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所讲的故事与其实际所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周三去世的亨利·基辛格堪称范例。时而机会主义，时而被动反应，他在外交政策上全情投入于权力的行使，对被其抛弃的人类漠不关心。正因为他塑造的美国并非经过粉饰的山巅之城，他从不觉得自己无足轻重：思想会盛行也会过时，但权力不会。
从1969年到1977年，基辛格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官僚之一。有那么一段时间，他是唯一一个兼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的人，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职位上，他既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虽然德国犹太血统和带有口音的英语让他显得与众不同，但对权力的运用自如还是使他成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权力体制的天然化身，这一机构在整个20世纪不断发展壮大，仿佛成了一个依靠自身扩张而生存的有机体。
在基辛格从公职退休进入舒适的私营部门30年后，我在后“冷战”和后9·11时代更为庞大的国家安全机器里服务了八年。作为副国家安全顾问，我的职责包括撰写演讲稿和事务通讯，我的工作往往更侧重于美国所讲的故事而非美国的所作所为。
在白宫工作意味着站在体制的顶端，而这个体制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还掌握讲述一则激进故事的权利：“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但我始终面临着根植于美国领导层的矛盾，即明知道我们的政府武装了专制者，同时我们的言辞又在吸引异见者去试图推翻专制者。换言之，我们的国家推行规则（包括对战争行为、争端解决和商业往来），并在规则带来麻烦时坚称美国可以成为拒不遵守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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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撕扯，基辛格并不纠结。在他看来，声望的根本在于作为而非主张，哪怕其作为已经彻底违背美国的人权理念和国际法。他帮助扩大了越南战争，让战火烧到了柬埔寨和老挝，美国在那里投下的炸弹比“二战”中投向德国和日本的还要多。那些轰炸——通常是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对于结束越战的谈判没有任何帮助，如果一定要说影响，那就是它表明了美国为了表达对战败的不满可以不择手段到何种地步。
讽刺的是，他的这种现实主义在“冷战”最激烈之时达到顶峰，而冷战是一场表面上关于意识形态的冲突。站在自由世界的一方，基辛格支持了巴基斯坦对孟加拉人和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在智利，他被指控帮助谋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导致民选的左翼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身亡，并开启了可怕的专制统治时代。在宽容的开脱之词中，基辛格代表了一种思潮，认为结果（苏联和革命共产主义的垮台）可以将手段正当化。但对全球无数民众而言，这种思维蕴含着一个残酷的、同时也是美国经常向其已经边缘化的国民传达的信息：我们只关心自己的民主，而不是他们的。基辛格曾在阿连德当选前不久说，“这些问题对于智利选民而言太过重要，以至于不能由他们自己来做决定。”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基辛格执着于声望，即美国必须让那些无视我们必须在未来影响他国决策的人付出代价。很难说在老挝的轰炸、智利的政变或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的杀戮对“冷战”结果有何影响。但在全球事务上的冷血思维让基辛格在对与美国实力接近的专制国家打交道时取得了重大突破——对苏联的“缓和政策”给军备竞赛升级降温；对中国的开放则加剧了中苏矛盾，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入全球秩序，并开启让数亿人民摆脱贫困的改革。
这场改革的发起人正是下令镇压天安门抗议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这一事实本身也体现了基辛格遗产模糊黑白的本质。一方面，中美恢复邦交是“冷战”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了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和全球政治的威权主义领头羊，将百万维吾尔人关进集中营，并威胁入侵台湾，而台湾的地位之所以悬而未决，正是因为基辛格的政策。
基辛格的后半生都不在庙堂之上。他为两党开创了先河，让退休官员得以建立利润丰厚的咨询业务，并利用全球人脉做生意。几十年来，他一直是政治人士和商业大亨聚会竞相邀请的贵宾，或许是因为他总能拿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有人就是有权有势，而他们对权力的行使又为何是正当的。他著作等身，其中许多作品都提升了他作为全球事务先知的声誉。毕竟，历史正由基辛格这样的男性书写，而不是超级大国轰炸的受害者，比如仍在被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未爆炸弹杀害的老挝儿童。
你可以选择将那些未爆炸弹视为全球事务处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悲剧。站在战略的层面，基辛格当然知道身为超级大国，可以得到历史原谅的犯错空间是巨大的。就在越战结束的几十年后，我们轰炸过的那些国家都在寻求扩大与美国的贸易。孟加拉国和东帝汶现在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独立国家。智利的统治者是位80后社会主义者，他手下的国防部长正是阿连德的外孙女。超级大国的某些手段是必要的。历史的车轮是在转动的。一个人生活的时代和地点决定了他是被碾压还是被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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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世界观误将犬儒主义——或是现实主义——当做了智慧。故事本身仍然很重要。说到底，柏林墙之所以倒塌，不是因为谁在大局上运筹帷幄，而是因为东德人想过上和西德人一样的生活。经济、流行文化和社会运动很重要。尽管缺陷无数，我们仍有更好的制度和故事。
讽刺的是，基辛格的部分吸引力在于他的故事是独具美国特色的。他的家族侥幸躲过了历史车轮的碾压，就在希特勒刚开始将邪恶计划付诸实施时逃离了纳粹德国。后来，基辛格随美军重返德国并解放了一座集中营。这些经历令他对伴随国家权力而生的神圣观充满警惕。但这并没有让他对弱者产生多少同情，也没能促使他将美国战后的强权束缚在规范、法律和对特定价值观的忠诚之内，而那些价值观正是为防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爆发而被写入由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中的。
毕竟，声誉不仅关乎一个国家能否杀鸡儆猴，也在于其是否表里如一。就像人际关系一样，谁也不期望国家事务的处理能尽善尽美。但美国已为其伪善付出了代价，尽管这代价比战争或谈判的结果更难衡量。几十年来，我们讲述的民主故事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已经变得空洞，他们可以指出我们的言而无信，而“民主”一词听起来就是美国利益的遮羞布。同样，我们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却被那些指点着美国的罪过来为自身辩护的强人所无视。
现在，历史已经重演。在世界各地，我们看到了专制和种族民族主义的死灰复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就是最大明证。在加沙，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军事行动杀害平民的速度再次向世界许多国家表明，我们对国际法律和准则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国内看到了大批共和党人如何将弄权凌驾于民主之上。这就是犬儒主义会导致的后果。因为在更崇高的抱负缺失之时，没有故事来为我们的行为赋予意义，政坛和地缘政治就会变成一场零和游戏。在那样的世界里，强权即公理。
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亨利·基辛格一人。从很多方面看，他既是美国国家安全权力体制的缔造者，也是这一体制的产物。但他同样是一则警世故事。尽管如此不完美，但美国的存在离不开美国的故事，是它让美国成为了一个多种族民主国家，并与俄罗斯和中国泾渭分明。
这则故事始终相信，一名老挝幼童与我们的孩子在尊严和价值上是平等的，智利人民也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自决权。它必须属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若是忘记这一点，我们将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