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学生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示威
每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届时官家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今年5月26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抨击一些中国留美学生近日联署的《纪念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书》。社评在各大门户网站头条转载，数小时后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寻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官方对“六四”讳莫如深，党史、国史“虚无”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联网的普及，给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环球时报》发此社评，反而提醒了年轻人——不妨上网翻墙，一探历史真相。
这篇社评宣称：“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种选择”。从26年前官方定性的“动乱”、“反革命暴乱”（简称“两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北京风波”，的确显示出“淡化处理”的趋势，当然也“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因为执政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喉舌习惯于“代表”全民说话，我却从未知晓，中国社会何时就“让那一页翻过去”形成过共识？相对于鼓励遗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学，历史学者应该是“向后看的预言家”，惟有理性地总结历史，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
每年“六四”前后，中国官方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品尝历史的苦果
“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我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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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担心经济转型导致政权腐败，在废除干部终身制之后，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 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暴力维稳，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着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将来要想治愈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现在中国许多年轻人对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并不了解。
悲剧的文化基因
历史的悲剧往往与文化有关，“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的中国文化，孕育出“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中国人两千年徘徊于平时顺民、乱世暴民的两个极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乱周期律。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以“六四”事件为例，指西方文化“为杀父的文化” ，中国文化为“杀子的文化”。的确，植根于航海、殖民传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崇尚竞争和冒险，鼓励年轻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农耕文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秩序，臣民忠于君主，幼者服从长者，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26年后探寻悲剧成因，不可忽视文明要素的缺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弈双方都缺乏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中妥协、共存的智慧。庙堂上的老人和广场上的学生，其实是同一种政治教育的产品：学生们陶醉于传媒的聚焦和民众的力挺，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不理会 “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闫明复语）的呼吁，多次推翻接近达成的妥协；老人们则坚持传统的“江山意识”，将娃娃们的诉求视为“犯上作乱”，最终铁心大开杀戒的同时，也断送了政权自我更新的历史机会。
另一缺失关乎科技文明：据我现场观察，1989年学生和军警所使用的通讯工具，仅限于对讲机。当时国际流行的移动通讯已经进入中国，但模拟手机尚未普及；另一通讯利器万维网（WWW）这一年刚刚在美国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开始在中国运营。历史不容假设，但我总是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现代通讯科技提前在中国普及，则1989年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
余论
近百年来，中国人每隔几十年做一场“中国梦”：1911年结束了“君主立宪梦”，改做“共和梦”；1949年第一“共和梦”结束，改做第二“共和梦”，这场梦逐渐变味，最终演化为历时十年的噩梦；1976年毛时代结束，三年后“改革开放”又成新梦……。有梦想，才有前行的动力；美梦不断变成噩梦，国人已习惯于被循环的历史忽悠。
历史的悲剧意识属于全人类，超越一切种族和国界。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中国人并未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蝴蝶翅膀的扇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北京街头的枪声沉寂五个月之后，柏林墙于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改变了东欧多国的历史，直至体量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的断崖式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许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要在历史事件过去50年至100年后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错失的历史机遇，却很难再次出现。这一判断，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过，这里不再重复。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历史感，最终可能连现实感也会丧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历史潮流走向，极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
2015年5月31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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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任何人都是在不断探索中，尝试前进。国家更是如此。尤其中国从百废待兴到现在的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给国家时间。相信我们国家能做好。我觉得没有错!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我骄傲我自豪!中国人。中国梦.不像有些人或者国家期盼我中华灭亡之心不死!
西北狼, 西安
从利益论角度观察，我认为中共不愿意清算的理由还有史定则论现。一贯的转移视线手法，内怨外销，现仇推古，有外敌有故结，这些只要始终不解决，就不会谈论到自己身上。这个方法最实用也最方便，如此可大大减轻自己应付的精力。
未署名
六四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对世界主流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向往而向政府提出改变一党专制的要求，而被独裁政府镇压。中国官方应该学习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真诚道歉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中国年轻人由于长城防火墙和目前扭曲的价值观可以不知道64真相但这不代表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当然64事件对当代中国有意义，如果当年中共能接受人民建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今天无官不贪的政商勾结难以改革的现象。可以说64是分水岭，重新评价64是中国能否成为现代化国家绕不过的坎。
墙内普通百姓：来自武汉
你BBC发的文章不代表你，那代表谁？
未署名
作者应该去youtube上看看纪录片天安门的评论，无数的人为开枪叫好，尼玛占领天安门将近两个月，学生自己没有任何共识，天天在天安门打架，争抢领导权，都什么人啊。还抢了限期戒严部队的枪。现在的学者老是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腔调，让人讨厌。上外网那么难吗，我不翻墙，还是随便去。
未署名
講得好像很可憐的樣子.....
活剝動物的是誰? 用高跟鞋踩死兔子的是誰? 把熊活活的取膽汁的是谁?
為了拍部電影把軍犬炸死的又是誰，到底還在期待什麼呢 期待天譴吧。
神州人民
在只有极少数人翻墙，普遍民智未开的中国，这种忘记历史反复被忽悠的状况，估计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斌斌, 澳大利亚
环境污染，教育，医疗，歪货，安全事故等等等等，国人已经赏到了。
未署名
當年北京的情況, 教曉了我們一件事, 就是民主不能一蹴即至, 當時傳媒不顧學生死活,急於求成的手段, 亦是當年民主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這種種錯誤, 二十五年後, 亦在香港重覆上演.
閒人, 中國香港
公知们的立场总是和普罗大众的立场南辕北辙的，奉劝这位章先生走出象牙塔，多接触一下广大普普通通的民众，根据大多数人的好恶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立场吧！
中国有了今天发展,幸亏当年果断处置了六四，如果王丹们真的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中国会比今天俄罗斯的下场更好一些吗？
zyz
我最近又看了《便衣警察》这部电视剧，感觉到四五运动和六四运动有些相似，便衣警察中那些关心政治，不惧压迫的青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最开始都被定性为反革命，但是四五运动终被平反，让人心情大悦，可是六四却没有，甚至一直到2007年我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时，居然还有一项追问是否牵和六四有牵连。博士期间，在学校和社会实践中，见到的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和地方领导，也都无不是谈到如何利用好各种实践提高以后从政的机会，名校的博士身份如何更好的提升，看不到什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早期共产党员的精神理念。所以我想这一定是六四给青年人的政治抱负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如果六四的学生运动成功了，中国真的就会变得很好吗？我仅以俄罗斯为例，依然有强势的领导人出现，无法很好的和西方相处，经济出现激烈的动荡，国家分裂。要知道89年的中国生活水平和89年的苏联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更没有资本去折腾。在中国的历史上，盛世的状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一个分裂的国家状态中，反而有中兴的例子，有建国百年励精图治达到巅峰的例子。再有，看看柴玲那些六四的学生领袖，一个个那么慷慨激昂，他们真的就会和中共和谐相处吗？倒像是你死我活的架势，孔庆东（我并不是很欣赏他）说民主之后杀你全家，还是多少有那么点意思的，而且即使是学生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矛盾重重，可以喊着民主自由的共同的理想的口号，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我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好比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是喊着拥护毛主席，武斗的时候还不都是打的你死我活。
未署名
历史被改变了吗？历史不会因六四或者文革等等所改变，呈现出来的就是历史本身，历史有自己的命运轨道，只由内在规律决定，探索历史轨迹，只要了解你自己,你将会了解神与宇宙的秘密。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的行事就类似欧洲中世纪了，今天的中国现实是中国人自私经验的结晶，是必然的历史经历阶段，宪政民主必然到来源于对“如何自私”的认识，历史本来就是人的进步，所以悲观是可笑的，因为人只活几十年所以对历史长河的无奈掌控失望，历史不会悲观，它有自己的路，实际上已经展现出来了，任何人只要能再活五百年就不会悲观了，可怜的是这代人对固有命运的不满。
河流
口说无凭，凭什么说如果六四运动成功了，那六点问题就可以避免？难道不会有更大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有知识的年轻人大多颇为了解六四事件，就我认识的人来说，大多并不偏激的看待这件历史事件，学生运动多为误国，少有凭着一腔热血把国家推向进步的例子，多向前看别写这种废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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