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斯卡纳港口的一次逮捕行动很少成为国际新闻，但意大利警方上周五在卡拉拉港口扣押“舍赫拉查德”一事却完全不同。
首先，“舍赫拉查德”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艘140米长的豪华超级游艇。其次，美国官员表示，通过层层中间人，她的真正所有者很可能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警方在欧洲港口扣押大型豪华游艇已经成为一个鲜明象征，表明西方国家为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努力打击普京及其核心圈子。
但这些游艇也是俄罗斯统治阶级腐败的显眼证据。“舍赫拉查德号”配备了镀金浴室、直升机停机坪，还有一个可以转换为游泳池的舞池——后者带来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普京是不是经典电影《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的影迷？所有这些，不用说，都远远超出了政府工资的范围。
这艘华丽游艇有力而具体地令人们想起俄罗斯专家多年来的一种说法：如果不了解腐败，就不可能理解普京的政权，腐败缔造、推动、塑造和限制了这个政权，有朝一日还会成为这个政权的毁灭者。
描绘这种腐败的细节将花费许多时间。但有两个简单的认识有助于你了解整体的情况。第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发生的系统性腐败：它主要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而是一种集体行为的陷阱。第二个则适用于俄罗斯：该国之所以陷入这个陷阱，是因为1990年代向民主的转型存在缺陷，而且最终是不完整的。
集体行动问题
我们倾向于认为腐败是道德的失败，是一个贪婪的人决定将公共资源用于私人利益。但是，尽管这种观点并非完全错误，但它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腐败是一种群体活动。你需要贿赂者和受贿者，资源分流者和资源转售者，另辟蹊径者和要求分一勺羹者。
当这种腐败网络行为变得普遍时，它就自行创造了一个并行的奖惩系统。
“系统性腐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人们预期中的行为，”瑞典哥德堡大学研究腐败问题的政治学家安娜·佩尔松说，“实际上，这样的预期让所有人都很难去反对腐败，因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抵制这种制度的代价都非常高昂。”
如果拒绝参与这种人情和贿赂的并行经济，就会被排除在晋升之外，被剥夺福利，被冻结在权力之外。与此同时，擅长腐败的人会步步高升，获得更多权力，拥有更多资源分配给亲信，更有能力惩罚任何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人。其结果是，权力和财富流向那些愿意参与腐败游戏的人，而那些不愿意参与腐败游戏的人则被抛在后面。
腐败“就像一种累退税，就像罗宾汉的反面”，佩尔松告诉我。“所有资源都被转移到系统的顶端，让国民中的多数人付出巨大代价。”
在俄罗斯，这种内在腐败机制的最明显证据是高级官员及其亲信拥有的豪华房产和大型游艇。但它的危害还要更深，深入普通人的生活，不仅令人们本应获得的政府的服务和货物被中饱私囊，而且往往剥夺了人们的基本权利。
俄罗斯最著名的调查记者之一伊万·戈卢诺夫多年来一直在顽强地报道莫斯科市政府的腐败问题，发现了裙带交易、资金失踪和公共服务失败的证据。2019年，他因莫须有的毒品指控被捕，遭到殴打并被监禁。
在俄罗斯媒体和国外前所未有的强烈抗议之后，他被释放，指控也被撤销。但这件事释放的信息是显而易见的：试图打破腐败文化的人面临着失去安全、自由甚至生命的风险。
有一些民主，但还不够
但为什么俄罗斯的腐败如此严重？答案也许违反直觉：腐败问题在于民主化之中。
更确切地说，这个答案还不够充分，凯斯西储大学研究腐败问题的政治学家、长期致力于研究全球民主性质和力量的组织V-Dem的负责人之一凯利·麦克曼说。
苏联也存在腐败问题。但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及卫星国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突然爆炸性增长，这不仅为政治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犯罪和腐败带来了新的机遇。
“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不仅可以用于做好事，也可以用于非法活动，”麦克曼说。“当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聚在一起交谈时，他们就能真正去策划腐败活动。”
如果民主化同时带来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由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来调查和起诉犯罪，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了。“为了让资本主义拥有正常运转的市场，你还需要建立制度。你需要能够提供信贷的银行，你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律体系来保护财产，”麦克曼说。
爱沙尼亚走上了这条道路。苏联解体后，爱沙尼亚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新议会加强了司法体制，并对行政权力实行了新的制约。在那里，腐败现象减少了。
但在俄罗斯，政府听从了西方顾问的敦促，尽可能地让政府从经济中退出，让自由市场蓬勃发展。制度和约束被抛在一边。在这种真空状态下，腐败的平行结构蓬勃发展，把诚实的政治人士挤出了政府，把诚实的企业挤出了市场。
到1990年代末，官方腐败已经在政府的各个层面猖獗起来。1999年，当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总统地位开始削弱时，精英们向他施压，要求他以他们想要的方式下台。如果叶利钦任命他们精心挑选的继任者，他们将确保他和他的家人不会因挪用政府资金而面临起诉。
他同意了。1999年8月，叶利钦将这位继任者带到台前：一名年轻的前克格勃特工，来自圣彼得堡，名叫弗拉基米尔·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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