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1989年1月6日，当时已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并被调往北京天文台工作的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释放包括魏京生在内的所有中国政治犯，以纪念中共建政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年。
随后，许多知识分子加入这个请愿活动。4月，震惊世界的“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爆发，方励之也被中共认定是幕后黑手，这封信便成了其罪证之一。
方例之后来回忆说，当时这封信一共手抄三份，其中一份1月6日投进天文台外的邮筒，寄给邓小平办公室。另外两份，一份给了原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达，一份给了时任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代表林培瑞（Perry Link)。三十多年来，林培瑞教授一直保留着这封信的原件。
最近，他将这封信捐赠给正在筹建的“纽约六四纪念馆”。发起者周五（6月3日）开始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为期半年的“六四”特展中，这封信成为最重要的展品之一。
林培瑞教授对BBC中文说，从原件中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可以看出方励之有两个字写错了，然后涂改液覆盖后重写了。这种细节，会给观众一种亲切感。”
“坚守历史记忆”
作为全球唯一一座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纪念馆，“香港六四纪念馆”去年被迫关闭。
今年1月，五十多位海外民运人士和“六四”幸存者联合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的倡议。“六四”民运领袖人物之一王丹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希望坚守这份历史记忆的朋友，能够共同参与这个历史工程”。
王丹介绍说，此次在华盛顿举办的为期半年的的“六四”33周年特展，是建立纪念馆的第一步，希望引起外界的关注和支持。
此次在美国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场馆举行的展览，展出与“六四”有关物品上百件，大多来自个人收藏和捐赠。其中不少展品是来自33年前天安门广场的实物，如在天安门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之前几个小时被带出来的一顶帐篷、当时广场学生传阅的传单、《解放军报》记者江林的血衣以及当年的一些报纸报道。
林培瑞教授也捐出自己收藏至今的方励之写给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亲笔信。
他回忆说，89年1月7日，方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东西给他。他去到方励之家后，方给了他这封信，让他转交给美国科学院。
林培瑞问可否让他翻译成英文给国际媒体界，方同意了。于是林培瑞便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给了美国科学院和当时驻京的外媒记者，于是便成为一封公开信。
“方励之当时写这封信，并没有什么计划发起什么运动，只是想把这个意思传达给邓小平，传达给世界。但是后来，中国官方认为这封信触发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他说。
因支持民运学生诉求， 方励之被开除公职。 “六四”天安门屠杀后，他和妻子进入美国使馆寻求庇护，一年后得以离开北京，辗转到美国开始流亡生活。方2012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去世，终年76岁。
周锋锁是1989年中国官方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中的一位，后来创办”人道中国“机构，多年来收藏了不少有关“六四”的实物和资料。此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六四”特展中展品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个人收藏。
周锋锁介绍，那顶学生帐篷是当年外地进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用的，是香港支联会（负责运营“香港六四纪念馆”，已被迫解散）捐献给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
就在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几个小时，一位邱姓学生将自己用的帐篷收起，一直保存，后来带到美国。
王丹也捐出了多年的收藏，其中有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故中国知名异见人士刘晓波1991年11月12日写给他的一封信。
他说，收到刘晓波这封信时，自己正在监狱里。这一年王丹22岁，刘晓波的信结尾便是一首写给22岁的诗歌：
22岁是一首敝开的宇宙
曲折的令人不安
只有一个声音从地心升起
只有一种色彩描绘天空
怀恋将我们凝结
那是一个永恒
超越时间、空间和语言。
“再现历史景观”
在筹建“纽约六四纪念馆”倡议书发出不久，2月16日，有纽约华人社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反对设立这样的设施，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当年21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熊焱。
对此，王丹说，熊焱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如今公开反对纪念“六四”，对这样的行为，他表示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感到“痛心疾首”。
他同时说，在发出建立"纽约六四纪念馆”倡议书之后，纽约亲共侨团也活动起来，表达反对意见；同时，纪念馆的官方网站后台，多次受到莫名的登录和攻击。
没有证据证明北京是幕后操手，但王丹认为，这说明建立“六四”纪念馆这件事，已经引起中共极大的忌惮。
王丹说：“33年来，中共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抹杀‘六四’这一段记忆。时间越久，我们越应该隆重纪念它， 因为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在不留记忆下延续下去。”
他还承认，建立“纽约六四纪念馆”最难的还是资金问题。虽然目前已经筹到近30万美金，但之后捐款可能会越来越少。这离建立一个实体“六四”纪念馆的目标还有距离。对此，王丹说：“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吧。”
纽约新学院驻院学者徐友渔教授，1989年时是中国社科院的老师。 他说，他的学生当时就住在天安门上这样的帐篷里，看到当年的实物，感到“非常亲切，也非常感动”。
他说：“作为‘六四’屠杀当天晚上的亲历者，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一幕是一定不会被忘记的。我后来的想法是一定不要把这些忘记。”
也是当年亲历者、现居美国的胡平说，对于89年“六四”的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刻骨铭心，想忘也忘不掉，但对于后来人，就未必如此。若是把这些实物呈现出来，给人们一个历史景观的再现，这会比文字更有力。
“‘六四纪念馆'不仅要做，而且要持续做下去，将这些实物呈现出来，让世世代代的人都有深切的记忆，形成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说。
“与记忆的屠杀抗争”
徐友渔说，在当代中国，有种现象就是人们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忘，但这全都不是出于人们的自然遗忘，而是中共动用国家机器，使用暴力进行扼杀和镇压的结果。
“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事件亲历者负有首要的、特殊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不能责怪年轻人或者下一代对历史真相不感兴趣，因为在当局的封锁之下，他们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亲历者、当事人要不停地说和写，要积极参与有关纪念活动，要使个人记忆的涓涓细流汇入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的洪流之中。”
在留美学生陈闯创看来，围绕“八九”其实有两种屠杀，一场是当时坦克和子弹对肉体的屠杀；一场是之后多年对记忆的屠杀。
“对记忆的屠杀其实在六四当天就开始了，他们当时说这是一场暴乱，他们是在镇压暴徒，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对记忆的屠杀，不仅在当天，而且持续到现在，”他说。
他说， 若是说“六四”流亡学生是第一场屠杀的幸存者，那么我们所有其他人是第二场屠杀的幸存者、见证者和反抗者。
“在记忆的屠杀中，我们依然在反抗。现在香港六四纪念馆关闭了，我们就转移到纽约来记忆，与记忆的屠杀抗争。”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