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利用暑假赚钱的工作，就是帮亚裔小孩摆脱亚裔特征。我当时是一名帮助高中生为大学录取做准备的自雇家教，就住在离皇后区法拉盛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聚居区只有几公里的地方。在一个闷热的夏季午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前往一间逼仄公寓，聆听未成年客户的需求：她要我仔细检查她的大学申请，并确保她不能太像亚裔。
我记得自己的尬笑有如即将报废的老旧空调；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但她严肃地继续诉说自己的要求。她觉得，优质大学不愿招亚裔，因为亚裔已经太多了——如果她看起来太像亚裔，就不会被录取。她一口气列出了她所在教会里的亚洲和亚裔美国朋友，他们的课外履历十分亮眼，考试成绩也无懈可击，但她表示，连保底学校都拒绝了他们的申请。
那之后几年，我做过的几乎每一份大学招生辅导工作都伴随着同样的要求。华裔和韩裔的孩子都希望让自己的申请材料少点华裔或韩裔的特征。富裕家庭的白人小孩希望自己不要露富，不那么像白人。黑人小孩则希望确保他们能留下足够黑的印象。拉丁裔和中东裔的孩子也是如此。
无论皮肤是白的还是棕的，无论条件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我做家教接触到的每个人似乎都认为，要想进入顶级学府，就得参与我所说的种族问题博弈化。对这些学生而言，大学录取过程已经沦为一种行为艺术，他们的任务就是将自己的身份认同缩到最小或放到最大以换取奖励——理想中的学校发来的那个厚重信封。没过多久，我自己也被迫玩起了这场游戏：几年后，作为黑人博士候选人，我在寻找第一份教授工作的时候就苦恼不已，因为我不知如何（以及是否应该）谈论我的种族，以便让我成为多元化招聘的对象。如果这么做，感觉像是在作弊；但如果不这么做，又像是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不管是为了录取通知书还是为了终身教授职位，精英学府的激励措施都对这样的种族游戏进行鼓励和奖励。而现在，最高法院否决了大学录取中的平权法案，只会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平权法案的兴起在不经意间催生了种族问题博弈化的文化，鼓动了无数学生和家长去钻研种族能以怎样的方式提升录取机会，或是使录取几率复杂化。反过来，平权法案的终结也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学生和家长肯定会开动更多脑筋。
我可以明确地说，我不反对平权法案。如果没有平权法案，我想我大概率不会在哈弗福德学院读本科，应该也不能在纽约大学做博士项目，如今还获得了贝茨学院的教授职位。我相信平权法案是有用的，纠正动产奴隶制的历史恶性及其引发的无数后遗症是有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平权法案是对现行制度的关键制衡，后者是一种实质上的白人优待行动，奖励的是许多学业平庸（且富裕）的学生，他们可以依靠父母庇荫，或者只是擅长划船而已。
但我也相信，平权法案虽然必要，但也间接助长了一种扭曲的、种族至上的大学文化。在学生还没正式踏入校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被鼓励要将种族身份视为自身人格最重要的一面，与他们的个人价值和优点密不可分。
许多著名学府都因种族问题推动了招生过程的博弈化，想方设法在不影响捐赠收入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升多样性。例如一些学院和大学会招收有能力支付全额学费的少数族裔学生，以极低的成本提升多样性数据。甚至那些号称“盲申”的学校，也招收了大量无需经济援助的少数族裔学生。（一些统计称，哈佛大学七成以上的黑人、拉丁裔及美洲原住民学生的父母都受过大学教育，收入也高于全国中位数。）
尽管精英院校的举措并不总能符合平权法案的精神，即为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给予帮助，但当前制度还是在设法确保高等教育中的一些种族多样性，包括对来自工薪阶层的少数族裔申请者。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但在平权法案被撤销后的世界，种族问题博弈化的病态体制将会愈演愈烈，种族正义以及平权行动所带来的真正结构性矫正的一切善果都将消失。
不要担心，多元的思潮将会继续传播，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学生表示他们希望看到多样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其大学排名中将来自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学生成功当做考量因素，同时，考虑到大学、银行和科技企业这些极其富有的机构已经自私地将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精神贬损为一种已实现的品牌战略，光对多样性纸上谈兵是廉价的。更改教学大纲或宣布成立由在职员工组成的DEI（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特别工作组无需付出任何成本。
在精英学院和大学还能依靠平权法案增加种族多样性的年代，这种作秀式的表态大体是无害的。但在有种族意识的平权法案被取缔的新教育格局中，空谈DEI的承诺，只会在道德上洗白这个因惯性思维和经济利益而存在，目的就是为了忽略许多黑人、棕色人种和贫困学生的精英高等教育体系。
正如我的本科母校在放弃盲申招生政策（一位校报作者抨击此举是为了实现“财务可行的多样性”）时发现的那样，录取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学生成本很高。在法院废除平权法案后，连这点多样性也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财务可行的招生了。
尽管近来出现了基于阶级而非种族的平权行动政策讨论，但我对这是否能够增加种族多样性持怀疑态度。在种族平权法案已被取缔的州，基于财富的招生政策基本不能阻止名校的少数族裔学生不断减少。没理由指望它们突然奏效。
种族问题博弈化的现象不会消失。
大学申请文书写作将进一步沦为一种有悖常理、种族化的凯恩斯主义选美比赛。大量少数族裔申请人（以及他们的父母和导师）都不得不去猜测某位招生官员或某所他们申请的学校会更偏爱哪个种族或族裔类别或子类别，甚至于哪种简单粗暴的种族刻板印象。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周四的主要意见书中完全阐明了此种博弈化的路径，他写道，“没有任何规定禁止大学对申请人关于种族如何影响其生活的讨论加以考虑，前提是此类讨论与该申请人能为大学做出贡献的品格或独特能力产生实质关联。”
事实上，他所说的已经在成为现实：正如社会学家阿亚·沃勒-贝在《大西洋》发表的那篇精彩绝伦但却令人沮丧文章所写，少数族裔大学申请者都非常清楚，吐露自己最黑暗的人生经历会让他们被录取的几率更大。与此同时，许多白人、亚裔和富有的申请者仍将继续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白人、亚裔或是富人，因为他们相信这么做是进入极其挑剔的精英校园的最佳办法。
预计会有更多反种族主义的行动计划、更多空洞的去殖民化、更多的强制性培训、更多大吹大擂的顾问、更多空洞的报告、更多没人能说得清楚其工作的管理者、更多廉价的原住民土地承认（“对不起，我偷了你的房子!”）、更多做给别人看的白人自我鞭笞、更多用来装门面的少数族裔教员。
在这场种族话题的龙卷风中，如果你堵住耳朵，环顾四周，你可能会开始注意到，在院子里读书的棕色和黑人孩子越来越少，将来，产科病房里的棕色和黑人医生也会越来越少。事实将证明，所有这些举措跟真正打击结构性种族主义几乎扯不上任何关系。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一年比一年更白、更富裕的教室里教授托尼·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译注）的作品。
那应该怎么做呢？如果名校真的关心多样性，他们下一步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首先，他们应该退出多样性、平等与包容产业复合体(D.E.I.-industrial complex)，这个复合体优先考虑廉价的修补、意识提高和一次性的演讲活动，但事实证明这些活动收效甚微。如果你在从事相关工作或参加相关活动的话，每当人们声称正在采取反种族主义行动时，你可以要求他们解释清楚——具体来说——这将为谁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以及如何为他们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提示：如果不会花费某人许多的时间或金钱，那很可能就是废话。）如果“成功“是一种你无法量化、无法记录、无法做出有意义评估的文化变化，那么它很可能就是胡说八道。所以，口说无凭，要对方提供实据。如果事涉公关骗局，为的是给那些确保学校够有钱、够白的种族主义政策提供幌子，那么什么都不做也好过帮倒忙。
其次，精英院校应该联合起来，绞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系统。这个臭名昭著的大学排名多年来饱受抨击，它依赖于一系列指标，比如毕业率，这些指标实际上奖励了那些招收更富有的白人学生的院校，并错误地将优秀与捐赠规模联系起来。由于贫困和少数族裔学生更有可能因为他们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退学，因此针对这些群体实施招生政策的院校在这个排名上可能会受到不利影响。一些著名的法学院已经停止参与该排名系统，哥伦比亚大学最近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常春藤联盟本科院校。
退出这个体系——精英院校的校长们应该集体宣布他们正在这样做——将使他们能够重新构想招生过程，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
至于学生呢？如果我再次做辅导老师，对面坐着有才华的棕色族裔或黑人孩子，他们担心最高法院让他们更容易被梦想学校拒之门外，我会给出什么建议？
记住，将种族问题博弈化，只是一种博弈，不过如此。不要理会那些人，他们想让你相信，上常春藤盟校——其接受的捐款额相当于一个不小的国家的名义GDP——是通往幸福、成功或种族平等的唯一道路。民权领袖们忍受警犬和消防水管的冰冷洗礼，并不是希望有一天他们的子孙能够成为藤校毕业的风险资本家和管理顾问。记住，马丁·路德·金没有梦想过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寡头政治，他所说的“机会的宝库”并不仅仅隐藏在耶鲁大学的一扇金色大门后面。生活中还有其他不需要任何博弈的道路。记住，希望就在你找到自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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