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

 《周恩来与上海灭门血案》

序

作者：吴基民 出版：台湾一桥出版社1998年10月初版 2000年12月开始于博讯刊载

《编辑台上》

真相大白的历史

高志佳

蒋介石於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清党」，迫使中共转入「地下」；1931年当中共渐渐在上海立稳脚跟，却又骏生「顾顺章事件」，并因顾顺章「叛党」投向蒋介石，而使当时中共的特务头子周恩来下达「杀人令」，因而造成当时轰动中国的多达16条人命的「灭门血案」。

作者经由当时参加杀手之一的洪扬生口中，加上十馀年来自己访查当时有关人士及各种文献资料，为大家撰写了本书，让我们对当时的前因及後果，有着全景式的了解。在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尽人性的真善美的一面，□也不得不去看到人性贪婪、丑陋、败坏的一面。可以看到国共两党的斗智、斗狠的景况，同时也看到他们无能、自私的形影。

本书能帮助读者了解叁、四十年代的历史真相，他们和国共二党所吹嘘的「神圣」、、「伟大」，似乎总有那麽一段不小的距敲。我们必须更努力的去追求「历史的真相」。

今年也是周恩来的百年生日，当对岸在大肆宣扬其「神圣」、「伟大」的丰功之刻，我们也必要点出周氏那度一点点人性的「丑陋面」，让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稍稍降低一下周氏的「神化」，而将之视为与我们等同的凡人，这将是追求「真相」的第一步！盼望大家共同来参与！

观之世上争求权力、践踏人民的政客，你们虽可以隐瞒历史於一时，但必定会在「历史真相」的面前崩垮；你可以得意於一时，但却无法阻止後人为你「公平、公正、公开」的历史评价；这不只适用於希特勒、史大林、蒋介石、毛泽东，同样也将适用在台湾、香港、中国及世界各国的心怀歹念的小政客，这是我们对这些小政客们的提醒与警告！

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百年，只剩下百分之一点多，在追求「历史真相」的路，期待你（读者）与我们同行！

作者抱着为「贤者讳」的心情，在书中有些「点到为止」之处，聪明的读者当可以「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感存在。特别要多谢在中国、港台帮忙的友人，并向他们致谢！

读者们的指正，随时观迎！！

序──洪扬生说：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女儿

1982年春天，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委某机关，搞落实政策工作。

此刻，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方针大计已定，要求落实各项政策的人真可谓数以千万计。我每天接待来访，查阅来信，上门家访，忙得精疲力竭。

一天，办公室主任给了我一封信，要我看了信後上门到写信者家里去一趟。我漫不经心地翻开这厚厚一叠信纸，才看了两页，就被信中所叙述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

写信者叫洪扬生，是一个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以後担任过党中央的政治交通员。1928年11月，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中央的政治保护工作；特委下设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诀策机构，特科是行动机构，就好比一个人，特委是头脑，特科是人的手和脚。中央特科成立不久，洪扬生便调入特科，担任特科一科的负责人。1930年前後，中央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进行的每一件政治锄奸案，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由周恩来（党内又称伍豪、周少山等）、康生（当时名叫赵容）所直接指挥的处置大叛徒顾顺章的事件……

1930年前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多事之秋。1927年「八七」会议以俊，党中央各机关陆续搬迁到了上海，党的工作实际上分成了苏区工作和白区工作两部分。苏区工作即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的中央苏区，许继慎、郭述申、徐向前等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贺能、周逸群等领导的湘鄂西苏区等；白区工作即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革命活动，但党的工作中心无可争议地是放在白区的。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苏兆徵、周恩来、蔡和森、项英，无一例外，都留在白区。由十四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馀都在白区，而且几乎都住在上海。国民党蒋介召集团对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屠杀政策，即所谓「宁可错杀叁千，不可放过一个」。「四．一二」清党以後，直接死在国民党屠刀之下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便有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向警予、澎湃、杨殷、夏明翰、恽代英等数十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由於叛徒出卖而被捕牺牲的，这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血腥手段严惩叛徒，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求生存。中央特科第叁科（又称打狗队、红队、红色恐怖队）就是党中央手中一柄出鞘的利剑！

1929年3月，国民党内部蒋介石集团与桂系军阀集团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蒋桂战争」；1930年5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战争，史称「中原大战」。这场大战双方投入了一百多万兵力，足足打了半年多的时间。红军趁此机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当时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的是向忠发，他工人出身，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期间担任过湖北总工会负责人。有人说他工作能力不强，大字不识一个。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女工张金保回忆：向忠发还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他识字不多，但口才很好，六届叁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当时通常称总报告），他看着字写得很大的报告提纲，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钟头……但与周恩来、瞿秋白、李立叁等相比，向忠发自然是相形见拙了。当时周恩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实际上主持上海地下党中央的工作。1930年3月间，周恩来去苏联和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地下党中央的实际领导便落在了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叁身上。李立叁从「左」的急进路腺出发，夸大了当时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在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诀议。7月下旬，由彭德怀指挥的红叁军团一度攻克长沙，李立叁兴高采烈，在8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出决议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并要求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团和工会的工作，并提出了准备全国暴动的详细计画，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按照党中央计画，各地纷纷组织武装起义，结果大多失败，损失惨重。

1930年8月，周恩来携共产国际关於中国革命的指示匆匆回国，19日（一说20日）到上海，当即与李立叁碰面，严肃批评了李立叁。8用22日和24日，中央政治局在雪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中央政治局机关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再一次严肃批评了李立叁。8月26日，瞿秋白也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批评帮助下，李立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了一个月的酝酿准备，中共中央在上海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内召开了叁中全会，会议从9月24日到28日开了五天，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4人，其他代表22人。全会通过了《关於政治形势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同时改选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被选为中央委员的人有李维汉（罗迈）、贺昌、陈郁、邓发；候补中央委员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重新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化名特立）、关向应、李立叁；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10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李立叁去苏联；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叁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先派项英去江西中央苏区，实际上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也即始转移到中央苏区去了。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已开始意识到苏区工作的重要性。

说来也怪，在立叁路线盛行时，反对立叁路线最激烈的是截然相反的两帮子人，一是大都从苏联归来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等同志（王明当时名陈绍禹，常用笔名韶玉发表文章，故又叫韶玉。王明是他再去莫斯科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後起的名字。）；另一帮子人是长期在基层工作，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同志。这两帮子人都曾受到过李立叁不同程度的打击。但是叁中全会对这两帮子人的工作都没有做好，尤其是在全会上还继续批判了何孟雄，连何长期担任的江苏省委候补执委的职务也撤销了。以後周恩来曾多次感慨地说过：「叁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上海，他秘密召见了王明、罗章龙、徐锡根等，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继续批判立叁路线和瞿秋白调和主表路线的错误。米夫藉口安全没有保障，将会期限制在一天之内。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现武定路930弄14号）顾顺章主持的中央特科机关内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贺昌、任弼时、罗登贤、温裕成、顾顺章、余飞、徐锡根、张金保、陈郁、关向应共14人，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王克全、王凤飞、史言彬、徐兰芝、袁炳辉、陈云、周秀珠共8人，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徐畏叁、萧道德、袁乃祥、顾作霖、柯庆施、沈克定、邱伴林共15人，此外还有国际代表米夫，记录为赵容（即康生）。会议从早上开始，一直开到深夜，共15个小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让王明一伙上台。据张金保回忆：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50馀人，出席会议的22人还不足半数；大多数人被通知前去开会，只当作是去开中央紧急会议，并不晓得是去开中央全会。他们是设了圈子让我们跳；更荒唐的是米夫提议列席会议的王明等15人，与中央委员享有一样的权利，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

这次会议各派政治力量争夺得非常激烈，王明一伙咄咄逼人，瞿秋白等人惊恐万状，周恩来抱定一个宗旨「相忍为党」……会议几经中断，几乎开不下去，一直到1月7日深夜，全会终於通过了米夫提出的据说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的名单：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沈克定、徐畏叁、王尽仁、黄酥、曾炳春9人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王明、陈郁、任弼时、刘少奇、王克全增补为新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同时，李立叁、瞿秋白、李维汉被清除出中央政治局；李维汉、贺昌还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1月8日，出席四中全会的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陈郁、张金保等15人迅即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後散发了《告同志书》，要求共产国际派正确的代表来华主持全国紧急会议，成立临时中央，并在此基础上召开中共七大。王明一伙利用中央权力作出强硬反应，1月27日，中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於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同时在江南省委（即前江苏省委）集中力量批判何孟雄。但是何孟雄再也不能同王明一伙展开斗争了，1931年1月17日晚上，他和李求实、林育南、蔡博真等在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即被枪杀在龙华监狱。鲁迅先生得知噩耗悲愤交加，写下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这样不朽的名篇。老党员李沫英在《党史资料．第七辑》中撰文回忆说：何孟雄入狱後，敌人在审讯时曾说：「是你们党内闹宗派，有人告密出卖了你们。」笔者在访问张金保时，老人深情地回忆：老何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笔者问：谁出卖了他们？老人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王明一伙。笔者几经调查，造成36人被捕、24人被杀害的这桩惨剧的据说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交通员（据《党史资料．第七辑》李沫英同志的回忆）。但是就莲着名的美国学者、中国通费正清博士也认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意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雕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藉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出卖过何孟雄等？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但毫无疑问，王明对何孟雄的被捕牺牲是幸灾乐祸的。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书记道：「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笔者注），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老党员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省委的是刚调入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冷漠地讲：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

何孟雄等牺牲以後，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走上了分裂党的极端，组织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一直到1932年2月由张金保接任「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後，才断然宣布解散……

四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後接连发生的何孟雄等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分裂党遭到清洗，坐享其成收益最大的是王明一伙。1931年3月，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兼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中央宣傅部长沈泽民（4月後由张闻天继任），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王稼祥，团中央书记温裕成。不久温裕成因贪污公款撤职，由博古继任。但是仅过了一个月，由於顾顺章的叛变，整个地下党中央再也无法在上海生存下去了。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6月24日由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临走前经共产国际同意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陈云六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叁人为常委，博古负总责；1931年12月间，周恩来只身一人极其秘密地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1933年初博古率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临走时指定由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领导上海中央局，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仅一年时间，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六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先後叛变；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动，整个上海的地下党除了极个别的组织和极少数的几个人，被国民党破坏殆尽！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段历史，或许是除了林彪事件之外，最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透的一段历史，没有一本正史认认真真地写过，许多的谜底至今尚未解开：米夫真有那麽大的权力？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早已积怨很深，1930年2、3月间周恩来匆匆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就是为了协调中共与国际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在白区这麽险恶的环境里，不过半年时间连续召开两次全会，领导层大规模更迭，党内宗派主义情绪高昂，就不怕敌人趁机渗入党内？大批党的要员以革命的名义被派到各大苏区，几乎无一例外干出了一系列极其丑恶的「反革命」勾当，比如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博古等在中央苏区……最终造成了整个苏区的大溃败大搬迁，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中共上海地下党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麽严峻的考验，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经验，并成功地在上海生存了四、五年获得了大发展，为什麽一夜之间会发生这麽大的溃败？这无无的事件环环相扣，顾顺章事件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但仅就顾顺章事件而言，他是什麽时候被捕的？他是怎麽叛变的？是谁第一个将他被捕的消息密报给中央？地下党中央在谁的主要领导下又采取了一些什麽措施？顾顺章最後又是怎麽死的？迷雾重重，讳忌莫深。自然，这其中一个相党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当事者实在是幸存无几了……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访了洪扬生。

就连上海人也不会想到，在市中心，在大上海骄傲的南京路的一侧、在大上海最繁华的中百公司的背後，居然会有如此破败的房子──一条极其杂乱的马路，一条极其肮脏的巷弄，一座极其破旧的小楼。我沿着漆黑一团而又陡峭狭窄的木楼梯，手脚并用爬到一层半的所谓亭子间，门开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夹杂着其它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在楼梯口朝屋内打量了一下，不过四。五个平方米的房间，搁着一张木板床，好像连桌子板凳也没有，一个满脸胡渣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头，手里还拿着一瓶劣质烧酒。我向他说明来意，他混浊的眼睛里闪出如同鹰隼一般的光亮，但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又熄灭了。他满脸狐疑地又望了我一眼，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声音混浊地嘀咕了几句，好像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掏出工作证，他接过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儿……

顾顺章事件後，由於中央特科是由顾顺章直接领导的，绝大多数人与顾顺章共事多年，顾顺章极为熟悉，对许多人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均了如指掌，因而很多人处於极度困难的境地里。周恩来召集他们亲自对他们讲：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周恩来会说这样的话？我极为惊讶。以後探访也在特科工作过的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他也认为好像是听别人讲起周说过这样的话……我细细一想，豁然开朗：中央特科的工作同志，尤其是红队的人，均为工人出身，对党忠心耿耿，对朋友一片赤诚，但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其它专长。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离开上海这个环境连生存下去都有困难，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实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为了免遭顾顺章的报复，红队的许多人还是离开了上海投亲靠友。李龙章就是在武汉被顾顺章抓到供出了顾顺章一家被杀之事，酿成了轰动上海舆论界的所谓「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

作为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转移到了中央苏区，红军长征时被俘，做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的「特务」，以後长期失业，流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潘汉年。1931年初潘汉年从江南省委调中央特科，与洪共过事。「潘汉年应该晓得周恩来的布置和承诺」，洪扬生一再强调。但潘汉年敷衍了几句，将洪推出门口。1951年4月「大逮捕」，洪扬生一度被捉，後又被放了出来安置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次被捕，陆陆续续关到1974年，始终没有被判过刑。

「潘汉年不是个东西！」洪扬生狠狠地骂道。以後我采访过许多人，都听到过这样的抱怨。比如当年在上海曾抚养过毛泽东的叁个儿子，以後又护送美国记者斯诺赴延安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曾这麽抱怨过。潘汉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觉，长期以来自己又有一块大的「心病」，他晓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对於这许多事应该如何妥善处置。他绝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脚，他命运悲惨，但许多活着与死去的人并不因为他命运悲惨而同情他！这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李强替我作了证明！」洪扬生如是说。1929年底，由於苏区的扩大，上海地下党中央迫切需要加强与各苏区的电讯联系，於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到处写信、写材料、写特科的点点滴滴……有一封信转到了李强手里，李强作了批示，改变了洪扬生馀生的命运。他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但有一个条件，他所写的一切材料都得转交抬中央有关部门……

门依然关着，但正是从洪扬生开始，我萌发了要写一部关於顾顺章事件的纪实作品的念头，为此我作了近10年的努力。我自信自己的作品已经可以拨开迷雾，将历史袒陈在读者面前，不管这历史是丑陋的或是美好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应该由人随意编造。

(序 全文完)

第一章 顾顺章送走了张国焘，在汉口一住半个月醉倒在温柔乡里

1931年4月25日。

傍晚，汉口江海关的巨钟悠悠地敲响了六下，夕阳西沉，江面上闪金烁银，一片辉煌。

这是一条完全欧化的大马路，江边巨石垒成的高楼，像一只只巨大的怪兽，匍匐在江畔，虎视耽耽地注视着长江，江岸上新栽的梧桐树己经吐出了一片翠绿，滔滔的长江迤逦而来，在这里江面逐渐开阔，江水也变得温和轻柔，只有那些褪去炮衣在江面上游弋的军舰，在提醒着你：战争离这儿并不遥远……

正逢周末，江堤上已经出现了叁叁两两的恋人，他们互相偎依着，旁若无人，喃喃地说着情话，在江海关前，一个叁十来岁的男子正缓缓地沿着江堤走着，他身材适中，浓眉大眼，穿着一身质地考究的英国花呢西服，听着钟声，他从表袋里掏出一只镀金怀表对了下表，然後又将表放入表袋。他眼皮跳了一下，小心地侧转身子，四下张望了一番，然後靠在江堤上，眼睛望着前方，显然是在等什麽人。

他叫顾顺章，中共地下党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叁人成员之一，中央特科的负责人。

顾顺章是在3月31日深夜离开上海到汉口的，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护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少共中央委员陈昌浩经汉口前往鄂豫皖苏区的。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麦特赫斯脱（今泰兴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和新闸路之间一幢临时租来的花园洋房里，秘密召开了六届叁中全会。当时革命的形势确实不错，不到叁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国民党蒋介石的残酷打击下恢复了过来，党员已达12万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已扩展到全国的11个省300多个县，5000万人口，武装起来的红军也已经达到了10万人。为了加强对红色苏区的领导，叁中全会通过决议在赣、湘、闽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局，同时在其它苏区设立中央分局，首先指派政治局委员关向应前往中央苏区成立苏区中央局。由於交通线发生故障，关向应此行未获成功。10月29日，上海地下党中央通过中央特科设在慕尔鸣路安吉里的电台（今茂名北路111弄11号）电告毛泽东。朱德，指示由在苏区的同志先行成立苏区中央局，由毛泽东代理书记，同时改派项英前往中央苏区。小个子的项英先化装成工人，後又扮作农民，在路上跑了近一个月，终於抵达中央苏区，1月17日中央局总算在宁都县的黄陂成立了。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现武定路930弄14号）中央特科机关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後新组建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委派张国焘、陈昌浩和担任中央宣傅部长的沈泽民前往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由胀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和他的妻子走陆路、从安徽六合一带直接潜入了金家寨；张国焘和陈昌浩走水路，护送他们一行的便是顾顺章。

本来像这样的事是用不着顾顺章亲自出马的，但是几个月以前，中央和长江局武汉的秘密机关先後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苏立民、袁秉章、袁树人等几十人先後被国民党处决，武汉的地下党组织有全线崩溃的危险，周恩来派自己的得力助手顾顺章护送张国焘等去武汉，一方面是为了保卫强国焘一行的绝对安全，另一方面也是要顾顺章顺便将武汉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

3月31日晚上，顾顺章派他的助手杨福林将张国焘送到南京路上的新世界旅馆，当天深夜便和陈莲生搭夜车赶到了南京。第二天凌晨，张国焘扮成一个商人，杨福林则扮作他的伙计，他们俩雇了辆车，由在车行里工作的特科同志护送，直驰杨树浦码头，上了在工部局由英国商人注册的祥泰木行的货轮。此刻陈昌浩也由特科同志护送，上了这一条货轮。这一条货轮，船董是英国人，但船长、水手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这艘船直接受中央特委领导，只有中央要员往返上海和汉口时才启用，此刻总算派上了用场。差不多就在这艘满载木材的货轮驰离上海时，顾顺章和陈莲生已经快要到南京了。

顾顺章和陈莲生一到下关车站，顾不上休息又跳上了一艘由洪帮掌握的小火轮直驰汉口。当时由上海至重庆的长江水运码头是洪帮的天下，顾顺章与洪帮大龙头徐朗西有很深的交情，而徐朗西众多的门徒又在长江沿线的国民党稽查机构里担任特务，其中汉口市的稽查处的副处长杨庆山也是与徐朗西关系密切的洪帮大爷。顾顺章一向善於利用青洪帮的关系，他相信坐洪帮的船比坐祥泰木行的货轮还要安全。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抓住顾顺章的还是杨庆山。可是徐朗西却脚踩两只船，始终安然无恙，解放後还应邀担任了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参事！

4月4日傍晚，祥泰木行的货轮靠上了汉口码头，张国焘和陈昌浩提着简单的行李从货轮上下来走出码头，陈莲生手里拿了一张党天的报纸，已经站在码头等他们。等张国焘、陈昌浩与陈莲生接上了关系，一直提心吊胆的杨福林总算长长地吐了口气，到船舱里喝酒去了。

陈莲生替张国焘、陈昌浩每人雇了一辆黄包车，一直跑到日租界一幢高级的花园洋房里，顾顺章己经在二楼摆好了一桌酒菜准备替他们接风。双方见面少下了一番寒喧，酒过叁巡，顾顺章却不无忧虑地诉起苦来。

「特立（张国焘党内化名），你们到金家寨，原先准备由中央设在汉口的交通站护送，现在看来这个机关已不能用了……」

「这……」张国焘望着顾顺章那张布满愁容的脸，情下自禁地搁下了酒杯。

「那……你再送我们回上海？」心急口快的陈昌浩讲。

「这……事情□没有糟到这个地步。」顾顺章苦笑了一下：「我已经决定让金家寨派得力的交通来接迎你们进去，你看如何？」

张国焘想了想回答说：「我没意见，这一回少山（周恩来党内化名周少山）决定由你负责安排我们进金家寨，你看着办好了。」

「但是金家寨来的交通得叁、四天以後才能赶到……」

陈昌浩看了一下周围舒适的环境笑了：「那我们就在这里安安心心地住上叁、四天。」

「唉！」顾顺章长长地叹了口气心里想：到底是吃洋面包回来的书生，哪晓得搞地下工作最忌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停留。他心里这麽想，但嘴里还是说得非常婉转：「这里是由我直接掌握的交通站，很少启用，原来住上十天八天都不会有什麽问题。只是这两天听说日本暗探有点疑心……」

「那……你看麽办？」张国焘紧盯着顾顺章。

顾顺章避开张国焘的目光说：「我在汉口多少有点关系，我演魔术时在汉口收了几个徒弟，其中有些是汉口大名鼎鼎阔佬，我看是否选上一家搬到那里去住几天。」

「这恐怕不行。」张国焘说：「大革命时期我在汉口工作过，认识我的人很多，万一让人认出来……」

「我看一动不如一静。」陈昌浩还是对这幢洋房深感兴趣：「你们看，里面书房里还有不少书呢，到了金家寨恐怕就很少有时间看书了，我们还是在这里耐心等待吧！」

「那也好！」顾顺章伸直脖子灌了杯酒，总算下定了决心：「你们就在这里耐心等待，千万不能出去。我去布置一下，保证这叁、四天内下出问题。」

叁天後的一个傍晚，顾顺章兴冲冲地坐了辆汽车领着一个刚从鄂豫皖苏区赶来的交通来到张国焘、陈昌浩住的花园洋房，一进门，顾顺章便叫了起来：「特立，特立，金家寨的交通来了！」

张国焘仔细打量了一下，只见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青年人，虽然风尘仆仆，但人却显得非常干练。

顾顺章问：「你们看什麽时候出发为好？」

张国焘笑了笑回答：「这还是由你来决定。」

顾顺章回答：「那好，今天晚上你们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就走！」

「这麽急？」陈昌浩捧着本书抬起头来。

「一切听从黎明（顾顺章党内的化名）的安排。」张国焘瞪了陈昌浩一眼，算是定了下来。

「还是早定为好！」顾顺章存心捧了陈昌浩一句：「今後你需要点什麽书我让交通给你带去。明天一早莲生会去汽车站安排的，你们在李家集下车，那边己派了一个特务队在李家集迎候你们。」

「这真太好了！。张国焘说。

「明天我就不来送你们了，祝你们顺风。」

8日一早，张国焘、陈昌浩在陈莲生的安排下由鄂豫皖苏区来的交通带领搭上了去麻城的汽车，下午顺利抵达李家集与特务队接上了头。他们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次日进入了苏区。他们顾不上休息又走了一天，总算遇到鄂豫皖苏区的第一位基层机构的领导人──中共高桥区委书记兼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先念。身材肥胖的张国焘脚底满是血泡，再也走下动了，憨厚的李先念让手下的赤卫队员搭了一顶大轿，由八个人抬着，一直将张国焘抬到了金家寨……

但是张国焘和陈昌浩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刻顾顺章却在汉口醉倒在温柔乡里！

一连忙了几天，总算将张国焘、陈昌浩平安送走了，顾顺章却搬进了大智门车站附近法租界内的德明饭店里。白天他化名化广奇在新世界游艺场演魔术，晚上便与汉口最有名的交际花白小姐鬼混，一住就是半个月……

「顾老板……」一个身材壮实的青年人走上前来。他身着长衫，一副上等人家仆人的打扮，显得十分干练。他便是陈莲生。

「哦，是莲生……」顾顺章又看了下四周，迎上前去。

「我已经到码头上打听过了，祥泰公司的货轮明天一早开船。」(博讯

「唉，明天，明天……明天是礼拜天。」顾顺章望了望波澜起伏的江面说：「能不能让他们再停上一天？」顾顺章想着白小姐丰腴白嫩的身子，情不自禁地又叹了口气。

「我也是这麽和他们说的，而船老大讲明天一定要走了。」

「那……是不是不要坐他们的船？」

「这两天风声很紧，」陈莲生跨前一步压低了声音：「听稽查处的朋友讲，汉口市党部马上又要改组了，南京方面派了不少人过来。我看还是走吧……」。

「那……好吧！明天一早就走，你……就在老地方等我。」(

第二章 尤崇新叛变声称发现了中共特委负责人顾顺章

§蔡孟坚年轻有为倍受蒋介石赞赏，在汉口抓获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　§

对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汉口的特派员蔡孟坚来说，这一段日子真可谓春风得意，吉星高照。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年仅23威、党时在蒋介石第九军司令部担任联络参谋的蔡孟坚，奉派到由冯玉祥、阎锡山盘据的北平活动，他冒着生命危险从北平潜入许昌，通过于佑任的关系，竟在冯玉祥的部下任应岐手中窃得了一本刚刚换发的密电本，於是迅速离开任部，化装成英美烟草公司老板派往许昌收购烟叶的高级职员，坐牛车突破了两军对峙的封锁线，安然抵达马牧集，将密电本亲手交给了蒋介石，立了奇功。蒋介石利用这密电本随心所欲地调遣冯阎方面的军队，使处於劣势的蒋军反败为胜。蒋冯阎大战快要给束时，蒋介石在前线一棵如冠的大树底下召见了蔡孟坚，对他倍加赞赏，同时派他即往南京，见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秘书长陈立夫……

蔡孟坚风尘仆仆跑到南京，陈立夫立刻接见了他，为他深加慰勉，同时委派他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汉口的特派员。这对一个毫无政治背景的中下级军官来讲是史无前例的。

蔡孟坚来到武汉，两眼一摸黑，手下连一个得力的干部也没有。武汉地处九省通衢，是国民党剿共的後方，党时担任武汉行营主任的何成□上将，正被共产党频繁的「飞行集会」等活勤搞得焦头烂额，一见蔡孟坚倒是十分器重，便由他出面约见了正好在武汉的洪帮大龙头徐朗西，由徐朗西指派了汉口的洪帮大爷杨庆山等二十馀人，成为蔡孟坚任处长的侦缉处的第一批人马。

蔡孟坚走马上任，为蒋介石真可谓披心沥肝。他曾化装成渔夫，潜入洪湖地区，亲眼看到过贺龙，这在国民党高级特务中是绝无仅有的。1930年11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所谓「剿匪」会议，会後准备到汉口巡视。何成□大肆铺张，准备借座汉口总商会，召开千人大会，为蒋介石捧场。这一计画被中共地下党长江局获悉了，通过内线秘密取得了出席会议的证件近200张，准备刺杀蒋介石。就在蒋介石下山前两天，蔡孟坚捕获了长江局的秘书夏华，经过严刑拷打，夏华叛变，供出这一计画。蔡孟坚大惊失色，一方面面呈何成□，一方面又通过调查科的秘密电台密告陈立夫和调查科科长徐恩曾。陈立夫即令徐恩曾和蔡孟坚同赴庐山，蒋介石立刻召见了他们，当场手书一纸命令，任命蔡孟坚为少将参议，并发给奖金一万元。此刻，後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还挂着中校级军官的头衔在苦苦奋斗……

也就在这一次大搜捕中，蔡孟坚捕获了中共汉口地下党的几十处机关，抓获了中共长江局秘书长苏立民、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袁树人、中共湖北省军委书记袁秉章等近百人。苏立民等坚贞不屈，不久即被枪决；长江局负责人（一说为中共汉口市委负责人）尤崇新叛变。蔡孟坚曾根据叛徒宋惠和的建议，让叛变自首的共产党变节分子到共产党活动比较频繁的几个区域站马路指认。由於党时的地下党活动区域比较狭窄，这个方法颇为奏效，於是尤崇新也乔装改扮被派上了大街，没料到几天下来却一无所获。蔡孟坚恼羞成怒，准备将尤崇新从街上撤回，重新关入监狱。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尤崇新匆匆跑来，说他发现了重要线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实为候补委员）、特委负责人顾顺章可能就在汉口……

「顾顺章？」蔡孟坚倒吸了一口冷气。对於顾顺章，蔡孟坚了解得非常清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当时许多人都这麽认为，报上也这麽记载，顾顺章被捕後自己也这麽承认，其实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笔者注），与周恩来、向忠发、李立叁齐名，号称中共的「四大健将」。他原来是上海兄弟南洋烟草公司的工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五卅」运动中崭露头角，然後被送到苏俄，表面上在东方大学读书，实际是在「格别乌」受特务训练，成为特务活动的一大行家。他双手都能使枪，擅长於化装，还掌握了缩身术。1927年他回到上海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担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1927年底，共产党首脑机关陆续搬到上海，顾顺章负责中共首脑机关的保卫工作，几年来他一直在上海活动，足迹好像还没有离开过上海……

他冷冷地望了尤崇新一眼，漫不经心的问：「顾顺章？你看见他了？」

「没有……」尤崇新抹了抹脑门上沁出的汗水，颇有点紧张。(博讯

「那你怎麽晓得顾顺章会在汉口？」蔡孟坚靠在椅子上，顺手拧亮了桌上的台灯。

「我在汉口新市场门口看到了化广奇魔术师在游艺场登台演出的广告。」

「化广奇魔术师？」蔡孟坚一脸困惑。

「是的，化广奇是顾顺章的艺名。『清党』前我在上海，曾在顾顺章手下干过。这个人喜欢玩魔术，还在卡德路（今石门路）上开设过一个魔术用品商店，他自己也常常用化广奇的名字上台演出。我……我问过游艺场的老板了，说化广奇昨天晚上还演出过一场，今天，今天……」尤崇新结结巴巴地说。

「好，好！」蔡孟坚兴奋得跳了起来：「你马上到新市场一带去活动，我派叶明亮、周执中等几个弟兄紧盯着你。如果你看到顾顺章，立即呼喊，千万不能让他跑了。」他走到尤崇新身边，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尤先生，如果你抓到了顾顺章，那就为政府立了一个大功！我面呈何主任，给你一笔钱，送你到日本去留学。」

「谢谢蔡处长。」尤崇新深深地朝蔡孟坚鞠了个躬，又抹了抹脸上的汗水，匆匆地走了……

天色渐渐地昏暗了，偌大的办公室里空空荡荡，静寂无声，只听到立地时钟的指针在铿锵铿锵地跳动着。蔡孟坚望了望窗外，凝了下神，走到办公桌前抓起电话，接通了侦缉队，他低声吩咐了几句又立刻将电话挂断了。他转身坐到沙发上，拉开抽屉，在「匪情通报」找翻了许久，寻出一张模模糊糊的还是顾顺章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长时的照片，将它搁到写字台上，久久地凝视着，心里默默地叨念：顾顺章，顾顺章，看你这一回怎麽逃出我的手掌心！

第叁章 徐恩曾做梦也没想到，他最信任的秘书钱壮飞竟是共产党

人的一的一生往往是由许多偶然因素所构成的，一件小事往往就决定了他一生中的命运。

1931年的4月25日，是徐恩曾一生中最灰暗的一天！如果没有陈果夫、陈立夫的帮助，正处在人生辉煌之中的徐恩曾就因为这一天，将黯然失色地走到生命的尽头。

刚吃过午饭，这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科长就坐在中山东路305号「正元实业社」他的秘密办公室里，百无聊赖，就等着坐车回上海去渡周末了。这位国民党的大特务头子临死前在美国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暗斗》中不无遗憾地说：「我确实做梦也没有想到，钱壮飞会是共产党」，他这个人「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不怕辛苦，忠於职守，事情做得又快又好，是个循规蹈矩的干练青年」。陈立夫1970年7月2日在写给蔡孟坚的信中也说：「当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徐恩曾字可均）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

真实，徐恩曾并不是一个做特务的料子，他身材颀长，皮肤白皙，长得眉清目秀，一副美男子的模样，如果做电影演员或许倒成为了一个大明星！他小学、中学都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成绩优异，毕业以後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以後又自费到美国去留学，学的是电气工程，他是一个颇有真才实学的人，大学毕业在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实习，老板很赏识他，但他还是执意要回来，搞「科学救国」。1924年他回到上海，担任过南市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并筹建了中国第一座商用无线电台。他英语说得非常流利，自己会开汽车，也会修理无线电，甚至他当了大特务头子以後手底下特务用的收发报机还是由他自己设计的。他平时喜欢打桥牌、跳舞、打网球、打猎……一副西方人的派头。

徐恩曾是浙江吴兴人，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同乡，据说还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20年代初叶徐恩曾在美国留学时，恰好陈立夫也在美国，徐恩曾就在陈立夫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回国以後他未能如愿搞科学，搞实业，而是由陈立夫推荐先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工作，以後又接替叶秀峰，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科长。

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是中统特务组织的原始机构，原来叫党务调查科，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山头众多，成立这个调查科，顾名思义是蒋介石出手调查和掌握国民党内各派系活动的目的。

1928年2月，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下令成立调查科，首任科长是陈立夫，1929年陈立夫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调查科长一职即由他的密友、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张道藩担任；以後吴大钧、叶秀峰都曾干过一个时期的调查科长，但真正使它获得巨大发展的是徐恩曾。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15年，将小小的调查科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令人谈虎色变的中统特务组织。

1930年，蒋介石亲自下令将经过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6期毕业生共20人派到调查科工作，这些人中有马绍武、马啸天、游定一等，以後均成为中统的骨干。但是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其中竟会有一个共产党员，他便是钱壮飞。

钱壮飞是浙江湖州人，与徐恩曾小同乡，这在讲究重用乡党亲谊的国民党内十分重要。1925年他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他妻子张振华的兄弟张暹中。大革命失败以後他从北京逃到上海，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先在上海公用局做过抄写黄包车执照的差事，以後又到开封冯玉祥的部队里混了几天。1929年他从报上获悉消息考取了国民党中央军校办的无线电训练班。由於他学习成绩优异，又是徐恩曾的小同乡，到调查科以後深受徐恩曾的赏识，很快就担任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调查科原来与中央组织部同在丁家桥办公，人员扩大以後，徐恩曾藉口丁家桥不利於保密，便租了中山东路305号王学仁的一幢房子（此人从来也加入中统），这幢房子半是中式，半是西式，门口很小不引人注目，但里面却很大。徐恩曾在305号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牌子，据说「正元」两字是取蒋中正和徐的情妇王书元最後一侗字拼凑而成。徐恩曾在里面设了一间办公室，作为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就住在他的楼上。但是徐恩曾做梦也没有料到，此刻钱壮飞已与共产党重新接上了关系。

钱壮飞的夫人张振华是安徽桐城的名门望族，她有一个老乡叫胡底。钱壮飞和张振华在北京时，胡底在中国大学念书，平时就住钱壮飞家里。张振华比钱壮飞大两岁，入党也比钱壮飞早一年，胡底在张振华的介绍下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钱壮飞与胡底正可谓是莫逆之交。

1929年胡底在上海一家影片公司的摄影棚时认识了李克农，与李克农接上了关系，同时也将钱壮飞介绍给了李克农。此时李克农正任中共沪中区委的宣传委员，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钱壮飞所处的位置有多麽重要，只是通过区委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周恩来获悉了这一情况後极为重视，他亲自布置顾顺章对钱壮飞进行考察，然後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过来为我们服务。中央政治局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於是决定将李克农从沪中区委调出，直接建立一个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叁人组成的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该党小组直接受顾顺章领导，负责与他们联络的是中央特科负责情报工作的二科科长，化名为王庸的陈赓。

李克农接连不断地搬了几次家，与过去的同志和朋友断绝了一切关系「消失」了，他在钱壮飞的帮助下与胡底一道考进了直接由调查科掌握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由钱壮飞安排任命为电务股长，掌管起了上海与各地秘密的电讯往来。胡底则被派往天津创办国民党在北京的情报机构，公开打出的牌子是「长城通讯社」。李、钱、胡叁人好象一只铁叁角，埋藏在国民党特务的心脏里，这铁叁角的尖顶是钱壮飞。

徐恩曾事必躬亲，工作异常勤奋，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便是好女色。他和原配夫人梅子瑛早已分居，第二个妻子叫王书清，但徐恩曾得陇望蜀又垂涎王书清的妹妹王书元，此刻正与书元姘居在「正元实业社」里。他嫌南京冷清，几乎每个星期六都要带姘妇到上海去渡周未，这天上午他翻了翻昨日《申报》刊登的广告，只见上面写着新落成的夏令配克大戏院（今新华电影院）周未将公演歌舞晚会。广告词不知出于哪个文人之手，写得香浓美艳：　花团锦簇，千紫万红皆逊色　风光旖旎，百褶罗裙如柳摇　羊脂白玉，粉队争妍在腴腿　脂香四溢，美人撩眼尽醉迷

「美人撩眼尽醉迷……尽醉迷……」他喝了口清茶，捧着报纸，击节赞叹，然後起身，亲自跑到二楼钱壮飞的办公室里。

「钱秘书，钱秘书，今天你是不是跟我一道去上海渡周末……」(博讯

「噢，不了。」钱壮飞一眼看穿了徐恩曾的心思：「这几天我手头正好有点事，脱不开身。徐科长，你有什麽事需要我办？」

「噢，这样……这样……书元总是缠着我要去夏令配克看一场歌舞，你看……」他将报纸递给了钱壮飞。

钱壮飞瞄了眼报纸的广告浅浅一笑：「这事好办，我拍个电报给杨特派员，让他在夏令配克给你订两张票子。」

「好。」徐恩曾非常满意，「你看是坐火车去，还是坐汽车……」

「还是坐汽车吧！调查科刚刚买进一辆1930年美国福特车，正好派上用场……」

「不错。」徐恩曾满意地拍了下钱壮飞的肩头：「就这麽办吧，钱秘书，你有什麽东西要带给你的太太？」

钱壮飞笑了笑回答：「这就不用麻烦徐科长了。」

两点敲过，一辆崭新的1930年福特车已经停在正元实业社的院子里。钱壮飞跑到徐恩曾的房间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徐恩曾挽着王书元从屋里走出来跳上了汽车。临行前他还探出头来对钱壮飞说：「钱秘书，有什麽紧急公文就放到我的写字抬上。下礼拜总司令要召开中执会例会，明天晚上我一定赶回来……」

「好的。」钱壮飞毕恭毕敬地朝徐恩曾点了点头，他目送汽车徐徐开出正元实业社的大门，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第四章 周恩来对总书记向忠发与妓女姘居很不以为然

●周恩来在为苏区红军命运担忧的同时，对总书记向忠发与妓女姘居很不以为然●

上海，善钟路（今常熟路），法租界上一条非常僻静的马路。(博讯

华灯初上，一位身穿粗呢制服头戴鸭舌帽的青年人走进了善钟路中段铺面向东的一家苏广成衣铺，成衣铺的老板见他进来，也不搭话，冲着他笑了笑，嘴角朝上努了一下，然後吩咐伙计落下门板，关门打烊了。

来客穿过店堂从後楼梯爬上了二楼，楼上客堂间住着一位留着一嘴大胡子的中年人，他就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与他同居的是一位漂亮的风尘女子杨秀贞，据徐恩曾回忆说，共产党（通过向忠发之手）为此向她支付了8000元的大洋。奇怪的是两人同居了一年多，杨秀贞居然连向忠发是共产党都不晓得，这个苏广成衣铺的二楼亭子间里还住着一位30来岁的女子，她就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

来客走进客厅，脱下鸭舌帽，露出两道浓浓的剑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原来他便是周恩来。

「阿贞，客人来了，你到厨房里去烧一桌菜来……」

向忠发一见周恩来，忙着将杨秀贞支开，等她一走又紧紧地关上了房门，这才转过身，边招呼周恩来落座，边说起了笑话：「少山（周恩来党内时称周少山），今天是礼拜六，你不在家里陪陪你的老婆，上我这儿来干什麽？是不是被你丈母娘赶出来啦（当时周恩来与邓颖超及邓的母亲杨振德同住在一起）？」

「特生（向忠发党内时称特生），都什麽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周恩来苦笑了一下。

对这位总书记，周恩来真是哭也不得笑也不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原先他对於这位比自己大上近20岁的老共产党员是怀着很深的敬意的。向忠发是湖北人，原先作过船工，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无产阶级。他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後担任过湖北总工会的负责人。广东、湖北、上海，是大革命期间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方，向忠发也因是湖北地区的工人领袖而声名显赫。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後，向忠发在汉口参加了为拯救中国革命而召开的「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他率团去苏联，出席了在莫斯科郊外□维尼罗德镇召开的中共六大，当时由史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片面强调在党的领导层要增加工人成份，大会选出的由14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里，道道地地的产业工人有7位，向忠发也就当然被选为总书记。六大期间，周恩来与向忠发朝夕相处，以後又一起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发觉这位总书记能力很差，远远比不上同样是工人出身的苏兆徵、项英、顾顺章那样精明能干。但向忠发待人宽厚，较无心机，也没有什麽政治野心，下面的人要做些什麽一般他都不会有什麽意见，周恩来原先对他的那点敬意自然也就一点一点淡薄了。但他也是一个宽厚的人，严以律已而宽以待人，只是在向忠发的底下默默地承担起了更加繁重危险的工作……

向忠发收敛起了笑容，用他那只少了一个指头的手熟练地从香烟罐里抽出一支叁炮台香烟燃上火，当了总书记之後他和现在的时髦小青年一样也有了吸洋烟的习惯：「少山，你到我这儿来总有什麽事吧？」(博讯

「是呀，特生，」周恩来喝了口茶，皱紧了双眉，「刚才接到李强送来的电报，说是蒋介石已发出密令，命令各路『剿匪』总指挥一定要在5月5日国民大会召开之前，肃清赣南、闽西、湘鄂西、赣东北、鄂豫皖等地的红军。4月15日，何应钦在南昌发出了总攻击令，宣告第二次围剿开始，朱德、毛泽东他们的压力很大，与中央的电讯联络也已经中断，局势非常严峻……」

「少山，你也用不着忧心仲仲，」向忠发扔掉烟蒂，伸出宽厚的手掌拍了一下周恩来的肩头：「中央不是已经派项英到苏区去了吗？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也已经动身去江西了，天高皇帝远，谁也顾不上谁，那里的事，就由那里的同志去操心吧……」

「不，特生，话不能这麽说。」周恩来又猛地朝嘴里灌了一大口茶，滚烫的水烫得他有点龇牙咧嘴：「这几年的工作下来，我已经越来越感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了。现在中央与苏区的交通已经恢复，四中全会决定让我尽快地到中央苏区去，我还是想早一点动身……」

「你不要专门听陈绍禹（王明）那帮书生的，这些人在苏联喝了几口洋墨水回来就指手画脚！将老同志统统都赶光了，中央的工作不晓得还要不要做！」向忠发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气呼呼地坐下，又从香姻罐里抽出了一支烟。

提起陈绍禹，向忠发就憋了一肚子的气。1928年六大召开时，他不过是中共代表团的一个翻译，1929年回国，分配在中共沪东区委作宣传干事，他懂得什麽工人运动、武装暴动？立叁路线时他受了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主要还是因为他被捕时暴露了中央机关的地址，想不到他却因此而大肆吹嘘，好像他是一个受立叁路线迫害的英雄！1930年国际十月来信，信说是写给中央的，但信的内容却由刚从苏联回来的沈泽民、夏曦。陈昌浩、何凯丰等一伙通报给了陈绍禹，结果这批人上下串连，藉口批立叁路线，反对叁中全会，矛头还不是指着我和少山？结果秋白（瞿秋白）和罗迈（李维汉）被当作替罪羔羊让他们给弄下了台，自己这个总书记也快要成为空架子了！

「特生，韶玉（陈绍禹常用的笔名）他们看问题的水平确实是要比我们高一些，」尽管周恩来对陈绍禹一伙也颇多不满，但他还是尽量婉转地讲：「拿我自己来说，与柏山（李立叁党内名）共事这麽久，但对他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却始终没有看出来。」

「什麽路线错误？李立叁就不去提他了，我看他们对秋白的做法就太过头了！」

瞿秋白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1927年他在中国革命最危难的时候在武汉主持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另二人为李维汉、苏兆徵），并主持中央工作。1928年他去苏联主持召开中共六大，会後便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第叁国际的代表。但也就从那时起，他与第叁国际有些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产生了分歧，尤其是与留在中山大学工作的陈绍禹一伙矛盾很深，於是失去了第叁国际的信任，甚至连他的弟弟瞿景白也惨遭毒手，神秘地「失踪」了。1930年他与周恩来先後回国，纠正立叁路线的错误，可是不久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米夫、陈绍禹等当作立叁路线的新的代表者被清除出党中央，并被迫在短短一个月内，两次发表声明检讨自己的「罪行」……

「唉，」周恩来长长地叹口气，他站起来，望了望漆黑如磐的夜空，背转身子喝了一口茶。他晓得陈绍禹一伙威逼瞿秋白认罪，矛头一半是对着他的。自己违心地在四中全会上批判了一通所谓瞿秋白的「错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却就此葬送了自己与瞿秋白多年积累的私人感情与友谊。据张金保说，瞿秋白对此耿耿於怀。（据张金保回忆，她在四中全会後曾听瞿秋白说过：最可恶的是周恩来，随风倒，两面派，没有一点原则。）他感到非常苦恼，别人实在是不了解他相忍为党的那一片苦心！近日来，他时常在想：自己过去的做法是否正确？对秋白是否真的大过份了一点？还有，他和秋白是否如同陈绍禹所说犯了那麽大的错？他说不明白。但他不愿意在向忠发面前暴露自己对党内其他同志的不满，只好讲：「特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秋白是有错误，有错误就得检讨；其实我也有错误，我也应该向中央作检讨……唉！」突然，他想起瞿秋白的身体，不由得又唉声长叹起来：「唉，秋白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贫民区内，环境大糟了！他的病需要静养，要多呼吸点新鲜空气。过几天是不是让赵容（康生）安排一下，给他在租界找一所房子？」

「你就别提那个赵容了，阴阳怪气的，办事一点也不爽快。」向忠发提起赵容又是一肚脾气：「陈绍禹一伙提议让他来接替顾顺章，你怎麽也会同意的？」

「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一回周恩来回答得非常乾脆：「顾顺章这个人确实能干，但有些事也做得大过分了，生活腐化，再有……」突然，周恩来想到向忠发也是放着乡下的结发妻子不顾，在上海寻了个烟花女子同居，话一下打住了。

「这个……这个……少山，顾顺章这个人我还是清楚的。现在蒋介石白色恐怖这麽厉害，人嘛总要作点掩护、有点伪装，搞个把女人……这个……这个……对了，顾顺章出去这麽久了，有什麽消息？」

「听中央交通局送来的报告，说特立（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夫妇都已经安然抵达了金家寨，顾顺章在汉口就和他们分手了。」(博讯

「他不会出什麽事吧？」

「我想不会的。」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说：「这条线他跑过几次了，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可靠的同志。」

「那他早该回来了吧……」

「是呀，他应该回来了。」

周恩来站在窗口，望着漆黑的夜空，陷入了深深的思虑之中……(博讯

第五章 顾顺章在街上被尤崇新拦腰抱往

●顾顺章在街上被尤崇新拦腰抱往，两支乌黑的手枪抵往了他的脑袋●

暮色苍茫，宽阔的长江江面上慢慢地腾起了一层淡淡的雾霭。(博讯

尤崇新悠悠地在新世界游艺场至江海关一带来回□□着，他压低了帽檐，帽檐下面那双小眼睛滑溜溜地四下转动着，双手捏得紧紧的，手心里都捏出几把汗来。

根据长江局的指示，他积极参加了准备在总商会刺杀蒋介石的密谋，可是做梦也未曾料到炸弹未响自己反倒被捕了。根据苏立民的意思，他和尚未暴露自己真实身份的袁秉章等伪装自首，替大特务蔡孟坚办一份《醒报》，潜伏下来以求脱身。蔡孟坚果然答应了，还拨给了他们5000块大洋作经费，汉口市委指示他们肆意杀掉蔡孟坚後尽快脱身，全部转移到上海去由党组织重新安排工作，没想到就在临动身的那一天晚上被蔡孟坚识破，七个人除了宋某跳江逃脱外，全部在长江轮上被捉，上了脚镣手铐，静候处决。几天几夜他在死牢里寝食不安，静思默想：性命……性命……人从娘胎里出来是多麽不容易，出来後就只有那麽一次机会。他原来是学文学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了共产党，居然还成为了共产党一个方面的负责人，但是这一切又哪有命来得重要？命丢了，金钱、美女、理想、信仰……这一切的一切不都变成泡影？他左思右想，痛下决心，咬破自己的手指，在汗衫上写了一封血书给蔡孟坚，要求再给他一次机会，戴罪立功。他做梦也没想到，蔡孟坚居然答应了，将他放了出来，限期要在4月30日前抓住一个共产党。几天来他处心积虑地想要为蔡孟坚立一个功，换自己的一条命。他跑遍了武汉叁镇的大街小巷，但是他的那些同事、上级、下僚怎麽一下子都不见了呢？他们掌握的那些联络点一幢幢人去楼空，从来也没有搬迁得像今天这麽彻底过。他知道这一定是一只更加有力的手在与他抗衡，这只手只可能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中央派来的，最可能的就是顾顺章！

顾顺章……顾顺章，上海工人叁次武装起义时，他曾追随其左右，与他有过一段交情。听说他会易容，听说他又会缩骨术……不过双手开枪，百发百中，这都是他亲眼看见过的。听说他手底下的那帮红色恐怖队个个都是亡命之徒，要想在武汉街头找到顾顺章真是大困难了，搞得不好自己反倒丢下一条性命。唉，顾不得了，顾不得了！但愿这一回上帝保佑，让他抓到顾顺章，然後拿一笔钱，改名换姓，飘洋过海，离政治远远的，专心去做自己的学问。他胡思乱想，漫无边际地在街上走着，步履显得踉踉跄跄……

顾顺章望着渐渐远去的陈莲生，轻轻叹了口气，然後慢慢地转过身来，心神不宁地朝德明饭店走去。虽然他也不过30岁，但是他感到自己早已失去了年轻人的朝气和热情，变得有点麻木了。

他是上海宝山县白杨村人，没有读过多少书，原先在杨树浦南洋兄弟卷烟厂当机修工，不过是做工吃饭赚钱，这时候他碰到了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刘华，由刘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後就一直站在生与死的风口浪尖上。这些年他亲眼看到了刘华的死，以後是赵世炎、罗亦农、杨殷、澎湃、陈延年、陈乔年……每一个朋友的死都燃起他心中强烈的复仇的怒火，他亲自带队暗杀了何家兴、贺芝华、白鑫、黄弟洪……他甚至把一百多斤炸药运进了一品香旅社，准备在上海的闹市中心来一个遍地开花……只是由於陈赓的坚决反对和周恩来的劝阻才没有成功。每一次行动之後他都有着说不出来的疲倦和沮丧，他犹如一根弦，始终绷得紧紧的，从来没有松驰过一天；他坐在汽车里，走在街上，甚至待在家里也从未觉得安全过，唯有在女人的怀抱里他才会暂时忘记世界上还有这麽多的打打杀杀！唉，他老了，他已未老先衰了，他实在不想再担任自己的这一份工作！

前些日子在他主持的机关里（修德坊6号）召开了四中全会，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帮子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不要讲李立叁，就连向忠发和周恩来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以後就是东方旅馆大破坏，一下子被捉去二十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曾提出利用关系，在国民党将他们从工部局引渡到龙华时打一个埋伏，劫囚车。恩来也同意了，说可以试试。但陈绍禹坚决反对，说他们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犯不着替他们冒这麽大的险。结果二十几个人就白白丢了命！对於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他说不上与他们有多少交情，但毕竟是在一张饭桌上吃过饭的人。他很怀疑这是陈绍禹派人告的密，借刀杀人来排斥异己。也许下一步陈绍禹的手就要伸到他顾顺章头上来了！

哼！上海滩共产党能有这点门面，还不是我顾顺章将脑袋挂在裤裆里打出来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顾顺章不是何孟雄，可以随随便便由人来摆布的！他想到这次来武汉前在威海卫路自己家里的电灯泡底下给蒋介石写的一封密信，现在正牢牢地锁在他的妻子张杏华的首饰箱里，人总得想一想自己，这是自己最後的退路，万一被国民党捉住……唉，只是共产党毕竟待他不薄呀！难、难、难，做人难呵！他从口袋里取出打簧镀金怀表，一看，哟，都已经6点多钟了，那位白小姐早就在德明饭店等他了。「春宵一刻值千金」，何况明天天一亮他还要赶到码头上坐船回上海去，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总指挥！」「顾总指挥！」突然他听到有人在背後喊他，他本能地站住了脚，侧过脸去……

只见一个身材矮矮的男子，一双烧红了的眼睛像两颗炭正紧紧地盯着他。

「这是谁？」顾顺章凝神一想，有点面熟，以前在上海见过，後来到长江局……

他猛地一惊，心想不好，这家伙早已被抓到监牢里去了，怎麽会在这儿露面？他毫不犹豫拔腿就跑，但已经晚了……

「总指挥，别跑，别跑！」尤崇新一个箭步扑上去，伸出双臂拦腰紧紧地抱住了顾顺章，只听见後面踢踢踏踏，彷佛有好几个人急着赶来的声响。

「你认错人了吧！」顾顺章想起自己西服里面还插着枪，心想还是先把他稳住了，然後伺机拔枪，撂倒他几个，只要跑过这条马路，冲到日本人的租界里，自己便有逃脱的可能。但是尤崇新依然死死地抱着他……

顾顺章屏息静气，刚刚想有所动作，但是已经晚了，两支乌黑的手枪紧紧地抵住了他的脑袋，叶明亮、周执中带领的侦缉队的那帮家伙已经团团围住了他。

尤崇新松开了手，嗓门乾涩，但依然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他就是顾顺章，共产党的总指挥！」

「是的，我就是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完全镇静下来，他神色从容地拍了拍被尤崇新弄皱了的那套毕挺的西装。

「哦，是顾先生，久仰久仰！」叶明亮丝毫不敢大意，他伸出双手顺着顾顺章的身体上上下下摸了一遍，将顾顺章插在西装口袋里的手枪搜了出来，然後说：「那就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了……」

「可以，」顾顺章回答：「我有些东西在大智门德明饭店，是否可以去拿一拿？」

周执中回答：「那就不用顾先生操心了，这点小事我们会替你办妥的，」他伸手朝後一招，一辆黑色汽车开了过来。叶明亮打开车门，将顾顺章推了进去，他和周执中一左一右将顾顺章紧紧地夹在中间，侦缉队另一个家伙也持枪跳上了汽车，挤在司机边上。司机加大了油门，绝尘而去，侦缉队的另一个家伙押着尤崇新被远远地抛在後面。

「周先生、张先生，顾顺章……总指挥……是我第一个发现的……」车後还传来尤崇新声嘶力竭的叫喊……

（尤崇新由於顾顺章被捕立了功，蔡孟坚将他放了出来，但没有兑现送他去日本的诺言。1931年9月，他在汉口自己的住宅里被红队派来的枪手李龙章暗杀。李龙章其名王世德，党内又称「老先生」。而李龙章也由於这一次行动被捕，最後在顾顺章的软硬兼施下自首，供出了顾顺章全家在上海被杀的真相，这是後话。）

第六章 顾顺章声称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画 要面见蒋总司令

●顾顺章声称有对付共产党的大计画，但一定要面见蒋总司令●

夜色凝重，昏暗的路灯照着国民党武汉行营办公大楼前的卫兵，在地上拖出两个长长的身影。

这是一幢建於清朝末年的建筑物，原先是湖广总督的衙门，由於年久失修已显得十分陈旧，只有频频来往的汽车和一个个持枪挺立的军人，才使它还保持着原先的那几分威严。今天恰逢周未，虽然武汉地处「剿共」前线，但整幢楼已经是漆黑一片，只有侦缉处的办公室里还亮着一豆灯光。

蔡孟坚端坐在他那把硕大的皮转椅上，一动也不动。自从他听说尤崇新发现了顾顺章之後，就一直这麽坐着，几乎没有移动过。他明白这个发现对於他，乃至对於整个国民党政府来讲，究竟意味着什麽，正如他在40年後发表在台湾《传记文学》的文章中所说，是一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事件。

1928年，蒋介石在「济南事件」以後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将消灭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其它派系作为他的基本国策。作为蒋介石的信徒，蔡孟坚曾多次聆听过蒋介石的这番演说，内心为之深深激动过，无论在「中原大战」还是在武汉主持「剿共」都不遗馀力，成绩斐然。但是他所取得的这一点点成绩与整个国民党的失败相比，却显得多麽的微不足道。不久前蒋介石发动的对赣东闽西朱毛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国军长驱直入捷报频传，蒋介石的爱将张辉赞一路领先，甚至打到了吉安，说什麽「剿匪大业即日可安」，但是不久却从河里掏起了飘在竹筏上盛在木盒子里的张辉赞的脑袋。蒋介石极为震惊，指令何应钦在南昌举行盛大公祭，为部下打气。蔡孟坚特意赶到南昌，亲眼看到了盛在楠木棺材里的张将军的脑袋和一段用楠木雕成的身子。何应软曾指着棺木声色俱厉地讲：「如果不消灭共匪，咱们都死无完□……」接着又是第二次围剿，前方又是捷报频传，一会儿传言湘西贺龙阵亡，一会儿传来朱德身负重伤……但蔡孟坚非常清楚，这恐怕是又是前线将领们为了骗取赏金编造出来的「神话」，蔡孟坚深入过「匪区」，深知红军用兵施政的优劣点，不过身处武汉，常有「鞭长莫及、有劲无处使」之感，而现在顾顺章自己送上了门来……

如果尤崇新所说的话是真的，那即使尤崇新找不到顾顺章，顾顺章也不会离开他的老巢上海太久，他还是要回去的。武汉到上海最直接的交通工具是船，而这条长江上所有的船都是侦缉处的副处长、洪帮大爷杨庆山掌管的。他想到这里突然像吸足鸦片似的一下子跳将起来，拨动电话就要和杨庆山联系……

「处座，处座！」突然叶明亮门也不敲，一下子闯了进来。

蔡孟坚手里还拎着电话，眼睛顿时一亮：「怎麽样？找到顾顺章的线索了？」

叶明亮兴奋得声音都有点打颤了：「顾……顾顺章抓到了！」(博讯

「顾顺章？真的是他？」蔡孟坚搁下电话。

「没错，是他！」叶明亮将经过情况详细说了一遍。

「好，好！马上把他带到这儿来！」叶明亮匆匆要走，蔡孟坚又一把拉住了他：「慢！你马上让周执中率几个弟兄到德明饭店，将顾顺章的行李以及顾顺章房间里的所有人都扣起来，带到这儿来。此外，你告诉手底下的人，这件事谁也下准泄露出来，谁在外面乱嚼舌头，让我知道了就要他脑袋搬家！以後我一定重重地犒赏各位弟兄！记住了？」

「是！」叶明亮又说了一句，匆匆走出去。

顾顺章被带了进来，蔡孟坚凝视着他，刚要开口，没想到顾顺章却旁若无人地找了张沙发坐了下来先开口了：「你就是蔡孟坚？」

蔡孟坚颇为惊讶，反问了一句：「你怎麽晓得我是蔡孟坚？」(博讯

顾顺章浅浅一笑：「我看过你的照片！你是陈立夫亲自派到汉口来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派员。」突然他又站「起来，跨前一步，摆出一副非常神秘的样子说：「我有对付共产党的重大计画，请你迅速安排我面见蒋总司令。我将当面陈情……」

蔡孟坚颇为不满：「顾先生，坐下！你既然晓得我的身份，那有什麽事完全可以和我商量。」

顾顺章两眼漠然地扫了蔡孟坚一眼，退後一步，又坐到沙发上，仰着头一言不发。

「那……我可以将顾先生引见给总司令部武汉行营的主任何成□将军，」蔡孟坚强压着心头的愤懑，继续说。

「不！」顾顺章斩钉截铁地回答：「见不见他都一样，见了他不过也是这麽一句话。」

「啪！」地一声巨响，只见蔡盂坚狠狠地拍了下桌子，脑羞成怒地说：「顾先生，请你不要忘记你现在是在什麽地方。」

「哼！」顾顺章冷笑了一声，依然一言不发。

蔡孟坚既想发作，又怕将事情弄僵了反而不便，他站起来背着手在屋子里转了个圈，最後又走到顾顺章身边问：「那──我怎麽样才能证明你顾先生是有诚意归顺国民政府了呢？」

顾顺章坐在那儿，想了很长时间，终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那好吧，拿纸来。」

蔡孟坚亲自将笔和纸递给了顾顺章，顾顺章就坐在沙发上，接过笔在纸上草草地写了两个地址：「这是中共地下党长江局机关的新址，另一个是中央交通局汉口站的地址……唉！蔡先生我还是那句话，请你迅速安排我去南京。」

「那──好吧！」蔡孟坚终於下定了决心，他招了下手，叶明亮急步上前，蔡孟坚吩咐道：「你亲自送顾先生到接待室里去休息。你就呆在顾先生身边，随时静候顾先生的吩咐！」

「是！」

蔡孟坚目送顾顺章离开了他的办公室，随即拿起了电话：「接何公馆，对，我有急事要面见何主任，对。」

他搁下电话，整了整身上的少将军服，朝室外走去。

第七章 蔡孟坚决定包一艘小货轮将顾顺章解送南京

 ●蔡孟坚请示何成□，决定包一艘小货轮将顾顺章解送南京●

何成□是国民党集团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他文人出身，官至一级上将；他没有带过兵，手底下没有一兵一卒，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却成为国民党集团里杂牌军的首领，杂牌军拥戴他与蒋介石讨价还价；蒋介石得用他去安抚杂牌军，一时，中国的官场是谁也离不开何成□。

何成□是黄兴的学生，1904年他被保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念书，第二年同盟会成立，何成□即由黄兴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後他追随黄兴，黄兴出任陆军总长，他也就担任了陆军部的副官长，但是这个副官长主要工作只是负责黄兴与沪军大都督陈其美之间的联络。何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与「杨梅大都督」习性相近，爱好相投，没多久便成了好朋友。通过陈其美他结识了陈的两个侄子果夫和立夫，也认识了蒋介石，成为莫逆之交。

何成□讲究江湖义气，待人慷慨大方，挥金如土，在国民党集团里有「小孟尝」之称，许多大小军阀都挺买他的帐。1928年他奉蒋介石的命令出使东北，说服了张学良东北易旗，为蒋介石立下了大功。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故意让他统帅有各路杂牌军组建的第叁集团军。蒋介石曾召见他到南京密谋，要何成□想方设法拖住这帮子人，只要不临阵反戈给他难堪就可以了，根本不指望他们去为蒋介石卖命。谁想到这支部队不仅没有一个人倒戈，还不大不小地打了几场胜仗。蒋介石非常纳闷，派心腹前往第叁集团军设在漯河的指挥部打听，一了解这才晓得，原来何成□在漯河开设了一个「军人之家」，轮番招待各部队团以上的军官。他不仅从武汉招来了各帮名厨，天天设宴，而且花重金从武汉招来一批妓女，供军官们纵欲。於是各部队的指挥官都说何成□够朋友，都肯为他卖命。中原大战一结束，何成□不仅升为一级上将，而且担任武汉行营的主任和湖北省的主席。

此刻他正拥着小妾半卧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一听到蔡孟坚说抓住了共产党的特务头子、共党四大健将之一的顾顺章时，惊愕得几乎说不出话：「这真……真是顾顺章？会不会搞错？」

「绝不会搞错！」蔡孟坚坐在一边回答：「我已经用他过去照的相片和他对过了，不会错。再说……」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了顾顺章写的纸条：「这是共匪长江局机关和中央交通局汉口交通站的地址，这麽重要的情报只有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才会晓得。」

「这……」何成□翻身起立，踱到蔡孟坚身边接过纸条，呆呆地看了半天，还是有点奇怪：「这……像顾顺章这样死硬的共党头目怎麽一下吃板子，二不坐老虎凳，叁不用灌辣椒水，就这麽轻而易举地抛弃了他的信仰、出卖了他的部下了呢？」

「这……」蔡孟坚想了半天，无法回答，也只能困惑地摆了摆头。

「这倒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人物。」何成□背後操着手，慢慢地在屋内踱着方步。

蔡孟坚站了起来：「何长官，您要不要见见他？」

「不！」何成□转过脸来，望着蔡孟坚摆了摆手：「这个人傲得很，他手里一定摸了张大牌，这才想和蒋总司令掰掰手劲，我……这就成全了他。我倒要看看他在蒋某人面前会落得副什麽下场！」

他急步走到蔡孟坚面前，两眼炯炯地盯着他说：「向总司令部发个电报，就说我们抓到了顾顺章，静候总司令处置！」

「这……我已经电告南京中央调查科了。」

「这个……再发一份，就说顾某已经自首了，要求晋谒蒋总司令。」

「是，何长官。再有您看怎样把顾顺章押到南京？」蔡孟坚问。(博讯

「坐飞机可以快一点……」何成□颇有点犹豫。

1929年蒋介石曾向美国订购了17架O2U-4型侦察机，这种飞机原来是美国为海军舰队设计的舰载侦察机，除了驾驶员外，机上还可坐一人。这种飞机用途颇广，为美国海军立了不少战功，便改作陆机型的。1930年这批飞机陆续飞抵中国，军政部便将它们装备在汉口航空第4队，中原大战时，蒋介石曾坐这种飞机侦察过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兵力部署；蔡孟坚也不止一次坐这种飞机侦察过鄂豫皖和湘西的苏区。1930年2月28日，一架O2U-4型飞机从汉口飞往开封，因迷航油尽迫降在鄂豫皖苏区的陈家河地区，驾驶员龙文光经共产党动员启发自愿为红军工作，这架飞机也就被命名为「列宁」号。

「何长官，听说顾顺章擒拿格斗样样精通，一个人坐飞机又没有卫兵押送，恐怕……」蔡孟坚颇有点犹豫。

「对！不能让他坐飞机！你再发一个电报要南京方面速调一艘军舰来！」

「是，何长官。不过是不是可以叫杨庆山到招商局包一艘小货轮？」

「包一艘小货轮？对！这倒也是个办法，这样能更快一点。」何成□高兴地说：「这样事就由你去办，此外再由你派几个弟兄，一分钟也不停地轮番盯着他，我再派一个排的宪兵，顾顺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插翅难逃了！」

「是，何长官，我这就去办！」蔡孟坚行了个礼，转身便走。(博讯

「慢！」何成□又叫住了他：「你调了船以後再发一个电报给南京，通报一下他们的行程。此外，明天一早你坐飞机赶到南京去，我写一封信由你面呈蒋总司令。这一回也轮到咱们在总司令面前露一露脸了！孟坚老弟，这一回你的功劳可真不小呀！哈哈……」说罢，他伸出厚厚的手掌，狠狠地拍了一下蔡孟坚的肩膀。

第八章 六封有关顾顺章被捕的急电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

●六封有关顾顺章被捕的急电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他派女婿刘杞夫星夜赴沪　传送情报●

钱壮飞送走了徐恩曾，谦和地朝刚刚跨进正元实业社大门的大特务、调查科特务组长顾建中打了个招呼，又回到二楼自己的办公室里，在所有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待人极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的「干才」（见《中统内幕》一书大特务张国栋的回忆），谁也猜不出他是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共地下党员。

1929年他由胡底陪同找到李克农，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曾主动提出要党组织仔细审查自已从1927年脱党以後的这一段历史。审查清楚後，周恩来亲自在北成都路丽云坊中央组织部机关内和他谈了次话，一见面周恩来讲了个笑话，说他的脸长得太像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了，然後勉励他要作长期潜伏的准备，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动则要置对手於死地！钱壮飞牢牢地记住了周恩来的指示，他在徐恩曾的身边，日理万机，各地的情报经过他的筛选，然後将机要的送到党中央的手里。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二大围剿……计画刚刚制订完毕，发到「剿匪」部队手中，同样的计画也已经搁在了周恩来的桌子上……

夜幕低垂，钱壮飞到隔壁自己女儿钱椒椒、女婿刘杞夫家里吃了晚饭，又回到正元实业社他的办公室，除了女儿、女婿、他的大儿子钱江也住在南京，夫人张振华则带着他们的小儿子钱一平住在上海甘司东路辣斐德路（今嘉善路复兴中路）新兴顺里4号，张振华正在外国人开的克美妇产科医院当住院医生。

钱壮飞刚刚坐下，从保险柜里取出帐簿准备算帐，有人轻轻地敲了两下门，说了声「报告……」

「什麽人？进来。」钱壮飞应了一声。

进来的是报务员：「钱秘书，汉口方面发来的加急电报，注明由徐科长亲译。」

「好吧。」钱壮飞在收发簿上签了名，将电报放到桌子上。

他将帐簿搁在桌上，算了几笔帐，又有人敲门，进来的依然是报务员：「钱秘书，汉口方面发来的加急电报，由徐科长转呈陈部长（陈果夫时任中央组织部长）。注明由徐科长亲译。」

「好的，真辛苦你了。」钱壮飞在收发簿上签了名，轻轻地拍了拍报务员的肩头，将电文拿在手里看了一下，又搁到桌子上。

「钱秘书辛苦。」报务员感动地冲着钱壮飞笑了笑，轻轻地搭上了门，走了出去。

汉口方面出了什麽事情？怎麽一下子来了两封徐恩曾亲译的加急电报？钱壮飞细细想了一下，还是将电报放了下来，埋首在帐册里，准备继续算帐。谁想到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进来的还是报务员。就这麽在短短的两小时里，钱壮飞一连收到了六封从汉口方面发来的加急电报。(博讯

这一下钱壮飞再也坐不住了，他明白如果汉口方面不是发生特别紧急的事情，决不会接连发来六封徐恩曾亲译的加急电报。他将电报一字儿在桌上排开，细细考虑了一下，然後站起身来，锁上了房门，从贴身口袋里取出了密电码文本，小心地拆开了第一封电报翻译起来：「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特务活动的顾顺章（化名黎明）在汉口被捕……」(博讯

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钱壮飞大吃一惊，他怎麽会跑到汉口去的？像他这麽精明能干的人又怎麽可能被捕？

钱壮飞来不及多加思索，小心翼翼地又拆开了第二封电报：「顾顺章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画。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顾顺章他……他叛变了？钱壮飞搁下电文，脑门上沁出了汗来。记得也是他在和李克农接上关系之後，由王庸（陈赓）带领到修德坊和顾顺章见过一面，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颇有点神经质，一刻不停地在屋内走动，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双目炯炯有神……钱壮飞已经记不得他曾经说过点什麽，但是他……他怎麽会叛变呢？

他抹了抹脑门上的汗水，一不做二不休将馀下的几份电报统统译了出来：

「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顾顺章赴宁……」

「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包租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顾顺章赴宁……」

「调查科驻汉口特派员蔡孟坚将於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禀报……」

钱壮飞再也坐不住了，他清楚地明白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麽：党中央在上海所有机关的地址，第叁国际在上海机关的地址，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瞿秋白……的地址，这些机密中的机密将统统大暴露，而首先──作为他和李克农、胡底的顶头上司，他们同样也将在敌人面前暴露无遗！

他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间正指着9点51分，离最後一班开往上海的沪宁特快列车发车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对，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他小心翼翼地将这六封密电依原样一一封好，锁在抽屉里，又将密电码本藏入贴身口袋，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

夜色凝重，钱壮飞急步跑到正元实业社隔壁自己的家里，他的女儿钱椒椒和女婿刘杞夫准备睡觉，钱壮飞一下子将刘杞夫叫到自己的房间里。

刘杞夫，又名刘正风，湖南人，此时才不过20出头，还不是党员，他也是由钱壮飞安排在正元实业社担任庶务（办事员）的，钱壮飞不便轻易离开南京，平时就由刘担任钱壮飞和李克农之间的联络人。

「杞夫，」钱壮飞一把将刘杞夫按倒在椅子上，焦急地说：「你马上准备一下，立刻坐夜车到上海去，爸爸有一封信要你交给李叔叔。」

「爸爸，现在就动身？这麽急？」

「是的，你快去准备。」

刘杞夫急匆匆地跑到自己的房间里着装打扮，与妻子话别，等他再走到钱壮飞屋子里，钱壮飞已经把信写好了，并仔细地封住了封口。(博讯

「杞夫，这件事难为你了，一路上要多加小心。」钱壮飞亲自将信塞到刘杞夫的内衣口袋里，又从抽屉里拿了10块大洋塞到刘杞夫的手里：「你速去速回，这封信极其重要，一定要尽早送到李叔叔的手中。他的地址你都记住了？」

「记住了。」刘杞夫将钱放入了口袋。

「千万要小心，一定要尽早把信交给李叔叔。」钱壮飞又叮嘱了刘杞夫一番，将他送出了屋外，看着他消失在浓浓的夜雾之中……

第九章 李克农对刘杞夫说：「党是绝不会忘记你的。」

●李克农对刘杞夫说：「党是绝不会忘记你的。」●

李克农，中国革命史上传奇色彩极为浓厚的一个人物。一直到1980年，蔡孟坚在台湾《传记文学》上发表《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中，还认为钱壮飞就是李克农，蔡孟坚在文中写道：「我安全单位某代表杜君直接告诉我：有确实资料证明大陆陷匪後，匪政权社会部长李克农，即是钱匪壮飞，钱壮飞为李作间谍假名，李匪系安徽人，现有其同乡在美退休的段君，谈及他与李匪於民十五、六年同在芜湖中学教书，那时即发现他左倾，但随後忽然不见人影，并忆及李匪身段脸形均修长，戴最深度近视眼镜，与我所回忆李匪特徵，毫无二致。据一位研究西安事变历史的王君说：当年延安首先派李克农到西安见张学良，张初拒见，表示须由毛、周二人中一人来商谈。後李说他是共党中委。张勉强接见……最後还是由周本人亲来见张，足见周对李匪如此信任。」像蔡孟坚这样一个负重大责任的高级特务，对自己老对手的庐山真面目尚不清楚，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可见李克农的神秘色彩。

蔡孟坚有一点是正确的，李克农是安徽巢湖人，他生在芜湖，与後来成为着名文学家的钱杏村（阿英）同在芜湖安徽附小读书，结下了终身难忘的友谊。李克农和阿英受中共早期活动家高语罕的影响很深，可以讲是由高带出道的。他们俩都是由高语罕于1926年介绍入党，後来高语罕成了托派，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支部大会是在上海华德路一幢小洋房里召开的，李克农、阿英和高语罕都出席了支部大会。但会议结束後，李克农却和阿英一同凑了钱在五芳斋摆了一桌酒席，极富人情味地与高语罕饯别。

1927年以後，李克农九死一生逃到上海，他先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厚德里上海春野书店落脚，後来奉当时中宣部长罗绮园之命与潘汉年合办一张名为《铁甲车》的小报，以後还担任过上海沪中区委委员，一直到1929年11月，他认识了钱壮飞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搬了好几次家，似乎从上海消失了，他与钱壮飞、胡底叁人组成一个特别党小组，受顾顺章直接领导，与他保持单线联络的是特科二科科长王庸（陈赓）。

陈赓，中国革命史上又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因救过校长蒋介石一条命而赫赫有名。1927年8月1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总指挥部负责保卫工作。在会昌战役中陈赓负了重伤，由他的副官卢冬生护送到了上海。当时周恩来也刚刚抵达上海，担任从武汉搬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当时在上海的中央组织和江苏省委各级组织频繁地遭到敌人破坏，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等均在这个时候牺牲。周恩来便将陈赓留在上海，以後担任了中央特委直接指挥下的特二科科长。

中央特科是为适应地下工作於1927年11月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专门负责保卫在上海的地下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政治保卫组织，负责人是中央特委叁巨头之一的顾顺章。中央特科原先有叁个科，第一科为总务科，负责开会、借房子、找铺保，甚至收殓遇难同志的□体等活动，洪扬生曾任一科科长。他曾讲过：六届叁中全会的会场就是由特一科找了殷实铺保後租赁下来的；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会场也是由特一科负责安排的，会址租了两处，一是昌卡尔登戏院（现长江剧场）後面的一排洋房，一处是爱文义路卡德路口（现北京路石门路口）的一幢洋房，当时上海租界内新造的房子很多，空房子也不少，只要有铺保，找房子并不困难。由於会议人数众多，代表进入会场後就不允许再外出，吃住都在里面，伙食也是他派人安排的……1928年4月罗亦农遇害，遗体暴弃荒郊，也是他带了人叁更半夜找到了罗的遗体就地掘土埋葬的。特二科负责情报。特科叁科又名行动科，另一个名称就叫红队，顾顺章直接领导特叁科的行动，从苏联归来的谭余保曾担任过红队的负责人，王竹友也担任过特叁科科长。以後随着革命工作的需要又成立了一个特四科，即电讯科，负责中央与各根据地的秘密电讯往来，李强是特四科的负责人。此外中央还有一个中央交通局，负责地下党中央与各地的人员往来，这个中央交通局归周恩来直接领导，顾顺章叛变後对它的影响较小，中央交通局的负责人是吴德峰。这整个特科工作系统中最秘密的，自然属陈赓领导的特二科……

26日清晨5点，沪宁特快车缓缓地停靠在上海北站。这时，上海北火车站刚刚落成不久，是全国最有气派的一个大火车站，但四周此时还相当僻静，远没有像今天这般喧哗。刘杞夫匆匆走出火车站，一夜没睡，年轻人正处在贪睡的年龄，他不由得深深地打了一个哈欠。

「小阿弟，旅馆去吗？有漂亮姑娘陪客呢！」一个徐娘半老的女人走过来，一把拉住了刘杞夫。

「不去不去！」刘杞夫慌忙挣脱，这一下瞌睡反倒醒了。

他摸了摸贴身口袋，信好端端地放在那里，总算放下了心。他举目四望，整个上海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晨雾之中，於是叫了一辆黄包车，让他拉到了西藏路上的东方旅馆，在那里果然找到了李克农。

李克农一见刘杞夫，大吃一惊：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一大清早他从南京跑到上海来干吗？

刘杞夫一见李克农，掩上门，顾不上喘息便说：「李叔叔，我爸爸讲出了大事情……」

李克农望了他一眼，将门关紧了，然後泡了一杯茶，让刘杞夫坐下，这才坐在他对面说：「杞夫，别紧张，先喝点水，慢慢讲。」

刘杞夫心急慌忙地喝了一口水，舌头烫得生疼，他连忙搁下碗，尽量压低了声音说：「汉口方面出了大事情，一连来了六封加急电报，我爸爸连夜让我带封急信给你。」说罢从贴身口袋取出了那封已被汗湿了的信。

李克农急忙拆开信，信写得很简单，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炸弹在他的耳边炸响：「据蔡孟坚电告，黎明（指顾顺章）25日在汉口被捕，已叛变，已坐船押赴南京。壮飞。」

「这是真的？」李克农将钱壮飞的信放到桌上，问刘杞夫。

「爸爸这麽急地将我从南京赶到上海，我想绝不会错。」

虽然刘杞夫并不晓得信中所写的内容，但看到李克农那副神态严峻的样子，心里晓得岳父让送的信一定事关重大，便匆匆忙忙地把昨晚的经过又说了一遍。

李克农站了起来，在屋内踱着方步，他突然想起曾听王庸（陈赓）说过，顾顺章确是去了汉口，而这件事钱壮飞并不知晓。现在蔡孟坚一连发了六封急电给徐恩曾，可以肯定，蔡孟坚确实抓住了顾顺章，而顾顺章真的已经叛变了！

他走到窗口，习惯性地撩起了窗帘一角，朝外一望，薄雾已经散尽，太阳刚刚懒洋洋地探出头来，上海已经从残梦中苏醒，马路上已经开始出现了稀落的行人……

事不宜迟！现在每一分钟都比黄金还要宝贵！他一下子转过身来，问刘杞夫：「你爸爸打算怎麽办？」

刘杞夫回答：「我不清楚，他还有一点紧急公文要办。」

李克农又问：「那你打算怎麽办？」

刘杞夫回答：「爸爸让我送完信後赶回南京。」

「不行，你不能回去。」李克农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钱给刘杞夫：「你先到先施公司开一个房间，好好睡上一觉，以後再作安排。」

「不，爸爸讲了，他让我回去，我想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刘杞夫涨红了脸，显得十分固执。

李克农望着刘杞夫那张年轻的脸，两行热泪滚了出来，他摘下眼镜，抹了抹泪水，非常动感情地说：「杞夫，我真不知道怎麽感谢你！」他把钱塞到刘杞夫的手里，轻轻摸摸他的脑袋：「那你就回去吧！先找个饭店好好地吃一顿早饭，然後休息一下再走。你自己要多加小心，记住：今後无论发生什麽事情，你爸爸，我，咱们共产党，是绝不会忘记你的。」

「李叔叔，你自己也多保重了。」刘杞夫将钱塞进了口袋，站起来，深深地朝李克农鞠了一躬：「李叔叔，那我走了。」说罢，他打开房门，又匆匆地走了……

（4月27日，刘杞夫回到南京，即与钱椒椒一道被徐恩曾逮捕，钱江流落街头，不久被当时的歌舞明星黎莉莉找到，进了黎莉莉的歌舞团，抗战开始後赴延安。刘杞夫和钱椒椒被关了四个月，徐恩曾怕追查下去涉及到自己的隐私大多，便将他们放了。）

送走了刘杞夫，李克农又回到自己房里，他将钱壮飞写的那封信又看了一遍，直到每一个字都深深地记在了脑海里，然後用打火机点燃，将它烧成灰烬。他将纸灰倒人了马桶，抽水送掉了。他打量了一下屋子，迅速整理起自己的行装，东西非常简单，塞在一个小手提箱内即可带走。他将行装收拾乾净，打开抽屉，将抽屉内的一点零钱全部装进了口袋，随後拉开窗帘，将放在桌上的花瓶摆到了窗台上，这样万一有人来接头，就会发现这个记号。最後他又仔细地看了一下收拾得乾乾净净的屋子，穿上薄呢子大衣，将衣帽架上的那顶礼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提起小手提箱，从容不迫地走了出去。

第10章 顾顺章盘算着如何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顾顺章一夜未眠，盘算着如何与蒋介石讨价还价●

江海关的大钟缓缓地敲了六下，整个汉口市都被浓浓的春雾笼罩着，但是停泊在江边码头上招商局的那艘「汉江」号客货轮已经升火待发了。

昨天半夜，汉口侦缉处的副处长、洪帮大爷杨庆山亲自来到招商局驻汉口办事处，找到了那位姓刘的襄理，说是要包一艘客轮，明天一大清早即从汉口开到南京。姓刘的襄理搔了半天头，问：「杨大哥，这麽急，装什麽货？」

杨庆山说：「刘老弟，不是装货是装人！」

「装人？是运兵呢还是……」

「不是运兵，是押一个犯人。」

刘襄理大吃一惊：「押一个犯人要用一条船！这是个什麽人？」(博讯

杨庆山回答：「刘老弟你还是不要知道为好！老实对你说，这是何长官交下来的差事，押什麽人连我也不晓得。」

刘襄理想了半天回答：「『汉江』轮倒是明天开船，只是客舱的船票已经卖出了一半。」

「那不行！」杨庆山斩钉截铁地讲：「这一回我得把整个舱面统统包下，直发南京，除了这艘船上的船员，一个活人也不许带！」

「这……」

「刘老弟，军令如山倒，这件事关系重大，你不办也得办！」(博讯

刘襄理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一则碍着杨庆山的面子，二则又是何成□的命令，遂忙了一夜，「汉江」轮只在底舱装了点货，其馀的舱面统统空了出来，让旅客们改坐下一班船，整条船就等着装那位神秘的犯人了。

浓雾还未散尽，几辆军用卡车呼啸而来，从车上跳下了百十来个士兵，荷枪实弹，不一会儿便将整个码头封锁得严严实实。

又过了十来分钟，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夹在两辆满载宪兵的军用卡车中间驰入码头，一直开到船边才停下来。

汽车门打开了，蔡孟坚先跳了下来，他四下张望了一下，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後亲手拧开了後座的车门。叶明亮和周执中先後跳了出来，夹在他俩中间的是顾顺章。

一夜未眠。这也许是顾顺章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夜了！不过12个小时，这以前他还是拥有10馀万中共党员的中央领导人，而现在已沦为阶下之囚！但是还好……他深深明白自己的价值：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对了还有那个赵容，还有陈赓、钱壮飞、杨登瀛……这些人便是他讨价还价的筹码。除了蒋介石，旁人休想叫他再开口了！哎，对了，还有那个共产党特工机关与国民党特工机关合作的计画，也要好好地和蒋介石谈一谈。这个同样从上海滩发迹、今天爬到总司令宝座的蒋介石对这一切是会有兴趣的！他想到这里，那双因睡眠不足而越发肿起的水泡眼里闪出了一线希望的亮光，他浅浅一笑，小心翼翼地拉了拉已经有点皱巴巴的那套做工考究的西装，挺起胸来……

蔡孟坚并不晓得顾顺章在想些什麽，他忙着指挥那一排全副武装的宪兵先上了船，然後把握时间又关照了叶明亮、周执中几句，这才对顾顺章说：「顾先生，请上船吧！」从昨晚到现在，蔡孟坚始终对顾顺章彬彬有礼！

「噢……」顾顺章应了一声，从沉思中惊醒，他依然夹在叶明亮、周执中两个特务之间从舷梯爬上了轮船。

蔡孟坚随後上船，船长迎上前来，昨天半夜刘襄理已经关照过他了，他什麽也没问，将蔡孟坚等一行人带进了大餐厅。

蔡孟坚又在大餐厅前後反覆查看了一遍，感到非常满意，这才转过脸来对顾顺章讲：「顾先生，祝你一路顺风了……」

「慢着。」顾顺章突然想起了什麽，一把抓了蔡孟坚。

「顾先生，你这是……」

顾顺章苦笑了一下说：「我还有个伙计叫陈莲生，在英国人开的祥泰木行的专用码头上等我，你现在马上就去，将莲生和那艘船都扣下来。不过有一件事请你帮忙，千万不要为难陈莲生。」

蔡孟坚皱了皱眉头，继而淡淡一笑，他走出大餐厅，对候在外面的杨庆山低声吩咐了几句，杨庆山匆匆跑下船去。

蔡孟坚又走进了大餐厅笑着问：「顾先生，你还有什麽要交代的？」

「没什麽了。」顾顺章回答。

「那好吧！」蔡孟坚转过脸去，朗声对周执中、叶明亮说：「你们俩一路上要好好照顾顾先生。」他侧过身来最後望了一下顾顺章，脸上又挂起了笑容：「顾先生，祝你一路顺风了！明天一早我在下关码头接你。」

「蔡先生，你也去南京？」顾顺章稍稍有点意外。

蔡孟坚矜持地笑了笑，没有回答，走出了大餐厅。

汽笛一声长鸣，「汉江」轮升起了锚链，启航了……

叁个小时以後，一架O2U-4型侦察机从汉口机场腾空而起，直飞南京，机上就载着蔡孟坚一个人。

第11章 钱壮飞在上海碰到了聂荣臻

●钱壮飞逃离魔窟，在上海碰到了聂荣臻●

就在押送顾顺章的货轮从汉口码头起航的时候，一位外貌酷似蒋介石的人已经坐在沪宁特快列车上向上海疾驰而去，他就是钱壮飞。(博讯

一夜未眠。送走了刘杞夫以後，钱壮飞依然忧心忡忡，他明白，现在上海地下党中央的命运就掌握在杞夫和他的手中。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刘杞夫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没有把握；就是自己赶到上海，能否找到李克农、王庸以及他所敬仰的伍豪等中央领导同志，他心中同样没有把握。中央各个机关在敌人眼皮底下的大搬迁需要时间，他只能孤注一掷，无论如何一定要在顾顺章被押送到南京以前找到党中央……

突然，他又想到：这会不会是徐恩曾设下的圈套，再一次考验他对徐的「忠诚」？这样的考验已经大多了，就在前一阵子中央调查科新编了密码，徐恩曾在外出与女朋友幽会时故意将密码本交给了钱壮飞，钱壮飞不露声色地将密码本锁进自己的保险箱，连碰都不去碰它，等徐恩曾归来时「完璧归赵」。其实他早已通过其它途径将密码本搞到了。徐恩曾接过密码，声色不露，但心里暗暗夸奖钱壮飞的「愚忠」……

但是这一回实在是太不像徐恩曾设下的圈套了。他了解蔡孟坚，这个人精明强干，二十几岁就官居少将，为人孤傲得很，从骨子里看不起徐恩曾。徐恩曾就是想考验他，也不会去挑选蔡孟坚这麽一个搭档。(博讯

自己是走还是留？他犹豫□徨。几年工作使他深深感到：党中央将自己安插在这麽一个冈位上是多麽英明！现在一夜之间将自己辛苦了几年才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统统毁了，他实在有点难下这个决心！但是顾顺章？他既然已经叛变了，难道就不会将他给一起出卖了？这六份急电中，已经有一分写明了，此事千万不要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这徐恩曾身边的人指的不就是我钱壮飞吗？他苦笑了一声，终於下定了决心：走！

但是在离开南京之前，他自己还有许多紧急的公务要处理。首先他要将上个星期中央调查科派往各地的特派员的人员名单和组织状况抄录下来，这是一分重要的情报，以後怕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其次他要将珍藏在自己身边的密码文本彻底销毁，这件东西已经失去它的意义，徐恩曾恐怕再也不会去用它了。再有……对了，他要将徐恩曾交付给他的钱款帐目整理清楚，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他不能背一个「携款潜逃」的黑锅。最後……对於留在南京的钱椒椒和钱江该怎麽办？是带着他们一起儿去上海？噢，不行，一则这里是国民党的特务窝，周围不知道多少双鹰犬般的眼睛在监视着，叁个人一块走目标太大；更主要的是他此行任务艰巨，丝毫也不能出丁点差错。但是将他们留在南京……他再也坐不住了。(博讯

钱壮飞有两个妻子，早年他在老家由母亲作主定亲，娶了家乡勇丰布店老板的女儿徐双英为妻，养了一个女儿叫钱椒椒。以後他的北京读书、工作、参加革命，与自己革命的引路人张振华相爱了，又生了两个孩子钱江和钱一平。现在如果将钱椒椒和钱江留在虎口里，今後他该如何向徐双英和张振华交代？

唉，难呵难呵。他燃了支烟，在屋内转了一圈又一圈，终於想出了一个应急的方法：给徐恩曾留一封信，一则要好好谢谢他的「知遇之恩」；二则也要告诉他：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因为他的缘故滥杀无辜，迫害自己的妻儿老母……他知道徐恩曾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徐恩曾丑事做得实在太多了，只要他不把这些丑事一件件抖落出来，谅徐恩曾也不敢走得太远！

他脑袋瓜子飞快地转动着，细细排了一个计画，然後泡了一杯浓茶，一件一件地做了起来……

等他将所有的事都做好了，东方也已经透出了一线晓光。他将从汉口发来的那些急电以及留给徐恩曾的帐册和信整理在一起，走到楼下徐恩曾的办公室里，将它放到徐恩曾的写字抬上，然後细心地锁上了门。他路过一间住着自己一位「朋友」的写字间，拿起桌上的裁纸刀将桌上的一张地图画了一个十字，他相信这位「朋友」是会明白自己的意思的。最後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细细地打量了一下这间已经收拾得乾乾净净的办公室，幽默地给了它一个飞吻，算是和它「永别」了。他穿上便服，伸了一个懒腰，摆出一副到夫子庙去散步喝茶的样子，闲散地步出了警卫森严的正元实业社……

火车开了，这是从南京到上海的头班车，火车要开七个小时，星期天一早去上海的人寥寥无几，他坐在空空荡荡的车厢里，百感交集。两年前他也是这麽坐车到上海寻找共产党，通过胡底他与党重新接上了关系，组织上让他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内，整天与魔鬼打交道。他亲眼看到一个个革命志士从「正元实业社」、从丁家桥中央党部、从瞻国路132号特工总部走去了，走向了雨花台……他欲哭无泪，这地方早就不想待了！但是他想起在上海党的中央组织部伍豪同志对自己的教诲，忍辱负重，坚持了下来。前些天，他刚刚给李克农送去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大围剿的计画，从计画中看，朱毛红军已经越来越壮大。现在中国革命总算有了自己的根据地，这是件多麽令人鼓舞的事情！他早就想到根据地参加红军，与国民党真枪实弹地干上一番，现在阴差阳错，也许这一回反倒能实现自己的心愿。想到这儿，他那紧张的心绪，总算稍稍地安定一点。

火车疾驰着，他把握时间在火车上打了个盹，睁开眼，火车已经开出苏州了。他再也不敢怠慢，当火车在真如车站停靠时，他突然跳下了车，然後在车站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叫司机开到静安寺。礼拜天的中午，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人来人往，煞是热闹，他走进静安寺拐角处的一家邮电局，拟了一封明码电报：潮病危速返。让邮局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了一封加急电报。钱潮是他在北京行医时的化名，只有胡底才晓得。他和胡底早有约定：这种明码电报是极紧急的情况下通知他迅速转移的警报。他看着邮务员将电报送进报务室，这才离开邮局，凭着出现在他脑海中的几条线索，寻找起李克农来。谁想到李克农没有找到，却在浙江路112号清河坊地下党中央军委联络站，碰到了聂荣臻。

聂荣臻当时正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军委协助周恩来工作，一见钱壮飞，聂荣臻大吃一惊：「你怎麽会跑到这儿来了？」

钱壮飞苦笑了一下回答：「我也是病急乱投医。」他望了望聂荣臻，神色渐渐地严肃了起来：「你能不能马上找到王庸，或者是伍豪，我有紧急情况要向他们报告……」

聂荣臻盯着钱壮飞问：「什麽事？」

钱壮飞回答：「顾顺章昨天晚上在汉口被捕，已经叛变了……」(博讯

聂荣臻是晓得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苏区去的，他一下子跳了起来，神色严峻地说：「你这个消息是否可靠？」

钱壮飞一双手使劲地按着桌子回答：「绝对可靠！」然後他简要地将昨晚何成□、蔡孟坚从汉口发往南京徐恩曾亲译的六封加急电报内容，一一告诉了聂荣臻。

聂荣臻皱紧了双眉听完钱壮飞叙述，突然他冲上前去紧紧地拥抱着钱壮飞，激动地说：「老钱，你为党立了大功！」他松开自己的双臂，沉思了一下，又说：「通知伍豪的事就由我来处理吧。你今後准备怎麽办？」

钱壮飞笑了笑回答：「我想去中央苏区……」

「好！这件事就由我来安排。」聂荣臻爽快地答应了：「不过现在……」

钱壮飞回答：「我想先回家去一趟，把母亲和妻子安顿一下。」(博讯

「不必了。」聂荣臻想了一想回答：「你的目标太大了，你马上到新闸路民厚南里李宇超、刘叔琴家里去躲一段时间，静候组织的安排。」他抓起笔，匆匆给李宇超写了一封信，然後潇洒地签上了一个法文名字，这是他和李宇超的约定，说明信的紧急和重要，最後又将李宇超夫妇的地址再跟钱壮飞说了一遍。

钱壮飞最後望了一眼聂荣臻，扭身走了出去……

不过一个小时，在外国人开的克美妇产科医院当住院医生的张振华接到秘密交通员的通知，她换了身衣服，藉口出去买点东西，立即转移了。

当天晚上甘司东路辣斐德路（今嘉善路复兴路）新兴顺里4号张振华领着钱一平躲到乡下亲戚家里去了。偌大的钱公馆就剩下一个老太太静候着徐恩曾的到来……

第12章 蔡孟坚幸好遇到了张道藩

●先到南京的蔡孟坚发现徐恩曾、陈立夫都在上海渡周未，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幸好遇到了张道藩●

蔡孟坚乘坐那架O2U-4型小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在南京机场降落下来。飞机飞到九江上空时，突然碰到下旋气流，上上下下颠簸得非常厉害，连久经沙场的蔡孟坚也吓得面如土色。50年以後他在回忆录中还心有馀悸地写道：这一次飞行中碰到的危险「一生中仅此一遭」，预示着「自己的这一番使命前景坎坷」。

蔡孟坚一下飞机，顾不上休息直奔中山东路305号正元实业社，他晓得徐恩曾不喜欢住在家里，正元实业社既是他办公的场所，也是他与情妇同居和会见客人的地方，不料赶到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找到。於是只好驱车到石婆婆巷3号徐的家里，迎面扑来几条狼狗，等警卫出来，才晓得徐恩曾带着王书元到上海渡周末去了，此刻还未归来。

「这麽讲，自己的这麽多封电报都白打了？」蔡孟坚轻轻地叹了口气，调转车头赶到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想直接寻一下陈立夫，也没有碰到人。一打听，才晓得陈立夫也到上海渡周末去了。蔡孟坚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他心想：今年初，蒋总司令亲自下令，要在5月5日国民大会召开前结束「剿匪」！现在「剿匪」正在紧要关头，又碰到破获共党机关、抓获共党所有头目千载难逢的绝好机会，但想不到南京的衮衮诸公一个个到上海寻欢作乐去了！

他郁郁寡欢，走出丁家桥中央党部，想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不料却被张道藩一把抓住了：「蔡先生，你什麽时候到南京来的？」

「噢，是道藩先生。」蔡孟坚认出了此时正在蒋介石身边和中央组织部担任秘书的张道藩，他压低了声音说：「我刚下飞机，有急事要找立公（陈立夫）……」

张道藩笑了笑说：「什麽事这麽急呵，礼拜天也不休息。」他四下看了一下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来，到我家里去坐坐。」说着将蔡孟坚拉上自己的汽车，驱车到家里去了。

张道藩是国民党营垒里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蒋介石的高级幕僚陈布雷先生曾给他写过麽一副对联，颇为形象地概括了他的大半生：「交通内政教育，一次二次叁次，是何其次也，岂真万不得已而求其次？革命着书作画，心长才长艺长，既莫不长矣，何妨一塌括子尽其所长！」

这里所说的是他担任过交通、内政、教育叁个部的次长，连一回正部长也没做过：自然陈布雷所述的革命是国民党的所谓革命，用我们的话来讲又是另一个意思了。

张道藩祖籍江苏南京，明清之际为避战乱，举族迁徙到贵州盘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他出身贫寒，小学毕业後无法升学便离家出走，独行千里到天津一个族叔家里，并靠了他的帮助进了南开学校。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到南开演讲，号召有志气的青年到欧洲去勤工俭学。吴稚晖滔滔不绝的演讲，打动了这一颗年轻的不甘寂寞的心。1919年11月，张道藩和其他40馀名南开学生，乘坐英国客货轮「瑞秀士」号到达伦敦。这是一次大战後第二批到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张道藩考取了伦敦大学美术部，这也是伦敦大学有史以来招收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两年以後他从伦敦来到德国的柏林，也就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徐悲鸿和他的夫人蒋碧薇。

1923年张道藩由刘纪文和邵元冲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同时他花了极大的力气来追求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结果未获成功，於是在失意之中与一个法国公务员的女儿素珊订了婚，然後从巴黎回到了中国。此刻中国正处在大革命的高潮之中，张道藩弃画从政，在朱家骅的引见下，结识了陈果夫、陈立夫，很快便成了二陈手下一位得力干将。陈立夫担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首任科长，他任调查科总干事；陈立夫升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他接任调查科科长，不久又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蒋介石侍从室秘书，是国民党统治集团里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但是他又处处以国民党内的大才子自居，写诗、画画、写剧本都很有一套。

张道藩将蔡孟坚领回家，他的法国太太素珊一见有客人来，立刻端上了一杯浓浓的哥伦比亚咖啡，还摆上了一些法国小点心。蔡孟坚喝了一口咖啡，便搁下杯子迫不及待地讲：「道藩先生，共匪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务头子顾顺章在汉口被我抓住了。」

张道藩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连忙搁下刚刚端起的咖啡杯问：「谁？」

蔡孟坚回答：「就是那个化名叫黎明的顾顺章！」

「噢？确实是他？你有没有搞错？」张道藩似乎还有点不相信。(博讯

蔡孟坚肯定地讲：「不会错，他已经招供了。」

这一下张道藩来劲了，他站起身来在客厅里兜了一圈，最後站在蔡孟坚的跟前又问：「人在哪儿？你把他带到南京来了？」

蔡孟坚也站了起来：「正在路上，何主任命令，让顾顺章坐船递押到南京，明天一早便可抵达，我是坐飞机赶来的。」

「坐下，坐下。」张道藩和颜悦色地招呼蔡孟坚坐下，自己也坐在沙发上，朝嘴里塞了一块法国小点心，似乎漫不经心地问：「你刚才说他已经招供了？」

「是的，」蔡孟坚回答：「他已经把共匪中央驻汉口的交通站以及共匪长江局的地址都供了出来……」

「那共党中央机关的地址，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地址他说了没有？」

「没有。他说要面见蒋总司令以後再讲……」

「噢，是这样……」张道藩又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踱着方步。突然，他又转过身来问：「汉口的这几个共党机关你动手了没有？」

「没有，我已派人日夜监视着。」

「好，好，这很好。」张道藩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电话，拨了几个号码：「喂，淮南先生（指张冲），是你吗？我是道藩呵，对，对。汉口方面有什麽消息……噢，一切如常……那上海呢？噢，也没有什麽异常情况。好，好，你马上给顾建中打个电话，就说明天立公和我可能要你和顾建中到上海去一趟，对，上海……噢，也没有什麽了不起的大事，不要先通知杨登瀛（中统驻上海将派员）了，对……到时候再讲吧。」

他搁下话筒，转过身来关照蔡孟坚：「这件事晓得的人越少越好！待会儿你和我一块儿到果夫先生家里去一次，然後今晚就住在我家里。明天一早我和你一块儿到码头上去接顾顺章。顾顺章，顾顺章……谁晓得这家伙葫芦里卖的是些什麽药！」

第13章 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後，痛苦万状

●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叛变後，痛苦万状地叹口气●

当周恩来从陈赓那儿听到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时，一下子惊呆了。尹家民在描绘陈赓的传记作品《风流大将军》一书中写道：身着长衫的周恩来「低垂双眼，惘然若失，痛若万状地叹了口气。」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道：周恩来确实非常震惊。平时绝少抽烟的周恩来，破例地向陈养山要了支烟，抽了几口，让烟呛了好一阵子……

1927年初周恩来奉中央命令到上海领导工人武装起义，从那时起他就认识了顾顺章。周恩来担任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顾顺章担任工人纠察队的总指挥，「四一二」清党时，周恩来被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部队扣留在宝山路天主堂，和他一块儿去第二师师部的就有顾顺章。他们俩真可以说是同生死、共患难过。1928年初，中央各机关陆续搬到上海，为了保护中央机关的安全，11月中央成立了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叁人组成的中央特委，下属中央特科，顾顺章便成了他最主要的助手，主持中央特科的工作。虽然他不过是一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是除了周恩来，他几乎比其他所有中央领导人都要晓得更多的机密，掌握更多的情报。周恩来既了解顾顺章的的精明能干果断，心狠手辣，不讲情面，办事身先士卒；同时又晓得顾顺章的野心与好色。前不久他听柯麟提到，顾顺章已开始吸鸦片，他就等着顾顺章从汉口回来，准备好好地与他谈一谈。但是他从没料到顾顺章会叛变，而由於他的叛变，中央将要面临灾难性的大破坏，後果不堪设想……

他笨拙地抽着烟，呛得自己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来……

「恩来，你……你快拿主意呵！」身边又传来陈赓焦虑的声音。(博讯

他苦笑了一下，终於回过神来，问陈赓：「这件事你反覆核实过了？」

陈赓回答：「钱壮飞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寻李克农。钱壮飞不晓得顾顺章去汉口，我想这个情报绝不会错！」

周恩来望了陈赓一眼又问：「上海方面有什麽动静？」

「我亲自找杨登瀛，他说陈立夫、徐恩曾在上海渡了周末才回南京，目前上海方面没什麽动静。」

周恩来伸手向陈养山又要了一支烟，陈养山迟疑了一下递给他，只见他捏在手里搓来搓去，好像并不打算抽它……

是呀，当时地下党中央在一级的机关共有几十处，各方面的负责人和机要人员加起来有500多人，所有这些机关、这些人都要大搬家、大撤离，如果情报不实，那损失就大了。但是万一……万一这情报是真的呢？如果让敌人首先动手，而我们的行动慢了一拍，那损失就更加惨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周恩来一下子扔掉了手中的纸烟，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来刚要说话，只见邓颖超匆匆赶来……

「小超，你找我有什麽事情？」周恩来一脸惊讶。

「噢，陈赓也在这儿。」邓颖超看了陈赓一眼接着说：「刚才聂荣臻找到我，说是有一个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先生到上海，到处在寻王庸，结果找到了他那儿去，他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了！」

「噢，钱壮飞也赶到上海？」陈赓意味深长地看了周恩来一眼。(博讯

「我已经晓得了。」周恩来转过身去对陈赓讲：「陈赓，你马上通知中央特委的同志到四马路『福兴字庄』开会……」他看了下手表：「现在快7点钟了，会议时间就定在7点半。对，你再去亲自通知一下赵容（康生）和江南省委组织部的陈云同志，让他们也来参加。」

「好的。」陈赓匆匆走了出去。

「陈养山，你马上去调集一些特科的同志，到清河坊中央军委联络点集中，人数不要大多，与顾顺章私人关系密切的一个也不要。今天晚上可能会有点行动。」

「是。」陈养山也匆匆走了出去。

等陈赓、陈养山都走了，周恩来这才转过身来深情地对邓颖超讲：「小超，看来我们又得搬家了。」

「福兴字庄」在上海天蟾舞台隔壁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号），楼下是花柳病医生周生赉开的私人医院生黎医院，楼上便是熊瑾钉朱端绶开的「福兴字庄」，其实它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密机关，只有少数个人才晓得这家「福兴字庄」的真实情况。

当周恩来处理完了一些紧急公务赶到「福兴字庄」时，赵容（康生）已经第一个等在那儿了。

赵容一听到陈赓的报告，表面上声色不露，心里却暗暗高兴。他是一个极有心机的人，比顾顺章更有野心！

赵容出身于山东胶县一个大地主的家庭里，原名张旺，取张家人丁兴旺的意思。1924年他从家乡跑到上海，改名张耘进上海大学读书。当时的上海大学是一所非常进步的学校。学校校长虽然是于佑任，但管理学校的大权却掌握在总务长邓中夏和教务长瞿秋白手里。李大钊、陈望道、恽代英等都曾在这所学校里讲过课。张耘在学校里念的是社会科学系，系主任便是瞿秋白，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担任中共沪东区委书记。1927年「四一二」清党之後，张耘到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他能说会道，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很受李立叁的赏识。李立叁将他从江苏省委组织部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秘书，这时的秘书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秘书一样，完全不同於现在秘书，执掌着很大的权力，张耘为了作掩护便改名为赵容。至於康生则是他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第叁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时才起的名字。六届四中全会之後，赵容看准了陈绍禹在国际的支持下在党内行情看涨，立刻反戈一击，抛弃了他以前的恩人、老上司李立叁，投靠陈绍禹，不久即被陈绍禹提拔为中央组织部长，跻身中共中央的领导层。中央指令他分管特科，他看不起顾顺章，但又不得不在顾顺章的保护底下生存，离不开顾顺章。现在顾顺章叛变了，他虽然也在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但更多的感觉是机会来了……

周恩来还没有和赵容说上几句话，向忠发、卢福坦、罗登贤、陈赓、陈云以及在中央特科四科担任领导的李强等都先後走了进来。陈绍禹没有来，他让博古作为他的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

周恩来见人到得差不多了，站起身来神色严峻地讲：「今天，中央特委召开一个紧急的扩大会议。大家都已经晓得，顾顺章叛变了，情况非常危急，中央必须在今天晚上立即采取应变措施……」

周恩来话音未落，博古当即侃侃而谈起来：「我看顾顺章的叛变是立叁路线的恶果；像顾顺章这种人，吃喝嫖赌，五毒齐全，一副流氓无产者的样子，根本就不配留在党内，更不适宜在中央工作。但是你们却把这麽重要的工作都交付给他，现在他叛变了，这将给中国革命造成多麽巨大的影响！这件事立叁路线的执行者和追随者们要负责任……」他用眼角瞄了向忠发、周恩来一下，喝了一口水，还想继续说话，向忠发便按捺不住，发起火来。

「顾顺章这个人，他对革命还是有贡献。」向忠发瞪了博古一眼，恶狠狠地讲：「他五卅运动、叁次武装起义都冲锋陷阵跑在前边，那时候你们在什麽地方？啊？再说顾顺章被捉进去，到底发生了什麽事情，大家都还不很不清楚，你说说看，叫我负点什麽责任？」

「现在不是追究谁负责任的时候！」周恩来非常焦急：「顾顺章叛变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迅速决定采取些什麽措施。」

「我看这几件事应该立即去办。」陈云插上话来，他是中央候补委员，当时担任江南省委（即原江苏省委，六届叁中全会後改名江南省委）组织部长，江南省委机关都在上海，因此周恩来让陈赓将陈云也请了过来：「第一，中央所有机关，包括江南省委机关都要迅速转移；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中央各部的负责同志都得立即搬家。」

「对，今天晚上就得搬家。」周恩来插了一句：「还有要通知国际远东局的同志搬家……噢，还有瞿秋白同志不要忘记通知了，顾顺章晓得他的住址。陈赓，这件事你负责去办。」

陈赓点了点头。陈云望了他们一眼，继续讲：「第二，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同志都要立刻撤离上海，一时不能撤离上海的都要转移住所，隐蔽起来。」

「对，钱壮飞转移了吗？还有他的夫人张振华？」周恩来扭头间陈赓。

陈赓回答：「都转移了。」

「李克农呢？」

「也已经安排了。」

「李强，你的电台也要立即搬家。」

「我已经作好准备了。」李强回答。

「那好吧，与各苏区的联系一天也不能断。」周恩来满意地点了下头，对陈云说：「你继续讲。」

「第叁，迅速调集力量，组织一支队伍，伺机捕杀顾顺章这个叛徒……」

「这件事交给陈养山、王竹友。」周恩来说：「我让聂荣臻从中央军委抽调一些干部来协助你们。」

陈养山回答：「好的。」

「再有，要把顾顺章在上海的亲属，以及他所能利用的关系严密控制起来……」陈云继续讲。

「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赵容阴沉着脸冷冷地讲。

「这……」向忠发抬头看了赵容一眼，又转过脸去望着周恩来：「这大过份了吧！」

周恩来迟疑了一下问：「都有些什麽人？」

向忠发扳着手指头说：「他的妻子张杏华，小姨子张爱宝，岳父张阿桃，岳母张陆氏，都是坐机关的……

「还有他的哥哥顾维桢，是在机关里烧饭的。」卢福坦显然对顾顺章的家庭也很熟悉：「嫂嫂吴韵兰是跑交通的；吴韵兰的弟弟吴克昌、吴克昌的老婆也都是跑交通的。」

「张杏华的兄弟张长庚这几天不在上海，顾顺章姨母的女儿叶小妹这几天倒正好住在张杏华家里。」陈赓补充说。

「顾顺章一到上海，这些人一定统统叛变！」赵容依然冷冷地讲：「都是坐机关跑交通的，对中央的情况熟门熟路，不杀了他们党中央的安全怎麽保证？现在不是讲慈悲发善心的时候！」

「那也用不着统统杀掉！」向忠发依然不甘心地讲。

「这样吧，过一个小时我到顾顺章家里去跑一趟……」周恩来说：「赵容，你跟我一块去。」

「那也好。」赵容回答。

就在这一天晚上，中共地下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开始大搬迁……(博讯

第14章 密杀之夜，周恩来说：「孩子是无辜的。」

●密杀之夜，周恩来说：「孩子是无辜的。」●

夜色凝重。一辆黑色的顺风牌小汽车静悄悄地开到威海卫路西摩路口（今威海路陕西路），然後拐了个弯，在威海卫路802号门口停了下来。这是一条非常僻静的马路，距着名的哈同花园不远，才不过10点钟，马路上已经一个行人也没有了。

车门打开了，跳出了一个身材壮硕的中年男子，他便是中央特科红队着名的枪手宋再生。他警觉地朝四下张望了一下，见一点动静也没有，便伸手打开了汽车後座门，一个身着黑色薄呢大衣、头戴黑色呢帽的男子跳下车来，他就是周恩来。紧随其後的是身着西装的赵容。

周恩来走到802号门口，还没敲门，门便打开了，周恩来和赵容走了进去，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又一辆汽车开到802号门口，中央特科的吴兰甫、陈一帆、王德明、洪扬生、李龙章等鱼贯闪进了802号。

「我是在同孚路（现石门二路）费国禧律师通讯处，碰到陈养山的，这个地方是特一科和红队的一个接头点，一幢石库门房子全由我们租下来，红队有一些枪支弹药也藏在二楼的厢房内。陈养山晓得我和顾顺章没有什麽私交，又怕人手不够，便将我也叫到了清河坊。」洪杨生回忆说。

「陈赓有没有去？」

「肯定没有去。现在有些回忆录写陈赓参加了刺杀叛徒白鑫、黄弟洪等，其实都是不确切的。陈赓化名王庸在特二科主管情报工作，这是机密中的机密。参加行动的有红队，人比较杂。搞情报的怎麽会与搞行动的混在一起呢？其实像这样的事我本来也不该去的，只不过情况大紧急了……」

这是顾顺章的住所，二层楼的新式石库门房子，刚刚建成不久，房间里陈设堂皇，一楼客厅搁着成套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一副殷实的生意人的样子。整幢房子就住着顾顺章和他妻子张杏华。这幢房子离红队的一个秘密据点威海卫路805号几乎就隔着一条马路，万一发生点什麽事情，对马路的人也可以来照应一下。但是对马路的人几乎很少有人晓得顾顺章就住在802号，党内也只有周恩来，向忠发、赵容、陈赓等少数人才晓得顾顺章就住在这儿。

周恩来进了屋，顾顺章的小姨子张爱宝迎上前来。他笑容满面地讲：「唔，是周老板（当时党内许多人只晓得周恩来叫周少山，又叫伍豪），好几天没看到你了，你一向还好？」

周恩来笑了笑回答：「还好。顾太太在什麽地方？」

「在楼上和几个朋友打牌呢。」张爱宝回答。

周恩来眉头一皱，不满地望了望已经在这儿卧底的红队员责人王竹友，王竹友耸了耸肩，一脸的无可奈何。

「周老板，要不要叫杏华下来？」张爱宝问。

「不用了，我上去看她吧。」周恩来回答。

张爱宝帮周恩来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然後引着周恩来走上楼去。只见楼上小客厅灯光通明，牌洗得哗啦哗啦，牌桌边上坐着四个人：张杏华、斯励、朱完白和朱完白的妻子，叶小妹正站在张杏华的边上照料着。

张杏华抬头发现了周恩来，连忙站起来：「周老板，好多日子不见了，在哪里发财？要不要摸上两圈？」

周恩来寒喧着：「不用了，不用了。」

「周老板，你是个大忙人，今天找我一定有什麽事吧！」她将张爱宝拉了过来说：「爱宝，你代我摸上几圈，我陪周老板说说话。」说罢扭着腰离开了牌桌，将周恩来引进她的卧室……

周恩来含笑朝牌桌上的其他各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不料正好和斯励的目光碰在了一起，双方心里都暗暗吃了一惊，互相认了出来。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哥哥斯烈便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四一二」清党时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大刽子手。

除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定的《周恩来传》外，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在描写「四一二」清党时，都提到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是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弟弟将他放走的。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写道：「周被捕时，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黄埔时的学生，是他帮助周逃跑的。」这个师长的兄弟便是斯励。周恩来195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回忆道：「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了。当时我的副指挥（指顾顺章──笔者注）也去了。」这也证明了斯励当时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周恩来心里暗暗叫苦，他跟着张杏华走进卧室，张杏华轻轻拉上了门，她招呼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然後从床头柜的香烟罐里抽出一根红锡包香烟，画了根火柴点上後回转身来问：「周先生，你叁更半夜亲自带了人来，是不是顺章出了什麽事情？」

周恩来望了她一眼反问道：「顾太太，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收到顾先生的信？」

张杏华深深地吸了口烟，哀哀地讲：「顺章出去，是从来不跟家里写信的……」

「那你有没有听到过点什麽消息？」周恩来又问，

「没有呀……周先生，你……」

周恩来沉下脸来，双目炯炯有神地逼视着她，神色严峻地说：「张杏华同志，刚才接到汉口方面送来的秘密报告：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了。」

「什麽？顾顺章被捕了？」张杏华将烟头一扔，叫了起来。

在门口的王竹友、李龙章立即推门而入。

周恩来朝他们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出去。然後站起身来，跨前一步，将张杏华轻轻按在椅子上，又说：「小张，你入党也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对党要说实话。」

张杏华点了点头。

周恩来问：「顾顺章这次出去，有没有给你留过什麽话？」

张杏华回答：「没有。」

周恩来又问：「那他有过些什麽反常的举动？」

张杏华紧张起来：「周先生，你问这些干什麽？是不是顾顺章他……」

「是的，他已经叛变了。」周恩来回答。

「真的？」张杏华一下子跳了起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

张杏华这一下反倒镇定下来，又从香烟罐里取了根烟，点燃後抽了起来。

周恩来也站了起来：「那你打算怎麽办？」

张杏华轻轻地抖落了一下烟灰，叹了口气讲：「我是个女人，又没有多少文化，俗话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能拿些什麽主见？我听顾顺章的。」

周恩来惊讶地望了她一眼，神情非常严肃：「张杏华同志，你怎麽可以说这样的话？你是共产党员……」

张杏华把烟蒂掐灭了，抬起头来望着周恩来：「周先生，实话对你说吧，这些年我跟着顾顺章担惊受怕，脑袋系在裤腰档上没有过过一点安稳的日子！现在顾顺章归顺了政府，不管怎麽说日子总可以安稳了。顾顺章这样做有他的道理，我听我男人的。」

周恩来长长地叹了口气：「张杏华，你再想一想…… 「周先生，你们走吧！」张杏华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我不用多想了。」(博讯

周恩来奇怪地望了她一眼，轻轻地摆了摆头，一言不发，推门走了出去。王竹友、李龙章一下子冲了进来……

「你们……你们想……」

没有等张杏华再说什麽话，王竹友手中的细麻绳已经套住了张杏华的喉咙，他使劲一勒，张杏华瘫软了下去……

周恩来走到外面的小客厅，小客厅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颇有点奇怪，走下楼梯，站在宽敞的天井里，不一会儿赵容跟了过来，站到了他的身边。

周恩来问：「客厅里的那些人呢？」

赵容阴沉地笑了笑，用手抹了下自己的脖子……

「这麽急干什麽！」周恩来颇有点不满，「那个斯励是我的学生，以前救过我们的同志！」

赵容讲：「他已经认出了你，把他放出去不是白白地增加些麻烦？」

「还有那几个人……」

赵容还来不及回答，王竹友急匆匆跑到天井里：「少山，这是从张杏华的首饰盒里搜出来的顾顺章给蒋介石的信。」

「是吗？」周恩来大吃一惊：「信中讲些什麽？」

王竹友回答：「信中说他糊涂多年，早想摆脱共党归顺国府……」

王竹友递过信来，赵容却将信一把抓了过去，周恩来抬起头来望了望漆黑的夜空，又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这个人品质不好，陈赓多次向我反映过，我原谅了他……」

「还有……」洪扬生跨前一步。

「还有什麽事？」周恩来问。

「在亭子间里发现了顾顺章7岁的女儿……」

「留着她干什麽？」赵容不满地说：「留着她也是祸根！」

「不，洪扬生，孩子是无辜的。」周恩来坚持地讲：「你立刻一个人将她送到浦东去，一定要将她安顿好。」

「好的。」洪扬生回答。

「顾顺章家的其他一些亲属怎麽办？」王竹友又问。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统统处理掉！」赵容非常不满地说，他加重了语气：「这一点中央特委已经作出了决定。」

「唉！」周恩来又叹了一口气：「这麽多的□体一定要处理好。」

「这你放心。」王竹友回答：「我们已经弄到了几处空房子，准备在天井里挖几个坑将□体埋下去，然後在上面做一层水泥地坪，一点痕迹也看不出的。」

「那你们快去干吧，」赵容说：「越快越好！」

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後历史又会怎样看待我们呢？」

（顾顺章的女儿由红队工作人员谭钟玉护送到浦东，寄养在我们的一个「关系」家里。这事由洪扬生亲自安排的，等洪扬生离开上海後她的下落就无人知晓了──笔者注）

第15章 蔡孟坚狠狠地埋怨顾顺章

●蔡孟坚狠狠地埋怨顾顺章：「你怎麾不早说呢！」●

4月27日的清晨，南京下关码头。又是一个大雾锁江。叁步一哨、五步一岗的宪兵在浓浓的白雾中隐隐约约，给下关码头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一辆黑色的汽车间着大灯缓缓地驰来，稳稳地停靠在江边上，从车上跳下一个矮矮壮壮的少将军官，他便是蔡孟坚。他眺望江边，白茫茫的一片春雾，什麽也看不见，不由得锁紧了双眉……

昨天晚上他随张道藩到常府街18号陈果夫家里，陈果夫家里高朋满座，当时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大权在握，许多人都为在5月5日「国民大会」後能谋得一官半职而活动。他和果夫并不熟悉，顾顺章事属机密又不便多说，乾坐在那里十分尴尬，本想告辞出来到街上随便转转，看看几个现在总司令部参谋处工作的朋友，不料张道藩立即跟了出来，一把将他拖回到自己家里。

难道我抓了顾顺章自己反倒被软禁起来了？他哭笑不得，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只听到张道藩在书房里打了半夜的电话，一直到更深人静才梢稍睡了几个钟头。天蒙蒙亮他就起身了，吃了那个法国女人素珊做的点心倒也可口。他整装完毕，准备和张道藩一块儿到码头上去接顾顺章。不料张却藉口立公召见，让他一个人去码头，并关照接了顾顺章以後便将他送到正元实业社。

他悻悻而出，坐在汽车上有一种被人嘲弄的感觉。本来嘛抓到了顾顺章就将他在汉口砍头了事，蒋总司令交付给他的责任是在汉口抓共产党，又何必自作多情地亲自将他送到南京来？「宦海风波，实难久恋」，他想起明末清初的大才子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写下的这一句名言，一般激流勇退的感觉油然而生。也许去意就是从这儿开始种下的……

「呜──」汽笛一声长鸣，蔡孟坚凝神一看，那艘汉江号客货轮突然从浓雾里钻出，已经像座小山似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只听「轰」的一声响，蔡孟坚只觉得自己脚下的那个码头猛地震动了一下，船却紧挨着码头牢牢地靠稳了。「铿」地一声响，舷梯放了下来，不一会儿昨天见过的那个宪兵队长从舷梯上走了下来。

蔡孟坚迎上前去：「你们一切都还顺利？」

那宪兵朝蔡孟坚行了个军礼回答：「报告长官，一切都很顺利！」

「好！」蔡孟坚高兴地踏上了舷梯，突然他又停住了脚步，转回身去拍了一下就站在舷梯旁的那个宪兵队长的肩耪说：「回去以後我报告何长官为大家请功！」

「谢谢长官！」那宪兵队长的腰板挺得更直了。

蔡孟坚走上轮船直奔大餐厅，只见顾顺章两手铐着手铐端坐在床沿上，叶明亮、周执中坐在他的对面。

「你们这……这是干什麽？」蔡孟坚明知故问：「快替顾先生将铐子解了！」

周执中一步上前，将顾顺章的手铐解了下来。

蔡孟坚淡淡一笑：「顾先生，一路辛苦了！」

顾顺章几乎又是一夜没睡，他两只眼睛已经布满了血丝，他看了眼蔡孟坚，轻轻用手揉着被铐子勒肿了的手腕，没有回答。

蔡孟坚努了下嘴，叶明亮、周执中一左一右走上前去，将顾顺章押出了大餐厅。

此刻雾渐渐有点散了，顾顺章站在轮船甲板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朝江里吐了一口浓痰，慢慢地下了轮船。他坐上汽车，周、叶两人依然一左一右将他夹在中间，蔡孟坚跳上司机旁的前座，汽车便朝市中心疾驰而去……

蔡孟坚扭转脸去，望了望顾顺章，想缓和一下气氛，便故作轻松地问：「顾先生这一次离开上海有多久了？」

顾顺章瞪了蔡孟坚一眼，两手依然揉着红肿的手腕，没有回答。(博讯

「太太和孩子有没有消息？」

顾顺章依然没有回答，他抬起头，两只浮肿的眼睛望着车顶，露出一副茫然若有所失的神情……

蔡孟坚心里暗暗得意，又说：「快了，顾先生，只要你归顺了政府，见了蒋总司令之後，很快就可以和亲人团聚了。」

顾顺章垂下脸来，还是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博讯

车速一下子慢了下来，蔡孟坚掀开窗帘看了一下，原来已经到了中山东路305号的正元实业社。顾顺章也随即望了一下窗外，他突然伸出手去抓住了蔡孟坚的肩头……

周执中一把抓住了顾顺章，蔡孟坚回转身来颇为不满地问：「顾先生，你这是干什麽？」

顾顺章问：「这是什麽地方？」

「调查科的一个机关……」

「噢，正元实业社。」没等蔡孟坚说完，顾顺章便说了出来：「快，快下车，将徐恩曾的秘书钱壮飞扣起来。」

「这是为什麽？」蔡孟坚大惑不解。

「他是我派到调查科的特工！」顾顺章回答：「如果钱壮飞跑了，那就前功尽弃了！」

「你怎麽不早说呢！」蔡孟坚狠狠地瞪了顾顺章一眼，他突然想起4月25日夜晚接连发给徐恩曾的几分密电，心一沉，他没等汽车停稳，就推开车门跳下汽车，直奔徐恩曾的办公室。

门锁着，徐恩曾还没有到正元实业社来。他跑到隔壁办公室，让里面的两个职员走出去，然後抓起电话：「快，接中央党部，对……我找立公……」

「喂？你是谁？是蔡孟坚将军？」不料接电话的却是徐恩曾，他颇有点不满地讲：「什麽事这麽着急？」

「是徐科长吗？」蔡孟坚压低了声音：「我是蔡孟坚，顾顺章已经带到。他要你立即将你的钱秘书……对，钱壮飞给扣起来，对，对，你马上来？好……待会儿见。」

他跑到外面，将顾顺章带到了接待室，两人刚刚坐定，徐恩曾便匆匆赶来了，他瞥了顾顺章一眼，轻轻地朝蔡孟坚招了招手。

蔡孟坚心中有数，急忙随徐走出了接待室。

徐恩曾问：「蔡先生，你说钱壮飞……这是怎麽一回事？

蔡孟坚回答：「顾顺章交代，钱壮飞是他派遣潜伏在你身边的共党间谍！」

「这……」除恩曾狠狠地跺了一下脚，「这你怎麽不早说呢！」(博讯

「顾顺章也只是刚刚告诉我。怎麽？他跑了？」

「这……我正在追查。」

「那……我4月25日的电文呢？」

「电文还在……不过……估计钱壮飞他已经看过了……你先进去，等一会儿我再找你。」

蔡孟坚阴沉着脸走进了接待室，顾顺章立刻迎上前来：「钱壮飞抓起来了？」

「没有。」不过南京城和沪宁沿线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跑不了！」

「唉！」顾顺章似乎很不相信地望了蔡孟坚一眼，跌坐在椅子上。

蔡孟坚怒气冲天：「你在汉口为什麽不告诉我钱壮飞是你们共产党的间谍？」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一切等面见了蒋总司令以後再说……」(博讯

「你太狂妄了！」蔡孟坚扑上前去，一把抓住顾顺章的衣襟：「如果你早告诉我钱壮飞是潜伏在调查科的共党间谋，我……我就不会拍电报了……」

「怎麽？你……你已经拍过电报了？」顾顺章也跳了起来。

蔡孟坚松开手，抹了把自己头上的汗，坐到椅子上，没有回答。(博讯

「唉……这……这，唉，钱壮飞一定早已经把消息告诉周恩来了……再有，我的太太和孩子……唉……」顾顺章连声长叹。

两个人正在相互抱怨，徐恩曾又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蔡先生，你……」

蔡孟坚一下子跳了起来，又跟着徐恩曾走到室外。

徐恩曾用手帕擦了擦满头的汗珠讲：「立公来电，让你马上带顾顺章到黄埔路总司令部行辕，去晋见蒋总司令。道藩先生已经在那里等候你们了……」

第16章 蒋介石颇有兴趣地打量着顾顺章

●蒋介石颇有兴趣地打量着顾顺章问：「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博讯

对於蒋介石来讲，他的心情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麽高兴过。(博讯

1927年4月12日，在帝国主义列强与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命令他的部下在上海正式与多年的盟友共产党摊牌，一时四面楚歌。共产党发誓要消灭他，将他当作屠杀革命的头号刽子手；武汉汪精卫政府反对他，将他当作背弃孙中山先生遗言的叛逆；江北的那些军阀们反对他，将他当作与他们争夺地盘的头号对手；那些一向支持他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元老们也反对他，将他当作办事鲁莽的傻小子……但是他毫不动摇，他将自己扮作孙中山先生最忠实的信徒，牢牢抓住手中那支在黄埔军校建立起来的军队，一手清共，一手北伐，不过两年的时间，总算在表面上将那个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了起来。

1929年3月，桂系军阀发动了对他的「叛乱」，他熟练地玩弄了中国历代统治者惯用的手法，软硬兼施，恩威并加，不过叁个月的时间，将李宗仁、白崇禧的队伍打得一塌糊涂，李、白两人败走香港。也在这次战争中，他看到了特务工作的重要性。他下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在中央组织部内建立党务调查科，并大大扩展调查科的势力与人马，不过这时的调查科顾名思义是调查国民党内的派系活动。

1930年5月，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各方势力发动「讨伐」他的战争，他依然使用老一套的手段，虽然历时半年，伤亡惨重但他毕竟胜利了。中原逐鹿，骄横的蒋介石躇踌满志，大有「试看今日之中国，全是蒋家的天下」的感觉！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个在「四一二」清党中被打得一败涂地的共产党，渐渐又壮大了起来，变成了一支不得了的力量。他在庐山召集会议，要调查科将今後的重点放在打击共产党的活动上。同时又在1930年11月，调集10万大军对江西「共匪」发动第一次围剿。12月9日，他亲临南昌，悬赏5万大洋捉拿朱毛彭黄（朱德、毛泽东、彭德怀、黄公略）的脑袋。他的部下张辉赞长驱直入，直捣「匪巢」吉安，原以为可以一鼓作气平定天下，谁料到轻敌中计，不久从河面竹筏上飘来了张辉赞的脑袋！他痛定思痛，终於意识到共产党才是他统一中国的心腹之患！

1931年3月，他在南京调集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对江西红军进行第二次大围剿，限令5月5日在国民大会召开之日完成「剿匪」大业。3月底，他亲临武汉督战，各路人马进展神速。蒋介石满心喜欢，清明时节他携爱妻宋美龄回浙江奉化祭扫祖墓，然後又在杭州西湖小憩，真是阅尽人间春色，4月19日才回到南京。几天以後武汉行营何成□将军来电，说湘、鄂、赣叁省剿匪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匪酋朱德身负重伤，毛泽东下落不明……这份电报在立法院141次会议上宣读，博得「立委」们阵阵掌声！昨天夜里他又获悉被称为共产党「四大健将」之一的顾顺章被捕，已归顺中央，正押赴南京，暗藏在上海的共产党首脑机关岌岌可危，他怎麽会不高兴呢！

今天，他早早就起了床，按照原定计画，他上午先要到南京军校出席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周的活动，随後还要出席国民党中执委第138次会议。但是陈立夫匆匆跑来，说是顾顺章已经押到南京，一定要蒋介石先见见他。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立夫，这麽一个共产党的自首份子，何必劳师动众！你代替我见他一次，已经够给他面子的了……」

「噢，不不。」陈立夫说：「听蔡孟坚讲，这位顾顺章还傲得很，何成□要见他，他还不感兴趣呢。两天来他什麽话也不说，一门心思就想跟你谈。」

蒋介石大为不满：「我堂堂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不过是一个阶下囚，有什麽好谈的？」

「介石兄，」陈立夫凑上前来：「虽然他不过是一个阶下之囚，但他毕竟掌握着共产党中央的全部秘密，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呵！」

「这个嘛……」蒋介石还有点犹豫。

「要见呢就早一点见。」陈立夫算是猜透了蒋介石的心思：「如果他再给你拖上几天来个一言不发，万一这消息泄漏出去，那他的价值就……」

「那好吧，你就关照下去让蔡孟坚立刻将顾顺章带来见我！」蒋介石总算下定了决心。

汽车风驰电掣般地从正元实业社开出，朝黄埔路驶去。顾顺章环顾左右问蔡孟坚：「蔡先生，这是要到哪儿去？」

蔡孟坚盯着顾顺章回答：「见蒋总司令？……」

「见蒋总司令……这麽快？」

蔡孟坚一声冷笑：「你不是早在汉口就渴望晋谒蒋总司令了吗？」

顾顺章回答：「是呀，不过……我有些计画还没有考虑妥当。」(博讯

「什麽计画？」蔡孟坚深有兴趣地问。

「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共产党也为国民革命。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两党就可以再度联合起来，这是其一。其二将共产党的军队全部编入国民党的军队之中，军队完全由蒋总司令掌握，这样便可以消除内战……」

蔡孟坚哈哈大笑：「我当你有些什麽伟大的计画，这是在白日做梦。」

「你不相信？」顾顺章大为扫兴。

蔡孟坚回答：「好了好了，我不与你争了，你可以将自己的计画写出来，今後反正有的是时间。不过……待会儿见了蒋总司令，不该说的话你千万不要说。」

顾顺章垂下脸去「这……我心中有数。」

蔡孟坚陪同顾顺章走进蒋介石的会客室，张道藩已经坐在了那里。张道藩瞄了顾顺章一眼，既不招呼，也不搭腔，弄得顾顺章好生尴尬。蔡孟坚跨上一步，低声说：「道藩先生，我……」

张道藩立刻领会了蔡孟坚的意思，将顾顺章一个人撇在冷冰冰的客厅里，两个人跨进了隔壁的小会客室。

张道藩把门轻轻掩上，蔡孟坚连忙压低了声音讲：「刚才顾顺章交代，说徐科长的秘书钱壮飞是共匪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此话当真？」张道藩颇有点不信。

「千真万确！」蔡孟坚回答：「徐科长当即下令缉拿，可是钱壮飞已经跑掉了……」

「噢，是这麽回事！」张道藩突然想起了什麽似的，连忙关照：「待会儿见了蒋总司令，这件事你千万不要讲。」

「这我明白……」

「再有，立公那里……」

「立公那里，也麻烦你向他汇报。」

「那好吧。」说话之间，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张道藩晓得蒋介石下来了，连忙和蔡孟坚又回到了会客室。

蒋介石身着玄色的长衫从楼上下来缓步走进会客室，蔡孟坚跨上前去，向蒋介石行了个军礼：「总司令，您好！」

「好，好，孟坚，你干得不错。」他伸出手来，蔡孟坚跨前一步，紧紧地握住了蒋介石的手。

「这位是……」蒋介石明知故问。

蔡孟坚随即介绍说：「这位便是归顺了政府的顾顺章先生。」(博讯

顾顺章走上前来，急忙伸出双手……

蒋介石仿佛没有看到顾顺章伸出的手，慢慢地将手放到背後，腰背挺得笔直，颇有兴趣地打量着顾顺章，彷佛在欣赏已经被他捕获的珍稀动物似的，好一会儿，才拖长了声音讲：「这个……我们有几年没见面了？」

看到蒋介石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顾顺章这才弄明白了自己的身分。他没想到蒋介石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慌忙回答：「这……大概有叁、四年了吧！」

「不，正好是四年零一个月！」蒋介石目光炯炯地逼视着顾顺章，他想起四年零一个月前，他乘坐「楚谦」号军舰从九江途经南京抵达上海高昌庙码头，曾经和顾顺章见过一面。那时共产党掌握了80万工人，手底下有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就有3000多人，总指挥便是这位顾顺章，气焰是何等的猖狂！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奉他的命令要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顾顺章不仅不服从，一方面鼓动工人上街游行示威，一方面向武汉政府狠狠地告了他一状。武汉政府随却下令「在本党未组织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秩序之合法武力。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见《蒋介石秘录》第二卷）迫使他不得不派人向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送去一块「共同奋斗」的横匾，才算勉强过关……想到这儿，一股怒火从心头窜了出来，他收回目光，冷冷地说：「你归顺中央，这个……很好，这个，中央必定对你宽大，希望你以後多多尊重蔡同志的话，这个……事事与他合作，争取戴罪图功的机会。」说罢转过身去吩咐蔡孟坚：「我现在马上要到南京军校去，这个……你将顾先生送回住所以後，再到我这儿来一下。」说罢扔下顾顺章，扬长而去。

蔡孟坚领着顾顺章依然坐上汽车，回正元实业社。顾顺章神情极为沮丧：「唉，真没想到……真没想到，你安排得太快了，叫我措手不及！」

蔡孟坚冷冷一笑，心想：其实这一切早就在意料之中。但他不露声色，依然安慰顾顺章：「蒋总司令讲了，你要戴罪立功，回去以後将共产党在上海的情况尽快写出来。」

「这个自然。」顾顺章回答：「就怕钱壮飞和杨登瀛通了消息……」

「杨登瀛？」蔡孟坚一下子还反应不过来。

「就是你们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

「噢，是他……」蔡孟坚想起来了，他原名鲍君甫，与自己一块儿受过训练，原来调查科的那个特派员杨剑虹自杀以後，是他接任特派员这个要职的。「这与杨登瀛有什麽关系？」

「他也是我手下的人。」顾顺章早己没有了原先那副得意之色：「一旦杨登瀛晓得了我的情况，周恩来肯定是抓不到了，还有我的老婆孩子都会有杀身之祸。唉……」

「这怨谁？这都是你自己造成的！」蔡孟坚也是一肚子的火！(博讯

「蔡先生，你要想办法将我的老婆孩子接到南京来，今後我还得多多抑仗你……」顾顺章凑脸去，讨好地讲：「噢，对了，有一件事倒是随手可得。共产党的首脑恽代英就关在南京监狱里，他在上海被捕，化名王作霖，故意将自己的脸抓破了，所以身分一直没有暴露。我派人和老闸捕房的尤阿根打了招呼，只判了叁年徒刑，被押送到苏州反省院。以後我又派人给了苏州最高法院的李法官一万块钱，李法官改了状子将他送到南京，马上就可以放出去了！蔡先生，我……我可是对你无话不说了。」(博讯

第17章 张道藩与蔡孟坚联手对蒋介石施「瞒天过海」计

●张道藩与蔡孟坚联手对蒋介石施「瞒天过海」计●

蔡孟坚和顾顺章坐车回到了正元实业社。他们两人刚下汽车，调查科的总干事、特务组长顾建中就走上前，说是奉徐恩曾的命令，将顾顺章押送到道署街的瞻园内（今瞻园路132号），他派了两个得力的心腹，好酒、好烟、好菜款待顾顺章，限定顾顺章在一天之内将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各机关的地址以及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等首脑的地址全部写出来。鉴於钱壮飞的教训，顾顺章第一个便将杨登瀛的名字和地址写了出来。顾建中一看，心里暗暗叫苦，但表面上却声色不露。他仔细关照了自己手下的那两个心腹，和顾顺章打了声招呼匆匆走了……

蔡孟坚依照蒋介石的吩咐又回到了黄埔路蒋介石行辕的会客室，蒋介石没有回来，只有张道藩坐在那里，好像几个钟头里他就没有挪过脚。

一见蔡孟坚，张道藩慌忙起身，异常客气地将蔡孟坚安顿在沙发上，还亲自给他沏了一杯茶：「来，尝尝，孟坚兄，这是今年头一遍采下来的雨前茶，是蒋总司令亲自从杭州带来的。」

蔡孟坚接过茶碗，掀开杯盖，果然一股清香，他还来不及夸上几句，只见张道藩又说道：「孟坚，你这次可是为党国立了大功！」

「哪里，哪里。」蔡孟坚连忙下茶碗：「这部是蒋总司令领导英明，立公指导有方。」

张道藩淡淡一笑，他翘起了二郎腿，朝蔡孟坚瞄了一眼，剔着自己的指甲，故意漫不经心地讲：「听顾建中说，顾顺章交代讲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也是共产党……」

蔡孟坚早就听说过杨登瀛和张道藩是莫逆之交，张道藩每次到上海吃、喝、玩、乐都是由杨登瀛安排的，於是立刻警觉了起来，斟字酌句地说：「顾顺章是这麽对我说过的……」

张道藩翻着白眼，冷冷地讲：「杨登瀛是立夫先生的朋友，是立夫先生让我安排在上海的，几年来工作很有成绩。不要是顾顺章恶狗乱咬人！」

蔡孟坚一愣：「这……」他略加思索，立即回答：「道藩先生，你放心，我心里明白。」

「明白了就好，」张道藩哈哈大笑，他凑上前去轻轻拍了一下蔡孟坚的手，热情地讲：「蒋总司令马上就要回来了。孟坚兄，你年轻有为，今後可是前程远大呵！」

不一会儿，蒋介石匆匆走了进来，他接过待卫官递过的手中，轻轻擦了擦额头上沁出的汗珠，问蔡孟坚：「刚才那个姓顾的都和你说了些什麽？」

蔡孟坚刚要站起来，蒋介石伸手示意让他坐下，於是他将半个屁股搁在沙发上说：「顾顺章讲要总司令宣布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他有把握让共产党归顺政府。」

「哼！痴人说梦话！」蒋介石一声冷笑：「他已经归顺了中央，用共产党的话来讲就是自首变节份子了，还会有点什麽影响力？他能说服周恩来？能说服朱德、毛泽东？」

张道藩在一边插话：「我看主要还是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机密，尽快采取行动。」

「对！」蒋介石说：「顾顺章现在我们手中，你们谈谈有哪些文章好做？」

「这……」蔡孟坚刚要开口，心想不妥又缩了回来。

张道藩却在一边鼓励说：「蔡将军，你尽可向总司令谈谈你的计画。」

蔡孟坚望了望蒋介石，把自己思考已久的想法全端了出来：「我想，首先让顾顺章将他所掌握的机密情况，主要是各共党机关领导人的住址尽快写出来；其次立即通知上海方面，与英法等租界当局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合作，然後按照顾顺章的口供将共产党的首脑和他们的机关一网打尽。」

「对，对。」蒋介石颇为赏识地望了眼蔡孟坚，侧过身去对张道藩讲：「我看这件事不能单靠上海的那些人，你和立夫商量一下，从调查科抽调一些得力的人去，务必要将共产党的首脑一网打尽，尤其不能放走了那个周恩来！」他斜着头稍稍想了一下，又讲：「我看就让孟坚到上海去指挥这次行动……」

蔡孟坚慌忙站了起来：「噢不，不。蒋总司令，上海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熟悉，说句实实在在的话，我是个土包子，小地方出来，到了上海恐怕连东南西北也分不清楚……」！

「这有什麽关系？」蒋介石哈哈大笑：「反正由顾顺章带路，你是怕他给你耍滑头？」

「不，不是这个意思。蒋总司令，再说顾顺章也向我提出请求，不愿去上海。他怕一到上海就遭到共产党的伏击……」蔡孟坚解释道。(博讯

蒋介石盯着蔡孟坚，沉下脸来：「怎麽？顾顺章被我们捉住了，这麽机密的事共产党怎麽会晓得呢？」

「这……」蔡孟坚不置可否。

张道藩连忙插话过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顾顺章这个人我的意思也是放在南京为妥，他就好比一支牙膏慢慢地还有得挤呢！」他瞄了眼蔡孟坚又讲：「蔡将军嘛……到上海自然不会有什麽纰漏，不过武汉地处要冲，剿共的大後方，一向又是共党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需要由蔡将军这麽一个铁腕人物去主持。再说顾顺章也供出了武汉共党大量活动的情况……」

「噢，还有这样的事？」蒋介石深感兴趣。

「是的！」蔡孟坚点了点头。

「所以嘛，上海的事就让徐科长亲自率人去办……」张道藩兜了个圈子总算说出了自己的意思。

「好！」蒋介石站了起来：「就这麽办，不过动作要快，消灭共产党，成败在此一举！」

张道藩也站了起来，蔡孟坚行了个军礼转身欲走，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叫了声：「总司令。」他望了下张道藩，张道藩心头一沉，不知道这位少壮派军人还会对蒋介石说些什麽，只见蔡孟坚讲：「刚才在汽车上，顾顺章交代，说共党头目恽代英被我们捉住了，他化名王作霖，现关在南京监狱里……」

「恽代英？噢，认得认得，他在黄埔军校教过书，怎麽讲也总归算是我的部属了。道藩，你去安排一下，就说是我的意思，让总司令部的军法司长王震南亲自去跑一趟，把这件事查查清楚。告诉恽代英，就讲我很器重他，只要他肯归顺中央，其它所有的事情都好商量……好吧，你们就赶快去办吧！」

（4月28日，王震南拿着恽代英当年在黄埔军校里的照片，来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查到了恽代英，并转告了蒋介石的意思。恽代英一言不发，提笔写下了一首绝笔诗：「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拼忧患寻常事，留得谊情作楚囚」。作罢，一言不发，步入了死牢。

蒋介石闻讯，沉思良久。由於恽代英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故旧部下在蒋介石手下任职的极多。蒋介石怕关押过久，夜长梦多，第二天即4月29日中午，亲自下今将恽代英枪杀在狱中菜园，时年36岁。）(博讯

从黄埔路出来，张道藩拉着蔡孟坚一块儿坐车赶到了陈立夫家里，他们走进客厅，只见徐恩曾和张冲已经坐在了那里。

一见张道藩、蔡孟坚进来，陈立夫便讲：「刚才你们去见总司令？他说了些什麽？」

张道藩将见蒋介石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陈立夫慢悠悠地踱过来，亲切地拍了蔡孟坚的肩膀说：「蔡先生，你办事非常稳妥，我很放心。我的意思你还是和可均（徐恩曾字可均）一块到上海去跑一趟……」(博讯

「不不，立公。」蔡孟坚非常感激：「谢谢你的器重，刚才我已经和总司令说过了，武汉地处剿共前线，那里也有许多事要办，我还是回武汉去吧。」

「那──也好。」陈立夫将蔡孟坚按到沙发上坐下，然後转过身去对徐恩曾说：「可均，钱壮飞也好，杨登瀛也好，这样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最要紧的是今後用人要谨慎……」

徐恩曾望了望张道藩，心领神会地回答：「我明白了。」

陈立夫站在客厅中央继续说：「这一次嘛，就辛苦你到上海去了，淮南（张冲字淮南）和建中（顾建中）一块儿去，就依照顾顺章提供的情况，按图索骥……」他好像很满意自己想出的这四个字，将它又说了一遍，然後就近找了张沙发坐了下来：「上海嘛毕竟是我们的地盘，共产党这麽大的摊子，搬个家不会那麽容易，寻房子，找铺保……就是搬走了几家，也会留下蛛丝马迹，关键在於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你们打算什麽时候动身？」

徐恩曾回答：「明天一早就走……」

「明天？」陈立夫扳了下手指头：「从25日晚上算起，就是叁天叁夜了，整整72个小时……不，你们是连夜动身，明天一早赶到上海就动手！这件事不要让别人插手，别人嘛只要他们在边上敲敲锣击击鼓，戏一定要由你们自己来唱！」

第18章 双重间谍杨登瀛

●双重间谍杨登瀛对陈赓说：「哪怕明天就叫我上油锅下火海，也不後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天蒙蒙亮，上海北火车站已经处於半戒严的状态，大批的军警宪特荷枪实弹守候在车站上，几辆黑色的小汽车更是直接开上了月台，叫那些勿匆忙忙赶乘沪宁特快和沪杭特快头班车的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6点刚过，一辆蓝色车身由英国制造的蒸汽机车拖着同样漆成蓝色的车厢缓缓驶进了月台，车门一律封闭着，只见软席车厢贵宾室的车门打开了，从中跳下一行人来，为首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科长徐恩曾、总干事张冲、干事兼特务组长顾建中。

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的秘书俞鸿钧迎上前来。没有通过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而是让张群来安排有关事宜，也是陈立夫的主意。他不晓得共产党潜伏在上海警察局里到底还有些什麽人，有时派文职人员出马反倒更能保守住秘密。

俞鸿钧一见来客是徐恩曾，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他攀谈起来，他晓得徐恩曾是留美归来的，在官场上更喜欢说英语：「密斯特徐，张市长已经在官邸迎候各位了……」

没想到徐恩曾却铁青着脸，一言不发。他四处张望了一下，用中文问：「请张市长调集的人马都到齐了？」

「到齐了。」俞鸿钧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心里很不痛快，便冷冷地回答。

「到租界去的特别通行证办好了没有？」

「办好了。」

「那就好。」徐恩曾招了一下手，张冲、顾建中，以及其他一些调查科的大小头目每个人带上一组特务分别跳上了各辆汽车。

「徐科长……这，张市长特别起了个早，就等着替各位接风呢！」

徐恩曾亲眼看着一辆辆汽车驶出了月台，脸上才稍稍露出一丝笑容，他用英文对俞鸿钧讲：「俞秘书，请你代我向张市长致意，兵贵神速，等我忙完了这一阵子再到府上去拜见他。」说罢自己也跳上一辆汽车，扔下一脸愕然的俞鸿钧，扬长而去。

就在徐恩曾、张冲、顾建中率领着特务们满街乱窜的时候，大上海的象徵外滩，依然像往常一样静谧。

陈赓稍稍化了下装，西装毕挺，戴了副宽边的太阳镜，头上还戴了顶英国的花呢礼帽，来到了外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杨登瀛已经等候在那里。两人在巴夏礼的铜像下面碰了面，稍稍打了个招呼，便沿着一侧垂着铁链串起的江堤，一侧绿树蔽荫的大道，边走边谈，走进了外滩公园。

杨登瀛，一个非常奇怪的人物，一个在中共情报史上、在顾顺章事件中都占据着重要位置的人物。他原名鲍君甫，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读完了中学，以後又进了早稻田大学学习哲学，深受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影响，思想左倾。回国以後参加了「五四」运动，以後就加入了国民党，成了国民党中的左派。

1925年，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鲍君甫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与刘华、顾顺章交上了朋友。鲍君甫是广东人，广东人地方观念很重，他有个同乡叫杨剑虹，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两人便成为知己，无话不谈。杨剑虹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陈立夫就派杨剑虹担任了驻上海的特派员，调查科初创伊始，人手极缺，杨剑虹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将老乡好友鲍君甫介绍给陈立夫、张道藩。鲍君甫学识渊博，精通日文，交际很广，尤其是与英、法、日等租界的外国人都有很深的交情，确实是一个搞特工的理想人才。陈立夫、张道藩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对鲍君甫极为满意，便正式委派鲍君甫为杨剑虹的副手，为了保密，鲍君甫改名为杨登瀛。

哪里晓得就在陈立夫、张道藩、杨剑虹对鲍君甫考察重用的同时，鲍君甫又把这一切通过陈养山告诉了顾顺章。

「我和鲍君甫是在1926年认识的。，当时通过朋友介绍，跟鲍君甫学习日文，两人私交也很好。1928年初，我在浙江搞农民运动失败逃到上海，一时没有地方住，便住到鲍家。鲍君甫住北四川路，排场很大，杨剑虹也常到鲍家来吃喝玩乐，我也就认得了杨剑虹。一天夜里，鲍君甫一本正经地对我讲，杨剑虹想要他当国民党特务，叫我和我的『朋友』商量一下，其实他是晓得我的庐山真面目的。我通过江苏省委向中央写了个报告……」半个世纪以後，陈养山回忆说。

确实如此，从鲍君甫（此刻已改叫杨登瀛了）内心深处来讲，他是倾向於共产党的。他毕竟是河上肇的学生，是个有爱国之心的热血青年，「四一二」清党时，他因反对蒋介石的屠杀政策说了几句公道话还坐过国民党的大牢。他晓得国共两党已是水火不相容。参加哪一方得罪哪一方都可能挨子弹，但如果在双方之间周旋得当，反倒可以做官，更主要的是他确实想为处於逆境中的共产党做一点实事……

陈养山的报告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极有兴趣，立刻派陈赓化名王庸与杨登瀛联系。两人划了条小船在黄浦江上转了大半天，算是正式确定了杨登瀛作为双重间谍的身分。两人每个星期在外滩接一次头，同时王庸还给了杨登瀛一个秘密电话，有紧急情况可以随时联络。

杨登瀛经常要陪张道藩、杨剑虹往返於巡捕房公安局，出没於歌台舞榭，需要一辆小汽车，当时小汽车在上海还是一个稀罕之物，王庸请示了顾顺章专门花钱替他买了一辆新车，同时还派红队着名的枪手连德生担任他的司机兼保镖。1928年底，杨剑虹因涉及一个大案遭蒋介石追查自杀，陈立夫委派杨登瀛接替杨剑虹当了特派员，正式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这个特务机关表面上是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在上海的一只脚，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一个秘密据点。

王庸定期向杨登瀛提供一些《红旗周刊》等共产党的杂志和过期的文件等。给杨登瀛向上面交差邀功，但杨登瀛却为共产党做了许多极其重大的贡献。

193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在英租界被捕，王庸告诉了杨登瀛，杨登瀛当即赶到捕房，对政治部主任劳伯森讲任弼时是他手下的人，劳柏森挥了挥手，将任弼时放了。

中共中央的重要负责人关向应在上海被捕，从他家里抄走了大量中央机密文件，一旦暴露，非同小可。王庸向杨登瀛通报了这件事，杨登瀛出了个主意，让特科的柯麟伪装成他请来的专家到捕房里去「鉴别」文件的真伪，结果将一些最重要的机密文件都拿了回来。

彭湃、杨殷等被叛徒白鑫出卖牺牲，当时白鑫也被抓了进去，关了起来。王庸让杨登瀛去指认，杨登瀛一下子便了解到了白鑫出卖彭湃等的全部情况，同时将白鑫已转移到大流氓范争波家里的事也告诉了王庸。顾顺章亲自率红队潜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范争波家周围，将白鑫击毙。此外叛徒黄弟洪、戴冰石、陈慰年等想卖身投靠国民党，尤其是黄弟洪，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当时从苏联归来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谁想到他们找来找去都找到了杨登瀛身上，结果一个个被顾顺章手下的人抓了去送了性命。这位杨登瀛实在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物。

杨登瀛和王庸并肩走进了外滩公园，此刻天色甚早，游人稀落，只有一些中国保姆推着洋孩子在花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杨登瀛心里暗暗纳闷，说实在的，几年来他们俩还没有这麽早接过头。

王庸望了杨登瀛一眼，没有像往日那样雇条船悠悠地在江上泛舟谈话，他引着杨登瀛在江边寻了个僻静处，坐了下来。

两人刚一坐定，王庸便讲：「杨先生，这几天你是否接到过南京方面发来的的消息？」

「我也有些奇怪，一封电报也没有。」杨登瀛回答。

王庸两眼紧盯着杨登瀛，神色严峻：「杨先生，告诉你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顾顺章被捕了……」

「噢？他在哪里被捕的？身分有没有暴露？要不要我想想办法？」杨登瀛大吃一惊非常着急地讲。

「没有用了。」王庸苦笑了一下说：「他已经叛变了，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这……这……」杨登瀛暗暗叫苦，一时显得手足无措。

王庸长叹一声：「唉，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半都已转移了，我也许要离开上海……」

他抬起头来，眺望着黄浦江，江水轻轻地拍打着河岸，卷起朵朵白色的浪花……他转过脸，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裹着的小包，又对杨登瀛讲：「杨先生，你也想办法到外地去躲一躲吧，路费什麽的我已经给你带了一点。」他摊开手心，解开手帕，里面是二根小黄鱼和几只金戒指，在阳光下闪过一道光束……

杨登瀛将手帕接了过去，又将它包了起来，掂了掂份量。此刻他已经完全镇静了下来：「王先生，我也算叁生有幸，结识了你这样的真朋友！我不是共产党，但你在这麽紧急的时候，还想着我。」他将手中的小包又还给王庸，掏出烟盒，燃了根纸烟，淡淡一笑：「这钱留给你们自己用，现在正是你们需要大把大把花钞票的时候。」

他站了起来，望了望闪金铄银、波光四溢的黄浦江说：「我没有什麽关系，你们自己要多加小心。我这就回家去等着顾顺章来……」

王庸拿过小包，眼睛湿润了，他将小包又塞入口袋，摘下眼镜，深情地望着杨登瀛，说：「杨先生，谢谢你。你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了你，你就反咬着他，别的话一句也不要多讲。」

他将太阳镜又戴在眼睛上，伸出手，紧紧地搂抱着杨登瀛的肩膀，轻轻地一字一句地讲：「今後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绝不会忘记你！」

杨登瀛望着王庸，分明也动了感情：「王先生，不管今後我是不是能够看到你们得天下，有你这句话，哪怕明天就叫我上油锅下火海，我也不後悔交了你这样的朋友。」

他把烟蒂狠狠地扔到黄浦江里，冷笑着说：「我就不相信顾顺章他能玩得过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

（当天下午，扬登瀛就被徐恩曾软禁了起来，不久押往南京关进了监狱。在狱中他真的什麽也没讲，於是只坐了几个月的牢就放了出来，被张道藩安排在南京反省院当副院长。此刻他与顾顺章又见过一面，两个相视一笑，一个颇为得意，一个十分尴尬，但没说上一句话。

1949年南京解放，他在街头摆了个香烟摊为生，1951年镇反时被捕，差点被枪毙，情急之中他说出了陈赓，陈赓闻讯後请示了周恩来，通知南京将他放了出来，安排在有关部门不干事支一份乾薪。但「文革」中惨遭毒打，1970年去世。临死前他还反覆地对自己的孩子讲「我做过的事现在说不清，但陈赓、周恩来是晓得的，只要周恩来不死，你们会有出头的一天，对此我深信不疑。」）

第19章 顾顺章事件馀波

●顾顺章事件馀波：向忠发叛变，随即枪杀，又是一个谜●

1931年6月22日下午，年轻有为的上海滩着名大律师陈志皋到霞飞坊（现淮海中路淮海坊）请化名为黄淑仪的中共地下党员黄慕兰喝咖啡。那时陈志皋并不晓得黄慕兰是着名的共产党的领导人物贺昌的夫人，他只晓得黄淑仪是清末着名的「浏阳叁杰」之一黄秉章先生的长女（另二杰为谭嗣同和唐才常），大革命时期是风头很健的国民党汉口妇女部的部长，是共产党内着名的才子汉口《民国日报》主笔宛希俨的夫人。大革命失败以後宛希俨在吉安牺牲了，黄淑仪「脱了党」，到上海来寻找工作，是一个「孀居在家」的单身美貌女子。

其实，将黄慕兰留在上海正是周恩来的主意。1929年黄慕兰与贺昌在上海秘密结为夫妻，她先随贺昌到香港中共南方局工作，以後又调到设在天津的中共北方局。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贺昌因执行过「立叁路线」，遭到陈绍禹（王明）一伙残酷无情的打击，被开除出中共中央委员会，仅保留了一个党籍，和黄慕兰一道住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一家酱油店楼上的小阁楼里等待分配工作。贺昌决心上井冈山去工作，中央同意了；黄慕兰执意要随贺昌一块儿上井冈山，为此还哭了几天，但考虑到贺昌旅途中的安全，中央没有同意。正在此刻，党内出一件大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关向应在上海不幸被捕了，但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身分也没有暴露。放在关向应处的文件虽然被柯麟取了回来，但要将人营救出来，困难重重。周恩来考虑到黄慕兰在上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活动能力很强，人又长得漂亮，於是便任命她为「互济会」特别营救部部长，以宛希俨的遗孀、脱党的面貌在上海公开活动，当务之急是做好大律师陈志皋的工作，要他出面为关向应辩护，伺机救出关向应。

陈志皋与黄慕兰走进巴黎电影院边上的东海咖啡馆，两人要了点咖啡点心刚刚坐定，在法租界卢家湾捕房政治部担任翻译的曹炳生走了进来，陈志皋与曹炳生是同学，关系相当好。

陈志皋一见曹炳生，急忙站起来和曹炳生打招呼。曹炳生偷偷地打量了一下黄慕兰，打趣道：「志皋兄，几天没见，想不到你交了一个这麽漂亮的女朋友。」

陈志皋脸红半边，一面邀请曹炳生坐下，一面让女招待也给他添了份咖啡点心，等一切部安排妥当了，才坐下回答说：「我的大翻译官，别开什麽玩笑了，这是我一件官司里的当事人黄小姐。」黄慕兰和曹炳生互相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陈志皋又问：「这两天你那里有什麽新闻？」

曹炳生喝了口咖啡，朝四周稍稍望了一下，压低了声音说：「噢对了！今天捕房里出了一件大事情，早上嵩山路巡捕房捉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头目，被押送到卢家湾来了。这个家伙五十多岁的样子，湖北人，一双手九个指头，金牙齿，『卖相』倒蛮好，但一点没有骨气，还没有坐电椅子就统统招供了……」

陈志皋颇有兴趣地问：「你说的这个家伙是谁呀？」

「这……我倒还不清楚。」曹炳生回答，说罢就站了起来。

「哎，别走。」陈志皋一把抓住了他：「等…下我妹妹还要过来，今天晚上我请你吃大菜，晚饭後一道去看电影。」

曹炳生笑了：「啥人有侬大少爷这麽好的福气！陪女朋友吃吃晚饭看看电影。南京方面马上就要派人过来，准备将他引渡过去，今天我有得忙了！」说罢他又喝了口咖啡，和黄慕兰打了个招呼扬长而去……(博讯

在陈志皋与曹炳生说话的时候，黄慕兰始终静地坐在那里，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姿态优雅地喝着咖啡，但心里却在紧张地翻腾着：这个湖北人会是谁呢？九个指头、金牙齿……等曹炳生一走，她又稍稍坐了一会儿，蹙着眉对陈志皋讲：「志皋，我今天身体有点不大舒服，我想早点回去了。」

陈志皋一见黄慕兰那副难受的样子，十分关切地问：「淑仪，要不要我送侬去医院？」

「不用，就送我回去吧。」黄慕兰回答。

「那也好。」陈志皋一口答应，连忙用自用汽车将黄慕兰送回霞飞坊。

陈志皋前脚刚走，黄慕兰立即跳起来给潘汉年打了个电话，潘汉年是在1931年初从江苏省委调到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叛变後，陈赓等撤走，中央特科的担子很多都落到潘汉年的肩头。接到黄慕兰的电话，不一会儿潘汉年便匆匆赶来了。

两人坐定，黄慕兰又将刚才从曹炳生那里听到的话细细说了一遍，随後两个人便将在上海地下党中央工作的湖北人一个一个地排了起来……

「会不会是向忠发？」突然，潘汉年低声叫起来。

「党的总书记向忠发？」黄慕兰大吃一惊，她低眉一想，对，不错，是向忠发，五十来岁，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指头……她早些年曾听贺昌说起过，向忠发当水手时，天天打麻将赌钱，以後入了党，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用刀砍去了自己的一个手指……

这一下潘汉年再也坐不住了，他吩咐黄慕兰依然静候在家里，便匆匆跑了出去。

被捕的正是向忠发！顾顺章叛变之後他迅速从善钟路（今常熟路）苏广成衣铺上搬了出来，搬迁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与周恩来夫妇住在一道。与他姘居的风尘女子杨秀贞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一块儿被安排住到静安寺附近的静安旅社内。为了安全，周恩来严格规定向忠发平时不能随便外出，并准备将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去。但是6月21日向忠发还是偷偷溜了出去并跑到静安旅社杨秀贞处过了一夜。6月22日早上，向忠发从静安旅社出来到顺风车行要车，被特务发现，他从静安寺跑到善钟路，还是未能摆脱特务的跟踪。由於向忠发左手少了一个指头很好认，他从嵩山路捕房押到卢家湾捕房，还没有用刑就叛变了！

潘汉年从黄慕兰家里出来，迅速找到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赵容，赵容立即赶到了小沙渡路，将向忠发被捕与叛变的消息告诉了周恩来。此刻周恩来正在为向忠发一夜未归而担忧，一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立即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一些机密文件，然後和邓颖超连夜搬进了四马路（今福州路江西路口）上外国人开的都城饭店。与周恩来夫妇一块儿搬到都城饭店的还有李富春与蔡畅。当时都城饭店是上海最高级的饭店之一，住一个晚上要几十块大洋，但好在饭店只顾赚钱从不问住客的来历……

周恩来对於向忠发是否真的叛变这件事非常关心，他亲自布置特科的同志到小沙渡路自己寓所的周围巡视。特科红队的负责人王竹友及杨福林乔装打扮，挑了两副馄饨摊守候在那里。半夜里他们看到一队特务押着一个人赶来，那人用钥匙打开了周恩来寓所房门领着特务走了进去。当时周恩来家里一共有叁把钥匙，除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另一把钥匙就在向忠发手里……

6月23日《申报》在＜本埠新闻＞栏里刊载了一则由远东社发出的消息，全文如下：

「向忠发为共党首领，於昨日（22日）上午九点叁刻在善钟路被捕，当送嵩山路巡捕房。旋解卢家湾捕房政治部。闻警备司令部以该犯为共党首领，刻已派员引提。」

6月25日，《申报》又在＜本埠新闻＞栏里刊登一则短讯，说「共党首领向忠发已於昨日（24日）处决」。

这里还有一个至今尚未解开的历史之谜：

向忠发被捕时，蒋介石正在庐山，淞沪警备司令部发了一个加急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随即在电文上批了四个字：「就地处决」，回电迅速发到了上海……

就在接到第一份电报後不过一小时，第二份加急电报又送到了庐山蒋介石手中，说向忠发已经叛变。蒋介石立刻作了批示「暂缓处决」，并派人追回前一道电文，将後一道电文立即发往上海。但不知是什麽人，也不知道是在庐山还是在上海，後一道电文被扣了24小时，当这一份电报送到淞沪警备司令手中时，向忠发刚刚被枪毙掉！叛徒向忠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落到这麽一个结局。这也就避免了由於向忠我的叛变给上海地下党中央造成的更大的危害。

几天後的一个傍晚，赵容亲自坐车来到霞飞坊黄慕兰家中，他将黄慕兰接到车上说是要带她去见一个人。汽车沿着霞飞路笔直地朝东驰去，不一会儿便开到了外滩。赵容领着黄慕兰跳下汽车，走进了一家挂着纱花布证券交易所的大公司。黄慕兰随着赵容走进一间写字间，偌大的写字间里十多个男女职员正在埋头做生意，电话铃也是此起彼伏，似乎生意做得非常兴旺……

赵容悄悄地向黄慕兰示意，要她走到里面的一间写字间里去。黄慕兰推门而入，只见很大的一间屋子里只有一个人，他正坐在大写字抬後面看行情收支报表。那人见有人进来便抬起了头，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正热切地注视着她──

噢，是周恩来！黄慕兰心头一热，急步走上前去。

周恩来亲切地招呼她坐在自己的身边，再一次详细地询问她那一天和陈志皋、曹炳生在东海咖啡馆里的情况。周恩来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表扬她「分析准确、报告及时、处理得当」，周恩来笑着说：那一天如果你贪玩，还想着和陈志皋一块儿去看电影，这件事就糟糕了。

几十年过去了，黄慕兰始终牢牢记着周恩来最後对她说的那句话：「你们是党的一支奇兵队伍，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但是她没有想到，1955年潘汉年在北京秘密被捕以後，她也随即送入了共产党的监狱，一关就是20年。进去时正当年华，出来时已是步履蹒跚，白发苍苍……

据悉，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吴德峰曾将有关方面准备逮捕黄慕兰的事报告过周恩来。周恩来沉思良久，说：「潘汉年被捕了，她是逃不脱的。唉，就让她去经受一下考验吧……」

第20章 顾顺章之死，至少有叁种说法

●顾顺章之死，至少有叁种说法。祸根在他叛变後的第一天就种下了●

1931年10月18日，上海杨树浦公平路码头，一艘日本的「大和丸」客轮启锚远航，驰往苏联的海参威。船驶离了港口，开出了吴淞口，随即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坐在二等客舱里的陈绍禹（王明）与他的夫人孟庆树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负责保护他们的有中央特科的吴克坚和卢竟如。

在顾顺章、向忠发被捕之後，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中处境最为危险的是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许多人都认识周恩来。上海工人叁次武装起义时，周恩来又作为主要的领导者指挥了上海工人的第叁次武装起义，以後又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认识他的人就更多了。顾顺章、向忠发与周恩来是中央特委的叁个领导人，平时朝夕相处，几乎每天都要见一次面，相互之间的生活习惯、活动规律每个人几乎都了如指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中央指示周恩来尽快进入中央苏区，在暂时还未能进苏区前，隐居起来。他在海宁路、山西路转角上的一家烟纸店楼上租了一间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与邓颖超以及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叁个人住在一道，深居简出，当时李富春夫妇、聂荣臻夫妇都住在上海等候撤往苏区，住在蒲石路（今长乐路）馀庆里的花园洋房内，条件远比周恩来要好。

这样在上海负责中共地下党中央工作的中央领导人主要就剩下陈绍禹（王明）了。党中央对陈绍禹采取了非常周密的保卫措施，他曾在上海西郊的一所疗养院居住过，危急时还曾在一个尼姑庵里躲藏了一阵子，闲极无聊写一道《尼庵小住》的诗：「警犬觅踪何所之？尼庵同隐学禅师。党人本领通天大，结伴神佩鬼不知。」平时外出，至少有特科红队的四、五个人暗中持枪警卫。但陈绍禹依然深感不安，常有一种「羊入虎口」的感觉，於是向共产国际请示，要求离开上海，再次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的团长。共产国际同意了陈绍禹的要求，临行前由他提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康生）、陈云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前叁人为常委，年仅24岁的博古负总责。据说这个决定是在上海一家不知名的小酒店里做出的，出席者仅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博古4个人。

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坚决反对。据博古後来回忆：「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周恩来考虑很久，实在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选，也就同意了。要说王明路线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危害，要说博古、李德等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巨大破坏，始於1931年1月7日的六届四中全会，继而是顾顺章4月25日的被捕叛变，以及1931年10月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组成。中国革命的苦果就是这样结下的。

顾顺章事件之後，与顾顺章关系最为密切的中央特科二科科长陈赓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与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一道在跑马厅（今上海人民广场）周围的华安保险公司楼下租了间房子。陈养山回忆说：那一段日子真可以说是将脑袋拴到了裤腰带上，警车天天在马路上呼啸，国民党特务、租界的巡捕统统勾结在一道，根据顾顺章的指供，抓共产党，我与陈赓就在那时，白天睡大觉，晚上也难得出来，偶尔才出来买几张报纸，探探消息……一个多月过去了，风声稍稍松了一点，根据周恩来的亲自安排，陈赓和妻子王根英以及他们的儿子小知非，与陈养山一块，坐英国的客轮去塘沽，叁个月以後又转道上海进了鄂豫皖苏区。

钱壮飞逃离南京以後由聂荣臻安排住到了民厚南里李宇超、刘叔琴夫妇家里，他住在那里整整有四个月的时间，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走出屋子呼吸一下新鲜空气，8月也是由周恩来指示在中央交通局吴德峰的精心安排下，悄然离开上海潜入中央苏区，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途中在贵州息烽一带遭地主武装的袭击遇害……

没有了周恩来这个大脑、这个灵魂，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也没有存在多少时间。1933年初，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後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途中屡遭艰辛，差一点遇害。赵容（康生）继陈绍禹（王明）之後，选择了一条最安全的道路，於1933年7月离开上海到苏联，担任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副代表。留下的以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为首的上海中央局一年之间遭到六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全部叛变，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她的诞生地上海的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

这一系列事变的主要罪魁祸首顾顺章！顾顺章叛变之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们如获至宝，一直将他软禁在南京细柳巷41号秘密特务机关内，对外称调查科的宿舍。徐恩曾获悉顾顺章的妻子张杏华被杀後，还精心替他物色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张文琴做老婆。顾顺章一口气写下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央政治局办公处等一系列的地址，除了少数得以及时转移和搬迁之外，中央设在北四川路上的接头处、《红旗日报》社、特科的几乎所有据点均遭破坏。顾顺章向陈立夫提议：共产党不怕死，单纯地依靠屠杀是没有用的，应「攻心为上、对自首条例必须切实贯彻」（见张国栋所箸《中统20年》）。陈立夫非常赞赏，在苏州等地开设了反省院。卢福坦、李竹声被捕之後，他还亲自出面当说客，引诱他们叛变；盛忠亮被捕之後，起初还很英勇，顾顺章提供信息说盛忠亮和他的女朋友秦曼英关系非同一般，秦自首，特工总部连夜将秦曼英从南京护送到上海与盛忠亮见面，於是盛忠亮随即自首叛变，还将各根据地千辛万苦送到上海供上海中央局活动的大量黄金鲸吞了。

有一段时间，陈立夫对於顾顺章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顾顺章向陈立夫提出开办一个特工人员训练班，培养与训练一批有工作能力的干部，充实到各级特务机构。同时在上海成立一个以绑架、暗杀等行动工作为重心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对上海中共地下党的组织进行打击。因为上海虽然是国民党统治的老巢，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割据分治，建立租界，而共产党大多依托租界活动，国民党特务一旦发现共产党活动的蛛丝马迹，在租界行动不徵得租界当局同意，旷日持久往往走漏了风声。陈果夫（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对顾顺章的提议极为赞赏，迅速从各地调集了20馀名中层特务到南京细柳巷41号集中，於1932年春天办了一期特工人员训练班。整个训练班就由顾顺章主持，二陈和徐恩曾到会打气。训练班结束之後大特务史济美（又名马绍武）被派到上海，担任上海行动区的区长。

据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一书说：「顾顺章转变之後，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地下党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均是与他取得联系後的结果。由於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求助於他，无不迎刃而解。……这样一次又一次连续性的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这麽几个回合下来，顾顺章开始瞧不起徐恩曾，认为徐恩曾不是自己的对手，对特务工作毫无经验，更没有理论知识，於是借用了从苏联格别乌带来的那一套东西，洋洋洒洒写了一套特工丛书共6册，分别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与《组织工作》。不管怎麽说，这套丛书奠定了国民党中统工作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戴笠，更是对顾顺章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向二陈以及张道藩、徐恩曾提出「借」顾顺章到他那儿去工作，这就引起了徐恩曾的忌恨，埋下了杀机。

1933年初，顾顺章到上海，据说这还是他作为中共特委负责人於1931年3月31日护送张国焘等离开上海引起一系列大事变後第一次回上海。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十恶不赦的大叛徒，作为一个依然被徐恩曾的心腹秘密监视着的大特务，顾顺章来到这块他赖以生存发祥的冒险家的乐园，百感交集。一次他秘密会见了在上海行动区当特务的原共产党白首份子，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大番话。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书中讲，顾顺章详细询问了这些自首变节份子的生活工作情况後说：「共产党固然不好，国民党更坏。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能吃苦耐劳，要革命。你们要耐心工作，我们好好利用这个调查机构来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另成立新共产党组织。从现在起要注意联系自首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顾顺章的这一番高论，不久便传到徐恩曾的耳朵里，5月他派自己的心腹，调查科总干事顾建中到上海，先後两次在上海行动区总部和行动股召集特务训话，顾建中警告说：「有的人野心不死，还在搞阴谋活动，凡是被诱惑的同志，应该安心工作，特工总部不予追究。」这以後对顾顺章的软禁和监视就进一步加强了。顾顺章的处境随即每况愈下。

近半个世纪之後，将顾顺章在汉口逮捕并亲自送往南京见蒋介石的中统特务头子蔡孟坚在自己的回忆录《蔡孟坚传真绩集》中提到：那一年他因公到南京住在中央饭店，在玩撞球时正好遇到顾顺章，顾顺章一下子奔过去抓住他的手说：「蔡先生，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建议由我组织新共产党，将共产党大员争取过来，支持中央政府，请你出面支持我……」话未说完，就被监视他的特工人员拖走了。这位一代枭雄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快要踏上他最後的归宿。

关於他的死有叁种说法：

张国栋在他的《中统20年》一书中说：顾顺章是被顾建中杀死的。1935年中央组织部调查的高级特务们在南京聚会，顾建中突然拔出手枪，抵着顾顺章的脑袋讲：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现奉徐恩曾的命令将其处决。说罢一枪杀死了顾顺章……据张国栋回忆，这是顾建中1940年亲口对他讲的。

陈尉如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讲：1934年之後，徐恩曾对顾顺章的监视加强了，说来好笑，负责监视他的竟是以前他任中央特科负责人时红队中的童国忠和张文农。顾顺章明白在徐恩曾手底下，一条命迟早总要断送掉，他想起戴笠对他的厚爱，便派後妻张文琴暗中与戴笠联系，不料被童国忠和张文农密报给了徐恩曾。徐随即将他关进苏州反省院，第二年在苏州被枪毙。据张文琴回忆：传说顾顺章会魔术、催眠术，在押往苏州反省院中的途中，还将铁链子串在他的琵琶骨上，怕他中途施妖术逃跑。1935年5月顾建中到上海宣布了对顾顺章的处决，随即徐恩曾也到上海，在上海地动区总部安抚大家说：「我们的同志要安心自己的工作，不要见异思迁，前途是有保证的。」

　蔡孟坚也在他的回忆录《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中说：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资料……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後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民26年冬（1937年冬──显然记忆有误，这一年抗战爆发，这一带已为日寇占领──笔者注，）在镇江予以枪决，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我在阳明山受训时，罗先生担任讲座，曾亲口告诉我他主持监斩之事。

这显然是国民党中统栽赃於顾顺章，顾顺章自知其罪孽深重，无论如何不会再企图与共产党发生关系，叁种说法中以第二种最为可信，罗时实监斩也有可能。出卖自己的人，最终还是被别人所出卖！甘当奴才的人，最终还是被他的主子所抛弃了！

第21章 一个漆黑的夜晚，周恩来离开上海

●一个漆黑的夜晚，周恩来离开上海。他心事重重，前途茫茫，不知道什麽时候才能回到上海●

1931年11月19日，在《申报》广告栏，突然刊出了一条「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的广告。

广告全文如下：

「敬启者，顺章於民国十叁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於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於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於本年四月间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进。对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这也是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料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馀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馀元及价值叁千馀元之田产单据，也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无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噩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取缔该犯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叁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付旋共鉴。顾顺章谨启。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顾顺章叛变之後，张冲、顾建中原想带顾顺章到上海捕杀中共首脑，但顾顺章害怕遭到红队伏击亲自向张道藩、徐恩曾请求，故未到上海。顾顺章详细写了自己妻子及亲友的地址，托顾建中一定将他们带到南京，但顾建中一无所获。以後顾顺章几次派人到上海寻找自己的妻儿，均无消息。7月，巡捕房抓到了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顾获此讯即将张叫到南京，亲自对张进行多次讯问，但张长庚支支吾吾说他只晓得张杏华等在4月26日突然失踪，也有可能被解押到乡下看管起来，但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他真的不晓得。

9月，「红队」着名枪手李龙章到武汉奉命刺杀不久前出卖顾顺章的叛徒尤崇新，得手以後来不及逃脱，被蔡孟坚手下的侦缉队捕获。顾顺章在南京得到这一信息时，随即向徐恩曾请求，希望尽早把李龙章递解到南京来。他对徐恩曾讲：「此人真名叫王世德，共党内又称他这『老先生』。他是我的助手，也是常到我家里去的共党内部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他一定知道我家眷的下落。」

其实徐恩曾也对顾顺章家眷的下落也很感兴趣。是啊，石子丢在水里，还会起一点波浪，现在光天化日底下，在国民党与租界当局的层层搜捕中，10多个人怎麽就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连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了？

於是李龙章就被严加看押带到了南京。顾顺章亲自出马，对李龙章威胁利诱、软硬兼施：，李龙章终於落水，他告诉顾顺章，奉周恩来之命，张杏华等所有的人都被杀死了，□体被埋在了法租界爱棠村的花园洋房里。

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一书中是这麽写的：

「一天之後我派K君偕同王世德和顾顺章的内弟长庚，一同到上海去办理此事。由王的引导，先到法租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那是相当僻静的住宅区，全弄有十馀幢西式住宅，中只有叁、五幢有人居住，其馀都是空房。十一号这一幢，也是无人居住的空宅，进门一个小院子，除了水泥人行道之外，空地不过一丈见方，长满着杂草。那是一个晚上，我们用手电筒向地面及四周照射，看不出有什麽异样。王则用手指指草地，意思是说□体就在下面。因为天黑不便动作，并且即使要挖掘，对租界方面也必须事先办好交涉，於是回到旅馆去休息。」

「到了挖掘那天，上海各报都大报标题刊载：挖掘共产党将务杀人埋□的惊人新闻。因此，那天清晨，甘斯东路爱棠村的周围屋顶和树枝上不知挤满了多少人，成千成万抱着好奇心的市民，都想亲眼看看共产党投人的残忍手段，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这一场面，更增加了这件工作的紧张性和戏剧性。挖掘工作自上午十时开始，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滑过，一切无动静，K君等的心情，随着时间的消逝，逐渐紧张起来，万一无发现，後果是不堪设想的，想到这里，真不知如何是好。半小时之後，挖掘约两尺深，只发现一枚牙齿。」

「时间又过去半小时，泥土忽然转松了，而且有殷红的血迹，大家的眼前忽然一亮，再下去不到一尺，出现了一个洞，从中飘出一阵□体的腐烂气息，令人作呕，上工们嚷着『下面有东西』。一个工人伸手进去，登时脸色都变了，结果带出一条死人的大腿，四面的观众，不期然地同声叹息道：『共产党真是……』K君等立刻松了一口气。

於是轻轻地扒开浮上，四个赤裸裸的□体，一男叁女，排列在一起，每二个人颠倒捆成一札，一个的头颈和另一个的两脚捆札在一起。这显然是死後捆札的，顾顺章的内弟张长庚看到这些面目模糊的□体，不觉泪下如雨。」

「顾顺章被害的家属的一部分□体发现之後，根据王的指认，又先後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叁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四、五处，继绩从事挖掘，由於初步工作的圆满，英、法界当局对我们的继续工作，非但不阻挠，且竭诚协助，结果又掘出叁、四十具□体，都是周恩来命令王等所干的成绩。」

自然，其中的一具经斯励夫人的确认，是斯励的□体。

於是就有本章节开头时「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事」的广告。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1931年12月1日，刚刚在中央苏区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届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後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一个不寻常的命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描绘了顾顺章「眼暴鼻兀」的容貌及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後宣布：「顾顺章已堕落为蒋介石秘密杀人机关的要员」，「与陈立夫、陈果夫、徐恩曾、杨虎等反革命凶犯同为蒋介石杀人的助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严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统治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的责任。」

作为一个红色国家政权，为缉拿一个叛徒而发布通缉令，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而此刻，作为这一系列事件最主要的领导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依然住在那一幢毗邻苏州河的山西路海宁路转弯角上的小烟纸店楼上。他的住所极端保密，党内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他深居简出，几乎从不在白天出门，更不在公开场合露面，静静地等候中央交通局安排他去中央苏区，与此同时，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他对中国革命10年来走过的历史进行了深沉的思索……

又一个人物出场了，他叫黄平，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1924年由陈延年、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参加过党的五大和六大，并在六届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晚年为复旦大学教授。1931年8月他从苏联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新编制的密码，9月初在上海冠生园与李富春接上了关系。中央安排他负责整个交通的工作，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

10月，中央交给了黄平一个非常秘密的任务，就是负责护送周恩来潜往中央苏区。10月底一个夜晚，他带了一封入苏区的介绍信来到周恩来家中，他怎麽也没想到周恩来夫妇与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人叁口人仅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阁楼内，点一盏15烛光的电灯泡，整个室内光线昏暗……

周恩来在暗淡的灯光下仔细读了这封信，信的开头一句便是「敬启者，无别……」周恩来问黄平：无别是什麽意思？这位精通俄语的学者摇了摇头；周恩来又问邓颖超，邓颖超也不清楚。最後还是杨振德老人讲：无别是生意人的话，就是说信里没有别的意思，想说的不过是下面这一件事……周恩来自嘲地摆了摆头，侧过身来对黄平讲：你看，既然像我们这样的人都不晓得「无别」是什麽意思，万一途中被敌人查到看了这样的信，问来问去不是就要添麻烦了吗？还是拿回去改一下吧。於是黄平便将信带回家中拿去改了，第二夜晚再送了过去。

1931年11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几乎所有的有关周恩来的传记，都讲周恩来离开上海是12月上旬，但黄平老人坚持说11月。「这一年秋天比较暖，我送周总理走时，梧桐树还枝叶繁茂呢！」），黄平在8点钟来到周恩来家里，周恩来已经穿戴完毕：上身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下身着一条蓝哗叽中式裤子，这是当时广东一个熟练工人最普通的装扮。黄平到了以後，周恩来说帽子忘了，让他去买一顶便帽。黄平赶到附近的北四川路替周恩来买了一顶蓝色的便帽，他戴上後觉得非常合适，於是便提着一只小手提箱上路了。为了避免引起旁人注意，连邓颖超都没有下楼为他送行。

黄平雇了两辆黄包车，一前一後到了十六铺码头，立即上了一艘不知是太古洋行还是怡和洋行直放汕头的船。他们俩在统舱里找到了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中央特科红队的枪手萧桂昌，周恩来认识他，於是黄平便和周恩来握别，下了轮船。

船启航了，整个上海除了少数几幢高楼昏暗的灯光，一片漆黑，这确实有点像周恩来当时的心情。以後他曾多次回忆过这时的心情：那时我离开上海，革命正处在最危难的时候，确实感到前途茫茫，不知道时候才能再回到上海……

船在海上航行了两天两夜到了汕头：「小广东」与地下党大埔交通站的秘密交通员黄华接上了关系，黄华和萧桂昌领着周恩来准备下榻到事先安排好的「金陵旅社」，不料一进门就看到客厅时挂着一张「1925年汕头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周恩来赫然站在正中，於是紧急转移搬到了棉安街的一家小旅馆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大雾弥漫，周恩来化装成一个相面先生，由萧桂昌和黄华两人护送坐上了从汕头开往潮安的的火车。下午两点他们从潮安下车又直接跳上了开往大埔的轮船，然後半路上又下船，改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轮船，天蒙蒙亮，小轮船途经青溪，地下交通站的站长卢伟良已经安排好了两只小艇上前接应，周恩来没有上码头，直接从船上爬到小艇，小艇绕过民团盘据的虎头沙，星夜赶到了多宝坑交通小站休息。

周恩来在这个普通农舍的交通小站里吃了一顿不算丰盛的晚餐，与从根据地赶来的专程保护周恩来的六名武装交通员接了头。当天深夜，周恩来在萧桂昌、黄华及这六位武装人员的严密保护下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晨10点多钟才赶到永定县境内的乌石下村，开始进入根据地。然後，又走了两天才安全抵达中央苏区的上杭县境内，一路上他开始调查研究，又在长汀县召集当地苏维埃政府成员作了长篇报告，然後终於在12月下旬抵达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端金，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就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已经安全抵达中央苏区以後，1932年2月，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申报》等几乎同时在广告栏里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广告，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奇文共欣赏，现摘录如下：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灭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华民族於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所采之国际路线，乃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所要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与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指在东北原沙俄占据的中东铁路──笔者注）借日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为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良心之觉悟，将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叁人启

这则启事，实际上是顾顺章事件的延续，其目的都是为了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首先是毁坏他们恨之入骨的周恩来（党内又名伍豪、周少山等）的声誉，同时在广大党员和贫苦大众中造成的思想混乱。

据解放後逮捕的中统特务黄凯於1953年交代，这个启事是他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二号人物、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并由张冲执笔，黄凯派人送到各报刊登。1932年2月15日送到申报馆广告门市部，该报律师认为这个启事称有二百四十叁人脱党而只具「伍豪」一人姓名有明显漏洞，决定16日暂不刊登。但16日《时事早报号外》首先刊登了这个所谓启事，18日《新闻报》也刊登了，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派员向申报馆施加压力，《申报》才於20日、21日刊登了两天。

说来也怪，这位张冲抗战期间竟与周恩来成了相当要好的朋友。抗战爆发以後，张冲任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与周恩来朝夕相处，1941的8月11日张冲病故，周恩来亲自送去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悼张淮南先生＞的祭文（张冲，字淮南），文中说：「淮南先生逝世将叁月了。每念公谊，迄难忘怀，而且也永不能忘怀。……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叁百次，有时一日两叁见，有时且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於团结御侮。」「我与淮南先生本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机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於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後一口气的。」这篇祭文，周恩来的感情是非常真挚的。

2月20日，中共上海地下党中央以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名义，在上海广为散发了题为《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传单说：「最近在《时报》、《新闻报》各反动报纸堆中所登载的伍豪等二百四十叁人脱离共产党广告，就是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无耻造谣的一例……无论这些狗东西造谣诬蔑，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2月27日，在上海秘密出报的党报《实报》第11期，刊登了一篇根据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康生）的指示所代写的《伍豪启事》。《伍豪启事》说：《伍豪等脱离共党□事》「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拯救国民党於灭亡的！」

据黄慕兰介绍：《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刊出之後，中央派人找到了她，让她设法由大律师陈志皋出面为伍豪辩诬！陈志皋是清朝大名鼎鼎的陈阁老的後裔，父亲陈其寿（字介卿）就任法租界会审公堂刑庭庭长数十年，在上海司法界极有威望。此刻陈志皋并不晓得伍豪是谁，但他读过伍豪在《红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因而非常高兴地对黄慕兰说：「你要我办的事，我没有不办的。我能为伍豪先生辩护感到非常荣幸！」但陈志皋毕意是一个社会经验非常丰富的人，他考虑再叁，对黄慕兰讲：我自己出面，国民党当局一定要追根究底，顺藤摸瓜，反而不利；而外国人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不会受到当局的追害，於是就由陈志皋出面，请上海着名法国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吃了一顿饭，送给了巴和一幅古画，由巴和出面在1932年3月4日的《申报》广告栏显要地位刊出了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启事全文如下：

-- 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叁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寻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叁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端生事用，特委请该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云云。前来据此舍行代为登报如左

　事务所法大马路41号6楼5号电话一万叁千叁百叁十九号

应该讲，因顾顺章事件而产生的馀波，到这儿是基本结束了。但是当35年以後，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已步入自己生命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却因这一事件又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

附录

附录1：杀手洪扬生自撰简历

◎姓名：【现名】：洪扬生【曾用名】：杨友青、洪松乔

◎性别：男

◎年龄：八十四

◎婚姻：丧配

◎民族：汉

◎成份；工人

◎出身：贫农

◎文化程度：私塾五年

◎籍贯：浙江馀姚

◎住址：上海市宁波路659号

◎家属关系：子二：长子洪迪宣（57岁）一家六口，内孙儿女四人均成年就业未婚配。我年轻离家干革命，有亏俯仰，并使惨遭摧残。而後他们又赡养着我，得以活到现在。因而我对他们是处於「负欠者」地位的。次子洪迪昌（54岁未婚）受株连，蒙冤被劳教二十年，今解教留场未平反。在不断申诉中。

◎生活状况：由党安排，按月（78年12用起）领支生活费80元（无公费医疗）。对於二十一年的生活真空（狱中16年＋戴帽5年＝21年）未得补偿。释归後叁次急病和一次车祸所费医药支出，加之历年来多方面积欠，非智时内所能偿清。

◎健康状况：十六年身在缧绁，一味乐观自处，得意志自由，虽患多病，等闲视之。74年释归以来，用锻练与医药并重，得以日臻康复。

◎志趣倾向：一、我出身劳动阶级，也是文化教养被剥夺者，对文学艺术素无亲缘，所作《北窗吟草》出於十六年狱中心声，不足以言艺文，不敢附庸於风雅，一度加入《半江诗社》，已主动退出一年多了，毕竟认为非正业，但并不视为戒律，就此不复沾染了。二、我与佛教有历史渊源，始於被俘後作为掩护，行之有效。嗣後进一步有所认识。认为佛教的尖端部份是很唯物的，可脱出宗教范畴而非鬼神教──唯物的世界观，不能超越现实人生，必须是爱社会主义和爱国的，我即以信得过共产党领导作行动准则，见之身体力行，夫然後才不被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利所囿，才无往而不乐观。

◎遗愿：死後遗体，我本愿供作农田肥料，变废为利。一见报载创议献作医学解剖材料，认为更有意义而立即响应，经与倡议人商洽定局，叁下遗嘱令家属无可阻拦。

◎经历：年岁

1906　8：间续读私塾五年（内半年洋学堂）。　

12　14　：学徒工四年。　

16　18　：结婚。帮工叁年。　

19　21　：到上海当店员，激於「五．四」风潮，愤而脱产，投入运动，上街宣传，办露天学校，一面造成失业痛苦。　

21　23　：在失业中挣扎，加入C．Y．酝酿办店员联合会（店员工会前身）从事工连。　

23　25　：结识赵醒农、郭景仁、董星五、李瑞生、陈铁梅等人发起店员联合会。　

24　26　：转入中共为正式党员（不经预备期），同时调任党地委交通员。约半年调党中央交通员（与任弼时共住）。　

25　27　：批准调浦东烟厂区做群众工作（五卅过後）。数月後，奉调至党中央军事训练班受训，卒毕。年冬奉调为东叁省军事特派员。　

27　29　：调回沪，派往武汉党中央组织部负责登记工作。　

28　30　：（汪精卫叛变，党中央迁回沪）改任长途交通联络员，往返各省市及香港。是年冬调党中央特科负责一科。　

31　33　：（顾顺章叛变）奉派至中央苏区，经香港时路线中断，住港等待。接阚思颖同志（後名甘棠，原住机关，与我以假夫妻而成真，生一子时叁岁）来信称：「机关遭破坏，抱儿逃脱，找不到组织，正在乡下避难」。经批准，令其来港，同进苏区。　到瑞金，向中央报到，任党中央交通局主任，阚为秘书。获悉因顾顺章叛变一案，重要机关连遭破坏，敌人到我馀姚老家搜索，老幼备受摧残。继调中央合作社总社秘书。

34冬至37年（36岁至39岁）：

红军北上，我留守瑞金被俘，进敌感化院第叁部（士兵一级别於官级）未暴露身份。该院临解散，兵一级俘掳一律遣返原籍。我为避免顾逆寻仇报复或要挟从逆，故佯称「无家可归」，权且接受伪职，作过渡计。名为「特务」，而无所作为，行其在我。当叛徒要我出任伪「江西省党政工作团四分团主任」时，事先叁次密约（一次由李一氓接洽）项英副主席请示，具陈利害。最後他要我「自己负责」。）以我若不出任，则陈将以汤宝康为替，而汤已成危险人物，後果不堪。故我敢於承担，不惜牺牲。对敌纯以假情报搪塞，对「势将遭敌害者」，则暗中通风令脱免之。如此约半年，因「一无成绩」，以伪命解散了事。

38年至42年（40岁至44岁）：

江西省所属情报机关，统改组并成全省情报总站，乃陈洪时任总主任所策画。我坚决不就，宁可失业。一度任伪省建设厅科员（专管液体燃料），因反贪污腐化而免职。（中略）

遇王伯恭任波阳伪县长，邀我当其警察局长，我以「佛化警察」为标榜，一味讨好老百姓，不到一年又免职。

43年至46年（45岁至48岁）：

长期失业，生活极度贫困，政治无出路，拟赴沪找党，经杭州陷入汉奸网罗，幸遇佛教关系庇护脱险。无法前进，折回江西。（中略）

抗战胜利後，回上海，找到组织关系（徐耀祖），汇报曲折始末。

47年（49岁）：

迫於生计，搞家庭手工业，与党地下有联系，候命行动。联系群众，供给党以情报…

49年（51岁）：

与上海市保卫处接洽，为寻「历史文件」，发掘无着。以未能获工作任命，仍搞家庭手工业维生。曾函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诸领导汇报、交代。後捐派出所答告：「中央领导有证明，无需参加肃反运动」。（中略）

58年（60岁）：

在沪被捕，叁个月後解江西原地审查叁年，与检举人刘晖对质，证明为诬告，法院开庭未判，送回沪关押。

74年（76岁）：

关十六年後，审查一无结果（除有伪职名份外）未判刑，戴帽释归。

78年（80岁）：

十二月，在党中央督促下，宣告撤销原处理，不让返原单位──上塑二厂，与群众见面。由党安排一月给生活费80元。对被告刘晖诬告问题，只字不提，若无其事然。

◎说明：

一、诬告我者反共死硬份子刘晖，伪江西省特务处九江办事处主任。我在其卵翼下任「特务员」（约一年），强敌当前未尝示弱，与其有激烈斗争。曾告发我两大罪状：一、放走一名政治嫌疑重犯；二、包庇私娼（组弟俩遭难流者，我送其返籍）。我为此被调离九江。此乃旧账。解放後进而反诬我参与他一手制造的「九江惨案」。经我提出有力的反证，使其无可逞恶。

二、我与刘晖斗争的场面，本拟随後用「特写镜头」「回忆手法」处理之的，因恐多占篇幅，无费词之必要，暂从缺。

附录2：洪杨生上副部长信

一氓副部长：

接你那「天外飞来」的信，正是一周年了。那意味深长的启示和鼓励，岂能淡忘。非但动笔数易稿而未完成。以太贫乏、欠具体、不自满意，於是搁置。这是写史料，不能满足於自由创作的，索性放老黄牛啃草去，把它养肥壮些，好作用於将来。放下一边，致力於另一历史任务，即关於早年掩埋之文献的寻找问题。对此，我责无旁贷。并有理由认为这笔财实未落国民党手、未出笼（论点久经提出）只是疑问未能解决，令人迷闷！解放卅年来，个人煞费苦心，落得个徒劳无功，仍不灰心，有人认为小题大做也罢。

放平途中，偶尔发现一新的线索，知道唯一幸存的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还健在，这是一最有希望的契机，何等令人鼓舞！无如个人「寸步难行」，鞭长莫及，事难轻易能致，不得不求之组织关系，似此通过重重关节，又经八阅月，托天之幸，获得组织力量，大力进行，发生效力，最後证实：全部文献确己於顾被捕，投敌的一年多以後，由顾顺章写信给张长庚，叫「速即销毁」，说「存着会害人的」（叁人经一整夜而成灰烬）。多人有力证明是可信的，从此可不再置疑。我的悬悬之心毕竟放下了，待见周总有个交待。历史可以大书信实的一笔，不遗疑窦於後世将来。以上详情已由上海市委汇报中组部，不费述。

对我历史问题的处理，去冬宣告撤销，却绝不提被刘晖的一字，并说成出於「宽大」，不符合法律要求与吝观事实。又我体力尚可，能奔动，不愿空过，还想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附给市组部信的副本）。以上二端，提出经年，至今年切实效果。要求你同有关方面商量下，示我以方向。

张长庚其人在今此工作中，表现积极，态度明朗，对於过去遭遇，有正当的看法与见解，有政治立场，觉得很可爱。他同李强部长相识，说准备晋京探访他，托我附笔，请求你向李部长致意；问可否同意他到北京求见？我受其托，附言於此。

另一历史任务既告一段落，有释然之感。处此时机好将恋恋於嫩草的牛蓦地将鼻绳曳回来，责令归於正路，理所应当。不敢自限，期於对新的党史小有贡献，借以报答觉和你个人的嘱望殷殷！

切盼简覆一信，予我有力鼓进！

　洪扬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九日

注：

一、李一氓时任中共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二、李强系中共对外贸易部部长（1973.1～1981.9）。叁、此信为洪扬生撰写；洪为红队杀手之一，张长庚为顾顺章小舅子；洪、张均已病故，作者於生前均采访过。

中共情报战

标 题: 情报战 中共秘密战线(1)

情报战，是军事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本人对此兴趣很大。可惜资料难得。

希望与有兴趣的朋友探讨（当然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前提下〕。在此先将本人

所知的一些情况写出，以抛砖引玉。

象许多事情一样，谍报史在中国也是极其久远。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

记载的女间谍，也是个色情间谍，就是中国的女艾。古代大政治家伊尹也可称

得上是个大间谍。《孙子兵法》中专列《用间》一篇，战国时信陵君也是情报

的高手。古代中国在情报战的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但同样象许多事情一样，古代中国在情报战上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也许是不屑于也没有多看外面的世界，古代中国在对外情报战中下的功夫远远

不够。不仅害人之心不多，连防人之心也大大缺乏。在对越南，倭寇，沙俄的

战争中在情报战上吃了大亏。后来的鸦片战争及以后的甲午战争等等对外战争

和对外交往中，清政府在情报战上更是一塌糊涂。

之后，随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情报战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到建国前，国内以国共两党为主，对外以对日为主，在秘密战线上展开了一

次次激烈的交锋。这其中，中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战争年代，国共两党情报战线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显得特别复杂，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情况特别严重。 ① 同一民族， 政治观点不同，

同时各种思潮剧烈交锋。许多人的社会

关系都非常复杂，思想经历也很复杂。老子是国民党大官，女儿是共

产党激进分子，今天是无政府主义者，明天转变为共产主义坚强战士

的情况并不少见。策划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谋杀周总理的台湾

著名特务谷正文曾经是共产党员，军统干将，在军统中学生遍及各部

门的余乐醒曾为共产党高级将领，在秋收起义中担任重要职务。统帅

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傅作义的女儿是共产党员。 ②

双方有过合作时期。不少人在对方阵营中或曾担任要职，或有师生之

谊，同学之情，或曾并肩战斗。双方阵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

陈赓于蒋介石有救命之恩，而国民党员钱大钧在黄埔当过陈赓的老师，

后任上海警备司令，以抓共党为己任。可一次在火车上碰上陈赓，却

不动手，只闲聊了一会。国民党中不少人也是周恩来的学生，对其极

为尊重，所有国民党见了宋庆龄都得毕恭毕敬称“国母”，偏偏宋庆 龄却暗中帮共产党。 ③

一方在势力上占绝对优势，但在政治上，民心向背上却相反。不少共

产党或贪图富贵，或贪生怕死，或丧失信心，或改变信仰，投向国民

党，同样也有不少国民党出于对理想信仰的追求，或对社会对腐败统

治的不满而投共产党。共产党投降者级别之高，是罕见的。如中共总

书记向忠发，临时中央负责人卢福坦，特科高级领导顾顺章等。 ④

双方内部都存在矛盾。内斗受了气，求于外人，反正都是中国人。据

称左联五烈士被捕就是中共内部对立派别告密，审讯时国民党对他们

五人何时入党，社会关系，何时何地参加过何种活动一清二楚，有些

事情本人都记不大准了，而掌握这些详细材料的只有负责组织工作的 康生。

建国后，中共的情报工作外界知者甚少。一个英国人写过《英国谍报史》、

《日本谍报史》、《美国谍报史》、《中国谍报史》，前三本我看过，可《中

国谍报史》在国内却找不到。 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这段时期，国内政治力量斗得一塌糊涂，国外势力渗透。在国内情报战中

扮演主角的国共双方的情报力量都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

这期间双方在秘密战线上斗智斗勇，精彩分呈，扣人心弦，虽然双方经验

都不丰富，有时会犯些小儿科的错误，但佳作也不少，也有许多戏剧性的情节。

谈中共情报工作首先要提到周恩来。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

军事家，中国第一名相，而且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导者。第一次国内

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上海创建并领导了中共情报组织：特科。

当时的斗争环境十分险恶，特科的任务是情报，政治保卫和锄奸。它在秘

密战线上大显身手，与国民党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同时它始终蒙这一层神

秘的面纱，有关它的资料有部分到现在还不能解密。但仅已知的部分资料已让 人目眩神驰。

特科领导为周恩来, 情报由陈赓负责，行动由顾顺章负责，名振上海滩的

“红队”就是特科的行动队。

特科的情报工作极为出色，在世界谍报史上都堪称一流的。其中中共秘密

战线“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以及特科的情报关系杨澄瀛是其中 -- 标 题:

情报战 中共秘密战线(2)

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特派员杨澄瀛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头面人物，位高权重，

各方面都很吃得开。他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也很铁。英国巡捕房负责人曾说：

我们不愿和除杨先生以外的任何人打交道。搜捕共产党的行动许多都要有他参 与或指挥。

这样一个反共要员，却是共产党的人。他是陈赓直接掌握的情报关系，给

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绝密的情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不少共产党的叛

徒挖空心思找到他，提供情报，捞取赏钱，却不知是自寻死路。一次关向应被

捕，特务搜去了一大箱重要资料。杨澄瀛带着一个“共产党文件鉴定专家”来

了，取走文件，“鉴定”了几天后，得出权威结论：这不过是一个普通学者的

一些资料，没有任何价值。结果关向应被释放。“红队”击毙叛徒白鑫也是依 靠他的情报。

当时从美国来了一个反共专家，他的翻译，却是个共产党员。可见当时特

科情报工作之出色。

中统是国民党的重要特务组织，徐恩曾是其首脑人物之一，他在美国学电

机出身，对特务工作并不在行，他的秘书钱壮飞聪明干练，徐对钱极为信任，

大小事情都交给他去办，自己则花天酒地。甚至徐在外的花花事情被老婆侦知，

内院火起，也要钱壮飞去调解。中统创建初期，许多具体机构是钱壮飞经手建

立起来的。徐万万没有想到，钱壮飞是共产党。中共党员李克农、胡底也在中

统要害部门工作。这三人号称中共地下战线“前三杰”。他们均极得中统头头

的信任，不仅搞到大量情报，而且还利用有利的身份，拿着国民党的钱和通行

证，调动国民党的机构人员，干共产党的事。当时可以说把国民党的这个特务

机关“拿过来”了。徐唯一不放手的一件事就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之间联络用的

特别密码，总是贴身而藏。钱壮飞深知徐性喜渔色，每到周末都要到上海风流

快活，寻芳猎艳，于是故意与李克农一起向徐说起上海某妓院新来一美女，如

何如何美貌，如何如何风流，徐一听，马上要去，钱指指他的上衣口袋：“带

着这么机密的东西到那种地方不大方便吧？”。徐掏出密码本交给钱，钱当着

徐的面把密码本锁进保险箱，还装模作样的贴上了封条。从此中统对于钱壮飞

而言已无秘密。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也得力于这本密码。

中共秘密战士还打如了其它许多国民党机构，干得很漂亮，留下不少情报 史上的佳作。

“红队”是特科的行动队，队员身怀绝技，枪法如神，且善于化妆，他们

依靠特科的准确情报，在上海滩神出鬼没，惩奸除叛，令叛徒闻名丧胆，威震 上海。

特科还利用上海各种势力鱼龙混杂的特点，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当时

“红队”甚至可以在必要时调动机关枪。

中共情报机构在上海既有辉煌，亦有惨痛的失败。当时险恶的环境，敌人

力量的绝对优势和党的队伍建设中的问题使得叛徒层出不穷，成为特科最危险

的敌人，而中共愚蠢的自杀式的左倾路线，冒险蛮干，更是其致命伤。经验不

足亦造成一些失误。

一次由于叛徒出卖，彭湃等被捕。特科通过情报关系，详细了解了押解路

线时间，准备化妆成拍电影的，在路上武力劫人。计划巧妙详细周密。但临到

枪送来，却发现枪上都涂有保护性的油脂，必须洗掉才能用，而手头却没有清

洗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囚车过去。这是以小心谨慎，周到细致，算无遗策著

称的周恩来的一次重大失误，令他极为痛心。

当时中共叛徒之多，级别之高，后人简直难以想象。象总书记，军委秘书

长都叛变了，而最危险的一次，则是特科领导顾顺章叛变。

顾能力强，但品德败坏，热衷于恐怖活动，追求享乐，好色，吸毒。陈赓

和聂荣臻曾说：“我们不死的话，总有一天会看到顾叛变”。

后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到苏区，返回时在武汉被捕，当即叛变。由于顾负责

中共在上海的保卫工作，是特科的领导之一，几乎知晓中共在上海的所有秘密，

他的叛变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面临灭顶之灾。他要求武汉方面立刻将他送往南

京，他有将上海中共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同时不得向南京发报告知此事，他

知道钱壮飞是共产党，但却不对武汉的特务机关说，而是想到更高级的人前卖

个好价钱。但武汉特务机关急于表功，连发六份特急电报给顶头上司徐恩曾，

告知此事。当时正是周末，徐正按惯例在上海妓院上班。钱壮飞在南京值班。

连接六份要徐亲译的特急电报，心知有异，用偷来的密码一译，惊得浑身冷汗。

立刻采取紧急措施，通知人员撤离，并派人到上海通知周恩来。据说当时周恩

来听到这个消息，半天没说话，几乎不抽烟的他破例要了一支烟。但周恩来毕

竟非常人，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立刻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

有条不紊的安排人员撤离，切断顾的一切关系，终于赶在敌人之前完成了全部

工作，顾带着特务扑向一处处中共机关，却处处扑空，抓周恩来时，周恩来在

特务到达前几分钟离开，险到极处。但终于将顾叛变的危害减到了最小。多年

后许多当事人回忆起此事，对当时周恩来临危不乱，临难不苟的气度，卓越的

组织能力和情报能力无不深表敬意，称周公“一身机智一身胆”，对钱壮飞等

情报战士无不深深感激。当时若无情报战线的卓越工作，周恩来，聂荣臻，陈

云，陈赓等以及整个中共中央绝对无法幸免，中国的历史就将改写。

顾顺章的家人有不少担任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如果这些人也跟着顾叛变，

非常危险。据说周恩来曾问顾的妻子怎么个打算，她说嫁鸡随鸡。特科将顾的

家人“处理”掉了。据说在顾家中搜出一封顾给蒋介石的信，证明顾早有不轨

之心。上海报纸上登出照片：顾在家中掘出尸体，抱尸大哭，发誓要向共产党

讨还血债。在当时那种你死我活的情况下，这种“处理”也许是不得不为，生

活在天天有人喊献爱心，反对虐待动物协会到处活动的年代的后人恐怕是难以

体会当时人的苦衷的。不过这件事毕竟成为攻击共产党和周恩来的一个借口。

有人据此指责周恩来平时表现出仁爱，宽容与彬彬有礼的风度不过是一种虚伪，

他实际上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顾事件成为“前三杰”的天鹅之歌，他们暴露了，但都安全撤离。英雄的

撤退也表现得不失英雄身份。钱壮飞来不及撤走家属，就留了一张纸条给徐恩

曾，称俩人并无私仇，只是政见不同，不得为难他的家属，否则就将徐的丑事

公布。徐虽然气得发昏，但果然不敢有何异动。国民党秘密系统一直视钱壮飞

事件为奇耻大辱，几十年后在回忆录中仍称徐信任钱壮飞是重大失误。

钱壮飞于长征中在贵州遭空袭时牺牲，胡底死于张国焘之手。李克农后一

直是中共秘密战线领导之一，为中共情报、反间谍事业立下大功。毛主席在接

见外宾时曾说：李克农是个大特务，共产党的大特务。据说李克农死时，美国

中央情报局曾放假以庆祝这个令人头痛的对手的死亡。

写到这里我不禁第三百六十七次诅咒中国那些狗 导演和编剧，他们为什

么只把眼睛盯着上海滩的妓女和姨太太。试想如果有人把当时上海滩这些惊心

动魄的情报战搬上电影电视，该是多么好的题材。既符合“主旋律”，又保证

能吸引观众，惊险，刺激，神秘，还有许多其它的“票房要素”：枪战，红队

击毙白鑫是上海滩规模最大的枪战。大人物，周恩来，陈赓，蒋介石，杜月笙

皆可入戏。如果这些还不能满足第Ｎ代导演的变态心理，那么加进几个色情间

谍色诱共产党的情节也不会有人说牵强生硬。这样的题材，难道不比那些妓女

吸毒卖骚，姨太太争风吃醋，小白脸乱伦之类的片子好得多？难道不比那些香

港的阿猫阿狗谈恋爱要有意思？比那千篇一律，总是英雄美人的007 也要强。

(引者）不光如此，在我军群星璀璨的将星中也有许多传奇的题材可挖，十大元

帅就不提了，上将中的刘亚楼，杨成武，陈明仁，许世友。少将中的钟伟：

一位敢用枪顶住自己上司脑袋的人“谁再说撤老子毙了谁”------巴顿算个球。

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传奇的人生。相比之下《红色恋人》《红樱桃》

只不过讲了一群变态！《大决战》是一杯温吞水，国民党领袖骂咧咧，共产党领

袖笑哈哈，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我们不是没有好的题材，而是没有好的

导演。反正我是不看他们导的骗子了。革命历史题材的片子都被他们搞臭了。

这不《花木兰》小姐也移民美国了，又掀起了新一轮出国热。同志们-冲啊。 （待续） -- 标

题: 中共秘密战线(3)

顾事件后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立即叛变，同时被捕的还有

向的情妇：一个妓女。她倒挺有骨气，不说。向居然还有脸来劝她：我都说了，

你还有什么好瞒的呢？据说当时周恩来知道情况后曾说：“向忠发的节操还不

如一个妓女！” 又过了一段时间，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卢福坦被捕，负责审讯的人后来被

解放军抓到了，说出了当时的情况。当时他们知道卢是中共要人，是“用特殊

材料制成的人”，准备了好几手审讯方案，备下多套刑具，岂料卢一上来就什

么都招了，令他们有一种失落感。

不断的叛变和极左路线使中共秘密战线损失残重，到后来与共产国际联络

的电台也被戴笠破坏了。但所谓塞翁失马，此时正值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

按惯例这种重大争论是提交共产国际裁决的，电台被破获，倒使得中共不得不

自己独立解决问题，作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断。否则听共产国际的，有得瞧 的。

中国共产党在密码战方面表现也不错，他们一开始就注意密码的保密性和

破译敌军的密码。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密码保密性极差，经常被破译，在二次反

围剿时红军破译敌密码就起了很大作用，红四方面军也有一解密高手，在四川

反六路围攻时通过破译密码得知敌指挥官回家过年，徐向前当即令以“夜老虎”

团为前锋乘夜反击，杀得川军丢盔弃甲。

中共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和反间谍手段是依靠根据地的广大群众，这个办

法听起来土，也不那么惊险刺激，但是极为有效。

中共对战场侦察，敌军策反等工作也非常重视，并取得很好的成绩。

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还和共产国际、苏联的情报组织合作，向左尔格

手下就有中共人员。但这方面的详情不大清楚。 -- ※ 来源:．Yat-sen Channel

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五重间谍”——袁殊 

 

 

www.GSCN.com.cn2005-11-2 9:47:19 来源：中国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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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的孤胆英雄

 袁殊，１９１１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１９２９年到倭国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１９３２年春，通过表兄、黄埔一期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倭国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２００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倭国。

 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峰联系上。１９３７年６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１９４６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冯雪峰建议他以青帮身份“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办起了时事刊行社。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倭国问题、又有相当的倭国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倭国留学生与倭国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倭国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倭国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１９３７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倭国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倭国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１９３７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倭国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

 辉煌的战略情报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倭国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７６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事实上，是中央的具体部署并研究批准），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７６号。有袁殊进入了倭国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毡敬蟊居蚣叭铡⑼簟⒔较嗷ス唇嵊窒嗷ッ艿奈⒚罟叵涤氡浠Ｓ谑谴罅壳楸ǚ⑼影病?br>

 １９４２年初，由倭国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倭国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倭国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自１９３９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１９４５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１９４６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也证明是组织的意思，从此，“曾达斋”一直用了几十年。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最后的岁月

 １９４９年，袁殊到了北搅死羁伺┑那楸ú棵牛鋈彰蓝虻牡餮泄ぷ鳌?br>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１９５５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１２年，１９６７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８年，１９７５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１９６８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显然已不在人世了。

 １９８２年潘案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但困扰他的种种“左”的做法，仍叫他晚年不得安宁，临终之前，精神也极为紊乱。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６日，袁殊离开了人世，享年７６岁。（来源:《天津政法报》）

常乐：特工机构话源流 

 

 

 

 

【看中国2002年11月10日报道】 中共特工机构的创建，主要模仿和参考了两家的特工机构：苏联的和国民党的。 

苏联的特工机构，起源于肃清反革命和怠工委员会（契卡）。它是1918年苏共政治局委员捷尔任斯基创建的秘密警察机构，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即政府，后改名为部长会议），后来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它以后发展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除了对内的秘密警察部门以外，增加了对外的间谍和反间谍部门。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改名为内务部，是警察机构，约相当于现在大陆的公安部），也设有秘密警察部门。 

国防人民委员部（后改名为国防部）之下建立了军事情报局（格伯乌），开展间谍和反间谍工作。国防人委部/国防部下属的红军总政治部，设有保卫（军事警察）部门，有秘密军事警察职能。 

苏联特工机构列表如下： 

表1. 苏联特工机构简表 

部长会议：(1) 克格勃 

............. 内务部：(2) 秘密警察 

............. 国防部：(3) 军事情报局 

......................... 总政： .... 保卫部门：(4) 秘密军事警察 

上述苏联特工机构，都隶属于政府。与此不同，国民党的特工机构（主要是中统和军统），创建时却都不是隶属于政府的，而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 

中统（国民党中央党部统计调查局），是1927年以后徐恩曾创建的。徐是国民党CC派骨干（CC派是以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为首的一些党务官员结成的派系）。它起初是个很小的秘密警察机构——统计调查科，后来具有秘密警察、间谍和反间谍职能。 

军统（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后来居上，比中统强大。军统是是戴笠奉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之命创建的。戴是国民党黄埔系骨干（黄浦系是一些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军官结成的派系，拥戴原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领袖，曾组织派系团体复兴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极权主义）。它起初是个很小的秘密警察机构——蓝衣社，后来也具有秘密警察、间谍和反间谍职能。它在地方上和军队中都建立了分支机构，还建立了地方警察局的秘密警察部门。 

1945年以后军统被一分为二，并且更改隶属关系。它被分割为两个机构：国防部属下的秘密警察机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和军事情报机构——二厅（厅长郑介民）。它们不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委会，而是隶属于国民政府，但在较长时间里，还是听命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而非听命于国民政府首脑（如代总统李宗仁）和国防部长。 

国民党特工机构列表如下： 

表2. 国民党特工机构简表 

中央党部：....................... (1) 中统 

1945年以前，中央军委会： ........ (2) 军统 

1945年以后，总裁：（国民政府： ...... 国防部：）(3) 保密局 

............................................... (4) 二厅 

如同国民党，不同于苏共，中共党内有特工机构。它起源于中共中央特科，是30年代周恩来创建的，是一个很小的清除叛徒和内奸以及搜集情报的机构。它后来发展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具有秘密警察、间谍和反间谍职能，后来改名为调查部。80年代初建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系统，不同于50年代至文革学习苏联而建立的监察委员会系统，具有以官员为侦查对象的秘密警察职能。 

中共军队特工机构，在1927年以后有学习苏军政治机构保卫部门的秘密军事警察功能。后来有总参谋部属下的情报部，具有间谍和反间谍职能。五十年代以后，总政治部属下建立联络部，也是具有间谍和反间谍职能。如同国民党的军统，不同于保密局和二厅以及苏军特工机构，中共军队特工机构，一直隶属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不隶属于政府。 

中共政府特工机构，30年代有学习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具有秘密警察职能。它在30年代后期撤销，原有机构和人员并入其它特工机构。1949年后，公安部有学习苏联内务部秘密警察部门的秘密警察部门，还有间谍和反间谍部门。80年代建立了国家安全部，可能接收了公安部的间谍和反间谍部门，并具有秘密警察职能。监察部具有以政府及其所属企事业机构官员为侦查对象的秘密警察职能，后来与中纪委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接近于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和二厅，不同于苏联政府特工机构，中共政府特工机构实际上隶属于党的领导机构（如中央苏区前敌委员会、中央书记处或属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 

中共特工机构列表如下： 

表3. 中共特工机构简表 

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 .......... (1) 调查部 

............. 中纪委/监察部： ... (2) 秘密警察 

............. 军委： ................ 总参：... (3) 情报部 

..................................... 总政：... (4) 联络部 

................................................... 保卫部：(5) 秘密军警 

............. （国务院：）政法委：(6) 国安部 

..................................... 公安部：. (7) 秘密警察 

　

是“见到的”还是编造的

——评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

? 孙 曙

　

 

 　

小说《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2003年5月号《中华儿女》发表了《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一文，拜读之后，发现杨先生在对一些重要历史事实的陈述上，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笔者从重庆解放时起就亲身参加过对“中美合作所”有关历史情况的调查，十分清楚杨益言当年被关押过的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中美合作所，他所谓“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并非历史上存在过的中美合作所。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前，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第二处（政保处）六位处、科长，已随野战部队进城，于12月5日进驻了市区老街三十四号“慈居”（原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三十四号附二号（原国民党联合侦防处办事处，简称侦防处）、老街三十二号（原保密局西南特区）。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第六（公安）支队一大队二中队（政保处）营、连、排干部进驻这些地方。我当时被分配在内勤科任见习科员（排级）。内勤科的职责是汇集、管理敌特档案、情报、线索，汇编敌特组织人头资料。20日左右，内勤科长黎强派我们三人去磁器口原军统局乡下办事处拉办公用品，这时我第一次到了那个曾经设立过“中美合作所”的地方。1950年10月，我被调到政保处国外间谍侦察科任内勤，科内开展了对中美合作所等间谍机构组织、人头情况的调查。1954年和1958年，重庆公安机关又组织力量，专门对外国间谍机关及其掩护、控制机构开展了系统的敌情、社情调查，整理成组织资料和人头名册。从1990年开始，我又参加了重庆公安、国家安全反特务间谍斗争史、重庆公安志的编撰工作（到2002年完稿），再次从历史角度了解了中美合作所的有关资料。

中美合作所出现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政府先后与苏联、英国、美国进行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军事情报合作。

中苏情报合作。1938年7月，中、苏成立特种情报所，俗称中苏合作所、中苏情报所。首任所长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副所长由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和苏方瓦西列夫将军担任，任务是对日军进行电讯侦测和情报派遣。中方参与人员主要是军统特务，最多时达二百六十八人，俄方人员三十二人。下设情报搜集、情报研究、电讯侦测、人事总务四个科（到重庆后将情报搜集和电讯侦测合并为一科），另在重庆南岸放牛坪设立特种电讯总台，负责测向、破密。在兰州七里河设立电讯支台，辅助总台侦收边远地区日台电讯。在重庆城内遗爱祠11号（即石房子）设无线电通讯总台（后来成了保密局重庆支台），负责与派往各地的情报组（分台）和兰州支台的通讯联络。在重庆市商会内开办了谍报人员训练班，学员从军统临澧训练班挑选，从社会上招收及私人介绍，有五六十人。毕业后派往沦陷区建组设台。1943年3月，中苏情报所结束。

中英情报合作。1942年1月11日，英国派驻华大使馆一秘凯瑟克和军统别动军司令周伟龙洽谈组建中英情报合作所，所址在重庆市郊沙坪坝红槽房。另在沙坪坝小龙坎周家桥（别动军司令部）驻地办一个训练班，对军统武装忠义救国军下级军官进行敌后作战战术和爆破技术等训练，但因双方矛盾纠纷，这个情报合作被蒋介石下令撤销。4月29日，英方人员撤到印度。另外，同年3月，缅甸国防部国防局局员、英国间谍鲁宾逊，国防局顾问、军统特务李汉元，到重庆与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洽谈。徐同意以国民党海外部名义，派中统特务骆剑雄率六名特务、两名报务员，携电台两部，去缅甸腊戍。4月25日，日军占领腊戍，中统情报人员罗大年遭日军杀害，其余特务分两批逃回。这次合作就此告终。

1943年5月，李汉元代表军令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安献今代表英国经济作战部（管辖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情报，总部设印度墨鲁）负责人麦根基少将，经商谈签订情报合作协定。7月25日协定生效，军统局从军统南洋训练班第一期学员中挑选缅甸归国华侨青年三十二人，军统重庆电讯训练班报务员八人，共四十人，送往印度受训后，派往缅甸开展对日情报工作。1943年冬，军统局又从军统南洋训练班第二期学员中挑选越南归国华侨青年和军统重庆电讯训练班报务员共七十多人，分两批去印度受训，后派往越南开展对日情报工作。日本投降后协定终止。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或中美所。1943年7月1日在重庆磁器口钟家山成立，范围包括梅园、白公馆、松林坡、杨家山、五灵观等地。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又先后派了魏金生、康诺陶任第二副主任；正副参谋长、主任秘书、组长，由中美双方人员分别担任；下设人事、情报、作战、通讯、气象、侦译、研究分析、心理作战、行动、交通运输和总务、会计、医务等组，秘书、翻译两室。作战组在安徽歙县、临泉，浙江瑞安，江西修水，湖南南岳，河南临汝，绥远陕坝，福建华安、建瓯，贵州息烽，广西南宁，广东梅县开办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共训练、装备军统特务武装五万多人，另在昆明、贵阳、福建建阳设中美合作所办事处。

1943年12月，为加强共同对日作战，美国派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来华，与中方签订合作补充条款，主要是美国帮助军统训练特种警察和供给特工器材。年底，联邦调查局派詹森中校率各类器材专家三十多人，携测谎侦察器、强光审讯器来华。1944年10月，在五灵观（今西南政法大学处）开办了中美所特警班（又称中美所第九训练班），在现烈士墓地址修建了特警班礼堂，美方总教官为联邦调查局庄士敦上校，训练期一年，共两期，一千多人。中美所最盛时有美方人员约五百人，中方人员约一千人。1945年日本投降，双方合作停止，1946年5月，美方与军统局签署“结束协定”，9月30日正式结束。

杨益言何时看到手铐上的英文字

从以上所举历史事实可见，中美合作所与中苏合作所、中英合作所一样，都是在当时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国际军事情报合作机构，中美所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已经结束。而杨益言先生被关进渣滓洞监狱的时间是1948年8月，那时中美合作所早已撤销，其房屋、物资均已由军统局（后改为保密局）接收。杨益言举出渣滓洞监狱里手铐上刻有“Made in U.S.A”，桌椅上有白漆写的“中美所”，就硬说他被关进的地方是中美合作所，这能证明得了吗？他虽然避而不谈中美合作所早已撤销的事实，但却在文中一处漏了马脚，他说徐远举“以公产组组长身份管理着庞大的重庆中美所留下的所有‘公产’”，这句话说明，中美合作所已经不存在，“留下的所有‘公产’”（自然包括他看到的用白漆写着“中美所”字样的桌椅在内）已被徐远举接管。不过，就是这句话也不全对，因为据我从重庆市公安局五十年前编印的《重庆市敌特组织参考资料》查知，徐远举并未在公产组担任过任何职务。

再说，杨益言强调手铐上刻有“Made in U.S.A”，这也是他编造的——只要把他在1949年12月5日至16日化名“杨祖之”在重庆《国民公报》连载发表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磁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作一对照，就会看出破绽。他在《中华儿女》上发表的文章中对他的被捕情况是这样写的：

1948年8月4日，四名便衣特务将我从重庆菜园坝一家工厂的三楼宿舍押下楼。一副银色手铐将我铐上，我看见手铐上刻着几个英文字：“Made in U.S.A”。我被拖上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车子摇摇晃晃，不知驶去了何方。终于，我被押向山谷中的一处被无数岗亭监控着，又由电网、高墙围着的一座监牢。

而他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我从集中营出来》对他被捕的情况是怎么写的呢？请看：“四个流痞型的特务把我从一家工厂里挟走了，被拥上一辆‘军警宪巡逻车’，在重庆行辕的门口停下来……穿过伪行辕各处办公室被押进了一间挂着‘第二处’木牌的小办公室里去。接着，裤带被解去了，除了一张擦汗的小布帕外，均被‘代为保管’……”“五天后，另外一个姓刘的秃头朋友带上了手铐——卫兵喊着‘金膀圈’，说是美国人送的，比土手铐‘好’多了……”

他以前写的是他被捕时没有戴手铐，是在重庆城里“二处”看守所关了五天后（转押渣滓洞监狱之前）才因另一朋友（不是他本人）被戴上手铐而听卫兵说了是美国人送的——并不是他亲眼从手铐上看到了英文字。此外，请想像一下四个特务把他“挟走”的场面，即使当时给他戴了手铐，又怎么可能让他有时间从容地看清手铐上的英文字？

同样是他的回忆，对同一件小事的写法就如此不同，这实在叫人不知道他的回忆中哪些是真的。

杨益言文中还说：“大屠杀由二处行动科长雷天元实施，全市大爆破由中美所训练的杜长城率队执行。”这些说法也不确。白公馆大屠杀，是由所长陆景清传达毛人凤的命令，由看守员执行的；渣滓洞大屠杀，是由西南特区二科（行动）科长龙学渊（军统湖南黔阳训练班毕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一科（情报）科长雷天元（军统湖南临澧训练班毕业）、特区行动组副组长熊祥、组员王少山（均毕业于特务五团技击班）和看守员执行。而大爆破，则是由国民党兵工署警务处长廖宗泽任“破厂办事处”总指挥。杨益言还说：“二处的用刑特务，多曾由这特警班训练过。”这也是他的想当然。因为他已经把中美合作所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划上等号了，所以就想当然地认定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特务多曾由中美合作所特警班训练过。其实，与杨益言的说法相反，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的“用刑特务”中，不是“多曾”而是“均未”在中美合作所特警班接受过训练。只有杨元森和李磊二人曾在特警班第二期分别任过副总队长和区队长的管理职务（不是接受训练），特警班训练过的两批学员，毕业后先后分配到一些大城市警察局，大多从事刑警工作，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和保密局西南特区并不是一个系统。

杨文中诸如此类信口开河的错误还很多。如说，渣滓洞监狱“岗亭上的哨兵是内二警”，实际上并不是“内二警”（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而是西南长官公署警卫团五连。又如杨文中说：“我最先看到这一切，是1949年11月初（注：原文如此，11月初重庆还未解放），重庆解放的头几天，是和成千上万愤怒的群众一道走进这昔日的禁区的。它的十座军火库已被敌特全部引爆……”据我公安档案记载，国民党溃逃前夕，其公产管理组（又名交警总局直属大队七中队）管理员陈国清、王跃彩令保管员丁国栋等十人，装了三卡车武器弹药后，焚毁了特警班礼堂和一个枪弹、无线电、汽车零件仓库，然后逃往成都打“游击”。杨益言既然是“见到的”，能指出“十座军火库”的具体地点吗？

哪来的“中美合作所档案”

杨益言文中又说：“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刚组建的西南公安部、重庆市公安局、川东区公安厅当即将查‘中美所’情况列为最紧迫的工作之一。‘中美所’未被销毁和抢运走的档案大量被缴获。”“我曾看过西南公安部缴获的中美所1945年12月25日由美方照会中方的备忘录，以及敌特杀害革命者的秘密文件。”似乎这样就可以证明他亲眼见到了有关中美合作所“杀害革命者”的秘密档案了。其实，这也是杨益言的编造。

据公安文书档案记载：1949年12月26日，川东行署公安局（不是什么“川东区公安厅”）在重庆南岸凉风垭成立，而西南公安部则于1950年1月在重庆市区成立。这时，重庆市的接管工作已经结束。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不是什么“重庆市公安局”）政保处在《入城四十天工作总结》，其中没有什么缴获“中美所”大量档案的记载。据我亲历，当时政保处也没有接管缴获保密局（军统）和中美所的档案，只是在西南长官公署二处（慈居）看守所后面防空洞内缴获特务未烧尽的一些残缺文书档案。

至于杨益言说“我曾看过西南公安部缴获的中美所1945年12月25日由美方照会中方的备忘录，以及敌特杀害革命者的秘密文件”，这里杨益言用了一个含糊其词的说法。首先，他举出一个有具体日期的中美合作所备忘录，但故意不说是什么内容，然后接着说“以及敌特杀害革命者的秘密文件”，这样就巧妙地把中美合作所与“杀害革命者”联系在一起了。然而，既然他已经亲眼看到过中美合作所的这一份“备忘录”，他又为什么不说出其内容呢？仔细分析一下就会明白了，一是那份文件是1945年12月25日的，并不是1949年的，从时间上可以推断，那时中美合作所给中方的备忘录应该是有关该所撤销、移交物资方面的备忘录，而与“杀害革命者”无关；二是杨益言根本就没有看到过什么“备忘录”，一个在1946年就已全部撤销的机构写于1945年的“备忘录”，怎么可能会在三年中都来不及“销毁或抢运走”而让杨先生看到呢？

杨文中还说：“1944年，我在重庆求精中学——当年美军驻华总部所在地（它租用了该校部分校舍），通过四个持枪美军宪兵的岗哨，进入当年设在该校的一个高考考场……”他这里所写到的“美军驻华总部”也是不确的，我公安机关社会调查中未发现抗战时期重庆有名为“美军驻华总部”的机构，当时驻于求精中学内的美军机构只有“美国陆军G－2翻译组”（1944年秋，四个月）。再说，杨先生在控诉中美合作所时特地写到他曾“通过持枪美军宪兵的岗哨”去参加高考，想要说明什么呢？是想说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对那些与中国人民并肩对日作战的美国盟军很反感吗？他为表达“反美”情绪而忘记历史阶段了——1944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热烈欢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与美军关系最好的时期。请他重读一下当年延安《解放日报》为欢迎美军“战友们”所发表的社论是怎么说的吧。

杨益言能“审讯”徐远举吗

杨益言文中说：1951年3月，“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团长陈播告诉我：贺龙司令员要该团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话剧。他们不熟悉地方生活，希望我和罗广斌抽出一月时间，陪文工团编、导、演同志深入察看‘中美所’，提审在押敌特，查看有关敌档。”“西南公安部那时刚将白公馆利用起来，改作战犯管理所。穿军装的陈播等坐在两边，穿灰布中山装的罗广斌和我坐在审判席上”，审讯了徐远举。这也是讲的一个“神话”。

1951年3月，当时还没有战犯管理所（重庆的战犯管理机构在1956年才成立），徐远举关押在白公馆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杨益言和罗广斌有可能去“坐在审判席上”“审讯”徐远举吗？据我所知，当时全国镇反运动正进入高潮，各看守所在押未决案犯思想波动很大，就连有关业务单位如重庆市公安局政保处因查案需要审讯徐远举，办案侦察员也不准直接讯问，而只能开列审讯提纲，交看守所预审员审问后，由徐写出书面材料，再转交有关方面，从未有过非公安人员随便审讯重大未决案犯的事例，更何况当时罗广斌属于“涉案”人员（有领导干部对罗广斌自述的出狱情况有怀疑，徐远举关于罗广斌出狱情况的交待也跟罗的自述有出入），这更是公安纪律所不允许的。我在撰写《重庆战犯管理所改造战犯纪实》（见中国文史出版社《改造战犯纪实》）一文时，先后在成、渝两地访问了当时的预审、看守员张新志、张先创、李象炬（女，预审徐远举的记录员）、姜昭阳、蔺远贵等，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1950年6月、1950年8月、1951年秋，陈赓、贺龙、周保中到看守所的情况，但没有一个人知道杨益言“审讯徐远举”的事。

再退一步说，即使杨益言当时真的“审讯”过徐远举，又能说明杨益言曾被关进过中美合作所吗？显然不能。这两件事毫无关联。徐远举本人既未在中美合作所任过职，更未在中美合作所受过训，他于1946年7月被调到重庆就任行营（即后来的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时，中美合作所已经撤销了。

杨益言是由谁营救出狱的

在《中华儿女》发表的杨益言大作后边，附有一个他的小传，显然这是他提供的自我介绍。这个自我介绍中也同样有不合史实之处。比如，其中说他“1949年4月，和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这句话又使用了他惯用的含糊其词混淆视听的手法，好像他真的是同仲秋元、唐弘仁这些同志一起被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出狱的。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1949年初，因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4月国、共在北平进行和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关押的一部分政治犯获得了释放。其中，许多是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由民盟出面，以民盟盟员名义（有的政治犯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盟盟员）保释出狱的。先是由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向被派到四川主持西南军政大计的张群提出释放民盟盟员的要求，张群同意后，3月21日，由民盟中央委员范朴斋等向张群提出了释放1947年“六一”大逮捕被捕的成、渝等地民盟盟员三十七人名单。3月底（赶在4月1日国、共和谈在北平开始之前），分批释放了二十一人，他们是：田一平、李康、舒军、唐弘仁、龙圣夫、张真民、颜士奇、张明泛、仲秋元、周世楷、屈楚、罗克汀、王颖冰、孙文石、刘慕宇、张大昌、余阳明、唐珍润、蓝国农、何舒杰、熊鸿嘉。除去这二十一人之外，在国、共和谈前后，还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大力营救，以多种方式，让牛筱吾、皮晓云、李玉钿、管植成、胡春浦、张坤碧、曾紫霞等政治犯陆续获得了释放。

一目了然，在民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包括“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的名单中，并无杨益言，因为他当时既非民盟盟员，也非共产党员，连共产党外围组织成员都不是。他的被捕，只是因为他四处邮寄同学通讯录引起特务邮检组的注意，以为又是在寄发地下出版物，将他作为嫌疑犯逮捕。他自己在重庆解放初期发表的《我从集中营出来》一文中，特别有一节的小标题是“我也成了政治犯”，就等于承认他本来并不是真正的政治犯。他的出狱，是由他的家人出钱，通过他在重庆市警察局任局员的堂兄花钱通门子放出来的。他说他是“和仲秋元、唐弘仁等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他从众多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中单单挑选出“仲秋元、唐弘仁”二人来与他并提，真是用心良苦，因为仲、唐二人在那批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中资历最老，以后的职务也最高——仲秋元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唐弘仁曾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杨益言既想让不知情的读者以为他是和仲秋元、唐弘仁一样由中共地下组织和民盟营救出狱的，又怕引起知情人的反驳，因此用了“先后”二字来作为掩护，也是煞费苦心。不过，不论他是“先”还是“后”，他能明白说出他是由谁提出名单、由谁出面与当局谈判，又是通过谁、用什么方式营救出来的吗？

至于他在文章中自称他在上海“受党的委托，我成了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也是叫人难以相信的说法。按他这个说法，他在上海“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位应该是相当高的了——堂堂大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当然应该比重庆市的《挺进报》负责人陈然地位更高，令人奇怪的是，他所说的“党”（能够领导上海市地下学联的党组织，起码应是上海市委一级吧）怎么会“委托”他这样一个当时不但不是共产党员（他直到1952年才由刘德彬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连中共外围组织成员都不是的人担任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重庆解放初，我们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有四位同事是原复旦、同济和浙江大学的学生，他们有的原是地下党员，有的原是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成员。在1947年10月29日浙江大学发生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山被害事件，1948年1月29日上海发生“一·二九”学潮后，特务打算继续抓人。中共地下组织就把他们通过地下交通线先后于6月、8月、9月转移到了大别山根据地。他们当时在“第二条战线”中的地位应该不如“上海市地下学联油印快报总编辑”高。奇怪的是，当时地下党组织怎么会把更需要转移的杨“总编辑”忘了？

历史不容戏说，不容编造。作为退休干部（不是离休干部）的杨益言，在向孙子辈聊天讲故事时，不妨有些夸张、虚构，但在以“亲历亲闻者”身份为广大读者“专写”文章时，就还是老实一点才好。

 <<龙 潭 虎 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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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资料 

　视频欣赏 

【字幕】周恩来说："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这些人或许都不在了……"

【外景解说】1985年，一部电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就是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的影片《金陵之夜》。这部影片首次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共中央特科搬上了银幕，真实再现了白色恐怖活动下，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画面：电影《金陵之夜》片段】

【采访：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张泽宇】影片中主要人物是钱壮飞，钱壮飞在我们的整个革命过程中他起着一个非常特殊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党的贡献非常大，而这个故事又非常悲壮

非常紧张，要按照现在的市场经济来讲也非常卖座，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表现过，所以一开始我曾经给《金陵之夜》取名叫《从未披露的故事》。

【外景解说】和张泽宇共同执导这部影片的另外一名导演，正是钱壮飞的儿子钱江。影片中的这个天真的孩子就是他童年生活真实的写照，可惜今天，钱江已经不在人世，而残留的影片却永远地记录下一段尘封的历史……

1927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晚。那年，配合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热潮，席卷了大半个中国。30万工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201个县1000多万农民成立了自己的协会。那年的三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经典之作。虽然全国的革命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新军阀分裂国共合作，公开叛变革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主持人阿忆采访】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特科成立的背景是什么呢？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特科是中共中央在二十年代成立的关于情报和内部保卫，有着双重职能的一个部门。特科的成立，最早的蕴酿是在1925年，广州发生了国民党左派廖仲恺被刺的事件。突然出现左派领袖人物被刺杀，共产党人也很警惕，因为刺杀之前，也没有什么预防和保卫措施，尽管刺杀的不是共产党人，但是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就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内部保卫工作。因为当时广东区委重要负责人、军事部长周恩来，当时就参与了这件事情，所以最早中共是在广东地区建立自己的情侦保卫工作。 【外景解说】如果说廖仲恺被刺敲响了中共中央保卫工作的警钟，那么1927年的血雨腥风则把保卫工作推上了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这年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致使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紧接着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宣布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为非法，陈独秀、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等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被列入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号通缉令；5月13日，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变；5月21号，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清共"，宣布宁汉合流，开始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很快，中共党员人数由原来的五万七千人锐减到不足一万，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被迫由公开、合法转入地下。因此，如何有效的保卫处境极其险恶的中央领导机关，成为当时政治保卫工作的当务之急。

【采访南京周恩来研究会 朱丹耕】由于这些叛徒的出卖，由于敌人的破坏，对我们党的削弱非常大。因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如果不知道敌人的情况，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就迟了。所以中央采取这个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党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 【外景解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旧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1927年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至上海法租界。在十一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继续担任军委书记，并负责筹建中央特科。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也正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深秋，为了躲避白色恐怖的大搜捕，钱壮飞带着家人从北京来到上海。钱壮飞，189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他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当过医生、演员也会无线电技术，1925年和妻子张振华在北京一起加入共产党。在上海，由于没有找到工作，他们生活上一直很拮据。1928年夏天，一个炎热的午后，钱壮飞无意中看到报纸上一则无线电训练班的招考信息。

【主持人阿忆采访】这个无线电班是个什么意思呢？它是挂着羊头实际卖的狗肉？还是真的也得学无线电技术？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这有两方面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确实也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不能挂个牌子说：我招募特务？那当然不行了。这些人是在陈立夫的指使之下，具体办事的就是徐恩曾这些人，想创建一批党务特务，就是后?quot;中统"的前身，由徐恩曾发展起来的一批党务特务。后来以军队系统发展起来的就叫"军统"。这是在1928年到1929年之间建立起来的，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们是想招募一批技术人才，头脑比较灵活的，以无线电的招考这种方式来招募人才，正好钱壮飞利用这个机会以自己才华，以考试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现在考试录取的办法打了进去。

【主持人阿忆】那他这个打进去是怎么一种行为呢？是共产党这边的地下组织安排他去的还是自己的个人行为？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这应该说两重原因都有。一重原因因为当时的党中央来讲，不可能照顾每一个党员的生活，要求党员尽管社会化、职业化，所以如果你能够报考到一个比较优厚的职业，你当然就有谋生的手段了。 

【主持人阿忆采访】据说当时钱壮飞是跟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有段时间是这样。所以他得生活，自己找生活出路。但是当他发现这个职务之后，结果又发现这是个特务机构！进去还是不进去？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了。

【外景解说】无意中进入无线电培训班的钱壮飞，很快以出众的才华、谨慎的处事成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私人秘书，同时他也日益感到事情的重大。1929年在共产党员胡底的介绍下，钱壮飞认识了时任中共沪东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 【主持人阿忆采访】这次碰到胡底，是情报工作的前三杰，他们第一次碰面吗？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他们第一次碰面！偶然机遇碰到，碰到以后，都是老乡，原来都知道的，胡底就介绍钱壮飞和李克农见面。为了这件事，李克农还批评过胡底说：我们做地下工作，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你怎么就随随便便引他来见我？这是违反纪律的。但是钱壮飞他们几个一谈非常投机。钱壮飞就提供一个信息，当时国民党陈立夫他们正要扩充特务机构，需要招兵买马，要招一批能干的人，李克农就把这个情况通过沪中区委上报到中央。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这种情况下，跟党组织接上关系之后，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就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那就是要打进去把它拿过来！周恩来不是有两个指示吗？一个是打进去，再一个就是拿过来，把它用来为共产党服务。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不是个人行为，他又属于党组织的委派。

【外景解说】作为隐蔽战线的统帅，周恩来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李克农以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不久升任为股长，掌管起全国的无线报务员。同年胡底也顺利进入了天津长城通讯社。

那段时期，白区的地下工作正受到严峻考验：8月，彭湃、杨殷等六位领导同志被捕牺牲；11月，任弼时被捕。当周恩来看到彭湃的血书时义愤填膺，立刻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声讨国民党的屠杀罪行。而南京政府似乎尝到了特务工作的甜头，12月，陈立夫任命徐恩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这就是国民党中统的前身。随即徐恩曾任命他最信任的钱壮飞为机要秘书。

【主持人阿忆采访】为什么徐恩曾对钱壮飞会这么好呢？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有几重原因吧。一重原因是小同乡，讲起来他们算是（湖洲）老乡，再一个来讲，钱壮飞确实很能干，徐恩曾很欣赏他的才干。

【主持人阿忆】那当时的情报工作，在这个"三角"当中是怎样的关系呢？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周总理在全国刚解放的时候，曾经总结过党的情报侦察工作，他就讲有"前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就是指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这三个人是中国共产党前期保卫工作的杰出代表。

【主持人阿忆】这是"前三杰"？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在"前三杰"里又各有特色：李克农做的时间最长，做的工作也最多，但是钱壮飞最具有戏剧性和传奇性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是他打入虎穴内部，创造了一个

当年《金陵之夜》的惊险场面。

【外景解说】今天，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副油画：画上的三位主人公紧紧的靠在一起，神情专注而凝重，以李克农为组长的"铁三角"战斗在国民党心脏地带，就犹如深入虎穴龙潭！不过，他们绝对没有意识到，在此后的一年零五个月里，在党最危急的时刻他们能够力挽狂澜。

（二）智取密码

【外景解说】1927年，虽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但是北方的军阀势力一直是他的心头大患。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史称"断送国脉"的中原大战。百万大军厮杀数月，胜负不决。而在东北的张学良虽然于1928年宣布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但此时却迟迟按兵不动。蒋介石对这位全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实在是有点放心不下，于是他密令陈立夫派人去东北考察一番。钱壮飞知道，机会来了！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为了这件事，陈立夫因为对钱壮飞比较信任嘛，也知道他很能干，就让钱壮飞去完成这个任务，到东北去一趟，把东北的情况搞清楚，调查一下。钱壮飞就把这个事情通过李克农报告中央，中央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因为我们也需要东北的情报呀，所以就派了陈赓派了胡底一块去，李克农不能去，他要坐镇上海，陈赓是作为钱壮飞的随员去的。

【主持人阿忆】实际上在党内陈赓是领导？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表面上是钱壮飞当头，所以花了国民党的钱，用的国民党的证件，他们几个人大摇大摆的跑到东北去。 

【主持人阿忆】给共产党搞了情报？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这样把我们东北的地下组织也整顿了一番，回到上海以后，钱壮飞和李克农两个人，就把东北军的一些情报，其中有真的情报也有一些凑凑合合、东拉西扯地编了一份好几万字的报告给徐恩曾。徐恩曾一看：哎呀这个材料真好！怎么搞到这么好的材料

？所以对钱壮飞他们就更加信任了。

【外景解说】东北之行，使"铁三角"初显神威，南京、天津和上海，三位红色特工遥相呼应，同舟共济。而徐恩曾更是放松了对钱壮飞的警惕，此后在党务调查科，大凡送给徐恩曾的电报都要先经过钱壮飞的审阅；而调查科特务所搜集到的有关共产党方面的文件也都要汇总到钱壮飞的手里。作为特别小组的组长，李克农则在上海租下东方旅社的一个房间，名义上是搜集新闻素材，实际上这里成了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据说为了迷惑敌人，当时的李克农或西装革履或长袍马褂，一副十足傲慢而冷漠的绅士派头。 

1930年秋天的上海一片祥和，中原大战最终以反蒋联军的失败而宣告结束。此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已经过去了三年，蒋介石以为通过无数次全面地清共，共产党人已经斩尽杀绝。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28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岗山胜利会师！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到1930年，朱德、毛泽东、贺龙等人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已经达到十万多人。革命根据地迅速的发展使刚刚完成了中原大战的蒋介石寝食难安

。这天，在上海东方旅社的李克农突然收到钱壮飞送来的绝密文件，上面写的竟是1930年10月，蒋介石召开江西剿共会议的核心内容：任命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将率领十万兵力

在三至六个月内一举消灭江西红军。

【主持人阿忆】象这样高度保密的军事机密，他们怎么会搞到呢？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这个应该说国民党政权，当时就是一个极端腐败的政权。它的保密制度是很不严格，打一个比方：南京政府的很多会议记录花钱都可以买到！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当时得到情报后也很滑稽的。钱壮飞用国民党的大信封，大摇大摆的叫（女婿）刘杞夫送到上海给李克农。因为他们这都是公开身份嘛！里面装的东西别人是不能检查的。李克农就赶紧送给周恩来，周恩来就通知中央苏区毛泽东。

【主持人阿忆】据说如果没有这个特殊身份的话，他们要送一个情报，为了防止忘记要写在纸条上？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他们大摇大摆的送！所以送这个情报也很滑稽。这个就是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它拿过来。

【外景解说】在苏区，毛泽东立刻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果断制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12月30号下午，红军在江西永丰县龙冈地区歼敌一万多人，并活捉了第18师师长张辉瓒。面对硝烟弥漫的山谷，毛泽东不禁诗意大发，写下了著名的词句《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陆军十八师的全军覆没使南京政府气急败坏。

初春的秦淮河，细雨绵绵。钱壮飞、李克农、胡底难得一次轻闲的相聚。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他们为自己的隐秘工作而自豪，但是他们清楚，目前获取的不过是粗略的围剿意图，如果想了解具体的作战方案以及更重要的秘密情报，必须拿到徐恩曾时刻防范的密码本。

【主持人阿忆】据我所知，徐恩曾是特别狡猾的一个人？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徐恩曾是留学生，在美国学的电机。但是徐恩曾这个人有个毛病，他好色，虽然在南京但是每个星期六，他都要去上海花天酒地：跳舞、玩女人，搞这些事。那么知道他有这个弱点，所以钱壮飞和李克农两个人就商量用一个计策。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因为徐恩曾愿意嫖娼嘛，嫖娼进屋子的时候，衣服总得放在外面？钱壮飞跟着他的时候，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密码本一下子从衣兜里掏出来，然后李克农早已经拿着照相机在外头等着了，然后噼噼叭叭拍完再放回到衣服口袋里。等钱壮飞放回去之后

徐恩曾穿上衣服，他也没有发现。从此这个密码本已经是泄密了，可是他始终不知道！

【外景解说】有了密码本，钱壮飞的工作更危险也更有价值。1931年2月，当何应钦在南昌

部署第二次军事围剿时，周恩来已经根据钱壮飞提供的谍报材料代中央起草了一份给红军一 三军团总前委的信，详细分析了敌人围剿的特点。这封信发出的时间与何应钦下达进攻苏区的时间相隔不过25天。随后红军三万人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坚持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歼灭，连打五次胜仗，共歼敌三万余人。

（三）千钧一发

【外景解说】1931年，中共中央依然在上海开展艰苦的地下工作，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是防不胜防：这年一月，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被捕。二月七日，他和二十三位同志集体枪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据说其中就有鲁迅先生的五名弟子，于是才有了著名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新朋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淄衣。

关键的时刻来临了。4月24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协助分管保卫工作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他向国民党信誓旦旦的保证，只要在南京面见到蒋介石，三天之内必将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采访：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张泽宇】共产党的内部这么重要的人物，落到敌人手里而且叛变了，变节了！他的出卖关系重大，因为我们的党中央转入地下，在上海象周总理在哪里，当时周总理化名雨豪，哪个领导在什么地方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一下叛变就威胁着咱们整个的革命队伍。本来就是一个白色恐怖，一个大搜捕将一网打尽，不得了啊！

【外景解说】为了讨好国民党和证明自己的价值，顾顺章首先出卖了武汉所有的地下组织，一夜之间，江城三镇被捕的共产党员不计其数，组织机构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为了报功，武汉特务迫不及待的向南京发来了六封紧急密电。 【主持人阿忆】这顾顺章没有第一点就想到不要告诉徐恩曾身边的人？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对，后来才想起。当武汉特务蔡孟坚一审问，他就讲：我的这些情况只能见蒋总司令我才能说。

【主持人阿忆】而且提出条件：我只能坐飞机？如果坐船就来不及了！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他要坐飞机，但是飞机不行，因为那个时候南京政府的飞机除了驾驶员之外只能坐一个人！押送都不没法押送，驾驶员要开飞机，不能押送。但是幸运的是，这些电报全落到钱壮飞手里。 

【主持人阿忆】那钱壮飞怎么办呢？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因为当时是星期六晚上，武汉连来了好几封电报，从傍晚一直到半夜，连来了好几封。

【主持人阿忆】结果徐恩曾去上海嫖娼去了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他包了一个"二奶"。钱壮飞一看这个事就坏了，他把这个电报翻译过来之后立刻派他的女婿办这个事。因为他自己不好走 他值班啊，是在特务机关，如果你跑了，人家马上发现没人了也不行！他自己走不了啊。

【外景解说】时间万分紧迫。钱壮飞心急如焚：如果顾顺章乘船，必是三天后押抵南京，也就是说三天之内中共中央必须全部转移！此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十一点还有最后一班去上海的火车，钱壮飞当机立断，立刻叫女婿刘杞夫连夜去上海李克农处报警。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找到李克农以后，他很着急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李克农讲你有什么事？不要着急，慢慢说！安慰他一番。等他把这件事一说，李克农也着急了：这不得了啊！就赶快去找陈赓。但是26日这一天又不是一个接头的日子，找不到陈赓，一直到晚上，李克农冒险找到江苏省委机关。本来这是不应该发生横的关系，但是没办法了只好冒险找到江苏省委

，江苏省委告诉他陈赓的地方。找到陈赓一说这个事，陈赓也着急了，马上报告周恩来。周恩来一看这个事情也不得了啊，马上就把陈云、李强这些人都找来。

【外景解说】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恶形势，周恩来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抽调陈云当自己的助手协助指挥这场特殊的战斗。26日夜，中共中央、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等机关开始了紧急大搬迁。聂荣臻曾在回忆录里说：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

南京的黎明即将来临。给天津的胡底发完最后一封电报后，钱壮飞松了一口气。星期一，徐恩曾就要从上海回来了，自己是不是该离开呢？

【主持人阿忆】那这么说钱壮飞也是胆子非常大的人了？他明知有叛徒出卖了他而且叛徒随时可以到南京了，万一特别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徐恩曾也可以提前回来，那自己就跑不了了？他能从容地等到这个时候？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他还是有一种勇敢的精神，据说他自己还有过犹豫。因为辛辛苦苦地打进去了，不容易。自己到底走是不走？顾顺章是不是会把我供出来？他这个还有点犹豫

。他不一定想走，但是后来一看电报写道：不要让顾顺章身边的人知道，他就明白这个事情坏了，顾顺章已经肯定是把我供出来了！这个时候不能不走，但是他后来还是坚持到最后一刻。

【主持人阿忆】这个叫大胆机智。当时他把家里人都带到南方去了，那他这次要是离开徐恩曾逃出去，家里人怎么办呢？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他不留了一封信给徐恩曾嘛？他说：我们政治信仰不同，但是你不能迫害我的子女。

【主持人阿忆】这管什么用啊？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当时他掌握徐恩曾很多隐私，徐恩曾把特务经费都贪污了！所以他说：你要是迫害我的家人，我把你的事都兜出去！

【主持人阿忆】这个才重要。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所以徐恩曾不敢了！徐恩曾这个家伙嫖娼，这是国民党的腐败现象

那可能不算什么，可是贪污特务经费可不得了啊，这个要是兜出去的话蒋介石知道了，这个可不得了啊。钱壮飞就是把这个"小辫子"抓住了，徐恩曾他不敢了。

【主持人阿忆】据说钱壮飞暴露了以后，他威胁徐恩曾之后，这个密码都没有改？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这也是国民党腐败一个典型的表现。钱壮飞是共产党，跑了之后，徐恩曾就捂不住了。他的顶头上司是陈立夫，国民党管党务的，但是陈立夫害怕这个事被蒋介石追究。所以钱壮飞是共产党在国民党这个事捂了几十年，一直到台湾之后，蒋介石死了之后这个事才公布于众，几十年他不敢说这个事，说出来他害怕追究责任！既然不敢说他的密码就没法改。

【外景解说】留下一封信在徐恩曾的桌上，钱壮飞坐上最早的一趟火车离开南京去了上海。但是他依然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想见上一面，那时候，张振华在上海徐重道菜店隔壁开了一家妇产科诊所。他们的女儿钱蓁蓁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演员黎莉莉是这样描述记忆中的最后一面：父亲准备离开上海到外地去，他穿着农村老百姓的衣服，母亲给他烧了平时他最爱吃的红烧肉，然后父亲化装成卖菜的悄悄离开了诊所。我不知道父亲这一走竟是永别，只记得此后的三天三夜，呼啸的警笛声冲斥着整个上海街头……

【主持人阿忆】在上海，党中央星期二之前都搬走了？已经人去楼空？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星期三才开始搜捕，等于说赢得了三天的时间，星期天知道，星期三才开始搜捕。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周恩来也很危险啊，敌人到来之前的几分钟，他才逃开。

【主持人阿忆】假如钱壮飞没有提前得知这个密码，没法用这个密码破解这个情报，那党中央不是全军覆灭了？

【国防大学教授 徐 焰】所以周总理后来讲：没有钱壮飞、李克农这些人，我们早就不在了。

【外景解说】自以为聪明能干的顾顺章本来是打算将中共中央以及特科的秘密，当作见面礼呈送蒋介石；自以为才智过人的徐恩曾，本来是算计好一抓一个准，不想钱壮飞的出现使这一切都成了泡影。于是恼羞成怒的徐恩曾找到钱壮飞上海的住处。可惜，他又来迟了一步。

【李克农的儿子李力】李克农当时把其它事办完了以后就到钱壮飞的家里，去通知他的夫人，叫她赶快转移。但是晚上大家都休息了，钱壮飞的夫人很爱干净，最讨厌别人随地大小便。李克农急中生智就跑到墙根底下小便。听到哗哗的声音，张振华一听：谁这么讨厌啊？

把窗子打开一看，下面是李克农！就让李克农进来。李克农进来赶快告诉她，就安排她转移了。回过头来，父亲再去通知我母亲。我母亲那时候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我哥哥，一个我弟弟。我哥哥那时候八、九岁，我弟弟三、四岁，还不大懂事。我母亲虽然知道发生问题了，但是同李克农没有联系上，转移到哪儿去？怎么转移啊？但是一看军警、国民党围上来了

她就带着两个孩子跑到菜市场，附近的菜市场躲了起来，白天也在那菜市场，夜晚就睡在菜市场。

【外景解说】完成好所有的撤离工作，李克农最后找到妻子、儿女把他们送到安徽乡下，此后一家人十年未曾见面。而最不幸的，是在监狱中与敌人战斗了三年被周恩来四处营救即将成功出狱的恽代英。由于顾顺章的出卖，4月29日，在南京监狱的一个菜地里，恽代英英勇就义。以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那天离他出狱只差45天。

【湖北省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方城】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领导的特科，这个组织应该说是起到了其它的组织起不到的作用。隐蔽战线的斗争从而成为我们党一条重要的战线，可以说没有隐蔽战线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面目。同时，隐蔽战线斗争的残酷性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正确性。我们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隐蔽战线的同志大多数是无名英雄，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我们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外景解说】离开上海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秘密来到了中央苏区。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宣告成立，它向世界传达了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心声。钱壮飞的出众才华也再次得到了共和国的认可，临时中央政府大会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碑就是由他亲自设计。这简陋的设计承载了一个国家的雏形！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天，当他看着亲手设计的瑞金天安门该是怎样的兴奋与快慰？那双按过电报传递过绝密文件的手捧着鲜艳的红旗又该是何等的激动？

【字幕】1935年3月，钱壮飞在长征途中失踪于乌江边……

1935年，胡底因反对张国焘分裂红军而被杀害于长征途中。

李克农随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继续从事情报和保卫工作。

 

机智英勇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事变”，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共各级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也从武汉迁到了上海。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党中央于1927年11月间，在上海秘密成立了情报机构——“特科”。“特科”由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亲自掌握，任务是设法打入敌人内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及时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以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国民党CC派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就是中共“特科”打入敌人心脏里的特工人员。在白色恐怖下，钱壮飞巧妙地隐蔽在特务首脑机关，坚强勇敢地展开斗争。在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期间，他将截获的国民党的许多绝密军事情报及时地报告了中共中央，对中央红军的胜利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打击叛徒、特务的斗争中，他又将截获的关于顾顺章叛变的绝密电报及时送到了上海，对粉碎敌人的大破坏，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钱壮飞，原名壮秋，又名钱潮。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今湖州市)。父亲钱子如，系生丝商人，家境小康。1914年他18岁时丧父，母亲范氏为他娶徐双英为妻，次年生一女。1915年中学毕业后，他告别亲人，远离家乡，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在该校求学时，他结识了同班女同学张振华。张的祖父当过清朝大官，家境豪富。在张振华的帮助下，钱读完四年医科专业。1919年他医科毕业后，与张在北京同居。1920年，其母得知儿子另有所爱，并生一女，便带领徐双英母女赶到北京。幸好张振华思想开朗，大家一直和睦相处，相安无事。钱壮飞博学多才，除挂牌行医外，还兼任美术学校教师，并与张合办影片公司，自编自演，广交朋友。后来受到地下党员潜移默化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思想。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钱壮飞更加积极地做党的地下工作，经常以拍电影、上美术课，当报馆编辑为掩护，团结和发动青年群众。又利用当医生“出诊”的名义，把党的机密文件、标语传单送到党的秘密机关或隐蔽的同志处。有时还散发传单，或在深更半夜把传单塞进沿街住户门缝里。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后，中共北方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于1928年上半年全家转移到了上海，居住在法租界甘世东路(今嘉善路)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兴顺里4号。为了寻找党组织，他暂时在在上海公安局找到一份抄写黄包车执照的临时差事，张振华则在一家医院当住院医生。两人以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不久，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被编入法南区委的法租界党支部。当时的区委书记是李富春，同一个支部的党员还有安徽人胡北凤、四川人徐德等。1928年下半年，钱壮飞进入中国地界的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担任画广告的工作。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是国民党的官办机构，专收国际电报。中共为了控制这个机构，除派钱壮飞外，又派李克农打入，把钱壮飞、李克农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特科”的第二科。第二科是1928年4月成立的，科长陈赓(当时化名王庸)，直属于周恩来单线领导，任务是打入敌人内部，开展无形斗争。为了便于长期埋伏，等待时机，钱壮飞被通知不再参加贴标语、散传单等地下活动，要他扮成灰色人物：讲究吃穿，不问政治。1928年底，国民党陈果夫、陈立夫的CC派为扩大势力，培植党羽，把触角伸到了上海，首先对上海国际无线电管理处下手，他们挤走了原处长，另派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徐恩曾当处长。徐恩曾是陈果夫、陈立夫的表兄弟，也是CC派骨干，但他对无线电专业一窍不通。因此，到职不久便耍弄手腕，结党营私在处里选中了钱壮飞，觉得钱壮飞聪明能干，业务熟练，不问政治，又是浙江老乡，便竭力拉拢他。钱壮飞见状暗喜，表面上对徐恩曾不动声色，暗地里却注意迎合他的兴趣，以取得他的好感，对处长交给的任务，更是尽心尽力去完成。徐恩曾见他思想单纯，办事踏实，特别对自己忠心耿耿，决定好好栽培他。徐恩曾心狠手辣，凶恶残忍。但他的致命弱点是贪财好色。他原来姘头很多，到无线电管理处不久，又姘上了一名姓王的东北姑娘，为避免老婆吵闹，他求钱壮飞帮助他找二处僻静的房子。经“特科”同意，钱壮飞就把自己住的一幢三层楼房的二层前楼让给了徐恩曾。从此钱壮飞不仅是徐恩曾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私生活上的知心朋友，两人的关系也就更亲密了。1929年徐恩曾调任浙江省建设厅长，他把钱壮飞带到了杭州。钱壮飞为他举办西湖博览会轰动国内外，使徐恩曾大出风头。1930年上半年，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特务机关，又把钱壮飞带到南京，并提拔他为自己的机要秘书。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原有一个调查科，是专搞情报的。徐恩曾到南京后，这个科扩充为独立的特务机关，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徐恩曾为了扩大特务活动，把特务机关从丁家桥搬迁到中央路305号，大门上却挂着“正元实业社。的牌子以掩入耳目。从此，钱壮飞的权力更大了，每天从中央党部来的一切绝密文件、特急电讯及各地送来的绝密情报，都要首先经他过目，由他提出处理意见，然后才交徐恩曾签字或批复。刚迁到中央路305号不久，钱壮飞发现徐恩曾身上有一个特殊的密码本，他知道这是国民党首脑人物和特务头子互通情报用的，所以徐恩曾当作通灵宝玉似的藏在贴身口袋里。钱壮飞利用计策，要徐恩曾将密码本锁进了密室机要柜内。机要柜的锁是特制的，装有多种警报器，锁的钥匙只有两把，除了他和钱壮飞谁也打不开，当天夜里，钱壮飞通宵未眠，他用德国造的微型照相机，把密码本一页一页全都拍摄下来，然后仍按原样把它放回柜内，徐恩曾始终未发觉。从此，中共中央、中央红军和中央“特科”，由于准确地掌握着钱壮飞截获的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核心机密，及时地、不失时机地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剿；同时在白区同敌人开展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也取得了节节的胜利。

自从中央路305号“正元实业社”成为特务大本营后，这里便是特务活动的指挥中心，而中共中央反特的指挥中心“特科”南京联络站，恰也设在“正元实业社”隔壁中央饭店四楼。打入敌人内部的李克农、胡北凤等“特科”人员，借用国民党特务机关名义创办了“长江通讯社、“长城通讯社”，直接与钱壮飞联系。他们堂而皇之地出入于专门接待高级官员的中央饭店，同敌人展开无形的斗争。

1931年4月25日，发生了一桩惊天动地的事件。这天是周末，特务们放假了，特务大本营由钱壮飞全权掌握。夜10时，钱壮飞正在密室向党中央“特科”汇报情况，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哔哔的声音，他知道这是送急件的小汽车来了，果然机要官送来6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电报封袋上分别注明呈交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亲收。他手捧电报，心中卜卜乱跳，预感到发生了非常事件。特务机关的“绝密”和“特急”无疑是对共产党不利的。送走机要官，他当机立断，进入密室，首先拆开给徐恩曾的电报。他译出一看，大吃一惊，电文如下：“黎明被捕获，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京，三日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钱壮飞知道，黎明即顾顺章的化名。他的叛变意味着一场大破坏即将开始。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特科”负责人之一，他知道党中央设在上海的所有秘密机关及其领导人的住址等等情况，弄得不好将有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党将遭受巨大的灾难。面对如此严重情况，他飞快地思索；决定立即报告上海，以便党中央及早采取应变措施。他快步到办公室，先向上海拍发了“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的急电，又揿电铃叫来自己的女婿刘杞夫，要他速乘夜车去上海。刘杞夫是位20来岁的青年，机灵能干，政治可靠，他名义上是特务大本营勤务工，实际上是“特科”安排在钱壮飞身边的政治交通。钱壮飞严肃地对他说：十万火急，不要回家了，马上就走，告诉中央：黎明叛变，将有大破坏。打发刘杞夫走后，钱壮飞迅速清理文件电报，作好撤离，被捕或牺牲的准备，又给徐恩曾留了一封说明“一切个人负责，不得危害家人”的信，否则将向报界公布其丑闻。午夜12点，又收到武汉密电，声称“黎明已专轮押京，一、二日可达。”钱壮飞知道，顾顺章一到，他的一切隐蔽活动将暴露，中央饭店四楼的联络站和各地的通讯社也将遭到破坏，于是他利用手上现有的特权，连续向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发出了“潮病危，速归”的急电，示意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从速撤离。4月26日钱壮飞表面平静，内心如烈火燃烧，他不知刘杞夫是否顺利到达上海，不知他发的急电中央是否收到，于是他决定自己再去上海。他来不及回家换衣服，来不及和子女告别，连忙跳上一辆马车，飞奔下关，登上了一列去上海的火车。为防万一，车到上海时，他机灵地从真如下了车，改乘汽车进入市区。下午2时，他找到了李克农，李克农正满头大汗地忙于秘密机关搬家。他轻轻舒了口气，放心了。原来钱壮飞的情报很及时，周恩来当天即与陈云商量，坚决果断，分秒必争，迅速采取了下列应变措施：第一，把上海所有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全部转移，撤离原址；第二，把顾顺章所知道的领导人，秘书及家属的住址全部搬迁，并把领导入的秘书全部更换新人担任，第三，把可能被顾顺章搜查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点，以及中共地下党骨干全部转移或隐蔽；第四，果断地处置和隔断顾顺章在上海的一切可以利用的亲属和社会关系，第五，立即终止使用顾顺章所知道的联络暗号和秘密工作方法。由于事先有所准备，使敌人的破坏阴谋未能得逞。钱壮飞到上海后，经“特科”同意，他立即安排刘杞夫回南京，因为他女儿钱椒和儿子钱江对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知，刘杞夫回去后好歹有个照应；钱壮飞估计，虽有危险但不会危及生命；因为他留给徐恩曾的信已申明，徐恩曾不敢造次。钱壮飞的估计很准确，刘杞夫到南京后即被捕，和钱椒关在一起，但这是徐恩曾装模做样的做法。徐恩曾已看了钱壮飞留给他的信，心中十分恐慌，害怕丑闻一旦公布，被蒋介石追究，性命难保。因此：在逮捕钱椒时，故意放纵12岁的钱江，让他逃跑了。对钱椒和刘杞夫既未审讯，也未用刑，只关了个把月就释放了，只是钱江受了惊吓，流落街头，后被他在黎锦晖中华歌舞团当演员的二姐黎莉莉找了回去。

顾顺章原名顾风鸣，曾化名黎明、张华，上海吴淞人。原是英商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个烟厂的拿摩温(工头)，流氓习气严重，喜欢舞枪弄棒，打架斗殴，还会耍几套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大世界公开表演过。五卅运动时，参加上海工人罢工斗争，担任过纠察队长，当时是个表现比较突出的“勇敢分子”。罢工结束，他被调到上海总工会工作。1927年，他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工人中小有名气。1928年初，周恩来在上海创建情报机构“特科”时，顾顺章被吸收参加，并让他担任了第三科(行动科)科长，但此人本性难改，到“特科”不久，便又旧病复发，腐化堕落，胡作非为起来，受到了周恩来多次批评教育。由于他经常违反纪律，阳奉阴违，屡教不改，周恩来曾向中央建议，把他调离“特科”。1931年初，适逢张国焘、陈昌浩要去中央苏区，中央决定派顾顺章护送。谁知，顾顺章此行又违犯纪律，完成任务回到武汉便不走了，竟在那里与一名舞女鬼混，还到游艺场耍魔术，以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顾被捕的当晚就叛变自首，供出武汉中共地下党秘密机关和红军湘鄂西根据地驻汉办事处、红二军团驻汉办事处的地址，使10多位同志惨遭杀害。他在被捕时曾关照特务：“在我到南京之前，千万不能把我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那时武汉的特务有何成浚、蔡孟坚两派，两派特务头子向主子表功心切，4月26日当晚，都向南京发了特急密电。第二天天一亮，蔡孟坚还迫不及待地飞到了南京。谁知，他们拍的电报帮了共产党大忙。4月27日下午，押解顾顺章的专轮到达南京。当一溜儿车辆从下关码头到达中央路305号时，顾顺章左顾右盼，一见隔壁是中央饭店时，大惊失色地嚷道：“哎呀，这地方难道是你们的机关?共产党的反特机关就在你们隔壁呀”。这时徐恩曾已走出来，顾顺章连忙喊道：“徐先生，快把钱壮飞抓起来，他是共产党，他跑了就前功尽弃了”。徐恩曾浑身一震，呆若木鸡，当然那里都不见钱壮飞的踪影，徐恩曾气得瘫倒在沙发上。他估计钱壮飞已去上海，命令大批特务去了上海，又电令上海的国民党市党部调动军、警、宪、特会同外国租界巡捕房，对上海进行全市性大搜捕。4月28日至30日，上海象烧开了一锅粥，市民们吓得三天三夜不敢出门。马路上警车昼夜嘶叫，打门声、吆喝声通宵不停，然而，敌人处处扑空，什么也未捞到。尽管如此，顾顺章的叛变仍给“特科”的工作带来损失，顾顺章被押到南京后，出卖了已经关押在监狱里的恽代英，使之惨遭杀害，他的叛变使许多原来隐蔽很深的反特人员被迫撤离，尤其钱壮飞的暴露，割断了我党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线索。对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中央已于1931年6月21日专门发出了223号通知，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后来顾顺章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充当敌人的鹰犬，但他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的派系倾轧中，遭到特务头子陈立夫的忌恨，不久就被枪毙了。这就是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可耻下场。钱壮飞案件涉及徐恩曾的丑闻，而陈立夫，张道藩等人却竭力包庇徐恩曾，因此这个案件一直瞒着蒋介石，也未向报界透露过，终于不了了之。数十年后，徐恩曾在用英文写的回忆录《一个特工的自述》中，对当年重用钱壮飞还深表悔恨。陈立夫写的回忆录也追述道：“其时双方作渗透工作，无孔不入，可均兄(指徐恩曾)录用钱壮飞为一大疏忽。”

1931年底，钱壮飞一家又在上海团聚。由于陈赓派人日夜保护，未再出事。1932年春，党中央决定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凤撤离上海去中央苏区。他们通过地下交通经香港、广州顺利到达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达苏区后，钱壮飞被分配在红一方面军任保卫局局长。1933年，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与中央军委第二局合并，他任军委第二局副局长、局长。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钱壮飞与周恩来，刘少文等人编在一个小队，随军委纵队转战到了湘南、贵州等省。遵义会议后，钱壮飞晋升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1935年3月31日，红军主力突破乌江天险后，转战到了贵州省息峰县流长一带，这里山高林深，地形复杂，土匪很多，部队虽疲劳但未停留，继续前进。中午时分，突然来了4架国民党飞机，用机枪扫射，袭击红军。为了防空，红军被迫分散隐蔽，纷纷上山，钻入密林。当时钱壮飞带了几个人也上了山。当空袭过后队伍集合时，却未见钱壮飞回来。周恩来立即派侦察员四出寻找，也未见踪影。后来据当地群众说，有28名掉了队的红军指战员在沙土镇附近山林里遭土匪杀害。当时钱壮飞身上携带了大批银元、钞票等公款，无疑他是被谋财害命的土匪杀害了。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钱壮飞的英名被收录在大会文件之一——《革命烈士英名录》内。钱壮飞所创造的传奇般的战斗业绩，后来被搬上银幕，至今被人传诵。

（彤云摘自《上海英烈传》）

中共中央特科——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

林成西　许蓉生

　卷　首　语

中共中央特科，这个机构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还相当陌生，甚至闻所未闻。

特科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卫团，这支人民解放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

负责直接保卫党中央的特殊警卫部队，那么中央特科则是在一个特殊历史环境下保

卫党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卫部队。

所谓“特殊”，就在于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状态，处境

极其险恶：党的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随时都处于可能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同样，肩负着保卫党中央的重大使命的特科，也处于极其秘密的状态，也是随

时险象丛生。

时间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三年。

就保卫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这点而言，中央特科可以说就是白色恐怖下的中共

中央机关的第一支警卫部队。

中共中央特科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特科的成员都经过严格挑选

，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它的成员中有后来人民解

放军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以及共和国的副总理和部长们

。

中央特科那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

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

正因为有强捍而高效率的中央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

险，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挫折，但身处虎穴龙潭之中的中共中央机关却始终安然

无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支白色恐怖下的中央警卫部队的创建者和最高负责人—

—就是后来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第一章

大江东去，江雾迷茫。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一艘悬挂“米”字旗的运木船离开汉口码头顺流而下， 

向长江尽头的上海驶去。 

这艘货船属于英商祥泰木器行，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本来，货船是不 

搭载乘客的，但一位姓陈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 

姓陈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黄鱼”——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 

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能和船长、大副相比，毕竟也还算得上有头有脸 

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带上几位客人搭乘货船并非难事。 

从九月上旬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姓陈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这 

些不去搭乘舒适的客轮却跑来挤在既阴暗又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来看倒是 

生意人的模佯，但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 

。不过这些乘客随身大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却也象是跑生意的样子。然而，这 

些“生意人”就象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 

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宪兵以及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 

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张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产党要 

人。因为这些共产党人差不多每个人的头上都悬有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奖金，警察 

、宪兵和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这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祥泰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 

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要么是没有去注意它，要么是不敢去 

碰它以免自找麻烦。总之，他们没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 

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匆匆地从它旁边疾驶而过。因此，祥泰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 

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竭力想要搜埔的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 

，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从他们眼皮下安然通过。并且这艘货船上还藏有中共中 

央的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这些东西就装在这些“生意人”随身携带的“ 

货物”里面。 

祥泰木器行运木船上那姓陈的舵手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一九二六年五月 

以来，这艘船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 

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中央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 

捕，秘密地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 

－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海。 

警车不时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骑警的巡逻马队疾驰在 

大街小巷之间，马蹄敲击着地面有如雷呜一般；各个旅馆客店都受到警察仔细的搜 

查，车站码头上更是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国 

民党和租界巡捕房张开有形和无形的网，企图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一幅厚厚的窗帘将屋子外面的白色恐怖世界暂时隔开。室内充满了呛人的烟味 

。十几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每个人讲话时都尽可能地压低声音。从十月九日至 

十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秘密举行扩大会议。 

开会的屋子附近，蹲着几个卖香烟、水果的小贩。他们的目光警惕地打量着街 

口的动静，他们的货摊下面藏着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不时还有肩挑混饨豆腐脑担 

子的小贩吆喝着从开会的屋子前面走过－这些都是负责保卫会议的武装警卫和流动 

哨。一旦警车在街口处出现，他们将一面拔枪抵抗，一面掩护中央领导同志迅速撤 

离会场。 

会议的主持者瞿秋白，只有二十八岁，皮肤白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看上 

去完全是一介文弱书生。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时实际上是 

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中国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召集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在全国 

各大城市中创造一个总暴动的局面，以反击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 

对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充满灾难的年头。在不到半年 

的时间内，中共中央两次被迫迁移。第一次是从上海迁往武汉，第二次则是从武汉 

迁回上海。两次迁移，都是因为猝不及防地遭到过去的盟友的突然袭击。 

“同志们，眼前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瞿秋白的脸上看不到有丝毫沮丧的神 

情，他那苍白的面孔因激动和激愤而染上红晕。他挥动着有力的手势：“敌人越是 

屠杀进攻，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我们坚信，在短期内，新的革命高潮将取代 

革命的暂时失败！” 

…… 

周恩来的发言，冷静而务实，与大多数与会者愤激的情绪恰成对比。他面庞清 

瘦，大病初愈。他刚刚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磨难。在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南方进军 

途中，部队被优势兵力的敌人打散，周思来不幸身患恶性疟疾，高烧和伤寒的轮番 

折磨，使他时常处于昏迷之中。最艰难的时候，他的身边只剩叶挺、聂荣臻两个人 

。此时，周恩来的警卫堪称“规格”最高：给他担任临时“警卫员”的，一个是北 

伐名将、未来的新四军军长，一个是未来的共和国元帅。然而，此刻周恩来的处境 

却是极端危险的，他们三个人只有一支手枪！而国民党的军警和地主武装在巨额赏 

金的驱使下正在拼命地搜寻他们的踪迹。 

周恩来在叶挺，聂荣臻等人的护送下，历尽艰险辗转到达香港。在那里，他接 

到中央的通知，就立即冒着被国民党通缉的危险乘船赶到上海。在这次中国共产党 

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和罗亦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关心的是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充分保证党中央在上海 

的安全。这是他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帝国主义的巡捕暗探云集的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要长期隐 

蔽下来并开展工作，就必须加强中央的政治保卫力量，就必须完善党的各项保卫工 

作，否则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的世界中，中央机关连一天也无法生存。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恩来受中央的委托，立即着手对中央的政治保卫机构加 

以整顿，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此后，在白色恐怖之下保卫中共中央的 

千斤重担就压在中央特科的肩上。特科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 

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以及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 

……

 第二章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海，枫林桥。 

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一早就赶到这里。卡车刚刚停稳。在一阵“快！快！赶 

快！”的催促声中，从车上立刻跳下几十个人来。与此同时，摄影机和几个沉重的 

道具箱被七手八脚地迅速从车上搬了下来。 

几分钟后，摄影机已经架设在公路边上，一副抢拍外景的架势。偏僻荒凉的枫 

林桥顿时热闹起来。……　不过，这支外景队的心思并不在拍摄电影上面。无论是 

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的导演、衣着华丽的男女主角、扮演三教九流的众多的配角，还 

是头戴鸭舌帽的摄影师和场务，个个都显得神情紧张，都在不时焦虑地向水仙庙方 

向张望。 

一些“碰巧”路过的行人也在驻足观看，不过，他们似乎对拍摄电影的场面没 

有多大兴趣，老是在东张西望。实际上，这是中央特科摆下的一个“劫法场”的阵 

势。化装成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行人之类的各色人等，都是中央特科人员。他们 

每个人身上都藏有驳壳抢、左轮枪或白朗宁手枪，所有手枪早已子弹上膛。道具箱 

中还藏有机枪和催泪化学手榴弹以及开启镣铐的工具。 

附近不远处的岔路口上，还隐蔽着一辆装有大米的卡车。一旦囚车出现，这辆 

卡车将突然冲上去将公路拦断，迫使囚车停下，到时候卡车上的大米包就将成为机 

枪射手的掩体。远处，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也在不时张望，那是特科布置的警戒哨 

。 

中央特科严阵以待，只等来自水仙庙拘留所的囚车在公路上出现。在国民党和 

帝国主义严密控制下的大上海，中央特科却不惜冒最大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竭力 

要营救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 

囚车上押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彭 

湃，以及杨殷等几位中央军委的重要领导干部。 

据特科第二科即情报科获得的可靠消息，八月二十八日这天早上，国民党上海 

市公安局将把彭湃等从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押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央特科决定， 

在水仙庙通往龙华的必经之路枫林桥武装拦劫囚车。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瞿秋白曾赞誉说，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这 

两个“王”，一个是湖南的毛泽东，一个就是广东的彭湃。 

彭湃，广东海丰县人，一八九六年生，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 

期，他和毛泽东都是以搞农民运动而名闻天下。 

彭湃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随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随后，彭湃在海丰 

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彭 

湃自任敢死队队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中共中央迁上海后，彭湃被调到中央工作。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彭湃正 

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 

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转移已经来不及，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了。彭 

湃和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以及中央 

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 

巡捕房和警察局动作如此之准确，可见完全是一次有预谋的行动。显然党内出 

了叛徒。 

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 

幸免于难。 

彭湃被捕后，最初用的是化名，但因叛徒出面指认，彭湃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 

。上海警察局久闻彭湃大名，担心这样一个共产党要人关押在水仙庙拘留所会出意 

外，决定于二十八日将彭湃等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情况非常清楚：彭湃的身份既然暴露，再采用聘请律帅辩护或向敌特机关要人 

行贿之类的通常营救手段已经无济于事。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武装劫救！ 

然而，可供准备的时间只剩下一天了。 

“为了保证营救的成功”，周恩来目光如炬，语气坚决果断，“这一次不仅红 

队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参加行动！”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平时，各科既分工明确，各司 

其职，又互相配合，为中共中央提供安全保卫。一九二八年四月特科成立之初，中 

央就举办了几期训练班，培训特科人员从事秘密工作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训练班每 

期二十天，绝大部分特科人员先后参加了培训。周恩来、项英等中央领导向学员们 

做了多次政治报告，顾顺章、陈赓等人则把自己在苏联学习到的侦破、审讯、刺杀 

、爆破、秘密联络等技术向学员们做了仔细讲解。 

总务科为特一科，科长洪扬生，他从特科成立之初到一九三一年一直担任这个 

职务。一科最初被称为“总部”，它的职责是：负责为中央布置各个秘密机关和联 

络点，置办各种必要的家具和办公用品；每当中央在上海举行重要会议，要负责安 

排会场。此外，总务科还要为中央机关筹集经费，并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出面以合 

法方式营救被捕同志。可以说，中央的日常大小杂务全部由总务科总揽下来。所以 

，一科可以说是中共中央的“总务科”。 

特二科为情报科。它的前后两任科长都是中央特科最有名的人物——陈赓和潘 

汉年。周恩来曾经把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六位情报人员誉为中国共产党情报的“前 

三杰”和“后三杰”，“前三杰”是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他们都是在陈赓直接 

领导下工作。而潘汉年则是“后三杰”之一。情报科的任务，是掌握敌人动向，以 

便抢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以保障中央机关和党的领导人的安全。向苏区通报 

军事情报也是情报科的职责。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利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采 

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或打入敌特机关内部，或在敌特机关发展内线建立特情关 

系。 

特三科的正式名称是行动科，由顾顺章本人担任科长。不过，这个科却以“红 

队”而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简称。在特科内部，红队又称为“打狗队 

”。顾名思义，这个科的一个主要职能就是镇压叛徒，震摄敌人。 

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秘密组织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党内的叛徒。面临大革命失败 

后严酷的白色恐怖，党内不少的意志不坚定者和投机分子纷纷退党，一时之间退党 

声明或反共启事充斥各大报纸的版面。这类人如果只是脱党，对党组织并无多大危 

害，那不过是大浪淘沙，反而使党组织更加纯沽。但严重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进而 

叛变投敌，出卖组织，不惜用昔日同志的头颅作为自己在国民党那里的进身之阶。 

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的。 

通常，由情报科提供关于叛徒的情报，处决叛徒则由红队执行。 

红队是一支精锐的小型武装部队。红队的成员主要来自过去工人纠察队的骨干 

，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还有些来自北伐军，都有过战斗的经历，其中有不少 

人是神枪手或爆破的能手。除了惩治叛徒，红队还要与特一科配合，秘密警戒中央 

的重要会议。 

一旦被选拔为红队成员，首先就是要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方法。为了练就百发 

百中的枪法，红队的成员们常常坐船出海，到吴凇口外的海面练习打靶。 

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红队的力量发展到顶点，拥有的四十多名行动队员，每 

人都是神枪手，都会驾驶汽车。他们的装备除了各种型号的手枪，还有化学手榴弹 

。这种手榴弹可以使人流泪睁不开眼，使用时带一种特制的眼镜则不受影响。每次 

行动之后，如遇追击，扔出这种手榴弹可以阻滞敌人。此外，红队还可以从外面调 

动武器，甚至调来机抢。因为当时特科的情报科在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的炮兵营中建 

立有联系。必要时，特科的总务科也可以随时直接从外国洋行购买枪支。 

特四科为交通科，科长是李强。这个科最初的职贵是负责秘密的交通联络，以 

及护送党的领导人进入苏区。从一九二八年起，特四科主要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无 

线电台，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以及和各个苏区之间的通讯联络。后来这个科改 

为无线电通讯科。 

按照中央特科内部的分工，武装行动通常只是由红队担任。但这一次，为了营 

救彭湃等重要领导人，特科人员几乎全部上阵。 

枫林桥。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然而，令人望眼欲穿的囚车却始终没有出现。“ 

他娘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一脸油汗，烦燥不安，把烟 

头往地上一扔，用脚狠狠蹭了几下。 

顾顺章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央特科科长，他直接带领红队。这 

一次，他是“劫法场”的现场总指挥。 

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政治保卫干部之一。顾顺章，原名顾凤鸣，上海吴 

凇人，一九Ｏ三年生。顾顺章最初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当过钳工，后来成为公司的 

事务员，也有材料说他后来升为“拿摩温”（工头）。“五卅”运动之前，顾顺章 

加入中国共产党。 

顾顺章身材矮壮，人很精干，头脑灵活，可以双手开枪，枪法很准，使刀弄棍 

也有两下子。另外，他还会耍魔术，魔术达到专业水平，曾在上海大世界等处多次 

登台献技。顾顺章属于两头冒尖的人物。他过去入过青帮，吃喝嫖赌都来，在他的 

身上流氓无产者的习气颇为突出。另一方面，他在工人纠察队中表现勇敢，很有一 

股子冲劲，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担任过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早在一九二六年，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准备建立政治保卫机构，并开始培养政 

治保卫干部。这年十一月，顾顺章受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派遣，前往苏联学习政 

治保卫。同时被派往苏联受训的还有陈赓和陆留。从苏联回来后不久，顾顺章就开 

始干上了政治保卫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一 

九二七年五月，党中央在武汉成立中央军委，周恩来任军委书记，聂荣臻任参谋长 

，王一飞任秘书长。中央军委下设两个科，一个是组织科，另一个就是特科（又称 

特务科）。 

特科的出现，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的正式建立。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中央军委并不象后来那样直接指挥军队，因为中国共产 

党当时还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最初的中央军委主要做国民革命军的工作，向 

军队派遣党员士兵和干部，扩大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以及从事军事情报和政治保卫 

等方面的工作。 

此时的特科，也不象后来的特科那样专门从事对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保卫，最 

初的特科还兼有其它的职责。 

特科下设四个股。即特务股、情报股、保卫股和土匪股。其中，土匪股就是专 

为打击土匪而设，它的职责显然并不直接服务于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而是服从于 

当时斗争的特殊需要。在当时，汪精卫还打着“左派领袖”的旗号与中国共产党合 

作，在“赤都”武汉，中央固然需要政治保卫，但安全问题还不象后来那样突出。 

刚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顾顺章，被任命为特科科长。顾顺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 

导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机遇。 

“四·一二”之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 

误，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强调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加强 

工人成分。顾顺章算是工人出身，正好赶上这趟车，于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顾顺章一起被“加强”进中央委员会的，还有 

一位叫向忠发的老工人。向忠发当时四十六岁，担任过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 

汉工会委员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成员。 

此后，顾顺章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 

“五大”之后不久，经中央常委决定，顾顺章进入由周思来等七人组成的中央 

军委。“八七”会议上，顾顺章又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顾顺章由中央委员变成了政治局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之后，周 

恩来受命对中央机构进行组织整顿，以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的斗争需要。 

在中央，建立一个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在特委之下设中央特科。特委 

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机构。周恩来主持特委工作，直接指挥特科。经过整顿之 

后，中央特科将原来的四个股改为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顾倾章仍然担 

任中央特科科长。 

顾顺章搞特科工作，还是象他过去搞工人纠察队那样，喜欢聚众而来，呼啸而 

去，大打出手，打它个稀里哗啦。让他率队武装拦截囚车，他觉得来劲。 

现在，等了几个小时仍不见囚车的影子，顾顺章不耐烦了。“劫法场”的人们 

也开始沉不仅气了。 

“是不是囚车已经过去了？” 

“我们出发时间太晚，很可能错过了。” 

特科的这次武装劫救行动，所有环节都作了周密的考虑，但二十八日这天早上 

临出发时却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当接到武装劫救的指示后，特科连夜紧急 

准备。因为参加行动的人多，特科现有的枪支不够，于是派人临时向洋行购买。 

按照预定计划，特科人员将在二十八日一早赶到枫林桥。这天早上，参加行动 

的人们在同孚路特科机关集中，等待一辆摩托车把枪送来。当打开箱子一看，才发 

现里面的手枪全都涂有一层厚厚的防锈黄油，必须擦掉黄油才能使用。于是马上派 

人上街去买煤油。大伙心急火燎地好容易才将几十支手枪擦洗出来，但已经使出发 

的时间推迟了一两个小时。 

枫林桥一带人渐渐多起来了。“外景”队呆在这里时间太长会引起怀疑，不能 

再等下去了。看样子，拦截的时机已经错过。 

顾顺章再一次抬腕看表之后，悻悻他说了声：“撤！” 

果然，内线的情报很快就证实：就是因为临时擦抢耽误了时间，押送彭湃等人 

的囚车在特科赶到之前，已通过枫林桥开往龙华去了。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 

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彭湃牺牲时年仅 

三十三岁。 

“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予以处决！” 

周恩来浓眉高扬，神情激愤，平时那柔和的苏北口音此时变得异常严厉。彭湃 

，杨殷等同志牺牲，全党极其悲痈。周恩来含泪写下《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 

工农领袖宣言》：“谁不知道广东有彭湃，谁不知道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一切反革命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穷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 

众却深深地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 

现在，如果还让出卖彭湃的叛徒逍遥法外，不仅难以告慰烈士英灵，而且还会 

继续给党的秘密组织造成威胁。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 

叛徒就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一九二七年曾在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营担任 

过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 

农民武装汇合，被提升为团长。一九二九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 

中央军委工作。早在一个月之前，白鑫就已经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 

范争波秘密自首。白鑫作为军委秘书，对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情况非常熟悉， 

他想将中央和江苏省军委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民党，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 

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不过，范争波并不急于动手，而是一直在暗中等待机会。范争波的胃口相当大 

，他想要利用白鑫将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军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尤其是想抓到 

周恩来和彭湃。 

范争波所要等的机会，就是乘军委开会的时候动手，这样才可能一网打尽。 

要寻找这样的机会并不困难。当时，中央军委经常召集各有关部门开会，周恩 

来作为军委书记通常都要主持会议。而每次开会，都是由军委秘书白鑫负责通知开 

会时间、地点和开会的人员。 

机会很快就来了。 

八月二十四日这天，中央军委的会议就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 

二号二楼白鑫的家里举行。 

巡捕房的搜捕行动就象事先经过演习一般，准确无误。包围楼房之后，巡捕和 

包探进入房间，按名捕人。为了掩人耳目，在逮捕彭湃等人的同时，故意将白鑫夫 

妇一起带走。范争波还想再度利用这个叛徒。 

白鑫得了一大笔赏钱，但却终日心惊肉跳，坐卧不安。他自知罪大恶极，干了 

这种事情，特科绝对饶不了他。并且红队镇压叛徒的利害，他素来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给予保护。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披露彭湃、杨殷、颜 

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的消息时，同时也发表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导，称：白鑫 

“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以前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 

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云云。 

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放出的烟幕，目的在于掩盖白鑫告密的罪行，并造成白鑫 

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逃避镇压。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特科情报科根据在上海特 

务机关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就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 

的公馆内。 

此外，特科还通过一位叫柯麟的地下党员了解白鑫的动向。 

当时，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了一家“达 

生医院”。这家医院是一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每月要在医院内开一次会。过去白 

鑫也经常到柯麟的医院看病，不过由于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白鑫并不知道这位医 

术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 

彭湃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事发的第二天一早，柯麟还 

在住家的五洲药房楼上，关向应就已经匆匆赶来敲门了。当时关向应是中央军委委 

员，团中央书记。后来关向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一二Ｏ师政委。在 

去苏区之前，关向应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关向应让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医院看病，因为白鑫正在患疟疾， 

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医术的。特科要求柯麟作好准备。 

接着，陈赓又来通知柯麟：特科已经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 

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陈赓临走，还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让柯 

麟无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然，几天之后白鑫突然来到五洲药房。这个叛徒不敢去医院看病，直接找到 

柯麟家中。和白鑫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名保缥。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 

何设法脱身。开了处方之后，柯麟借口下楼找药，迅速从后门去了联络点，但等他 

回来时，白鑫已经人去楼空。就象老鼠一般，叛徒白鑫深藏巢穴之中，偶尔外出， 

行动也是相当诡秘。 

陈赓听了柯麟汇报，决定让柯麟继续照常营业，同时在医院和五洲药房附近布 

置了红队的武装力量，昼夜埋伏，准备捉拿白鑫。 

“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年轻的情报科长对柯麟医生说。 

但红队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没有露面。陈赓判断，白鑫担心出事不敢外出看 

病，但很可能会请柯麟出诊。 

两个星期之后，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请他到法租界白官饭店看病。柯麟 

去后，发现在场的不仅有白鑫的老婆，保镖，并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也 

在坐。范争波与白鑫是同乡，白鑫叛变就是由他牵线，现在他又充当起这个叛徒的 

保护人了。 

下一次白鑫再打电话请柯麟出诊，地点又改在范争波的公馆里了。大概白鑫觉 

得离开公馆一步都有危险，还是躲在里面最安全。但这样一来，反而使柯麟搞清了 

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十三号。 

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规。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 

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自己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 

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四十三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 

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让他出国，去意大利躲 

过风头再回来。 

白鑫秘密作好了出国的准备。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 

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这天将其处决。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这是一座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 

造的著名大教堂。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联 

络据点。教堂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 

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里开过会。 

圣彼德教堂的主持牧师董键吾，浙江青浦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董健吾毕 

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担任过“基督将军”冯玉祥的秘书，一九二八年参加中央 

特科，以牧帅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董健吾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美国进步作家埃 

施加·斯诺的笔下，他被称为“红色牧师”。一九三Ｏ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同幼稚 

园，收养并保护烈士遗孤和中央领导人的后代，包括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 

岸青、毛岸龙，以及蔡和森、彭湃、杨殷的儿子、恽代英和李立三的女儿。 

…… 

在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之前，陈赓来圣彼德教堂找董健吾这位红色牧师，是要 

他前往白鑫隐藏的和合坊，侦察周围地形，把进退路线摸清楚。 

在和合坊，范争波已经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缥，而且在和合坊 

弄堂的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只有身穿法衣的牧师出现在那里不容 

易引人注意。 

第二天，董健吾就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 

白鑫临行这天，范争波公馆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范家的佣人从外 

面买回许多水果，迹象表明，内线提供的关于白鑫在十一月十一日离沪的情报是准 

确的。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在夜幕掩护下，白 

鑫由范争彼及其兄弟和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汽车走去。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 

停在距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白鑫面无血色，战战兢兢，极度的紧张。恐惧和兴奋 

使他几乎无法自持：几个月以来象躲在老鼠洞中一样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眼看就要 

结束了，只要车到码头，船一开就远走高飞，从此摆脱噩梦，逍遥自在。他一看见 

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去。 

车门刚刚拉开，正要俯身上车，突然一声“不许动！”犹如睛天霹雳一般，白 

鑫等人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 

七八个人影象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从四周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 

等人。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已经开火了。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 

窄宁静的弄堂内震耳欲聋。一名保镖当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窜。 

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拔枪企图抵抗。几名红队队员在后面紧追不 

舍。复仇的子弹＂嗖嗖”作响，追上了白鑫，钻进了他的身体。白鑫扑倒在地，红 

队队员赶上来又是几梭子子弹，叛徒的身上顿时成了筛子，充满腥味的血污流了一 

地。 

枪战短促而激烈。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兄弟当场 

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刚到弄堂口，在那里巡逻的一名巡捕开枪栏截，立刻被迎 

面而来的子掸扫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远的蒲石路重庆路口，停着一辆引擎早已发 

动的汽车，红队队员们跳上车，汽车立刻绝尘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场之中。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 

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 

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 

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 

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 

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 

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 

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第　三　章 

　一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 

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 

“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 

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租界的警察局叫做巡捕房，隶属于工部局或公董局的警务处。公共租界设有中 

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六千多人（据一九三 

七年统计），每年所花经费经常占工部局全年预算的将近一半。法租界设有中央等 

六个巡捕房，共有巡捕和便衣侦探二千多人（一九三六年统计），所花经费经常占 

公董局预算的三分之一。巡捕和侦探中有英国人、法国人，他们大多是各级头目。 

经常在街头路口巡逻的多是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属于公共 

租界）和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当时的上海人多这样称呼他们 

，属于法租界）。不过，无论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大多数巡埔、侦探还是中国人 

。 

租界的法庭最初叫领事法庭，后来又出现所谓“会审公廨”，民国年间，又成 

立所谓“特种法院”。这些法庭名义上由中国当局和租界兰局共同主持，但实际上 

却成为工部局的附属机构，既不受中国当局管辖，也不适用中国法律。 

上海租界内，人口众多而复杂，鱼龙杂混，又不实行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查 

户口，住房也很容易找。租界的街道里弄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容易转移。这些 

，就为设立党的秘密机关，进行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 

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 

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 

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 

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 

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 

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 

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 

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 

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 

。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 

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 

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４４７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 

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 

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 

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 

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 

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 

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 

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 

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 

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 

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 

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 

”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 

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 

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 

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 

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 

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 

国焘、苏兆征。 

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 

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 

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 

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 

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 

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 

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 

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 

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层又一次进行了改组。会议重新选举的中央 

政治局名单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 

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在两天后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推举出由三人组成的常委会，他们的排名顺序 

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 

上又有两人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是周恩来和罗亦农。三常委变成了五常委。仅 

仅半年时间，周恩来在政治局里的的身份就这样升升降降，由委员而常委，由常委 

而候补委员。再由候补委员而升为常委。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便一直处于在中 

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中，直至他离开人世。 

经常光顾“福兴字庄”的，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政治局成员之外，还有一个人 

，此人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不是政治局委员，但却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八九月间，他 

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当年十二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协助瞿秋白、周恩来等常 

委处理中央工作。每逢政治局开会，都由他作记录。许多日常事务，也是由他处理 

的。所以，他来这里的时间比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还要多。 

“福兴字庄”是由熊谨玎一手建立起来的。熊瑾玎接受任务后，立即以商人的 

身份四处觅房。几经周折，最后找到天蟾舞台隔壁的这三间房子。这个地方很适合 

秘密工作的需要：它同天蟾舞台相连接，从戏院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房间。楼下是 

医院，每天前来求医问药的人很多，来这里联络接头和办公的人员混在其中，一点 

也不引人注意。房背后另有楼梯通向一条僻静的弄堂，出弄堂就是繁华熙攘的汕头 

路，遇到紧急情况时转移起来十分方便。 

白色恐怖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这样建立起来并很快开始启用。作为掩 

护，熊瑾玎挂起了“福兴字庄”的招牌。当上了商号“老板”。 

既然是“老板”，就应该有一位“老板娘”。否则，一个正当盛年的老板长期 

鳏居，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何况，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自然少不了机密文件，以 

及各种办公用品，包括洗抄机密文件的密写药水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专人保管和 

整理。熊瑾玎要管理机关，还要兼任他的中央会计工作，一个人忙不过来。于是， 

中央就给熊“老板”择了一门“亲事”。为他配了一位“老板娘”。这位“老板娘 

”就是朱端绶，她是从千里之外的汉口“远嫁”而来的。 

中央政治局机关在这里一住就是三年多，直到后来出了叛徒，才被迫放弃。这 

在当时为数不少的中央秘密机关中，是不多见的。 

一九九Ｏ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登门看望了还健在的朱端绶。老人向她谈起了 

当年开会的情景： 

你爸爸是中央秘书长，经常来我们这个机关，来了呆半天就走，有时只呆 

一两个钟头，办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会议都是在我们这个机关开 

。你爸爸管开会的议程，头一次开会定好下一次开会的时间。常委会人少，在一间 

屋子里开。政治局扩大会人多。有时两间屋子一起开。你爸爸常在会上发言。有一 

次他的发言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张先取得一省数省的胜利，你爸爸反对， 

说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刚刚组织起来，土枪土炮怎么打得赢？当时的总书记 

是向忠发，一点本事也没有，你爸爸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到过法国和苏联，知道的 

东西多。 

会议结束后，政治局的成员们常常在“熊老板”家吃饭。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 

长的黄介然老人后来回忆说： 

朱端绶做的一种鸡汤煲牛肉我们最爱吃。吃饭的时候大家总是有说有笑。 

小平同志也爱说笑，而且诙谐得很。我对小平同志印象很深，他是非常镇静的，非 

常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三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上海。 

清息，震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一位蓄着胡须，身着长袍，腋下夹着一 

个公文包的中年男子迈着沉稳的步伐，朝着学院方向走去。站在路口值勤的是一个 

印度巡捕，当时的上海市民把这些肤色黝黑，头缠红色包巾，专在街上路口巡逻的 

印度巡捕称为“红头阿三”。看见这位颇具学者风度的男子走过来，这个身材高大 

的“红头阿三”下意识地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以示礼貌。 

几个月来，每个礼拜总有几天早晨，都会看到这位男子向震旦大学走去。在他 

看来，这人一定是那个大学的教授，此时正步行去学校上课。 

那个懂得尊敬斯文的印度巡捕并不知道，每次“教授”走到震旦大学的门口， 

都没有进校园，而是径直向前走去。因为，这位受到他敬意的男子并不是教授，他 

就是受到国民党当局重金通缉，租界巡捕房的侦探们千方百计想捉拿到手的周恩来 

。 

周恩来擅长化装以骗过敌人，多年来一直为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地下党员们津津 

乐道。他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是蒋介石悬重赏捉拿的“匪首”，在大革 

命时期又长期担任过国民党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不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国民党内 

的许多人也都熟识他。因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的处境就格外的危险。 

在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 

。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方大多只住个把月，有时只住半个月就搬家 

，最长的一处也只住了半年，而且每换一个住处就要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 

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 

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七点以前和晚上六点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 

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 

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 

这一段时间，周恩来搬到震旦大学附近。为了适应环境。他便装扮成学者的模 

样，久而久之，就连街头值班的巡捕也要向这位“教授”颔首为礼了。 

走过几条街道，周恩来来到同孚路柏德里，这条里弄的七ＯＯ号是一所常见石 

库门房子，两楼两厅。这是中共中央一个重要秘密机关周恩来和邓小平几乎每天都 

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这里请示工作。当时党内的人都把这个地方称 

为“中央办公厅。” 

通常，“中央办公厅”的事情繁多，前来请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时还要排队等 

候。不过这一天还比较清闲，下午三点以后，工作就已处理完了。周恩来便来到坐 

机关的王根英的屋子。他当过陈赓夫妇的“月老”，彼此间的关系亲密而随便。 

正巧，陈赓这天回家来了。虽然同在上海，又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但陈赓能见 

到他的时候还是不大多。见到老上级和老朋友，大家都很开心。 

坐了－会儿。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交给陈赓，向 

他：“你看看这是谁？” 

陈赓端详着照片上那个头发从中间分开，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想了许久， 

只觉得此人似曾相识，但就是说不出来到底是哪－个。 

周恩来见这个素来以眼光敏锐，善于识别人而自得的情报科长都被难住了，忍 

不住提示了陈赓一句：“是黄埔军校的。” 

陈赓又看了一会，仍然摇摇头：“实在想不起来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在下！”周恩来忍不住开怀大笑。 

“什么？是你！照片上的人比起你来起码大了十岁。”陈赓这才恍然大悟。“ 

照这样的化装像作什么用？” 

“自有妙用。不过，连你这个常在我身边的情报专家都认不出来，那一定万无 

一失了。” 

二十年后，担任国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席代表的周恩来在接受美国《纽约 

时报》驻南京记者李普曼采访时，他还饶有兴趣地讲了这一则当年的轶事。说到这 

里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前似乎浮现出陈赓当时懊恼的窘相，禁不住开怀大笑。 

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几年里，周恩来曾两次去苏联。每次出国，都是以合法 

的身份正式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周恩来照这张化装像的“妙用”， 

是要用它去办出国护照。因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 

和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要动身前往苏联。 

就在“六大”代表们准备动身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震惊 

了全党。 

　四 

四月十五日上午，一个年约二十五六的青年男子来到公共租界戈登路路口的一 

家住户。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纪相当的年轻人也走进了这家的大门。后来的这个 

人身材比较矮小，他就是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在他之前来到的那个男子，是中央政 

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即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 

罗亦农是党内声望很高的年轻领袖，他是湖南湘潭人，一九０二年出生。一九 

二０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一九二一年转入中国共 

产党。他在苏俄学习了五年，回国后担任过江浙区委书记，并同周恩来一起领导了 

一九二七年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此后又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 

。“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被 

增选为政治局常委，随即受中央委派出巡两湖，几天前刚刚回到上海。 

邓小平是受罗亦农之约，来这个用于中央组织局的秘密机关商量处理一件事务 

的。两个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很快将事情处理完毕，邓小平便离开了。按照地下工作 

的惯例，两个人应该一先一后离开机关，所以邓小平就先走了一步。 

邓小平从机关后门出来，走到弄堂口，习惯地看了一眼摆在街头的修鞋摊。他 

知道，这个“鞋匠”是特种的人，化装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邓小平楞了一下 

，他看见那个“鞋匠”漫不经心地向他作了一个手势。这是一个暗号——“出事了 

，赶快离开！”他不敢停留，赶紧加快步子。在穿过街口的时候，他迅速回头看了 

一眼，只见几个身穿便衣的包探已经堵住了机关大门。 

前后只差了一分钟时间！ 

邓小平消失在人群之中。罗亦农晚走一步，不幸被捕了。 

一个小时之后，周恩来便得知罗亦农被捕的消息，他立即通知顾顺章，命令他 

负责组织营救，井照顾好罗亦农的妻子李文宜。 

当天下午，一名特科的工作人员来到罗亦农的住处，要李文宜立即到愚园路亨 

昌里的一处秘密机关。在这里她见到顾顺章，获悉丈夫被埔的噩耗。顾顺章还对她 

说，原来的住所很可能暴露，不能再回去了，已经为她安排好一家旅馆。此后几天 

，李文宜每天换个住处，提心吊胆地等待丈夫的消息。 

四月二十二日，顾顺章来到李文宜的住处，对她说：“你马上到龙华去，在文 

治大学的那个马路口右边的第一根电线杆上，去看看贴了什么样的纸条。” 

李文宜疑虑不安地望着顾顺章，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不便追问，便雇 

了一辆黄包车赶往龙华去看个究竟。 

在顾顺章所说的那根电线扦上，她果然看到了丈夫的消息。 

这不是一张纸条，而是一幅布告，上面怵目惊心地用朱笔。打了－个大勾。 

奉蒋总司令命，共党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 

　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 

民国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原来，罗亦农被捕之后，只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关押了三天，就被引渡到国民党 

淞沪警备司令部了。在劝降失败后，蒋介石下手令将罗亦农枪决。从被捕到牺牲， 

前后只有六天时间。特科的营救未能成功。 

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李文宜还是被这噩耗击懵了，在布告处木然呆立了很久 

。绵绵的春雨逐渐浇醒了她的头脑，这个勇敢的女人决定马上寻找丈夫的遗骸。 

龙华是当年上海人闻之色变的杀人魔窟，李文宜很快就打听到丈夫就义的刑场 

。这是一块面积不大的草地，当中有一滩鲜红的血泊，在血泊旁边丢着一根贴在竹 

竿上的纸标，人们通常把它叫做“斩标”。上面赫然写着“共党要犯罗亦农”，“ 

罗亦农”三个字上还划了一个猩红的圆圈。李文宜看到丈夫的名字，顿时两眼发黑 

，双腿一软，昏倒在地。醒过来时，她看见周围站着几个当地的百姓，便向他们打 

听，这个被枪毙的共产党的尸体移到哪里去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向她作了一个手势，默默地领若她向前走了不长的一段路 

，在一丛灌木的前方有一个黄土孤坟，老人用手指了一指，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

一个草草堆起的新坟，没有墓碑，周围也没有任何标志。坟里埋的究竟是不是亦农 

？是谁掩埋的，是自己的同志，还是专行善事的经善堂用薄木棺材埋的？李文宜站 

在坟前想了好久，最后决定回去向组织汇报后再来查明。 

第二天一早，中央秘书处工作人员杨庆兰找到李文宜的住所，要她立即转移到 

新的住所。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的主人是牺牲于广州起义中的中央政抬局候补委 

员张太雷的遗孀王一知。当天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到这里看望两位烈士的遗属。 

李文宜含泪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一支手枪，亲手杀掉出卖丈夫的叛徒；第二 

，查看罗亦农是否已经掩埋，如果是经善堂的草草掩埋，要另行安葬；第三，请求 

去苏联学习革命理论。 

周思来回答李文宜，中央理解你的心情，也相信你的决心，但是你没有使用手 

枪的技术，这事万万不能由你去做。处理叛徒由中央负责，要不了几天就会见分晓 

。其他要求不成问题。 

草草料理了罗亦农后事，李文宜就同瞿秋白的妻子扬之华结伴同行，前往莫斯 

科。扬之华是去出席“六大”的。 

中国共产党杰出的年轻领袖罗亦农，就这样同他曾经英勇战斗过的上海大地融 

为一起。 

可以告慰罗亦农英灵于九泉的是，他还关在巡捕房的时候，中央特科就提前为 

他报仇雪恨了。 

　五 

位于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交界处，有一家“三民照相馆”。这是中央特科的一 

处秘密机关。 

罗亦农被捕的当天下午，顾顺章和刚刚担任情报科长不久的陈赓一前一后来到 

照相馆。中央政治局常委被捕，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周恩来立即命令顾顺章 

和陈赓全力处理此事。 

罗亦农被捕时的情景十分蹊跷。带队前来捕人的是戈登路巡捕房的捕头洛克， 

他用德语同“坐机关”的贺芝华交谈了几句后，当即将罗亦农逮捕，并且直接了当 

地时他说：“你是罗亦农，我就是来抓你的。”除了罗亦农，在场的其他人都未被 

捕，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秘密文件也没有被抄。这种值况，是从未有过的。 

显然，内部出了奸细，是他出卖了罗亦农。 

这个出卖罗亦农的奸细到底是谁？顾倾章立即派人找到巡捕房的内线打听。现 

在，他和陈赓正在照相馆焦急地等候着消息。 

巡捕房就是租界的警察局，它同那个时代中国各地的“局子”一样，也是一个 

藏污纳垢的罪恶渊源。巡捕分为西捕（西洋人，公共租界主要为英国人，法租界主 

要为法国人）、印捕（印度人，法租界则由越南人充当）和华捕（华人）三种。巡 

捕房的各级头目大都由西捕充当，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华捕。无论是盛气凌人的西捕 

还是甘当外国殖民者鹰犬的华捕，大多灵魂空虚、惟利是图，心中既无国家民族， 

更没有理想信仰。华捕的待遇很低，工资只有同级西捕的七分之一。因此，他们的 

收入更多的是靠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而来。而西捕尽管收入已很优厚，但仍欲望难 

填。无论是谁，只要给钱，就可以向他出卖情报，通风报信，如此种种，就为特科 

获取情报，保卫中央领导和机关提供了许多方便。 

旧时的上海，可以说是帮会的天下。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控制的青帮 

几乎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是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也不例外。从租界警务处长 

、总巡，到普通的西捕和华埔，许多人都与黑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华捕们更 

多为青红帮的各级喽罗。顾顺章原来就是青帮的活跃份子，主持特科工作后，便利 

用这些关系与各巡捕房的西捕、华捕们建立了联系。许多巡捕都定期接受特科的津 

贴，充当特科的“线人”，如果提供了特别有价值的情报，还有额外的“奖金”。 

因此，巡捕房出动缉拿共产党人或破坏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特科往往能在一小时 

或半小时前得到消息，从而避免了许多损失。 

但是，这次罗亦农的被捕，事先特科的情报人员竟毫无所知。因此顾顺章格外 

恼火。他立即派情报科的一名工作人员火速与戈登路巡捕房的内线联系，一定要打 

听出个究竟。 

顾顺章和陈赓等了很久，打听消息的人终于回来了。他带回的情报果然证实了 

大家的猜测——罗亦农是被叛徒出卖的。 

来自巡捕房的消息说，当天早上，有一个能说一口流利英语和德语的漂亮女人 

主动找到总捕房政治部，自诩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而且其 

中多数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各级负责人。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张出国护照和二万美 

金，让她到她所想去的国家，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以把名单全部交出来。为了 

证实自己所言不虚，她可以先提供线索。今天上午就可以抓到共产党总负责人之一 

的罗亦农。上午十点左右，西捕头洛克突然带队出动，不久，就把罗亦农抓回来了 

。 

听了汇报，顾顺章和陈赓几乎同时想到了两个人——主持这个秘密机关的何家 

兴和贺芝华夫妇。 

贺芝华是四川人，曾随何家兴一同到苏联东方大学留过学。从苏联回国后，双 

双被分配到中央组织局，在罗亦农领导下作秘书工作。他们主持的这个机关，是组 

织局的一个中心机关，主要是联系参加南昌起义后从潮汕和香港等地辗转来到上海 

的同志，为他们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作为组织部的秘书人员，他们的手中当然能 

掌握数百人的名单和住址，而且其中有不少是中央的负责人。 

情况紧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打探罗亦农被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必须迅速落 

实情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关系到几百个同志的生命安全。 

情报很快得到证实。出卖罗亦农的果然是何家兴夫妇。 

何家兴和贺芝华，素来爱慕虚荣，贪图享受。从国外回来后，仍然迷恋布尔乔 

亚的生活方式，经常出入茶楼酒馆、舞厅剧场，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有时外 

出很晚才回家。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怀不 

满。当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二十元，以当时上海的物价水平，这个 

数字足以维持普通市民的生活用度，但要想常常出入酒馆舞厅，就远远不够了。 

何家兴夫妇早已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们本可以象当时的许多人那样，与共 

产党分道扬镳，互不妨碍。以当时险恶的环境，这样做最多被人视为胆小鬼，也无 

可厚非。无论当时或后来，都不会受到追究。然而，他们却丧尽天良，处心积虑地 

要用自己同志的生命来换取一笔丰厚的赏金，以便能远走高飞，享受优裕的生活。 

四月十五日早上，贺芝华与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初步达成协议后，总房就通知戈 

登路巡捕房随时准备出动。按照约定，罗亦农一到机关，他们就派机关的烧饭娘姨 

送信给站在戈登路和爱义文路口的华捕。捕房西捕头洛克一接到消息，立即带队出 

动，罗亦农正准备出门，就被逮捕了。贺芝华在同洛克交谈时，还送给他一枚钻石 

戒指。 

情报落实了，顾顺章和陈赓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尽快处 

决叛徒，夺回那份关系重大的名单！ 

四月十六日凌晨，何家兴夫妇的寓所门外突然燃放起鞭炮。在震耳的鞭炮声中 

，“红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踢开房门，冲进房内。何家兴夫妇还躺在床上 

，已经被手枪逼住，被迫交出了名单。这时狗男女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不断求 

饶。队员没有理睬他们，几声枪响，两个叛徒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完成了任务的“ 

红队”队员们在鞭炮声中安 

然离去。 

事后才知道，何家兴当场毙命，而贺芝华只受了重伤，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后 

来得知她被送到广慈医院治疗，因为防范很严，难以下手，加之名单已经夺回，她 

已无法作祟，“红队”便饶了她的性命，让她回到四川老家乡下去了。 

罗亦农的在天之灵已得到安慰，中央领导人和数百名地下党员也转危为安。 

　第　四　章 

　一 

位于南京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民国初年曾是江苏省议会。每天进出中 

央党部大楼的都是一些身着黑色中山装头戴礼帽或布履长衫的党棍和政客。这些神 

态俨然的人物在楼梯或走廊上相遇，彼此点头哈腰，笑容可掬，然后收起笑容步履 

匆匆而去。他们各怀心事，各有目的，到这里来无非是钻营仕途，追逐名利。 

在一九二八年，这些匆匆出入于中央党部大楼的人们，很少有人注意到大楼西 

南角二楼的两间并不起眼的办公室，不知什么时候在门口钉上了一块“调查科”的 

牌子。 

党部大楼二楼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区。组织部是掌管人事大权的地方，到这里 

烧香拜神的人特别多，各个办公室常常是门庭若市，香火旺盛。只有调查科冷冷清 

清，门可罗雀，相形之下这里似乎成了冷坛破庙。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后来国民党最大的两个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最初 

就是从这两间无人间津的办公室中开始发端的。 

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特科的一个最凶恶的对手，就在这间办公室内悄然降 

生了。 

当初，即使在中央党部内，也很少有人知道这调查科的来头不小。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也有调查科。那时的调查科只是收 

集党内各种资料，如党员成份、经历、动态之类，有时也作一些一般性的社会调查 

。总之在人们心目中，在组织部内部，比起那些可以直接任免干部、决定仕途进退 

的部门，调查科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的清水衙门而已。但自从陈立夫于一 

九二八年亲自担任调查科主任之后，调查科的地位就今非昔比了。 

　二 

“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颇为流行的一句话。所谓“陈家党 

”，就是指二陈兄弟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控制。二陈者，“蒋、宋、孔、陈”四大 

家族中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是也。 

陈果夫生于一八九二年，陈立夫生于一九００年，两兄弟相差八岁。二陈是浙 

江吴兴县人。吴兴县在清代为湖州府。“苏湖熟，天下足”，苏，指苏州；湖，即 

湖州，皆为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膏腴之地。湖州地处东南，得风气之先。辛亥革 

命前夕，这里也是革命党人特别活跃的地区之一。 

陈果夫、陈立夫还在童年时期，其父的两个兄弟就已经参加了同盟会的反清活 

动。特别是二叔陈其美，更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风云人物。而陈其美的经历对于 

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后来的政治生涯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并且构成了二 

陈兄弟在国民党内飞黄腾达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陈其美青年时代正值中国甲午战败，清廷对日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陈其美放弃原来商业救国的思想，加入了哥老会，开始秘密的反清活动，并逐 

渐成为上海青帮的大头目。后来，陈其美东渡日本，先入警监学堂，后改入东斌学 

校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他见到了孙中山，很快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 

中坚分子，并且成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其美结识了一位刚刚来自浙江的小青 

年，此人就是蒋介石。 

陈其美和落介石都是浙江同乡人，加之二人意气相投，因此一见如故，大有相 

识恨晚之慨，于是陈其美和蒋介石很快就结为拜把兄弟。陈其美比蒋介石大九岁， 

被蒋介石尊为大哥。此时的陈其美在革命党人中尤其是在会党中已经是响当当的头 

面人物，而年纪还不满二十岁的蒋介石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黄口小儿而已。 

小兄弟自然要靠老大哥提携。在陈其美的介绍之下，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成 

为陈其美手下的主要亲信。随后，陈其美又介绍蒋介石加入青帮。一九一三年，经 

陈其美引荐，蒋介石在日本第一次受到孙中山的单独召见。 

与陈其美的结识，奠定了蒋介石政治生涯的基础。日后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入 

主黄埔，进而总揽军权；蒋介石在上海靠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相助发展势力， 

追本溯源都全靠把兄陈其美当初的引进之恩。因此，落介石一生都把陈其美奉为恩 

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在上海联络会党、防军举兵响应，攻克清军的主要据 

点江南制造总局，随即占领上海。陈其美在上海的起义直接推动了浙江、江苏两省 

的独立，给武汉的革命以强有力的支持。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就任沪军都督府都督 

，立刻任命自己的小兄弟蒋介石为沪军第五团团长。 

在南京，孙中山这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席不暇暧，辛亥革命成果就被衰世凯 

纂夺。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很快就暴露无遗。陈其美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起兵讨袁， 

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不久陈其美返回上海筹划起义。蒋介石协助陈其美刺 

杀了袁世凯的湘沪镇守使郑汝成，并发动“肇和”号军舰起义。不料就在这时，袁 

世凯派遣的杀手溜进了陈其美寄宿的法租界萨坡赛路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 

两颗子弹洞穿了陈其美的头颅，陈其美顿时丧命黄泉。 

蒋介石闻讯，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将陈其美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 

的秘密寓所入硷，并撰写祭文悼念。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于是对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信任有 

加，逐渐委以重任，蒋介石遂得以发迹。落介石则把对陈其美的感念之情移注于陈 

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身上。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不仅年龄相差较大，而且从小志趣各异。老大陈果 

夫很早就表现出从政的热情；老二陈立夫最初却不问政治，一心想当一名采矿工程 

师。然而，陈氏兄弟最后却殊途同归，携手从政，同为国民党党魁。 

陈果夫热衷政治是受其二叔陈其美的影响。辛亥革命前，陈果夫就读于浙江陆 

军小学时，就参加了驱逐陆小总办的学生风潮，并成为学生领袖。武昌起义爆发后 

，陈果夫很快就加入同盟会，后来又跟随陈其美从事反袁起义，并在这时认识了蒋 

介石。 

陈其美死后，陈果夫与蒋介石交往日益密切。从一九二０年起，陈、蒋二人与 

戴季陶、张静江还在上海搞过一阵证券交易所的投机生意。落介石去广东，将正在 

上海读书的儿子蒋经国托付给“果夫哥哥”照顾。蒋介石筹办黄埔军校，陈果夫就 

在上海替蒋介石采办军服、马匹等物资，并罗致军官、军医、无线电人才和其他技 

术人才。一九二六年四月，陈果夫离开上海前往广州，马上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 

中央组织部秘书，开始从事党务。 

陈立夫则是绕了一个圈子之后才进入政界的。当陈果夫和蒋介石等人在上海滩 

的证券交易场中盈亏增损、升降沉浮，在广东为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紧张奔忙时，陈 

立夫正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潜心苦读。此时的陈立夫两耳不闻窗外事，成天泡在图书 

馆和实验室，一门心思地攻读矿冶工程学位，对哥哥陈果夫从事的政治活动不屑一 

顾。 

一九二五年，陈立夫以优异成绩获得矿冶工程硕士学位，本想留在美国继续深 

造，但在陈果夫的一再催促下只好启程回国。陈果夫之所以让弟弟离开美国，那是 

因为急于替落介石物色人才。 

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扩张势力，培植党羽，急需一批既忠实可靠又有能力的人才 

。陈氏兄弟是陈其美的侄儿，自然是最佳人选。并且蒋介石特别看重自幼聪明机灵 

的陈立夫，一心要将他网罗到自己麾下。 

陈立夫虽然经兄长反复劝说，仍然犹豫不决，对于一向倾心的工程技术难以割 

爱，迟迟下不了从政的决心。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一再致电陈立夫，说现在是需 

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以开革命之矿。 

陈立夫终于拿定了主意。一九二五年底，陈立夫带着陈果夫给蒋介石的信，在 

细雪纷飞之中登船从上海前往广州。 

从此，在中国矿冶工程界，一面本来大有希望的新星中途殒落了；在民国政界 

却升起了一颗光芒有角的黑煞星。而对于肩负保卫中共中央重任的特科来说，则多 

了一个非常险恶的敌人。 

陈立夫容貌清秀，又刚刚喝了几年洋水，西装革履，更加显得气度出众。蒋介 

石一见大有好感，立刻安排陈立夫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机要秘书，让他跟随在自己身 

边参与机要。而陈立夫不从政则已，一旦从政，立刻显示出极大的政治能量，甚至 

超过他的老兄陈果夫。 

陈立夫刚刚当上机要秘书没有几天就遇上蒋介石提出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 

和“广州卫戍司令”职务，声称要出国修养。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 

石为发展个人势力，与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以及与汪精卫之间矛盾日益尖锐。正如蒋 

介石后来三番两次玩弄的辞职把戏一样，这时提出辞呈其实不过是一种以退为进的 

要挟手段罢了。不料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并未如蒋介石所期待的那样予以挽留，这 

就使蒋介石无法下台，只好派人购买船票，带着陈立夫准备离开广州去上海，然后 

出国。 

陈立夫尽管初涉政坛，政治直觉却相当灵敏，他感到如果蒋介石此时离开广东 

很可能从此大权旁落，因此竭力劝说蒋介石留在广州与共产党斗。但蒋介石已经势 

成骑虎，只好仍然乘车前往码头。 

“干，手上有兵为什么不干？”初出茅庐的小秘书在车上仍然对蒋介石陈述厉 

害。车到码头，轮船已经升火待发。蒋介石身披黑色大氅立于朔风之中，沉吟良久 

，最后断然将手一挥：“回去，不走了！” 

一周之后，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这是一起现代“ 

白虎堂”事件，蒋介石借口中央舰擅入黄埔，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 

共产党员李之龙。并派兵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 

员，随后利用陈独秀和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妥协退让，迫使共产党人退出第一军。此 

后，蒋介石加快了夺取军权和排斥打击共产党的步伐。 

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在分析当时国共关系时，谈到了陈立夫在“中山舰事件” 

中所起的恶劣作用：“张静江、陈立夫都于一九二六年一、二月回到广州，同蒋介 

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三月二十 

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中山舰事件使蒋介石对陈立夫大为赞赏。陈立夫很快就被蒋介石提升为国民革 

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长。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氏兄弟既是自己的恩人陈其美的侄儿．又颇具才干，并且 

对自己忠心耿耿，于是对二陈更加另眼相看，视为心腹，倚为股肱；而陈果夫，陈 

立夫也把自己的政治赌注全部押在了蒋介石的身上，决心与蒋介石同荣辱共沉浮。 

“蒋、宋、孔、陈”之中，蒋、陈最先结盟。 

一九二七年“六一五”之后，尽管蒋介石、汪精卫以及国民党其它派别都一致 

联合反共，但争夺中央领导权的矛盾却日趋激烈。当时，除了蒋介石在南京、汪精 

卫在武汉各有一个中央党部，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搞了一个中央党部 

。一时之间中国出现了三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宁、汉、沪三方的争夺中，蒋介石 

树大招风，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蒋介石只好宣布下野。 

蒋介石的下野促成了宁、汉、沪三方合流，，三方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特 

别委员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暂时行使中央职权。 

陈果夫虽然被任命为代理组织部长，但二陈兄弟暗中却在为蒋介石的复出不遗 

余力地奔走呼号。陈果夫、陈立夫联络拥蒋政治力量，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 

为“中央俱乐部”。其英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ｌｕｂ的缩写是ＣＣ，所以该组织 

简称ＣＣ。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执政。二陈兄弟是患难之中的忠臣，拥戴有 

功，因此格外受到重用。蒋介石将党务交给陈果夫经营，由陈果夫、陈立夫负责主 

持“清党”反共。从此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了二陈兄弟的禁地，开始了“陈家党”的 

时代。 

二陈兄弟把持党务，炙手可热，权势熏天，自然趋附者众，于是在国民党中逐 

渐自成体系。因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拼写第一个字母都是Ｃ于是人们便将过去“ 

中央俱乐部”的ＣＣ移花接木，解释为陈果夫、陈立夫的英文名字的缩写ＣＣ。以 

二陈为首领的派系也就被称为ＣＣ系。 

以二陈为首的ＣＣ系通过对各级党部的整顿和改组，控制了从中央到各省市的 

各级党部，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庞大的派系。ＣＣ的核心是中央组织部。而在中央组 

织部，由“二老板”陆立夫亲自担任主任的调查科则是最为要害的部门。 

　三 

陈立夫堪称国民党特务的开山祖师。 

当陈立夫于一九二八年草创特务机构时，戴笠当时是黄埔六期学生，毛人凤则 

是一个县政府内终日伏案抄抄写写的小秘书。这两个后来著名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此 

时还是无名小卒而已。而这个时候，陈立夫已经在着手建立国民党的第一个特务组 

织了。 

陈立夫亲自主持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之后，对调查科的职能作了新的规定： 

调查科除了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之外，主要的任务是搜集共产党及其它 

党派的情报，配合国民党警宪机关破坏共产党及其它党派的秘密组织。 

这样一来，组织部调查科由原来的党务部门，变成了一个专门镇压共产党以及 

国民党内异己力量的特务机构。调查科就是后来国民党两大特务系统之一的中统局 

的前身。 

建立特务机构，这正是蒋介石的意图。蒋介石经过下野到重新上台的一番折腾 

，深知要建立对党、政、军的独裁统治，就必须严厉镇压国民党内的各派异己力量 

。但国民党至少表面上还是“五权共和”，蒋介石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公开动用国家 

机关来打击他的政敌，这就需要建立惟领袖之命是从的特务机构。 

不过，蒋介石建立特务机构更主要的目的还是对付共产党。 

“七一五”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销声匿迹，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但各地的 

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足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活动，并 

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共产党无处不在，但又无处可寻。面对中 

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的警察和宪兵几乎是两眼一抹黑，不知从何着手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又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 

构中央特科加以保卫，就更加难以破坏。而在租界这个洋人统治的“国中之国”内 

，国民党公开的警宪机关不便公开进行侦破和搜捕，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 

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 

在蒋介石看来，特务活动的成败利钝，关系党国存亡。因此他对于陈立夫草创 

的特务机构，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尽力加以扶植。 

最初作为党务部门的调查科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有总干事、助理干事共十 

来个人，几张写字台，如此而已。自从陈立夫入主调查科之后，调查科的状况就今 

非昔比了。调查科的机构迅速膨胀，陆续增设了特务组和言文股、文书股等机构。 

陈立夫特地从中央党务党校和黄埔六期精心挑选了近三十名受过政治警察圳练 

的毕业生，充实到调查科。 

在调查科内，新成立的特务组又是其中最要害的部门。调查科一般的特务活动 

由采访股等部门担任，而所有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谍报活动、密谋策划以及被认 

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等都由特务组负责。特务组的办公室，不但中 

央党部其它部门的人员禁止入内，即使调查科内部人员也不能随便进入。 

过去冷冷清情的调查科，只因成了“特”字号，很快就身价百倍，成了中央组 

织部内机构最庞大、最为要害的部门。 

陈立失将调查科改造为特务机构之后，就将调查科交给他的亲信去具体负责。 

担任调查科主任的都是ＣＣ系骨干，这些人在调查科干不了多久很快就可以升 

官晋级。调查科成了登龙门的终南捷径。 

继陈立夫担任调查科主任的是张道藩。张是贵州盘县人，二十年代初期留学法 

国学习油画。这位学艺术的留学生的志趣并不在形体和色彩，而是醉心于政治。张 

道藩因为是ＣＣ系的高级骨干，被陈立夫选中当了调查科主任。张道藩在调查科只 

干了几个月就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 

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期间曾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张道藩的后任吴大钧是浙江人，曾留学美国，与陈立夫私交甚笃。吴大钧当了 

半年调查科主任，就升为中央统计处处长，同时又负责筹备开办中正书局。调查科 

主任一职交给了叶秀峰。 

叶秀峰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又和陈立夫一起 

赴美留学，二人私交极深，互相称兄道弟。叶秀峰在调查科干的时间也不长，到一 

九二九年底就升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以后历任南京市党部组织部部长、西康 

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统局局长、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总干事。 

担任调查科主任时间最长的是徐恩曾。徐恩曾，号可均，浙江吴兴人，与陈果 

夫、陈立夫是小同乡，并与二陈有表亲关系；毕业于南洋公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 

学前身），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电机工程。徐恩曾特别受陈立夫的信任，主持 

中统的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在徐恩曾任职期间，调查科逐渐演变定型为后来的中 

统局。 

一九三二年，按照蒋介石的指示，陈果夫、陈立夫在调查科基础上秘密建立了 

特务工作总部。这个特务组织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是极端保密的，除了ＣＣ系核心圈 

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特务组织的存在。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或其它任何机关的组织 

条例中都根本找不到“特工总部”这个名称。 

特工总部在南京和上海设有行动区，在各省市党部设有特务室。这些行动区和 

特务室都是秘密的，从不公开活动。行动区和特务室的负责人通常是以“特派员” 

、“督查员”或“肃反专员”之类的身份出现。特工总部与各地下属机构之间往来 

电报都是用代号，从不称“总部”或“行动区”，并且代号一年一换，显得极其诡 

秘。 

直到一九三八年特工总部撤消，改为中统局之前，这个幽灵似的秘密特务组织 

始终是借用公开的行政机关作为它的躯壳，犹如幽灵附体一般。 

特工总部所用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一个是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这是由调查 

科扩大而来的；另一个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表面上看，一个 

是党务机关，－个是政府机关，似乎互相独立，实际上不过是特工总部的两张画皮 

而已。特工总部负责人徐恩曾的公开职务便是党务调查处处长兼军事委员会调查统 

计局第一处处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并非后来由戴笠任局长的军统局 

。在三十年代初期，除了ＣＣ系的特工总部，黄埔系的军统也已经初具形态，因此 

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设立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以协调这两个互不统辖的特务组织。该 

局以陈立夫为局长，下设三个处。第一处以徐恩曾为处长；第二处以戴笠为处长， 

第三处先是由叛徒丁默囤为处长，后由金斌继任处长。到一九三八年，这三个处分 

别扩大为三个特务组织：第一处为中统局；第二处为军统局；第三处成为军事委员 

会特检处，专管邮电检查。 

特工总部的矛头主要对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尤其是上海行动区更是将破坏 

中共中央机关作为首要任务。然而，无论特工总部行动如何诡秘，其保密措施如何 

阴森严密，但陈立夫和他的亲信徐恩曾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刚刚成立的特务机构 

内部，就已经有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员打入了。 

　四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爱多亚路（现名延安中路）和成都路交叉的路 

口，有一家私人医院——牛惠霖骨科医院。 

这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医院。医院的院长牛惠霖和他的弟弟牛惠生，－个曾经留 

学英国，一个曾经留学美国，都是出色的骨科医生。牛氏兄弟不仅医术高超，门第 

也很高贵，他们同当时中国最高贵的家族——宋氏家族是表亲，中华民国的“国母 

”宋庆龄，是他们的表姊。民国的“第一夫人”宋美龄，是他们的表妹。有这佯的 

渊源，牛氏兄弟其可以称得上中华民国的“国舅”了。 

高超的医术和高贵的门第，使牛氏兄弟自然而然地跻身于上海的上流社会，也 

给他们的医院带来了众多既富且贵的病人。国民党的许多军政要员和腰缠万贯的阔 

佬，都在这里接受过牛氏兄弟的治疗。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这里还经常住着一 

些来历不明的病人，这些人各有各的背景，院方也不便多问。反正医生的天职是救 

死扶伤，“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不该问，或者不能问的，就不必去管它了 

。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牛惠霖医院就住进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病人。此人大约二 

十多岁，中等身材，英俊的面庞虽然因身体受伤而显得有些憔悴，但仍然透出掩盖 

不住的精明和强悍。 

这个来历不明的病人，就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战将，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十员 

大将之一的陈赓。 

这位赫赫有名的大将，当年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情报专家。就是他具体指挥中 

央特科情报人员钻进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心脏，并且还从敌特机关内部拉出为特科传 

送情报的特殊“情报员”来。陈赓的情报活动令陈立夫、徐恩曾等特务头子惊恐万 

状，为保卫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五 

在为数众多的国共两党高级将领中，像陈赓那样，一生的经历带有如此强烈传 

奇色彩的人，是极其罕见的。 

陈赓的传奇色彩，首先表现在他同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们，都曾有过非同一般 

的渊源。 

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曾经为国共两党培养出众多的高级将领，陈赓就 

是其中之一。他出身黄埔一期，是这所闻名于世的军校的首批学员。在黄埔军校期 

间，陈赓当过孙中山的侍卫，颇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赏识。孙中山去世后，他 

仍然是宋庆龄座上的常客。 

陈赓的另一件常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轶事，是他曾经在万分危机的关头，救过 

蒋介石的命。这件事不仅在黄埔传为佳话，也使他一度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并被任 

命为蒋的侍卫参谋，可以自由出入蒋的居室，翻阅蒋介石的机密文件。 

同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风云际遇”，在为数众多的黄埔出身的将领中，是 

绝无仅有的。然而，有如此令黄埔同学艳羡的际遇的陈赓，却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 

员。 

同国民党是如此。在自己的阵营共产党中，陈赓也以其独特的性格风貌为众人 

所瞩目。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众多战功彪炳的名将。然而，这些叱咤千军万马 

的将军们一旦见到他们的最高统帅毛泽东，一个个都变得像老师面前的小学生一样 

拘谨，据说，在毛泽东面前，只有两个人“胆敢”高声喧哗，谈笑风生。这两个人 

碰巧都姓陈，都是以性格豪爽风趣著称，一个是陈毅，另一个就是陈赓。 

一九五二年，陈赓从朝鲜战场回国，到中南海急于要见毛泽东，但在毛泽东的 

卧室门外被警卫挡驾：“请在外边等等，主席刚刚午睡。陈赓心生一计，坐下来开 

始小声给警卫讲朝鲜战场的故事，越讲嗓门越大，警卫听得入迷，等醒悟过来时， 

毛泽东已经被吵醒了：“是陈赓在外面吧？要进你就进嘛，在外面搞什么鬼？”陈 

赓笑咪咪地走进毛泽东的卧室：“主席，很对不起，我惊了你的美梦。”。“你呀 

，鬼点子就是多，声东击西的战术都用到我门口来了。有什么事，说吧。”毛泽东 

很喜欢他的这位大将的性格。陈赓与周恩来之间虽然是上下级，但两人的个人关系 

却是亲密无间，情同手足，这种关系是在几十年出生人死的革命生涯中结成的。一 

九三五年八月，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右路军过草地。途中，周恩来患了严重的 

肝病，体温高达四十度。毛泽东指定陈赓带领三十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 

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仍不失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 

救过蒋介石的命。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 

尽管陈康救过蒋介石的命，但他仍然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从一九二六年春天开始，蒋介石逐渐脱去左派的伪装，公开在军校实行反共政 

策，要求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表面上，蒋介石说得冠 

冕堂皇：“凡在本校本军里的ＣＰ（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同志，不管是愿意脱 

离ＣＰ，或者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作一个纯粹的党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许多人都身兼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党籍，陈赓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也是如此。 

蒋介石的这一手，在黄埔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一些 

不坚定份子就此退出了共产党。陈赓的密友和同乡，同他一起报考黄埔，又经他介 

绍参加共产党的宋希濂，就是在这时退出共产党的。而陈赓则坚定地向人们表承， 

愿终身作一名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同时声明脱离 

国民党党籍。 

一九二六年九月，陈赓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上海党中央报到，接受新的任务 

。就这样，陈赓永远离开了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经历。 

陈赓秘密离开广州到了上海，找到党中央机关。在那里。他见到了党的总书记 

陈独秀。陈独秀告诉陈赓，党交给他的新任务，就是到苏联去学习政治保卫工作。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为自己培训专门的政治保卫干部。第一批前往苏 

联受训的一共三个人，除了陈赓，另外两个人是顾顺章和陆留。 

见过总书记的第三天，陈赓一行三人分别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在这里，李强 

用一只小舢板把陈赓他们送到一艘苏联货轮上。两年之后，李强和陈赓成了同在中 

央特科的战友。 

几天之后，船到了苏联的海参崴。陈赓等人在岸上稍作逗留，即乘火车前往莫 

斯科。在那里办妥了一切手续后，随即又乘车回到苏联的远东地区。 

在远东，陈赓等人被安排到苏联红军的一个特种部队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武装 

暴动经验。他们先在伯力学习侦探、审讯；又到海参崴学习暴动、劫狱以及爆破、 

射击、秘密通讯等各种专门技术。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 

三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政治保卫干部以优异的成绩在“老大哥”那里 

拿到了“毕业证书”。 

一九二六年二月，陈赓一行回到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长江流域，国民政府 

也从广州迁到了武汉。陈赓在上海稍事停留，便前往南昌。不久，又从南昌赴武汉 

。陈赓进入唐生智的部队。 

唐生智字孟潇，是老资格的湘军将领，当时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湖南 

省主席，其部下控制着湖南、湖北和河南南部，是武汉国民政府中权势最大的人。 

这个人称“老滑头”的军阀很善于审时度势，在国共合作的高潮中，他一方面 

率全军加入国民党，同时又向共产党表示友好，甚至提出过参加共产党的要求。 

陈赓同唐生智之间也有一段间接的渊源。他在担任黄埔四期步科一团七连连长 

的时候，连里来了一名特殊的学员，此人就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唐生明是一个 

典型的豪门子弟，纨绔习气十足，但为人很讲义气。他在六连的时期，陈赓对他很 

照顾，两人的私交不错。 

因为有这样一层渊源，陈赓顺利地担任了唐生智总部的特务营营长。 

特务营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全营共有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人数在一千人 

以上。这个营的武器装备也特别精良，步兵连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新式步枪，每个 

连还有二十支美造汤姆式冲锋枪。部队的士兵绝大部分是安源路矿的工人，官兵中 

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很多，几个连长都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共产党员。 

陈赓率领的这样一支部队，实际上成为了中共中央的警卫营。所以，陈赓可以 

说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警卫部队的首长。从这个时候起，陈赓就开始从事中国共产 

党最高机关的保卫工作了。 

在指挥特务营的同时，陈赓还指挥着武汉工人纠察队。这个纠察队也是一支颇 

有实力的武装力量。它在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领导，但实际 

上由陈赓负具体责任。特务营和工人纠察队两支力量，就确保了中共中央的安全。 

一九二七年四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陈赓受命 

负责大会的保卫工作。凭着他的机警、干练和责任心，整个保卫工作作得十分周密 

，保证了“五大”的倾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五大”以后，局势迅速恶化。与南京的蒋介石遥相呼应，武汉国 

民政府内部先后发生了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宣 

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并对部队内部的共产党员进行清洗。七月十五日．汪精卫举 

行“反共”会议，公开与共产党决裂，同时下令对共产党员进行疯狂的大屠杀。霎 

时间，武汉三镇被白色恐怖所笼罩。 

陈赓被迫将特务营交给唐生明，只身离开。武汉工人纠察队也被汉口卫戍司令 

李品仙下令缴械。因为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的第一支警卫部队 

在倾刻之间便不复存在了。 

陈赓离开特务营以后，随同中共中央暂时由汉口转移到武昌，专门负责保卫周 

恩来的安全。大约在七月二十日左右，他护送周恩来从武昌秘密启程，前往南昌领 

导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八一起义”。 

在南昌，陈赓担任起义总指挥部的保卫工作。起义胜利后，部队按计划向广东 

进军，陈赓被调到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南进途中，部队在江 

西会昌附近遭到钱大钧部的阻击。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膝盖处的肌腱和小 

腿的胫骨和腓骨都被打断。在他的坚持下，部队没有把他就地安置，而是抬着他一 

直到了广东的汕头。在汕头，陈赓终于同部队失散了，历尽千辛万苦，他和警卫员 

卢冬生辗转乘船到了香港，又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 

在前往上海的途中，陈赓偶遇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共产党员周逸群，两人结伴 

到了上海，此时已是十月中旬了。这时，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已经从武汉秘密迁到 

上海。 

陈赓到达上海后，很快找到了他的妻子王根英。王根英是党中央的秘密交通员 

，所以陈赓很快就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就这样，陈赓住进了牛惠霖医院。 

陈赓住进医院之初，牛惠霖大夫怀疑他是一个强盗，以为他的伤腿是在作案时 

摔坏的，很不乐意为他治疗。虽经反复解释，仍不能消除医生的疑虑。陈赓觉得一 

味编造不是办法，又得知牛氏兄弟是宋庆龄的表兄弟，且为人正直忠厚，便索性把 

真情向牛医生合盘托出。这样一来，牛医生对他的态度立刻变得十分友好。因为他 

同情共产党人，又知道宋庆龄素来爱护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他得知陈赓是南昌起义 

的伤员，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上海求医，便决心无论多么艰难，一定要把他的腿治好 

。 

陈康的腿途中虽经接骨，但是被接歪了。两个月来辗转流亡，艰难奔波，伤势 

已经恶化。按照通常的情况，只有截肢了事。 

但是陈赓坚决反对截肢，牛氏兄弟决定满足他的要求。他们使出了自己的看家 

本领，终于保住了陈赓这条多处负伤的腿，使他得以日后重返沙场。为此，陈赓对 

牛氏兄弟非常感激，直到多年以后，每提起此事，对两位心地善良的名医仍然赞不 

绝口。 

陈赓住院期间，宋庆龄曾亲自前来看望。周恩来更是经常派人来探望，其中来 

得最勤的，就是那个用小舢板送陈赓一行上苏联货轮的李强。 

尽管牛氏兄弟对陈赓十分友好，又悉心治好了他的伤腿。然而陈赓终于不辞而 

别。 

事情是这样的，在住院期间，陈赓发现这家医院里住了不少黄埔出身的军官， 

而且他们在上海的上司也常常来医院探望。陈赓是“黄埔三杰”之一，名气不小。 

他怕被认出来，就躲在病房里不出面。就在他的伤腿快要痊愈的时候，一位黄埔同 

学忽然走进了他的病房。原来，这个人也在医院治伤，他本人倒没有认出陈赓，但 

是他的马弁却认出了自己长官的这位老同学，向他报告了。那位黄埔同学似乎很关 

心陈赓，仔细询问了他是怎样受的伤。他刚离开，陈赓就意识到这里再也不能呆下 

去了，他当机立断，连招呼也来不及与牛大夫打，马上请当时也住在这里的一个同 

志背着他迅速逃走了。 

　六 

陈赓从牛惠霖医院逃出，回到家里疗养了一段时期。一九二八年初，受伤的腿 

尚未彻底痊愈，走起路来还一瘸一拐的时候，周恩来就派人来找他了。 

在国民党警察、宪兵，特务和巡捕房的暗探、巡捕遍地密布的上海，中央特科 

要确保中共中央的安全，就必须建立一支高效率的情报队伍。这支情报队伍必须主 

动出击，对敌特机关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手段，深入到敌特机关最要害最核 

心的部门，这样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向党的秘密机 

关发出警报。 

中央特科决定建立情报科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情报科人员要深入龙潭虎穴，周旋于国民党军、警、宪、特和巡捕、暗探以及 

上海摊的青帮、流氓、三教九流之间，因此情报科人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机智勇敢和 

献身精神。至于对情报科科长的人选，要求就更高了。 

那么由谁来担任情报科长呢？ 

周恩来想到了陈赓。他认定，陈赓是情报科长的最佳人选。 

后来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这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第　五　章 

　一 

在当年的上海滩，有不少这样的人物：无论东洋西洋，白道黑道，官场商界， 

租界华界，他们都吃得开，到处左右逢源，八面来风，正如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 

，“党政军帮，路路皆通”，就象陈赓化名的王庸一样。不过，王庸是假扮的角色 

，而杨登瀛则是真格的。 

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经历颇为复杂。他自幼留学日本，毕业于著名 

的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朋友，同日本商界和新闻界的关系 

相当密切。他在日本曾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左倾，一九一九年回国后 

，参加过“五卅”运动，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同共产党人也有一些交往。“四一 

二”政变时，他曾遭蒋介石逮捕，后来由身居要职的朋友保释。 

从杨登瀛早年的经历来看，他差不多也算得上是个“赤色”人物，不过他后来 

却成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的红人。 

杨登瀛参加中统，是由于一个广东同乡的介绍。 

在参加“五卅”运动时，杨登瀛结识了广东同乡杨剑虹。杨当时在日本洋行当 

职员，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登瀛与杨剑虹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 

密友。不久杨剑虹去了广州，投到陈立夫的门下，成了他的亲信。一九二八年初。 

中统的前身党务调查科刚刚建立，就把破坏中共中央机关作为其工作重点，决定在 

上海建立情报机构。但党务调查科尚在草创阶段，既缺乏特务工作经验，更缺乏得 

力骨干。为物色上海机关的负责人，陈立夫、张道藩都煞费苦心。这时，担任调查 

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想到了他那位同乡杨登瀛，并将地引荐给了陈立夫和张道藩。 

陈、张二人对杨登瀛都极为赏识。杨登瀛在上海的交游宽广，与租界当局的交 

道相当不错，特别是他与巡捕房建立的关系网，更是为党务调查科所需要。陈立夫 

、张道藩很快就认为杨登瀛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的理想人选。 

不过杨登瀛一开始还并未打算参与特务工作。他这个人生性善于结交，信奉“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处世哲学，愿意与各方面的人拉关系，什么样的人都可以 

搞到一起。每次陈立夫、张道藩等到上海，无论公干还是私事，杨登瀛总是悉心招 

待，声色犬马，无所不至。一来二去，他与陈立夫、张道藩成了莫逆之交。 

杨登瀛不仅与陈立夫等国民党特务头子打得火热，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养 

山也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 

杨登瀛和陈养山早在一九二六年底就已经认识。当时，陈养山通过一位朋友的 

介绍，跟杨登瀛学过日语，两人就此成了朋友。一九二八年初，陈养山在浙江搞农 

民暴动失败后到了上海，在江苏省委工作，一度就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家中。杨登 

瀛虽然已经脱离革命，但对中国共产党仍表示同情，并且他生性豪爽，讲义气，中 

国共产党地下党有事找他协助，他也愿意帮忙。他让共产党员住在自己家中的事， 

甚至瞒着他那位在党务调查科当总干事的同乡杨剑虹。杨每次到上海活动总要到杨 

登瀛家作客，每次来前，杨登瀛都及时通知陈养山，让他回避。当杨剑虹代表国民 

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杨登瀛入伙时。他犹豫了，一时拿不定主意。杨登瀛不是不 

想做官，不过让他当侦探搞反共，当特务机关的官，这并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他 

又不大情愿了。当侦探，首先要对付的当然是共产党。他不愿意成为共产党的敌人 

，这样不但对不起朋友，自己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中共中央特科的厉害他是知 

道的。不过转念一想，如果暗中帮共产党做点事，又弄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敷衍国 

民党，这佯，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岂不两全齐美，何乐 

而不为？ 

这种选择很符合杨登瀛的处世原则。于是他找到陈养山，把杨剑虹要他做侦探 

，准备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活动，建立情报机构，同租界拉关系等情 

况向陈养山和盘托出，并诚恳表示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 

，将自己了解到的情报及时向共产党通报。 

陈养山在长期的交往中，已十分了解杨登瀛的为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 

很有价值的情报，便立即向江苏省委作了汇报。中央特科对陈养山报告的情况极为 

重视。周恩来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第一次同杨登瀛见面，陈赓详细询问了他同国民党人的关系后，当即表示很乐 

意同他建立关系。他向杨登瀛提出，除了同党务调查科继续保持联系外，还应同国 

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政府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取得联系。最后，陈赓问杨 

登瀛有什么要求，杨登瀛提出，同那些党棍，特务来往，需要花一些钱。另外，如 

果国民党方面向他索取共产党的情报，应如何处理？对于杨登瀛的问题，陈赓一一 

作了答复，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双方就此达成了“谅解”。 

蒋介石和陈立夫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上海的第一个特务机关刚刚建立，就 

已经掌握在中共中央的特科手中了。 

二 

杨登瀛第一次接受党务调查科的任务，是由杨剑虹介绍去见国民党淞沪警备司 

令部司令钱大钧，办理要求英国巡捕房派人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的手续。但是关于 

搜捕地址，杨剑虹事先却不让杨登瀛知道。当杨登瀛跟随杨剑虹伙同巡捕房前去一 

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抓人时，他才知道搜捕的地址是在马立新村。因中国共产党 

秘密机关人员早已转移，巡捕房的这次行动扑了空。事后，陈立夫专程赶到上海， 

亲自去现场考察了一番。显然，陈立夫等人尽管对杨登瀛非常赏识，但是要将极其 

重要的上海侦探工作交给他，开始时还是不敢完全放心的。 

中央特科决定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特机关的信任。要让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 

系充分发挥作用，取信于敌是一个关键。 

陈赓经常与杨登瀛一起研究情况，探讨办法。陈赓有选择地向杨登瀛提供一些 

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如公开宣言、传单之类，至于公开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 

》等，每一期都优先送杨登瀛十份，让他拿去报功。同时陈赓也供给杨登瀛一些有 

关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情报，真真假假混杂在一起，这样，杨登瀛既可以作为取信于 

敌特机关的资本，又可以以此去迷惑敌人。 

杨登瀛本来就与杨剑虹是密友，并深得陈立夫、张道藩好感，现在刚一“出山 

”，就接连提供有“价值”的文件和情报。对党务调查科的工作表现得非常卖力， 

很快就使陈立夫等人打消了对他的最后的戒备心理。当然，陈立夫，张道藩之流哪 

里知道，在杨登瀛背后替他提供文件、替他出谋划策的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 

陈赓。 

杨登瀛与张道藩之间，由于一桩政治交易、二人的关系又更进一层。在国民党 

官场倾轧中，张道藩因一个政敌与他过不去，深感恼火，于是找到杨登瀛帮忙。杨 

登瀛利用黑道的关系替张道藩“黑办”了这个政敌，帮他搬掉了绊脚石。因此张道 

藩对杨登瀛更加信赖。张道藩是继陈立夫之后的党务调查科主任，正好给杨登瀛撑 

起一把政治保护伞。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杨登瀛的要求是，首先打通租界巡捕房的关节，与巡捕房政 

治部建立密切关系。国民党要在租界搜捕共产党人，必须通过租界当局，因此需要 

巡捕房随时协助捕人，并且将逮捕的共产党人及时向国民党当局引渡。 

中央特科也要求杨登瀛将巡捕房政治部作为工作重点。中共中央机关就隐蔽在 

租界内，对中央机关构成直接威胁的正是巡捕房。只有从巡捕房及时获得情报，才 

能有效地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的情报机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正好巡捕房也想利用杨登瀛帮助办案。巡捕房看重的是杨登瀛与淞沪警备司令 

部的关系。 

杨登瀛于是利用办案业务联系与巡捕房人员发展私人感情。他本来就是拉关系 

的好手，加之有意而为，所以进展非常顺利。很快，英国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就被他 

钓上了钩。 

谭绍良是广东人，于是杨登瀛与他攀了老乡，然后请客送礼，每周星期六约他 

到一品香饭店，吃饭之后，又抽大烟，一榻横陈，无所不谈。没有要多久，谭绍良 

已经把杨登瀛视为知己了。 

巡捕房政治部的西探长兰普逊（Ｌａｍｐｓｏｎ）接着也上了钩。 

一次，巡捕房通过谭绍良找杨登瀛，要他向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有两个码头 

上的工头是否关在警备司令部。杨登瀛直接找到钱大钧了解情况，等他回到巡捕房 

，这两个人已经被放出来了。谭绍良奉探长兰普逊的命令，拿出二百元给杨登瀛作 

为酬谢。杨登瀛拒绝了，说：“你认错人了。”杨登瀛此举是做给英国人看的。果 

然，这事给兰普逊印象极深。 

另一次，兰普逊又要谭绍良找杨登瀛替他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 

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一个姓茅的副官处长，很快就把司令部所属各侦缉队的印鉴 

式样全部搞到了。兰普逊非常感激，从此对杨登瀛格外看重。 

英国巡捕房得出结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 

指挥。 

并且，英国巡捕房还发现，在与日本人明争暗斗时，杨登瀛可以作为帮手。当 

时，英国与日本在上海的矛盾尖锐。日本在四川北路驻军很多，英国人深感威胁。 

兰普逊探长知道杨是一个日本通，既精通日语，又是日本问题专家，在与日本人打 

交道时还得借助于杨登瀛。 

巡捕房对杨登瀛深信不疑。并且对国民党方面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 

以外的人接触。”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方面与巡捕房打交道不可替代的人物。他被聘为英、法巡捕 

房的顾问，可以在巡捕房随进随出，兰普逊那里的情报、材料，他都可以看到。遇 

到重大疑难案件，兰普逊还要找他商量。同时，杨登瀛又可以利用巡捕房的牌子到 

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公安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活动，这一来，杨登瀛真正成了左 

右逢源了。 

杨登瀛这个特情关系建立之后，国民党军警机关或巡捕房要对中国共产党秘密 

机关采取行动之前，特科一般都能在敌人动手之前获得情报。敌特机关的好几次搜 

捕行动接连扑空。 

陈赓考虑到，如果每次都让敌人扑空，杨登瀛难免暴露。在与有关的同志商量 

后，为了掩护杨登瀛的情报工作，特科有时也故意留下一些机关或布置一些机关让 

敌人去破坏，再让他们搜到几份无关紧要的文件或者党内报刊，以增加敌人对杨登 

瀛的信任。 

中央特科为杨登瀛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为了提高杨登瀛的地位，陈赓请示特 

委批准后，给他买了一辆汽车。于是杨登瀛经常神气活现地驾车出入于国民党上海 

市党部、公安局、警备司令部以及巡捕房等地，给人的感觉是来头更大了。 

三 

中央特科建立场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就在上海国民党的各军警机关和租界巡 

捕房有了自己的耳目。前面提到特科依靠内线迅速查清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一事， 

那个内线就是杨登瀛。此后，特科利用杨登瀛还挖出了好几个出卖党组织的叛徒。 

杨登瀛成了党的叛徒的克星。 

一九二八年八月，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杨剑虹向杨登瀛介绍了一个叫戴冰石的人 

。杨剑虹对杨登瀛说，这人在机会成熟时，会提供重要情报。杨登瀛凭他的经验立 

刻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很可能是秘密自首的叛徒。 

几天之后，杨登瀛得到通知，让他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封密封公函送往英国 

巡捕房政治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看过公函，立即下令巡捕出动，并约杨登瀛一同 

前往平凉路去搜查一处共产党秘密机关。杨登瀛要通知陈赓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在 

这处秘密机关有七人被捕。 

杨登瀛正打算查证这次告密究竟是不是戴冰石所为，戴冰石就已经主动找上门 

来了。 

他是来找杨登瀛求情的。戴冰石见面就说，这个案子是他告密的。戴冰石称， 

杨剑虹事先答应过他，为了不使他受到共产党怀疑，捕人时连他的小姨子一齐抓走 

，等被捕人员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立即放了她。但杨剑虹把人抓走后就不 

见下文了。 

“杨先生，”这个叛徒愁云满面，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几天我老婆日夜 

和我吵闹不休，找我要人，务必请杨先生帮帮忙吧！” 

杨登瀛立即将情况报告陈赓。中央特科又进一步详细调查，证实戴冰石确实是 

破坏平凉路的内奸。为了避免叛徒继续危害组织，红队奉命立即采取行动。 

几天之后有人在湖北路安东旅馆附近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巡捕房当然明白这是特科的红队干的。但特科究竟如何查出 

戴冰石叛变投敌的真象，他们却怎么也弄不明白了。他们对杨登瀛仍然深信不疑。 

以后，又有一些秘密自首的叛徒仍然被介绍来给杨登瀛接头。有时杨登瀛几乎 

用不着费力去调查，只须守株待兔，叛徒自己就会送上门来。 

夏天的一个夜晚，杨登瀛坐在一品香饭店楼下的酒吧间，一边浏览报纸，一边 

等待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们这两个广东同乡经常在这里会面。谭绍良兴冲冲地来 

了，还带了一个人来。这人一身中式短打，头戴礼帽，见人点头哈腰，一望就知道 

是在上海滩混饭吃的流氓。 

谭绍良介绍，此人叫王松生，对共产党的事情了解得最清楚。 

杨登瀛不禁纳闷：一个小流氓怎么会知道共产党的事情？显然还有内幕。 

“好啦，以后你有什么消息，就直接找这位杨先生好了。杨先生是顶可靠的人 

啦！” 

谭绍良吩咐之后，挥手将王松生打发走了。 

不久，王松生果然有了“消息”。他给杨登瀛带来一包东西，打开一看，竟然 

是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文件代名为《华字通报》，实际上是一份《中央通告 

》。 

“杨先生，这个你要不要？”王松生想拿文件在杨登瀛这里卖个好价钱。 

杨登瀛当即付款，买了下来。 

王松生没想到杨登瀛如此爽快，顿时来了劲：“如果杨先生还要的话，我手头 

还有些货，可都是共产党的秘密文件呀！包管杨先生满意。” 

“唔，”杨登瀛故意显得漫不经心，“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 

小流氓四下望了一下，把嘴凑近杨登瀛的耳朵：“不瞒杨先生说，这些货都是 

一位朋友搞来的。他名叫陈慰年，本事可大啦，你要什么样的共产党文件，他部可 

以给你弄来。如果杨先生愿意的话，我可以约他和你见面，你们面谈好啦。” 

“好吧，你约他来。至于价钱嘛，你告诉他放心好了，我不会让他吃亏。” 

几天之后，杨登瀛出面请客，陈慰年由姓王的流氓陪同前来赴宴。旁边一张桌 

子上，几个生意人也在浅斟低酌，不时向陈慰年这边望上一眼。这些生意人是特科 

红队队员扮的，他们的任务是认清陈慰年的面貌。 

饭后，红队队员跟踪找到陈慰年的住址。第二天，陈慰年住的弄堂口出现一个 

连环画摊。不用说，陈慰年的行踪已经被红队严密监视起来了。 

与此同时，杨登瀛按照陈赓的指示，加紧调查陈慰年的来历。情况很快就弄清 

楚了。这个陈慰年不但是一个秘密自首的叛徒，而且已经成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密 

探。这家伙为了搞钱，又偷偷摸摸地托一个流氓转卖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 

情况摸清楚之后，处决叛徒就很容易了。 

陈慰年根本不知道他的真象已经暴露。他还以为找到了大买主，从此财运亨通 

。这天，正当他兴冲冲地走出弄堂口，突然背后一声枪响。叛徒还没有弄清怎么回 

事，已经一头栽倒在地上了。 

有时候，根本用不着特科的红队动手，只须杨登瀛借用国民党之手就可以除掉 

某些叛徒。 

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白云观侦缉队拘留所内，有一名在押犯人刚刚抓进来几天， 

突然在牢房内大声嚷嚷，声称要见大头子，有重要事情要讲。 

这人是警备司令部的侦探从一家旅馆逮捕的。其实，侦缉队对他的身份一时还 

不清楚，只是认为他有共产党嫌疑就把他抓来了，现在突然听他这样一嚷，觉得这 

个人非同寻常，于是马上报告给警备司令部。 

第二天，这人被提出牢房，带到一间办公室内。一位西装革履戴着墨镜的人已 

经坐在那里了。 

“你不是要见大头子吗？”看守对犯人说，“这位长官就是，现在你有话就向 

他讲吧！” 

这位从警备司令部来的的“大头子”正是杨登瀛。他是受警备司令部委托来处 

理这个案子的。 

犯人立刻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原来，这人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负责人， 

是来上海开会的。但除了他自己的经历和身份之外，再三追问，他也说不出更多的 

情况了。 

“看来不让你吃点苦头，你是不想说实话！” 

杨登瀛把脸一沉，吩咐严刑逼供。他想弄清这个叛徒究竟知道多少情况。 

叛徒被打得血肉横飞，发出杀猪般的惨叫，拼命喊冤求饶。看来他了解的情况 

确实不过如此了。当晚，杨登瀛将情况向陈赓作了汇报。第二次提审时，杨登瀛带 

来了一位“专家”。这位“专家”是特科成员刘鼎，他是奉陈赓的指示专门去给叛 

徒拍照的。 

中央特委仔细审察照片之后，证实此人确系山东省委书记，曾在莫斯科东方大 

学军事学习班学习过。杨登瀛又再次向他逼问口供，仍然问不出什么，然后告诉淞 

沪警备司令部说，此人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但利用价值不大。警备司令部见这个叛 

徒既然留着无用，干脆就将他枪毙了事。 

　四 

一九二八年十月，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楼。 

陈立夫打开卷宗，抽出一份委任状递给杨登瀛，神情庄重地说：“这是蒋委员 

长亲自签署的。望杨先生好自为之，不要辜负党国的重托。” 

杨登瀛双手接过委任状，只见上面赫然写着： 

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 

　此令。蒋中正 

杨登瀛被陈立夫正式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在此之前，杨登瀛的那位同乡 

、党务调查科总干事兼驻上海特派员杨剑虹因为贪污公款东窗事发，已经自杀身亡 

。于是陈立夫将上海方面的反共情报工作完全交给了杨登瀛。 

中统大老板陈立夫没有想到他正在干一件蠢事。 

对于杨登瀛，陈立夫是完全放心的。在他眼中，杨登瀛既忠心耿耿又精明干练 

，尤其难得的是，杨登瀛还与上海巡捕房有密切关系，简直是在上海从事反共活动 

不可多得的人才。因此，对杨登瀛的要求，陈立夫总是有求必应，要钱给钱，以示 

信任。 

“在用钱的问题上，中央总是依你的。”新任的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特别对 

杨登瀛强调这点。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兄弟，对于陈立夫亲信的人自然也是深信不 

疑，极为倚重。徐恩曾还送杨登瀛一部《曾国藩家书》，以示笼络。 

“中央特派员”的牌子使杨登瀛身价倍增。在上海的国民党军警机关眼中，他 

是“中央亲信的人”，在外国巡捕房眼中他是一位在中国官场中可以通天的人物， 

上海各侦探机关都更加对他另眼相看，什么秘密都不会想到瞒他。 

杨登瀛成了国民党中央特派员之后，可以在上海的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再 

受人管束。陈立夫、徐恩曾经常将一些大案要案直接交杨登瀛办理。租界巡捕房有 

案子也找杨登瀛商量。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甚至还向他表示，如果确有要案急于 

要办，可以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随时去逮捕就行了。这样一来，南京国 

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命令，中央特科都能够通 

过杨登瀛的关系及时了解，事先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杨登瀛对中央特科的作用更 

大了。 

由于杨登瀛这个反间谍关系，中央特科在一九三Ｏ年挫败了一起国民党企图谋 

害周恩来和中央机关的重大阴谋。 

这年四月，蒋介石的侍从接到一封来自共产党内的秘密信件。信是写给蒋介石 

本人的。写信人叫黄第洪，黄埔一期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刚从莫斯科学习回到 

上海，就秘密写信向国民党自首。 

黄第洪在信中向“校长”表示，“学生”因在共产党内不得意，愿意改过自新 

重新追随校长，恳请校长拨冗接见。黄第洪称，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他可以利 

用这个机会协助国民党抓住周恩来。信中还附有联系地址，希望让国民党方面尽快 

找他接头。 

蒋介石看了信不禁喜出望外。过去悬赏重金都没有能够抓住周恩来，而现在机 

会却送上门来了。他立即召见陈立夫，要他务必切实办理。 

陈立夫不敢怠慢，马上把徐恩曾找来，让他亲自负责黄第洪告密案，严防走漏 

消息。徐恩曾深知此事非同寻常，决定选派一名最可靠的人前去与黄第洪接头。想 

来想去，他选中了杨登瀛。 

杨登瀛立即找到特科人员刘鼎，让他转告陈赓：黄第洪已经秘密自首，并准备 

出卖周恩来作为给国民党的见面礼。刘鼎听了，吃惊之余不禁暗暗庆幸：若不是特 

科在敌人内部建立了反间谍关系，周恩来的处境就危险了！ 

刘鼎让杨登瀛先将案子压一压，然后马上报告陈赓转告中央特委。 

南京路上，车水马龙，来往行人摩肩接踵。商店厨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 

人们的视线，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邮电局门口这样一个情景：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子 

，手里拿一只皮包和一张报纸在那里来回踱步，片刻之后，另一名衣冠楚楚的男子 

从街对面向他走来，手里也同样拿着皮包和报纸。两人凑在一起，低声交谈了几句 

，然后走进附近一家咖啡店去了。这两个人，一个是杨登瀛，另一个就是叛徒黄第 

洪。接头的办法，是按照黄第洪致蒋介石的密信中约定的。 

当然，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极不起眼的场面实际上正悄悄地改写着中国现代 

历史的一页：蒋介石企图抓获周恩来的阴谋已经宣告流产。 

黄第洪见“蒋校长”果然派人与他接头，喜不自胜。显然，他的秘密信已受到 

重视，只要抓住周恩来，从此他的前程不可限量。这个叛徒全然没有料到自己已经 

落人中央特科的掌握之中。 

周恩来得到特科的报告后，作出两点指示：第一，先将黄第洪暗中隔离，切断 

他与组织的联系。第二，特科继续加紧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黄第洪不久也察觉到风声有点不妙。杨登瀛与他接上头后，又两次约他到指定 

地点见面，他都没有敢再去。 

中央特科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并企图勾结敌人谋害 

周恩来，对党进行大破坏，情节完全属实。于是，红队奉命出动，将叛徒黄第洪秘 

密逮捕，予以外决。 

第　六　章 

在中央路３０５号大院内，徐恩曾以“正元实业社”为掩护，不但建立起了指 

挥各地特务组织的秘密电台，还开厂制造便于携带到外地去的小型收发报机。遍布 

于全国各地的ＣＣ系特务机关的机密文件、绝密电讯，都首先汇集到这里，而各种 

反共的秘密指令也是由这里发往各地特务机关。这里成为了三十年代初期国民党特 

务机关的“大本营“。 

徐恩曾比起他的所有前任，不仅野心更大，手段也更加阴险毒辣。他的计划是 

着重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的“自首政策”，企图利用叛徒内奸秘 

密潜伏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以便彻底破坏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因此，他主持下的 

党务调查科显得更加诡秘。 

在徐恩曾身边，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位浓眉大眼、相貌英俊、年近四十的中年男 

子，这就是徐恩曾最信任的机要秘书、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钱壮飞。 

一九三一年四月发生了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事件，如果没有钱 

壮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彻底改写。 

主持抓获顾顺章这条“大鱼”的，是中统在武汉的特务头子蔡孟坚！ 

蔡孟坚，江西萍乡人，是陈立夫手下的一员干将。一九三Ｏ年秋，陈立夫向上 

海、武汉和开封派出了三名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这几个地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的工作。派到上海的是杨登瀛，到开封的是黄凯，派到武汉的就是蔡孟坚。不过。 

他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 

杨登瀛是特科的内线，黄凯在开封也没有什么建树，但蔡孟坚在武汉却干得很 

很起劲，为此还得了一个“铲共专家”的雅号。他到任后不久，就亲自潜入贺龙控 

制下的洪湖地区侦查“匪情”。他化装成渔民到处游荡，见到过贺龙本人，还拍下 

了许多照片。一九三一年春，蔡孟坚利用叛徒黄佑南的措引，在武昌破坏了中国共 

产党湖北省委机关，接着又在汉口法租界会同巡捕房逮捕了中国共产党长江局负责 

人尤崇新。在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先后被破坏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多达十几处， 

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近一百人。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书记袁秉章夫妇相继被 

浦，继而被杀害。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叛变投敌。在短时间内立下如此“功勋”， 

蔡孟坚不仅受到陈立夫的嘉奖，还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被晋升为少将参议。蒋 

介石还指定他主持武汉行营新成立的侦缉处，专事破坏湘、鄂、赣三省各城市的中 

国共产党地下组织。 

被捕叛变的还有一个叫王竹樵的人。他原是武汉纱厂的工人，大革命时期参加 

过武汉工人武装纠察队。当时，顾顺章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王竹樵正好在他 

手下工作，因此对他十分熟悉。王竹樵叛变后，参加了特务机关工作，交给他任务 

就是捕捉自己从前的同志。这个叛徒急于立功，整天在大街和交通要道上游逛，象 

一只猎犬一样伸着鼻子到处嗅。这时，正好顾顺章在武汉流连忘返。八四月二十五 

日这天下午，王竹樵碰巧在“新市场”附近游荡，突然眼前一亮，一个熟悉的面孔 

映入他的眼帘。他立刻想起来了，此人正是他的老上级，现在的中央特科负责人顾 

顺章。 

王竹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顾顺章这条“天字第一号”的“大鱼”居然会 

千里迢迢游到他的面前，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抓住了，这意味着一大堆数都数 

不清的“袁大头”！他立即紧紧地盯住顾顺章，跟着他走进“新世界”游乐场，看 

到他居然登台表演了，才赶紧溜了出来，招呼了几个也在附近搜索的特务。盯着顾 

顺章演出完毕，又盯着他出场回到旅馆，直到没有再发现其他的“猎物”了，才破 

门而入，把这条“大鱼”从床上逮了起来。 

顾顺章的被捕叛变，是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上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在中国 

共产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叛徒，其中不乏比顾顺章地位高得多的领导 

人，但没有哪一个叛徒可能造成比顾顺章更大的危害。这是因为，他可能造成的危 

害关系到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存亡，关系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名中共中央领导人 

的性命。正因为这一事件很可能改写历史，所以后来关于顾顺章的被捕出现了各种 

各样的说法。 

一九二八年就从事中统特务活动，先后担任过党务调查科助理干事、中统局本 

部科长、组长、秘书等职务的张文（又名张国栋），解放后成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对于顾顺章的被捕，他是这样回忆的： 

一九三一年三四月间……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 

中国共产党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此人在多方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国共产党地 

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蔡孟坚又安排尤崇新化装成另一模样，同时派出特务数名， 

暗中随其在汉口各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三一年五月的 

一天，尤氏等人行经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 

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这时顾已逃避不及，遂为尾随的 

特务所逮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被押解到武汉行营侦缉处。蔡孟坚得知逮住了一条“大鱼 

”，大喜过望，决定亲自对他进行劝降。他下令将顾顺章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又是 

上茶，又是敬烟，态度很是和善。 

起初，顾顺章一言不发。蔡孟坚索性单刀直人，点明了他的身份——中共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接着又对他说： 

“黎明先生，不，顾顺章先生，我们虽然不曾谋面，但既然我已经知道你是谁 

，想必你也一定知道我。” 

这时，顾顺章开口了：“我当然知道，你是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 

顾顺章这一开口，蔡孟坚知道有希望了，他开始对顾晓以利害：“你我为人彼 

此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 

顾顺章又一次沉默，抽出放在面前的香烟，大口大口地吸着。这样的情形，蔡 

孟坚见得多了。他明白，大功即将告成。现在要做的只是等待。于是他也点上一支 

烟，静静地等着顾顺章开口。 

顾顺章接连抽了几支烟，终于又开口了。这一开口，他马上变得盛气凌人： 

“我可以把一切都说出来。这是一个大计划，可以在三天之内把上海的中共中 

央机关和中国共产党负责人一网打尽。不过，我不能对你说。请你尽快安排我面见 

蒋总司令本人。” 

蔡孟坚一楞。但他很快就明白，顾顺章并不是在虚张声势。以他的身份和职务 

，完全可以做到他所说的一切。果能如此，那将是一场永载史册的“不朽之功”。 

但他转念一想，如果就这样把顾顺章押解到南京，让他把所有的机密面告蒋介石。 

那么，他蔡孟坚又能在这场惊天动地的大举措中得到些什么呢？他不甘心就此白白 

地将面前这件“至宝”送走，总得设法先从他口里套出些“现货”来。 

于是，蔡孟坚口气一变。冷冷地说：“既然顾先生愿意合作，希望你先有所表 

示。否则，恐怕难以取信于人。” 

“顾顺章一听，就明白蔡孟坚的心思了。他想了一下，决定先给面前这个人一 

点好处，免得他从中作梗，误了自己的”大事”。于是他摆出一副屈尊的模样，以 

吩咐的口气说：“也好。你叫一个书记员来记录。”一名书记员闻命而来。顾顺章 

考虑了一下，一口气供出了中共中央驻汉口的秘密交通机关、湘鄂西苏区、红二军 

团和鄂豫皖根据地驻汉口的办事处，以及直属特科四科领导，在英商祥泰木行那艘 

运木船上担任大副，曾经在一九二七年将中央机关的人员、经费和物资从汉口运送 

到上海的那位姓陈的地下党员。以此作为给蔡孟坚的见面礼。蔡孟坚还不甘心，又 

想出一个办法。他对顾顺章说：“我可以送你去南京。不过在此之前我还得为你引 

见何主任。他代表蒋委员长在华中地区主持一切，有什么话，其实向他说就行了。 

” 

蔡孟坚所说的何主任，就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他希望，到了行营主任这样 

的“钦差大臣”面前，也许顾顺章会改变主意，把知道的秘密都吐出来。何况，抓 

了这么重要的共产党，不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报告一下也不行。 

“顾顺章不屑一顾地回答：“见了何成浚，我还是那句话。”蔡孟坚没有理会 

，把顾顺章直接带到行营主任的办公室。 

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湖北随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第 

五期步科。在日本留学期间，何成浚即加入了同盟会，后来长期追随孙中山。孙中 

山死后，他又转而投靠落介石。何成浚官至二级陆军上将，但是他一生很少直接指 

挥军队作战，更极少打过胜仗。他一生值得称道的作为，就是先为孙中山，后为蒋 

介石充当联络各路军阀的高级说客。于这一行，他倒是游刃有余，颇为在行。自一 

九二六年后，他先后为蒋介石游说过孙传芳、方本仁、阎锡山、张学良、唐生智等 

军阀，在北伐、蒋桂战争、中原大战、东北易帜等重大事件中为蒋介石多方奔走， 

拉拢和分化各地方军阀立下了大功，因此颇得蒋的信任。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代理北平特别市市长兼公安局长、国民 

政府参议长、湖北省政府主席、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Ｏ年武汉行营成立后， 

又兼任行营主任。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举行的国民党“三大”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 

何成浚虽然春风得意，但军人出身的他还颇想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担任湖北绥 

靖公署主任以后，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督师“进剿”鄂豫皖苏区，很想为“剿共 

大业”做出贡献。谁知一出师就迭遭败绩，损兵折将，捣得灰头土脸。 

就在这时，何成浚得知顾顺章被擒的消息，精神立时为之一振。一时不能在军 

事“剿共”上做出成绩，不妨利用顾顺章作一点文章，多少让南京的蒋介石高兴高 

兴。 

就在何成浚准备下令将顾顺章押来亲自审讯时，蔡孟坚已经带着顾顺章来了。 

何成浚也见过不少共产党高级干部，可是当他看到顾顺章那副黑帮打手的模样时， 

心底对共产党高级干部的那点敬畏之心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摆出行营主任尊贵 

的架子，打起一副官腔，想先给这个阶下囚一个下马威。 

谁知顾顺章根本不买他这个行营主任的账。他大模大样地坐下，还是先前对禁 

孟坚的那番话： 

“请火速安排本人晋见总司令蒋公，我将当面陈情，如果误了大事，恐怕何主 

任和蔡处长都担戴不起。” 

说完，他翘起二郎腿，不再理睬何成浚和蔡孟坚。那神情，活像一个握了满手 

王牌的赌徒。 

何成浚看着顾顺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恨不得马上毙了他。但他表面上并没 

有动怒，反而收起了刚才的傲慢，客气地对顾说：“既然如此，就请顾先生在行营 

招待所暂歇。今天晚上就安排船送你去南京。”说着，便按铃唤来一个副官，命令 

他安排顾顺章去休息。 

顾顺章站起来正准备走，突然想起一件事。神秘地对何成浚说： 

“不能拍电报。在我到达南京以前，千万不要把我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 

四月二十五日晚上，一艘专轮从汉口码头启航、开足马力向长江下游驶去。顾 

顺章大模大样地躺在设备齐全而舒适的舱房里，负责押送他的，是几个中统特务， 

以及一个排的宪兵。 

现在，何成浚和蔡孟坚只需要坐等捷报和嘉奖从南京飞来了。然而，轮船开走 

很久了，他们的心里却老是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三十多个小时后，轮船将抵达 

南京。随后，中国共产党总部被扫穴犁庭，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众“匪首”俯首就擒 

的消息将震惊中外。可是，这件将永载党国史册的首功将记在谁的名下呢？如果就 

这样把顾顺章送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将来他们的姓名最多只能记在功劳簿的末尾， 

甚至根本无人理会。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甘心！ 

现在，只有一个补救的方法——向南京发电报。把顾顺章就擒并已自首的消息 

报告南京总部。将来论功行赏，自有电报作证，那就谁也无法抢走自己的头功了。 

至于顾顺章临走时交待的不能向南京发报的话，肯定是那家伙故弄玄虚，用不着理 

会。 

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的夜间，何成浚和蔡孟坚不约而同地向南京中统总部拍发 

标明由徐恩曾亲译绝密电报，争先恐后地请徐恩曾向陈立夫和蒋介石报告这件即将 

惊天动地的大事。在轮船开走后的几个小时中，先后有五道电波从武汉行营飞到南 

京中央路三Ｏ五号的那家“正元实业社”。 

电报发走了，何成浚安然就寝，但蔡孟坚心中仍然忐忑不安。顾顺章最后交待 

的那句话老是在他的头脑中回响。突然间，他醒悟过来，一定是中国共产党在徐恩 

曾身边安排下特工，顾顺章只是不愿明说罢了！他赶紧翻身起来，跑到机要室，向 

南京总部发出了第六封电报： 

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的消息让徐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上海中国共产党地下机 

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要落空。 

第二天一早，心急如焚的蔡孟坚又要了一架飞机，急火火地向南京飞去，他要 

亲自向陈立夫报告。所有的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都懵然不觉。再过几十个小时，一 

张险恶的大网将猝然罩到他们的头上。果真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史就将改写。 

然而，历史的真实面目是，中共中央机关和周恩来等人最终安然无恙。但是， 

当人们为此庆幸的时候，同样会想起那千钧一发之际的一个又一个“如果”……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霏霏黄梅雨，象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笼罩着南京城。但夜幕降临以后便开始 

闪烁的万家灯火仍顽强地破网而出，勾勒出六朝金粉之地的豪华。 

中央路三Ｏ五号的“正元实业社”大楼，已失却平日的忙碌，静悄悄地矗立在 

夜雨中。只有一两个窗户亮着灯光，就像一只蹲伏在黑暗中的巨兽。 

和从前的一个个周末一样，徐恩曾早已无影无踪，到他的某一处香巢销魂去了 

。部下们等他一走，也纷纷开溜，回家去享受天伦之乐，好赌的早已约好“牌搭子 

”准备鏖战通宵，好色的或者泡舞厅，或者上了秦淮河的画舫，像上司一样享受“ 

软玉温香抱满怀”的销魂滋味。 

除了门卫，只有几个机要人员和钱壮飞留在中统大本营值夜班。徐恩曾平时极 

少离开总部，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周末离开，总是让这个机要秘书值班，要他及 

时处理各地发来的不得延误的公文和情报，并在遇到特别紧急的情况时马上通知他 

。也只有钱壮飞才知道，这个周末之夜徐主任在哪个地方。 

钱壮飞正紧张地伏案处理着公务，突然一个年轻的机要员推开他的房门，轻轻 

走进来，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放在桌上，又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退出 

去了。 

钱壮飞搁下手中的工作，翻开卷宗瞟了一眼，只见里面是一份标明“徐恩曾亲 

译”的密码电报，发电处写着“武汉绥靖公署”的字样。他的眉稍微微耸动了一下 

，眼光扫视了一下四周，耳朵聆听着门外的动静，然后凝视着卷宗出神。 

少倾，钱壮飞站起身来，打算走出办公室看看外面的动静。这时，门外又一次 

传来轻轻的脚步声，那个年轻的机要员再次送来一份卷宗。待机要员关上房门，他 

又翻开卷宗，里面又是一份标明“徐恩曾亲译”的密码电报，发电地址仍是武汉绥 

靖公署。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竟在半个小时内接连发来两封密电？钱壮 

飞觉得问题有点严重了。然而，还没有等他想出个眉目，机要员又推门进来了。这 

次送来的卷宗里竟然放着两封电报，信封上的字样和前两封一模一样。 

在以后的一个小时之内，机要员又两次送来卷宗，仍然是从武汉发来的标着“ 

徐恩曾亲译”字样的绝密电报。 

武汉方面一定发生了十万火急的大事！钱壮飞决定揭开这个谜，弄清楚其中的 

奥秘。 

又等了半个小时，机要员不再来了。钱壮飞静静地坐在办公桌旁，从内衣口袋 

里掏出从徐恩曾手上搞到的密码本，细心地翻译起密电来。 

第一封电报刚刚翻完，钱壮飞白净的面孔陡然变得煞白。出现在他眼帘中的是 

这样一行字： 

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特务活动的黎明在汉口被捕。 

“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钱壮飞是知道的。顾顺章出事的严重性，他更清楚 

。如果顾顺章仅仅是被捕，后面还用得着接连发来五封电报吗？ 

钱壮飞开始加快译电的速度。译着译着，他的脸上、背上和手心都被冷汗打湿 

了。后面五道电文的大意分别是这样的： 

“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赴宁面呈蒋总司令。” 

“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 

宁。” 

“考虑到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 

京。” 

“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不要把黎明被捕自首的消息让徐身边的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 

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就要落空。” 

发电人分别是何成浚和蔡孟坚，每一封电报都标着“特急”的字样。译得钱壮 

飞的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 

六封电报都译出来后，钱壮飞渐渐冷静下来。开始考虑现在该怎样应付这一突 

发事件。 

现在上海党中央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当务之急就是马上把情报传 

递给上海中央特科。稍有延误，党中央驻上海的各处秘密机关就会遭到破坏，包括 

周恩来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也将被投入血泊之中。 

钱壮飞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正好，今晚还有一班南京到上海的特别快车，１ 

１点开，明晨６点２５分到。除坐飞机外。这是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他抬头 

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现在刚到１０点，离宁沪特快发车只有一个小时了。现在，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他小心翼翼地将六封电报按原样一一封好，锁在抽屉里，又 

将密码底本藏到贴身的口袋里，轻轻拉开房门，走出办公室。 

春雨还在潇潇下着，钱壮飞走出“正元实业社”大门，急步走回隔壁自己的家 

。女儿钱椒椒和女婿刘杞夫正准备睡觉，钱壮飞推开他们的房门，没有理会他们诧 

异的神色，把刘杞夫叫到自己的房间里。 

“杞夫”，钱壮飞一关上房门就焦急地对女婿说：“你马上收拾一下，立即坐 

夜班车到上海去，带一个口信给舅舅。事关重大，这信只能记在心里。你听好了： 

“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他让刘杞夫背诵了两遍，确信他已经记熟了，才 

接着吩咐：“到上海以后，要想法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舅舅。如果一时找不到，就找 

你岳母，告诉她一定要设法找到舅舅，立即把这个十万火急的口信报告中央。” 

钱壮飞这里所说的“舅舅”，就是李克农。“天亮”即黎明，指顾顺章，“已 

走”、“病危”隐喻他已叛变，“速转院”就是要中央立即转移。 

刘杞夫已多次为岳父传递各种信件和口信，他聪明机灵，从没有出过差错。但 

是他从末看到过岳父如此紧张和严峻，一时也紧张起来。钱壮飞看到他微微颤抖， 

连忙叮嘱：“千万要镇静，一定要把口信送到。” 

送走刘杞夫后，钱壮飞回到“正元实业社”。时间已近午夜，万籁俱寂。他仍 

然忧心忡忡，明天不是接头的日子，刘杞夫能不能找到李克农，他一点把握也没有 

。 

中央各机关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大搬迁，需要时间。如果刘杞夫不能在明天之内 

找到李克农，顾顺章一到南京，一切都晚了。 

看来，必须当机立断，自己亲自赶往上海，尽一切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李 

克农或者陈赓。想到党组织和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这个宝贵的岗位即将毁于一 

旦，他不禁有些惋惜。但是，顾顺章已经叛变了，自己的身份很快就要暴露。何况 

最后一封密电已经写明：此事千万不能让徐恩曾身边的人知道，此人不正是我钱某 

人吗？ 

钱壮飞从容不迫地离开了“正元实业社”。就此一去不复返。走出“正元实业 

杜”，钱壮飞没有回家。他快步来到附近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这是他 

亲手建立的秘密联络点。他本打算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同志迅速转移。但时间太早， 

负责人还没有来上班。他不便留条，就用小刀在此人办公桌上的一幅地图上刻了一 

个“十”字，暗示他赶快通知有关人员逃走。随后，他来到通讯社的发报室，让报 

务员给天津“长城通讯社”的胡底发了一封明码电报： 

“潮病重速返。” 

“潮”即钱潮，是钱壮飞曾经用过的名字，只有胡底知道。他和胡底早有约定 

，这种明码电报是极紧急情况下通知胡底迅速转移的警报。 

做完这一切后，钱壮飞不再停留。马上在马路上雇了一辆车赶到火车站，跳上 

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头班车。虑事稹密的钱壮飞考虑到他走后不久徐恩曾可能得到新 

的消息，会派上海方面的特务在火车站守候逮捕他，便在上海近郊的真如站下了车 

，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四月二十七日早晨，顾顺章乘坐的轮船抵达南京。先期到达的蔡孟坚驱车前往 

码头迎接。汽车径直驶往中央路三Ｏ五号“正元实业社”。顾顺章下了车，故弄玄 

虚地左顾右盼，突然对蔡孟坚大声说： 

“哎呀！这地方难道就是你们的机关？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也在这里呀！” 

蔡孟坚一听此话，顿时瞠目结舌。他还没有回过神来，顾顺章又在他的耳边低 

声说：“马上将徐先生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扣押，他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如果让他 

逃掉，整个肃清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了。” 

蔡孟坚大吃一惊，不禁火冒三丈，忍不住大声训斥这个叛徒： 

“你这个自高自大的家伙，在武汉时为什么不说？你这个混蛋！” 

说着，他押着顾顺章来到徐恩曾的办公室。徐恩曾头天上午就知道此事了，正 

急不可耐的等待着顾顺章的到来。谁知刚一见面，就得到这样一个晴天霹虏。 

头天早晨钱壮飞下夜班后，就不见了踪影。徐恩曾心里正在嘀咕，现在一听蔡 

孟坚的报告，顿时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视为心腹的机要秘书居然会是共产党！惊恐 

之余，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吼叫起来： 

“快把钱壮飞给我抓来！” 

手下人去抓钱壮飞了，徐恩曾也很快恢复了镇静。钱壮飞肯定找不到了，但顾 

顺章还在这里。只要他在，就不愁找不到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就不愁抓不到 

向忠发，不愁抓不到周恩来。只要抓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头目，跑掉一个小小的钱壮 

飞又算得了什么。 

想到这里，徐恩曾又信心十足了。他恢复了往常的斯文相，面带微笑对站在对 

面的顾顺章说：“顾先生，欢迎你归顺中央。” 

在徐恩曾面前，顾顺章不敢象在武汉那样目中无人了。他谦恭地向徐恩曾问好 

，然后急迫地说：“事不宜迟，请阁下马上多派人员，由我带领立即赶往上海。中 

共中央的机关既多又大，短时间内他们跑不了。” 

徐恩曾立刻动作，叫来早已待命的党务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和党派组长顾 

建中，命令他俩带领大批特务，押着顾顺章立即去上海。同时电令国民党上海市党 

部调动所有军警，并知会两个租界的巡捕房，请他们全力配合，对上海进行全市性 

的大搜埔。 

从四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接连三天三夜，整个大上海像开了一锅粥，马路上 

警车尖啸着飞驰而过，打门声昼夜不息。市民们吓得不敢出门，许多店铺也早早就 

打烊了。 

在顾顺章的指引下，军警和特务冲进了天蝉舞台隔壁的“福兴字庄”，冲进了 

中央军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秘密电台、江苏省委。共产国际驻 

远东办事处、少共国际等几十处秘密机关，然而，每一处都是人去楼空，除了极少 

数来不及转移的普通工作人员，特务没有抓到一个重要人物。更不用说周恩来了。 

原来，刘杞夫于四月二十六日清晨到达上海后，按照钱壮飞给他的地址，几经 

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克农，及时将熟记在心的口信告诉了他。 

李克农听了口信，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安排刘杞夫暂时住下，便火速 

行动起来。这天不是他和陈赓预定碰头的日子，要找到陈赓很困难，他便找到江苏 

省委书记陈云，在陈云的帮助下，又很快找到了聂荣臻。半个世纪以后，聂荣臻真 

切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 

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 

所幸的是，周恩来很快又回来了。当他听到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时，顿时惊 

呆了。平时不抽烟的他破例向陈赓要了一支烟，狠狠地抽了几口，让烟呛了好一阵 

子…… 

形势万分险恶，时间又非常紧迫，周恩来倒显得格外冷静。在陈云、聂荣臻和 

陈赓等人的协助下，他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紧急应变措施： 

立即把所有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秘密机关全部撤离原址。所有顾顺章知道的 

秘密交通站、联络点立即转移搬迁； 

把顾顺章所知道的领导人、秘书及其家属全部搬迁，并把领导人的秘书全部更 

换新人； 

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人尽快撤离上海，一时不能撤离的立即 

转移住处，隐蔽起来； 

立即终止使用顾顺章所知道的联络暗号和秘密工作方式； 

迅速调集力量，组织一支队伍，伺机捕杀顾顺章。 

为了防止在特科工作顾顺章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可能被顾顺章利用来造成更大破 

坏，决定采取坚决果断的处置和隔离措施。 

二十六日晚，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各个机关全部开始了紧急大 

搬迁。同时，由陈赓负责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应变措施，准备反击国 

民党军警和租界巡捕房的搜捕。中央特科全体人员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连续几 

十个小时不休不眠，终于抢在敌人的前面，将所有重要机关和有关人员全部安全转 

移。 

叛徒顾顺章献出的三天之内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就这样落了 

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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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共　中　央　特　科

　——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连载）

　林成西　许蓉生

第　七　章

自从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在上海掀起一股空前的

反共狂潮，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而直接帮助中统掀起这

股反共狂潮，为虎作怅的就是顾顺章。

按照中统内部的说法，顾顺章是中统发家的关键人物。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第２２３号通知。指出，顾

顺章是最可耻的叛徒，中央决定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并号召全党加紧群众工作，严

密组织，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一致起来消灭中国工农群众的敌人顾顺章以及一切共

产主义的叛徒。

同年十二月十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也发布了由毛泽东签署的通

缉叛徒顾顺章的通令。

顾顺章叛变投敌之后，中共中央指示陈赓部署特科力量，消灭叛徒。特科曾计

划利用顾顺章到上海的机会，在火车站发起突然袭击，对叛徒明施典刑，以震慑敌

人。但顾顺章做贱心虚，没有敢来上海。

此后，顾顺章的行踪更加诡秘，尽管特科人员为铲除这个凶恶的叛徒而积极努

力，但始终难以发现他的踪迹。

顾顺章过去长期负责中央特科工作，并且兼任行动科科长，对于红队处置叛徒

的各种办法他都非常熟悉，因此要除掉顾顺章远比除掉一般的叛徒困难得多。

一九三二年春，南京细柳巷四十一号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的职员宿舍内，一

间宽大的房屋内摆上了一排排桌椅板凳。布置成临时教室。在这里，中统特工总部

举办了第一期特工人员训练班。数十名经过挑选的中统特务坐在临时教室里听课，

向他们讲课的就是大叛徒顾顺章！

顾顺章叛变后，自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于是死心塌地地投靠国民党

，挖空心思为中统特务机关出谋划策，成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最凶恶最危险的敌

人。

这个特务训练班，就是陈立夫、徐恩曾采纳顾顺章的建议开办的。

过去，中统对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尤其是对于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几乎一

直是两眼一抹黑，对中国共产党秘密活动的规律几乎一无所知。而中央特科的情报

人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却深入到了中统的核心机构之中。此外，深受徐恩曾

信任的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又是中央特科的特情关系，因此。中央特科对中统的核心

机密洞若观火。

徐恩曾自从发现钱壮飞、李克农等人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杨登瀛又暗中私

通中国共产党之后，接连惊出了几身冷汗。只是由于陈立夫和张道藩极力帮他遮掩

，这事才没有被捅到蒋介石那里去。徐恩曾急于想改变过去的被动局面，一听顾顺

章建议开办特工训练班，简直正中下怀。

按照徐恩曾的决定，这个特工训练班由顾顺章主持，中统骨干史济美、陈中柱

等协助工作。

顾顺章在讲台上又比又划，唾沫飞溅，讲得非常卖力。他详详细细地向特务介

绍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规律。

顾顺章教特务如何跟踪盯稍。如何发现线索。如何顺藤摸瓜……

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平时行动特别小心谨慎，走路时非常注意后面是否有人跟

踪，尤其是去机关或回家的路上，更是谨慎注意，宁可多转些弯多跑些路，直到确

信后面没有“尾巴”时才进门。

因此，可以采用二人至三人一组的跟踪办法。如在人口密集的闹市区，跟踪的

距离应该靠近，以免失去目标；如在行人稀少的冷僻地带，与目标的距离就应该拉

开，否则对方很容易发现有人跟踪；如果目标进入弄堂之内，原来第一线的跟踪者

就不能直接跟进去，而是走过弄堂口，注意目标进弄堂后的动向，并暗示第二线跟

踪者跟进弄堂内；在转弯的时候距离要缩短，以防对方转弯后迅速进入其它马路或

拐入弄堂而失去目标。

目标如果进入弄堂或院落，要迅速查清其门牌号数或确切房间。可以假装找人

或送东西走错了门进行证实。一旦侦察清楚，就必须布置力量昼夜监视，以便查出

与之有关的线索。

顾顺章告诉特务，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原则是，只有纵的领导关系，没有横

的相互关系。所以，到被跟踪者家里来或被跟踪者外出与之联系的人，不是其直接

领导者就是其下属。只要严密监视就不难顺藤摸瓜发现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级。

坐在下面的数十名中统特务听得全神贯注。他们过去处心积虑想破获中国共产

党地下组织，却往往无从下手。顾顺章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活动情况和盘托出，这

才使他们茅塞顿开。

“我还要提醒各位注意，保持被监视家中的警号尤其重要。”

顾顺竟的话刚刚出口，听课的特务顿时耳朵都几乎竖起来了。他们过去破坏一

个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之后，总是留人守候，等待再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自己送

上门来。但这种企图十有八九都要落空。只要一处中国共产党秘密机关出了事，不

知为什么从此再也没有人来登门。现在才如梦方醒，原来问题就出在被捕者家中的

警号上！

顾顺章告诉特务，中国共产党在秘密活动中，为防止机关破坏后殃及其他人员

，在每个机关或秘密联络点，都在醒目的地点设置警号。前来联络工作的人事先通

过警号就可以知道机关是否安全，决不会贸然进入室内。所以只要警号改变了，就

再也不会有人上门。

要辨别警号，首先要注意可以先看到的地方如阳台、窗口等处。这些地方放着

的一盆花，或挂着的雨衣、雨伞之类，或拉拢的窗帘等，很可能就是警号。被捕者

一旦发现情况紧急或被带离屋子之前，可以借故改变或移走这些东西，如随手取手

一件雨衣。雨伞，这样做不易引起注意，却巧妙地发出了警报。

所以，在破坏中国共产党的某一处机关时，除了逮捕、搜查外，要特别注意保

持警号。尽可能使它们按原来的样子放好。

“此外，各位还要注意，有时候即使警号被改变了，只要留心观察，也可以抓

到前来联系的同党。”顾顺章唯恐特务让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漏网，又特别加以提

醒。

“来人进屋之前，总是要注意观察警号有没有变动，然后才会决定是否进去。

一般的居民在进屋之前是绝没有这个动作的，只有搞秘密工作的人才有这个习惯。

所以，在外面监视的特工如果发现来人有这个举动，就要对他跟踪，就可以发现新

的线索。”

面对着数十个目不转睛的特务，顾顺章心中不禁暗暗得意。

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之后，曾向国民党夸下海口，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

打尽。由于钱壮飞及时截获了敌人的绝密电报，由于周恩来的机智果断，国民党要

彻底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阴谋破产了，顾顺章对此极为沮丧。不过，他很快就发现

国民党还是需要他，甚至离不用他。

过去他一直在中央特科从事政治保卫，有一套秘密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关于中

央地下组织的工作方式、活动规律，国民党方面没有谁比他更清楚，这些就是他在

国民党那里立脚和发展的重要资本。

他决定要好好地利用这些资本。

按照顾顺章的建议，要彻底动摇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根本，就必须建立一个强

有力的行动机构。于是，徐恩曾于一九三二年初派中统干将史济美前往上海筹备行

动区。

史济美化名马绍武到上海活动。此人心狠手辣，是一个反共老手。他一到上海

，先在新闸路斯文里建立第一个接头处，每天装成茶客到斯文里听取报告，指挥各

行动组特务的破坏活动，同时加紧筹划上海行动区的各级组织机构。

中统上海行动区总部设立总务股、情报股、行动股、训练股等机构。至此，中

统在上海建立起一个组织完备的特务机构，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随之加剧

。

上海行动区的特务，一部分由南京特工总部调派，另外有相当数量是利用共产

党叛徒充当的。中统对那些叛变的“自首”人员，经过选择，将“表现较好”者直

接留用，并且将那些尚未暴露叛徒身份的人尽快释放，让他们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

地下组织内部，充当内奸。

中统上海行动区的这一手相当毒辣，对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级威胁极大。

从一九三零年起，在南京、江苏、浙江、湖北、安徽等长江流域地区出现了一

批“反省院”。名义上这些“反省院”属于该省市高等法院，以促使犯有所谓《危

害国民紧急治罪法》或《暂行反革命治罪法》之人“反省”为宗旨，实际上是中统

特设的监狱。在反省院中，各种刑具一应俱全。担任反省院院长的，多为中统特务

骨干。

反省院关押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被认为叛变中国共产党不彻底的分子；

另一类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对后一种人，特务着重利诱与刑讯并施，竭力使其叛

变投降。“反省”期通常为半年，期满后经评判委员会对“反省”者作出去留决定

。期内有新“罪行”或不能“感化”者，送交法院审判或执刑。

顾顺章叛变后，特别向二陈兄弟及徐恩曾建议，要瓦解中国共产党，必须切实

贯彻“自首政策”，不但实行公开自首。还要实行秘密自首，以便广泛利用中国共

产党叛徒充当特务，特别是利用叛徒打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充当内奸。

过去，中央特科在中统的首脑机关有自己的情报来源，耳聪目明，叛徒很难混

入地下组织。特科在上海利用杨登瀛的特情关系，就曾经查明并处决了一批叛徒。

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使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一批成功打入敌特机关的中国共

产党地下党员被迫撤出，特科在上海的耳目杨登瀛也被暴露。特科过去的情报优势

受到严重挑战，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尤其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

中统上海行动区为了实施利用叛徒打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计划，专门增设

了一个“细胞”工作委员会。

所谓“细胞”，就是指利用叛徒作为内奸，充当特务的耳目，渗透到中国共产

党地下组织的肌体中去进行破坏，并且象细胞繁衍一样，不断将新的叛徒变成内奸

混入地下组织。

中统上海行动区发展的“细胞”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内线“细胞”，即混进

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或其它党派内部的叛徒；一种是普通的“细胞”，这类叛徒主

要在社会上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如工厂、学校内充当

特务的耳目。

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细胞”政策，是与“劝降”工作配合进行的。

在中统上海行动区成立之前，对所逮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审讯，是由上海市

警察局特务股协助办理。特务为了逼取口供，对被捕者动辄施以酷刑。上海行动区

采取“细胞”政策后，改变以往做法，着重强调对被捕者的“劝降”。

一些文化程度较高，有一定政治理论的特务通常被选择担任“劝降”审讯。这

些特务在审讯时以极大的耐心与被捕者辩论，陈述利害，攻击心理弱点，软硬兼施

，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这套办法对于那些信念薄弱的被捕者，往往能够收到

效果。

上海行动区在小东门的东方旅馆内设了一处临时看守所，作为关押“劝降”对

象的地方。这里环境较好，不像警察局监狱那样阴森、恐怖，适合于对被捕者发动

以利诱为主的心理攻势。

史济美的“细胞”工作，首先在沪西区进行。

在沪西区，特务将抓来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的地下党员不是带到警察局，而是带

到茶馆或清静的马路边，或带到被捕者家中，采取突击“说服”的办法。一旦被捕

者发生动摇，立即用像机拍照，或带到相馆照像，抓住把柄以防变卦。然后迅速予

以释放，以免动摇变节分子被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怀疑。

“今天的谈话不要和其他人谈起，否则，对你只有百害而无一利。”在释放被

捕者之前，特务总要特别强调保密。

其实，无需特务提醒，动摇变节分子一旦陷入特务的泥潭，只会越陷越深，几

乎无人能够自拔。他们必然欺瞒组织。继续受特务控制，不断从事叛卖组织的罪恶

勾当。

多数的谈话对象在第二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

这种办理了“自首”手续的叛徒，只要没有暴露，立即就被中统上海行动区吸

收破坏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内线“细胞”。

陈蔚如，又名陈俊德，江苏丹阳人，早年在家乡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参加镇压

土豪的活动受到通缉而潜逃上海。曾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刊物《红旗日报》秘密印刷

厂工作。顾顺章叛变事件发生后，《红放日报》印刷厂紧急转移，陈蔚如因其直接

领导人被捕而与组织失去联系，靠表兄的关系一度进入国民党军队。一九三二年陈

蔚如叛变自首，参加中统。此后，历任上海行动区副区长、中统局本部专员、缅甸

情报区副区长、盐务督察等职。

从陈蔚如的自述，可以具体看到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细胞”政策是如何破坏中

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

我……填写了《自首自新人员登记表》和《保证书》等，并于一九三二年六月

下旬寄到南京高搂门十九号。后来知道这里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一个机关，

顾建中就常驻在此办公。

《登记表》寄出一个星期后，中统上海行动区负责人史济美就直接来到我在上

海的住处大东门内天灯弄九号和我联系，他介绍我正式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受中统

上海区管辖。史济美每月给我生活费三十元，家属津贴十五元，活动费十元，房租

费按实报销。同年七月上旬起，我便开始了特务的生涯。

一九三二年六月下旬，我在上海刚办完自首手续，史济美就对我说：“你的身

份没有暴露，可以到马路上去逛逛，遇见有熟识的共产党请他接组织关系，找机会

打进去。”我当时很为难，因为过去我在上海没有参加过实际工作，仅仅是在印刷

厂工作，接触到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很少，上海地方这样大，单靠在马路上逛逛是遇

不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史济美看出了我的意思，就说：“没有关系，你就试试看

吧。”

说来也巧，七月上旬的一天，我无意中在偷鸡桥电车站遇见了原沪东区团委书

记，他告诉我现在己调任沪西区团委书记了。我听了很高兴，连忙将自己失去联系

的经过告诉他，希望他代我重新联系。他一口答应，并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在老

地方见面，以便转交要求恢复组织关系的请求信。第二天，我按时在偷鸡桥电车站

等候，他没有来。我一连等了三天都未见他来，知已无望，乃改向别处闲逛。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四马路遇到了原中国共产党江苏省金坛县委组织部长。

我们过去是老相识，这次异地相遇都显得十分高兴。他告诉我金坛县委遭到破坏，

他被迫逃亡上海，现在担任沪东区党委书记。我一听暗自高兴，乃将我失去联系以

及如何到国民党军队当兵的经过告诉了他，并编造了我在部队中发展了几个组织关

系的谎言，要求他代我转个报告给中央。他说：“没有问题。”我接受了上次的教

训，把事先写好的联系信交给了他，并约定今后见面的地点和时间……

两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一点消息，我和史济美商量后，又写了第二封信，

并在和这个区委书记见面时交给了他……这时史济美已派人跟踪了他。

果真不到十天，中央招待处就有人到我家中联络，叫我这几天在家等候，不要

外出，说另有人来和我联络，并交代了接头暗号，还给了我十块钱，暂时维持生活

……第三天上午八点多种，我和史济美正在客堂下棋，突然有人来找我。我与他对

上接头暗号就引他进了我的卧室，我又一次向他叙述了失去联系和从军的经过以及

编造的在军队中发展组织的谎话……来人对我说：“你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的组织

关系很重要，你好好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再回去继续工作？”我连忙推诿，并强调

了许多理由表示不愿再回部队。他见我态度坚决，就说：待我们考虑一下再答复你

吧。”说完，站起来告辞，我送他到大门口。

第二天上午，史济美问我来人究竟是什么方面的。我根据来人要我回部队的谈

话，告诉史济美来人可能是中共中央军委方面的。史济美又告诉我，他已经知道来

人的住处和另一个去过的地方，并准备马上逮捕他们……

又过了二天，史济美到我家对我说：共党中央的那个来人已经被抓起来了，他

叫李必刚，住在法租界西门里二十五号，是共党中央的军委宣传部长，在他家中搜

出一大箱秘密文件。嗳！可惜！我们在押着李必刚出弄时，他们的军委书记刚好进

弄，见到李必刚被捕随即避开了。等我们会同英租界捕房到四马路香宾旅社去捕人

时，已是人去楼空。香宾旅社的线索原来我们就跟踪到了，不知道是条大鱼，给他

跑了，真是可惜！”

史济美就是采取这种发展“细胞”的办法，不断地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中的

动摇变节分子变成内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统上海行动区几乎掌握了中国共

产党沪西地区的整个基层组织的活动情况。

一九三二年冬，史济美见时期成热，便对中国共产党沪西区委突然发起搜捕，

使中国共产党沪西区委遭到严重破坏。这种做法不仅破坏了区委，而且使中统的基

层内线“细胞”有机会被中国共产党上级机关提拔到区级职位上工作。

比起沪西地区，中统在沪东的“细胞”工作进展缓慢。于是史济美决定移植“

细胞”，将沪西的内线“细胞”介绍到沪东工厂去工作，让他们在沪东繁殖，去破

坏中国共产党沪东区委。在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策划和暗中帮助下，一批叛徒内奸掌

握了中国共产党沪东区委的领导权，于是就出现了前面看到的假“中共沪东区委”

这种怪事。

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猖狂破坏，对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构成了严重威胁。

于是中央特科决定向中统上海行动区发起反击。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新闸路斯文里。

作为中统上海行动区接头处的老虎灶，每天上午是“生意”最兴旺的时候，店

里的“茶客”和灌开水的“顾客”走了一批又来一批，陆续不断。按照史济美的规

定，各分区的行动特务都要在这个时候前来汇报，听取指示。

上海行动区是秘密的特务机构，行动区总部的地址，除了股长以上的特务，其

他人都不知道。所以一般的特务要见史济美，只能到斯文里的这个接头处来。

这天上午十点左右，几个特务坐在店里一边喝水聊天，一边等待行动区区长史

济美前来布置工作，完全没有留意里弄内来来去去的行人。

突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喝茶的特务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只见

几个人提着手枪已经扑到了灶间门口，特务正想拔枪，对方的手枪就开火了。

“当当当”一阵乱枪，灶间内的几个特务栽倒在地。一个正在楼上的特务见势

不妙，慌乱中跳出后窗逃命，摔断了小腿跌倒在地上哇哇乱叫。

里弄口摆水果摊的特务暗哨闻声赶来时，开枪的几个人早已从里弄西边的出口

跑得无影无踪了。

几分钟后，巡捕房的警车风驰电掣地赶来，几个受伤的特务全部被巡捕房带走

。当然，国民党方面很快就可以把人保出来，不过也得费一番周折。因为在租界这

个“国中之国”里面，巡捕房才拥有司法权。

史济美明白这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红队干的。这天他来得晚，侥幸逃脱，心中却

暗暗吃惊。从此他不敢再去斯文里接头处，于是派陈蔚如在老西门电车站旁的西门

里另建了一个接头处。

一九三三年春，共青团沪西区委机关遭到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破坏。这次行动由

史济美亲自指挥，直接参加这次破坏行动的，主要是一批中国共产党叛徒。

南京特工总部按用所谓“以毒攻毒”的策略，不断将叛变分子派往各地“表现

工作”，从中挑选特工。

这些被派到上海来“表现工作”的叛徒，由徐恩曾的亲信顾建中亲自带队。顾

建中后来曾一度代徐恩曾主持过中统局的工作，此时他在南京特工总部主要负责处

理中国共产党叛徒事务。

这些叛徒们以小东门东方旅馆为据点，经过一番侦察之后，逮捕了共青团沪西

区委干部胡天和曹鸿夫妇。胡、曹二人经“劝降”审讯后叛变，供出了共青团沪西

区委机关在辣裴德路的地址，以及窗台上的警号标志。

两个新叛徒还告诉老叛徒们，共青团沪西区委机关的二楼为机关掩护人的住处

，三楼为会议室。如遇紧急情况，二楼设有警号可以向三楼报警。

三月的一天早晨，史济美率领一队行动特务和叛徒包围了共青团沪西区委机关

，然后冒充法租界巡捕房包探直扑二楼。先将二楼警号维持，再冲上三楼将所有在

场的区委干部逮捕。

原共青团沪西区委干部胡天叛变后，参加中统，留在上海活动。他把家搬到南

市小西门附近，然后成天在街上游荡，企图发现地下组织的熟人，以便拿过去的同

志去向国民党邀功。

一天，胡天刚刚走进一个弄口，－个正在老虎灶上喝水的人突然掏出手枪来，

对准胡天当胸就是一枪。叛徒应声倒地。抽搐了几下就一命呜呼。这个喝水的人收

起枪来，这才从容离去。

叛徒胡天在街上被特科处决的消息，对上海行动区的特务，尤其对那些为虎作

怅的叛徒们是一个严重警告。此后，上海行动区内部盛传中共中央特科红队有一“

老广东”神奇非常，使用双枪，百发百中，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枪口下边生。一时之

间，特务人心惶惶，叛徒更是心惊肉跳，人人自危。

斯文里接头处被袭击，加上叛徒胡天毙命，对南京特工总部和中统上海行动区

震动极大。南京特工总部只好将派到上海“表现工作”的叛徒除个别留在上海，其

余的人全部撤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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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共　中　央　特　科　——白色恐怖下的特殊警卫部队

（编者按：随着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逝世，能够全面见证中国共产党成长历史的人物 

恐怕已经寥寥无几了。广大的读者对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历史恐怕早已耳熟 

能详，但是，您是否知道建党初期以瞿秋白、周恩来、邓小平等为首的共产党人在 

上海所经历的惊心动魄？本文以翔实的史料，将把您带入那段风风雨雨的年代。也 

许会使您对伟人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有更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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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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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17 19:01:07http://www.youth.cn/

 

 

 

 

 这是一群神秘的人，他们无处不在，胜利了不能宣扬，失败了无法解释。他们都是最天才的演员，永远隐藏着自己的真实面孔。

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被捕，如果他把机密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

中共地下组织“天字号”人物被捕，他不仅供出地下联络站的地址，而且要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

1931年4月24日，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身为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大喜过望，因为他已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当然黎明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顾顺章。

蔡孟坚很清楚，这个其貌不扬的魔术师掌握着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所有领导人的化名及秘密住址。让他没想到的是，眼前的顾顺章很快供出了中共在武汉的地下联络站，并且要面见蒋总司令，把共产党的全部秘密说出来。

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货轮，连夜押送南京。与此同时，蔡孟坚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发了五封绝密电报。几小时后，一个机要员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卷宗送到机要秘书钱壮飞手中。

钱壮飞翻开卷宗，里面是一封绝密电报，发电地址是武汉行营，标明徐恩曾亲译。而此刻的徐恩增正在上海度周末，接下来的一小时内，机要员一共送来五份绝密电报，全部来自武汉，全都标明“徐恩曾亲译”。

按惯例，钱壮飞必须把这些密电呈交徐恩曾亲自批示，但这位机要秘书却没这么做，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员。钱壮飞全权负责组建中央调查科庞大的特务队伍，他借机安置大量中共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其中包括胡底和李克农。李克农、胡底分别安插在上海、天津，而钱壮飞留守南京总部，三人遥相呼应，成为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铁三角，这就是被周恩来称道的“龙潭三杰”。

位于南京中央饭店一侧的“正元实业社”，在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各级特务机关的机密文件先要汇集到此，然后再发往各地。而所有函件，都由钱壮飞代为处理。

这五封密电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钱壮飞掏出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 

　电报一：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电报二：“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电报三：“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电报四：“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电报五：“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此刻，上海中共中央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一个人的手中！如果顾顺章把这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更可怕的是，党中央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

押运顾顺章的货轮几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属，4月28日就有可能进行大搜捕，现在已接近4月25日子夜，情报最迟必须在26日傍晚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时间转移。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离开南京，就意味着身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会不会都是对手的试探呢？自己的身份顾顺章是知道的，但为什么电报上却只字未提？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还不能轻举妄动。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

送走刘杞夫，钱壮飞再次回到正元实业社，这时机要员再次送来一封加急密电，钱壮飞立刻进行翻译。电报六：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钱壮飞意识到自己必须离开南京了，电报中所说的徐恩曾以外的人，不是自己又是指谁呢？钱壮飞迅速把六封密电恢复原状，放在徐恩曾办公桌上。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他必须通知安插在这里的工作人员转移。时间太早，通讯社空无一人。钱壮飞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划出一个十字，暗示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

第二天清晨，钱壮飞赶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而与此同时，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杞夫，终于在一家小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此时此刻，先行乘飞机到达南京的蔡孟坚会同顾顺章一行，迅速赶到南京的“正元实业社”，在办公室刚看过电报的徐恩曾焦急地等待钱壮飞，事情结果让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视同心腹，甚至连个人隐私都不背的秘书竟是卧底？ 

　此刻的钱壮飞又在哪呢？早在前天傍晚，他已到达上海，为防万一，钱壮飞没在上海站下车，他绕道进入市区，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徐恩曾知道消息已走漏，他以最快速度召集大批军警特务赶往上海，一场大搜捕即将开始。

4月27日夜，上海。时间异常紧迫，明天也许就会全城搜捕，在短短数小时内，必须把整个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全部转移，必须抢在徐恩曾之前。就在这时，身在天津的胡底也收到了李克农发来的电报。电文：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三人约定的暗号，克即李克农，潮即钱潮，是钱壮飞的化名，病笃即病重，意为情况危急。胡底明白，接信迅速离开天津。

4月28日清晨，一场大搜捕开始了，大批军警和特务冲进了上海中共几十处秘密机关，但结果却大失所望。

当这个惊险瞬间最终成为历史，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幸免于难的中共要人的名字：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从此之后，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早就不存在了。 

（作者：祁少华） 

 蔡孟坚： 共党把我搬上银幕自显恶迹

文前附語

 共黨在三十九年侵佔我家鄉（萍鄉）後，稱我為第一號「大魔手」，首先抄我家，將我三弟捕獲，令他寫我的「魔手」資料，舍弟等從未隨我工作，不知我工作實情，受盡重刑，只好投河自盡；而我四弟彼時方自美哥倫比亞大學畢業返國，照料妻子生產，無法逃出，共黨亦將其逮捕，對之一如對三弟苛待，終於勞改四十五年而逝世，致令全家判為「黑五類」，慘不忍聞。共黨把我認為「大魔手」、「大特務」，原因在於我在民國十九年秋至二十一年冬，奉命任過兩湖特派員、武漢行營偵緝處長，專事剷除鄂、湘、贛三省城市共黨，對抗共黨李立三執行城市暴動路線，其時憑我個人臨時觀察的急智與機會，確由我主持破獲好幾個驚人大案，如破獲共黨危害先總統案、捕獲共黨中央特務總首領顧順章，並破獲共黨潛伏我中央核心組織。其時我逃脫了共黨設計謀殺兩次，因之仍認我為「魔手」、「特務」，而我方少數人也認為我有「特務」背景（我不介意，因任何國家駐外大使，都有特務任務）。其時，先總統困於中原大戰，而共黨在大暴亂告急，故指派我趕赴武漢協助應急，等於客串作救急工作。我內心志在有建設性任務，僅任剷共工作兩年半（從十九年八月至二十一年十月），先總統派我出任武漢警察局長，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保護居民（絕非現在大陸各公安局，專事對付反黨及非法危害人民，機關名稱相似，任務正反懸殊），從此步入正式仕途，並轉任政府其他職位迄至退休，特此借機申述。

（一）先述我如何取得先總統信任派我駐武漢與共黨作地下鬪爭由來

 民國十七年，我才二十三歲，我以蔣作賓主持的戰地政務委員會特派員身份，冒險深入灤州一帶，收編北洋軍閥敗退亂軍鍾震國部，給番號四十九師。當時觀察因日 軍濟南事件，致膠東一帶尚由少數直魯軍佔領，為著乘虛卽在塘沽徵用招商局一艘大輪，將鍾軍運至烟臺。我個人先登岸，促北洋駐軍施中誠團易國府旗歸降，鍾師登岸後，卽佔領十三縣地，隔一、二月鍾師受張宗昌勾結，發生變亂。我秘密安排中央接收大員一同經大連往上海，報紙刊出此大事，先總統以總司令身份，查究此案，我大膽赴京，蒙當時總司令蔣公召見，追究始末，我據實陳報。總座認我年輕，有勇欠謀，竟予寬免。隨後將我交由中央黨部陳秘書長立夫先生指派工作，立夫 先生詢我願做何種任務，我表示願任軍中聯絡工作。立公當召所屬調查科長徐恩曾與我相識，並說明我的願望，隨後為我在何成濬將軍的第九路總指揮部給一聯絡參 謀名義。其時，石友三軍在浦口叛變，我兼程赴海口，策動該處駐軍任應岐師出兵指向浦口。後當唐生智軍在鄭州叛變，何成濬將軍親函冒昧密赴碭山見土匪出身的 孫殿英軍出兵反唐。當十九年汪精衞聯合閻錫山、馮玉祥……等在北平開擴大會議，促成中原大戰。我彼時雖奉命密赴北平觀察擴大會議內情，因內心無意做這種普 通調查任務，取得關係，認識于右任院長，請他函介駐許昌的任應岐師長（于任西北軍時，任為其部屬），我到北平，觀察形式上雖雽倥衍姡ㄩ悺ⅠT），心存觀望，我冒昧逕赴許昌。我見任時，建議他率軍一舉進佔鄭州，他含混作答，意存觀望，但囑我暫在參謀處。某日鄭州馮總部派專差送新換密電本（並註明所屬各軍無線電番號），但參謀處官兵無一人在場（均集合去應上峯點名發餉），我卽代將棹上所置條戳在收文上蓋章收藏。因平日常去許昌英美烟草公司，與多數職員相識，該公司派出收烟葉牛車揷有英美國旗，可以通過兩方陣線，我要求改着工人服乘該公司收烟葉車赴開封探親，終得同意，安全到達馬牧集。因悉蔣公的總部設在該處，我當時找到總部譯電室黎公炎秘書，將電本交他轉呈蔣公。聞我總部照該電本註明某軍某軍的無線電番號，借用馮玉祥名義，有計劃的調動所屬部隊，配合我方各線進攻計劃，收效甚大，連日告捷。某日傍晚，蔣公在大樹下乘凉召見我，大加獎勉，諭示：「這方面敵人卽將打倒，現在我要派你去武漢對付第二個敵人──共 黨，現在長沙已受共軍包圍，武漢市街隨時發生共黨暴亂，你去南京見陳立夫秘書長，由他安排你赴武漢任務。」迨我到南京見到陳秘書長時，他深加慰勉，卽派為武漢特派員，對共黨有逮捕權，並電武漢行營主任知照。以上所述，為我派赴武漢任職由來。

 我抵武漢，卽晉謁行營主任何成濬上將，他一見卽說：「我們在鄭州早已相識，不僅總座與立夫先生信任你，我同樣知道你能幹且有冒險精神。同時告訴你，長沙已被共黨攻佔，我正派軍隊及兵艦南下搶救解圍，更應知道武漢三鎮街市，共黨到處公開活動，任何通街走巷，隨時舉行所謂『飛行集會』，放鞭炮恐嚇人，成為恐怖世界。我授你全權對付共黨，明日派飛機， 你可乘機在長沙上空睽視共黨佔領長沙實情，返後卽安排作出捕拿武漢市內共黨計劃。」我當時向他陳明：「我對共產黨活動，毫無瞭解，必須知己知彼，才能制 敵，如行營所屬治安單位，捕獲有共產黨尚未判處者，我願以談話態度與他們交談，其中有願自首為我方效力者，讓其提供如何作實際行動，才能達成我們的任務， 因而保障其生命與前途。」何主任當時稱讚我的意見，並說：現在駐漢口橋口的憲兵團就捕有幾名共黨尚未審判，我卽電話歐陽珍團長（江西人），並派車送你去該團，由你商洽提出幾位共黨犯人，隨你安排接談。我到該團部，歐陽團長因已奉命，卽提出宋惠和、陳堅兩共黨犯人與我交談，我從他二人敍述，得到不少資料。我看宋某談時用筆述，發現他一手好書法及文字，卽要求將他二人帶到我住的旅館同住數日。歐陽表示：「就要判刑的人犯，如果你要帶出去住旅館，是否安全？」我告：「做事要大方慷慨，方能爭取對方信任。」我住漢口市太平洋旅館，就加開一房間，由這兩犯同住，當夜三人在我房內先商談作法，再囑宋某寫進行逮捕步驟，因他供述：（一）共黨入黨時宣誓絕對服從命令，自策安全，每日有工作表現；（二）每一工作大活動區有一財務負責人，按時發給每一黨員衣食住費用，及對白區交往活動費，隨時無限制付款；（三）組織以直屬為原則，盡量減少橫的關係，以免被捕連累。我根據以上供情，卽決定：（一）捕獲共黨，儘量以和平審訊方式爭 取誘其自首，首先要捕獲上級共黨，其次逮捕同級及屬下共黨，先免判刑，次給自由，再派職務；（二）凡自首者，必須按共黨平時習性所接頭或開會處所，化裝行動，背後較近距離隨有我方逮捕行動人員無形聯繫，一旦自首者發現某共黨，卽用手勢招隨後行動人員採取行動逮捕。……這些方法決定後，我卽報告行營何主任，他甚表贊成。他當時告以上海長江及武漢的紅幫總首領徐朗西近在漢口，我囑介紹你與他見面，請他選派二十人做你手下行動人員，由行營製發逮捕證。隨卽我與徐朗西見面，他選派人員也於數日間報到，我初時祇有宋、陳二自首人卽行照規定試辦，首先數日，得共黨數人，已見奏效。

 其時討閻、馮中原大戰正大勝時，張學良大軍入關接收平津，閻、馮已大敗，殘部退往西北。蔣公自河南返京，兼任行政院長，旋卽蒞廬山召開勦匪會議，預定會議後卽來武漢視 察，因討閻、馮中原大戰時，武漢商界酬獻軍費甚多，故武漢籌備討逆勝利大會，請行營何主任電呈已蒞廬山的蔣公，請其出席大會（會址在漢口中山路漢口總商會大厦，能容千餘人）。不料漢口總商會內有職員為共黨分子，他參加大會籌備處，由潛伏分子安排幾位共黨辦總務，填發出席證及通知書，共黨秘密取得出席大會證二百張，此時安排每組五人共二十四組，計一百二十名共黨分子出席大會。由鄂西洪湖匪巢秘密運到漢口手榴彈，安排每人身藏二枚手榴彈，一彈用作在蔣公出席訓話時，一聲號令，每人投向演講臺，一枚在必要時作自殺或亂投準備。幸天相吉人，就在蔣公預定抵漢口的前二日，我照例派出的自首共黨及行動人員，某日下午他們捕到一位共黨重要分子，名叫夏華，在卽時審訊中，夏華供出共黨已準備危害蔣公計劃。我卽時派出全部行動人員，按夏所供人名地址，分別搜捕，因共黨住址秘密，故落網者僅十數名主要分子，但搜到所藏手榴彈。何主任令商會取消舉行討逆勝利大會，並電呈在廬山的蔣公，我也電告陳立夫先生。次日蔣公電令我赴廬山晉謁，聽取實情報告，當蒙嘉獎，發獎金一萬元，及手諭升我為少將參議，並告：「以後隨本人（蔣公）行動。」我請求須提前返漢口，另行安排蔣公所乘軍艦靠岸碼頭及駐節官邸。隔數日蔣公仍蒞漢口，卽與何成濬主席商定在武漢行營增設一偵緝處，由我任少將處長，在鄂、湘、贛三省重要城市設辦事處。但我尊重軍法處，我 前後所捕獲的共黨，無一不送行營軍法處收押審訊，或執行法辦。惟審訊時，我派身邊的公正職員或認為忠誠自首共黨人員列席助審，以求認眞與公正，故我本身未 曾判處一個共產黨。在破獲危害蔣公案中有一名願自首者尤崇新，江蘇人，由江蘇省委改調來漢口工作，他為的自首書文字好，且有分析力，我素重人才，予以信任。但虛偽自首者甚多，我自蔣公發下獎金一萬元中，以五千元分發行動人員，以五千發給自首人。誰能料這些自首分子，利用此五千元，表示不願每人分用，陰謀創辦一反共報，並請我取報名，我為之取名「醒報」。某晚他們偽稱為該報如何策劃開會，並要求我出席指導，我也同意，但該晚我被本黨漢口市委單成儀（已故） 約吃晚飯，再玩麻將，我輸了十三元。我要求打下去，自首人籌備辦報會，就在附近，我先讓我首先認識的自首共黨宋惠和（已是我的秘書，確忠實）先去和他們商 談，打算最後我到場說幾句話算了；但宋一再來催我速去，我認為時間尚早，晚點去何妨。詎料這七個共黨自首分子，是日磨好菜刀，並預備棉花，等我一到場，卽 一面用棉花塞著我嘴，一面捆著我手脚，用菜刀殺死我。因我久不到場，祇好將忠實於我的自首人宋惠如照殺我方法殺了！因宋手脚都斷了，這些已偽裝自首的殺人犯，因住在樓上，下樓急走趕船時（那時沒有飛上海飛機，他們買好了是晚十一時開航輪船票，上海共黨寄了七千元辦此事），在樓下的房東發現身上掉下好幾滴血，又聽到樓上有人哼聲，卽上樓，見有人被殺將死，房東知道這些人是與偵緝處有關的，卽刻通知偵緝處及警察局，我接到電話報告，隨卽通知扣留十一時啟碇的所有輪船，在某輪內發現這幾個自首犯，一人跳江跑了，剩下六人竟有曾在危害案中准予自首的尤崇新在內，我得天佑，幸免於難，憶這一場「惡作劇」係民國廿年二月廿日左右的事。軍法處收押該犯後，因該犯等旣是共犯又是殺人犯，均判處死刑，定於四月卅日執行，各犯人皆知。不料執行死刑前，尤某自獄中用手指的血寫一封血書給我，求在死前仍望能派人隨同他上街偵察共黨再立功，求免一死。我這個善良心腸，心有軟化，卽刻令人將他押到我的辦公室，他正要跪下，我用茶杯摔在他身上，卽刻同意他照往例遊街作眼線幾天，詎料當他遊街作眼線的那日下午，發現曾指揮他參加暴動的總指揮顧順章，顧係十六年白崇禧率軍攻入上海時擔任共黨上海暴動總指揮。他卽用手招隨行的行動員，速予逮捕（那時顧手上纒了一條白手巾，大約共黨約人會面的記號），顧要求住在漢口陶陶大旅館，經押到他住室，有一交際女郎留在房內。卽顧用「化廣奇」魔術團的助手，顧其時「滿不在乎」，當要被押送到軍法處審訊時，他大聲叫：「要見蔡孟堅」。我雖內心驚奇，卽刻囑行動人員押來見我，他竟以客人自居，向我說：「我（顧）不是一個普通共產黨，是共產黨中央常委，與周恩來平起平坐；共產黨黨務，我掌管大部份，任何秘密機 關，由我全部安排；我受過蘇聯『格別烏』訓練，還是上海共黨中央紅色保衞局長。說特務，我是特務的總管，這次來漢口，是利用我變魔術，以『化廣奇』魔術團的名義為掩飾，主要任務：（一）護送張國燾去豫鄂皖邊區任主席，張昨已由我派人掩護到達；（二）籌備佈置共黨主席經粤漢路轉株、萍去井崗山，轉移主席駐處。你今日找到我，可能對國共兩黨都有好處，我不能再多談，留下重要問題，請你安排我與蔣委員長商談。」我說：「你見見此間行營主任何成濬將軍談談也好。」他說：「見他也不過以上這些話。」我又問他：「你為何知道我蔡孟堅名字？」他說：「國民黨任何地區，主持反共的人名都知道，不必多問。」並未涉及我中央內有潛伏大間諜錢壯飛之事。我看情形只好大力些，讓他囘旅館，派人監視，把他送到南京中央處理。隨後報告何主任，他表示：「無意見，照你的意思送往南京中央處理，你可包一艘招商局小輪，派一班憲兵押送，你最好乘飛機先到南京，把此案報告委員長與立夫先生，聽指示處理。」因此當晚我派員包下招商局某輪駛滬的上層大餐間，派手下行動人員，並商由憲兵團派一班憲兵，將顧順章押赴南京。我本人次晨乘漢口飛南京的水上飛機到南京，卽赴中央黨部見陳立夫秘書長，徐恩曾也在座，立公卽直接打電話向蔣公報告實情，並說明顧酋要求晉謁蔣公，蔣公當諭示：「可讓蔡孟堅偕顧隨時來見。」由漢駛京押送顧酋的輪船抵下關時，我一 人接顧下船，遵立公指示，先到徐恩曾設在中山北路三○五號秘密辦事處停留。顧一下車看到中山北路三○五號門牌，卽說這是我們（共黨）駐京辦事處。進門就說：「徐的機要秘書錢壯飛就是中共『中央』打入國民黨的核心間諜，還介紹李克農繼任他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秘書，安排為共黨另一據點（後毛酋在陝北派李第一次見張學良卽李其人），你們中央一切對付共黨重要資料每日由錢派人送上海租界，由我或周恩來核閱。我在漢口卽知你是武漢負責人，就是錢某派其女婿劉驥千作交通員逐日自南京、上海，送交國民黨中央一切重要情報，連歷次中央軍圍剿計畫加上各地反共負責人名單，所以我查出你的名字。如果錢已逃上海，報告周恩來， 則我的計畫全部完了！」我當時告徐，同時電話報告立夫先生，其時查詢錢某不知去向，問他住宅家人，都說：「錢先生這幾天，終日忙着翻譯漢口來的急電，連囘家的時間都沒有」云云。我其時判斷，錢譯電發現顧被捕自首，卽已逃滬告密。但我仍假意安慰顧酋，卽錢已搭車逃滬，已通知滬寧路沿途緝捕，顧大為嘆氣。接着蔣公官邸來電話，囑我卽偕顧前往晉謁，顧在車途中非常惶恐。我問他：「你在輪船上，是否寫好了向蔣公建議，如何對付共黨意見書？」他說：「何必預先寫好， 當面討論檢討卽可。」我詢他可否透露概略。他說：「（一）把共黨成為合法政黨；（二）共黨軍隊交出，分散揷編於中央各軍，如取消其武力，自然天下太平。」 並說：「中共『中央』權力，握在我與周恩來手中，決可辦到。」他另提一案說：「共黨制度，高級中委每年須參加基層活動，惲代英是共黨高幹，他在參加浦東基層組織，化名王作霖，化裝工人發傳單，為警察捕獲，供稱為不識字赤色羣衆，故發交你們的蘇州反省院感化。我花了幾千元運動費，已准這幾日內移送南京總部軍法處宣判釋放，你可查明已否開釋，惲是共黨重要人才。」說至此，已抵蔣公官邸。我與顧一同進入蔣公會客廳，發現彼時在中央陳立公手下任秘書的張道藩坐在距離一座位上，他向我打招呼，不必介紹顧相識，我則將顧供出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是共黨「中央」最高間諜，查已在逃種種告之。道藩當囑：「此事絕對不可報告蔣 公，你年輕（廿三歲）要增加經驗，不要使立公增加大麻煩。」旋卽蔣公穿着長衫走進客廳始終站着，竟先和我握手，稱我努力，甚好甚好。我立卽向蔣公介紹，這位就是向我方歸順的顧順章，顧自以為已是「座上客」，竟伸手向着蔣公，蔣公未予握手，僅說：「你歸順中央，甚好甚好，以後一切聽蔡同志安排，為國效力。」 蔣公僅站着說了這句話，卽說「再見」。顧原自信必成「座上客」，不料已作「階下囚」！蔣公忽然復出至內室門口，囑我送囘顧後，我個人卽囘官邸再晉見一次。我卽時乘車送顧卽到徐恩曾的中山北路辦事處。顧自嘆的說：「我恐怕不僅不能促進中共對國民黨放下武器，而保存共產黨為公開政黨；反之，我住上海的家室及子 女……也會遭到慘滅，以後我的前途，冀望蔡先生你一人維護，我當盡力立功。」我告知：「我願盡力而為，蔣公固然已把你交我安排，但你已人到南京，中央如何對你處置，我無法預知。」下車時顧一再向我求情，我唯唯作答。我就原車再去蔣公官邸，蔣公卽入客廳接見。詢及顧曾說過具體意見，我就顧在車中所談，他要求我「中央承認共黨為公開政黨，促使共黨自動放棄武力……」蔣公當笑着說：「顧已成為反共自首叛徒，還有什麽影響力量，你仍利用顧相機指導運用，隨時向我報告。」我再將顧所告惲代英重要共黨，在臨時參加基層工作時，因他發共黨傳單被警察捕獲，他化裝工人，改名王作霖，自認赤色羣衆，已由蘇州反省院解到南京軍 法處，卽將開釋諸情向蔣公報告（聞蔣公旋卽下令找到惲代英予以處決），但對於徐恩曾手下唯一機要秘書錢壯飛係共黨中央潛伏大共諜一事，不是完全聽張道藩的阻嚇未向蔣公實報，完全憑個人對立夫先生平常的慈祥風範，更以他與蔣公關係，可能他本身用人不慎也有責任，故其時亦未敢向蔣公透露。臨別，蔣公囑我對顧好好運用。迨我返抵留置顧的處所，不見顧影，這是徐恩曾在個人恐惶中「自慚形穢」，不顧情理，將顧與我永遠隔離。彼時我判斷徐怕顧在我掌握下必能利用顧立大功，能受到蔣公嘉獎。在那時自覺「無『顧』一身輕」，留南京數日，未與中央任何接觸，自取娛樂。隔數日，忽然看上海各大報首條大新聞標題「顧順章全家十三 人（包括顧的妻兒子女、岳父母及佣人、門衞）有的慘殺有的活埋，主犯周恩來在逃」（上海巡捕房公佈）。我看到新聞，並不意外，無從能見顧某知道後的表情，古諺有云：「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徐之重用錢某，顧在武漢不供出錢犯，我自漢口向立夫先生電報，形式上是助共黨傳消息，我無所愧，其實咎由顧自取也。此後顧的情況，無人告我，幸周恩來這惡魔在錢某逃往告密後，首先通知中共「中央」大員幹部，全部遷居潛逃江西共區，中共「中央」因之瓦解。他乘我中央尚未採取行動時（因入租界辦案，亦多困難），親自指揮殺了顧的全家外，他認為寧漢分裂我南京中央清共時，共黨利用划夫出身、不識字、無知識的向忠發為共黨總書記一時作號召，後共黨全部進入上海租界，仍以向某為傀儡總書記。周常欲篡位而共產國際不准，萬惡周恩來，在大難臨頭時就不通知向某（後閱某資料瞿秋白後在滬被捕，也因與周內鬪，亦未通知），向某住在一照相館背後一幢房內，係顧順章早為安排的，周恩來利用顧手捕殺，我也是事後在上海報上看到向忠發被捕處決，可能顧認係他剩餘價值。徐恩曾當向中央及蔣公表大功。故數年後戴笠出任軍委會調查統計局長，徐同時升任中央調統局長。後來我任武漢警察局長第六年，正國共合作抗日時，我因公到南京住中央飯店，徐交由監視顧的人員，帶顧到中央飯店玩台球，顧忽然發現我，急急跑來向我說了三句話：「蔡先生你是我救命恩人，我建議由我組織新共產黨，將眞共產黨大員爭取，支持中央政府，未獲准，請你出面支持。」未及等我答復，監視人員把他拖走了。在臺據陳果老主蘇時秘書長羅時實兄（已故）面告：「你捕到顧順章在抗日鎮江撤退時，因徐恩曾在國共合作抗日時無法處置，藉什麽名義予以槍決，其時我是監斬員，該殺不該殺，無法找到資料。」但徐無「以敵制敵」才識，則我早有所知矣。寫到此處，又囘想到當年徐無禮貌對我說明，竟不遵蔣公指示，將顧帶走，與我永遠隔離，在我眞無所謂，但張道藩看徐作法不對，他竟先以敷衍口氣向我說：「蔣公雖讓你指揮顧建功，你似應考慮，因京滬非你工作轄區，且你人生地不熟，如願留在中央協助利用顧展開工作也好，否則，你不如囘武漢，再建奇功。」我答以：「雖有蔣公之命，我無意獨攬顧案，徐不通知我，將顧與我隔離，這是他本人犯了重大錯誤，他願自行掌握顧順章，以免由顧再供出更多是非罪過，我以同情心與同志愛的情緒，絕不願再介入運用顧再做些什麼，我決定卽日返武漢，請他們原諒，恕不再行辭別。」道藩對我稱道：「你雖年輕，確能認清環境與立場。」

 我返武漢後，自覺在南京對顧案的表示，做到了「為人謀」而減過、「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箴言。其時照常工作，不斷破了些小案，但自上海報紙刊出周恩來在逃往共區前，將顧順章全家十三口（包括岳父母、兒女、佣人）活埋慘殺，先將顧寓附近一空房挖一大地窖，將十三人捆綁，口塞棉花，集體投入地窖中，卽加蓋泥土（租界終於發現），並緊急通知顧所安排共黨中央要人及高幹住址全部遷移，僅不通知已無作用的傀儡中共總書記工人出身的向忠發，讓顧引捕，借刀殺人，同時發給其中央高幹要員旅費讓自行逃往江西共區，中共「中央」從此瓦解，這是顧自首後未能建大功中的小收穫。在此以後，我僅與立夫先生及調查科副科長張冲（後成為國共合作時大紅人，與周恩來成友好，並訪史大林）通電訊。不久中央決議給我一張特製獎狀（現存我手），並派我兼任平漢鐵路特別黨部主委（初任特派員），表示對我破獲共黨危害領袖案與捕顧順章等案的嘉獎形式而已。二十一年春，蔣公短期下野復出山，軍職改稱委員長，在二月間，蔣公特指定擔任特別任務的十餘高級幹部在陵園內的新厦大廳，有陳立夫、張道藩、賀衷寒、鄧文儀、戴笠、徐恩曾及我……出席，我坐在蔣公右手座位聽訓。首先指出意大利的黑衫隊，如何對意大利國家有貢獻，我們各方組織沒有表現，只有蔡孟堅同志在武漢突出，值得嘉獎，當指着我問：「你捕到的共黨大頭目顧順章做了些什麽貢獻？」我一時無法作答，只將眼神對着陳立夫、徐恩曾示意，睿智的蔣公料到顧自首後立夫先生另有安排，不便在中央重要幹部會議時當場追問顧的下落，當指示由陳立夫主持會同研商成立特別組織。次日由立夫主持開會，每人爭取發言，賀衷寒主張黨、軍分別組織，故後有藍衣社（軍方）、靑白社（黨方）。我出席過三次會議，卽請病假返武漢，終於兩社我都不參加。是年五、六月蔣公認為彼時盤踞豫、鄂、皖三省邊區的張國燾、徐向前領導共軍勢力日益擴大，特在武漢成立三省剿匪總部，蔣公兼總司令，隨後張學良自歐返國任副司令，蔣公委我兼總部視察室主任，令我隔三日晉謁一次。其時我僅蒐集政治社會應興應革大事向蔣公報告，從未作攻擊個人情報。蔣公旋又令我擔任全國性的特別組織負責人，囑我寫呈該組織方案。我一再面陳我無此經驗能力與幹 部，絕難勝任，蔣公當面責我：「不能做無名英雄」（隔二年由戴笠出任）。及到是年秋間，蔣公主持擴大紀念週訓話，責武漢三鎮秩序市容太壞、警察腐敗不堪……。這是當時的重點訓示，隔日蔣公召見，囑我出任湖北省會警察局長，吳國楨出任漢口市長（普通市），均直屬省府，蔣公囑其時總部楊永泰秘書長，通知彼時湖北省主席夏斗寅明令發表。我計算奉命擔任武漢行營屬下的剷共任務，僅有兩年半，自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就任警政任務，從此步入政府正常工作。自覺我從成年開始參加革命軍中特別任務，幾有七年，此一新職，為我一生轉捩點也。

 

（二）無意中發現徐與錢壯飛當年由女色關係相識的由來 

 數年前，因大小女在史丹福大學工作，便中翻閱大陸共黨刊物，其中有「壯別天涯」一文，首先發現徐恩曾、陳立夫兩位大名。細看全文，是將我捕顧順章案編為劇本，內情與我經辦顧案概況，是非確屬倒置，惟首先敍及徐恩曾引用大匪諜，係由女色共諜而來，可能陳立夫先生迄今不知實情。劇本中說立夫先生與徐恩曾一同去杭州參觀西湖博覽會，係借立公大名，提高該片的重要性。該刊提到錢壯飛任博覽會幹事身份，當徐恩曾參觀時看中一位美麗王小姐，錢從中巧作介識，結成姘婦，其後將王小姐寄居錢家。徐因與中央陳立夫祕書長為留美同學關係，先任無線電訓練班主任，旋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長（徐習無線電）。徐因錢而有男女關係，加以錢與陳秘書長為湖州同鄉，便於引薦，故不僅結為遊玩友好，且先後任錢為該無線電訓練班及無線電管理局秘書，旋徐調升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長，向陳秘書長推薦錢任該科機要秘書，因公私關係甚深，故將拆信、譯電均委錢某以全權。

 茲因我取得「金陵之夜」影片及「壯別天涯」話劇本及錄音帶，看了、聽了多次，特指出其內容多屬自吹、掩醜，借逃亡表功，對周恩來殺顧順章全家、陰謀借刀令共黨總書記向忠發致死，一字不提，認屬掩飾醜惡下品藝術，分評如次：

 

「金陵之夜」影片劇情眞假矛盾

（甲）該片開幕卽形容西湖博覽會盛景，錢壯飛利用該會總務負責人身份，當徐恩曾、張道藩前往參觀時，將自美麗女服務員中選出徐恩曾看中的一位王小姐介紹給徐，終成為姘婦，並把趙小姐介紹給張（按我兩年前看過原劇本是陳立夫，據聞該片完成後先送主持統戰的鄧穎超審查，鄧認陳立夫先生仍在世，違反統戰原則，故將張代陳而重攝，故該片前後均以張代陳，有時提到報告秘書長，但未加陳姓）。我認係偽加揷曲，有意醜化；旋徐因錢介紹王小姐關係，看錢肆應能力強，卽先後引用錢作他的無線電訓練管理機構的貼身秘書，錢在上海參觀攝影棚，忽然遇到以往一同參加共黨的李克農（李為周恩來重要助手，故「西安事變」影片中毛、周派 李克農以「中委」身份與張學良初洽，卽為此人），彼此說明當時偽裝身份，錢當時求李引見周，周認錢其時已初步打入我中央核心，囑其盡力掌握據點。旋我組織部成立調查科，徐任科長，推薦錢為機要秘書，錢因家住上海，不斷秘密往見主持中共「中央」的周恩來、顧順章，顧主持安排技術工作，指示錢安排交通，遞送情報技術方案，周等責成錢如何買好徐的信任，切勿失去此一重要情報來源據點，並述錢提供江西圍剿歷次計劃，致張輝瓚陣亡，使共黨立功。此段情節，我除西湖博覽會內中經過不明實情外，其餘似屬合理事實。

（乙）我其時曾因去過中山北路三○五號徐的辦公處，門外確掛有正元實業社招牌，入內見過徐的東北口音的太太（聞係二太太，生有幾個兒女），當時看見一位瘦長的人，為徐太太抱一個孩子自樓上走下，徐太太介紹這錢壯飛秘書，可能係裝着呆板內向，後徐恩曾下樓，與我談話，看來錢係以忠臣孝子般的恭順，但影幕上形容徐柔弱形象，錢某則形容活潑，而在徐面前毫無忌憚，暗示徐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在他掌握。我看銀幕上這種表情，似屬幼稚。隨即徐將王小姐安排住在徐辦公處隔壁中央飯店，被徐太太偵知，竟帶一羣女人去捉姦，且當場捉到，徐夫婦與情婦打成一團，徐當場將與蔣公及中央的最機密電本掉在地上。徐一時交與趕來勸架的錢壯飛暫時保藏，錢偷着將此密碼本分頁用照相機照下！（錢旣平時代徐負責譯電，為何與中央要人同住南京，何需另有密電本，似係偽編，形容錢的能幹），旋錢向徐建議，將王小姐送往上海錢的住宅（錢太太係上海某醫院看護），成為國共家人合住，徐週末到上海與王小姐同住尋歡，錢為取得徐的信任，將上海家中大女兒、女婿劉驥與一小兒子錢江（卽此電影編劇與導演）遷住南京，藉此安排女婿作為代錢與上海租界共黨「中央」傳遞情報資料交通員，此段情節似屬眞實，但穿揷一些輕鬆緊張情節，這是攝影技術，取笑觀衆的自然現象。

（丙）先述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上將，自我晉見開始數年間，始終認我為中央人員溫和有禮，遇事開誠相見，隨後任我為行營處長，同時函介我去長沙（長沙收復後），何鍵主席兼總指揮亦對我忠誠合作，故我亦受何禮遇，何主任曾私自告我：「你辦案有需要，我一切用電話通知所屬支援。辦了案子，你直接向我口頭報告，以防屬下也有潛伏共黨，一切案件，先辦後報，至中央陳立夫先生由你直接聯絡」云云。當我破獲共黨欲謀害先總統案後，接着利用自首共黨尤崇新在漢口特三區（原英租界）小高爾夫球場前，指認民十六年上海工人暴動總指揮顧順章，卽由後隨的行動人員將顧犯就擒，顧要求先到他寄寓的陶陶飯店十四號取行李，當場發現 當地一位風塵女人，陪同顧在漢口用「化廣奇」魔術團上臺表演助手（一時姘婦），顧當時表示：「我是共黨常委，與周恩來一同負責，你們不可隨便待我，我（顧）要見此地負責人蔡孟堅，與他談話。」我接電話報告，雖然內心驚奇，但顧犯掌握在手中，當可見他，卽囑屬下押來見我，我看顧相貌並不醜，但故作傲慢。 顧當坦白的承認：「我是共黨中央常委及紅色保衞局長，你們不能隨便待我，我要見蔣總司令，談國共息爭的計劃，我可安排……」云云，並表示：他不願深談。我說：「先去謁見行營何主任如何？」他答：「見他還不是說這幾句話。」我當將顧被捕及談話態度，電話報告何主任，何主任指示：如果他說的話判斷是實情，你可自租一輪船，我通知憲兵派一排人押送南京，你明晨乘水上飛機飛京報告陳立夫先生處，你可先打電報報告，我根據你報告，致電報告總司令（蔣公）酌情准你帶顧謁見，接着照此計劃實現，我飛抵南京，向陳立夫先生請轉蔣公，當示顧到後囑我帶顧到官邸晉謁，立夫先生先到蔣公官邸旁聽，蔣公着便裝立着向顧稱許自首，以 後一切聽蔡同志指導安排，這是當時眞正實情。詎不料該劇編改實情，程序倒置，我看該片數次，錯誤中而且閉門亂造情節：（一）竟稱我帶着武裝士兵，到顧表演魔術時，由眼線自首共黨指認圍捕顧順章，顧被捕後驕傲萬狀，由我帶謁行營何主任，何禮以上賓，把我形容一如現在大陸的小幹部對最高幹的惶恐形象，站在旁邊侍候，同時把何成濬主任形容成當年大軍閥，顧則自起自坐，吸烟示傲。這片飾顧的代身，為一醜惡形象的勞工，足見共黨對本身高幹形象毫無了解，並敍及何主任派軍用機送我飛京，均非事實。顧到京先見張道藩，才供出錢壯飛係共黨首要間諜，同時錢某先密譯漢口急電五封自行抄下，派其女婿先專程送滬，待徐自上海返京，錢將所有漢口五封電報交徐自譯，錢臨逃前留下給徐一函：「說明彼此立場不同，只好不告而別，希望保護我的女兒、女婿等，否則，他們供出你的女色醜聞，你丟臉，且受嚴重處分」云云。隨又演出我帶顧謁蔣公一幕，竟形容蔣公在院騎在馬上接見顧（情節無常識），匆匆數語令顧歸來大嘆，此後徐與顧談，徐形容輕鬆 無事，足見編劇沒有心理意識，我的姪甥晚輩在大陸各地都看過此片，觀衆們看了等於「瞎子摸象」，對國共五、六十年鬪爭一無所知，多數認係共黨製造宣傳而已。

「壯別天涯」話劇──假話亂眞 

 該話劇為舞臺話劇，到各地公演後，又縮成無線電廣播劇，我僅取廣播劇錄音帶詳聽，劇情與電影大同小異，說明如次：

（甲）共黨因話劇是國內上演，不顧忌對臺灣統戰，傷害要人，故話劇公開將當年陳立夫秘書長與徐恩曾一同參觀西湖博覽會公開演出。

（乙）錢壯飛隨徐恩曾入中央黨部調查科時，除佈置周恩來親信李克農與他聯絡外，又建議徐設一長江通訊社，介紹同黨（共黨）胡北風負責在天津設辦事處，共黨將錢、李、胡成為特別小組，遇機會報，錢因顧案發生後，曾用號電天津胡北風速逃。

（丙）顧在武漢被捕時，促我速備飛機送他到南京，否則周恩來等趕到就捉不到了。竟云顧到南京卽見陳立夫先生，旋卽見徐恩曾，告訴徐，徐說：「錢是可靠的，可能有人要謀他的位置，有意借你（顧）口向我（徐）捅一刀吧。」顧促徐卽找錢來，發現錢已逃亡，徐只嘆氣而已，並未提我帶顧謁蔣公諸情，最後將共黨創始人 李大釗一首詩唱出：「壯別天涯未許愁，盡將離別付東流，何當痛飲黃府，高築風雨樓。」因錢某隨毛西逃時在搶渡烏江（金沙江）泅死。故話劇名「壯別天涯」。

結論

（一）共黨將顧順章案攝成電影，表示為他們打入我中央核心表功，但不自反省，他們特務首領被我方捕獲，上海「中央」全部瓦解，豈不自顯失敗，尤其不將周恩來殺顧家十餘口潛逃，以顯共黨無人性的大作風，竟因逃犯終死於烏江，算得上英雄壯別乎？

（二）顧順章有鬼聰明及野心，認為他不是「階下囚」，要見蔣總司令面報表功希望成為「座上客」，所以他被捕時隱情不說出我中央藏有管機要譯電的共諜，是自誤誤人也。

（三）徐恩曾原非特工人才，對私生活結識的人，不加考察，竟「引狼入室」，造成我方對共鬪爭一大損失，倘不遇到立夫先生這樣的善人君子，替他負責，他不待到重慶因案才受處分，早因錢案而負重罪矣。（後聞立夫先生在顧案結束後以忠心向蔣公報告，蔣公已感追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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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共党把我搬上银幕自显恶迹》，是以《传记文学》总第312号(1988年)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收入析世鉴时，对光盘版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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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孟坚： 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兼述顾顺章自首，匪穴瓦解以及我党清除奸细之经过 (外一种)

文前附語

 民國十九年至廿一年間，作者曾主持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偵辑處工作，破獲共諜要案累累。其中民國二十年四月曾將中共「中央」常委兼特務總頭目顧順章捕獲，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往事。陳立夫先生於六十六年七月在「傳記文學」一八二期發表「參加抗戰準備工作之回憶」一文，文內提及作者當年捕獲顧顺章其事，立夫先生將該大作寄閱併囑作者對顧案提出專文，逕寄「傳記文學」發表，「以補其回憶之不足」，作者曾遵囑勉强苦憶寫成「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一稿，送請立夫先生過目訂正。但作者再思此事已屬「明日黄花」，遂無意發表獻拙。惟本年四月廿八日臺北三電視聯播「大時代的故事」節目中，曾將作者捕獲顧順章一案片段播出，事後記者們紛向作者面索其詳，老來苦於分別應對，乃決定檢出兩年前所寫舊稿，送請「傅記文學」酌予刊出補空。深愧為文淺陋，且年久憶述或多缺失，敬請讀者諸君多予指正原諒。 

 作者謹識

一、從北伐討逆到受命鏟共 

 民國十七年北洋軍閥殘餘潰败之後，被圍困於河北開灤一带，彼時我與温建剛（曾任南京公安局長）均奉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委蔣作賓委為山東戰區軍事特派員，我於是年五月間自天津收編張宗昌殘部一師，由塘沽海運至烟台，同時促使當地北軍施忠誠團改編，由當局派温建剛為東海警備司令，不料我收編之鍾師长原係忠心歸向，後被逃往大連的殘餘軍閥，秘密派員來烟，對鍾威逼利誘，致歸向僅為時兩月，（七月廿日前後）又行叛變，竟改懸北洋軍閥的五色旗，歡迎張宗昌自大連來烟，我於是匆匆冒險安排，偕同中央派去接收的軍政大員如彼時中央新派烟台海關監督譚曙卿，鹽運處長張承□【HGC：□字，左为“木”字旁；右上为“酉”，右下为“熊”字去“能”。 】（後來台任審計部長，已故）及東海警備部參謀長陳文等数十人，秘密逃往大連，再同乘日本榊丸輪到達上海。其時總司令蔣公追查責任，我隨同温建剛、劉志陸（收編的十三軍軍長）等晉謁，據實稟報，蔣公於獲悉事變經過後，對我面諭：「你年事尚輕，應再加深造」，當即發給我三千元，囑我赴日求學。嗣以因事滯滬，未能去日，乃再呈總司令蔣公一報告，敘及烟台事件經過及感謝賜給學費種種，請求另派革命任務，將報告寄往南京總部。這一報告寄出後僅兩週，中央黨部秘書長陳立夫先生即寄來通知，註明奉蔣公轉示報告，約我談話。立夫先生坐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講台的長方棹的一端單獨接見我，詢問我經歷及志願後，當約組織部調查科徐恩曾先生一同商談，決定派我前往北平調查彼時（民國十八九年間）汪精衞、馮玉祥、閻锡山等所組對抗中央的「擴大會議」一切動態。我在平津滞留一大段時日，最後冒險由北平到河南許昌，當地敵軍為雜牌部隊任應岐師，任本人原先與我有過接觸（任師為綠林樊锺秀餘部所改編，民十七年于右任先生介紹過我收編任的部隊），因設法在該師部拿到馮王祥新换發的一本密電本(聲明並非窃来，说來話長，將另文敍述），我設法搭上許昌英美烟草公司懸有英美國旗收煙葉的牛車，在衝過我軍與馮叛覃的戰線後，將密本呈送歸德蔣公督戰總部。後據彼時曾在討逆（閻馮）戰役期尚参加過中央軍某高級參謀（後在駐武漢三省勦匪總部任職）面告，彼時利用我密呈取得馮玉祥密電本，對討馮闐勝利為一大關鍵。迨討逆戰事接近結束時，蔣公在一棵大樹下召見我，除加獎勉外，並指示說：「第一個敵人打倒了，現在耍對付第二個敵人——共產黨，你即去南京見陳立夫秘書長，我會通知他派你擔任剷共肅反工作。」我辭退後，隨即乘車到南京。

二、武漢如何由共黨破壞高潮轉為鏟共高潮 

 我於十九年八月初抵達南京，即蒙立夫先生接見，自然耍先報告北方之行的經過舆收穫，當被稱讚鼓勵一番，接着說明此後須集中力量對付共黨，鼓勵我耍有鬪士精神，中央決定派我任兩湖調查員，並付與劃除共黨的行動任務，即刻電告陸海空軍總司令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將軍給予支持與指導，嘱我從速前往武漢。這一番明快指示，真使我一面興奮，一面恐惶，因我祇知共產黨徒殘暴無比，對其主義與組織，毫無所悉。但覺鬪爭工作，對我是一件有挑戰意味的事，這項任務接受時，正是武漢成為共黨作亂的恐怖世界。接着該年九月二日匪首彭德懷攻陷長沙，我於先一週匆匆忙忙趕到漢口，首先拜會彼時武漢行營何主任及省市黨部委員，先對共黨在武漢活動與暴亂情形，探詢了解，認爲「知己知彼」，方能戰勝敵人。他們均告以共黨在武漢市街，到處貼標語，不是用甲街的街道支部名義，就是用乙街的街道支部名義，隨時隨地舉行所謂「飛行集會」。有時鳴放鞭炮擾亂秩序即行潛逃，真是「來無影，去無踪」。有時軍警捕獲幾人，祇供保赤色群衆，較寧漢分裂時，實耍猖狂若干倍。我曾經行營何主任准我搭乘軍事偵察機飛往長沙上空，窺察城內外匪軍動態，隨又由行營派人送至新堤，得當地公安局協助，深入賀龍盤據的洪湖外圍，藉圖了解匪黨種種作惡擧動，及其潛入武漢市區所取途徑。彼時駐武漢憲兵團長歐陽珍（軍校一期），係江西同鄉，即往訪於橋口團部，該團慨允儘量協助我鏟共任務。得悉押有共黨宋惠和、陳×正耍辦自首手續，予以開释。我想這該是我自共產黨人，了解共黨組織及行動最好機會。我即大膽向歐陽團長要求，請許宋、陳二人隨我外出，當在我住的太平洋飯店，另闢房間，一同寄寓。我儘量對他們二人和諧相處，並大膽未予監視，不僅不視為共犯，且待如友好。早晚盡談共黨種種內情，我幾如學生惡補，因而對共黨行動路線，頗有了解。宋、陳兩自首份子頗受感動，尤其宋某為一長沙青年，能說能寫。他代我寫一鏟共計劃，並提出一實事求是的有效辦法，告以所有共匪姓名都是假的，隨時更换。而每人住處都極秘密，但面貌是真的。共匪规定開會或聯絡，必須親自出場發言討論，無法長期潛伏，有時必出街赴會或聯絡。對於曾經一同參加匪黨會議或有過聯絡的份子，祇耍令一些自首份子在大街小巷，不斷行走瞭望，即可指認呼警逮捕，必可大為收效，可能捕到高級匪首。宋某建議，使我得到很大啟示，其時行營何主任首面諭准我對共黨直接採取行動，但我既未設機關，又無編組幹部，無法行動。曾將此一困難向何主任報告，這位胸襟寬闊忠誠的將軍，他立即介紹在上海及長江紅幫首頓徐朗西與我見面，再由徐介識武漢紅幫大爺楊慶山與我密談，結成深交。楊君有燕趙風，是一位典型遊侠士。我當即請他在他領導的好漢中選出葉明亮、周執中等二十人作為我的幹部，一律由行營發給工作證，即時隨本人行動。自此我出入有保衛，行動有幹員，從此成為武漢對付共黨鬪爭的首耍人員。

三、首破共諜危害領袖巨案 

 我彼時雖掌握有緝匪幹部，但本身僅係一非公開的兩湖調查員名義，上峰雖准我有行動權，對外說來，仍是名不正而言不順，我祇好憑建功第一的欲望，爭取一些合作力量。一面與行營軍法處協調，約定「我捕」「彼訊」原則。一面取得彼時警備司令夏斗寅的諒解，允我與該部對匪一致行動。於是，我於民國十九年秋間，乃藉紅幫協助即隨同自首共黨份子，在大街小巷保持距離行走，便於採取機動行動。進行月餘期間，利用指認方法捕獲共黨份子破獲共黨機關甚多。該年九月末，閻、馮、汪聯合軍大敗，張學良自東北率大軍入關，進佔平津，宣佈擁護中央，蔣公在十一月下旬，以國民政府主席兼任行政院長宣誓就職兩週後，即離京西巡在廬山召開第一次勦匪軍事會議，會後預定巡視武漢，武漢各界籌備舉行討逆勝利大會，不料共黨乘機渗透，混入籌備會工作，進行危害，在蔣公蒞臨武漢前數日的某日下午，忽然據報已截獲一個重要共匪夏華（抑名華夏，此時難以記清。係四川人），在嚴訊間表示願意自首，须逕見我方高級負賣人，報告重耍案情。我即刻傅見夏華，單獨談話。他說：「隔數日武漢軍民將在漢口總商會（位於中山路邊係彼時漢口附有大禮堂的大建築）舉行歡迎蔣總司令討逆勝利大會，該大會籌備工作，完全是他們把握一切安排全權。事務人員多屬共幹，對繕寫通知書與製發出場證，幾由他們（共匪）包辦。匪黨已組織二十四個組，每組五人，一律携手榴彈參加。預定在蔣總司令蒞臨講台時，台下共黨一齊向台上投擲手榴彈，如果不信，我即將那些一参加籌備歡迎的共黨名字住址寫出，捉來審訊，即可破獲全案，並查出炸彈所在。」這一供詞，實駭人聽聞。我當即採取行動，按圖索驥，全案破獲無遺。我立即電告立夫先生，他接電後，即電促我自漢口赴九江候其本人到後，一同上廬山晉謁正耍啟節赴漢口的總司令蔣公，當我報告一切後，謬承嘉許，當蒙賞給獎金壹萬元，並手令派我為少將参議，囑我持手令呈交武漢行營何主任明令發表（該令尚保存），並命我以後隨侍本總司令行動，但我要求暫時先回武漢，爰於返回武漢後，會同當地軍警，重新部署歡迎蔣公的警戒事宜，並請蔣公改在漢口七碼頭登岸。隔数日蔣公偕同邵力子、周佛海及剛脫離閻、馮勢力下歸向中央的北平市長何其鞏等乘兵艦同抵漢口，取消討逆勝利大會的安排。蔣公即與武滇行營何主任商定，在行營下成立偵辑處，專事肅清湘、鄂、赣三省各城市共黨組織，派我主持其事。我立即完成該處組織，將紅幫幹部及自首份子分別組織若干個地下行動闘爭小組。從此名正言順，與三省各城市共匪組織，展開明爭暗闘的掃蕩戰，我幾乎終日站在戰線的前方。

四、我如何逃過共諜謀害 

 在審訊危害領袖蔣公的耍犯中，有七人（內女犯二人）請求立功贖罪，堅求自首。我利用自首政策雖不断有斬獲，所謂「七擒七縱」，未始非属得策，但亦有些口是心非份子，表面上似屬我的獵犬，也是我身邊難防的定時炸彈。他們都是智識份子，第一步求救命，不惜断送本身組織；第二步覺得反悔，第三步又恢復政治慾，第四步又再叛變。他們後來供認曾由上海共黨中央秘密命令他們謀害我。並曾密給他們七千五百元行動費，足見共黨兇惡及反覆無常之可怕。前述蔣公在廬山的一萬元破案獎金，我以五千元賞給紅幫幹部，另以五千元發給這些自首份子，他們建議在漢口創辦「醒報」，由他們編撰，自我報導共黨罪惡，來唤起共黨覺醒，我立即同意。並告：「須好好安排組織與編輯工作，將來可以成為全國性反共報紙」。該羣自首份子提議耍我出席指導他們所創辦的醒報籌備會議，我因無疑慮，予以應尤。在民國廿年二月廿一日那晚，是他們準備辦報會議之夕，更是預備謀殺我之時間。那時我的秘密電台，設在武漢行营後方一個里弄某號樓上，樓下即為其時漢口市黨委單成儀住所，共黨自首份子亦租寓在附近弄堂內某號的一個樓面。其實我對最初認識的自首份子宋惠和十分信任，等於我的貼身秘書，宋某幾為所有自首份子的眼中釘。那晚我在單家参加雀戲，我讓宋先去参加辦報籌備會，但宋一再往返單家，堅稱大家請我出席指導。因其時我輸了十三元，我以好勝心理，非赢回本錢不肯離席，一再展延赴會。詎知該羣謀殺犯（男女七人）已購妥是晚十一時啟椗驶滬的輪船票，（彼時甚少飛機通航）預備我到達會談時，利用白天磨好的幾把菜刀，先用棉花塞住我及宋某的嘴，一齊將我們謀害。因久等而我未前往，且趕輪船時間將到，祇好照原來計劃將宋某一個人慘殺，這羣兇犯一同趕登駛滬輪船。殊不知宋的頭頸雖被斬十餘刀，耳割手斷，尚未絕氣，痛苦呻吟之聲，被樓下房東發現報警。我聞訊後即携槍馳赴現場，用電話通知警備部將當晚駛滬輪船，全部扣留，分別包圍檢查。該謀殺共犯，除一人跳江逃亡外，其他六人，一同就逮，送交行營軍法處審判處理，以昭炯戒。

五、顧順章其人及在共黨中的重要性 

 顧順章（化名黎明又名李明），江蘇浦東人，生長上海。弱冠時，係上海南洋烟草公司機器工人，短小精幹，富權謀，懂心理學，好享受，支配慾强，且擅魔術，在上海租界內設有「化廣奇」魔術團公開招生並表演，共黨公認為奇才。民國十三年即参加共黨，上海「五卅」事件發生時，潛伏上海英美烟草公司浦東廠，從事「工運」。十五年赴海参崴，以就讀東方大學為名，實際接受蘇聯「格別烏」特工訓練，習「爆破」與「暗殺術」，返滬後繼續工運活動。民十五年十月至次年二月止，這五個月中，共黨在滬舉行三次大暴動，顧均任「總指揮」兼「糾察總隊長」。當黨時紅色恐怖，籠罩上海，因之顧的潛伏勢力不斷增大，共黨中央六全大會，升任顧某為中委兼政治局委員，因周匪在共匪中央一向擔任軍事部長，在上海租界內活動改為特務委員。周恩來與顧順章、李立三共同組成特務委員會，（周為掛名常委）該會設於上海租界内，內分三科，一科負責匪黨中央機關的佈置與護衞事項，二科負責情報工作的佈建與秘密交通事項，三科負責暗殺及對黨內叛變份子的制裁事項，另組紅色保衛局，負責暗殺執行及綁架勒索等任務，以解決匪中央的經費等問題。顧不僅係周匪同級親信，其實等於周匪化身。因之顧又兼任紅色政治保衛局局長，主持該特務委員會執行全權。故英、法、日及公共租界內所有共黨機關與全部匪黨人員生命的安全保障，均掌握在顧一人手中。即首耍匪徒周恩来、李立三、向忠發、陳紹禹、瞿秋白、鄧中夏等均依附顧之安全措施下，才敢活动。我回憶民國廿六、七年間，國共一時合作，陳獨秀被釋住武昌，張國燾也宣佈脫離共黨來到武漢，彼時我仍任武漢警察局長，對他們（陳、張）有保護賣任，曾一同談起顧順章，他們一致認為顧是共黨中優異份子，手腕之欤侄沃保^周恩來有過之無不及。再談在民二十年間，毛匪澤東盤據江西匪巢，不願在上海租界的全国蘇雄埃主席向忠發受在滬的中共政治局挾制，發號施令，致使匪區軍事行動，一同受到牽制，乃建議由該向匪計劃經武漢及湘鄂路潛赴井崗山建立中央組織。同時匪中央派定新自莫斯科返滬的張國燾經武漢潛赴豫鄂皖邊區就任軍區主席，他們認為武漢為「白色恐怖」地區，必須派幹員在武漢秘密安排交通掩護事宜，故顧自告奮勇秘密來漢。（以上係顧被捕後親向我供述者）顯係由上海到南京下關，乘祥泰木材公司（共黨所設）的拖船潛抵漢口，住大智門大智旅館，化名為化廣奇。因他擅魔術，以黎明魔術團作掩護，在漢口曾登台表演魔術一些時日，曾勾引漢口幾位交際花，後來同被捕訊，實際他秘密從事佈置向匪及張國燾經過武漢分別轉赴其日的地活動，（這是後來他親口自供）。

六、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及解往南京經過 

 前述曾進行謀害我與宋某的自首再犯六人，交付審訊。其中有一共犯尤崇新，先是匪黨江蘇省委，後調任漢口市委，經被捕後自首，再又叛變。他在狱中要求再給自首帶罪立功機會，咬破指頭，寫一血書請求。此人有分析頭腦，文筆也好，我再給他一次生存機會，再派員随尤某去街頭到處遊弋，續行指認匪共。某日（民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左右）尤某在漢口特三區（以往英租界）小高爾夫球場前發現彼曾一度追隨在上海暴動的總指揮顧順章（被捕時年三十一歲）與另一共黨在街頭接談，尤某認定確實，大呼「暴動總指揮」，顧自知無法否認，即從容就逮。顧態度鎮静，當求带他到他住的大智旅館，收拾行李，首先耍求耍見蔡孟堅，他說：「我知道，蔡是武漢對付共黨負責人（因顧在上海指派匪幹打入我中央主持對匪的調查科，擔任機耍秘書，早已向匪中央提供各省對匪鬪爭的主官名單）我即傳顧來見，顧祇說：「我有對付共產黨大計劃，請你速安排本人晉見總司令蔣公，我將當面陳情。」他態度冷靜，不願再言其他。我對顧說：「我將引你見行營何主任。」他答：「他見了也不過說說同樣的話。」即向何報告，他表示：不願傳見顧某，當面决定他與我分別向中央電告共黨首要顧順章被捕自首，要求晉謁蔣公諸情。（顧未能早供出我中央掌管匪情譯電的機耍秘書即為匪諜，致造成失敗之大錯，詳情且待下文說明。）何主任指示：即晚除由我派數名幹部外，另派憲兵一排乘專輪押送顧某赴京。」並令我次晨先飛往南京，報告顧順章被捕經過，會同中央主管單位，直接處理此一巨案。

七、潛伏我中央要犯錢壯飛於瓤供出之前先行逃滬向匪告密 

 當我飛抵南京，次日顧所乘輪亦即到達南京下關，我乘車迎顧，逕駛南京中央路三○五號即中央調查科（後擴為中央調查統計局）科長徐恩曾先生的秘密辦公處。顧一看到路名門號，他即向我說：此處即為共黨在南京負責人通訊處。他低聲向我說：「速將徐先生的機要秘書錢壯飛（聞錢匪係徐恩曾先生十七年招考無綫電臺職員其時化名偽装慝考錄用的）扣留，如錢逃亡，則全功盡棄。」他的話，真令我震驚！因悉錢某一向是該辦事處重耍辦事人（主管電文），也與我有過多次公務接觸，我當時用電話將此驚人消息，告訴徐恩曾先生，他驚惶之下，云即派人分別查究錢某行動，旋據答覆：「錢某先日將我自漢口發出報告顧顥某被捕願自首密電譯出呈閲後，即不知去向，似已證明在逃。」（我安全單位某代表杜君直接告我：有確實資料證明大陸陷匪後，匪政權社會部長李克農，即是錢匪壯飛，錢壯飛為李作間諜假名，李匪係安徽人，现有其同鄉在美退休的段君，談及他與李匪於民十五、六年同在蕪湖中學教書，那時即發现他左傾，但隨後忽然不見人影，並憶及李匪身段臉形均修長，戴最深度近視眼镜，與我所回憶李匪特徵，毫無二致。據一位研究西安事變歷史的王君說：「當年延安首先派李克農到西安見張學良，張初拒見，表示須由毛周二人中一人來商談。後李說：『他是共黨中委』，張勉强接見，敷衍數語，最後還是周本人親來見張，足見周對李匪如此信任。」顧得悉此情，恐惶萬狀。旋又低聲告訴我說：『共黨在租界秘密機關，及首要們住所，與交通種種，均由我（顧）安排，國民黨組織部調查科駐滬辦事處即在共黨特設一機關樓上，該辦事處長楊登瀛，即是共黨忠實幹部，故國民黨耍員每進入該辦事處，在樓下進門處即有共黨秘密攝影機留影。每次該辦事處開會紀錄，共黨黨中央，得以先睹。』某次陳立夫先生由南京赴上海，錢某事先密告其抵上海北站，他（顧）預先埋伏殺手，對其狙擊，殊不知立夫先生改由先一站下車，致爾幸免，這係他（顧）與錢某所作安排。（此案立夫先生曾面示證實此事）並續告：「徐先生的機耍秘書錢某，將各省反共情報及密電，因他（錢）有權拆封或翻譯先閱，再秘密照抄，不斷夾於報紙刊物中先寄上海共黨中央，後呈國民黨負責人核閲。如錢某向周恩來以次首耍報告我（顧）已自首，共黨各機關負責人，非逃即遷，整個肅清計劃，自然全部落空。」我當即責顧說：「你在武漢，過份大意，而且自大，如其時說出有錢匪潛伏我中央機要部門之事，我將立即採防範措施，不用電報報告你（顧）已被捕而願自首諸情，一切由我面陳中央當局，這是你（顧）自我失敗。」話未說完，立夫先生來電話：「囑我即偕顧到黄埔路總司令官邸，晉謁蔣公，已派張道藩到官邸等侯陪見。（此時道藩、余井塘、張厲生諸先生均是中央組織部秘書。）

八、顧順章謁蔣公 

 晉謁蔣公，顧妄想有所獻策，他料不到召見如此之速，他正受到錢匪逃滬消息的刺激，即刻又要晉皆層峰。其時顧仍力持鎮静，我陪他上車向黄埔路出發，坐定後，即詢顧向吾黨領袖有何高見提供，他說：「國民黨為革命，共產黨也為革命，如能保存共產黨名義，兩黨均為合法政黨，国民黨可領先而與共產黨聯繫合作，共軍全部改編，軍事全由蔣總司令領導，內亂即可停止。如能向蔣總司令陳述我的意見，且肯接納我，我（顧）願為此事奔走，藉圖贖罪。」我又責他，為何不寫一書面報告。當我與道藩先生一同陪謁蔣公時，蔣公站着向顧說：「你歸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對你宽大，望望以後多多尊重蔡同志的話，事事與他合作，藉獲带罪圖功機會。」並未令顧發言陳述，僅面諭我送顧返住所後，再行來見，令道藩先生在官邸少候。當時我拉道藩先生耳語告知：顧已供出中央調查科錢壯飛秘書及調查科駐滬的楊登瀛處長，均是匪方重耍匪諜，且錢已逃滬，道藩先生急不擇言，僅囑「這是黨內大事，祇能告知立夫先生，切不可逕向蔣公報告。」且說：「你不可多事。」我答：「連立夫先生處，也由你報告。」

 說罷我便與顧同車再回中央路三○五號徐之辦事處，顧在車內對我說：「你對我所提要求安排太快，令我（顧）無法趕上思考與準備；此後祇仗你支持與合作，現想起一耍案向你提供：共黨首耍惲代英化名王作霖，在上海被捕時，供係赤色群衆，由蘇州法院解南京總司令部軍法司，共方已設法找到某種關係，可能在五月內即可開释，你應該將此真情向上反應」云云。顧話說至此，汽車即已抵達指定處所，我對看守顧某人員交代後，即又回程再謁蔣公，道藩先生一同在坐，蔣公垂詢我的意見，我報告「㈠應讓顧提出整個反共意見，供我取捨。㈡應徹底與英法租界當局合作，按顧之指認，肅清共黨一切活動機構。」對顧供述共諜錢某、楊某潛伏我中央核心部門實情，遵照道藩先生暗示，未曾涉及半句，祇就顧在車中所告惲代英已押在軍法司各情，詳為報告，蔣公當即令軍法司長王震南查明屬實，曾促惲自首，惲倔强拒絕，因而予以正法。

九、我將顧交代後即離京返漢 

 我再自蔣公官邱返回中央路三○五號顧之停留處，知道顧已被看護人帶往他處，由中央直接監管。（從此若干年後，未曾與顧見面接觸。）稍後張道藩先生邀集調查科張冲、顧建中兩總幹事與我商談如何利用顧某對上海匪黨採取行動，我向他們坦白的說：「潜伏我中央錢匪逃滬，使顾可能發生的作用與成就，已算全部消失，此時應速查究餞、楊兩人逃亡後，中央本身應採取防範政策，以免共匪反而對我方施展毒手。再：在上海匪徒搬遷逃亡後，仍可利用顧再行冷静思索，可能找得一些零碎線索，發展新的偵察途徑。」張道藩先生詢我願否一同去滬辩案，我體會他們的顾慮及己作的安排，嘗予婉辭了，彼時我內心有如下想法：㈠京滬非我工作地區。㈡如果遵照蔣公指示，令我指揮顧某，對上海各租界匪穴採取行動，自必同時發動緝捕錢、楊兩潛伏中央匪諜，不論能否緝到，此一實情外揚，甚至引起對引用錢的人，加以追究及檢舉，蔣公可能下令對某主管單位予以制裁，故我還是退出此一場合，较為妥善。後聞立夫先生在顧案結束後，曾將錢匪壯飛潛伏中央調查科經過及一切事實面向委員長蔣公報告。蔣公寬大為懷，除責令該科嗣後力加警惕防範外，並未予深究。

十、周恩來親殺顧順章全家十三人後逃入共區 

 錢匪自南京逃滬向中共首腦傳遞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已抵南京自首消息，匪首們覺得大難臨頭，立刻大逃難、大搬場、雞飛狗走，而我中央情報單位，已知原駐滬辦事處長楊登瀛亦係匪諜，其原先在滬與各租界捕房當局所有關係係，均係共匪佈置圈套，更怕共匪在租界佈置新陷阱，致無計可施。其時中央辦案人員顧建中總幹事將顧帶往上海，透過上海市公安局與英法捕房聯繫。依照顧提出匪黨各機關住宅藍圖調查搜索，己全部人去樓空。顧乃設法與其妻子及親眷（十三口）聯絡，發覺全告失踪。後顧會同租界捕房設法捕到其妻弟張長庚及匪特務委員會第三科長王竹友，經顧多日說服，才坦白供出顧的全家十三人己被周恩來帶同王竹友親手毒殺，分別在法界甘斯東路愛棠村十一號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號，新閘路斯文里七十號等處掘出屍體三十餘具，彼時上海各報才發佈該案大新聞，全國大為震驚。彼時也曾找到周匪恩來一些行動辕索，偵悉周某夜在提籃某號集會，按址趕捕，惜周匪於五分鐘前，聞風潛逃。其時共匪傀儡主席向忠發，因顧被捕未動程赴漢，未曾接到顧自首發生大變化通知，故為我方捕獲，聞係陳紹禹等留俄派勾結周恩來有意借刀殺人將向匪作為「送禮品」，藉以掩護他匪逃亡。以上諸情，均係其時看報及匪情資料得悉，後來看到張國燾夫婦分別所寫回憶錄，因張楊子烈彼時他們夫婦方自蘇聯返滬，張人即經武漢密赴豫鄂皖軍區，留在上海的張太太形容彼時上海共黨中央首要視顧被捕「如山倒」，到處人人鼠竄逃命。張國燾亦曾敍及彼時上海中共中央瓦解，己與赤軍區断絕電訊及一切音訊，在赤軍內部無人不談「顧」色變。惟彼時蔣公似認顧某在我指揮下。民國二十一年三月某晚，蔣公在南京陵園一新建築物中召集所屬特殊任務幹部訓話，用座談方式談至深夜，参加人員，憶有陳立夫、張道藩、賀衷寒、康泽、鄧文儀、戴笠、徐恩曾諸先生及我。蔣公位於長棹的首端，我與陳立夫先生接近蔣公對面而坐，列於蔣公左右旁。其時統帥部改組，改為軍事委員會，蔣公出任委员長。委座即席訓話，指出特殊幹部組織，如何不健全，今後應如何特別加强，但獨對我在武漢主持的工作，大加獎勉。當詢我：「顧順章工作情形如何？」其時我不敢說真話，也不敢說假話，祇好望着立夫先生與徐恩曾以眼示意，請他二位報告。英明的蔣公可能已了解顧未随我工作，當時指示立夫先生說：「蔡同志久駐武漢，環境險惡．應加注意。上海工作更重耍，可調蔡同志去上海負責，兼顧香港情況。」立夫先生曰：「此事待詳細研究後，再行呈報」（這是顧自首後已過九、十個月之事），當時我聆悉之下，惶恐無狀，會後乃稱病返回武漢。

十一、顧妄想太多，終不免一死 

 顧順章憑其豪放手法，靈敏頭腦及毒辣作風與周匪恩来拉成搭擋，他全憑其過去上海「坐山虎」的力量在租界依附中共中央稱「霸」。自信投入我方後，如能横掃匪徒，又可能借機稱「王」。憶在武漠將他逮捕，請求見我自首時，他真是盛氣凌人，唯「彼」獨尊，認我非他交手對象，開口便說：「耍見蔣總司令談國共合作問題」，使我這個「初出茅盧」的鏟共負責人，如非「胸無成竹」，幾乎招架不住，後因匪諜錢壯飛逃滬，向周恩來告密，致重要匪首全部逃亡，未建「赫赫之功」 （聞曾依顧提供線索捕獲一些次耍匪徒，我未悉其詳），而顧本人最後不免一死。分析起來，有下列可述的事實：

 (1)當他被捕來見我時，為何不細密考慮，既知錢匪（真名李克農）潛伏我中央機關應該據實供出，應阻我不宜用 電報報告中央，須向中央最高當局當面稟陳，如此，不僅錢匪落網，周恩來亦必被捕。如無遺個满腹陰謀詭計善於組織運用的周匪自上海捧着由共黨國際卵育成的中共「中央」靈牌，逃入江西瑞金匪区，供毛匪操縱玩弄，其本人與毛匪狼狽勾結，甘受驅使，若僅憑毛匪，這個獨夫剛愎自用，瘋狂造反，絕對難以成功。中國近代歷史，自必重寓。憶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開始時，國共合作抗日，統帥部（軍委會）增設政治部，陳誠、周恩來分任正副部長，彼時武漢成為戰時首都，周領導的共黨辦事處駐漠口，政治部設在武昌，周不敢乘武漢輪渡，他本人常帶一年輕小矮副官，親來我的警察局借專用小渡輪，第一次周竟親至我的辦公室，搶先說：「蔡先生，我早知你大名，且久仰你……」因此直接認識他的猙獰面貌，當時恨之刺骨，而又不能不敷衍呀！

 (2)他請求謁見蔣總司令而未將其招撫共黨投降詳細腹案寫成報告，迨謁蔣公時，才發覺自己已是「階下囚」，否則憑其投降報告，層峯必親予研審，可能就他所陳，作一番對他有利的安排，隨後錢匪逃滬告密事發，他寫也無用。

 (3)他全家被周匪殘殺，其靈魂已喪，後雖准其續娶，可能鬪志逐漸消失。

 (4)上海匪窩瓦解，「眼線」馬跡難尋，失去地下鬪爭對象，顧之價值自失。

 (5)抗戰軍興，國共進行合作，全国釋放政治犯（共黨），他係自首共黨，全家被殺，令其自由，怕遭暗殺，留在 我方陣內，己成政治包袱，而顧亦不满自首後終日過着被人監護生活，認國共既已合作，他「野性難馴」的天生，自必又萌新的政治意念。

 (6)我轉任武漢警察局的數年後（約在民二十四、五年間），某次我因公赴南京在中央飯店遇見監護顧的幾位中央同志陪顧玩台球（弹子），他竟認出是我，跑來向我求情說：「你救過我，現在還求再救我，我（顧）想組織新中國共產黨，形成傾向國民黨的政黨，我可號召困居延安中共領導階層大批共幹來參加，對抗毛酋。請你（指我）向上峯進言支持……」，足見其落魄生涯中，仍有妄想。

 (7)他被捕自首後，戴笠（雨農）確有利用顧的想法，在顧案發生數月後，曾親來武漢找我，他知道蔣公原令顧歸我指導運用，未成事實，他請我寫報告向蔣公建議：「准許將我所捕的顧順章交由戴運用一些時日，該報告交由他持謁蔣公批辦」，我婉辭了。以後我任武漢警察局長，戴又對我舊事重提，促謁蔣公時提議，放深表歉然。如果顧某真能改隸戴的麾下，相信「草寇」遇「英雄」，可以發揮顧的一些長處。尤其戴與胡宗南將軍親如兄弟，彼時胡將軍正發動圍勦陕北毛匪，可能利用顧與共匪關係，作些特殊措施，收到心理作戰效果。這些高級匪酋，與顧某在上海租界共過患難，或能收到內應反毛奇蹟，最低限度，可以利用顧組織對匪喊話隊在毛匪被逼逃離延安，正是共匪危急存亡之際，也可收到擾亂與招撫雙重作用。

 以上各點，是我根據事實，所作推斷，可能有人予以「事後先見」之譏。後來抗戰軍興，聞顧已被槍决，我原認爲中央調查單位，在戰亂中急不暇擇，為「丟包袱」而結束顧某生命，後自立夫先生方面得來資料，爰顧在抗日戰爭發動時，我方工作人員發现顧又與共匪勾結，其文件為我方搜獲，彼企圖暗般中央耍人後，逃往匪區，故鎮江江蘇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法辦，民二十六年冬奉命在鎮江予以槍決，江蘇省府並派秘書長羅時實先生監斬。我在陽明山國防研究院受訓時，羅先生擔任講座，曾親口告訴我，他主持監斬之事。

十二、鏟共任務三年的成就與結束 

 在將顧某移交中央後，我回到武漢，中央又派我兼任平漢路黨務特派員，因此我的任務加重，把工作自武漢經河南到達北平，使我學到一些黨務組織與宣傳方法。同時將反共任務，一同開展。有何成就與過失，此時實難憶及。所幸最近在四十年前遺留文件中，找出一份從民國廿年一月到二十年七月的武漢行营偵緝處「剷共概況」資料，記載該處成立後的六、七個月內，破獲共黨組織共計百餘處，捕獲共黨首要三百七十餘人。如僞長江军委辦事處、偽長江政治局、武漢市委、湖北總工會及農工學等支部，與特别交通工運及採購組織等。我所採的方法，即是運用捕獲的共黨，其願意自首带罪圖功者，决不關在狱中，一律予以優待。從早到深夜，輪流派幹部隨時押往街頭巷口，共黨習慣出沒之處，随時指認，随時捕拿。每個共犯，如不能認捕幾名，生命即無保障，倘能捕到其本人原先上級，即予重獎。這是鐵定法則。因而查獲幾個偽師軍團造槍機器及大小武器八千餘件，共黨首要，有「總指揮」，長江軍委師長、政治部主任、旅長、團長、站長，難以勝記。彼時共黨武漢動亂，完全係「李立三的城市路線」亦即「立三路線」抬頭階段，至此「立三路線」完全崩潰。更從破案線索中破獲第三國際駐滬俄人代表多名，並查出蘇聯接濟共黨的經濟機構。復根據線索，將鄂西、湘東、湘南、九江、上海、南京、安慶、天津、唐山等地共黨黨務、交通、兵運、民運等秘密組織，均不断先後破獲。彼時我雖操生殺大權，但任何共黨人犯案件，一律分别解送軍法處審判。其時南京總司令部軍法司長王震南，武漢行營軍法處長袁竹樵，係我接觸最多的人，由他們去執行槍決，我決不願殺一無辜。曾有一二次忠實自首共黨要求親臨刑場執行判死刑共犯，創下「政治滅親」的先例。民國二十年秋，總司令蔣公又坐鎮南昌行營，督勦毛匪，組織黨政委員會，委我兼特派員，同時令我在九江南昌設立分支機構。彼時陳銘樞、蔡廷鍇部隊正在江西恊勦共匪，密謀叛變，我在九江破獲陳、蔡等逆其時反抗中央密謀，捕獲大批人犯。隨後蔣公臨時宣佈下野，我在九江擔任護送登上兵艦，逕駛奉化。二十一年春間，蔣公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復出，主持中央軍政大計，六月間又蒞武漢，組織豫、鄂、皖三省勦匪總司令部，蔣公兼任總司令，約一年後張學良自歌洲返國充任副司令。其時武漢行營，正待結束，蔣公派我兼任總部視察室主任，面諭：須隔日晋謁報告工作一次。其時行营偵緝處尚未撤銷，實令我工作難以應付。某日委員長手諭：改組對匪鬪爭組織，令彼時侍從秘書鄧文儀與我另組全國對匪鬪爭機構，並面諭：「兼辦黨內國內貪污腐败的清查任務」。但我深感此一任務艱鉅，不敢接受，曾蒙召見面責：「革命黨員耍作無名英雄，必須繼續完成任務」，隔月我視察平漢鐵路黨務歸來，回到漢口，某日委員長出席聯合紀念週，即席訓話，對武漢市區秩序混亂社會生活腐敗，對警察服務精神，大事指實。當日手命彼時湖北省主席夏斗寅派我出任湖北省會公安局長（後改警察局），囑即到職視事，（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廿六日）奉命將反共幹部分別移交中央及戴笠領導，我對匪鬪爭任務，從此即告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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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兼述顾顺章自首，匪穴瓦解以及我党清除奸细之经过》，是以《傳記文學》雜誌總第222號（1980年）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收入析世鉴时，对光盘版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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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共幹標榜「白區工作」以自保 

作者：蔡孟堅

文前附語

 中央黨史會二年前，曾將作者於民國二十年四月在武漢捕獲共黨特務頭子顧順章案紀錄， 交由臺北三電視臺聯合在「大時代的故事」播出，作者草成「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文內敍述捕顧順章，並將共諜錢壯飛混入我中央最高調查單位，致錢逃滬使周恩來主持的偽中央瓦解與逃亡經過概略敍及。最近作者在美國史丹福胡佛圖書館，翻閱香港明報，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報導中共「紅旗飄飄」有關文字，並以「北京發表『白區工作』機要檔案中共打入國民黨最高情報機構」為題，三篇報導中，只形容共方如何成功，對中共特務頭子顯順章被捕、周恩來逃亡種種一字不提，掩飾其敗陣實情。但錢的兒子錢江所寫他爸爸如何「成功偉大」，言及錢與李克農先後滲透國民黨工作，此點證明作者為文中所敍錢李係一人，頗有出入，此為作者為文補充的主要理由，敬請讀者察諒。

 

老共幹搬出老檔案求表功保權位 

 我看到中華雜誌二二五期卷頭一位看明報轉載「紅旗飄飄」三篇的讀者，認為「共方正提倡國共和談之際，這是中共內部有心人發表的，他們知道中共正有一批人在國民黨內部進行某種破壞工作，特別提醒國民黨人的注意……」，這位讀者忠黨愛國想法，實堪敬佩，但作者另一看法，係憑該報導的執筆人身份推斷，一篇係原任主要共諜錢壯飛的兒子錢江所寫，另一篇係在徐蚌會戰時潛伏，任我方徐州市區指揮官現任共方農林部副部長張克俠（編者按：張克俠為馮玉祥舊屬，三十五年春任徐州綏署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駐賈旺。三十七年十一月初，乘司令官馮治安赴徐州公幹，與另一副司令官何基豐率五十九軍及七十七軍一部投共，事在徐蚌會戰之前。）所寫但另一篇的作者身份未曾註明。這些老共幹執筆，決非為國民黨有好意而發表的，報載正進行淘汰尸位保權的老共幹，為着拒絕交權讓位，只好搬出四、五十年前的「明日黃花」，作為醜表功的護身符，藉圖苟安權位，各文中均抬出現時大陸正崇拜已死的「老狐狸」周恩來來唬人，說他們當年任務，都是周直接指派，這般老共幹固權保位用意，似不言可知也。

 

大誇錢壯飛滲透妙運功能對顧順章被捕偽滬中央瓦解隻字不提

 錢江敍述乃父錢壯飛考取陳立夫先生親信徐恩曾（中央調查科長）在上海創辦無線電訓練班第一名，因與徐為同鄉關係，備受重視，先隨徐任上海無線電局長室秘書，後升任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機要秘書。錢江說：「從此直接代徐控制了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最高指揮機構，並直接掌握了徐派駐全國各大中城市的調查員與報務員，徐把其姘婦住在我們（錢）上海寓所前房，從此我們共黨組織開會，同志間往來，都在我們家裏即國民黨特務首腦的眼皮底下活動，那真是最安全不過了，同時我的姐夫也是上海共黨組織聯繫的交通員……」，但這吹牛的表功文中，對民國二十年四月中共常委、紅色保衛局長、特務總頭目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到南京供出潛伏我中央錢壯飛事先在電報中發覺顧某自首，立即鼠竄先行逃滬，報告周恩來，周將顧家人十餘口全部活埋，共黨在滬的偽中央組織，如山崩作鳥獸散等種種一字不提，等於報生不報死，這是欺騙表功，是共黨一貫作偽手法，醜惡的歷史。

錢壯飛與李克農確屬兩人 

 作者在民國六十九年在「傳記文學」第三十七卷第五期（第二二二期）發表「兩個可能改寫中國近代歷史的故事，兼述顧順章自首，匪穴瓦解以及我黨清除奸細之經過」一文，該冊第四四頁「七、潛伏我中央要犯錢壯飛於顧供出之前，先行逃滬向匪告密」節題中，敍及錢壯飛，卽為李克農之化名，因彼時大陸共報載李克農任偽社會部長，其時友人杜龍潭（已故）曾任過我最高調查單位處長，後任某處代表，因他悉我主辦過顧順章案，及其時潛伏我中央錢壯飛見電報立卽逃亡上海……種種經過，他特告我說：「在匪情資料中發現現任匪方部長李克農，即係錢壯飛。」我聞杜有情報專家之稱，信必屬實，現閱過錢的兒子錢江文中及「爸爸在以共黨秘密身份滲透國民黨中央重要間諜組織後，就多方找共黨組織的關係」，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十一月，當共黨有關電影公司攝影，錢在攝影棚內碰到李克農，當時李係中共滬中區委的宣傳部委員，錢壯飛找到黨的組織後，立刻向組織匯報他已滲透在國民黨最高單位徐手下任秘書，如何如何可以蒐集國民黨重要活動，受到周恩來、陳雲、康生等重視，卽由錢特別讓李克農到無線電報局，擔任廣播新聞編輯，與錢一同秘密為共黨工作……。另有周基漢文，提到李克農還住過中共中委、副參謀總長、外交部國防部副部長，還說：「如果錢壯飛不是在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戰死（即指由瑞金逃陝北途中），也會擔任不小官職。」足見錢、李兩人滲透我中央任間諜是一夥，但不是同一個人，特憑以上明報所刊各文，予以更正，倘祈讀者了解並加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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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老共幹標榜「白區工作」以自保》，是以《傳記文學》雜誌總第246號(1982年)同名内容全文光盘版文本为发布底本；收入析世鉴时，对光盘版文本的若干讹误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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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共产党员们是怎样叛变的？

徐恩曾(1896—1985)，字可均，吴兴(今湖州)双林镇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后去美国留学，习电机工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参加陈果夫、陈立夫组织的中央俱乐部(即CC)。193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扩充机构，训练特务。1935年，升任处长。1938年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成立，任副局长、局长。

...

初次胜利──红色特务队首领的投诚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封闭的很严密，在我担任这个工作最初一年之间，从各方面摸索，始终找不 到门径。直到年度终了，忽然来了一个机会，使我能从此敲开了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大门。 

那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的岁末，蒋委员长正由南京到汉口去亲自布置江西的剿共军事。这时，汉口市上突然出现一个从上海来的魔术团。主持人黎明，约二十八、九岁，上海人，中等身材， 是一个外形很结实的中型胖子， 他具有高超的表演天才，所演的魔术，手法巧妙，极博得观众的喝采 。黎明的另一杰作，是那唯妙唯肖的化装术，他每次登台，总是扮成一个高鼻子、小胡子的西洋绅士模样，从未曾以庐山真面目示人（这一点，大家初未注意，殊不知其故意如此，以防有人识破。）， 黎明除了表演魔术之外，更擅长交际，说话很有风趣，处世经验丰富到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程度，人情味很浓厚，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的态度永远是那么和蔼、诚恳，而使人乐于和他亲近。黎明自己不常出门，但来访的人很多，身分很杂，九流叁教，无所不有。这样一 个突出人物，忽然出现于汉口，立刻引起我们在汉口方面的同事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秘密侦查，发现可疑之点甚多，尤其来往之人，大都是在武汉容共时期接近过共产党的嫌疑人物，因此，断定他是一个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分子， 只是不知其过去经历，而他又与武汉的上层官方人士保持接触，故而不便采取行动，恰巧有一天，他在路上步行，被我的一个同事看见，此人从前原是他的部下 ，经他的报告证实，这个魔术师的黎明， 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共产党红色特务的创始人兼首领顾顺章，于是便把他秘密逮捕。 

我在南京得悉找到顾顺章的消息，兴奋的跳起来，立刻密电汉口，要他们迅速解到南京，叁天以后，我在一个秘密的办公室里和他单独谈话。在见他以前，我已确定计划要争取这个人，期望以他为桥梁，让我们能从此踏进神秘严密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之门，但是，那时和这样一个有地位的共产党人物谈话，尚无经验，我将怎样争取他过来呢？我想，先对他作一番心理观察和分析是必要的。我先要了解他参加共产党的动机，和他对政治的实际了解程度，然后才好设计进行劝说。于是，我开始先和他作不着边际的泛谈，仔细观察他的性情，然后以关切的态度询问他过去经历，并交换一些对政治和 社会问题的意见，这样谈话下来，我对他产生的初步印象是这样：他对共产党的「主义」并无深切的了解，因而也并不怎样热烈的爱好；他在特务技术方面虽有惊人的造诣， 但对政治认识却极简单幼稚 ，他只是基于共产党对他所灌输的歪曲宣传所造成的所谓「阶级仇恨」，才盲目的做了共产党的刽子手。像这样一个人，我肯定他能够争取过来的，于是我直接了当地向他分析中国政治社会的历史背景 和现实情况，告诉他国民党的革命目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卖国殃民的种种事实，并着重指出如继续为共产党作工具，结果只有死路一条。因此，我建议他下决心 脱离共产党的罪恶集团，回归到国家的怀抱里来，我保证将毫无成见地热诚欢迎他。 

这是友谊式的谈话，我完全当他是个普通朋友看待，并不当他是犯人，他在进我办公室的时候， 也看出来这是一幢普通办公和会客之用的房子，并无用来拘留犯人的特别设备，这当然也能表示我招待他的「诚意」。这一切，完全出于顾顺章的意料之外。在他见我之前，脑海中存着被共产党长期麻醉所形成的恐怖印象，以为一到了我们这里，必然遭遇到残暴无比的酷刑，结局只有一 死，不想我竟这样有礼貌的对待他，证明过去共产党对他所说的一切，至少目前就有一部分不合于事实，连带地对共产党的信仰，发生动摇，使我能当时觉察到的，就是他的脸部的「敌意」的表情逐渐淡消下去，这是表示他的第一道心理防线，甫经接触便告崩溃了。经过这样的恳切谈话之后，顾顺章先要求给他一 个考虑的时间，我答应了，约定在二小时之后，听他的答覆。结果，他答应「转变」。 

顾顺章表示愿意转变之后，立刻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出追随我左右，掌管机要文书的一个得力助手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 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叁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作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 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当时我尚存万一之想，希望这个消息不是事实。但等到我派人去找，果然，就在前一天的 早晨，他已悄悄溜走了。 

此人一走，立刻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妙，最着急的还是顾顺章，因为他的全部家眷尚留在上海，他推测共产党一知道他的被捕消息，必然要对他的家眷打主意的，因此，顾顺章要求我赶快把他的家眷接到南京，这要求，在我是义不容辞的，当即由他开了两个地址，一封给他妻子的亲笔信，并取出一 件日常佩用的东西作为信物，我立刻派一个干练的属员去承办此事，从他提出要求，到我派的人到达上海他的公寓，距离的时间不过七小时，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不能再迅速了。然而仍嫌迟了一步，我派到上海的人，按址前往，两处都扑空， 都在不久以前全部搬走了，顾顺章知道这个消息很感失望和痛苦，似乎预感到他的一家八口，包括妻、子、岳父母、妻弟夫妇等的生存希望，已经渺茫，果然， 叁个月之后，证实了他的疑虑，但他当时对我迅速而认真地处理此事的态度，是深受感动的，并且对共产党的残忍毒辣有了深切的反省，因而更坚定了和我合作的心理基础。 

事后我知道共产党把顾顺章的家眷藏起来，最初并不想加以杀害，目的在以此为要挟，使顾有所顾虑，不敢叛离他们，因为顾顺章知道他们的秘密大多了，若效忠于我，对他们的地下工作的损害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必须设法使顾被捕后，能坚守他们的立场，「不致转变」，如果有可能的话，或是利用顾的被捕「转变」，乘机向我们进行渗透，把顾顺章家眷扣留起来，是实行他们的预谋计划的第 一步。这一点我们当时曾研究到的，故在很短时间内完成顾顺章的「转变」手续，以防发生变化，并使共产党知道此事的结果，共产党用计不成，才对顾的家眷全部杀害以泄愤了。 

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 、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他精于射击，能设计在房内开枪 而使声音不达于户外。他可以用两手轻巧地捻死一个人而不显露丝毫痕迹。他对各种机器的性能都很熟悉，对爆破技术有独到的研究。这一切，使顾顺章成为赤色特务中的空前绝后的人物 ，共产国际派鲍罗廷出任广州国民政府顾问的时候，他担任鲍氏的秘密侍卫， 很被赏识，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 回到上海，担任工人纠察队队长。国民党清共以后，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他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之下，组织「红队」，负责保卫共产党的地下总部，以制裁反叛党徒。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 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 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我们曾企图用精神 的、环境的，一切的力量来影响他、改变他，但功效很微，只好耐心地等待他的自然变化。我们决定对他的态度，一面鼓励同事尽量向他学习特务技术，一 面尽量设法满足他 在生活方面的高等享受，包括帮助他物色爱人，重新帮他设立一个家庭。 

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 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 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 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 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我所引为遗憾的这位在初期反共战斗中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虽尽量优容他、款待他，使他在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对于这样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个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们这样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们这边找出路，找 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产党勾结。事发的前几个月，我们在上海破获了中共的地下总部，搜获一部分文件， 其中有关于我的内部人事和业务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些材料无疑是我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透露出去的， 有人曾怀疑到他，但没有其他佐证，故未采取任何行动。不久，经过一个新近被捕转变的共产党 分子的证实，上述材料确是他报告的。我才开始对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 

又隔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我爱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虽然，他在这一时期中对我 们的贡献，是永不该抹煞的。 

至于我的内部潜伏共产党奸细的惊人发现，虽对此案的进行大受影响，但正合上中国俗谚所谓「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因为这不啻给我一个警告。从此我便有了戒心，使我知道对于一个人的观察 ，不能徒看表面，有时「变起肘腋」的，正是那些外貌忠诚，做事勤劳，极得人缘的「亲信」人员哩 ！同时，公开招考的方式，在我以后的延用工作人员时也永未再用过，因为那是共产党实施渗透的最好机会，他可以派遣高级的伪装分子，来应次一级的考试，结果 ，伪装分子当然可以出人头地而获得特别信任，所以从此以后，在我内部再无同类事件发生。这是本案所收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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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向忠发被出卖

ccher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内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陈独秀，第二次又罢黜了瞿秋白，这前后两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于是第叁任的共产党总书记便想改变花样，捧出一名真正无产阶级的人来做招牌。于是，目不识丁的老船夫向忠发，便在这样的机遇下， 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只是一切指挥大权，都落在宣传部部长李立叁之手，这便是中共历史 上有名的所谓「立叁路线」时期。 

在这同时，共产国际也加紧对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训练成熟的中共党员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所谓「二十八个标准布尔什维克 」（这是中共内部派别的一个小集团名称，他们自称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已达到了国际的布尔什维克标准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没有到过莫斯科，不懂得「理论」的土包子，包括当时的毛泽东等在内），也陆续派遣回国，共产国际东 方局书记米夫（MIF），更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资格，亲临上海，就近指挥。不过，这些莫斯科 归客，因过去毫无工作历史，虽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厕身于「中央机关」，但实际领导权仍操于原来 的老干部之手，陈 绍禹等年少气盛，目空一切，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于是处心积虑想把现存这批 领导 人物挤掉，结果便闹出自相出卖的丑剧。 

事情导源于一件桃色纠纷，时间是民国二十年（一九叁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君，回国以后，被派为共产党江苏省委，他有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同被派在江苏省委的妇女部 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鹣鹣鲽鲽真是一对理想的配偶， 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陈小妹忽然接到共产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 的另一要员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须要有个女人去掩护，所以共产党派她住到罗的机关里，表面上装成罗的妻子。）根据共产党的工作纪录 ，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须徵求同意，只有绝对服从，此事当然也不例外，陈小妹 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万分不愿 ，但是鉴于「纪律」的森严， 不敢违抗，只好忍痛分手，不过，问题却从此发生了。 

原来陈小妹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女子，虽说已受过布尔什维克的洗礼， 对男女问题，不像一般旧式妇女那样拘谨，但是要她去和一个未曾见过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点为难。于是常常找机会向她的丈夫诉苦，胡君呢？本来已对「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 经不起她的爱妻的一再哭诉，更感无法忍耐，只是夺走他的爱妻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将如何处理才好呢？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后来想到老同学陈绍禹以足智多谋见称，乃走去和他商量， 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的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 

「向国民党告密 ？」忠实的胡君，简直认为陈绍禹故意开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测验他对共产党是否忠诚。因此，初听之下，不由惊呆了，但细看陈绍禹一本正经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没有设计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细一想，除此以外，的确别无更好的方法。结果，「小资产阶 级的温情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胡君终于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援了。 

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献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 名报告罗绮园的住所， 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胡君一想 ，此事不举发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所以索兴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捕到共党的另一要员杨匏安 。 

罗绮园和杨匏安都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而和瞿秋白 、毛泽东等相等，在所谓「国共合作」的跨党时期，他们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是属于瞿秋白 、李立叁的一派，而与留俄派 的陈绍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卖了。 

罗、杨被捕之后，我们接着追问当时共产党的总负责人向忠发的下落，然 而罗、杨二人都不知道 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说了。正当无法可想的时候，第二个奇迹又出现了。 

一天，有一个外表很精干的青年，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报告，说他知道向忠发的住址，愿意引导我 们去找到他。我们对于这宗送上门来的献礼，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为这个青年，在共产党中并未 担任重要职务，按照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试，遂由他引导我们到 法租界霞飞路的一家珠宝首饰店楼上，逮捕到一个土头土脑，年已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他的 口齿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从外表看，很像一个商人，住在珠宝店里，倒很适合他的身分。 

他初来时不肯承认他是中共的第一号领袖，我们对原报告人本来不十分信任，见了这副行径，也相信可能有错，正感到为难之际，有一个同事，他是向忠发的同乡，也干过船员，他说认识向忠发， 并知道向过去的历史，向当船夫的时候，嗜赌如命，有一次从赌场中输完了钱回来，发誓要戒赌，竟把自己的左手无名指斩断一小段，以示决心。经他的指认，再一验向忠发的左手，果然 无名指短了一 段。向忠发无法再抵赖，只好低头认罪了。 

在这以前，我们对中共中央的重要机关，已破获了多次，被捕的许多有地位、有历史的中共要员 ，经过我们的耐心说服工作，大都愿意脱离共产党，参加我们的工作，这在当时己成为极普遍的风气 ，共产党对于这种轻易转变的现象，极为恐慌，故在向忠发被捕之后，便故意放出空气，说是：「过去许多党员的叛变，乃小资产阶级动摇善变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现，向忠发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出身，无产阶级有对革命忠实到底的优良品质，决不中途动摇转变，所以 相信向忠发一定不会向敌人投降，一 定会替共产党牺牲。」这种空气，并且故意传到向忠发的耳里。 

其实，共产党的心机完全白费。向忠发的结果，虽是替共产党牺牲了，但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认出来之后，所表现的「向敌人投诚」的可怜相，比其他的非无产阶级的战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 我们表示，他只是一个普通工人，他没有能力，他在共产党内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们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动说出四个共产党的重要指挥机关的所在 地，以表示他的忠诚，这一切的表现，出于我们意料之外。按照我们办理同样 案件的成规，向忠发既有表示转变， 他的求生愿望是应该让他实现的，但是这一次却发生了差错。当我在南京接到向忠发愿意转变的报告时，他已被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枪决了。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 　 

在逮捕向忠发时，尚捕到一个和他同居的妇女，她年在二十五岁左右，装饰极时髦，容貌及身段 也够得上美丽的标准，问她关于共产党方面的一切问题，竟全无所知，不久，我们完全明白，她确与 共产党无关，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产党弄来陪伴向忠发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 是个珠宝商 人，不知是共产党，更不知是坐共产党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于共产党何以要个女人去陪 向忠发呢？目的就在使向忠发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温柔乡里，不要过问党内的事情。后来，我们从另一个共产党的口中，又知道共产党为了这个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价，为了此事，共产党 内部还引起许多牢骚：「下级同志穷得连饭都吃不起，为什么上级能拿出这许多钱来替向忠发娶姨太太呢？」 

现在又该提到向我们告密的那个年轻人了，当我们证实被捕的人确是向忠发之后，发给他一笔奖金，并给了他一个临时工作，因为他是自动前来效忠的，所以对他未曾特别注意。大约在向忠发死后的一个月光景，这个青年忽然失踪了。他一走，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奉命」来实施「借刀杀人」之计的，向忠发一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走还等待什么？ 

共产党的报复 

民国十九年（一九叁零）至二十二年（一九叁叁），这叁年之间，我们连续破获中共若干重要地下组织，包括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机构，和中共中央总部 ，以及全国性的赤色群众组织，如全国总工会 、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互济总 会，世界反帝大同盟中国支盟等，各省的共产党地下指挥机构也连续破获，由莫斯科回来，和由江西赤区派遣出来的补充干部，上任不久，又陆续步他的前任者的后尘， 逐一踏进我们特为他们所预备的地方，而这些人经过「招待、说服、转变」这叁步曲，最后总是由敌人变成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由于这些新血轮的注入而迅速增加，这些新手加入之后， 每人多少都从他们的「娘家」带来一些礼物──共产党的秘密，所以更予共产党继续不断的破坏 ，使共产党在赤区以外的各地地下组织，濒于不能维持或重建的窘境 。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共产党对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地下工作的计划， 不得不重作全盘的考虑， 在估计了敌我形势之后，它采取了二项重大行动： 一，将身分已暴露，或与被捕转变分子熟识的地下工作干部，一律调回「 苏区」，原有机构，一律放弃，另派新人重新建立组织，企图建立一个与旧的组织丝毫没有牵连的新的地下工作系统。 二，由「苏区」派出一批精于射击的暗杀专家到上海，企图以恐怖手段对付转变分子和我的工作 人员。 

根据史大林所领导写作的「联共党史」的记载，共产党人是反对暗杀手段的。他们自称：他们所反对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不是某些「个人」，反对社会制度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暗杀」是无用的。中共在过去叁十年中， 对于这个教条，大致是遵守的，只有在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前后这一段时期，对付我的工作人员是例外，我们从它的不惜违背教条，采取这无耻政策 的行动看来， 已足以说明当时双方战斗的尖锐程度了。

自顾顺章转变以后，共产党中央的特务工作，曾组织一个五人委员会来主持其事，这五人委员会 的人选是周恩来（现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赵容（康生）、潘汉年（现任上海市副市长）、廖程云（ 即陈云，现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邝惠安等，实际负责人是赵容。江西的射击手调到后，由邝惠安负责领导，组成一个执行恐怖行动的「红队」。它的任务以狙击党内叛变分子和我的工作人员为主，附带从事绑票勒赎勾当，以解救经济方面的临时困难。 

「红队」成立后，我的工作人员接连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伤害甚多，现在还记得的约有： 

一，民国二十一年（一九叁二）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叁时许，红队队长邝惠安率领五个暴徒，在一个内奸的指引下，冲进我们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秘密办事处，击死一人，击伤叁人，办事处的主持人受伤后倒地佯死得免。距离此案发生的前叁天，该处附近有一供职于红十字会的会计员被人暗杀。 初未在意，嗣后才明白死者的面貌与身材，酷肖该处的主持人， 故被误杀。 

二，民国二十二年（一九叁叁）四月十一日下午，我的四个工作人员经过南市某处，其中有一新转变分子，他发现某茶馆的临街一张茶桌上，坐着五个红队分子，心知不妙，暗中招呼同伴，加快步伐，离开当地，但已为红队所瞥见，在走近岗警的地方，红队惟恐我们报警，遂开枪射击，当被击死一人、击伤二人，暴徒则在纷乱中逃逸。 

叁，同年五月某日，我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奉命前往法院，为一个已经悔悟的共产党罪犯作证，以便保释，行至中途，又被红队暴徒击毙。 

四，我派在上海工作的负责人史济美，是我一个得力的干部，于同年六月回京述职，我因上海连续出事，想到他过去的服务成绩优异，向忠发和共产国际职工会驻华代表牛兰夫妇，以及其他重要案件，都是经他设计破获的，断定共产党对他必恨之切骨，意欲调他离开上海，以避风头，但他不同意这样措置，坚持仍回到原来的岗位，我只好叮嘱他注意安全，让他回去。不料回沪当天下午，他因欲赶赴一个自己作主人的约会，回到上海一下火车，即迳趋约会地点，就在他下汽车走上台阶的时候， 被邝惠安率领六个预伏在该处的暴徒 ，包围袭击，身中七枪而死。 

五，史君死后，我派钱义璋君继任他的职务。约在二个月之后──八月十二日，钱君到一个旅馆 里去会见一个人，正欲登电梯的时候，被预伏的暴徒袭击身死。 

这一连串的伤亡，尤其是最后两案，直接伤害我们派去的总负责人，且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 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 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 

现在轮到我们伤脑筋了，史、钱二君之死，很明白地是共产党向我的全体同仁下了警告：「上海 ，是你们的葬身之所，谁要来，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