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旧闻：谁在围剿张艺谋

 

	NEWS.SOHU.COM　　2004年12月01日20:35　　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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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张艺谋的声音决堤之际，也正是张艺谋的电影转型之日，更是当下文化趣味和价值观分道扬镳之时。当张艺谋被置身于文化的风口浪尖上，被捆绑在艺术的耻辱柱上之后，一个旨在“帮助张艺谋进步”的文化围剿运动，事实上折射出我们时代文化退步的最危险的征兆。 　　文/胡赳赳 　　 “经过二十年的修炼，张艺 谋——那个具体的摄影 爱好者、那个原国棉厂 的瘦削的工会干事，已经脱去躯壳变成了一个线条乖张繁复的符号。这个符号像是中国无数个艺术精子里最顽强的一个‘蝌蚪’。” 　　11月19日晚上，也就是导演张艺谋新片《千里走单骑》在云南丽江古城开机的那天，随便进入网络社区的一个电影论坛，扑面而来的就是上面这个叫做《张艺谋是个蝌蚪》的帖子，帖子写得很诱人，骂得很机智，看了很让人有快感。《十面埋伏》的档期已快过去三个月了，这样的帖子网上随处可见，多得有些让人看了眼花。 　　大众意味着沉默的大多数，但网络时代沉默的大多数有“集体爆发”的出口了，调制解调器和带宽有多大，指着对方鼻子叫骂的手就有多粗。 　　如果说这一切早已让人习以为常的话，那么，同一天，一则几乎见诸全国各大媒体的消息的确令人感到一点刺激：“今天‘张艺谋及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上，圈内权威学者精英本着‘帮张艺谋进步’的主旨，毫不偏袒地对张艺谋现象及艺术作品进行细致完整的总结研讨，并毫不遮掩地指出不足、提出建议，希望张艺谋能够继续进步……” 　　网友当然有对张艺谋“言说”的自由，权威似乎也完全有对在他们看来问题多多的导演进行批评和帮助的必要，只是在“言说”和“帮助”的过程中，一股股洪流却汇集成浩浩荡荡的“批张”大军，以至于正面的声音越来越虚弱乃至于寂静，而负面的声音不绝于耳，看上去，怎么都觉得有点狂欢节的味道。 　　也不是没有明白的人。“我记得去年看《英雄》的时候，正是北京下雪。我在去电影院的过程中还摔了一跤。”一位北航的学生对那一跤记忆犹新，他逢人就说，《英雄》我看了，那跤也摔得值得。“看的感觉怎么样？”“就那样。”看过了，议论过了，也就罢了，该干嘛就干嘛去。 　　但偏有一部分看客死咬着不放，把大众的娱乐和娱乐制造者当作建设国家文化和中华艺术崛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张艺谋能够继续进步，更好地撑起中国电影的大旗……”但张艺谋似乎无心去扛这面大旗。与几个月前《十面埋伏》隆重而华丽的首映式不同的是，19日那天在通往玉龙雪山风景区公路旁举行的张艺谋新片的开机仪式简陋之极。远离文化圈的话语喧嚣，《千里走单骑》这个片名，也成了张艺谋自我形象的真实写照。 　　妖魔化张艺谋 　　实际上，批评张艺谋的声音决堤之际，也正是张艺谋的电影转型之日，甚至，更是当下文化趣味和价值观分道扬镳之时。 　　可这一切为什么这个时候一下子在张艺谋身上爆发出来了呢？表面上看事情的逻辑是这样的—— 　　在《英雄》之前，张艺谋的电影本身中的商业化包装不多，具体体现为对视觉的冲击上，以前的片子美则美矣，但不够华丽，以前的片子有文化表达的欲望，而此后便只有“图解”，看图说话或简单图释。 　　错位就是这样产生的，张艺谋首先把他一手调教起来的观众出卖了，他换了口味，他以为观众的口味一直在变，但事实上，他所把握的观众的口味变得不多、变得不快，跟不上从永和豆浆到麦当劳的距离。 　　此为其一，其二是：张艺谋的电影在追求某种极致，极致的视觉和听觉感受，极致的强调画面，极致的表达场景而放弃故事和逻辑。大凡一种极致的出现，必打破某种平衡，必然让极致的另一端成为可能。所以对于宽容心和想像力都欠缺的人来说，机会来了，一个表达不满的机会。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把“批张”的深层原因归结为“文化市场上的利益之争”，在他看来，张艺谋凭借他良好的市场声誉和政府背景，最大限度地垄断了目前还是非常有限的市场资源。他说：“在很多自认为是有理想的导演甚至连几百万的投资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已经开始赚美国人钱的张艺谋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到政府的大单，这一点让他们心里很不平衡。” 　　相比之下，大众心里淤积的是另外一种“不平衡”。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一书中，弗洛伊德谈到了压抑问题，并认为，现代文明依赖于对冲动的控制及对真实情感的限制。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波兰社会学家鲍曼在其《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指出，弗洛伊德的分析不再有效，如果它曾经有效的话。鲍曼认为，“我们处在一个非规则化的后现代时代，在此，个体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价值观，根据这一标准，所有的社会功绩或罪恶都会被重新评估。” 　　思想家在给人们引路，让大众或者叫“乌合之众”找到了“个体”重估某个社会文化符号价值的学理依据——如果张艺谋的业绩足够引起重视的话。 　　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怪圈：到电影院看电影；出来骂；骂了又去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随大流吧。”一位“逢张必看”的观众自己也感到迷惑。而这种流俗反映在学界或文化圈中，则是以是否“批张”来标榜自己的学术趣味和取向这一风气的抬头。 　　观众的“言说”向往的是“没有风险的自由”，网络上的谩骂是这样，学院派打着学术旗帜“批张”也是这样。有人说了，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潮流势不可挡，正是因为有了“没有风险的自由”，既获得了言说的自由，又有大一统的指向性。文化的革命意图大的是要颠覆一个社会，意图小的就是扼杀一个导演的艺术生命。 　　那么，到底是谁在围剿张艺谋呢？ 　　谁赠“国师”蒙汗药 　　张艺谋被称为“国师”，原意为“国家级大师”之谓也。“国师”既有揶揄之意，也不乏推举之功。 　　这当然算得上是民间的智慧，起初，民间的智慧总是以自发的方式开始言说的，当张艺谋渐渐转入到“主流”创作时，渐渐在国际和国家两个殿堂闪亮登场时，我们对申奥广告片的期待值、对他搞起歌剧《图兰朵》和《刘三姐》的盼望值、对“8分钟中国秀”的雅典奥运会展示片的激动值，都使之打上了“国师”的烙印。 　　“一件事情去做也有人批评，不做也有人批评。做不做，取决于你自己。”不知道是谁说的这句话，大匠张艺谋大约是这句话的坚决捍卫者，所以这个行动派，从来是慎于言而敏于行，他用消极的沉默消解来自汉语世界的种种诘难。 　　北大学者孔庆东说：“张艺谋是我最欣赏也最尊敬的导演之一，在我写下批评讽刺性文章的同时，我仍然保持着对他的敬意。或者说，如果没有充分的敬意，便根本不值得对他进行这番针贬。” 　　在张艺谋的电影向极端和极致的方向深入时，批评家们依然保持着四平八稳的姿态，不授人以任何把柄，在批评的话抛出之前，给你一个赞扬的圈套做前提；在实施打击之前，有一番先礼后兵；在扎堆挠张艺谋脚板之前，打着“旨在帮助张艺谋进步”的旗号；在副刊上发表批评文章时，在新闻版面上先报道激动人心的与张艺谋有关的动态消息；在意欲放倒张艺谋之前，还念念不忘麻醉药的温和气息。 　　“国师”近年来集中获得的“毁誉”，由前面提到的那场“张艺谋及中国电影艺术的研讨会”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专家学者在“帮张艺谋进步”的良好自我感觉中跳出来为张艺谋归纳的罪状就有六条之多，核心精神不外下列三条。罪状一：张艺谋电影崇洋媚外、讨好西方观众；罪状二：过于形式化，缺少人文关怀；罪状三：追逐名利，失去灵魂，还有甚者认为张艺谋具有文化恋尸癖，是艺术的赝品。 　　张艺谋被置身于文化的风口浪尖上，被捆绑在艺术的耻辱柱上，经过媒体的渲染和放大，一部“批张”大合唱的高音部就这样到位了。 　　但是，网络的功能再次现出了它的本能：那就是不管是谁，先骂了再说。声誉的高低似乎是与被骂的可能性成正比的。所以网友就把骂张艺谋的批评家也骂了，并从中给予了张艺谋一点点的支持。“某某杂志用一家美容店赞助的几桌饭菜，邀请一帮艺术评论家对张艺谋及其电影进行会诊。一些评论家的言辞极其激烈，惹得张艺谋的最大投资商张伟平像被纳鞋底的锥子扎了一把，大骂评论家心理阴暗。我无法揣测这个杂志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不过如此激烈的近乎谩骂的批评反而救了四面楚歌中的张艺谋……” 　　今天你“批张”了吗？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一句老话。置换成新版本，大约一千个观众也就有一千个张艺谋罢。每个人都希望张艺谋能朝着自己的喜好角度发展，或者张艺谋能彻底征服自己。 　　“其实张艺谋已经征服我了，他在雅典奥运会上的8分钟的中国展示，我看了都很兴奋啊。不过第二天大家都在骂这个东西是狗屎，我也就不敢争辩了。” 　　“为什么？” 　　“我要是替张艺谋辩护，岂不是显得自己的水平很低？” 　　“人家都看出不好来了，我要是还叫好，我岂不是笨蛋？” 　　这是两位网友在MSN上的对话，真实地反映了张艺谋被骂的心理根源。事实上，有很多人正是抱着这种从众心理的，如果不骂、不批判，就显得自己很没有学问，很不高明——一些学者甚至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不敢把好叫出来，而用“叫坏”来获得安全感和支持。 　　道理很简单，只要是心平气和地来分析张艺谋的贡献，来深入分析他的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成功，他都无愧于中国电影第一人。 　　冯小刚曾经这样说：“我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最大，因为我的票房收入最高。”当张艺谋的电影《英雄》票房超过他时，冯小刚又不讲票房了，他说：“那个电影没有思想性。” 　　“这是什么逻辑？”一位多年从事媒体副刊工作的作家陆健在饭桌上给朋友讲道，看完《十面埋伏》他就想，“电影为什么不能这么拍呢，谁规定了电影该怎么拍呢？”他看完了觉得感觉很好，就想，这电影肯定会在国际上获奖的，看到后来媒体铺天盖地的批评声音他就想，要是这部电影在国外获了奖，看媒体怎么办，再来叫好岂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所以，这一条道要走到黑。 　　陆健认为，之所以张艺谋会遭此大罪，被过分的骂声包围，缘由是他在媒体公共关系的处理和维护上，不像别的导演那样有亲和力，不给媒体与他沟通和了解的机会，“你想啊，不让媒体有机会了解你，媒体当然会随意肢解、随便猜测，想怎么报道就怎么报道。距离产生了恶意。” 　　高军先生是张艺谋电影的发行总监，他电影学院毕业，早年做过电影评论，他是“挺张”或是“认准张艺谋”的一个人，尽管他与“两张”（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接触也不多。他的说法是：“任何一个导演，都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主体，他随观众的变化而变化。张艺谋是一个有很深的生活沉淀的人，他对中国电影的思考、他改变中国电影的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高军分析了张艺谋的变化，“他从讲究情节冲击力过渡到了情节、视觉同样重要，强调了视听感受。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卓越的。” 　　高军说，十年一代观众，现在观众的平均年龄是21.5岁，观众对电影的口味在变化着，对小情小调的接受也在变化着，如何适应不断变化的观众的要求，张艺谋作出了贡献。的确如此，现在能接受张艺谋电影的人的确是年轻的一代，但这样一代人却因没有“话语权”而无法捍卫他们喜欢的导演。 　　“他是给中国电影带来殊荣的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能拿最高奖，张艺谋功不可没。” 　　在围剿中突围 　　批评的声音来自于“张艺谋为了商业而放弃艺术”，来自于媚市场之俗。这种指认毫无道理。电影就是电影，为什么要把它庙堂化——很多“挺张派”最搞不懂的就是这个问题。 　　不管怎么说，电影是大众传媒的一个门类，如何被观众接受和喜爱应该有一个探索的态度和实践的努力，张艺谋无疑是这样做的，从1980年代开始，他一面在各种骂声中沉默着、成长着，一面又在“求新、求变”。但张艺谋真的为了商业而把艺术置于脑后了吗？ 　　恰恰相反，如果电影不面对市场，只存留于象牙塔之中，电影反而会逐渐萎缩掉。 　　持有上述观点的专家不在少数，他们进一步认为，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候，是张艺谋对电影的语言艺术的表达，而早期是思考和焦虑的表现。后来到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一个都不能少》，张艺谋是在寻找一种交叉点，他试图在寻找艺术和市场的交叉点。到了《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则是在寻找思想主旨和艺术表现形式的交叉点。 　　被认作是社会公益电影的《一个都不能少》，票房收入在520万左右，很多观众被感动，这在当年的电影市场上是颇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到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张艺谋其实从整体上成熟了，他对经济运作链的把握熟稔于心，他知道对投资人要有回报，投资人才能再次投资——许多电影是钱一砸进去就血本无归。 　　其实，张艺谋也有过苦闷和徘徊的阶段，在《代号美洲豹》、《幸福时光》时就是这样，找不着北，没找到突破口。 　　中国需要张艺谋。有人感叹地说，如果中国有10个张艺谋、有10个两张组合（导演张艺谋和投资人张伟平）的话，中国电影就不是如今这样子了。 　　发行总监高军这样评价两张组合：“如果说中国的导演缺乏商业头脑，那么张艺谋的成功就在于有国际化的商业头脑，尽管他不是商人；如果说中国投资人普遍缺乏想像力，那么张伟平的成功就在于有着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尽管他不是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