包括1919年的五四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等。有时候会直接简称“六四”,亦有人使用“六四运动”描述整起示威活动。与海外只集中在特写6月3日晚上清场的态度不同,在中国大陆境内使用“六四”这个词提及的范围与考虑的广度较大[29],指整个广义的“八九民运”。

狭义上,“六四事件”得名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天安门广场、要求抗议群众撤离的具体日期(尽管军队在6月4日日前一天──6月3日晚上便已经开始执行清场任务),即“六四清场”。中国大陆以外的中文地区也将清场事件称作“六四镇压”或“六四屠杀”[30]

官方称法

自198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用数个不同的名称指称六四事件,并被怀疑疑似借由修改事件称呼的方式,逐渐降低事件对往后社会大众的影响[31]。在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发表后,中国政府将其定性为“动乱”,后于6月3日升级为“反革命暴乱”[32]。事件结束后以“六四风波”指称。后来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和胡锦涛主政时期,政府将当时的冲突改成更为中立的名称,也就是今日持续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33][34]或“1989年政治风波”[35][36][37]这类短语[31][38]

2019年习近平执政时期将“反革命暴乱”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并行使用。[39][40]

西方称法

西方世界在描述该事件的经过时,经常使用“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英语: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of 1989)或“天安门镇压”(英语: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1990年代时西方新闻媒体经常使用“天安门大屠杀”(英语: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这类字词[41],但在近年的相关报导中则逐渐减少[42]。主要是因为绝大部分暴力冲突并非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而是在北京城西的木樨地[42]。不过“天安门广场抗议”或是“天安门事件”等字词,容易让人误以为整个示威活动只发生在北京市,然而当时中国许多城市都有出现相关的抗议活动[42]

代名词

中国大陆境内,上述名称皆于搜寻引擎或公开论坛上被列为“敏感词”。为了绕过网路审查,网际网路上出现许多形容六四事件的替代称呼[43],包括有“5月35日”、“VIIV”(“6”和“4”的罗马数字写法)、“2^6”和“8平方”(82 = 64)等[44][45]、“农历五月初一”(1989年6月4日为农历己巳年五月初一,这个表述一般情况很难被认为是六四的意思),对于“1989年”,则用“民国78年”、“平成元年”等字眼规避审查。

随著上述字词在中国网站上传播甚广,现在中国境内的多数网站也将这些视为自我审查词汇。在百度中搜索“六四事件”,仅会出现如中国网、中新网中国日报等官媒发布的有关此次事件的资料,在百度贴吧里面搜索“六四事件”“5月35日”“8平方事件”“VIIV事件”都会被提示该页面不存在。[46]

事件背景

改革开放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通过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党政军职务(合称三副一长),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1978年12月召开后,获得最高权力的邓小平改革开放列为重要政策,加速国民经济发展[47]。同时邓小平提拔改革派成员担任重要的政府官员,其中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1980年2月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分割时任党主席华国锋的权力,同年9月赵紫阳则接替华国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1981年下台后,胡耀邦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自此改革派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尽管市场化的经济政策普遍受到人民的欢迎,但对官员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担忧也不断增长[48][49]

经济危机

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便长期透过中央制定的计划定价机制,让商品的价格稳定处在较低水平,但也减少了制造者增加产量的诱因。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改革初期,中国政府采取部分产品价格固定、部分商品允许价格波动的价格双轨制作法。但因市场上长期产品短缺而物价较高。部分人则可利用权力以低价购入产品,之后再以市场价格贩售,时谓“官倒[50]。此外,政府的货币供应量增发过多且过快,造成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厂无法获得利润;但1988年减少货币供应后,又使得许多金融贷款无法正常兑现[50]。1988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会议上同意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让价格体系得以恢复正常[51][52]

但价格管制将放松的消息传开后,随即引起民间恐慌,中国各地民众大量提领现金并购买商品囤积[51]。不到两周内,政府便立即撤销价格改革的政策,但价格闯关带来的影响明显延续一段时间,民间社会面临快速通货膨胀的问题。在官方提出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中,指出北京市的物价于1987年至1988年期间增长30%,许多工薪阶层因为无法购买大众商品而感到恐慌[53]。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许多无法获益的国有企业也被迫削减成本,让过去拥有工作保障与社会福利的铁饭碗开始面临生活的压力[53][54]

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贫富分化扩大等问题[26][55][56][57]。此外,改革派领导人设想知识分子会在往后发挥主导的功用,领导国家实施更多的经济改革政策。尽管政府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并增加各校的招生名额[58],但情况并未如计划设想般实际发生[59]。一方面因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未充分和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农、轻工、服务业与外国投资等领域结合[60];另一方面因专精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生,则必须进入有限的就业市场[58]。新开设的私立企业并不接受国家分配毕业生,然而高收入的工作则由具裙带关系者取得[61]。其中条件优厚的工作岗位都被取得后,剩下的职位往往是绩效较差的部门,掌握实质权力者则在该领域并无专长[53]

面对惨淡的就业市场和有限的出国机会,知识分子与学生们认为凭借处理政治问题,从而能使以上问题得到解决。这让北京市各个大学的校园中出现了以研究政治为主的小规模“民主沙龙”社团[62][63],这些组织逐渐激发了学生参与政治的兴趣[51]。受到中国的经济社会逐渐朝向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名义上仍保留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也面临信任危机[64]。对于民营企业的审核制度,则让许多不良的商人能以宽松的法律优势致富,甚至常在过去强调“没有穷人”的社会中炫耀拥有的财富[53][65]。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也普遍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幻灭[66]

派系斗争

保守派的中共元老
中顾委主任陈云(左)与国家主席李先念(右)

当时,人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做出其他改变的作为时,结果政府部门迟迟没有进一步的动作[64]。在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后,面对伴随而来浮现的种种问题,领导高层之间在处理办法上出现分歧。但尽管中国共产党内部因为意识形态而浮现派系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获得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支持,才能实施各项重要决策[10]

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主张进一步实施政治自由化的方针。借由设立允许多种想法的渠道,让民众能够表达不满,并进一步支持改革。改革派成员还包括:胡启立万里彭冲习仲勋田纪云鲍彤阎明复李锐[67][68]

另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为首的激进反改革派,则认为改革开放已经施行过多政策。因而认为重新加强控制以确保社会稳定,并与中国共产党书面的社会主义主张一致。保守派成员还包括:王震李鹏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68]

政治体制改革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当下官僚主义的“总病根”[69][70][71]。邓小平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72][73]。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20][23][26][74][75]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主持了后期政治体制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26][55][56][57]。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55][74][76][77][78]。10月,赵紫阳提议的中央政改小组办公室成立,具体负责人包括鲍彤严家其贺光辉周杰[79]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机构要精简。......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77][80][81][82] 与此同时,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77][80]。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国共产党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77]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开幕式,赵紫阳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该报告由鲍彤负责起草,提出并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和设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概念[55][83][84][85]。该报告的第五部分详细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将邓小平1980年的“8.18讲话”作为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阐述了许多符合宪政主义的内容,其中包括进一步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监督、完善选举制度等[55][85]。十三大还首次实行了差额选举,赵紫阳正式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鲍彤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后鲍彤又被任命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55][83]。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成立[79]

民间新思潮

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民主并不完全像苏联缔造者列宁编造的那样,仅仅是社会发达的结果。它不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这个发达阶段以及更加发达的阶段中得以存在的条件。
魏京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早在1978年的拨乱反正时期,魏京生等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始呼吁政治改革,并在北京市西单民主墙张贴持有不同政见的大字报[86][87][88]。此时民众被允许宣传政治自由和民主化的短暂时期,又被称作“北京之春”。但尔后魏京生在1979年3月遭到逮捕[89],西单民主墙也于同年12月时被迫封闭[90]。1983年,中国共产党保守派人士在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的左倾运动。

1986年夏天,曾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展开个人访谈之旅,主要谈论的内容包括自由、人权、权力分立等内容[91]。随后方励之成为当时社会大受欢迎的人物[92],他的发言记录也在学生间广为流传[93]。对此邓小平曾警告方励之主张崇拜西方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和多党制度,将意味著损害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93]。受到方励之的演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新开启以及世界各地爆发的群众运动影响,学生在1986年12月发起抗议活动,反对改革开放的步伐过于缓慢。其中参与示威游行的学生提出许多诉求,这包括有经济自由化、民主、法治等要求[94]。虽然这次抗议最初是在合肥市附近进行,但很快地学生运动便蔓延至北京市等各大城市。对此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阶层感到惊慌,并开始指责抗议学生试图煽动文革式的动乱[95]

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被中共内部指责对抗议活动的态度过于软弱,以及因为没有适当处理这次事件而引起社会动乱。胡耀邦遭到保守派人士大力谴责后,在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去总书记的职务,但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95][96][97]。在胡耀邦辞职后,中国共产党保守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顺势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左倾运动,开始打压支持胡耀邦观点、政治自由化和西方风格者[98][99]。这项运动也制止了学生运动的发展,并且使得政治环境一度封闭起来,但胡耀邦也因而获得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改革派人士、知识分子以及学生们的欢迎[100][101]。但该运动此后遭到了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反对,赵紫阳认为左派利用了反自由化运动来反对和否定改革开放,并以此说服了邓小平,该运动随后于1987年中期逐渐结束[76][102][103][104]

国际局势

在八九民运发生的同时,自1989年2月波兰团结工会圆桌会议中争取到合法地位后推动政治改革,东欧中欧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相继发生民主化革命,谋求结束原本的共产党专政

事件起始与缓和

胡耀邦逝世

 
学生立起胡耀邦的巨幅画像,并在周围摆上花圈

1989年4月15日,曾经在80年代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随后引起学生强烈回响与悼念,并成为群众聚集的最初动力[105][106]。大学校园里陆续出现许多歌颂胡耀邦的宣传海报,呼吁政府重新审视胡耀邦的观点[107]。几天过后,大多数海报开始提到更加广泛的政治问题,包括有新闻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员贪污问题等[108]。4月15日以后,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众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自发组织小规模集会。同一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在校园内设立胡耀邦的灵堂,北京当地学生陆陆续续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4月16日,位于西安市上海市的学生也开始组织类似的小规模学生聚会[109]

在部分大学生主导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动转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处理失业问题、解决官员贪腐、政府问责、新闻自由、民主政治结社自由[105][110][111]。4月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为了纪念胡耀邦而制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众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112]。下午5时,500名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共同抵达靠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东门,表达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后来自不同背景的演讲者举办公开演说,内容包括有纪念胡耀邦、讨论社会问题等。由于被视为将阻碍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众的聚会,并试图说服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学校学生的游行活动,很快地近千名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学学生也参加游行[109]。两队学生抵达天安门广场后,很快就与先前聚集在广场上的群众会合。随著活动规模的增大,聚会活动逐渐演变成为示威抗议,学生们开始起草并向政府提出七项要求:

  1. 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功过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2. 严惩殴打学生和群众的凶手,要求有关责任者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3. 尽快公布新闻法,保障新闻自由,允许民间办报。
  4. 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严查官倒,公布详情。
  5. 要求国家有关领导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误对全国人民作出正式检讨并追究责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6. 重新评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并为在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彻底平反。
  7. 强烈要求新闻机构给予这次民主爱国运动以公正如实及时的报道[112][113][114]

4月18日上午,王丹等人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中共接受七项要求。一些群众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吟唱爱国歌曲,另外学生也在天安门广场上主办演讲活动[115]。此时王丹和另一名学生郭海峰进入人民大会堂,与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局长会面。王丹和郭海峰向信访局局长提交七项要求。信访局长表示会向上级部门提交七项要求,但希望学生不要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表示未能确认转交前不会停止静坐回到学校。王丹和郭海峰回到人民大会堂外静坐后,又第二次进入人民大会堂,要求一定要人大常委级别以上的负责人出面接受七项要求,才会停止静坐。信访局长表示会向上级反映[116]。之后北大研究所会主席李进进向静坐学生表示,他会代表学生进入人民大会堂递交请愿书,但如果人大代表接受了请愿书,学生应该离开。学生们同意了李进进的呼吁。于是李进进进入人民大会堂交涉。下午六点,人大代表宋世雄刘延东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与静坐的学生打了个照面。[117]

新华门事件

示威学生曾一度聚集在中南海新华门静坐抗议,但最终遭到驱离

4月18日上午,在学生留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同时,数千名学生则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居住的中南海入口新华门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和学生之间展开对话[118]。警方随即限制学生进入中南海内部,学生则决定原地静坐示威以表达不满。当天晚上,新华门前聚集了北大、人大、北师大、政法大学等校二三千名学生,围观群众六七千人。学生“会聚新华门是因为至今政府没有一个人出来表态”。学生多次齐声高呼“李鹏出来!”“李鹏出来!”的口号,并六次试图冲开警戒防线而未成功[119][120][121]。4月20日凌晨时分,大批警察和多辆大巴到场围著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警察将学生拖上大巴。在这过程中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有学生被打伤[122][123][124][125]新华社援引北京市公安局消息指有4名警察被掷来的砖块、瓶子打伤[120]。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虐待,有关警察采取暴力驱离的传闻也迅速蔓延开来[126]

新华门事件激怒了许多校园里的学生,许多过去没有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的学生也因为这次事件,而决定加入抗议活动[127]。在这段期间,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则到处发布两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治的传单[128]

江泽民与《世界经济导报》

4月19日,立场靠近改革派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决定出版纪念胡耀邦的专题报导。其中一篇由严家其所撰写的文章中,便对北京市学生发起的抗议活动给予正面评价,并且呼吁重新审视1987年要求胡耀邦下台的作为。不过在得知中央政府的立场渐趋保守后,江泽民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删除相关的长篇敏感报导内容,但《世界经济导报》则以空白页刊登的方式抗议文字审查[129]。最后江泽民马上解除总编辑钦本立的职务[130],其果断的行动赢得党内元老的正面评价[131]

学运组成

赵紫阳
李鹏
主张持续与学生进行沟通的赵紫阳(左)和主张对示威活动保持强硬态度的李鹏(右)

由于胡耀邦曾经出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中央决定为其举行国葬,仪式最后决定在4月22日举行,北京市人民政府下达命令封闭广场以举办葬礼。约有十万名学生则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游行进驻至天安门广场[132]。此时各高校的学生组成了“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然后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七项要求,并且提到另外与胡耀邦有关的三点要求,分别是要让广场上的学生瞻仰胡耀邦的遗体;让广场上的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胡耀邦追悼会;在胡耀邦追悼会结束后,让他的灵柩在天安门广场绕一圈,让在场的数万名学生为他最后送行。不过中国官方治丧委员会拒绝了学生代表的所有要求,只答应向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同步播放胡耀邦追悼会的现况。当局还要求在广场的学生向东移动,腾出广场西边的场地,以便让追悼会参加者的车辆能够通过,学生们接受了当局的要求。在4月22日当天早上10点,包括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内的中国党政领导高层皆前往人民大会堂内部参加典礼,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悼念词,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仪式。尽管整个国葬过程向学生直接播出,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只持续了40分钟便宣告结束,学生们到11点也没有看到胡耀邦的灵车,这使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情绪更为高涨。这时学生们开始越过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路,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他们向官方提出了3点要求,分别是继续要求胡耀邦的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与总理李鹏会面;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官方还是没有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也没有派官员与学生见面[10][133][134][135]。虽然保安人员封锁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门,但仍有数名学生共同突破封锁线。随后有三名学生(北京大学的郭海峰、张志勇,中国政法大学周勇军)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表示要提交请愿书,并要求获得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136][137]。然而三名学生跪了40多分钟,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自人民大会堂出现,这使得绝大部分学生感到失望与不满。学生行动临时委员会决定撤离天安门广场,但准备罢课抗议。4月22日下午1点30左右,学生们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他们经过新华门时,高呼“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136][137][138]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间,学生们开始筹划成立真正的活动组织[109]。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不承认官方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并且自己组织学生会,名字暂定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139]。在4月23日,另一个学生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告成立,并选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但后来实际主持工作的是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北大研究生封从德(第三任主席)和北大学生杨涛(第四任主席)。随后北高联呼吁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并无限期的罢课,以表抗议诉求[140]。然而这样一个独立于管辖范围外的组织成立,挑战了中国共产党对学生的管理地位[141]。另外一方面,位于湘潭市湘潭大学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并且获得许多学校教授支持。同时武汉市当地的大学学生也组织起来,共同抗议湖北省人民政府[142]

然而在4月22日黄昏,长沙市西安市爆发了严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纵火焚烧车辆、房子,并且抢劫靠近西华门的商店[143][144];而在长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抢劫,最后这两个城市共有超过350人遭到了逮捕[145]。随著国家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立即与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多次会议。对此赵紫阳强调要求学生停止进一步的抗议活动,而各自回到大学就读;他亦要求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解决动乱行为,而不同级别的政府应该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8]。国务院总理李鹏则要求赵紫阳谴责示威群众,并认为应该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不过赵紫阳最后驳回了李鹏的看法。尽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层就回应学生运动的方式意见分歧,而与赵紫阳关系密切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也建议赵紫阳继续留在北京市密切关注事态发展[109],但赵紫阳仍然依照原计划,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邀请,于4月23日飞往朝鲜进行国事访问[146]。4月24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147]。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北高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应才会复课。这三项要求是:1、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2、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3、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148]

四二六社论

为了抗议政府对《四二六社论》的定性,数百万名学生与群众发起了四二七游行,游行队伍举起写着“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

赵紫阳前往朝鲜访问后,便由留在北京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代理领导党政机关。4月24日,李鹏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以及国务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陈希同会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对此北京市官员想尽快解决危机,并认定抗议活动是一场阴谋,旨在推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主要党政领导人。在总书记赵紫阳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认为必须立刻向示威群众采取态度坚决的行动[146]。4月25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往邓小平的住处会见邓小平,邓小平同意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邓小平还表示应该借由大众媒体适当地发布“警告”,借此抑制因为不断传播而扩大的示威活动[149]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高层首次对抗议活动的正式评估,而重要问题的决定仍然以邓小平的意见为准。李鹏随后依照邓小平的意见下令起草一份公报,并向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和高阶官员要求应该设法对付示威群众[150]。4月26日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四二六社论),指责“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和现行的政治制度[151][152][153]。然而这项声明激怒了学生,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故意要对付抗议活动。最后社论并没有令学生放弃示威活动,反而促成更多学生愿意团结,并共同表态支持学生活动[149][154]。社论发布的当天晚上,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抗议四二六社论。[155]

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下[156][157],有五至十万名来自北京市各大学的学生在4月27日集结游行,经由街道前往天安门广场[158]。学生团体成功通过警方设立的封锁线,并沿途受到以工厂工人团体为首的市民广泛支持[10]。组织活动的学生领袖希望借由这次游行展现其爱国性质,特意淡化反对共产主义的口号;其中游行学生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唯亲”这一问题,不过学生仍强调会继续“拥护共产党”[154]。这次示威游行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同意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会见由政府批准的学生社团代表[159]。尽管会谈中讨论了包括报刊编辑、新华门事件、民主自由等广泛议题,并获得一些实质成果,然而包括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则表态拒绝出席[160][161][162]

五四对话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从朝鲜平壤返国并重新掌握党政权力。然而随著外界要求中国政府对学生示威活动的态度更为软化后,内部相关的讨论冲突反而更为加剧。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主张继续与学生展开对话;以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则主张应该强硬地反对抗议活动继续进行。在5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上,赵紫阳和李鹏再度针对这一议题有所冲突。当中赵紫阳认为先前强硬派的作法已经证明并无实际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别允许这次活动才是唯一的选择[163]

对于李鹏认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应该优先于任何事项,赵紫阳则反驳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表态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后在赵紫阳强力推行下,政府决定展开进一步的对话[164]。赵紫阳随后开放新闻媒体积极报导抗议活动的发展,并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间发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众的演讲[165]。赵紫阳发言中提到学生关切政府官员贪腐的问题是正当的,同时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应该被视为一种爱国表现[166][164]。在5月4日当天,有十万名学生在北京街头游行以纪念五四运动[167],同时再度重申先前示威游行所提出的要求[168]。新闻媒体工作者首次参与游行,这些大部分来自党媒、央媒的记者编辑,打著“首都新闻工作者”等横幅,喊出“新闻要说真话”,是当日最震撼的口号,《人民日报》记者的游行队伍,记者们骑著单车前往广场,还举著一些标语牌,上写着“人民日报、属于人民”“一人拍板、集体负责、全民遭殃”等字句。[169]当天,北高联宣布《新五四宣言》,呼吁推广民主政体。上海、南京和广州等地学生也游行上街,呼吁政府与学生对话[170]。而赵紫阳的发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171],这让很多大学生都满意政府所做的让步[172]。5月4日结束时,除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学皆宣布罢课行动结束,随后大部分学生也逐渐失去参与抗议活动的兴趣,新闻自由获得口头保障,多数人主张以对话渐进推动民主[172]

再度升级事件

学生分歧与绝食

1989年5月10日,浦志强参加北京学运游行,要求“办报自由”和“结社自由”

正当学生自治会所选举出来的正式对话代表团已经准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展开对话之际[150]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组织领袖不愿意由正式对话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抗议活动[173]。在面对学生团体内部不和以及参与群众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包括王丹吾尔开希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生领袖要求采取更激进的作法来恢复抗议声势。其中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对话”只不过是一种诱骗学生就范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开始动员学生准备进行绝食[173],希望能够改变《四二六社论》的定性[174]

最后学生决定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巴契夫高调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前两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读《绝食书》展开绝食抗议[175][176];其中学生领袖认为欢迎戈巴契夫的仪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因此借由绝食抗议便能作为筹码来迫使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绝食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同情,进而使得学生运动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并且受到群众的追捧[177]。而北京的抗议活动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学也陆续组织了抗议和罢课行动,同时有很多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市参加示威游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约有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178]。整体来说于天安门广场上进行的示威活动仍保有秩序,来自北京不同地区的大学学生每天发起游行以表达抗议要求并且表示团结,同时许多学生也会在行进过程中齐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著名的《国际歌[179]。在5月中旬,学生发起绝食行动,促使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陆续集结抗议,表态支持[180]

苏共总书记访华

1989年5月,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历史性访问中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1950年代末中苏决裂后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苏联领导人两国关系恶化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曾于1959年访问中国,作为国宾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大会。苏联领袖相隔30年再次访问中国,象征两国关系改善,因此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这次国事访问[181]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时有关采访六四事件抗议群众的审查限制获得明显地开放,国家媒体开始播放包括绝食在内关于同情抗议群众的影像。然而由于担心示威活动将会失控,邓小平要求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巴契夫访问中国期间应该清除广场上的抗议群众。为了达成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仍使用柔性办法并且指示他的下属马上与学生进行谈判[177]赵紫阳相信此时仍能够成功借由爱国主义吸引学生的关切,并且让学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苏首脑会议期间让其他人士知悉内部有动乱迹象的话会使得全国难堪。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182],并且邀请到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以及王军涛等知识分子[183]。阎明复说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巴契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样也使学生领袖们之间陷入分歧[184]

5月14日时,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意见,呼吁学生应该要尽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但是许多学生却认为知识分子是为了政府发言而拒绝做出让步[178]。当天晚上,以阎明复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担任学生代表的沈彤项小吉展开正式谈判,其中阎明复肯定学生运动的爱国性质并且恳求学生从天安门广场上撤出[184]。虽然阎明复的诚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学生愿意达成妥协,但是随著不同派系的学生间无法事先进行协调或者提出连贯的要求而使得会议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久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后宣告会议无限期中止[185]。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10]。而在隔天阎明复还向李鹏询问是否愿意应学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论的内容、并且将学生运动定调“爱国民主运动”,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驳回[135]

最后戈巴契夫访问中国期间学生仍然决定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也使得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戈巴契夫访华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改在机场内进行。这次中苏首脑会晤于中苏交恶30年后进行,除了标志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外,同时也被视为中国领导人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突破[186]。然而相比之下由于学生仍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运动而为这次会谈带来尴尬,进而促使得许多原本偏向温和派的领导高层也开始转向愿意实施“强硬派”的作法[187]。其中邓小平戈巴契夫人民大会堂内举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时,学生群众则在附近天安门广场上发起示威活动[177]。而在5月16日戈巴契夫赵紫阳会面后,赵紫阳则在国际新闻媒体前告诉戈巴契夫表示邓小平在中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对此,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句话是要将处理学生运动失当的过错归咎于他[188]。这项言论标志著邓小平赵紫阳两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决定性的分裂[177]

局势升级(连续百万人游行)

上海时装商店挂出声援学生运动的横幅,表达对1980年代末中国通货膨胀的不满

绝食抗议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国各地对于学生的支持和同情,至此原本于四月底声势衰退的抗议行动重新获得声望[189]

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间数百万名居住于北京市的各行各业居民共同发起示威游行,此次游行打破中共建政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而参与者还包括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警察人员、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是基层的政府官员[190],同时许多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政府资助的工会也鼓励其成员公开参与游行活动[190]。此外一些中国民主党派党员致信给李鹏以表达意见,而中国红十字会也特别下达通知并且安排大量人员前往天安门广场为绝食群众提供医疗服务[191]。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作家巴金、诗人艾青、学者季羡林等参与签名[192]。四个民主党派主席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周培源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注 1]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193]在天安门广场,甚至连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表明态度在博物馆楼顶升起在运动中具有象征性的V字手势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亦组成队伍手持横幅走出故宫表达对绝食学生的支持。游行中罕见的出现了往来不参与社会运动的宗教届人士,佛教的和尚举起“金刚怒目 大雄无畏”“弘法自由 广度众生”等标语,基督教新教的神职人员与神学院教职人员亦在游行中举起十字架,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举起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经文支持学生,并借此表达尊重穆斯林习俗的诉求。 北京市数十间医院的医护人员身穿白大褂参与游行,并志愿为绝食中身体不适的学生提供救助,一些医生在劝导学生过程中激动落泪;包括首都钢铁厂、北京东风电视机厂、铁道部在内的各产业和组织的工人乘坐重型汽车,周边县区的农民更乘坐农耕载具组成车队前往市中心参与游行,一度造成交通中断;北京市有公安干警志愿前往广场为学生派发饮料,也有人数众多的公安警察人员的游行队伍沿途游行向群众比V字手势,赢得群众热烈的掌声欢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到现场声援;中小学生亦参与游行,并有身戴红领巾的小学生呼喊“我和哥哥一条心”等口号。

随着媒体自主报道权的放开,广播电视报纸在这一刻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到19日这段日子也被评价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194]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电视新闻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而央视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和职工亦组成人数庞大的游行队伍前往长安街游行,并且拉起巨大的横幅,点名要求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兼央视台长艾知生辞职;而人民日报5月18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注 2]为标题的新闻,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而人民日报社过千名职工也参加了游行,其中不少在新闻届有名望的高级编辑记者亦在其中;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中国警官大学的700多名学生18日凌晨自发来到广场协助学生维持秩序,保证了从广场东南口至前门之间救护车道的畅通无阻。[196]

而在戈巴契夫离开中国后,许多外国记者仍决定继续留在中国并且报导于首都北京市进行的抗议活动,这使得学生运动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并且也让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呼吁中国政府保持克制[197][198]

除了北京当地,来自中国各地的学生陆陆续续涌进首都北京市以参与学生运动;而在中国各地四百多个城市也爆发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机关甚至都遭到学生示威游行的影响[180]。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迟迟没有针对北京发起的示威活动有明确的定位,这使得地方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当地的学生运动。而且因为示威活动合并了许多范围广泛且关注点不同的社会议题,这使得中国政府无法清楚分析哪些议题可以谈判,乃至于不清楚示威活动提出了哪些诉求。与此同时由于绝食抗议的行动其本身便具有“牺牲特质”,这使得无论是权威性还是合法性都因此而逐渐丧失的中国政府感到十分棘手[190]。在种种因素所形成庞大的压力情况下,中国政府内部开始讨论将戒严作为一种应对示威活动的可行手段[199]

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人民大会堂首次与学生代表会面,并且希望能够安抚受到大众关注的绝食行为[199]。在会谈中学生领袖再次要求中国政府撤销《四二六社论》并且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举动”,但对此李鹏则表示政府主要关切的是因为绝食而送往医院诊治的患者。尽管这次讨论仅取得了少数实质成果,但是学生领袖也因此得以在国家电视台重要节目上有了出现的机会[200]。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而听闻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鹏则是抵达广场后马上离开。赵紫阳在凌晨4时50分时借由扩音器直接呼吁学生结束绝食,并且告诉学生应该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201]。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201][202]

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游行队伍喊出让总理李鹏下台的口号。[192]

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在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3位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青年鲁德成喻东岳余志坚毁损了北京市天安门所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三人最初为了声援主张反对贪腐和要求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抗议学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市,然而他们则主张完全推翻中国共产党并且建立民主政府。尽管余志坚和喻东岳曾经向学生领导人提及建议和宣言但并没有获得答复,之后认为无法和学生有进一步对话的三人于5月22日开始策划针对毛泽东画像的破坏行动。[203] 他们先是于附近购买了20颗鸡蛋并且填满油漆,之后就抵达画像附近准备展开行动。三人先是于天安门城楼悬挂“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标语,不久便将盛满颜料的蛋壳扔向毛泽东画像上。之后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分别被人民法院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204][205]

戒严清场

戒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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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镇压的强硬派李鹏

随著示威活动不断升级并且扩大,最后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采取果断行动。一连串游行后,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武力解决示威,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前国家主席、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中共元老亦支持出兵[42]。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的住所召开会议[135][206]。在这次会议上赵紫阳不断让步的处理方针遭到了其他成员的批评,其中李鹏和邓小平宣称赵紫阳于5月4日发表的和解谈话使得学生不再惧怕中国政府[206]。邓小平警告说如果北京市进行中的抗议活动不迅速平息的话,意味著中国将冒著经历另外一次内战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风险,而他的意见亦得到其他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的支持[207]。邓小平随后表示应该宣布戒严以表达政府无法容忍抗议活动持续进行的立场[208],同时为了证明戒严有其作用而决定将示威群众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倡导者的“打手”,并且指称是幕后筹划的人士试图打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并且进一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209]

同日傍晚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南海制定有关戒严之计划,期间赵紫阳表示由于无法实施戒严而准备辞去职务[210],同时他也不确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严决定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211]。之后胡启立亦表示他并不愿意实施戒严,但相对的李鹏以及姚依林都表态支持宣布戒严的决定。乔石则提到虽然他反对政府再做出进一步的让步,但是他本人并不认为实施戒严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212]。而出席此次会议元老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则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必须遵循邓小平的命令,之后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的杨尚昆更动用其权限开始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北京市[212]

5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与军方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党内元老会面。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并表示:实施戒严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宣布他“错误地”选择胡耀邦和赵紫阳担任他的继任者,并且决定从此将赵紫阳隔除在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会议外。邓小平还誓言要强硬处理赵紫阳的支持者,并且对此开始进行宣传工作[135]。5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实施戒严[213][214][151],并且从5个大军区中动员了至少30个师的兵力[215],其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24个集团军中便至少有14个被要求部署军队[215]。其中多达250,000名士兵最终被送往首都北京市进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军队则借由空运和铁路运输前往各自的目的地[216],而广州民航当局甚至还事先安排普通机票以准备随时运输部队[217]。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218]。然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进入城市后随即遭到大量集结的群众拦阻,在受到大量群众包围军车队伍并且阻止其进退的情况下使得部队在郊区无法继续前进[219][220]。抗议群众也纷纷向士兵发表演讲并且呼吁后者加入他们的行动,同时示威群众还提供士兵食物、饮用水和相关用品。此外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上将致函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群众,建议不要让军队入京,强调“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著人民群众”。[221]在部队迟迟无法向城市内部推进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5月24日下令所有军队撤退至各个城市外的基地驻扎著[180][222]。然而尽管示威群众成功逼使军事部队撤离被视为抗议活动“扭转颓势”的表现,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不断于中国各地调动部队以准备展开之后的行动[217]

撤退与留守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的内部分裂则更为加剧,5月下旬学生所组织的抗议活动由于没有明确的领导人或一致的活动,情况变得越来越混乱[223],同时伴随著天安门广场上聚集著大量群众使得示威队伍出现严重的卫生问题[224][225]侯德健建议学生领袖进行公开选举以选出学生运动的发言人,但是遭到学生团体的反对[10]。另外一方面王丹则认为近期中国政府将有可能发起军事行动以镇压示威活动,因此主张让学生先从天安门广场暂时撤回校园并且另外组成相关团体,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主张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的强硬派学生反对。随著派系冲突日益增加,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各个派系也开始派遣一些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并趁机将他们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获得支持[10]。学生团体开始指责其他派系的成员别有用心,这包括有勾结政府成员并且试图借由学生运动以获得个人成就[10]

在5月27日时,香港将近三十万人则参与在跑马地马场举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不少香港名人应歌唱邀并且表示对北京学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铭司徒华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领导下,香港150万名群众聚集在于香港岛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226]。而在这期间,包括美国日本等政府也针对中国发出旅游警告。之后北京市的报刊上则陆续发表许多呼吁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并且结束抗学生运动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于《北京日报》刊载的《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这篇文章中指称由于示威运动内部混乱和无序而使得作者感到失望[227];但是这些文章也使得许多不愿意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感到愤怒并且开始组织抗议行动[227],数千名学生便列队自行游行至北京街头以表达不愿意撤离天安门广场[228]。随后刘晓波周舵高新三名知识分子以及台湾歌手侯德健宣布发起第二次绝食活动[229][230],并且希望能够借此重新提振民主运动[231]。而由于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许多学生都渐渐感到疲累,这使得原先学生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冲突也渐渐停息并且开始展开对话[232]。之后刘晓波等人在发表的声明中提到绝食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公开批评政府,同时提醒学生们他们现在的事业是值得奋斗的,并且促进学生能够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以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233]

6月2日晚间,一辆警方吉普车在行进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并且造成3人死亡,这件事造成示威群众开始担心军队和警察试图进驻天安门广场[234]。对此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设置路障以防止部队进入城市中心[234]。6月3日上午,学生和居民则发现有身穿便衣的军队试图携带武器进入城市[10],学生团体随即将其抓住并且把武器交还给北京市警方[235]。学生随后于中南海的门口外进行抗议活动,但是遭到警方发射催泪瓦斯驱赶[236]。另外一批没有携带武器的部队从人民大会堂出现后很快遭到抗议群众包围,并且在混乱中造成数人受伤[10][237];之后双方原地坐下并且开始吟唱歌曲,最后部队撤退回到人民大会堂大厅内[222]。3日傍晚,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238]

清场令

指挥戒严行动的将领
戒严部队总指挥刘华清上将(左)和副指挥迟浩田上将(右)

6月1日,李鹏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动乱的实质》报告,指称示威群众为恐怖分子反革命分子[239],还指出抗议学生并不打算撤离天安门广场,同时示威活动也获得广泛支持[240]。随后国安部也提交报告,强调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已渗透到中国各处,西方观念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241]。国安部亦认为美军部队介入学生运动,期望借此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242]。这份报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成功营造出胁迫感,为之后的军事行动提供理由[241]。同时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报告,指出部队已经做好协助稳定首都现状的必要准备。种种因素让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受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说法,也同意之后借由武力清场以解决政治危机的方案[243]

6月2日,随著学生的抗议运动有所增加,中共高层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的看法更加巩固。同日,中共高层再度召开会议,最终同意实施清场以“能够结束暴乱并且恢复首都秩序”[244][245]。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但如果示威群众不愿配合的话,部队也被授权得以使用武力完成任务。国内报纸当天还报导军队部署于北京市十大重要关键地区[228][232]

6月3日下午4时30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3名政治局常委会见军方领导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国务院秘书长罗干[246],最后确定有关戒严实施的具体办法[244][247]。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248]。在清场的当天晚上,中共领导人分别于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监督执行状况[244][249]

在此期间,不少解放军高级军官和士兵对清场令持抵制态度,例如第38集团军指挥官徐勤先少将以“没有正式书面通知”为由拒绝服从动员令,后其因这一举动被媒体评价为“抗命”军官,2009年徐勤先在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过去的事情,做了就没有什么后悔的"。[250]

木樨地冲突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之子蒋捷连于6月3日晚11时左右在木樨地复兴门外大街中弹身亡[251]

6月3日晚间,各个国营电视台陆续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内不要外出[252][253];但受到前两周成功阻挡军队的激励,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行进[254]。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从北京市各个方位逐步向天安门广场推进,分别由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第28集团军负责西面;空降兵第15军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第54集团军负责南面;第39集团军卫戍第1师负责东面;以及第40集团军第64集团军负责北面[235]。晚上10时左右,第38集团军在广场西方约10公里的长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开始向示威群众开枪[6][235]。群众对于军队下令实弹射击感到惊讶,进而开始向部队丢掷物品[235]。当天晚上,32岁的航天技术人员宋晓明成为首位被证实的死者[235]。之后军队遭指控使用了射入人体会碎裂,从而造成严重创伤的达姆弹[180][255]。10时30分,由于民众将双节无轨电车推到路上并放火焚烧,行进中的军队被迫暂时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约5公里的木樨地,试图清除这些临时路障[256][257]。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试图拦阻军方车队,但第38集团军再度开火,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80][114][249]。根据天安门母亲运动调查后提出的死者报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249][6][256]。另外士兵还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开火,造成在建筑阳台或室内有人因而遭到枪杀[222][249],这包括数名在公寓观察事态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政官员[249]。第38集团军最后以装甲运兵车将电车车厢撞开,并持续与尝试仓促搭建路障或组织人链的示威群众对峙[249][258],之后部队行经长安街经过南礼士路复兴门西单天安门期间都有造成伤亡[235][259]。而负责南面的空降兵第15军伞兵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在珠市口天桥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伤亡[6]。但是亦有说法认为该类说法均为远距离观察导致的失真,在现场的CBS记者理查德·罗斯也称并未有士兵开枪,而仅仅试图驱散人群,这使得究竟是否发生开枪事故存疑。[260]

有说法称部队使用实弹进行射击并且造成死伤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开始以棍棒、石块和自制的汽油弹攻击士兵[261],甚至纵火焚烧军车[262]。中国大陆当局以及其支持者表示军队主要是为了自我防卫而动用武力,并且提出部队的伤亡证明使用武器正当,而在报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烧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殴打致死的纪录[263]。而根据吴仁华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时军方开火后群众才开始向部队做出反击[264][265]。不过在驱离过程中,亦有学生和居民试图保护遭攻击的士兵,而大多数的军事单位则拒绝执行对平民开枪的命令[266]

进驻天安门

 
1989年7月,清场完成后中国军队的坦克

晚上8时30分时,由于军队的直升机出现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使得示威学生在各个大学校园呼吁学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时,示威学生依照预定时间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举办天安门民主大学的成立仪式[267]。但是10时16分时,由政府控制的扩音器警告说部队可以在实施戒严期间采取任何强制执行的措施[267]。晚上10时30分,随著看见军队以实弹射击的目击者陆陆续续从北京市区西侧和南侧进入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也了解到有关暴力事件的消息[267]。在午夜时分,学生扩音器则宣布一名学生在靠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西长安街遭到杀害,这使得待在广场上的群众陷入忧郁情绪[267]。学生指挥部副总指挥李录随即要求学生保持团结,并且坚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争取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267];凌晨0时30分,吾尔开希则指控一名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在晚间离开校园后遭到杀害,之后吾尔开希便因为突发昏厥而被救护车带离广场[267]。而在这时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上[267]

大约凌晨12时15分,军方开始发射照明弹以提供夜间照明[268],并且第一辆63式装甲运兵车自天安门广场西侧出现并且从广场前的道路快速通过[267],大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238]。凌晨12时30分左右则有2辆装甲运兵车抵达天安门广南侧,学生便陆陆续续向军方车辆丢掷水泥块[267][269]。之后其中一辆装甲运兵车突然发生故障而无法移动,示威群众便用棍棒破坏车辆并且以浇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烧。而因为车辆遭到焚烧而紧急逃出的3名军人则被示威群众殴打,但学生则组织警戒线并且护送3人到位于广场东侧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急救站医治[267]。之后在承受极大压力的情况下学生领袖曾经一度放弃非暴力手段并且准备展开报复行动[270],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扩音器呼吁学生准备对抗“无耻的政府”[270]。但最后她和李录同意继续维持和平手段的做法,并且没收学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块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视为武器的物品[270]

凌晨约1时30分,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的队伍前沿分别到达天安门广场的南北两侧[271]。他们开始封锁天安门广场四周并且将里面的示威学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开离,而在过程中也杀死数名示威群众[42]。同时第27集团军与第65集团军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出现,而第24集团军也于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始部署[270][272]。在遭到军队包围之后,数千名仍然留在广场上的示威学生与群众则开始往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273]。凌晨2时后,部队开始尝试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旁的示威群众施加压力[274];而学生广播则不断呼吁军队放弃使用武力,并且提到:“我们是和平请愿,是为了祖国的民主自由,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请你们顺从人民的意愿,不要对和平请愿的学生采取武力……[271]”大约凌晨2时30分,几名工人则开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架设其从装甲运兵车上拆解的机枪,并且发誓要向杀害许多示威群众的部队报仇[275]。之后在侯德健劝说下工人们选择放弃武器[275],而刘晓波则在纪念碑的栏杆公开砸坏另外一枝没有子弹的步枪以重申非暴力运动的立场[275]

群众撤离

之后,曾在木樨地看见军队枪杀民众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邵江呼吁由知识分子带领示威学生与群众撤离广场,并且表示已经有太多人丧生。刘晓波原本表示不愿意撤离广场,但最后仍被说服,并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与学生领袖商讨撤离问题[271],不过包括柴玲、李录和封从德等人在听到撤离意见后最初都拒绝撤离[271]。凌晨3时30分,在隶属于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名医生建议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尝试与士兵进行谈判[275][276]。他们随即乘坐救护车抵达天安门广场东北角并且与第38集团军336军团政治委员季新国会面[273],季新国随即向戒严部队指挥总部转达请求并且获得同意为学生开辟往东南方安全撤离的通路[275][273]。凌晨4点时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同时官方的扩音器宣布:“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271][277]”不过此时学生们则是一同唱起《国际歌[278],并且认为军队准备执行最后一项清场任务[275]

凌晨4点30分时,天安门广场重新开启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238]。与此同时,部队开始从四面八方逼近纪念碑[151][279],随后部队在聚集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示威群众周围10公尺处重新部署[279]。而侯德健回来后先是尝试说服事先知情的学生领袖接受他与部队的协议,在大约4时32分侯德健透过学生的广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队达成谈判[279],然而许多第一次知道这次会谈的学生则气愤地指责他过于胆怯[279]。封从德之后则在广播中解释由于已经没有时间召开紧急会议,而将以口头表决的方式决定示威学生之后的集体行动。但尽管“坚守”的声音比起“撤离”还要来得更加响亮,封从德仍然表示“撤离”意见较为多数而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天安门广场[256]。不过大约在4时40分时,穿著迷彩服的士兵冲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且破坏学生的广播设施[279][280];而其他部队则殴打数十名在纪念碑旁的学生,并且扣押或者破坏他们的相机和录音设备[279]。随后士兵开始强制驱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的群众,之后也有学生和教授尝试说服仍然坚持坐在纪念碑底层的学生离开[279]

大约早晨5时10分学生们开始离开纪念碑,示威群众们手牵著手往广场东南角安排的通道撤离[151][256][281],不过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从广场北侧离去[279][238]。而这时军方则要求那些拒绝离开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必须加入撤离行列[280],除了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外[279][282],并且还调动59式战车部队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283][284]。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军队在纪念碑北面架起机枪向学生扫射[238]。在确认所有示威群众都离开广场后,军方派遣军用直升机运送大型塑胶袋并且命令士兵开始清理广场[284]。北京医护人员对香港记者说,军队将广场的尸体装进塑料袋,由军用直升机运走[238]。而6月4日早上6时,已经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队伍在沿著西长安街自行车车道上准备走回校园时,西单邮电局方向有3辆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的坦克发射催泪弹并且冲撞人群,造成11名学生受伤[285][286][287][288]。6月4日上午数千名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尝试从东长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门广场[180],但是当人群靠近部队时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180][289]。然而由于有数人因而遭到部队枪击,之后暂时撤离该处的不满群众便又会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180][290]。之后群众多次尝试进入天安门广场内,但是军队则持续负责管理广场并且持续两周都不向大众开放[291]

事件后续

后续示威

1989年6月7日的北京海淀中关村大街,墙壁及路牌上张贴着大量谴责六四清场的大字报

北京市区自6月4日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后军民的流血冲突持续了几天,便逐渐恢复稳定状态,不过在6月5日时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王维林长安街阻挡坦克行进的影像轰动世界各地,照片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照片之一[292]。之后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一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293],另外也有一些国家也对于军队清场一事发起抗议活动。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在广州,数万学生曾将主要干道海珠桥占领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到8日,因军队即将进城,人潮只得散去。[294] 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295]。而西安市在6月5日到6月6日期间,当地学生也发起大规模游行活动,并且联合参与罢工的工人开始设置路障[296][297]。不过6月8日时陕西省人民政府便表示城市已经稳定下来,并且提出“先稳住动乱分子,尽量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激化矛盾”的执行方针[298]

上海则是在6月5日时由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并且开始摆设路障,工厂工人亦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行动,一时间上海市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厂为此被迫停工,市工业用电量下降[299]。这些举动使得铁路与道路交通陷入瘫痪,同时早上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299]英国广播公司则报导说:“数万名工作人士因而无法正常上下班。[300]”第二天在中共上海市委要求下,上海市人民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复通行[301]。然而当天晚上8时30分,来自北京的161次列车撞死在光新路道口6名尝试要封锁火车来往的群众,另外6人受伤。晚上10时时现场便聚集超过30万人,而群众也开始殴打火车司机以及工作人员并且焚毁数辆火车车厢以表达不满,造成包括邮政车在内的9节车厢被燃毁,沪宁、沪杭铁路中断[301][302]:1199。6月7日时,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学校学生纷纷强占各自学校的礼堂以及教学大楼,并且将其安排成灵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303]。越来越多学生们参与架设路障阻碍交通的行动,但在听闻上海也有可能戒严后便有3,000多人决定暂时离开校园。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谈话,并且提到:“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我们只追求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298]

6月5日时,武汉当地约有20,000名大学学生决定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不满[304],另外示威群众也分别封锁武汉长江大桥的交通以及集结在武汉站前的广场[304]。第二天学生继续在街头游行示威并使当地交通被迫中断,同时约有10,000名学生决定直接在铁轨上静坐抗议,这导致来往北京、武汉到广州的铁路路线被迫中断[305],此外学生还鼓励当地各大大企业的工人发起罢工活动[305]。6月7日凌晨学生们开始以公车和路障阻碍交通,并纷纷于各处架设灵堂来纪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306]。然而一小群激进的学生拦下一辆货运列车并且开始在列车上泼洒汽油,不过在准备焚烧时成功被警方阻止[306]。但这使得当地警方与居民关系渐趋紧张,居民开始提领现金并且抢购物资[306]。而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南京当地学生发起游行活动并四处发表演讲,此外示威学生亦封锁附近联络交通并尝试联合工人发起罢工。6月7日早上7时左右,包括河海大学在内几间大学400多名学生以4辆公共汽车驾封锁南京长江大桥持续到傍晚[307],而南京大学为主的在校学生则在中央门各处摆放路障[307]。一直到当天下午4时以后学生与群众才被说服并且撤离[307],也让交通一度恢复[307]。然而6月8日,包括南京大学与河海大学等校学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站周遭一公里的交通[308],同时学生们也陆陆续续于南京长江大桥上静坐表达不满[308]。对于学生激烈的反应,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当地局势已渐趋失控,并陆续向学生表示公安部将会严惩行动的策划人[308]

加强控制

6月9日,在80年代担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发表公开谈话,并批评示威活动者的目的

军队在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309]。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导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撤离职位作为处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其中在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个别负责报导此次事件因表现悲痛情绪的4名新闻主播分别是杜宪张宏民薛飞李瑞英搭档。但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和薛的态度不改(却被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张等人检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后的天壤之别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副主任、同时也是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310],后来吴事后被捕,陈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268]。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是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11]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中共当局早在5月24日就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312]。然而许多广播公司仍然无视这些禁令而尝试借由试电话向外界报告情况,而许多相关的拍摄影片纪录也很快被偷偷地运出中国大陆,这也包括西班牙电视台在6月4日凌晨所拍摄的天安门广场情势独家纪录[313]。而在军事行动期间一些外国记者则遭到中国大陆有关当局的骚扰,其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理察·罗斯(Richard Roth)以及搭档摄影师便遭到中国大陆当局拘留,然而在他仍然不断透过行动电话报导天安门广场的情况[314]。之后几名因为报导中国大陆当局派遣部队清场的外国记者在随后几个礼拜遭到驱逐出境,而其他记者则持续遭到中共当局骚扰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中[315][316]各国驻上海领事馆则被中国大陆当局告知并无法保证记者的人身安全,并开始要求每家新闻媒体必须遵从新颁布的准则内容[317]

6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其他党政高层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而这也是自从学生发起示威活动以来邓小平首次于公开场合出现[151][318][151]。邓小平在之后演讲中称呼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为“烈士”[319][320],并且指出示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共产党以及国家,希望能进一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321]。邓小平认为示威者之所以不断强调包括官员贪污等有关的投诉,便是为了掩盖其底下试图将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动机[322]。他之后还以此观点表示:“这整个都是仍坚持帝国主义之西方世界的计划,他们企图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逐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带往另一条充斥著国际资本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323]

为了排除同情天安门广场示威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党内人士,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发起了长达一年半的整顿方案以“严格处理内部强烈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的党员”。根据报导有将近40,000名中国大陆官员被调查其在抗议期间的作为,有超过30,0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位因此被迫调动,甚至估计有超过1,000,000名官员其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评估[324]。而在这一期间,几名中国大陆外交官则前往国外要求提供政治庇护[325]。而抗议行动造成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加强其作用,在六四事件发生后许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作法遭到撤销,同时中国共产党回到传统列宁主义的模式并且重新控制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不过六四事件使得中国大陆当局了解到无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等充足的镇暴设备,因此在这次抗议行动结束后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的镇暴警察陆续获得非致命的相关装备。同时六四事件还促使得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增加国内“维稳”开支,并且扩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镇压城市抗议活动时的权限[326]

逮捕行动

 
在所有被通缉学生领袖中排于第一位的王丹,同时他也是几位曾遭到中国大陆当局关押的学生领袖之一

在军队成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中国大陆当局开始针对参与示威抗议的群众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并且也撤除相关工作或者支持抗议群众的政府官员的职务[327]。根据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有市民因为仅仅在街上拿走士兵遗下的军用包就被控以抢劫罪名,判处七年、十年的监禁[328]。许多参与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后陆续流亡海外,包括柴玲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便透过香港组织的黄雀行动,逃往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329][330][331],之后则被中国大陆当局长期禁止返回中国大陆境内[332]。不过陈子明王军涛则是在1989年年底准备流亡时遭到逮捕,中国大陆当局指控他们为整起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并且于1990年判处13年有期徒刑[333][334]

中国大陆有关当局陆续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计数万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群众,而根据对话基金会援引各省级人民政府的资料指出在1989年春天时有1,602名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被判处有期徒刑[335]。许多人被安排至监狱监禁或者是送往劳改营,并且被禁止与他们的家人会面。而相关单位除了时常对这些涉嫌参与示威活动的群众以酷刑施压外,还将这些持有不同意见者与杀人犯或者强奸犯安排在同一个牢房内;同时由于许多人遭到逮捕使得牢房空间不足,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都可以入睡[336]。上海监狱和劳改队开展“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飘扬,共和国的旗帜》等录像[337]。截至2012年5月为止,仍然至少有2名参与抗议活动人士仍然关押在北京市,另外还有5人则下落不明[335]。另外曾经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则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并于1992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338]

王丹和赵常青则是少数几位被列为通缉犯并遭到逮捕的学生领袖,被列为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之首的王丹先是被判处4年的有期徒刑[339],在1998年以保外就医的理由离开监狱,并获准移民前往美国居住[340];他而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主要从事学术工作[341]。赵常青因为被视为一名在抗议活动中影响力较小的公众人物,在获得为期6个月的监禁后获得释放,但之后由于继续要求中共展开政治改革而再度遭关押。吾尔开希在事件后逃往台湾,并长期在中央广播电台从事政治评论员的工作[342];之后他曾三度表态愿意自首[343],并希望返回中国大陆探视亲人,不过最后都被遣返回台湾[344]李录则在华尔街成为投资银行家,并且成立了一家公司[341]。柴玲先是流亡法国,之后再转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后来她于美国高科技公司工作,并成立了关注中国大陆女性权益和计划生育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341][345]

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期间,禁止酷刑委员会举办第四十一届会议,并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审议会员国提交的报告。当中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于中国大陆当局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担忧,认为尽管许多家属提出“在1989年6月4日于北京镇压行动中遭杀害、逮捕或失踪”的申诉,但中国大陆当局却迟迟没有展开调查[346]。同时禁止酷刑委员会也提到中国大陆当局并未告诉家属相关人士的下落,而对过度动用武力的负责人也无任何行政或者刑事处分[346]。不过在2009年12月,中国大陆当局回应禁止酷刑委员会建议时表示已经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完全结案[347],并强调当时采取及时且果断的手段是必要和正确的[347]。同时中国大陆当局认为将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运动”已经扭曲了事件想要推翻共产党专政的本质[347],并且认为这些意见与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职责并不符合[347]

死伤人数

 
6月6日后的一天,北京街头一辆烧毁的车辆

由于中国官方拒绝提供更多事件资料,导致数据模糊且出现多种版本,单是死亡人数的估计便从百余人至上万人都有[348]。198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349][350]。袁木还提到有5,00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官和士兵受伤,而包括违法暴徒和围观群众在内、有2,000名平民受伤[349][351]。根据北京市警方的调查,在北京市遭到杀害的平民“包括大学教授、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工厂工人、小型私营企业拥有人、退休工人、高中学生和小学学生等,其中最年轻的仅有9岁”[352]。而自中国政府于6月6日召开新闻发表会后,六四事件的实际死亡人数和天安门广场伤亡问题便不断出现争论,有“死者都在天安门广场外”[353]与不同日期的说法。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展开军事镇压后,便不断控制任何资讯的发布;之后则严格禁止在中国境内研究相关主题,使得今日对于实际死亡和受伤人数仍然不清楚。各方来源提供的伤亡估计,各说各话下亦有很大的出入,声称人数从无人丧生至数千人丧生的说法都有[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年第11号)所提供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武警及警察有数十人被害,6,000多人负伤;非军人有3,000多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医护人员、群众[354]。海外报道的死亡人数一般显著多于大陆报道。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名字在档案中被涂黑)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万多名平民死亡,这是目前最高的数字。[4]

1989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