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去世，整个苏联似乎陷入了哀悼之中。但在悲痛的外表背后，人们对这位领导人的看法并不一致。在他统治期间，苏联数百万人在政治清洗和饥荒中丧生，另外还有数百万人忍受着贫困。在那段时间，苏联曾有三个男孩，并不屈服于斯大林的权威。
在斯大林执政的近三十年里，他对外表现出的是一种不容置疑、一言九鼎的威权，对不同意见实施残酷的镇压。
然而，苏联却又同时发生了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活动虽然并不频繁、规模也并大，但却很好地表明许多人并不与极权主义政权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
其中一次活动发生在乌拉尔（Urals）山脉地区的工业城市车里雅宾斯克（Chelyabinsk）。乌拉尔山区是俄罗斯欧洲和亚洲部分的分界线，而这座城市是一家拖拉机制造厂的所在地。
1946年春天的一天，三个少年在市中心张贴传单。排队买食物的当地居民疲惫地看着他们。
男孩们没有胶水张贴传单，他们用泡在水里的面包做成的浆糊把从学校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粘在墙上和灯柱上。
尽管普遍认为斯大林时代极为专制，但他统治的苏联并不缺乏质疑的声音。
“饥饿的人们，起来战斗！” 纸上的笔迹很幼稚，像是出自学生之手。
在排队中的一位女士读了传单说：“这个是有思想的人写的。”
男孩们是亚历山大·波利亚科夫（又名舒拉），米哈伊尔·乌尔曼（米沙）和叶夫根尼·格肖维奇（根亚）。这三名少年都是13岁，领头的是舒拉·波利亚科夫。
长大后的舒拉
他的家人最早来自乌克兰的哈尔科夫，他和母亲、祖母、姐姐和阿姨一起在战争期间被疏散到乌拉尔。由于市政部门疲于接纳许多战争撤离人员，他们一家五口住在一间房里。
舒拉的父亲在战争中丧生。他的妈妈是律师，供养全家。
根亚也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但原因不同。他出生在列宁格勒，1934年他的父亲被捕，被诬告属于一个计划推翻政府的地下网络，就这样无影无踪地再也没有回家。
为了保证两个孩子的安全，根亚的妈妈搬到了车里雅宾斯克。尽管她的丈夫是“人民的敌人”，但她还是设法找到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
根亚的父亲在战前被处决，但家人等到很久之后才知道他的死讯。
米沙和根亚一样，也来自列宁格勒。但他的家人都健在，他的父母在战争开始时搬到车里雅宾斯克，在当地的拖拉机厂工作。当时拖拉机厂造的是坦克，而不是农业设备。
在车里雅宾斯克，米沙的家人生活在异常拥挤的环境中，甚至被迫与陌生人共用一个房间，隔开空间就靠拉起一根晾衣绳，在上面挂床单。
三个男孩上了同一所学校。米沙和根亚甚至坐在教室的同一张桌子上。
尽管他们只有13岁，但已经在阅读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这些著作被列入他们学校教学大纲的一部分。他们从这些书中了解到，接受不公正的事情是错误的。
长大后的根亚
他们还仔细学习法国革命者在1870年代工人运动期间创作的《国际歌》，这首歌后来成为所有反对社会不公正的人都爱唱的歌曲。
《国际歌》在1922年至1944年间成为苏联国歌。男孩们不敢相信，歌词中呼吁人们起来反对社会不平等的歌词在苏联没有被禁。
这些男孩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靠战后口粮限量供应勉强度日，经常处于饥饿边缘。
苏联有一个流行的笑话，说1945年2月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英国和苏联的领导人聚集在雅尔塔会议上，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处决希特勒。
这个笑话说道：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建议绞死；美国总统罗斯福想出了电椅，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希特勒吃苏联配给的口粮。这个笑话笑点在于，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同意了斯大林的提议，说这将会是最残酷的惩罚。
青年时代的米沙
但并不是每个苏联人都被迫靠微薄的口粮生存。这三个男孩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是当地工厂的厂长。
这位同学的生活方式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每天上学有司机送，他的盒饭里总是有更好的午饭，在他的生日派对上，男孩们可以喝汽水，看投影到墙上的卓别林的电影。
不用说，厂长的家人不必和陌生人合住一个房间，而是享受着宽敞舒适的住宿。所有这一切感觉就像童话故事中的情节。
即使在战前，车里雅宾斯克工厂工人的生活条件已经相当艰苦——许多人住在地下室和防空洞里。随着战争的开始，车里雅宾斯克涌入许多来自俄罗斯西部地区撤离人员，这使情况变得更糟。
1943年12月，工厂管理层发现多达 300 名工人在车间里睡觉，因为他们无处可去。有些人说他们没有冬衣，其他人说没有鞋子。他们不能离开工厂。
虽然人们有心理准备在战争期间忍受困难，但战争结束后，他们对当局的耐心却消失了。在为打败纳粹德国感到高兴的同时，车里雅宾斯克的许多人对继续忍受屈辱、生活没有着落感到不满。
战后不久，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附近开设了一个公园，但生活条件仍然很困难。
三个男孩听到大人们抱怨地下室潮湿，屋顶漏水，用野菜熬汤，四年没有用过肥皂以及许多其他生活问题。他们经历了极端贫困，觉得自己已经一穷二白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
他们对观察到的社会不公正问题越来越不满，对苏联宣传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与他们亲眼所见现实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愤怒。
1946年4月的一天，男孩们从学校笔记本上撕下一页，写道：
“同志们，工人们，看看你们周围吧！政府一直在解释说战争造成我们的种种问题。但战争已经结束。您的情况有所改善吗？没有！政府给了你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听到的是孩子们有个快乐的童年，但你的孩子却在饿着肚子。同志们，看看周围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最初，男孩们只在晚上张贴传单，但几天后他们变得更加大胆，不再担心后果。他们甚至让几个同学帮忙。
内务人民委员部安全部门 ，也就是是后来克格勃和如今被称为联邦安全部门（FSB）的前身，很快就知道了情况，不久就发现反政府传单是由这些学校的少年制作的。
学校每个学生都被检查了笔迹，以找出罪魁祸首。车里雅宾斯克的孩子们全部被要求写出“同志”和“快乐童年”等词。
20世纪40年代末的车里雅宾斯克州共产党会议
根亚是第一个被捕的人。然后是舒拉。1946年5月底米沙也被抓。他们的家人既震惊又恐惧。
这些男孩受到安全部门反复审查。安全部门试图以他们是纳粹同情者来判罪。少年们愤愤不平：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可能同时是纳粹分子呢？
根亚和舒拉于1946年8月受审，被判犯有传播反苏宣传罪。他们被判处三年少年监狱监禁。
那是段可怕的经历，他们经常遭到其他因刑事犯罪入狱的年轻囚犯的殴打和骚扰。
老年米沙
米沙很幸运，因为他被捕时还不到14岁，他逃脱了惩罚。他的父母很快搬回列宁格勒，远离车里雅宾斯克安全部门。
根亚和舒拉后来也被释放了，他们在1946年底被判缓刑获释。也许因为他们都很年幼使他们逃脱了更严厉的后果。
但也有可能安全部门和法官对这些年幼的反动分子发自内心的真诚感到吃惊：尽管他们生活在历史上最为极权的国家里，却仍然相信可以对社会不公正表达抗议并通过抗议迫使政府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
老年根亚
后来，米沙和舒拉都移民到以色列。舒拉至今与妻子生活在以色列，还接受了BBC的采访。
米沙后来移居澳大利亚，于2021 年去世。
根亚在1940年代后期再次被捕，不久后他因涉嫌有反对苏联倾向被大学开除。
他被判处了10年徒刑，但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不久与数百万其他受害者一样获得释放。他于 2010 年代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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