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阴冷的下午，但是苏雨桐漫步在柏林的一个公园，心情愉悦。
她扎着马尾，戴着帽子，帽檐侧向一边。47岁的她颇有动物缘。一只法国斗牛犬跑过来和她打招呼。天鹅和鸭子游弋着向她靠近。
苏雨桐一边走着一边摇晃着她那装饰着亮片的钱包。她向美国之音(VOA)记者夸口她的乒乓球打得有多好。她的举止与风天里匆匆而过的柏林人形成鲜明对比。
但这位新闻工作者看起来的无忧无虑，掩盖了更黑暗的一些东西。
在走回公寓的路上，苏雨桐说这些建筑在白天看起来很不一样。作为经常被中国政府盯上的一个人，这位自由亚洲电台(RFA)记者更喜欢走夜路。
“因为在夜晚，没有人认识我，”她说。
你不必听太多苏雨桐的经历就能理解她为什么更喜欢不被认出。
这位记者曾在中国遭到软禁，后逃往欧洲，但她仍然因为报道人权和政治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从抹黑行动，到她的住址被人发在地下色情网站上，到以她的名义制造虚假炸弹威胁，骚扰行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我不断讲述真相，所以他们希望我闭嘴，包括威胁我，”她说。她指的是中国政府，她和其他人称中国政府是这些攻击的幕后黑手。
十多年来，北京支持的骚扰一直是苏雨桐要面对的现实。专家表示，中国是跨国镇压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但是即使按照这些标准，苏雨桐的情况也很极端。
“跨国镇压的日常影响是巨大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的研究员戈兹德·博库(Gözde Böcü)说。这个多伦多大学的组织专注于对人权的数字威胁。
影响是直接的，但对日常生活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长期后果包括偏执、抑郁和孤立。专家表示，这也可以给实施跨国镇压的行为体带来他们最想要的东西：沉默。
据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说，过去十年来，至少有26个政府把打击目标针对海外记者。对苏雨桐的骚扰凸显了一种更广泛的模式，即威权政府越来越自信地跨境打击批评者。
中国外交部及其驻柏林大使馆都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发出的多封对本报道的电子邮件置评请求。
距离苏雨桐上次踏足中国，已有十多年之久，但北京仍然是她的家。苏雨桐在中国首都出生长大，由于那里缺乏自由流动的信息，她决定追求新闻行业。
“中国封锁真相。需要有很多记者来讲述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事件和真相，所以我决定成为一名记者。”苏雨桐说。
她曾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但2004年因政府的审查制度而离开。
2010年，苏雨桐做出了一个影响她人生的重大决定：她散发了《李鹏日记》。这是由中国前总理写的一本有关天安门广场的书，在中国是禁书。
“我必须将其公开，”她说。“发表后，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
当局突击搜查了苏雨桐的家，并将其拘留，但公众压力迫使当局改为将她软禁在家。那年6月的端午节，苏雨桐家只剩一名看守人员。这位记者趁机出逃。
她说：“我用公用电话给妈妈打电话。我没有说再见。我没有告诉她我要离开。这是一个非常痛苦而且突然的决定。”
在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下，苏雨桐逃到香港，然后到了德国。
柏林和北京之间相距7300多公里，这段距离一度让苏雨桐感到安全。她慢慢地重建了自己的生活，首先在德国公共广播公司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工作，后来到了美国之音的姊妹机构自由亚洲电台。
“当我到达德国时，至少我能够自由写作，”她说。“我当时觉得德国非常安全。”
但是距离却开始缩短。马晓月(Mareike Ohlberg)说，这往往就是目标。
马晓月在柏林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研究中国。从她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德国国会大厦。她说：“跨国镇压的基本策略通常是为了向人们显示他们无法摆脱中国政府。为了显示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抓到你，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你。”
马晓月表示，中国所谓的“三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北京的骚扰如此咄咄逼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被认为解决了“挨打”，再也不用担心受到外国列强欺凌。邓小平被认为解决了“挨饿”，也就是贫困和饥饿问题。奥尔伯格说，按照这种说法，剩下的“挨骂”，也就是对中国的批评，习近平主席有责任将其根除。
“共产党可以把中国国内的批评噤声。但如果在海外做不到同样的事情，那它还真的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吗？”马晓月谈到北京的心态时这样说。“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大一部分。”
2011年，艾未未在中国被秘密拘留后，苏雨桐领导了一场声援这位中国艺术家的运动。作为回应，一个中国人运营的新闻网站发布了一些修过图的照片，这些照片看起来像是苏雨桐的裸体照片，该网站还错误地称她为艾未未的情妇。
从那时起，骚扰不断升级。
包括《环球时报》在内的官方媒体发起了针对她的运动。在当时称为推特（Twitter)、现称X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妓女”和“狗”这类侮辱性词汇很常见。死亡和强奸威胁也很常见。深度伪造的色情图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苏雨桐说，她在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外抗议时受到监视，而且中国当局多次向她表示愿意给一大笔钱，让她停止这类活动。
更令人不安的是，2022年，有男子开始按她公寓的门铃，称他们在地下网站上看到一则性工作者广告。苏雨桐怀疑是中国特工将她的地址发布到了网站上。
“我感到非常恶心和耻辱，”苏雨桐说，并补充道，“我不敢在街上走。”
公民实验室的博库表示，与性有关的骚扰反映了专制政府针对海外女性所采取的更广泛的策略。她说，这是“一种毁灭性的做法，可以让女记者保持沉默”。
这起虚假广告事件，并不是唯一一次苏雨桐的身份被盗用并用来对付她。
2023年2月，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开始以苏雨桐和另外两名活动人士的名义在从休斯顿到伊斯坦布尔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豪华酒店预订房间。然后他们报假警，称有炸弹威胁。中国政府仍然是首要嫌疑人。
当时，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听说了此案的具体情况，但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抹黑中国的声誉。
发言人在电子邮件中说：“所谓中国搞‘跨国镇压’纯属无中生有。美方渲染‘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形象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跨国镇压通常是数字的或实体的。马晓月表示，前者实施起来更容易、成本也更低。相比之下，对苏雨桐所实施的行动成本更高、耗时更长。
“这通常是为中国政府名单上的头几个保留的，”马晓月说。“几乎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任何党国认为它可以在国际上逃脱惩罚的事情。”
苏雨桐遭到骚扰之后，柏林警方建议她更换住址。
苏雨桐搬家已经10个月了，她的新公寓仍然大部分空着。在雪白的墙壁与高高的天花板交接处，环绕着华丽的冠顶饰条。
苏雨桐还在适应过程中。散步回家后，她不小心碰到了门厅的电灯开关，意外打开了迪斯科灯。苏雨桐大笑起来，说这是前主人留下的。
多年来，苏雨桐住过一系列公寓。
她在北京还有一套旧公寓。她说，她想卖掉那套公寓，但中国拒绝向她提供出售所需的文件。她在柏林还有另一套公寓。
那两套公寓都还保留着家具和装饰，这些成了她无法取回的装裹着人生几个时期的时光胶囊。
被迫搬家是苏雨桐所面临的骚扰的明显后果之一。其他影响则更加微妙、更加触及内心深处，比如食物。“我想每个人都有儿时对食物的记忆，”她说。
德国首都的中餐环境也还值得称道，但是苏雨桐却很少能享受。
她说，外出就餐会增加遇到中国柏林大使馆官员的风险。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根据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的一份报告，世界各地有些中餐馆被发现是北京运营的秘密海外警察站。
无法安心在中餐馆享受用餐的苏雨桐练出了厨艺。“我慢慢地学会了一切，”她说。
聊到深夜，苏雨桐做了几道菜：炒饭、豆腐、黄瓜沙拉、鱼、饺子、芝麻包。她戴着帽子——她总是戴着帽子——倒上茉莉花茶和红酒，红酒是来自一位德国议员的礼物。
这位记者时而凝重时而轻狂。她夸口说，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不同，她可以进入柏林高级夜总会波海恩酒吧(Berghain)。(Vice媒体2022年报道称，酒吧保镖将这位科技亿万富翁拒之门外。马斯克的说法则不同。) 苏雨桐对这种比较得意地笑了笑，然后转向更严肃的话题，比如她对中餐馆的怀疑如何转变为对中国民众的怀疑。
苏雨桐在空闲时间喜欢帮助仍在中国境内的异议人士。但在德国，她担心海外侨民真的会向北京汇报。
“我变得非常非常谨慎，”她说。
博库表示，这种警惕性在被跨国镇压针对的人士当中并不少见。
“人们担心社群内部的其他行为体或个人可能会监视他们。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她说。“不同社群里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也是一个大问题。”
苏雨桐现在的情况好多了，但两年来她很少离开过自己的公寓。她说，离开公寓的时候，“我一直查看周围是否有可疑的人。”
但是，苏雨桐说，她认为驱动中国当局的是恐惧。“他们害怕信息，害怕真相，”她说。
虽然骚扰行为并未停止，但苏雨桐表示，伤害效果正在减弱。自始至终，苏雨桐都没有停止写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考虑过向中国政府让步。
她说：“他们没想到我会慢慢走出那个阴影。我觉得应该感到害怕的是他们，不是我。他们无法让我闭嘴。他们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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