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19世纪语言学的发展及对汉语的认识入手，考察了西方近代以来对汉语认识的发展以及在19世纪普通语言学关照下的汉语研究。文章侧重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来理解穆勒对汉语的认识和描述。同时对《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描述进行了剖析，分析了穆勒眼中的汉语语言特征和语法特点。 《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描述虽然很简单，很少涉及真正属于语法分析和句法解释的内容，但是透过他对汉语词法的描写，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穆勒对汉语语法的某些认识，并从中归纳出他所理解的汉语的特性。由于作者的这部书是献给著名汉语语言学家甲柏连孜的，本文也探讨了《直毛种的语言》(1882)所受甲柏连孜的重要著作《汉文经纬》(1881)的可能性影响。可惜的是，穆勒没能很好地吸收甲柏连孜对汉语特点的认识，以至于他在《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描述缺少了句法、虚词的部分，同时也没有真正弄清楚汉语官话和文言间的区别。
《直毛种的语言》(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 和《鬈毛种的语言》( Die Sprachen der lockhaarigen Rassen ,1884) 是奥地利著名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穆勒(Friedrich Müller, 1834-1898) 的两本语言学学术专著。 (1) 作者穆勒是语言学家，同时也是人类学家。他将汉语“科学地”归在了“直发种族的语言”之中，并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甲柏连孜(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并且其中的练习部分都是直接从《汉文经纬》( Chinesische Grammatik ,1881)“借用”过来的。
《直毛种的语言》一书出版的前一年(1881)，作为直毛种语言之一的汉语人种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穆勒对汉语的认识甲柏连孜划时代的著作《汉文经纬》才刚刚出版。尽管穆勒借鉴了《汉文经纬》中的一些例句，但从整体上来讲，《直毛种的语言》对汉语的描述基本上还是基于普通语言学的范畴，对汉语语法中的一些特点并没有予以特别关注。
19世纪欧洲语言学的发展及对汉语的认识
一、19世纪欧洲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以来欧洲的语言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航行的便利，语言学家利用大量的实际
《直毛种的语言》(1882) 一书德文版的扉页(上) 以及献给卡斯特林和甲柏连孜的题赠(下)
材料展开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同时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 1786年英国语言学家威廉·钟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 在一次演讲中就指出，梵文的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与希腊、拉丁语同出一源。 (2) 1799年语言学家又证明了匈牙利语和芬兰语具有同一起源。而到了19世纪，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学者更多，德国学者中就包括著名的弗兰茨·博普(Franz Bopp, 1791-1867)、雅各·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 、奥古斯特·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 等，他们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工作。博普在钟斯的推测基础之上，不仅比较了动词的变位，同时也对比了名词、代词的变格，并特别关注了印欧各语言间的语音对应。雅各·格林则提出了印欧各种语言语音演变的规则—— 所谓“格林定律”。 (3) 施莱歇尔则在他人的基础之上，将世界的语言划分为孤立语、屈折语和粘着语，并提出了按照植物分类法对语言的谱系分类的模式—— 谱系树。此外，施莱歇尔提出“语言进化”的观念，特别强调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他的名著《印度日尔曼语系各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可谓当时对印欧语系最有系统、最全面的描述和分析了。 (4) 他在这部书的一开始写道：
语法构成了语言学(sprachwißenschaft) 或曰glottik (5) 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然史的一部分。其方法从本质上来讲完全是自然科学的[⋯⋯] 语言学的使命之一是弄清楚并描述出语言的谱系或语系，即从一个并且是同一个原始语言出发，按照自然的体系来梳理这些谱系。 (6)
施莱歇尔所创立的谱系树语言模式，直到今天语言学家们依然在使用。除了对语言本身的研究外，当时的语言学家也开始对语言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并将语言作为人类思想的一部分进行考察。早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封·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 在探求人类历史哲学的共同性时就提出，一定的语言与一定的思维方式相对应。他的主要著作《对人类历史哲学的诸多思考》一书(7)，是他多年来相关小品文的结集，即有关地球上人类语言、风俗、宗教和诗歌的观点，与艺术和科学的本质和发展、各民族起源及其历史进程的各种观点的集大成者。赫尔德认为，理性和自由是“自然”本初语言的产物，而宗教则是人性的最高的表达。他认为，尽管不同的自然、历史、社会以及心理的环境导致了各民族的区别，但是他们确实具有相同价值。因此，对于各民族语言的探讨，仅仅是赫尔德对人类历史哲学诸多方面考察的一部分。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 则进一步从语言方面对人类的发展做了阐述。作为语言哲学家的洪堡，研究语言的目的在于探究人类语言存在、运作、发展的深层原因。他将语言的发展理解为某种理念的运动，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在朝着一个理想和统一的目标推进，只是接近或偏离这一目标的程度不同而已。但他同时也为建立普通语言学而做了大量的实证工作。 (8)
洪堡延续了施莱歇尔对人类语言的分类，认为人类语言可分为：没有严格语法标记的语言如汉语；有严格语法标记的语言，如印度-日尔曼
对汉语有着真知灼见的德国语言学家施坦塔尔
语言；间于这两类语言之中的其它语言。 (9)“他把汉语和梵语看作语言类型的两极，认为前者是典型的孤立语，后者是典型的屈折语，所有其它语言均分布于两极之间，要想把世界语言的类型特征弄清楚，自然就不能绕过汉语。所以，对他来说，研究汉语语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类型学理论的需要。”(10) 因此，汉语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被洪堡和19世纪其他的语言学家一再讨论。对于洪堡来讲，汉语的意义要远远超过其本身作为一种语言，要研究清楚世界语言的类型特征，当然就不能不研究汉语。
在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出版前，德国语言学家赫曼·施坦塔尔(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 有两部重要的著作出版：《作为语言理念发展中的语言分类》 (1850)和《语言结构主要类型的特征》(1860)。这两部著作对汉语作了普通语言学的归纳。施坦塔尔将语言分为：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三种。他遵循着洪堡对汉语特点的认识，认为：
汉语句子好像行星系一样，完全遵循着一种自动而必然运行的绝对机制。谓语就是太阳，而句子中的其它成分围绕着谓语这个太阳运转。不过，一方面形式只是悄然无声地借助词序这个方式，机械地得以表达；而另一方面，句子中的内容仍没有得到分类。因此，尽管内容和形式有别，正是在其中世界历史的意识首先得以表达，实质上的统一和同一，才成为汉语中的特色。 (11)
施坦塔尔的这一比喻非常恰当地说明了汉语中词序的重要性以及在词序中理解句子的特点。 1884年施坦塔尔出版了洪堡的语言学著作。除此之外，由于施坦塔尔本人曾于1852-1855年专门到巴黎从儒莲(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 和巴赞(Antoine-Pierre-Louis Bazin, 1799-1863) 学习汉语并从事汉学研究，因此他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有着比洪堡更深刻的认识。他在《语言结构主要类型的特征》中写道：
汉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鉴于其本质上的纯正性及其操作方面的合乎逻辑性，是一门典范的语言。汉语也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梵文和闪米特人文学之外，从规模和意义上来说，汉语文学跟地球上所可能存在的文学形态相比占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就像中华文明从总体上说，与墨西哥、秘鲁或非洲黑人文明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那样。即便是与埃及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在一些方面也有更高的造诣。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和人类自我意识表达的立足点，从人类尊严和自由意识发展阶段来看，中国古典的诗歌比埃及全部的金字塔、方尖石碑和迷石阵更有价值。 (12)
此外，施坦塔尔对汉语的很多具体认识，都直接影响了此后普通语言学对汉语的认识。
二、欧洲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
1. 汉语—— 作为通用符号的语言历史上的西方语言学家认为，《圣经》中所描写的巴别塔(Babel) 之前确实存在一种上帝直接赋予人类的原始语言。由于是上帝赋予人类的，这一语言必定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同时也是清晰、明了、合乎逻辑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在《学术的进展》( 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 ,1605) 和《新工具论》( Novum Organum ,1620) 中曾憧憬过一种普遍的语言文字：
[⋯⋯] 我听说，中国及地中海东部很多王国使用真实文字来书写。总的来说，字不表示字母或词语，而表示事物或观念(因为字比语言更普遍地为人所接受，语言互不相通的国家和省份却能阅读彼此的文字)，所以他们拥有大量的字，我想大概有词根那么多。 (13)
理想的普遍语言不应该有模糊不清的概念，也不应该有同义词语，即词语概念须严格地一一对应。至于理想的普遍文字，应该直接标记事物和思想，而无需像拼音文字那样以词为中介。培根因此提出，真知(real knowledge) 只有用真实文字(Characters Real) 来记录，才不致遭歪曲。在当时传入西方的汉字里，培根看到了一种世界通用文字的可能性。 (14)
培根之后，英国其他的哲学家、语言学家也都或多或少地思考过普遍语言文字的问题，如弗兰西斯·洛德威克(Francis Lodwick or Lodowick,1619-1694) 有《论一种通用文字：利用它，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可以相互交流思想》(1647) (15)，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 在他的《论一种真实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1668)中也对通用文字予以了讨论。 (16)
此后，对东亚语言感兴趣的建筑师约翰·韦伯(John Webb,1611-1672) 在1669年出版了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关汉语和汉字的专著《一篇历史论文：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巴别塔之乱前通行于全世界的原始语言之可能性》(17)，并且在1678年重印的时候，将书名改为了“中国的古代或一篇历史论文：试论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巴别塔
威尔金斯《论一种真实文字和一种哲学语言》(1668)英文版书影
之乱前通行于全世界的原始语言之可能性，并附中国风俗习惯介绍及古今相关参考论著”(18)。韦伯在呈给查理二世(CharlesII,1630-1685) 的献词中称：“ 《圣经》上说，在巴别塔之乱前，整个地球只使用一种语言：历史显示，中国在巴别塔之乱以前地球上还使用一种语言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居住。 ”(19) 韦伯表明，中国人所居住的地方“属于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并未卷入巴别塔之乱，因此汉语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原始语言”，或曰“人类语言”(lingua humana)：
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得出结论：中华帝国的母语或天然语言永久地保持了其古老的纯洁性，没有任何变化或改动。
[⋯⋯]希伯来语既刺耳又粗野，汉语却是迄今所知全世界所有语言中最柔美顺畅的。 (20)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17世纪末英国的知识界在努力寻找所谓“人类语言”的时候，发现了汉语。他们从传教士的描述中，认为汉语就是这一原始语言。
英国哲学家的有关人类语言的讨论，也影响到了欧洲大陆的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他在《人类理智新论》( 1704)(21)中专门讨论过所谓的“通用字元”(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尽管莱布尼茨认为他所设想的通用字元与中国文字之间有所不同，但无疑汉字给他很多的启发。 1679年，莱布尼茨致函勃兰登堡选帝侯的御医埃尔斯霍茨(Johann Sigismund Elsholtz,1623-1688)，特地询问选帝侯的东方幕僚安德莉亚斯·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 的所谓“中文之钥”(Calvis Sinica)。莱布尼茨在信中提出了十四个问题，其中四个是：
2. 既然汉语的书写符号不是按照词而是按照事物(本身)来构造的，我希望了解汉字是否总是按照事物的本质来构造的。
9. 创造这套符号的人是否知晓事物的本质？是否充满了理性？
10.汉字在表示动物、植物、岩石等自然界的事物时，是否能将事物的特征区分开来？
11. 因此，我们是否仅从汉字本身就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如果能，又能了解到何种程度？ (22)
我们可以看到，莱布尼茨希望了解到，汉字是以事物而不是以词为基础创造的，同时了解汉
1953年当时东柏林的德国科学出版社重印《汉文经纬》的封面和中文扉页
字是否适宜于逻辑演算，以便人们直接从汉字中理解事物的本性。一年前，莱布尼茨在写给汉学家克利斯蒂安·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 的信中称：“如果上帝曾教给人类一种语言，那种语言应该是类似于汉语的。”(23) 尽管汉字有不少令数理逻辑学家莱布尼茨激动不已之处，但是却依然不能充当他所设想的“通用字元”，因为汉字本身缺少基本的、理性的构字原则。
2. 甲柏连孜与《汉文经纬》
格奥尔格·冯·德·甲柏连孜1840年出生于今天的阿尔滕堡(Altenburg)，父亲汉斯·冯·德·甲柏连孜(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07-1874) 是有名的语言学家，撰有多部有关满语的专著，(24) 早年对甲柏连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高中阶段甲柏连孜就学习了荷兰语、意大利语和汉语。 1860-1864年，他在耶拿大学(Universität Jena) 学习法律和政治经济学，之后他顺利进入公务员队伍，在德莱斯顿具体管理法律事务。由于对语言的兴趣，他在莱比锡大学一直在继续汉语、日语和满语的学习。 1876年他在德累斯顿大学以翻译、分析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而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甲柏连孜除附上了朱熹的注释外，还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了满文译本。 (25)
1878年，甲柏连孜成为了按照他的建议而设立的莱比锡大学(Universität Leipzig) 东亚语言教席的首位编外教授。这是在德语国家所设立的第一个东亚语言教席，除了汉语和日语之外，还要涉及满语、蒙古语、藏语和马来语，但主要研究重点集中在汉语语法方面。 1881年他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汉文经纬》一书。 (26) 1884-1889年他与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泰西摩尔(Friedrich Techmer, 1843-1891) 共同创立、出版了《国际普通语言学杂志》(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他在莱比锡时代的学生有著名的汉学家格鲁贝(Wilhelm Grube, 1855-1908) 、高延(JJ M de Groot,1854-1921) 等。
1889年，甲柏连孜到柏林大学(Universität Berlin)，成为了那里东亚语言和普通语言学的编外教授。 1889年他成为了普鲁士科学院的院士。 1891年他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普通语言学专著《语言学的任务、方法和至今所取得的成就》，(27)在这部书中他也提出了语言学的目标和任务。 1893年，这位年仅五十三岁的语言学家在柏林去世。
叶乃度(Eduard Erkes, 1891-1958) 在1953年为《汉文经纬》再版写的序中称：
《汉文经纬》开创了汉语研究史的新阶段。以往出版的专著，从18世纪中叶马若瑟(Prémares) 的《汉语札记》( Notitiae Linguae Sinicae ) 到19世纪硕特(Schott)、恩德利谢尔(Endlicher) 和儒莲(Julien) 的语法书，这些教程将汉语语法现象讲得系统且容易领会，但汉语的语法结构和其它特别之处远没有被阐释清楚。甲柏连孜是第一位摆脱了他的前辈们影响的人，那些人潜意识中还一直有一种成见，即认为每种语言必须用拉丁语的模式来衡量，其语法也要遵照拉丁语来建立，甲柏连孜也是第一个正确对待印度支那语言特点的人。 (28)
作为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的接班人，甲柏连孜于1889-1893年担任了柏林大学东亚语言学的编外教授职位。 (29) 尽管这是一个纯语言学的教席，按照当时柏林大学给他的任命书，他必须“参与主持普通语言学及中国语言和文学，并开设有关满语、古代日语、马来语、萨摩亚语和其它相关语言的课程”(30)，而在他之前的硕特，其教席的重点主要在古代和现代汉语方面。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学术汉学尚未在德国建立之前，汉语语言学已经得以建立，并且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普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方面，洪堡和施坦塔尔对汉语语法的认识对甲柏连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甲柏连孜很好地将这些新成就运用到了古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上。例如洪堡在汉语的语序、概念、结构等的表述上，都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汉语与西方语言的比较分析方面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中对洪堡的很多语言学方面的预设以及一些抽象的描述加以具体且深入的研究。除了与19世纪初在德国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语言学相结合之外，甲柏连孜同时也受到在华传教士和汉学家对汉语研究成就的影响，诸如法国的马若瑟、雷慕萨、儒莲，德国的硕特，奥地利的恩德利谢尔等人的汉语语法。这些成就主要为甲柏连孜的古代汉语语法研究提供了很多的资料以及供他思考的学说。 (31)
在叶乃度所提到的几位汉学家中，人们对施特凡·恩德利谢尔(Stephan Ladislaus Endlicher,1804-1849) 比较陌生。他是奥地利著名的植物学家、古钱币学家和汉学家，1845年出版了一部相当有影响的汉语语法论著《汉语语法之基本知识》(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 (32) 这本书包括第一篇、文字学说(3-94)，第二篇、语音学说(97-160)，以及第三篇、语法学说(162-360)。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一部汉语语法书已经相当全面了。不过，在甲柏连孜看来，恩德利谢尔依然是用西方语言学的方式“格义”汉语语法：
“在这里，汉语的句法被生搬硬套地去适应欧洲的形式学说(指形态变化— —引者注)。”(33)
叶乃度在新版序中的意思是说，甲柏连孜是第一位真正尊重汉语特点的欧洲语言学家。他不仅尊重汉语的特点，同时也尊重印度支那语言的特点。甲柏连孜在对他之前的汉语语法史的检讨中，认为大部分汉学家都是从欧洲语法的方法
《汉语语法之基本知识》的作者，奥地利著名植物学家、古钱币学家和汉学家恩德利谢尔
去“格义”汉语语法，认为是不可取的：“除了硕特外，他们或多或少都从我们欧洲语法的观点和划分标准去看汉语。”(34) 实际上，与汉学家的头衔相比，甲柏连孜更是当时一流的普通语言学家。他以一位语言学家的眼光研究汉语，自然不是很多重点研究中国历史、宗教的汉学家所能比肩的。除了《汉文经纬》之外，甲柏连孜还有一系列有关普通语言学的著作，这些也为他研究汉语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的基础。 《汉文经纬》出版十年后的1891年，甲柏连孜出版了上文中已经提到的《语言学的任务、方法和至今所取得的成就》(35)，在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周期性变迁”(Zyklischen Sprachwandel) 的学说。
《汉文经纬》可谓使用近代语言学成就对古代汉语语法所进行描写和分析的著作中的经典之作，较之以往有关汉语语法的书，它是一部更符合语言学要求和规范的著作。这本书实际上分为三篇：第一篇是导论和概说，包括导论、语音和声调、汉字、语音史和词源。第二篇是分析系统，包括句子成分和句子之间的相互限定、词类的限定、句子和短语之间的界限。第三篇是综合系统，包括导论、短语、简单句、复句和句子的连接、文体等。在《汉文经纬》中，甲柏连孜尽管是用当时普通语言学的框架来讲解汉语的，但他却时时关注汉语在语法、语音以及文字方面的特点。在第二篇“分析系统”一开始阐述目的和方法时，甲柏连孜便提到了汉语的特点：
这一惯常的寻找是必要的。 [在本书中，]汉语将以有机的方式从其自身被理解以及被描述。由于汉语的有机构成跟我们的语言在本质上迥异，因此其语法规定也必然跟我们所熟悉的不同。这些都会令初学者产生混乱，并感到惊诧，因此从整体上来关照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必要的。 (§.273之注I) (36)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甲柏连孜并不认为从欧洲普通语言学出发可以解决所有汉语的语法问题。他所创立的第二篇的“分析系统”，旨在详细剖析各类古汉语的语法现象，解释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澄清各种语法意义。而在第三篇“综合系统”中，他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各种语法现象的关联性，讨论古汉语如何运用各种语法手段来遣词造句，以表达思想的目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19世纪欧洲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还是从寻找人类语言的共性出发，试图找出语言的某种规律性。
穆勒及其《直毛种的语言》
一、时代背景—— 奥地利帝国
尽管穆勒的《直毛种的语言》出版的时间已经是奥匈帝国时期，但其学说的形成以及他对那瓦勒探险文献的整理都是在奥地利帝国时期。为什么在他的时代奥地利会对人类的语言和思想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呢？
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 称帝，之后不久奥地利大公国国王弗朗茨(Erzherzog Franz von Österreich) 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Kaisertum Österreich)，自称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成为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以回应拿破仑，并借机整合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的领地。 1804-1867年间，奥地利帝国是当时欧洲五大列强(英、俄、奥、法、普) 之一、地跨中欧、南欧和东欧的一个世界级强国。奥地利帝国是欧洲人口第二大国和外交第一大国，其领土包括今天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意大利北部、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和波兰的加利西亚等广大地区。帝国的首都为奥地利皇室领地内的维也纳。
由于奥地利帝国的合法性来自神圣罗马帝国，所以其皇帝在德意志地区有着绝对支配权，这一支配权一直到普奥战争后普鲁士统一德国才告结束。自19世纪下半叶起，奥地利帝国开始式微。 1859年后的意大利独立战争使奥帝国失去在意大利的所有领地；1866年的普奥战争迫使奥地利退出德意志联邦，结束了哈布斯堡家族统领德意志各城邦的时代。其后，匈牙利贵族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了维持原来的奥地利帝国达成一个和解方案，于1867年建立了奥匈帝国(Österreich-Ungarn)，它的存在时间从1867年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
奥匈帝国同样是一个世界级强国，是欧洲当时五大列强(德、英、法、奥、俄) 之一，也是地跨中欧、东欧、南欧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其面积之庞大，在当时的欧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帝国；其人口之众多，人口数量在当时居欧洲第三，稍逊于俄国和德意志帝国。
穆勒所生活的时期，奥地利是一个大国，这不仅仅表现在人口、军事方面，在发展经济和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奥地利日益踏入全球范围的联系之中，因此需要在文化方面表现出其丰富性和包容性。 1857-1859年，奥地利海军(Österreichische Kriegsmarine) 派出了三桅快速战舰那瓦勒(Fregatte Navara) 前往世界各地探险。此次探险活动主要是由维也纳皇家科学院(Kaiserli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 负责筹备，由各学科的专家，如地理学家
三桅快速战舰那瓦勒的横截面图
维也纳科学院1861年出版的第一卷那瓦勒环球探险研究成果的封面
费丁南德·冯·霍赫施泰特(Ferdinand Ritter von Hochstetter, 1829-1884)、动物学家格奥尔格·冯·弗劳恩费尔德(Georg Ritter von Frauenfeld,1807-1873) 等随同。这是德语国家首次派出如此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船只进行环球探险。 1857年4月30日，那瓦勒号离开帝国的港口“的里雅斯特”(Triest，今天意大利东北部边境港口城市)，在历经了五百五十一天，行程51,686海里后，那瓦勒号重新回到了“的里雅斯特”。那瓦勒探险的成果由维也纳科学院(Wien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负责整理研究，在1861-1876年间出版了二十一卷研究成果，以多种语言发表，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其中有关人类学和语言学的部分，都是由穆勒参与完成的。
二、穆勒其人及其主要学说
穆勒出生于当时奥地利帝国的耶姆尼克(Jemnik)。这个小镇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的南部。 1853-1856年穆勒在维也纳大学(Universität Wien) 开始学习哲学、语文学，具体专业包括哲学、古希腊语文学以及东方语言，后者受到了著名梵文学家安同·博勒尔(Anton Boller, 1811-1869) 的启发。他除了学习梵文之外还修了比较语言学的课。大学毕业后他曾一度在“宫廷与国家印书馆”(KkHof- und Staatsdruckerei) 做东方语言的校对工作。由于他出色的论文《在雅利安-闪族语言圈中的动词表达：一项语言学的研究》，(37) 穆勒于1859年在德国的图宾根大学“在缺席的情况下” ( in absentia) 获得了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明显是受博勒尔《论动词的形成》( Über die Verbalbildung ,1850) 的影响而写成的。 1860年他在维也纳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自1869年起，穆勒接替博勒尔担任维也纳大学梵文和比较语言学教授。由于他的学术声望，他同时得到了印度普纳大学(Univ.Poona) 的任命，但后者被他拒绝了。自1869年始，他成为了维也纳科学院院士。
穆勒一生异常勤奋，他通常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除了梵文之外，他掌握的语言还有希伯来语、波斯语、埃塞俄比亚语。他很早就对时至当时尚未整理过的语言感兴趣，包括伊朗和印度语族的各种语言：阿维斯陀语[19世纪欧洲学者错误地将祆教的波斯古经《阿维斯陀》 [Avesta]称作Zend]、波斯语、亚美尼亚语、巴厘语、梵文俗语(Prakrit)、印度斯坦语以及孟加拉语。他对这些语言进行“科学”的描述，并总结出其语法规律。穆勒创立了“语言人种志学” (linguistische Ethnographie)，并且是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他所有的科学研究的出发点都是印度日尔曼语系，
奥地利人类学家谢尔策，是他邀请了穆勒参与那瓦勒探险著作人类学部分的编纂工作。
特别是伊朗语族和亚美尼亚语，当时的学者认为亚美尼亚语有伊朗语族的特征。
由于穆勒与探险者和传教士有很好的关系，他能够多次得到时至当时还没有被研究过的语言的记录和文本。上文提到的1857-1859年那瓦勒探险，带来了有关南非班图语系和科依散语系(Bantu- und Khoi-San-Sprachen)、澳洲语系、南岛语系、哈米特语系、现代印度语言(austral.,austrones., hamit. und neuind. Sprachen) 以及所搜集到的人类学、民族学的各类丰富的资料。当时的语言学家主要关心的是伊朗语族及其相关的比较语法的各类问题，亚美尼亚语、古代和现代的印度语言(也包括僧伽罗语和罗姆语)以及阿勒泰、高加索和非洲语言。 1867年出版了“那瓦勒探险著作语言学部分”(Linguistischer Theil des Novara-Reisewerkes)，穆勒在这一部分中对所有的语言学材料做了整体的概述；第二部分包括在短时间内整理分类的词典、语法和文本。在穆勒的语言学部分出版之后，人类学家卡尔·冯·谢尔策(Karl von Scherzer,1821-1903) 又邀请他参与那瓦勒探险著作人类学部分的编纂工作。后来由于谢尔策被任命为商业与国民经济部的处长，整个的工作全都由穆勒独立完成。 1869年穆勒出版了那瓦勒探险著作人类学部分。作为对那瓦勒探险著作语言学部分的认可，奥地利皇帝向穆勒授予了艺术与科学金质勋章。穆勒的主要著作《语言学概论》( Grundriss der Sprachwissenschaft , I-IV,1876-88) 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地球上语言的全貌—— 包括从谱系分类来讲当时已知的所有语言，而其中有很多种语言是由穆勒首次予以研究和描述的，在此之前，并没有人尝试完成过此类工作。
穆勒以其自身有关语言学的广博知识建立了从语言学到民族学、人类学的一座桥梁。他在《普通人种志学》( Allgemeine Ethnographie , 1873,1879) 这本书中所预设的是，所有人种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基础。德国著名生物学家、思想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 将人种并非按照头盖骨的形状，而是根据毛发的种类来划分，穆勒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也将语言划分为“直毛种”和“鬈毛种”。
穆勒是“闪含语系”语言(Hamito-semitische Sprachen) 分类法的宣导者。他的这一分类法今天看来既有误导性，同时也充满着种族的偏见性。实际上，这一分类方法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1915-2001) 的“非．亚语系”(Afroasiatic languages) 这一在宗教和种族方面比较中立的分类法所取代。
三、《直毛种的语言》本书是由穆勒编写、作为“语言学概论”第二卷第二部分“直毛种的语言”(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而出版的。穆勒同样是“语言学概论”丛书的主编。
有关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穆勒博士，书的扉页上有他一连串的头衔和兼职，当时的书中尽管也常见，但罗列出如此多头衔的人并不多见。他的头衔和兼职计有：
维也纳大学教授，维也纳皇家科学院院士，维也纳人类学协会会员、副会长，慕尼克和布达佩斯科学院外籍院士，莫斯科皇家自然科学家协会和巴黎人类学协会通讯会员，海牙荷兰皇家东印度语言、国情和民族学研究所通讯会员，巴黎语文学会(非雅利安语) 名誉会员，佛罗伦萨意大利王室人类学和民族学名誉会员，莱比锡民族博物馆名誉会员。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法国巴黎语文学会(Société philologique) 竟然会有“非雅利安语”(langues Anaryennes) 的分类，今天看来匪夷所思，其目的是将欧洲以外的“非文明”国度的语言概括在内。
这本书是献给两位著名学者的，其一是卡斯特林(Matthias Alexander Castrén, 1813-1852)，其二是甲柏连孜(HCvon der Gabelentz)。卡斯特林是芬兰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民族学家，语言学中乌拉尔语系的创始人。 1828年卡斯特林开始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因为他父亲是牧师，也希望他以后在教会谋得一个职位。但卡斯特林的兴趣显然不在基督教新教的传教方面。早在求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作芬兰神话。 1836年大学毕业后，卡斯特林作为语言学家跟他的朋友、医学家埃伦施托勒姆博士(Ehrenström) 一道去了位于芬兰斯堪的亚半岛北部的萨米(Lappland)，并于1839年又去了卡累利阿(Karelien)，对那里的语言进行了系统科学的考察。 1841年，他又与芬兰作家艾里阿斯·隆洛特(Elias Lönnrot, 1802-1884) 一起访问了俄国北部乌拉尔山另外一侧芬兰-匈牙利语系的多个民族。 1844-1845年卡斯特林出版了有关俄国芬兰-匈牙利语系的两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 (38) 1844年卡斯特林做完了他的博士论文，成为了哲学博士。尽管当时他的肺部已经很虚弱了，但他还是于1845年受圣彼德堡科学院和赫尔辛基大学的资助重新去西伯利亚考察，之后他又出版了相关的重要专著。 1851年他被任命为赫尔辛基大学刚刚设立的芬兰语言和文学教席，但第二年他便死于肺结核。 1853-1862年弗兰茨·安东·谢夫纳(Franz Anton Schiefner / Антон Антонович Шифнер, 1817-1879) 出版了卡斯特林十二卷本的德文全集。 (39)
1.《直毛种的语言》的结构和内容
此书于1882年由维也纳的阿尔弗雷德·胡尔德勒(Aldred Hölder) 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下面一行小字为：皇家与王室宫廷和大学书商(KkHof-und Universitäts-Buchhändler)。该昼为“语言学概论”“第二部分”(II. Abtheilung)之“马来亚种语言及高地亚细亚(蒙古)种语言”(Die Sprachen der malaischen und der hochasiatischen(mongolischen) Rasse)，篇幅为416页。
《直毛种的语言》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D.马来亚种语言”和“E. 高地亚细亚(蒙古)种语言”。其下的具体语言有：
D. 马来亚种语言
I. 波利尼西亚语
II. 美拉尼西亚语
III. 马来亚语
E. 高地亚细亚(蒙古)种语言
(1) 多音节语言
I. 萨莫邪特语
II. 乌拉尔各民族的语言
III. 阿勒泰各民族的语言
IV. 日本人的语言
V. 韩国人的语言
(2) 单音节语言
I. 西藏人的语言
II. 缅甸人的语言
III. 暹罗人的语言
IV. 卡西人的语言
V. 安南人的语言
VI. 中国人的语言
德国著名的芬阑-乌戈尔族语言学家卜登慈
曾经校注帕尼尼的梵文文法书并编纂梵文词典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波特林克
2. 卜登慈和波特林克
在“前言”(Vorrede) 中，穆勒特别谈到除了本书之外，他还会尽快完成他的《鬈毛种的语言》一书，以飨语言学以及人类学方面的读者。在感谢的名单中，作者首先提到了威廉·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inand von Humboldt,1767-1835)、卡斯特林和甲柏连孜，并且表达了对三位学者深深的敬意。其次，他也感谢了同时代的两位学者，认为他们的著作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石。他所指的这两位学者分别是约瑟夫·卜登慈(Josef (Jozsef) Budenz, 1836-1892) 和奥托·冯·波特林克(Otto Nicolaus von Böhtlingk,1815-1904)。
卜登慈是德国著名的芬兰-乌戈尔族语言学家(Finno-Ugrist)。由于匈牙利语系乌戈尔语族中的一种语言，卜登慈之所以研究芬兰-乌戈尔族语言就是为了弄清楚匈牙利语的来源。他于1854年在福尔达(Fulda) 中学毕业，之后开始在马堡大学(Universität Marburg) 学习，后转到哥廷根大学，致力于印度-日尔曼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 1856年回到布达佩斯，并在斯图尔维森堡(即塞克什白堡，Stuhlweißenburg) 教授历史比较语言学。 1861年，卜登慈被任命为匈牙利科学院的图书管理员。自1868年或1872年开始，他成为了阿勒泰比较语言学的正式教授，据说当时这一教席就是为他而设立的。 1871年他成为了匈牙利国家科学院院士。穆勒所提到的卜登慈的著作，系《匈牙利-乌戈尔语比较词典》(1873-1881)。 (40)
波特林克是生于俄国圣彼德堡的德国著名语言学家。他的祖先于1713年从卢贝克(Lübeck) 移居到了俄国。与其他语言学家一道，波特林克创立了德国的梵文学术研究。他自1833年开始在圣彼德堡大学学习东方语言，特别是梵文，自1835年开始在柏林和波恩大学继续他的学业。他在1842年回到德国后，任皇家科学院的助理，1845年后成为该院的院士。 1860年他成为了枢密院成员，1868年将家搬到了耶拿(Jena) 后，于1875年成为所谓枢密大臣。波特林克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是校注了帕尼尼的梵文文法书(41)，并编纂了梵文词典。 (42) 对于乌拉尔-阿勒泰语言比较语法来讲，他早年有特别重要的著作《论雅库特人的语言》(圣彼德堡1851)。 (43) 雅库特人是突厥语民族之一，也是西伯利亚人口最多的民族，是世界上居住地区最北与最荒芜的突厥人。雅库特人的语言雅库特语属于突厥语族的北支。他们的语言有很多来自南方突厥语的词根，与其他民族不同。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这也是波特林克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语言的原因。穆勒所提到的，正是这一部介绍乌拉尔-阿勒泰语言比较语法的著作和词典。
3. 语言学与人种志学(Ethnographie)
19世纪上半叶是一个人类大发现的时代，近代的很多知识、理论、体系都起源于这一时代。例如威廉·洪堡在语言哲学方面的贡献，不仅建立在传统的语言学、哲学、文学、古典学等学科基础上，更与当时新兴的科学，如人类学、人种学、地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洪堡曾就对人种志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做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
在整个历史上，人类划分为民族的活动始终经历着变化，并且至今还在变化之中。
对此进行探索，是人种志学(Ethnographie) 的任务，为此它必然要把历史学与语言学统一起来。 (44)
尽管洪堡已经认识到语言学与人种志学、人类学的关系，但他并不认为语言可以根据种族来进行划分，并且认为人种差异与语言结构差异并没有关系：
毫无疑问， 语言在人类当中并非根据种族(Racen) 来划分，甚至也不是根据民族来划分的，所以相似未必都能证明民族起源同一。 (45)
首先可以举美洲人为例，通常认为他们构成一个特殊的种族。然而，在这块完全孤立隔绝的大陆上，对语言结构的类同产生着更大影响的因素，实际上是各民族的精神共同体，而不是跟语言没有多大关系的肤色、体格的相同(关于美洲人在肤色和体格上是否相同，实际上也有许多异议)。 (46)
洪堡还根据当时对新种族的发现而对种族的概念和划分提出了异议。他曾引用海因里希·尤里乌斯·卡拉普罗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 的研究指出：“迄今为止有关种族划分的系统是站不住脚的，[⋯⋯] 人类种族远不止五个，但目前的观察还不足以把种族与由于种族混合而产生的民族明确地区分开。”(47) 但是，在当时也有将语言按照种族来划分的学者，比如海克尔。海克尔提到穆勒时，提到了自己有关高等和低等种族的理论：
高加索人种或地中海高加索人种(Homo Mediterraneus)，已经从远古时代就作为最发达和完善者而被认为是人类一切种族的源头。这就是一般所谓的高加索人种，不过在该人种所有变种中，高加索人种是最重要的，我们更倾向于弗里德里希‧穆勒的建议，即使用“地中海人”(Mediterranese) 这一名称更合适。 (48)
我们可以看到穆勒实际上不仅仅在语言学领域，他的人类学分类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海克尔。
作为直毛种语言之一的汉语
一、结构
像汉语这样一个特别的语法体系是如何被组织、如何被安排的？又是按照何种语法范畴被描述出来的？穆勒一共用了十七页的篇幅(页399-416)，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汉语作了具体的描述：
语言的一般特征(399)
语音(400)
1. 元音(400)
复合元音(400)
2. 辅音(401)
开头音和结尾音(402) (49)
音调(403) (50)
字根和字(404)
名词(404)
形容词(407)
代词(408)
关系代词(409)
动词(410)
数词(413)
语言试练(413)
二、内容
这部书对于每一种语言基本上都是从以上几个方面来做语言学分析的。由于所有的语言分析都是由穆勒一个人来完成的，因此体例非常统一，但他对每一种语言特点的把握，不一定很准确，同时也很难深入下去。不论是《直毛种的语言》还是《鬈毛种的语言》，都是用拉丁字母代替其它字母或文字的使用，因此在〈中国人的语言〉一章中，也没有一个汉字，所使用的是甲柏连孜的拼音系统。在最后一部分尽管有将近三页的“语言试练”(Sprachprobe)，但是穆勒的著作并非要教汉语(实际上他本人也不懂汉语)，而是要对汉语语法作语言学上的描述，对汉语在语言世界中做一个定位。
在“语言的一般特征”中，穆勒对汉语作了现代语言学的描述。他认为，汉语向西方人提供了单音节语言中最完美的纯正类型，因为汉语的句子是以心理-逻辑的单位为基础、以纯粹外在的方式来表达语义的，也就是说靠句子成分的前后位置的排列。 (51) 穆勒特别提到了汉语没有形态的变化和词类的范畴，例如在印欧语言中名词和动词的形态区分是很清楚的，但在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的词形可以是完全相同的。 (52)
在注释中，穆勒指出：“如果我们将汉语同其它单音节的语言，比如与暹罗语和安南语比较的话，就会很容易理解名词和动词区别的重要性了。这一区别对后两种语言来讲完全不清楚，因此名词性的限定(定语)会与动词性的限定(谓语、宾语) 混在一起使用。如果说在缅甸语和藏语中已经可以发现动词和名词的萌芽的话，那它们是通过加尾码的小品词来实现的。这完全是外加的；而语言所掌控的精神实质并没有变化。卡西语成功地做到了，通过运用前后一致的辅助元素而更正了其语言观中所隐藏的错误。”(53)
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穆勒实际上依然在遵循着欧洲语言的一些基本的规则，认为语言是从低级向高级的线性发展过程。而动词和名词之间没有形态的区分，说明语言本身尚在原始阶段。这一现象实际上并不是穆勒的发现，除了来中国的传教士之外，语言学家、哲学家中，早在19世纪上半叶，威廉·洪堡就对汉语的结构属性作了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他1826年的两篇文章/书信〈论汉语的语法结构〉以及〈致阿贝尔·雷慕萨先生的信：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之中。 (54) 尽管洪堡没有像穆勒一样对如此多的语言进行过语言学的分析和研究，但他通过阅读传教士对汉语的描述以及在跟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 的通信中，已经对汉语的基本特征作了近代语言学的归纳。
在解释汉语句子的语序时，穆勒认为，主语在谓语之前，作为修饰语的形容词的第二格(Genitiv) 在所修饰的名词前，宾语处在支配它的词之后。 (55) 实际上，这些知识并没有超出洪堡对汉语的认识。
穆勒同时也通过《汉文经纬》介绍了中国的语法学家的一些成就，如他们将汉字分为“实字”(volle Wörter, Stoffwörter) 和“虚字”(leere Wörter, Formwörter)，而“实字”下又分为“活字”(lebende Wörter, Verba) 和“死字”(todte Wörter,Nomina)。尽管穆勒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但他指
《直毛种的语言》第六章〈中国人的语言〉书影(德文版第399页)
出，这一划分与日本和阿拉伯学者对于他们语言的划分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56) 实际上虚词的作用在汉语语法中非常重要，这一点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中也已经指出了：
汉语的语法手段首先是词序，其次是虚词，后者的含义还要取决于前者。因此我们根据次序规则来探讨虚词。两者不仅决定了词与词之间的关系，而且也经常决定了词性以及词所具有的语法功能。 (§.273.) (57)
很遗憾，穆勒没有进一步举例解释虚词在汉语语法中的作用。
三、特点
1. 将汉语的语法现象放在世界语言的大框架下来加以讨论
穆勒在介绍汉语的时候常常会将汉语的一些特点跟其它的语言相互比较，这当然与他的语言观有关，同时也说明他特别重视各种语言之间的关联性。在讲解“开头音”和“结尾音”的时候，穆勒认为：“在古代汉语中存在不发声的爆破音，其中有一部分在今天的方言中还存在着，而在官话中却被省略了。我们将省略了不发声的爆破音称作送气音，而在此音之前的元音变成了短音。”(58) 在此，穆勒举了西伯利亚萨莫邪特语中的例子。 (59)
2. 西方研究者在汉语研究方面的成就
除了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之外，穆勒也使用了其他一些西方世界的研究成就。例如他在讲到汉语的声调时，就援引了英国伦敦布道会派到上海的牧师艾约瑟(Joseph Edkin, 1823-1905) 的观点，认为，汉语原本仅有两个音调，一个是恒等的(在元音和鼻音作为尾音时)，一个是受阻而短促的(在不发音的辅音作为尾音时)。声调实际上是在西元前1000年才有的，而降调是在西元3世纪才出现的，比较低的恒等调在西元1300年才进入官话。 (60)
这一观点跟现当代中国语言学家的看法不一致，实际上“四声”并非很晚才进入官话的，早在南北朝时候，汉族人就发现了汉语里有四个声调，起了“四声”的名称用来称呼平声、上声、去声、入声四种声调。 《南史·陆厥传》记载：“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沈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蠭腰、鹤膝。 ”《新唐书·权德舆传》：“德舆生三岁，知变四声。”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以'平上去入'为四声，自齐梁之际始。” (61)
穆勒引用了艾约瑟专著的出处，(62) 相关的问题有待音韵学家们进一步的研究。
3. 汉语语法特殊现象的介绍
在介绍数字之后，特别介绍了汉语中的量词(Numeralwörter)，因为这一语法现象在德文等西方语言中是不常见的。穆勒举的例子有：“位”((4)wei)，用于官员、学者和重要人物；“尾”((3) wei)，用于鱼；“眼”((3) jän)，用于车轮；“座”((4)tso)，用于房子、庙宇、山、坟墓、钟；“顶”((3)tiń)，用在帽子、塔、伞；“头”((2 ) thou)，用于所有的动物；“条”((2) thjau)，用于蛇、龙、绳，不过也用于狗、狐狸；“把”((3) pa)，用于刀、椅子；“面”((4) mjän)，用于镜子、旗子；“口”((3)khou)，用于人，也用于钟、箱子、篮子等等。 (63)
穆勒之后举了具体语言实践中的例子：“一口人”((5) ji'(t) (3) khou (2)žin)；“一口钟”((5)ji'(t) (3 ) khou (1) tšuń)；“一面白旗”((5) ji'(t)(4) mjän (5) pä'(k) (2) khi)；“一尾鱼”((5) ji' (t)(3) wie (2) jü)；“二百头马”((4) rlį (5) pä'(k) (2)thou (3) ma)。 (64) 所举的四个例子中，只有最后一个显得比较奇怪，因为“马”的量词即便在官话之中也很少用“头”，一般用“匹”。
由于甲柏连孜《汉文经纬》所涉及的是文言文法，因此在量词方面是跟官话很不相同的。这一部分，显然另有来源。
四、 问题
1. 汉语是否可以用普通语言学的范式来进行研究
这个问题自始在西方学者内部就争论不休，直到今天尚无定论。既然汉语是人类语言之一种，它当然具备一般语言的一些特征，这也是包括洪堡在内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对汉语一再讨论的原因。时至今日，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的共性和特性问题，一直是汉学家们不断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65) 不论来华传教士还是语言学家，大都习惯用拉丁语的语法规则来概括汉语的特征。 1729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Henri-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将《汉语札记》(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 手稿献给了法国汉学家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此书至1831年才在麻六甲出版。在书中马若瑟不愿意使用拉丁语的语法体系来描述汉语，而是使用大量的例句来总结新的语法规则。他认为：“给汉语套上我们的语法规则，这决不是我要做的。”(66) 甲柏连孜对马若瑟尊重汉语特点的做法特别赞许，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强调了汉语跟印欧语系语言的不同。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语言，汉语语法是有一定的规则的。甲柏连孜指出：“没有哪种错误比认为汉语没有语法，或者只有很贫乏的语法更站不住脚的了[⋯⋯]。”(§.50)(67) 作为一般语言学家，从穆勒对汉语的描述，很难看出汉语的特点来。我认为，穆勒跟甲柏连孜和马若瑟最大的不同是，他不是汉学家，也不懂汉语，仅仅从普通语言学的原则出发对汉语进行描述。
2. 对汉语的特点认识不清
穆勒在《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描述，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进入汉语的句法部分。他认为对汉语的介绍可以运用普通语言学的方法和范畴，从分析词入手，就可以初步了解汉语的特点了。因此他的介绍只包括了语音和词法部分，并没有涉及句法，实际上句法部分才能真正显示出汉语的特点来。而有关汉语句法的重要性，甲柏连孜在《汉文经纬》中阐述得很清楚。由于这本书的出版，仅仅是在《直毛种的语言》之前一年，穆勒根本没有很好地理解甲柏连孜对汉语特点的归纳。甲柏连孜在有关汉语的总论中提到：“汉语语法，如果撇开了语音学和文字学来看的话，只不过是句法。”(§.51) (68) 在论述有关句子构成的基本原则时，甲柏连孜指出：“目前以下所有的语法都是句法，而这一整体的句法是建立在或多或少很难拆开的词序规则基础之上的。我会从句子出发，因为句子是分析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综合运用的首要目标。”(§.254)(69)甲柏连孜尊重并勇于探索和发现汉语语法中的特色，虽然在概括古代汉语语法规律时，他使用了西方语法的术语去作解释，但他却深深地了解汉语与西方语言在本质上有很多不同。而穆勒在书中仅从词法对汉语进行解释，对于那些对汉语一无所知的德语读者来讲，基本上没有办法了解句法，特别是词义、词序以及语境对于这一语言的重要性。
3. 没有说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
实际上穆勒所使用的甲柏连孜的著作《汉文经纬》一书德文版的标题为： “ 中文文法—— 不包括粗俗文体和当今口语” (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e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而洪堡在《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精神的特性》中专门有一节讨论“现代语体和古代语体”的问题。 (70) 可惜穆勒并没有予以关注。
4. 没有对汉字进行介绍，也未使用汉字
17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有关汉语和汉字的著作中，只有一部分是有汉字的，因为当时印刷汉字并不简单。即便是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 于1703年在广东出版的《华语官话语法》(71) 也没有使用一个汉字，完全是用一套拼音系统来介绍汉语语法的。由于在整套书中都没有使用拉丁字母之外的其它的文字符号，在有关汉语的介绍中，穆勒也没有使用汉字。因此介绍起来并不容易。大部分的例子都是从《汉文经纬》中选取的，但省略了其中的汉字部分。穆勒有一种普遍语言的观点，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用拉丁字母的发音表达出来，并且用拉丁语的语法形态予以描述。但是，在他介绍汉语的特征时，没有汉字无论如何是相当困难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并没有介绍汉字学说和拼音文字之间的关系。因此，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多的情形只能根据德文释义和所注的发音来猜究竟是哪个汉字。在介绍到只能根据上下文才能判断词性的时候，穆勒选择了“人”、“父”、“火”、“老”四个字(词)，由于每一个字都可能有名字和动词的含义，因此“上老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皇上以礼对待老人”，他解释说，第一个“老”是动词，是以礼对待的意思，而第二个“老”则是宾语，是“老者”的意思。 (72)
结论
汉语之所以一再被研究，早期(17-18世纪)对于传教士来讲基本上是由于学习语言的需要，而当传教士将有关汉语的描述带到欧洲之后，欧洲很多的语言学家、哲学家开始讨论人类的原始语言和通用字符的问题。到了19世纪，由于普通语言学的迅速发展，汉语被认为是与屈折语梵文正相对的孤立语的典型例子，当然需要进行系统的研究。专业汉学建立之后，人们认为，所有汉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对汉语的了解和最大程度的掌握，因为汉学研究的基础在于对原文史料和文献的语文学式的解读。因此，汉语既有作为掌握这门语言的方法的一面，又有纯粹的语言学研究的一面，并且这两个方面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穆勒的这本书，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仅书名“直毛种的语言”这一说法本身已经很成问题了，再将第三世界的语言纳入其中，更是所谓的“政治不正确”了。尽管穆勒的这一人种语言学的分类法至今仅有百余年的历史，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人们对这样的分类并没有感到惊骇。但今天的人文学者，在看到类似的分类时，的确会惊愕不已。任何学科的分类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与时代的整体知识的进展相连的，也会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例外。唐代以来，经、史、子、集中国学术系统的分类，一直延续到清代。而清代考据学的全面发展，又逐渐成为了当时中国学术的主流。由乾嘉考据学派生出许多的专门学问，如训诂学、音韵学、古文字学等，也都应运而生。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学科的分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近代的地理大发现后，特别是近代知识的运用，欧洲学者产生了对人类整体知识的兴趣，这些实际上是全球化的第一批成就。 1878年出生于德国哈雷的学者福尔曼(Carl Faulmann, 1835-1894) 在维也纳编辑出版了《地球上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所传承下来的文字和字母手册》。到了1880年，他的这部书已经出版了第二版。 (73) 书中收集了美洲、非洲、亚洲、欧洲三百多种语言和文字的图录。在第二版的前言中提到，其间他还出版了一部《插图本文字的历史》的专著。 (74) 可见当时此类的图书风靡了整个西方知识界。
即便如此，在19世纪末，汉语的研究在当时整体的欧洲学术中，特别是欧洲以外的语言研究中所占的比重依然非常小。 1896年曾经研究过梵文和印度学的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 就曾很有针对性地指出：
几十年以来，人们满腔热忱地投入对闪族语和梵文及其晚期各种方言甚至埃及语的研究，并得到欧洲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针对汉语只能很少地研究，甚或毫无作为。在众多有能力去支持各类可能研究的重点大学中，仅有几所拥有汉语教授职位，但这些大学还认为将其撤销是合情合理的。 (75)
尽管如此，从汉学研究中的汉语研究到普通语言学中的汉语研究，德语世界的研究者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论述到洪堡语言观的局限性时，姚小平指出：
当然，洪堡特有洪堡特的局限，他也无法摆脱印欧语言的优越感，对汉语多多少少持有某种偏识。不过我愿相信，他并没有贬抑任何一种语言的意图；如果说他表露出了这样那样的偏识，那多半是无意识地说出了一代人的流行看法。今天我们回顾洪堡特等人对汉语语法的探索，首先应该看到，他们在这方面远远走在同时代中国学者的前头。那时候中国的小学家们不要说去研究外国语言的语法，就连自己母语的语法，也尚未形成清晰完整的认识。 (76)
我认为，这一评价从整体上来说同样适合于穆勒在《直毛种的语言》中对汉语的认识和描述。
【注】
(1) 多年前我在波恩的一家旧书店买到了这两本书的合订本，是因为其令人咋舌的书名以及书中有关汉语的描述。不论是弗里德里希·穆勒本人，还是他的这部《直毛种的语言》，在汉语世界中目前尚未有人提及。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虽然涉及语言学与人类学的关系(页108-115) 以及甲柏连孜对汉语的研究(页62-64)，但也并未涉及穆勒及其《直毛种的语言》一书。
(2) Cf.William Jones, Discourses delivered before the Asiatic Society: and miscellaneous papers, on the religion,poetry, literature, etc., of the nations of India. 1824.Printed for CSArnold, p.28.
(3) Cf. Jacob Grimm, Deutsche Grammatik . Zweite Ausgabe.Bd.1. Göttingen: Dieterich,1822.
(4) August Schleicher, 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Kurzer Abriss der indogermanischen Ursprache,des Altindischen, Altiranischen, Altgriechischen,Altitalischen, Altkeltischen, Altslawischen, Litauischen und Altdeutschen .) 2 Bde. Weimar: Hermann Böhlau (Bd.1 , 1861; Bd.2,1862).
(5)发声学、语言学，是源于希腊语的专业词汇，在今天的德语已经不再使用，而前面所使用的sprachwißenschaft(今天的德语写作：Sprachwissenschaft) 是德语化的专用名词。
(6) August Schleicher, Compendium , Bd.1,S.1-2.
(7)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784-91 (4 Teile). Sämtliche Werke, 33 Bde. Herausgegeben von Bernhard Suphan.Hildesheim: Olms,1967. Bde.XIII+XIV.
(8) (9) (10) 威廉·冯·洪堡特原著，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iv-v；页134；页vii。
(11) Heymann Steinthal, Die Klassifikation der Sprachen dargestellt als die Entwicklung der Sprachidee . Berlin1850.S.88-89.
(12) Heymann Steinthal,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enTypen des Sprachbaues . Berlin 1860. S. 107-108.
(13) Francis Bacon,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XI. 1 . London:Everyman's Library, 1962. pp.136-137. 此处译文参考了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 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见《国际汉学》第13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32。
(14) 参考上揭姚小平著《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页30。
(15) Francis Lodwick, A Common Writing: / Whereby two,although not under- / standing one the others Language,yet by / the helpe thereof, may communicate / their minds one to another. / Composed by a Well-willer to Learning ./ Printed for the Author, / MDCXLVII.
(16) John Wilkins, An Essay towards 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 . London 1668.
(17) John Webb,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Spoken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before the Confusion of Babel . London: Gresham College, 1669.
(18) John Webb, The Antiquity of China, or 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Spoken through the Whole World before the Confusion of Babel wherein the Custom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ans are presented and Modern Authors consulted with . Printed for Obadiah Blagrave, at the sign of the Bear in St. Paul's Church-Yard, over against the Little North Door, 1678.
(19)(20)转引自上揭何莫邪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页137；页152、153。
(21)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Nouveaux Essais surL'entendement humain (Neue Abhandlungen über den menschlichen Verstand), 1704.
(22)转引自孟德卫着、陈怡译《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年，页208。
(23) 1698年10月15日致门采尔，见Leibniz Briefe, 641, 1verso. 转引自上揭何莫邪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页157。
(24)汉斯·甲柏连孜曾从满文翻译了《四书》、《书经》和《诗经》，并编译了一部有关儒家经典的满文-德文词典(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Hrsg.), Sse-schu,Schu-king, Schi-king: in mandschuischer Uebers.Mit e. Mandschu-deutschen Wörterbuch . Nendeln,Liechtenstein: Kraus-Reprint, Leipzig 1864) 从而开辟了一条通过满文翻译来研究儒家经典和思想的新方法。
(25)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Thai-kih-thu, des Tscheu-tsi Tafel des Urprinzipes, mit Tschu-hi's Commentare nach dem Hoh-pih-sing-li. Chinesisch mit mandschuischer und deutscher Übersetzung, Einleitung und Anmerkungen.(Dissertation Dresden,1876).
(26)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l,1881.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 1960. 我手头上的版本系1960年Niemeyer 的版本，系1881年Weigel第一版的重印本。此书扉页上的中文题名为：“光绪七年甲柏连孜汉文经纬立即州位玖书铺”，其中：光绪七年为1881年，“立即州”为当时Leipzig (莱比锡)的音译，“位玖书铺”当是Weigel 出版社的翻译。按：约翰·奥古斯特·戈特洛布·魏格尔(Johann August Gottlob Weigel,1773-1846) 是莱比锡著名的出版商。 1793年起他接管当地著名的穆勒书店(MÜLLERsche Buchhandlung)。 1795年他在莱比锡开了一家旧书店，并创立了这家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出版社，主要出版古典语文学方面的专业书籍。
(27)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b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 Leipzig:Weigel Nachf.,2.Aufl. 1901; 1.: 1891. Nachdruck:Tübingen, Narr,1972 (TBL,1).
(28)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1960.S.VIII-S.IV.
(29) 多年来甲柏连孜与硕特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2008年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 出版了他们以及席费尔(Anton Schiefer) 在1834至1874年间的书信集：Hartmut Walravens (Hrsg .), “ Freilich lag in den zuueberwindenden Schwierig eiten ein besonderer Reiz”.Briefwechsel der Sprachwissenschaftler Hans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Wilhelm Schott und Anton Schiefer1834-1874 (Sinologica Coloniensa 26).Wiesbaden:Harrasowitz Verlag,2008.
(30) Cf. Klaus Kaden, “Die Berufung Georg von der Gabelentz an die Berliner Universität”, in Ralf Moritz(Hrsg.), Sinologische Traditionen im Spiegel neuer Forschungen .Leipzig:Leipziger Universitiätsverlag,1993.S.75.
(31) 1878年甲柏连孜在《德国东方学会会刊》(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 第32卷上发表〈论汉语语法史及对汉语语法分析的学说〉一文，对他之前的欧洲汉学家在汉语语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见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en und zur Lahre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r Sprache”,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 Bd.32 (1878).S. 601ff.
(32) Stephan Endlicher,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 Wien,1845.
(33) (34)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Beitrag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en und zurLehre der grammatischen Behandlung der Sprache”,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 Bd.32 (1878).S.612; S.636- 637.
(35)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 Leipzig: Weigel Nachf.,2.Aufl.1901; 1.: 1891. Nachdruck: Tübingen, Narr,1972(TBL,1) .
(36)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 1881l.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1960.S.121-122.
(37)Friedrich Müller,“Der Verbalausdruck im ârischsemitischen Sprachkreis. Eine sprach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In Sitzungsbericht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25 ,1857/58,S.379-415.
(38) Matthias Alexander Castrén, Elementa grammatices Syrjaenae . Helsingforsiae:Ex Officina Typographica heredum Simelii,1844;MACastrén, Elementa grammatices Tscheremissae . Kuopio,1845.
(39) Anton Schiefner(Hrsg.), Nordische Reisen und Forschungen von Dr.M.Alexander Castrén .12 Bde.St.Petersburg: Buchdruckerei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853-1862.
(40) Budenz József, Magyar-ugor összehasonlító szótár .Budapest: Tud. Akad.,1873-1881.
(41) Pânini's Grammatik / Hrsg., übers., erl.u.mit versch.Indices vers.v.Otto Böthlingk. Leipzig : Haessel,1887.
(42) Sanskrit-Wörterbuch / Otto Böhtlingk ; Rudolph Roth.Hrsg. von d. Kaiserl. Akad.d.Wiss. Bearb.7 Bde. St.Petersburg1855-1875.
(43) Otto Böhtlingk, Über die Sprache der Jakuten :[Grammatik, Text u.Wörterbuch] , St.Petersburg1951.
(44) (45) (46) (47) 洪堡《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第三篇“关于语言与人类划分为诸民族的关系”，见上揭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第69节，页348；第77节，页360；第78节，页361；页366注1。
(48) Ernst Haeckel, The History of Creation . New York: D.Appleton & Co., 1914.II, p.429.
(49) 甲柏连孜《汉文经纬》分别作“母”和“韵”，参见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 1881l.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3.;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Niemeyer,1960.S.27-31.
(50) 甲柏连孜作“声”，参见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Leipzig: Weige, 1881l.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4.,unveränd. Aufl . Halle (Saale): Niemeyer,1960.S.31-34.
(51) (52) (53) 参见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S.399; S.399; Anm.S.399-400.
(54) 这两篇重要的文章见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119-202。
(55) 参见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 1882.S.400.
(56) Cf.Ebd.,S.404. 见《汉文经纬》第251节。
(57)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 1881l.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3.; 4., unveränd. Aufl. Halle (Saale):
Niemeyer,1960.S.121.
(58) (59) (60)Friedrich Müller ,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1882.S.403; S.403;S.403-404.
(61) 罗常培〈从“四声”说到“九声”〉，见《罗常培文集》第7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456。
(62) Joseph Edkin, A gramme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 II ed.Shanghai, 1864. 8. Pag.94.11: Secular formation oftone-classes.
(63) (64) 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 , 1882.S.413.
(65) 一直到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家、哲学家们还在争论这一问题。罗斯文(Henry Rosemont) 认为，汉语是没有自然语言句法的人造语言；汉森(Chad Hansen) 则认为，汉语既无语义学上至关重要的概念“真理”，又无句法学上至关重要的概念“句子”；安乐哲(Roger T.Ames) 和郝大维(David L. Hall) 则称，汉语的句子没有句法，是词语的简单排列。参考上揭何莫邪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页163。
(66) 原文为：“Absit ut ad nostras linguas sinicam revocare velin.” 转引自上揭何莫邪着、陈怡译〈中国文字系世界原初文字？ —— 19世纪及此前的西方汉字及汉语研究〉，页159。
(67) (68) (68)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mit Ausschluss des niederen Stils und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 Leipzig: Weige,1881l. Reprograph. Nachdruc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53.;4 .,unveränd. Aufl. Halle(Saale): Niemeyer,1960.S.18; S.19; S.113.
(70) 上揭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页200-201。
(71) Francisco Varo,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 ,1703. 此书于1802年在福州成书，1703年在广州正式出版。万方济(瓦罗)在华居住长达三十八年之久，曾在1687年被指定为云南和两广代牧。 《华语官话语法》原文是西班牙文，2000年出版了英译本，中文版是从英译本转移而来的：瓦罗着，姚小平译《华语官话语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72) 参见Friedrich Müller, Die Sprachen der schlichthaarigen Rassen,1882.Anm.S.404.
(73) Carl Faulmann, Das Buch der Schrift. Enthaltend die Schriftzeichen und Alphabete aller Zeiten und aller Völker des Erdkreises . Wien:Verlag der kaiserlich königlichen Staatsdruckerei, 1878.2.verm.und verb.Aufl. 1880.
(74) Carl Faulmann, Illustrirte Geschichte der Schrift . Wien,Pest,Leipzig: A.Hartleben,1880.
(75) Otto Franke, “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und Professor Hirth”, in T'ung Pao 1896,S.242.
(76) 上揭姚小平选编、译注《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序言〉第Viii 页。
* 李雪涛，德国波恩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史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全球史、德国哲学以及中国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近期主要著作有：《误解的对话—— 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专著，2013)、《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文献与研究》(编著，2013)、《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译著，2012)等，主持翻译了德国汉学家顾彬(W.Kubin) 教授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2008-2014)。发表〈论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观念的中国思想来源〉等论文一百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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