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3月下旬，上海政府向我们保证，不会因疫情封城。因为作为中国最大、最有活力的城市，上海太重要了。
经过两个月的强制居家隔离，上周，我和邻居们终于能够走出户外，再次感受阳光照在我们的脸上。街头出现了即兴派对。人们边跳舞边喝酒。但要忘掉奥密克戎给我们带来的磨难并不容易。
在上海混乱的封锁期间，我们被关在公寓里，不停做拭子取样，随时可能被穿着令人畏惧的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工作人员和警察带到可怕的隔离设施中。我们从没有封锁一下子进入了自疫情早期以来世界上最严格和最长的封锁之一。在应对背弃的承诺和创伤的过程中，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失去。人们不仅失去了工作、收入或时间，也失去了为避免再次被封锁而离开的朋友，而且失去了我们对中国本身的共同信念。
多年来，在我们二三十岁的中国人当中，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中国拥有今非昔比的力量、稳定和看似无限的可能性，让人心驰神往。我也曾经持有这样的信念。
我在中国出生和长大，但和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15年前离开中国去追求美国梦。我在美国读了研究生，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并试图在那里安定下来。但这个梦却无法实现。我仍然是个外国人。人们会问我诸如“中国人说什么语言”之类的问题。
我为一些中国学生提供大学申请建议，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安慰。他们比我年轻10岁，充满活力、大胆敢言，充满了随着中国经济进步而不断增强的民族信心。生活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过去几十年的混乱和落后使中国人民对西方产生了自卑感。在这个新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现在正在追求中国梦，我的大多数学生都选择了回国。机会之地已经东移。
在美国呆了八年后，我和丈夫搬到了上海。和我离开时相比，中国像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我转向自由写作——用英文写作，因为我想为世界记录中国的进步。
甚至新冠也被塑造为中国的成功故事。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在与大流行作斗争的时候，中国通过强势的应对措施基本确保了其庞大人口的安全。政府明确表示，这象征着中国的实力和制度的优越性。当时这一点难以反驳。
奥密克戎打破了这个神话。这一变种具有高度传染性，如果接种了疫苗，症状往往不太严重，而实施同样的零容忍政策则弊大于利。随着上海的封锁，我们中的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食物耗尽的可能，直到当局采取了紧急供应措施。当局带走了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居民——尽管绝大多数人没有症状，使家庭分离，用消毒剂喷洒公寓，围捕或杀死宠物。
那些需要治疗其他疾病的人得不到治疗，网上出现了一项集体努力，记录封锁期间因其他原因——疾病、年老或疑似自杀——而逝去的生命。进入名单的人有200多个。与此同时，国家控制的媒体模仿习近平的号召“以民生为重”，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残忍的笑话。
其他数十个城市也被完全或部分封锁。即将重新开放的暗示一再唤起希望，然后又暗淡。
上海人愤怒了。他们敲打锅碗瓢盆以示抗议，并高呼要求发放食品，要求出门。一些人与警察和卫生工作者发生冲突。许多人打电话谴责或恳求社区官员，这些电话录音被收集制作成一个令人心碎的视频《四月之声》，被人们广为传播。中国的审查员删除了这份充满人性的记录，结果人们仍然不断地转发。
这些声音都是普通话，带有全国各地的口音，他们是来上海生活和工作的人。这种口音通常是中国城乡和社会地位差异的标识。但是封锁让沮丧的我们团结起来。我们感到被遗弃，于是在社交媒体聊天组中聚集起来，分享信息或集中力量订购大量物资。我住在一个有6000多名居民的小区里，在过去，大家擦肩而过，一言不发。没有政府可以依靠，我们就互相依靠。
在宣传的灌输下——在一个所有举措都正确的政府领导下，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与生活中不那么吸引人的方面妥协：审查制度、越来越多的监控和经济放缓，后者令越来越多刚开始找工作的人感到不安。但封锁放大了这些问题。由于新冠病毒追踪措施，监控越来越深入人们的生活，经济瘫痪了两个月——有多少企业无法恢复？这加剧了对就业的担忧。
全市封锁结束了，但我们走出困境了吗？共产党今年将召开一次敏感的会议，预计习近平将在会上扩大对权力的控制。控制新冠对于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至关重要。它被描述为一场必须赢得的战争。上海的一些社区已经被迫重新封锁。
信仰受损的年轻一代可能会走上异议之路，就像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样。这在今天的中国不太可能。党的控制是绝对的；封锁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努力忘记并继续生活会更容易。许多人只得用脚投票。有些人已经逃到国外，有些人正在加快出国留学计划，或者依靠在国外的亲戚朋友脱身。令人惊讶的是，机会之地如此之快地就陷入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时期，当时毛泽东将激进的政治和他的议程置于人民之上，使中国陷入混乱。
这种倒退感会继续把一些人赶走。绝大多数留下来的人可能会觉得，很难继续毫不怀疑地支持这样的政府，当政府把人们从家里带走的时候，也夺走了他们对中国正在大步向前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