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简介：李金龙，男，出生于1955年，甘肃兰州人。父亲系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独立警卫团成员。1966年文革开始，李金龙读小学，家人受到伤害，1969年，年仅14岁的他参加工作，隶属于冶金部下属的一家企业。后来他在80年代下海经商。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并经过受访者的确认。
有一个故事，发生在1968年，当时李金龙在兰州读五年级，教材里面有一篇课文，批判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李葆华是李大钊的儿子，文革前是安徽省委书记，文革期间被打倒，并且还被作为“反面典型”编入了小学的教材，其中有“打倒李葆华”的句子。
有一次，老师让李金龙朗读这篇课文，当他读到“打倒李葆华”这一句时，他情不自禁地高举双手，高喊口号，“打倒李葆华”。结果，全班的同学轰堂大笑，连老师笑了，李金龙自己也笑了。原来，李金龙的本名就叫“李宝华”，和“李葆华”是谐音，“李金龙”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此，当他一本正经地高喊“打倒李葆华”的口号时，“在同学们眼里，实际上就是打倒我自己了。”李金龙回忆道。
他的父亲在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党员，“很小，我就意识到家庭出身不好。”李金龙说，“自我记事之日起，我就感到被周围的人们排斥、歧视和孤立，这个阴影一直或明或暗地伴随我的成长过程。”
还是在1963年李金龙上学以前，李金龙和周围的小孩们一块玩耍，但是，有些小孩的父母就不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一块玩，甚至当着小孩子们的面坦言说他的家庭出身不好，必须让自己的孩子和他划清界限。“在那时，我就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怎么人与人之间会不一样？！因此，从小，我就有一种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李金龙说。
李金龙的父亲曾经是傅作义的属下，1949年随傅作义“投诚”以后，按照当时共产党对家庭成分的认定标准，李金龙的家庭其实是可以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但因为他的父亲1951年参加了朝鲜战争，被视作有“立功”表现，因此在划家庭成分的时候，降了一级，被定为富农，即富裕中农。后来，他的父亲从北京分配到了甘肃兰州的一个工厂，实际上这是一种政治流放。
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就拿出一份表格，要求填写每位新入学的学生的个人信息，这是给每位学生建立个人档案，这份档案以后会伴随每个孩子走完他人生的每一步，其中就有“家庭成分”这一栏。当时，李金龙还以为家庭成分越高越好，“因为我们家是富农，这说明我们家有财产，而那些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同学实际上家里什么都没有，所以我还感到挺自豪的。”李金龙说。
很快，李金龙逐渐开始认识到事情远远不像他想像得那样简单——通过学校的教育，他发现，其实家庭成分越高，罪恶感就越大。比如，在小学的教材里，有一篇讲述“刘文学”事迹的课文，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刘文学的小孩，因为和一个偷东西的小偷搏斗，最后被小偷杀害，而这个小偷的家庭成分正是地主。再比如，“半夜鸡叫”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外号叫“周扒皮”的地主，为了催促长工们早一点出工，半夜里起床学鸡叫，却被长工们逮个正着。
这些课文都把那些地主们描绘成剥削、压迫劳动者的反面人物，也逐渐地被孩子们所接受，慢慢地，那些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和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之间就有了无形的心理隔阂，“他们会用一种歧视和仇恨的眼光来看待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李金龙说
坐“土飞机”
1966年，文革爆发时，李金龙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文革一来，学校就不上课了，学生们都起来造老师和学校的反，哪怕是小学，哪怕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北京，都一样地参与到文革中来。
李金龙的班主任同时也是小学的教导主任，很年轻，只有30来岁，但他1949年以前曾经是国民党的“三青团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因此，遭到班上那些出身好的同学们批斗，李金龙对当年的场面记忆犹新，“那些参加批斗的同学一上讲台就狠狠地给了班主任一个大嘴巴子，然后用教鞭抽他，让他坦白自己的历史问题。班主任不敢还手，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有罪，有罪！”
当时的小学生并不叫红卫兵，而是叫红小兵，红卫兵是初中以上的学生的称谓，还有两者佩戴的袖章也是不一样的，红卫兵佩戴的袖章是圆筒的，而红小兵的袖章则是四角棱形的，“当时的袖章都是由学校统一发放的，根据那些表格上的家庭成分发给那些出身好的学生，而像我们这些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是没有资格参加红小兵组织的。”李金龙说。
当时，李金龙所在学校的校长姓周，是一位女校长，她被视作“反动学术权威”，可能家庭出身也有些问题，因此成为批斗对象，“她被红小兵们剃了个阴阳头，一边有头发，一边是光头，除此之外，她还坐过‘土飞机’，就是‘喷气式’”，李金龙说，所谓的“喷气式”，就是将被批斗者双手反剪至背后，然后使劲往上拉、提，直到受批斗者受不了为止。“她还被戴过纸糊的高帽子，高帽子里面塞进了砖头，顶在头顶。”
“学校一共有七八位老师成为批斗对象，每逢批斗会，就把他们集中在一块，排成一排，谁上台发表批判演说，演说前就会给他们来一通大耳光，演说完了又是一顿大耳光。之后，又换上别的学生上台演说，又是一顿耳刮子。周而复始。”李金龙回忆，这还没完，等到批斗会好不容易开完了，红小兵们会把这些批斗对象用绳子捆起来，串在一块，围着学校和附近的马路转一圈，同学们跟在后面，高喊口号，“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某！”，这叫做“游街”。
有一位女老师，她的家庭成分本来是没问题的，但是，由于夫妻两地分居，结果，她和另外一位已婚男人有了婚外情，被人发现，并且告了密，因此也被批斗。在批斗会上，她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一双鞋子，这叫“破鞋”，“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婚外情是绝对不允许的，有伤风化，那是一个禁欲主义的时代，‘破鞋’甚至比那些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人更丢人。”李金龙说。在毛泽东时代，年轻人谈恋爱，相处三年双方没有彼此牵过手的现象都是正常的，他回忆道。
父母间之差异
金龙的父亲虽然只是富农成分，但因为曾经是国民党党员，所以在文革期间，他也不得不被迫交待“历史问题”，写交待材料，只要运动一来，他就必须写，内容千篇一律，比如，如何参加国民党的，谁是入党（国民党）介绍人，都干了一些什么事情，以及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认识，当然，这只能捡好听的说，诸如此类的事情。
据李金龙回忆，父亲生性胆小，害怕惹事，他是让干啥就干啥的那种人，因此在单位人缘很好，对别人也没有威胁，很少得罪人，而且，他是技术工人，开车的技术很好，所以，虽然他有“历史问题”，但是在文革期间，李金龙的父亲并没有被公开地批斗过。
相比之下，李金龙母亲的遭遇就不同了，李金龙外祖父的家庭成分其实和他的父亲相仿，其实也可以被划作地主成分，但同样地因为参加过朝鲜战争，也被视作有“立功”表现，因此降了一级，被定为富农。但是，李金龙的母亲个性好强，平时得罪的人比较多，因此，等到文革一来，她就遭到了批斗。“那时，工人家属天天开批斗会，几十个人围坐成一圈，发言批斗，而我母亲总是一个被批斗的对象。”李金龙说。
即使平时不开批斗会，那些工人们的家属也会远离她，或者对她冷嘲热讽，谩骂她，称她为“地主婆”，在这种高压的氛围下，李金龙的母亲被逼疯了，特别恨那些“斗争”她的人，“直到1996年母亲去世，她的精神都没有恢复正常。”李金龙说。
“在文革期间，像我父母这种因‘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羞辱、委屈以及伤害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而且，比我们家情况悲惨的家庭也多如牛毛，但真正在后来获得国家赔偿的家庭其实只是极少数。”李金龙说。
无休止的运动
1969年10月，李金龙参加工作，当时，李金龙年仅14岁，小学刚刚毕业，正逢工厂招工，李金龙以“工人内部子弟”的名义进入了工厂。那时，并没有“童工”这一说法，也没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整个社会都没有法律。
到了这个时候，风行一时对着毛主席画像的“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已经接近尾声，“工宣队”已经撤离了工厂，由军队直接介入工厂的管理，这叫“军宣队”，实际上是实行“军管”。
紧接着，就是一个“一打两反”的运动，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工厂天天开会，“斗私批修”。这时，推出一个非常有名的政治口号，叫“狠斗私字一闪念”。在工厂里，有一些工人，下班以后挣外块，补贴家用，比如，有七八个工人，去山里面挖“麻黄草”，卖到中药铺，这是一种麻醉药材的原料，后来被人揭发、告密了，于是，工厂天天开会批斗他们。
这个运动中，还冒出来一批新的斗争对象，就是“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有一个人，是工厂附近的城市居民，有一次，他用报纸包了一些包子回家，但报纸上却有毛泽东的画像，这是对领袖的“最大不忠”，结果他被以“现行反革命”的名义判了十年监禁。“这个人我认识，他实际上服了八年实刑，直到1977年才被释放，这两起案例都是发生在‘一打两反’的运动中。”李金龙说。
1971年，林彪出事以后，马上就是“批林批孔”的运动，工厂也同样天天学习、开会声讨，“工人们昨天还在喊着‘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今天，马上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说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都没有，他是个野心家，也是个叛徒，内奸。”李金龙说，“工人们对那些共产党高层的权力斗争都已经麻木了，也不会去反思，基本上，‘上面’说什么，他们就接受什么，总之，毛泽东永远是伟大、正确、英明的领袖，永远不会犯错误。”
“批林批孔”运动以后，有过一段时间，“抓革命，促生产！”成了新的政治口号，实际上，这是在文革和“发展经济”两个方面找一个平衡，但很快，因为过份强调经济建设，从而忽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这是针对邓小平的。“但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对那种无休止的运动风就已经冷漠了，他们也被折腾得疲惫不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毛泽东去世。”李金龙说。
偷听“美国之音”
自从1969年10月参加工作，李金龙就开始真正地人生思考，为什么？首先，他的人生理想破灭了，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所以这一生他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进步。那个年代，人们对“进步”的理解，就是入团、入党，李金龙在小学加入了“少先队”，但是，等到参加工作，他入团、入党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其实，李金龙的工作能力是被工厂里的同事们所认可的，刚参加工作，才14岁，他就被推举为单位的“劳动模范”、“五好工人”、“先进生产者”，但一旦涉及入团、入党的问题，马上就会被压下来，“所以，刚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我一度备感压抑，对个人的前途和未来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悲观情绪和一片渺茫，而这个时候，我还不到18岁，就感到这一生已经不可能再有出头之日了。”李金龙说。
在工厂，工人们的娱乐活动主要有两项，第一是看电影，当时，单位有两个电影院，每周六都会放映电影，电影票是一角钱一张，只要有新的电影上映，李金龙就会去看，当时，工人们中间还流行一段顺口溜，叫“罗马尼亚搂搂抱抱，南斯拉夫飞机大炮，朝鲜的哭哭闹闹，中国的新闻简报。”意思是说，罗马尼亚的电影，里面的人们见面都会互相拥抱，南斯拉夫的电影主要是战争题材的，而朝鲜的电影都是些反映儿女情长的革命电影，里面就有一些哭哭闹闹的镜头，至于中国的电影，一开片就会播放一段毛泽东的语录，或者摘取一段《人民日报》的社论，这已经是中国电影的一种定式思维，因此，年轻的工人们也就戏称中国的电影为“新闻简报”。
除了逛电影院，还是一项娱乐活动就是看由“工宣队”自导自演的“样板戏”，这是当时工厂的工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
到了1972年，李金龙买了一台收音机，他开始偷偷地收听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主要是美国之音和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从这些电台里面，他开始接受一些以前从前没有听说过的真相和新思想，于是，李金龙对社会就有了一些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在当时，这些海外的广播电台被视为“敌台”，这种收听行动本身就是违法的，如果被人揭发，会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处理，因此非常危险。有一个工人，年龄和李金龙的父辈差不多，因为偷听“敌台”，结果被人告了密，单位派人专门找他谈话，他写了深刻的检讨，悔过，这才没有被深究，但从此就被当作了一个政治上的可疑份子。这件事情发生在70年代中期，如果是在“一打两反”的运动中，像这种行为会直接视作“现行反革命”，判个10年、8年的监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一开始，我也是在无意中调到这些频道，后来，就越听越上瘾，因为这些电台披露出来很多被掩盖和遭到故意篡改的真相。”李金龙说。
当时，李金龙住的是工厂的一个单间宿舍，白天是不敢收听的，怕被人发现，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个人打开收音机，戴上耳机，用被子把整个人蒙住，躲在被子里面偷偷地收听。但是，即便是收听到这些“敌台”，从而有了和周围的人们不一样的想法，李金龙同样也不敢轻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一旦被人告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我该游行的时候还和别人一样上街游行，该批斗谁的时候照样跟着喊口号，这种生活是非常痛苦的。”李金龙说，即便到了70年代，整个社会依然处于高压状态，一片肃杀的氛围。
就在这个时候，李金龙结识了几位家庭出身同样“不好”，有过类似生活经历，并且观点接近的“黑五类”子弟，于是，他和他们就在私下里偷偷地聚会，议论一些事情，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不满的言论，“这样的聚会是非常保密的，有时，我也会和他们一块收听美国之音，不过，收听这些‘敌台’必须提前作充分的准备。”李金龙说，所谓的充分准备，要把整个宿舍的窗帘布给严严实实地拉上，房间里人再多，说话也不能大声，不说话是最好的。李金龙回忆他们第一次在一块收听美国之音的场景，当时是在白天，当这些年轻人听到那些播音之后，和他自己的反应一样，既紧张，又害怕，收听完了还约定，谁都不能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一旦作出这种‘出格’的举动，基本上，大家的命运就都捆绑在一起了。”李金龙说。
时间长了，这些年轻人就对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做法就有了各自独立的看法，当时，他们在私下里叫毛泽东为“老毛头”，等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通过广播公布以后，李金龙还把这些平时交往甚密的“地富子女”约到自己的宿舍，喝酒庆贺，“我当时就心想，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年轻人苦到头了，终于有出头之日了。”李金龙说。
然而，这次聚会却被人发现，并且还被告了密，单位的党委书记在一次工人大会还不点名的公开批评，说“有的人，毛主席去世，不但不悲痛，还喝酒庆贺”。李金龙回忆：“虽然那次大会没有被点名，但我内心里清楚他指的就是我和朋友们一块喝酒庆贺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到后来还是不了了之了。”
坐江山的血统论
谈到对毛时代的观感，李金龙表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对毛泽东的看法呈两极的看法，一种人说毛泽东好，并且不允许别人说毛泽东的坏话，另外一种人就像我，认为毛泽东是个坏人，这也取决于当年共产党划定的所谓‘家庭出身’，那些家庭出身好的人，特别是那些革命者的子女，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时代是好的，哪怕他们的父辈也曾经挨过整肃。”
他认为，“这种认识背后的更深刻的原因是，他们是整个共产党、毛泽东体制的实际受益者，他们今天所拥有的特权、利益都是源自于毛泽东的遗产，而不是来自于公平的竞争规则，或者个人的勤奋与才干。”
在这些被今天的人们称之为“红二代”的家庭当中，流行着一种“打江山、坐江山”的定式思维。李金龙说，这实际上不过是文革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在今天的延续，“所谓的‘打江山’，其实不过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杀人，而‘坐江山’，就是维护他们个人的、家族的特权和利益。”
“因此，我当年还是过份地乐观了，实际上，我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没有获得出头之日，今天的体制在本质上依然是在延续毛泽东的体制，我们仍然活得不自由，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特别是对共产党、对党的领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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