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知名智库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宗教信仰比例最低的国家，仅有1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但中国是否是一个宗教国家并非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这份报告综合了近年来中国宗教相关调查报告的信息，讲述了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各大宗教在中国的生存状况，也分析了民众对宗教的理解。
研究员康拉德·哈克特（Conard Hackett）指出，当宗教信徒的概念由一个特定词汇推广至对宗教、持有宗教信仰或从事具有精神或宗教成分的活动存在认同感时，中国的信徒比例可高达50%，相比之下，明确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口实际上非常少。
“宗教仍然渗透在许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哈克特在分析中写道。
“在总人口中，少数人相信宗教人物和超自然力量。但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活动都是以对看不见的力量和神灵的信仰为前提的。”
报告中引用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四分之一（26%）的成年人会“焚香”，接近一半的成年人（47%）相信“风水”。
“中国人的宗教更多表现在实践中，而非身份认同或信仰，”哈克特说。
近一半中国人相信“风水”
报告分析称，造成部分中国民众实践宗教习俗但不认为自己持有宗教信仰的原因既与中国人对宗教信仰的传统理解有关，也和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打压态度有关。
报告一方面指出在中国等亚洲国家，有许多信仰（如对神灵的信仰）和习俗（如参拜神社和供奉祖先）可被视为广义上的宗教。但除了基督徒和穆斯林之外，其他广义上的宗教很少强调教徒或教派的成员资格。
“人们可能会信奉多种传统的内容，却不知道或不关心这些传统之间的界限，而且往往不认为自己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
与此同时，在中国政府的语境下，“宗教是与社会主义相斥的落后思想，”这份报告解释称。
“在中国官媒报道中，宗教一词常与迷信并列，用于指出腐败和对党不忠诚的情况。”
早在2013年，《中国日报》的一篇报道即引用中国政治专家发出警告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中迷信宗教的趋势日益增长，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也是对公众利益的‘背叛’。”
“媒体曝光了几名官员——其中一些人已被认定犯有巨额贪污罪——经常去找算命先生或根据星座来做决定。”
在日常生活中，政府对于有宗教成分的行为政府也常常进行干预。上周，中国东北辽宁一地禁售冥纸冥币，并扣押祭祀用品引起不少批评。
而对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信仰人士，宗教活动则受到更多限制，教堂和清真寺遭到强拆的事件在近年屡见不鲜。
共产主义、无宗教信仰、无神论
西澳大学（UWA）从事中国研究的副教授陶郁博士表示，自己在针对澳洲华人社区2018年的一次研究中也发现，本地华人群体比其他群体选择“无宗教信仰”的人高两三倍，但选择“无神论者”的人数极少。但他认为，这种趋势和政府态度之间的连系并不是确定的。
“他们已经来了澳大利亚，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多[来自政府]的限制了，但还是有类似的趋势。”
“虽然你也可以说他们还有家人在国内，但我想他们在回答人口普查问题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顾虑，因为[澳大利亚]人口普查都是匿名的。”
陶教授表示，皮尤这份报告更多是综合了之前中国已有的调查数据，新的信息并不多，但由于“宗教”这个词汇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汇，他认为报告中对于中文语境下宗教这一概念有针对性的解释可能会对读者有所帮助。
刚刚从中国武汉来到澳大利亚不到一个月的吕新华是一名基督教徒，谈及自己来到澳大利亚的原因时, 他表示很重要的一点是孩子的教育，他不希望孩子在中国接受“无神论”的教育。
吕先生称，在武汉生活时他发现孩子的同学会因为孩子来自于有信仰的家庭而“羞辱”他。
“随着孩子开始读小学，他接受的这种无神论的教育，以及[在家中]受到的民主自由的影响，导致我的孩子在学校格格不入。”
“中国的小孩从小是接受爱国主义无神论教育长大的，他们对于有信仰的家庭的孩子是持一种鄙视的态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
在实践中，中国小学阶段的“思想品德”和中学阶段的“思想政治课”都以马克斯主义唯物论为基础，不少大学都对每年入学新生宗教信仰状况进行单独统计，预防境外势力和宗教组织“对校园进行渗透破坏”。
吕先生表示，自己受到的待遇并不那么重要，但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在他看来，孩子在学校和社会上遭遇否定是非常糟糕的。
“想要在中国去有信仰，想要在中国去实践基督教就很难，”吕先生说。
不愿意承认宗教信仰
对于皮尤的这份报告，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认为，虽然报告也提及了宗教研究在中国的困难性，但在基督教人数统计等类似问题上，没有具体写明研究受访者拒绝访谈的概率，在他看来，这个比例对于研究结果的准确性非常重要。
吕先生也表示，他很难想象在他认识的身在中国的有信仰者能在调查问卷时开诚布公。
他认为，大多数人在集权的氛围下会首先进行自我审查，其潜在影响是人们羞于表达自己是基督徒。
“中国的很多隐形政策导致政府会利用一个人的档案限制这个人的后代子女，入学、入党参加工作，以及和一系列的福利挂钩。”
吕先生在武汉帮助组织一个地下家庭教会的活动。他说在2017年后，中国各地家庭教会的规模都受到很大的限制，超过10人的教会往往会受到政府的注意，宣教活动不被允许，家庭教会甚至不能够组织圣诞庆祝活动。
宗教研究数据获取困难
皮尤的报告显示，不同的调查对于中国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教徒人数的统计不尽相同，但2010年后就没有人数增长的证据。
杨教授表示，对于基督教在中国人数这样的数据目前实际上是无法得到一个准确数字的。
从2012年以后，中国宗教政策收紧，对于宗教的管制更加严厉，拆十字架、拆教堂、改造清真寺结构等等，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
杨教授说，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有多少人愿意接受问卷的采访，就算是愿意接受又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宗教信仰会是一个问题。
“有些时候，这些问卷是中国国内官方、半官方做的，很多人尤其是基督徒可能会说没时间不做[问卷]，干脆就不回答。”
“还有一种是多项选答题，你不需要给一个自己的想法，就随便选一个你走就完了。这些问卷的结果有多大可信度？”
哈克特也在分析中提到中国政府对宗教发展的限制以及在教育中将宗教作为一种落后思想，增加了中国宗教研究数据获取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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