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生存指南：不遵守他们定的任何政策

问：如何避免成为防疫政策的受害者？ 答：不要遵守任何防疫政策。 ——题记 　　2020年的3月，我带我室友去办了护照，买下了清明节去曼谷的机票。因为长时间的封控，所有人都已经快要憋疯了，只想赶紧出去散散心。可是未曾想到，到了3月底的时候，国外疫情开始蔓延，我清明节的旅程就此泡汤。“以后总还有有机会的。”我当时这麽想著。谁知这一等便将近三年，而且至今没有要结束的样子。 　　在这段时间里，新冠病毒经过了一代又一代变种，毒性终于开始减弱，可中共的政策却并没有随著病毒毒性的减弱而放鬆，甚至变得更加凶猛。 　　最初，人们对于武汉封城感到分外震惊，但到了现在，封城已经成了一种常态。2020年1月，汕头在仅出现一例确诊病例的时候就决定封城，随后在人们的谩骂下取消。到了2022年，西安、青岛等二线城市也开始实行封城策略。后来是深圳作为一线城市也开始封城，紧接著是“中国内地城市天花板”上海。到现在，假如不封城都会让人们觉得很奇怪。 　　在越来越严格的防疫政策中，中国内地人也开始学习和积累各种生存经验。大家首先学会的，是如何不挨饿。 　　最开始的时候，封城通常还局限于小城市。这些小城市人口不多，关注度不高，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些城市被封了。但同样也因为是小城市，其领导的管理能力和市政服务水平都非常的拉胯，民众挨饿几乎是常事。但毕竟关注度不高，很多人并不知道原来中国内地内地还有这麽多人在被迫挨饿。 　　在中国内地和缅甸交界的地方，有个叫瑞丽的小城市，这个城市到缅甸木姐县只需要过一座桥。瑞丽是中缅边境最大的贸易口岸，每天都会有大量的中国内地人和缅甸人往来，进行大量的翡翠、红木等交易。曾经的瑞丽因为临近国外而得以发展，如今却因为和外国往来频繁而招致灾难。从2020年1月到2022年3月，瑞丽封城9次，共计162天，整个城市的经济、商贸和生活秩序被彻底摧毁，许多市民数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和赘肉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这样的城市并不在少数，但绝大多数都没有得到关注。直到2022年，上海封城过后，瑞丽市前副市长戴荣里终于忍不住发了一篇文章，呼吁大家不要只关注上海，还有无数像瑞丽这样的小城市也在经历苦难。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原来还有这麽多的小城市和小县城的民众正在经历可能比上海人还要苦的苦难。 天津再爆Omicron疫情，官方关闭多地铁线部分车站，设多地封控区，北辰区一村庄万人整体转运异地隔离。 　　事实上这种忽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中共操作出来的结果，而是社会自然的反应。在武汉封城的时候，方方因为封城日记饱受抨击。并不只是方方，反思和抨击防疫政策的博主几乎都被骂过。他们通常被骂成是汉奸、恨国党，妄图通过污衊政府来达到颠覆的目的境外势力。所以在很多小城市曝出恶性封城的案例过后，很多博主都选择了沉默。他们知道，帮民众说话不仅帮不了那些民众，反而还会招来谩骂，甚至被中共的铁拳砸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城市恶性封城的新闻下面，都会有很多人冷嘲热讽：让你们当初骂方方，所以现在再也没有人帮你们说话了。 　　这些小城市的民众比其他城市的民众更早吃苦，吃的苦也更多、更深沉，但却并没有让人们吸取到多大的教训。甚至就连武汉封城也没让人们吸取教训。大家都觉得武汉封城是个例，封城这种大事不可能常态化，自然也不需要放在心上。直到后面大城市封城也像疫苗和核酸一样常态化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在2022年的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大国的大城市里为随时都可能降临的飢饿做足准备。我现在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我现在生活的成都市开始出现病例，不论是1例还是100例，都必须开始囤积食物。毕竟连上海这样的“天花板”都能饿死人，其他地方的市政管理能有多烂，我已经想象不出来了。 　　现在很多人都像我一样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但这种习惯的养成并不容易，甚至一度出现过反对的声音。 　　深圳是国内第一个实行封城的一线城市。也许是为了甩掉这个名头，深圳给自己的封城策略安上了一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名头——慢生活。根据深圳市政府的说法，深圳并没有封城，因为铁路、空运和市内公共交通都没有停运，只是“适当”提高了门槛。也正因如此，深圳市政府解释说自己的策略是“慢生活“，而不是”封城“，那些说封城的都是恶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势力。当然这并不是深圳市政府官员的原话，而是当时大量官媒发佈的新闻稿上的内容。这些官媒发佈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传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其私下里自然是已经被深圳市政府通过气了。 　　深圳市政府确实是做了一个表率，就是在封城期间几乎没有人挨饿。深圳市政府深知自己没有为全城市民供应食物的能力，所以便没有完全把外卖业务封掉。他们的策略是，增加外卖员和餐饮从业者的健康监测频率，同时对去过风险地区配送的外卖员进行适当隔离，但总体仍然允许餐饮业不停摆。在这样的基础下，民众虽然被禁足在家里，但餐食上受的影响不大，所以深圳封城也没有掀起特别大的浪花。但我们都知道，这些事情本就是理所当然的。政府既然要实行特殊举措，就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特殊举措下的特殊问题，更别说这个特殊举措的存在性本身就充满了争议。可偏偏就有人认为，深圳的状态表明我们是有能力保证封城下的总体秩序的，所以只要政府官员都像深圳学习，我们就能通过封城平平稳稳地战胜疫情。于是乎封城的不合理性不存在了，封城的次生灾害不存在了，新冠病毒的性质也不重要了。反正只要封城，然后保证大家都有饭吃，那就行了。至于那些饭从哪里来，发饭、买饭的钱从哪里来，似乎都不重要了。不过万幸的是，上海的封城随即打烂了这些人的脸，于是再怎麽支持防疫的人，也开始老老实实地囤菜。是否热爱防疫是一码事，但如果挨饿的是自己，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现在封城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全域静态管理。这个名字不仅看上去更加文雅，也不像“封城”那麽乾瘪而吓人，更不像“慢生活”一样荒诞，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未来感。不管怎麽说，它听上去都更加“信达雅”了，尽管其恶性的内核没有任何变化。所以不论“封城”的名号如何变化，只要你还生活在中国内地，你首先要学会囤菜，以及学会知道什麽时候需要囤菜。 　　也许是多年的键政经历给了我经验，我对于中共发佈的种种信息充满了不信任。 　　每当中共说不封城的时候，那说明这座城市马上就要封了；假如中共说饭菜管够，不要恐慌性抢购，那你大概率就要准备挨饿了。中共在闢谣的历史上曾多次表现过自己的严谨，那便是大多数闢谣都要反著看。比如有人说上海要封城，紧接著便被以造谣传谣的罪名抓起来，因为上海是先封浦西，再封浦东，没有全城封禁自然也算不上封城。所以在中国内地特色社会想要活下去，你不仅要学会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飢饿，你还要学会把话反著听。 　　我第一个反著听的话就是打疫苗。 　　中共一开始便决定免费提供新冠疫苗，并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体系下的特有福利。福利？这是中国内地人能听到的词语吗？我不信。对于一个抠门到能让农民养老金低到120元一个月的政权，让我相信他们会给人民这麽大一个免费福利，老实说这著实有点抽象了。 　　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疫苗连临床试验都还没开始，便已经在浙江打了6万人次，并准备进一步出口到中东地区。之所以先在浙江打，是因为那边外贸发达，有很多人都需要赶紧打疫苗，然后出国谈生意。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人们仍然幻想著，只要我们都打了疫苗，生活就能回归正轨。可实际上呢？完全没有。不论这座城市的接种率有多少，只要病例多了，就会封城。2020年的时候大家还能随便跨省，就像我甚至还“斗胆”买国际机票。到了2022年，就连出市都成了一种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挑战。不论你打没打疫苗，你阳了，你密接了，就要被隔离、被封控、被拉到放舱去治疗一个完全没有任何症状表现的疾病。我甚至一直都在思考，一个病既然没有任何症状，那我们要如何才能证明这个病人已经被治好了？就靠著喉咙上那点残留的病毒尸体来验证吗？倘若我给我的飞机杯上也涂一点死掉的新冠病毒，我的飞机杯岂不也算是确诊患者了？与其如此大费周章，我还不如多喝口水把病毒尸体冲进肚子里，没准过会儿核酸结果就阴了。 　　能不能出城和打不打疫苗之间似乎没有必然联繫，毕竟你打不打疫苗都没法出城，那我做出不打疫苗的决策似乎也没什麽意义。这个观点有个很重要的基础论据，就是我们首先要认定疫苗是有效的，或者至少说是利大于弊的。可问题就在于，我们完全无法确定打这个疫苗本身是否真的利大于弊。 　　首先从获取自由的角度来说——这也是当初很多人打疫苗最主要的需求——这个疫苗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再往后退一步，大家才真正关心疫苗防护性和安全性的问题。 　　首先是防护性。大家可能无法想象，有关疫苗保护力的数据大都是由境外提供的（这里包括外国以及港澳台），而内地的数据则如同迷雾一般。也许内地的卫生机构确实发佈了相关的数据，但是其隐秘性必然极强，因为很多人都找不到。而且就算找到了，很多数据和境外的数据也对不上，其真实性非常值得怀疑。 　　在疫苗刚上市的时候，专家们宣传的都是疫苗是对抗新冠最好的方法，可以有效防感染；可是当有接种者开始被感染过后，他们又说疫苗可以防重症；后来有接种者也开始出现重症了，他们又说疫苗能防死亡；当接种者开始因新冠死亡的时候，他们又说防疫不能完全依赖疫苗，并开始无上限地要求打加强针。是的，没错，防疫确实不能完全依赖疫苗，并且疫苗的效果也并不总是特别好，这些都是科学上可以承认的。可是这些专家开口却一点准信都没有，每当现状变得对自己不利了，便往后退一步，那他们的话又还能有多少可信度呢？毕竟话可以退一步，但人命是没有退路的。 　　在新冠疫苗推出过后，各地便出现了各种强制接种的策略。对此，中央要求疫苗接种不得强制，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给地方下达了接种率的指标，完不成的话要受到处罚。那你作为地方官员，你会怎麽选？要我的话肯定强制推行疫苗。毕竟强制接种不会受罚，而且就算被曝光我也可以利用新闻管制把事情压下去。反倒是接到手的疫苗用不完还会被处罚，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强制接种的利益更大。在这样的基础下，各地的接种可谓乱象频出。有些地方要求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要接种新冠疫苗，不然不给孩子报名。有些地方会派出工作人员上门强制接种，就连八九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我曾在网上看过最恶劣的强制接种策略，是直接在公共场合设置路障把人们拦下来，一个一个检查有没有接种疫苗；假如被发现没有接种，便会被带至附近的接种点强制接种。卫健委和疾控中心虽然明面上说明了有特殊情况者可不予接种，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医生都不被允许给病人开具任何不宜接种的证明。 　　在这样的环境下，紧随其后的便是铺天盖地的不良反应报告——当然这些报告只会出现在社交平台上，而不会出现在中共的医疗报告里。我曾在网上看到过无数疫苗后不良反应的帖子，其中不良反应包括持续数日的不明原因发热、猝死、心脏病、白血病等，我也曾听过家中在医院工作的亲戚说过的亲身经历的事件，但这些事件最后都被压下来了。中共不会允许医院承认这些病症都是由新冠疫苗引发的，那些发出来的帖子也大多被删除了。当然，从科学上来讲，“疫苗后患病”和“因疫苗患病”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係，要想证明这些人是因为疫苗而患病，需要长时间的研究和分析。可当下的问题在于，中共甚至连相关的研究报告都没有，也可能是有，但他们不愿意公开。所以疫苗轰轰烈烈地打了两年，数十亿人接种了至少两针疫苗，却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报告——这俨然就是一款神药了。 　　到这里想必会有人说，假如没有疫苗的话，疫情肯定会更严重，所以就算有不良反应也是值得的。这里仍然有一个很明显的谬误：在新冠病毒毒性持续下降的今天，我们如何去证明疫苗的作用有多大以及不打疫苗的情况会有多遭？现实是，我们甚至无法得知过往的感染者的新冠接种情况如何，那又如何去分析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更别说还有大量没被记录和曝光的不良反应案例，我们又如何能证明打了疫苗的结果会更好？ 　　到了现在，中国内地仍然有大约10%的人没有打疫苗。事实上很多打过的人也在后悔，他们一方面是心疼自己白挨了好几针，生活却一点变化都没有；另一方面，则是为以后随时可能降临的不良反应而担忧。想要躲过疫苗并不容易，首先你不能是公职人员，不能有孩子，还要能够辨识中共的花言巧语和威逼利诱，最后还要靠各种糊弄的手法躲过随处可见的疫苗检查。但是真的走到这个地步，剩下的这10%是无论如何也推不动的了。当下不仅是这10%的“老油子”推不动，第三针和第四针疫苗的推动也很困难，因为很多人都已经看透了。 　　所以第二条生存指南是不要盲信政府，尤其是当他们说要帮助你的时候。我知道这条对于生活在公民社会的境外民众来说就像常识一样，但是对于已经被驯化的内地民众而言，却是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知识。 　　不同于正常的公民社会，内地人民总是会选择无限地相信政府，或者说中共，然后无限度地让渡权利，并且总是抱著“只要我让的够多，政府就能让我恢复生活”的心态。殊不知，从让渡权利的那一刻开始，这个生活本身就已经不正常了，因为正常人的生活是不需要不断地向政府让渡权利的。想通过一种制造不正常生活方式的方式来谋求正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笑话。 　　可内地民众就是深信这个笑话，健康码的诞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万幸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所以对于这些程序上的东西会比较了解，再加上多年的键政经验，健康码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充满了怀疑。 　　健康码最开始的使用方式就让人充满了疑惑。在健康码申领界面，你需要填写的信息包括近期有没有感冒症状，有没有去过风险区等等。可问题在于，这些信息都是你自己手动填写的，没有人监督，也没有任何验证的方式。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乱写，比如我最近就算有过发烧我也可以不写，我最近刚去过风险区我也可以不写。所以最开始我对健康码并不是特别排斥。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中共的又一个形式主义，虽然浪费钱，但也没用。只要它没用，那麽和其他的政策比起来，它也就不折腾人。对于生活在正常社会的读者来说这里可能有些难以理解。对于生活在中共政权下的民众来说，他们的政策不说一定要有用，哪怕只是能做到“不折腾”便已经让人谢天谢地了。所以仅仅是推行一个手动填写、没有任何校验方式的健康码，真的算不上什麽很过火的事。 　　可是随之而来的场所码就让我有些措不及防了。场所码是嵌套在健康码里的另一个二维码，它里面包含了某个公共场所的地址信息。根据中共的要求，每个公共场所都要有一个独立的场所码，所有进出该场所的民众都要扫了场所码过后才能进。最为夸张的是，各个公共场所之间的场所码不互通。比如你进一个商场，你需要在商场门口扫一个场所码，当你进到商场里的商铺的时候，你还需要再扫一个商铺的场所码。 　　这就让我有点无法接受了。这不仅是因为麻烦，还有个原因在于它严重地侵犯了民众的个人隐私。根据中共的要求，凡是中国内地的手机都需要额外家装一个定位芯片。根据这个芯片，中共便可以通过基站读取到的手机信号来确定你去过哪些地方。比如成都市政府就曾搞出过一个叫“时空伴随”的概念。言下之意就是，通过读取基站信息，确定你和某个病例在同一时间段处在一个非常相近的空间里，这样你们之间便处于“时空伴随”的状态，可能有感染的风险。然而场所码远比定位芯片还要恶劣一百倍，甚至比街头的摄像头还要过分。“时空伴随”能确定的范围可能不过百米，街头摄像头也会有死角，而场所码可以把你去过的地方精确到某个不足一百平米的小店铺，甚至一个完全私密的公共厕所，并且不会有任何误差。所以当场所码出来过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中共搞出健康码这个东西的真实用意。正因为有了这个揣测，我出门几乎不扫场所码。万幸很多地方的保安都不会严查，偶尔碰到几个脑子比较轴的，也能糊弄过去。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是我多虑了，中共也许并没有想这麽多。那我一定要讲三个例子。 　　就在上个月，成都市爆发了疫情，其中心正式成都核心商业区——春熙路以及旁边的太古里，这也是我公司所在的地方。就在疫情爆发过后，有一天下午，公司里近一半的同事的健康码突然变成了黄码。健康码的绿码是正常状态，不会受到任何限制；黄码是低风险状态，需要通过做核酸检测并得到阴性报告之后才能解除；红码则是高风险状态，说明这个人和病例可能存在密切接触，不论核酸报告是阴性还是阳性，都需要被隔离。在确认黄码过后，同事们只有去医院做核酸然后等待黄码消除。可是解除黄码需要去指定的医院才行，而每个区通常只有一个医院。根据中共的说法，指定医院是为了避免疫情向其他医院扩散。可我不明白，大家原本就近找医院就能解决的事，现在却要跋涉数公里去指定医院做核酸，难道大家在长距离移动的过程中就不会加重病毒的传播吗？问题远不止于此。当时有同事因为偶然在获得黄码的前一天做了核酸，而核酸的结果恰好在她出黄码过后不久出来了。于是她在黄码过后一次核酸也没做，便恢复了绿码。还有一些同事则是被不断地折腾，前一天下午刚做完核酸，第二天凌晨核酸出了结果，获得了绿码，结果到了中午又黄了。可是根据中共的防疫需求，两次核酸之间需要间隔24小时，于是这些同事便只有拿著黄码乾等，什麽也做不了。 　　那次黄码风波折腾了将近一周，公司将近一半的同事都因为反反复复的黄码而无法到岗，可我却一次都没“中招”。我当时问过有黄码的同事，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老老实实扫场所码的人。后来有些同事听了我的建议，开始不扫场所码，于是后面几次“黄码潮”都没有再“中招”过。之后有另一位好友，他认识一些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那些朋友告诉他，当时是卫健委直接下令，要求从扫过太古里场所码的人群里随机选三分之一的人给黄码。这个具体是真是假谁也不知道，因为中共的运行规则就是如此，他们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很多事情只能靠猜。不过根据我当时的经历，我认为这个说法并不会没有可能。 第二个例子来自公司的安保组同事。有一天公司里突然来了几名派出所的警察，他们想调取我们的监控录像，原因是他们认为有一名记录在案的小偷来过我们公司。后来我问安保组的同事，为什麽派出所会知道有小偷来过。同事说，那些警察说那个小偷扫过我们公司的场所码，他们那边在后台能看到。 　　最后一个例子更为恶劣，以至于在全国范围都引发了讨论。大约是年初的时候，河南省的一些地方银行推出了一些高利率的半年期存款业务，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前去投资。可是半年过后，到了兑付期，银行却取不出来钱了。于是很多民众就前往河南当地讨说法，或者说叫“上访”。这种情况对于河南政府来说肯定是很不利的。当然了，中共对于打击“上访”也是非常熟练。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的方法更“新颖”，他们直接将储户的健康码变成了红色。 　　当时有大量民众表示自己在扫了郑州火车站的场所码过后，健康码便瞬间变成了红色。大家都以为这真的是因为自己是密接，或者说是健康码出现了bug。后来当那些红码民众在网上聚在一起过后才发现，这些人全部都是被河南地方银行欠了钱的储户。更有甚者，有些储户甚至根本就没去过河南，直接在外省便获得了红码。健康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国各地的健康码数据不互通，但是红码信息却是互通的。假如你在某个地方获得了红码，那麽你其他地区的健康码也会变成红色。正如前文所说，红码民众是需要被隔离的。等真的被隔离14天过后放出来，不仅仅是这件事的热度过了，他们也几乎不可能再凝聚起来维权了。 　　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麽呢？这哪里是什麽“健康码”，这分明就是《1984》里的电幕。它表面上说是为了防范社会负面行为，以至于很多人说“你不做坏事为什麽会怕这个”。但很多人忽略了一点，我们怕的不是自己做错事，而是权力机关的人可以定义什麽是“错事”。只要他们认定你是做了错事的人，你上班老老实实扫码是错事，你维权是错事，就连你坚持做核酸都可能是错事。 　　就算是这样了，中共居然还妄想向全世界推广健康码。习近平一直在呼吁，希望全球各国能够联合起来开发一个全球通用的健康码，这样大家就能够像我们一样把疫情“有效”管控住。从这一点来看，习近平这个人等于是完全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政治素养。他的管理思维还停留在封建帝製时代，对现代政治的了解几乎为零。就像网上对中共的调侃一样：别的学生早都交卷了，某个答题答得乱七八糟的差生还在考场里等别人来抄他的答案。 　　然而就算已经作恶到这麽明显的程度了，仍然有大量民众觉得无所谓。他们要麽是仍然迷信中共、完全没有任何政治素养的重度粉红，要麽是认为反抗了也没用所以选择不反抗的极度顺从者。他们中有很多人对封城大肆叫好，疫情来了也不囤菜，老老实实打疫苗，老老实实扫场所码。更有甚者，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根据疫苗接种情况和核酸的情况把健康码分成三六九等，接种疫苗次数越多、核酸频率越高，健康码就越漂亮，这些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度也就越高。 　　不过这里面也有中共宣传机器的功劳，因为那些防疫政策受害者的消息大多被压下去了。实在压不下去的，找个地方官员背锅便是，反正最后也不会怪到防疫政策的头上。最后找审核员把评论一删，外国的破事再报一下，最后找统计局改一下经济数据，完美的抗疫作业便完成了。所以那些民众可能是真心认为我国防疫政策非常好，没有一丁点的毛病，甚至连一点负面新闻都没有。还有一些民众认为那些被防疫政策坑到的人是运气不好的极少数，而自己不会成为那个倒霉蛋。这些事就算真的轮到自己了，无非骂一骂、发泄一下就能好了，其心态的恢复速度比壁虎的断尾还要快。我记得前段时间听说香港也要开始使用健康码，于是二手市场里那些用不了健康码、没法进行实名认证的古董手机便开始爆火，我想这便是正常公民社会和内地丛林社会最大的区别。 　　所以在内地的生存中，容易被坑到是真的，但是真的想躲掉往往也并不难。假如你真的不想被中共的政策坑到，最好的办法便是不遵守他们制定的任何政策。 （ 注：本文转载自MATTES，作者：默尔索。原文没有任何配图，配图为转载时加入，与原文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